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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武申

郭沫若论书法水准，不配给黄帝陵题字？启功：到街上看看中国银行

大隐隐于宅

发布时间：19-12-3112:30

自1980年代以后，贬叱郭沫若，似成为舆论场的一个时髦。因人及言，连带着其学问、文章乃至书法上的成就，都被肆意追毁痛诟。时论可谓刀剑风霜，字字催逼。

郭沫若，1892一1978，四川乐山沙湾人
可我不怕触犯众怒，我向来都认为，批评可以，可里面太多叱骂，是信谣，是诛心，是脱离语境的索垢求疵。现如今，甚至就连明定陵挖掘的失误，都要道听途说，集恶到他名下，这未免厚诬，本届网友也未免太不读书。
实际上，郭沫若天分特高，精力过人，一代文宗，长期是眼下爽剧《庆余年》里北齐庄墨韩式的存在。其学问，不消说岿然大家，“鼎堂”名号可不是吹嘘而来，对手胡适傅斯年都不敢抹煞；文章，是鲁迅死后再无匹敌；论及书法，更非其专业，不过“学有余力”之外的消遣，可也是一代大手笔，放到整个20世纪比衡，跻身前十，当之无愧，更不应受“株连”全盘被否定。


当年的陕西“黄帝陵”三字，由他题写，是人适其事、事得其人、人尽其才、事尽其功的优选。单论水准，他的笔墨，点画如铁，浑厚沉雄，既深得文豪之雅趣，又兼领大师之气派，这是一般书家不具备的，当时也几乎找不出更合适的人物。其逸躅遗徽，是足与“第一胜绝之境”的黄帝陵，相得益彰的。
的确，我也承认，郭沫若其人，论为人德操，是颇有可訾议之处。尤其是在定鼎新革后，某些枪林刀树的迷乱年代，他虽誉望攸隆，可要说啥“黄花晚节”，确实多少有些缺憾。总体上，他前半生乃疏狂浪子，后半生是懦弱词臣，不是啥勇士，更谈不上什么烈士，有人欢喜有人厌，难为后人所普遍推戴。


而我们的传统观念，向来是“春秋责备贤者”，褒贬与夺，更有“由书及人”的品鉴观。以这个标尺去核论他，说几句不满，对他的“黄帝陵”题字有些嘟囔，并借此推尊知识人的良知与气节，也确实是有正当性的。
可是，我还需指出的是，一切批判得有底线，更需实事求是，且还要回到语境中去。不能拿出一套纯道德主义高标，去搬运所谓的“黑历史”。

具体来说，因郭沫若男女私德、晚年作为上未能尽善尽美，就一概抹杀他的所有，是不应该的。这不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张扬，而是历史误区的泥陷。比如，评判他的书法，那些什么给康生提鞋都不配的议论，就是莫名其妙的瞎传。

实事求是地讲，郭氏天纵奇才，学问也好，著述也罢，确实都是大家级的。即便是业余偶为的书法，人称“郭体”，也足以挺立于艺林墨苑中称一方重镇。当代文化圈大师，诸如徐悲鸿、齐白石、李可染、傅抱石等，无不以得到郭沫若的书法题字为幸，见于各自文章与回忆中。前些年，保利书画秋拍，郭手书的《沁园春·雪》一纸，依然以977.5万元的天价成交，也说明他的字，不是忝窃一时虚名，高明识货者最懂得其中的价值。

启功先生，在1965年曾迫于情面（郭请住在棉花胡同东口的阿英出面找启功谈话），违心写《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应援郭沫若的“兰亭非王论”，为此深深自责。可时过境迁数十年，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他依然力挺郭氏，认为其书法大师无疑，笑说不服气者只消看看街上到处张挂的“中国银行”四字，就能释疑。他说，“唯有郭先生才能有此大手笔，我等不及太多”，这是诚心推许，不是客套。


据现有材料，“老同志”中唯一有不认同的声音，是来自康生。据说，他曾自诩“用脚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好”，该说法流传甚广。可查其出处，实源自1993年出版的《左派理论家沉浮录》一书第181页，也仅为类似“保安”身份的人道听途说而已，一般学者都认为不可信据。
本来，我们之所以要重新审视、评价郭氏其人，本意就是为了反思极左而起的，可是这样一种一否到底的极端思维，委实还是在悲观地显示，那么多年过去了，极左意识照旧阴魂不散地，掌控着大家的脑子与判断。

我想起一则轶闻：北宋之际，巨奸蔡京品行不堪，可书法卓越，此点连他的生死政敌，都心悦诚服。狂傲清流如苏轼、米芾诸人，都曾坦率自承不如他。有一回，蔡京半假半真询问大师米芾，举国书法以谁最佳？米芾诚恳回应说，自唐柳公权后，首席要归你，其次算我米芾。
米癫是何等自负的人物，也并不见得真待见蔡京，可是面对真正绝妙的艺术品，即便它是出自奸孽之手，他依然会有就事论事表彰。当时，艺坛纷传所谓“苏黄米蔡”，此蔡原就指蔡京。责备其人，同时不隐没其能其才，这是古人的诚厚与忠恕之道。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郭沫若其人，倘不人云亦云，细究起来，也没有自媒体流量文数落的那么不堪。即便你不喜他的人品，可是有一说一，不搞众恶集之式的株连，坦率承认他书艺的卓越，难道真有这么困难吗？
现存郭氏的书法集册，以我陋见，可能当以广东教育社1996年出版的那套《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郭沫若卷》最显全面，也适合作为窥测口。

陕西桥山“黄帝陵”三字碑题，也被收录在这里。而综观本册郭鼎堂墨迹，我自个的结论：郭鼎堂的书法，既能深承前人，又能不泥旧法，是古学今貌、南帖北碑，溶成一家，是气贯笔渗、形神兼备，淋漓大气，被誉为“郭体”，是实至名归。同为文学大家，鲁迅的字，也一直为世称美，可内行人看，定能看出不小差距来。

书法，是民元以前国中读书人的基本素养。从郭妻子于立群的回忆录看，郭是自幼就勤练书法的。他四川乐山老家，本是贩过鸦片的有钱人家，小时延请的塾师沈焕章，是本地书法名宿，对他要求极苛，是以各体书帖都费了大量功夫。加之蜀人多膜拜乡亲苏轼，学苏字的特多,郭的兄长郭橙坞就耍得一手好苏字,渊源所自，他很自然也是从这起步的。

还有，从其流传的一些墨迹，比如早年的《金文丛考》题页（1932年）、甚至晚至1965年的《兰亭序》临本加以臆测，他年轻时代对于二王书风定是花了极多精力的，而于颜体又当耗功最巨。还有上述他蜀中前辈苏轼的行书，他必然也参学良多。

所以，郭体字那种卓立宽博的韵味、振翮搏云之笔法，很明显可以看到，二王、颜体、苏字，是他的童子功与书风底色。即我们所争议的“黄帝陵”三字，我以为，那线条的敦厚朴茂，那结构的立体宽博，那笔力的爽劲洒脱，那宠万端于石上的“文气”，都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可以看出由二王父子、颜鲁公与东坡居士混杂而来，又能崛出自我的精神气质。郭字有古、能新、大气、不俗！
中年以后，郭鼎堂由浪漫文人而粹然学者，全副身心用功在史学、甲骨及金文等实学上，穷源溯流，敛华就实，书法上的增上缘也当是极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此际信笔挥毫的一些书信、笔墨，在体势、行款、结构、布白、韵趣及气势等诸层面，都有了显在的金石格调，既能爽劲流丽，又可极苍莽浑厚，已飒然大家证境。前年，我本人过成都杜甫草堂，游玩中偶见他题写一副对联，据落款为1953年61岁所书，曾驻足观察良久。当时就很明晰地感受到，郭沫若书法，在洗尽铅华的中年之后，几乎已是得心应手状态了。特别是用笔的逆入平出、回锋转向之法，平易与险绝的运转变通之术，真有一股人书俱老的神采。

可以说，解放后也即他届在中年以后的时光，是他书艺的最成熟期，也是他终于在文名之外，连闲情偶寄的书法都足以自立称家的阶段。1956年，郭鼎堂62岁，渐入晚景。那年，陕西“黄帝陵”再次得到大规模的修缮，蒋中正原题碑被推倒。时黄陵县主管部门上呈报告，恳望换置毛先生的墨宝以为光宠。

毛先生不知何意，接此呈报，虽洋洋洒洒亲自写了祭文，可是对于题写“黄帝陵”三大字的这桩重任，却卑己自牧，不敢落墨，让贤点名“郭老”。其实，不仅毛先生，当时文化界几乎有共识，都认为此碑非郭莫属，中华民族始祖的博大气魄，与人文风范，唯借郭之笔，透过线条，使之真龙隐现。

于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是看到郭鼎堂那洒脱豪阔、力透石块的大字榜书，雄迈地挺屹在苍松古道边。惯看风雨，沉默无言，是非任人评说。
再扯的远些，要我说，当日毛先生此举，固有礼贤重文的用意，可是他的眼光在那，书法专业素养在那，考虑一定是慎重的，并且是瞧对了的。
实际上，不怕再一次开罪诸位，不止是“黄帝陵”题碑，包括“故宫博物院”题匾、“中国银行”题额、中华书局那套“二十四史”的题封，我都时常感慨，这些恰如其分的大手笔，在当时，真的很难找到比郭鼎堂更合适的人选了。

总之呢，郭鼎堂的人品，并没有众口所贱的那般糟糕；其字，是真的大家手笔。我不是有意与各位唱反调、立异为高，我真就是这么想的。请您原谅我的诚实，只批判我的无知，好吗？

郭沫若题写的黄帝陵

图：1941年,郭沫若50寿辰，手扶文艺界同仁赠送的如椽巨笔,偕幼子汉英在重庆

图：蔡京题额的《大圣观作之碑》，在今开封博物馆可见原拓

压抑沉痛的晚年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