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俊杰—-“视网膜脱离”之父，赵东生

一轮明月

这是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建造中的国家眼部疾病临床研究中心的建筑。

赵东生，眼科巨擘、我国眼底病外科的先驱、视网膜脱离手术和研究的创始者和奠基人、号称“东方一只眼”的国内外著名眼科专家，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创始人。

赵东生1913年12月生于日本长崎。父赵寿民，外科医师、中国早期和鲁迅同时代留日学生，那时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赵寿民则毕业于日本长崎医科大学。回国后，曾任南通医科大学教务长、以及外科主任、教授，一度办过工厂。出生于书香门第的赵东生，其父望子成龙，要他成为有学问的人，未雨绸缪，在其四岁时便请了英文、国文、数学家庭教师，上门轮番授课，从此开始了寒窗苦读、学海泛舟的生涯。

归国后，先后在南通、上海，凭着深厚的学业基础，插班、跳级上完了中学。那时赵父的事业恰逢低谷，赵东生就报考了官费的陆军军医学校。在大学的5年里，赵不参加任何党派、也不参加宗教团体，一心只读专业书，在象牙塔里搏击医海，凤凰涅槃。

赵东生1934年从陆军军医学校毕业，在中央医院做实习医生，但他向往成为一名眼科医生。1936年乘坐意大利邮船，离开上海，前往德国留学，实现了学习眼科的志愿。同行中的中国留学生一行中有龚闽珠等人。当时在德国，纳粹气氛浓厚，在波恩大学，因不肯喊“希特勒万岁”与教授发生争执，于是离开德国到了维也纳大学眼科第一临床医学院。

1939年赵东生通过了18项考试，把眼科里将近万份的病历翻阅一遍，由此统计数据获得了论文的结论，在宣读论文时，老师和同学们听到他丰富的参考资料为之一惊，颇得好评，于是从奥地利茵士布鲁克大学毕业，取得了奥地利医学博士学位。

之后，先后在维也纳大学眼科和匈牙利大学眼科系工作，期间学习刻苦，图书馆坐到闭馆是常事。刻苦钻研业务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还有着一定的学术地位，工作上得到教授的信任，在医院里的地位是副教授彼克之下的第一人。

由于反对纳粹法西斯，同情、帮助犹太人，他的言行遭人出卖，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经多次审讯，最后查无实据，终于熬过三个月的铁窗生涯，被释放出狱。出狱后，满怀爱国主义热情的他，离开被纳粹德国吞并的奥地利，毅然选择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那时还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二战，赵东生离开维也纳，经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以及伊拉克、印度，历经数月长途跋涉、归心似箭。因彼时上海还处于汪伪政府统治，重庆则是国民政府地盘，没有日寇铁蹄的蹂躏，所以1944年下半年赵东生从加尔各答搭乘飞机，来到了陪都重庆，并在重庆开设诊所，以及在医学院兼课。

翌年抗战胜利，返沪人员千军万马，航空公司一票难求，赵东生利用自己的人脉，购得机票，立即飞回上海，在南京西路石门路开业以及在医学院兼课。1945年朱仰高受国民政府指派接收被日方强占的公济医院烂摊子，为了发展业务，时任院长朱仰高招兵买马、招贤纳士，遍邀当时在沪上有一定声誉的、且有留学德、法等国经历的医学博士加盟公济，赵和朱在重庆即相识，1946年赵东生受到时任院长朱仰高的聘请，入职公济，组建眼科。

赵东生在1948年的总结中写道：“在短短的两年内，患者从每日几人到每日70---80人，手术一切常规亦均采取维也纳大学医院眼科手术之处理层序，吾人之手术成绩均能有所期望之结果。”早年创业之艰辛及成绩窥见一斑。

1956年前，赵东生还有着私人开业的诊所，因此半天医院、半天诊所。1956年赵东生响应国家号召，和医院其他7位开业医师一起，关闭了私人诊所，集体进入社会主义，全天在医院上班。

60年代初就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生。1965年举办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视网膜脱离学习班，由此赵氏门墙、桃李满天下。但好景不长，文革期间被迫中止。赵东生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文革后期，赵东生曾到宝山的罗店医院下乡巡回医疗，一直没有停止过创新手术方法的研究。直到1985年12月，受卫生部委托，“视网膜脱离膜形成分级法及其手术治疗成果推广全国性学习班”又重新开办。

赵东生教授极其重视科研，强调科研要与临床紧密相结合。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赵东生教授的《视网膜手术发展》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矢志为患者送去光明，成为中国眼科医学界的一座丰碑。

赵氏医术精湛，尤对视网膜脱离手术及其病理的研究造诣颇深。20世纪80年代创立“赵氏膜分级法”，90年代又撰写《赵东生视网膜脱离手术学》、《眼科手术学》等专著。他率先在国内建立视网膜脱离手术病史数据库，为总结经验提供了科学依据。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老专家、年逾花甲的赵东生，于1979年6月，在鲜艳的党旗下，举起了右拳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想当年，在奥地利法西斯统治的岁月，那时还年轻，政治上也还幼稚，全凭一腔正义感痛恨法西斯、帮助犹太人，结果被怀疑为共产党员，遭受牢狱之灾。然而几十年后，经过党的教育和培养，政治上有了迫切要求，却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赵东生在1981、1983和1985年度获得了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殊荣。1990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4年11月17日，上海市社会保险局发文（沪社保业二（94）184号），关于黄贻钧等十名高级专家暂缓离退休的通知，经国家人事部同意，批准暂缓离退休的十名高级专家，这十人都是文艺界和卫生界大咖，我院十人中就占了3名，分别是张镜人、赵东生和谢桐。

赵东生一直到七八十岁还活跃在临床第一线，直到83岁因为常常呼吸道感染才停了门诊。他那双为患者修缮眼疾、纤细灵活的巧手，曾给无数患者带来重见光明的希望。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建院130院庆，赵东生夫妇和专程从南京赶来参加院庆的原公济医院地下党员陶乃煌夫妇、以及公济老人合影。左起陶乃煌、王月如、赵东生、黄子民、李灏、霍銮锵。

赵东生和学生张皙的合影。

2006年4月，赵东生因心力衰竭逝世，享年93岁。赵东生的半身塑像安放在医院眼科门诊大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赵东生陪同美国哈佛大学眼科权威schepens在我院访问参观。

schepens和我院眼科医生合影。

西方一只眼和东方一只眼合影。

关于赵东生“东方一只眼”美誉的来历，他的子女作了披露。

2013年7月27日，在赵东生冥寿百岁之际，在一茶一座（龙之梦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海珂，采访了赵东生教授的长子赵之凡和女儿赵乃凡，讲述了这段故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有个著名的Schepens（舍本斯）眼科研究所，主任叫Schepens,也有称他为“西方一只眼”的，他是当时美国权威的眼科学家，在国际上非常著名。他在80年代初，来华访问并参观我院眼科，参观后他感慨的说：没想到视网膜脱落症在中国有这么高的治愈率，而且业务上有很多做法和他们都不谋而合，舍本斯教授对此感到非常吃惊，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并且邀请赵东生赴美讲学。接受邀请后，赵东生教授在美国哈佛讲学时，介绍了我院眼科的业务，美国同行一致认为二位专家水平旗鼓相当、并驾齐驱，一位是西方一只眼，那另一位来自中国的，就是东方一只眼，因此赵东生教授就此得了一个“东方一只眼”的美名，经过媒体的宣传，当时印尼、新加坡、印度、香港等海外的很多病人都知道上海有个东方一只眼的眼科专家，由此美名流传至今，成为我院的品牌。

在各种疾病中，人类对失明的恐惧仅次于癌症。而人类感知外界信息的大约80%都依靠着小小的双眼。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视网膜脱离、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等致盲眼底病的患病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赵东生教授创建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影响了整个医学界，他的“东方一只眼”美誉也引领着一代代的眼科学科带头人，目前正向国际先进的眼科中心迈进。

创意：李红怡、照片提供：丁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