话说“下放户子女”

杨学军

　　“下放户”，这是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特殊群体。所谓下放，本义是指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基层或农村工作和生活，在当时的江苏，则特指去“五七干校”和到农村落户。前者是个体，后者指全家。“下放户”的摡念，缘于后者而产生。与下放干部及其家庭相继下放农村的，还包括部分产业工人、城镇个体工商者或无固定职业的居民。他们与下放干部家庭一起，被统称为“下放户”。后来，为区别于下放干部，曾把下放工人和居民家庭特指为“下放户”。本文所说的下放户，是广义上的。“下放户子女”，自然也就是：随父母下放农村的孩子们。

1969年底到1970年初，由于“下放户子女”们弄不懂的种种原因，他们的父母由城里被下放到了农村，成了带薪或不带薪的“农民”，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也一夜之间成了“农村户口”。

在我国的户籍管理法规中，长期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子女户口随母亲。也就是说，母亲的户口属性，决定子女的户口性质。由于城镇户口占据了诸多的优势，因此，男性的干部、工人和军人，一般都想找个“吃商品粮”的对象，为的是今后子女有个城镇户口。但令人费解的是，在下放干部中，有不少女干部，尽管其本人被保留了城镇户口，但她们的子女照样被“一刀切”成了“农村户口”。例如，省水利厅女处长沙汶被确定下放，其丈夫、省农委主任余克其时正在省“五七干校”，没有与她同时下乡，他们的小儿子余宁，则按“子女户口随母亲”的规定，跟着母亲下放农村，随即又按政策变成了农村户口。

农村户口，意味着当事人不再享有国家给予城镇居民的各种待遇。最要紧的，是不再享受国家定时定量的商品粮供应，而是改由所在生产队分配口粮。由南京航空学院下放到泗洪县的教师潘旦君夫妇有三个10岁以下的女儿。潘说，“我家到农村来，就等于让所在生产队每年多交千把斤公粮。”

千把斤粮食，这在当时应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但是，好像潘家所在生产队乃至所有接收下放户的生产队，并没有在意这一额外的负担，可见农民兄弟待人的真诚与宽厚。

一夜之间成了“农村户口”，标志着“下放户的子女”们新的生活开始了！

当年的苏北县城就这样

几年后的县政府也就这样

生活

“下放户子女”，有个约定俗成的年龄段。其上限，大约是1953年，因为1952年出生的那一拨儿，一般应该归入“老三届”的最后一届，作为知青插队去了；其下限，则是“60后”。从“下放户”家长的年龄看，能到“70后”仍生育的较为少见，况且此后出生的子女对家庭的下放经历已无多少有价值的记忆，故可忽略不计。如果从对个人成长影响的程度看，应该以1958年前后出生的子女为主。

在那个年代，处在那个年龄段的“下放户子女”，对于户口属性变化的感觉，已经比较强烈了。但是，感觉更强烈更直接的是生活环境的变化。由城市到农村，繁华的街道变成了坑洼的土路，宽敞的瓦房变成了低矮的草房，明亮的电灯变成了昏暗的油灯……电影院、图书馆、少年宫等等，一切一切，都没有了。这一夜之间的变化，咋那么大呢？

变化再大，生活还得继续。住在生产队临时腾出的窄小茅屋里，下放户子女们开始了城里人向乡下人的转变。

民以食为天。在城里用惯了煤炉的家庭，如今改用柴草锅灶做饭，原先一个人做的事情，现在得两人做，孩子们也大多成了“火头军”。我家下放前，全家吃机关食堂，自已从来不开伙。面对生产队新给砌的“回风灶”，全家人一时无从下手。还是队会计毛献计帮着兑着了火，交待我“人心要实，火心要虚”，手把手地教，然后由我来烧火。手忙脚乱中，我竟把灶旁的一个装满玉米衣的筐子燃着了！说时迟，那时快，还在旁边看着的毛会计，赶紧把燃着火的筐子提起来扔出门外，避免了一场堪称“开门红”的大火！

目瞪口呆，刻骨铭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1970年1月8日，这是我家下放到农村的第一天。

后来我听说，下放户因小孩“烧锅”不当而引发火灾的事并不鲜见。我曾见过一位同龄人，他的脖子和下巴布满了蚯蚓状的疤痕，这便是下放后他第一次“烧锅”留下的印记。还有一户住在生产队仓库里的下放户，因小孩“烧锅”引起大火，不仅烧了自家，还把队里的水稻、玉米种子也烧掉了大半。这事儿，可是上了《新淮海报》的。

吃生产队的粮食，是得花钱买的。当然，也可以用工分顶。而工分，则是要用劳动一分一分“苦”出来。刚下乡那会儿，不少下放户子女出于好奇或生活需要，纷纷参加生产队劳动。按照队里的规矩，这些半大孩子，属于半劳力，在10分制里只能拿到7分工以下。如果仅是早上出工，也就只有2分工而已。在当时，即使挣全10分工，也就是一角来钱，2分工能值几何？如果不是生计所迫，谁去挣这个钱？渐渐地，有着固定家庭收入的下放干部子女们，大都放弃了大田劳动的营生。一年中所干的重活，也就是把分在地里的山芋运回家，或者到十几里外的粮站为父母背（挑）回国家供应粮。

孩子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是很强的。很快，他们就在庄子上找到了小伙伴，并且打成了一片。一番不分彼此的厮磨，立即产生了“后果”：染上了一身虱子。少不了受到家长的一通数落，但明天照旧。当然，孩子们在小伙伴及其家庭那里，得到的并非只是一身虱子，还有坚韧不屈的生活态度、艰苦扑素的生活作风和简单适用的生活技能。时过境迁，不少“下放户子女”至今仍与当年的小伙伴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2019年夏天，已经退了休的扬州大学副教授罗方妮，带着丈夫驱车前往数百里外的“兴隆公社”(现属盱眙县管仲镇)，只为再看看当年下放的地方和少年的伙伴。同样地，罗的同学、南京女子监狱前警官周苏，也有过类似的行程安排。

平心而论，非下放干部家庭的“下放户子女”，他们的生活要艰苦得多。首先是父母没了工资，家里的老底子又很快花光了，随即陷入了贫困。其次是缺乏农村生活经验，张弛无度，一曝十寒，难免寅吃卯粮，出现饥荒。三是家有老小，又不擅农活，慢苦跟不上紧吃的。特别是在后几年，没有工资的下放户的生活状况，有的甚至还不及当地的农民。在与这些家庭孩子的交往中，常有饥寒交迫面如菜色的印象。后来当了泗洪县民政局副局长的徐勇，也是“下放户子女”出身，他就说过，在随父母下放期间的春荒时节，曾经把生产队用来喂猪的烂山芋给弄回家。对于他的这个“偷过猪食”的说法，他“80后”的儿子自然嗤之以鼻，而我，宁可相信这是真的。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在农村的生活，“下放户子女”中，有无干部家庭背景的，其感觉是大不一样的。

下放后第二年，跟母亲去北京

就读

“下放户子女”，大多是在读的中小学生。为了确保这些孩子到农村后仍有书可读，省革委会文教组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农村学校做好下放人员子女的学籍接转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这类学生。因此，“下放户子女”中凡是在读学生，只凭一张转学证便可就地入学。个别因班次特殊本地无法接转的，亦可安排到邻近的公社就读。前面提到的沙处长的儿子余宁，当时正读初二，而他“落地”首选的兴隆公社中学只有初一，便把他转到附近的管镇公社中学去了。他报到时，发现来自兴隆公社的十几个“下放户子女”(包括笔者的胞兄万隆)，已经在这里插班了。

我是在余宁没去的那个兴隆公社中学插班的。当时，全校只有初一年级三个班(排)，其中三班(排)只有30来人，与学生中的“下放户子女”的总数基本相当。我一直怀疑，这个三班(排）就是为接收“下放户子女”而设的，但缺少确切的考证。有趣的是，在这所学校却碰上了哥哥的同学崔树德、傅建平和孟志淼，他们因学校没有初二年级，便“屈就”成了我的同学。

我们到农村学校上学，正是本学年的第二学期。由于多年的政治运动影响，加之家庭背景的变故，“下放户子女”们的求学热情并不太高，甚至对上不上学的选择兴趣也不大。此外，学校离家路途一般较远，每天来回跑也是很大负担。我家离公社中学有多远？乡邻们说有六华里。最近我在百度地图上一测，竟是5.5公里！这学上得苦啊！可是，年龄这么小，不上学也不行呀！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几乎所有的学龄“下放户子女”都复了学。那些一下放就辍学务农的，仅是极个别现象。不过，他们也因此获得了较长的工龄。也有人是“上上停停、停停上上”的，后来当了浙江某区政协主席的卢一勤，她原先比我高一年级，就因为几经“停停”，结果反比我低了一年级。后来曾经当过某监狱领导的李新潮，原先也比我高一届，也是因为“停”了一下，就跟我同年高中毕业了。

一到班级报到，几乎所有的“下放户子女”都傻了眼。眼前的一排排泥台子算是课桌，板凳需要自带，窗户上的玻璃剩不了几块，蒙上塑料布权作遮风挡雨用……这就是学校？这就是我今后求知学习的地方？

条件再差也得来！新学生们发现，限于师资条件，农村学校有些课程是不开的，例如英语。而那些多出来的课时，就用来给语文政治数学加课，这就大大加快了这些课程的教学进度。记得当时初一的数学课本是一学年全一册，当我们第二学期插班时，原班级已把一册书学完，正在做重点复习。我们这些插班生就跟不上趟了，常常要被“挂黑板”。为了表明自已不是笨蛋，个别“下放户子女”会偶尔在黑板上写上“China”、“Chairman Mao”等英语单词显摆显摆。别的学校不太清楚，反正我所在的学校，至少在头一个学期，“下放户子女”的学习成绩普遍不好。同学们应该记得，当时的“成绩报告单”中的“成绩”一栏里，只有等次，没有分数。凡数学成绩填写“及格”等次的，应是不及格无疑。“下放户子女”们，大多是这个层次。这显然与因转学衔接不上有关，也可能像同学们自我批评说的那样，是中了“读书无用论”的毒。不过，这一情况到新学年便开始转变。

“下放户子女”的到来，确实给农村学校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他们毕竟来自大城市，见多识广而机智敏捷，心地善良而乐于助人，心直口快而疾恶如仇。另外，文艺体育也是他们的强项，学校的篮球排球乒乓球队伍，是他们来了之后才拉起来的。同样，他们来了之后，学校的歌咏比赛和文艺演出才有人积极报名参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苏北农村，没有电影，也没有收音机，只能从有线广播里听到几句“样板戏”。当同学们听到某“下放户子女”即兴来一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禁不往由衷赞道：“和广播里唱的一样！”哥哥的同班同学陈维亚，随家下放前在南京“小红花”宣传队练就了过硬的舞蹈功底。身在农村，他依然苦练不辍，在操场上偶尔一露的“劈叉大跳”、“鹞子翻身”，让同学们至今仍记忆犹新。这个陈维亚，后来真的在艺术天地里突飞猛进，成了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还出任过诸如南京青奥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等重大活动的总导演。

当年农村重男轻女，能读书甚至读到中学的女孩子本来就很少，一下子从城里来了那么多（每个班七八个）女同学，亭亭玉立地往那一矗，虽不施粉黛却天生丽质，怎不让人眼前一亮？及至几十年后，已步入老年的男同学们仍不得不承认，曾被这一道“风景”迷倒过，只可惜当时“有贼心没贼胆”。

那时候，学生继续升学需要推荐，也就是需要当地贫下中农认可，“下放户子女”也不例外。不过，贫下中农的推荐权是由大队党支部代为行使的。我那一届初中毕业生，是按三比一录取高中的，剔除年龄偏大和主动放弃的，起码也是二比一。可是“下放户子女”的录取率远远高于这一比例。这说明，当地干群对这些孩子非但没有歧视，甚至还高看一眼。不过，一部分家长不带薪的“下放户子女”没能升学，一是家庭需要他们及早去“苦工分”，二是家庭的社会地位使然。

和“下放户子女”一道被推荐升学的还有少数“老三届”插队知青。按照当时的政策，插队满两年的知青，经报名推荐和批准，可以进入当地的高中读书。但读书期间和毕业后，其知青身份不变。由于这一政策本身缺乏吸引力，加之读书需要必须的生活费用，知青们自然不感兴趣：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学校，还不如在农村好好表现。当然，最终以知青身份去读高中的，虽为凤毛麟角，但毕竟还是有的。现在回头看看，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些被称为“回炉烧饼”的知青高中生，几乎都有相同的家庭背景：父母也下放在当地农村。很显然，他们是在父母的强烈要求和家庭的经济资助下，才得以“试水”重返学堂的。我的高中同学石其刚，便是其中之一。很长时间，我们都把他当作同类，也是“下放户子女”，而他却坚称自已“高一档次”。

一个班有七八个“下放户子女”，您分得清来路？

一个年级，“混入”了多少“下放户子女”？

这里有多少“下放户子女”？

去向

如果把“下放户子女”比做一棵棵幼苗的话，那么，他们的家庭则是他们赖以遮风挡雨的大树。尽管这些“大树”自身尚一度朝不保夕，但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依然是可靠的港湾。在他们看来，在哪里生活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生活在父母的身边。从某种意义上说，父母的荣辱进退，就是子女们的生死存亡。

尽管父母身边十分温暖，但总得有离开的一天。如果这一“离开”意味着“长大”和“独立”，那么，这一“离开”则变成了一种追求和期待。

“下放户子女”随父母下放农村，是当时的一股历史潮流。“下”是顺流，“上”，则是逆流。有没有逆流而上的？有，我姐姐学红便是一例。当初，姐姐的户口和全家一道迁到了农村，但她本人却被父母原单位留下“负责文艺宣传队”。几个月后，她的户口又被那里的军管会开出的一纸《准迁证》给迁走了。办手续时，公社的陈秘书还指出这是“逆向”流动，要请示领导。公社孙书记反问：“你不相信军管会吗？”结果，手续给办了。

这恐怕是“下放户子女”中，最早的逆向流动。据我所知，后来这样的流动也还是有的。我哥哥在管镇中学的同学黄华，上初二时随父母(都是下放干部)回了趟老家浙江象山县，就留在了那里，据说她考上了当地的越剧团。前面提到的陈维亚，也同时考进了安徽淮北市文工团。当然，这些都是特例。要想通过正常渠道回城，当时还没有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中学毕业了，就地回乡务农，等同于回乡知青。

到了1972年下半年，下放干部开始陆续被启用，但多数是就地安排。他们正在就读的子女，陆续被准予迁为城镇户口，已在农村务农并超过16周岁的子女不予随迁（后确定改为插队知青）。

在众多的“下放户子女”中，最扬眉吐气的莫过于包括笔者在内的1974届的高中毕业生了。我们正处在这次户口返城的上限——上一届（1972届，因学期调整缺1973届）“下放户子女”的户口都被一“刀”给“切”在了农村，而这一届则是幸运的，又跟着父母重新当上了“城里人”。

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届“下放户子女”刚刚“农转非”却又赶上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尾声。才从农村迁来的户口还没焐热，就又被转回了农村，被我那些同类们称之为“吃二遍苦”。倒是那位自称比“下放户子女”“高一档次”的石其刚，此时比谁都淡定：直接回去再当他的知青呗。

也许是对“故土”很有感情，这些再次下乡的哥儿姐们，有的干脆回到父母下放的旧址当了知青，住进了原来的“家”。善良的乡邻们，对这重新回家的孩子也自然关爱有加。也有的与同学们结伴，去了知青农场。

当这些“下放户子女”正忙着把户口迁上迁下的时候，另一些“下放户子女”的父母们，也就是不带薪的下放户们，正在为自已的生存而无比焦虑。此时，下放干部们都已相继启用，虽说大都没有回原单位，但工作和家庭总算有了着落。而非带薪下放的人员，情况相对复杂，加上地方压力太大，安置起来有一定难度，节奏慢了些，安置的岗位大多不太理想。下放户们自然不满意。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下放户们的境遇逐步改善。最终，下放户（包括带薪和非带新的）全部实现了“哪里来哪里去”。不过，那已经到了1979年前后。此乃后话。

整整十年，下放户们在农村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他们的子女，年龄小的，又跟着他们返回了城市。年龄大点的，成了知青，又被留在了农村。这些由“下放户子女”蜕变成知青的后生们，应该是“中国知青的终结者”的一部分。那么，他们是怎样终结自已的知青生涯的呢？

以1974年高中毕业生（1956年出生为主）为例——这一届的“”下放户子女”，既不像上几届那样直接回乡，也不同于1976届以后的不再被要求下乡。他们经历了先“非转农”(随母下放)再“农转非”(随母安置)又“非转农”(中学毕业成为知青)的第一届，又是享受到“下乡两年后可推荐上学参军招工”政策的最后一届。因此，他们的最终去向，极具代表性：

一是招工。县城招工，吸引力不大；南京的招工，即使是“大集体”，哥阿姐的趋之若鹜——这可是回南京与家人团聚的跳板！我同学中的“下放户子女”们，大都是走这条路回南京的。

二是当兵。七四届下乡两年后，正赶上1976年底征兵。从年龄上论，是1956年生人当兵的最后机会；到了部队，又赶上从战士直接提干的“末班车”；更巧的是，由于对越开战，这批兵的服役时间被延长了一年，待他们到期退伍时，其父母又恰巧刚调回原城市，他们也就避开了“哪里来哪里去”的“弯道”，直接顺理成章地回到“父母所在地”了。我同一届的李建、张林、卞涤生、陈建路等，就是在农村参的军，退役后直接回了南京。

三是上大学。1976年底，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入学，其中就有下乡满两年的74届的“下放户子女”。转年，恢复高考，知青中的“下放户子女”也不甘示弱，有的就不负众望，挤上了“头班车””。我74届同学中的罗方妮考取了四川医学院，华党生考取了南京师范学院，还有萧迅、周晓鹰、刘学惠……。对了，我曾经的对口上级、江苏省委党史办原主任崔广怀，也是同届的“下放户子女”，他当年考取了南京大学。

当然，还有其它上调返城的途径，如病退、顶替等等。据统计，当年南京市(含省级机关)下放的干部和居民及其家属约12万人，最终返回南京的超过90%（其它城市亦然）。极少数下放干部，因工作需要或个人意愿没有回原单位。例如，省水利厅专家韦嗣贤下放泗洪县兴隆公社期间，为当地设计了著名的“红旗水库”而名声大振，被直接调往淮阴地区，后来成了淮阴市水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他的儿子韦卫星，也跟着他去了淮阴。省公检法系统的一批下放干部被安置到我父母的原所在单位，他们的有些子女插班入学，竟成了我“同学的同学“。“下放户子女”中，被单独留在下放所在地的，多为1960年之前出生的大孩子们（小一点的则随父母返城）。我经历过一次同班同学聚会，一桌子坐了11个“下放户子女”，其中有5人是因为婚姻和工作等原因被留在“当地”的。这个比例，应该是相当高的。

50年了，这些被留下来的人已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社会，有的还成了地方的领导骨干。相对于家庭、同学、乡亲而言，他们又充当了联系城乡的纽带和桥梁。随着他们相继步入老年而退出“江湖”， “下放户子女”，正渐渐成为一个历史概念。

△杨学军，退休公务员，1970年随父母下放农村。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兼《江海诗词》常务副主编，《凤凰资讯报·天下美篇》诗天下专版主编，出版有《三岁集》《旧韵新吟》《宿迁：建市之初的那些事儿》等。

这是我中学同学，清一色的“下放户子女”！

这几个，就是我“同学的同学”，有幸与他们两度聚会。

半数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