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权利自命“超人”抡起斧子 ？——读《罪与罚》

秋叶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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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相瞒，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者敬而远之，不敢碰——深奥得令人眩晕。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将其视为鼻祖，二者予人相似的阅读感受——腾云驾雾，云山雾罩，一头雾水……

还好，陀氏小说的故事情节大致明了，令人费解的是其笔下人物，神神道道，不大正常。试举一例。

雨果《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克洛德对爱丝梅尔达是肉体占有欲：我爱你，你必须爱我，否则我叫你死。敲钟人喀西莫多是精神上的：我爱你，你不爱我，我依然可以为你而死。美丑善恶，泾渭分明。

陀氏四大名作中的《白痴》，罗果静对娜斯达莎是肉体的爱，梅思金公爵是精神的。罗～被女方一再忽悠，人财两空，愤激之余杀了对方。梅思金赶到罗家，尸体开始发臭，凶犯有点神经了。面对此状，患有癫痫症的公爵却没抽抽，还把凶手揽入怀中抚慰，俩人并排躺在女尸不远处，直到警察前来。

这算怎么回事，哪有这样的情敌？所以，我仅对不太懵懂的，只言片语几句。

陀氏在灿若群星的19世纪俄罗斯作家里是个相当全面的“异类”。出身下层——有钱有闲的贵族才能玩艺术；历经磨难——因读进步刊物先受到沙皇政府假死刑的吓唬，继而发到西伯利亚服刑充军10年；生理特殊——时常发癫痫；心理也变态——一度陷入赌博不可自拔……有人称其为病态的天才。

陀氏小说情节有个引人注目的模式：犯罪者不但有知识，且懂法知法（《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卡拉玛佐夫兄弟》里的伊凡，都是学法律的大学生），而唤醒其心灵良知的却是没啥文化的人，如《罪与罚》中的索尼娅。也就是说，知识多了更易发昏犯罪，少了反倒简单纯良。

小说开始，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反复盘算一个重大决定：是否把那个典当放贷的老太婆像虱子一样给灭了？

这世界太不公道了，自己常常饿得眼冒金星，租个棺材大的小屋，被左催右逼讨要房钱。更不堪的是妹妹为解自己的燃眉之急，要嫁给一个鄙俗的商人。而那个该死的老太婆是个吸血鬼！

思来想去，终于晕晕乎乎地用斧头照老太婆的脑壳砍下去了。回来把珠宝塞进墙角老鼠洞，躺下接着发高烧。

杀人前，他内心振振有词审判社会的不公；杀人后，他惴惴不安审判自己的不仁。他觉得自己不是人了，母亲妹妹从外省来彼得堡躲着不见——没脸见。直到遇见索尼娅，一个比他更穷更不幸的姑娘（父亲酗酒，继母有病，为养活几个无血缘关系的弟妹卖淫），憋得快要发疯的凶手吐出一切。

索尼娅听了直哭，不是吓得，而是深切同情：你这么善良（彼一向乐善好施，姑娘父亲死于车祸，掏出仅有的俩钱安葬），居然杀人，良心怎么受得了啊？（东正教对罪人不歧视反而同情）劝他自首。

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干，说了一大套之所以杀人的理论：世上无非两种人，一种“超人”，无视道德法律，踏着尸体和鲜血，成就一番伟业，比如拿破仑；一种“虱子”般卑微渺小，循规蹈矩，任人摆布，比如你。我要验证一下自己是哪类人，才干这事。现在知道了，我不是“超人”，不该干这事。但我的理论没错，它是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历史证明了的。（明眼人看得出，这是尼采的“超人”理论。陀氏此作，意在批驳此论。）

索尼娅没啥文化，说不过他，只一股劲儿反问：人怎么是虱子？最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忍受不了内心的分裂煎熬，还是自首了，被判流放西伯利亚。

有个冒名顶替者。这老兄捡了凶手破衣袋漏出的珠宝，去典卖被警察盯上了。思前想后，这辈子作孽不少，趁这茬赎罪吧。捶胸顿足投案，瞎编一气，与现场勘察对不上号。看得懂吗？东正教徒。

索尼娅陪同拉～前往冰天雪地的流放地，无微不至地送温暖送爱心。到了这步，他还是不服：杀掉一个该死的，拯救更多该活的，用那钱办一大堆义举还抵不上一桩罪？他只认错：我不是那号人。

直到某个冬日的清晨，面对朝阳他突然流泪了，心底深处的无名柔情融化了冷硬的理论。他认罪了！

可以看出，在《罪与罚》中，知识与美德是对立的。这要追溯到“二希”文化传统差异，还有东正教文化特质等背景，才能理解。

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说：“希腊精神最为重要的理念是如何看清事物之本质（求真的知识性），希伯莱精神中最重要的是行为和服从（求善的伦理性），差异是无论如何抹杀不了的”。

希伯莱民族就是犹太人。其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从犹太教而来，俩兄弟现在你死我活。一直都是。

基督教在中世纪东西罗马分裂之后，也一分为二。西罗马的天主教（又称大公教，简称公教）和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今之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简称正教)。后者15世纪被土耳其人攻陷后，中心转向俄罗斯。

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出现了重在心灵、仪式从简的新教。中国境内凡未表明天主、东正的教堂，均为新教。

俄国20世纪哲学家布尔加科夫说：西方基督教在同希腊哲学和近代思想的长期互动中，已习惯于给这条道路赋予知识形式。东正教则抗拒这种知识的中介，重东方的直觉之路。排斥西方的理性原则，强调民族传统的特殊性，形成了“斯拉夫”派。

的确，东正教到了俄罗斯，冒出好多新花样，比如对圣徒圣像的崇拜。去过克里姆林宫的都见识了，教堂里满墙圣像，各拜各的。谢尔盖耶夫小镇的教堂还供奉圣徒干尸，瘆人。

“圣徒崇拜”中，最让别国人看不懂的是“圣愚现象”。中文译成这俩字，真是贴切。圣和愚，这不错位犯冲嘛。

美国学者汤普逊写了本书，《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圣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启示的尊崇和对知识的放弃，还有对极端行为的嗜好”。极端的苦修，想着法儿折磨自己，鞭打、睡钉床、头上顶铁帽、颈上坠秤砣……不一而足的自虐大观。

直到19世纪上叶，上流社会甚至沙皇宫廷还养着圣愚。莫斯科红场上那个五颜六色的洋葱头教堂，是为圣瓦西里修的，大名鼎鼎的圣愚。

在圣愚崇拜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对疯疯癫癫四处漂泊者不敢怠慢，吃喝款待，打发上路。非理性举止司空见惯，理性和肉体均被贬抑。

尊奉二傻子？俄国人脑子进水了？

当然有一定实用性。相信圣愚有特异功能，先知先觉，向其请教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没有明确答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简短谶语，你就脑筋急转弯吧。

汤普逊往根子上挖，认为这是萨满教（东北那疙瘩跳大神的）混杂于基督教的结果。不就迷信么？没那么简单，圣愚现象潜移默化渗入“俄罗斯思想”，连知识分子都受影响。

20世纪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评价：“朝圣是一种很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始终不定居，也不对任何东西承担责任。朝圣者寻找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

“朝圣者”陀氏在小说里，通过人物对比否定理性知识，赞美宗教信仰的绝对虔诚和精神高洁。拉斯柯尔尼科夫（尼采）的“超人”理论有没有道出一点人类历史的残酷真相？有。那么，能不能瞧谁不顺眼就抡起斧子给灭了？绝对不能！世间给我以痛，我予人间以吻。

从情节发展和人物结局来看，作家对“超人哲学”无疑是否定的。然而，以宗教信仰的情感力量来象征，主人公的人性复苏笼统神秘，类似直觉、顿悟。而对人物预谋犯罪时尖刻犀利的社会历史真相洞察，没从思想义理上加以驳问和解构，保留了话语力量。

后来的评论家巴赫金据此提出“复调”小说，多种声音共存，人性复杂多元，影响至今，甚至有人说：陀氏是被托尔斯泰遮住的一座更高的文学巅峰。

拉斯柯尔尼科夫有知识，想出一套不无道理的歪理，陷入“有学问的无知”（神学家尼拉.库萨之语）。索尼娅没文化，持守着爱的宗教信念，哪怕落入水深火热的境地。

“斯拉夫”派的偏颇，除了文化传统，还有特定的历史大语境。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干嘛呢？编百科全书。中世纪民众受教会愚弄，无知呗。有知识会判断能思考，一切问题都好办。结果呢？

自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理性知识，更不可取。

究其实，二者属于两个领域（康德的知识理性和道德理性），并不构成必然的对立（无知才有德）或统一（有知就有德），而是因人而异。有才无德、有德无才的实例，生活中多了去了，“知书”未必“达礼”。故而教育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品学兼优，德才兼备。

非要分个高下等级，我的看法：做人是第一位的。尤其当今社会，高科技犯罪比低智商盗抢对社会危害更大。一个人，没多少知识，没可观收入，没多大能力，有美德，同样可以赢得尊重和敬仰。比如白芳礼大爷，蹬三轮资助贫困学生，一如特蕾莎修女。

别尔嘉耶夫有句话形象而深刻：“面包对于我是一个物质的问题，但是，我的邻人的面包却是一个精神的问题”。

(教学笔记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