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大江回忆父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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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顾文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农救报》社长、《七七日报》编辑部副主任、《豫西日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江汉日报》副总编辑兼采通部主任、《湖北日报》总编辑。建国后，历任《长江日报》副总编辑，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父亲顾文华于1988年去世，至今已经整整19个年头了。明年将是他诞辰90周年。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少言寡语的人，这也许和他一生从事新闻工作（在新四军五师曾办过报纸），解放后任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负责全国广播和电视)有关吧。

　　 我们很少听到他讲在战争年代的事情，特别是在艰苦的年代办报的事情，这或许是因为他工作太繁忙了吧。但是，上述两条都不是理由。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被贴了很多大字报，还要“交代”历史，如果不是在1979年瘫痪后，他逐渐恢复体力，可以坐在轮椅上写文章回忆过去战争年代办报纸和广播的经历的话，我们恐怕很难了解他的过去，也很难想象到他的名字会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我党的报刊和广播事业的奠基及其发展紧密相关。

　　

　　 一、青年时期参加革命活动

　　

　　 由于我们从小就没有见过爷爷和奶奶，所以我们从父亲那里了解到：父亲1918 年3月8日生于江苏省吴县陈墓（现为昆山锦溪镇），在他10岁至12岁期间，我们的祖父母就先后辞世。父亲虽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周庄小学，随即考入苏州草桥中学，但是因为左臂重伤，从而在初二时便辍学。他从1935年起，在我党地下党员的指引下，看革命书刊，并参加苏州的左翼文化运动和党领导的救亡活动。他曾以“劳歌”和“焚划”为笔名，为《晨报》等刊物撰写过抨击时弊的杂文。据他少年时的好友们回忆，父亲当时写得一手好文章。

　　 据父亲回忆，1937年在上海、南京失守的前夕和南京大屠杀之前，苏州吃紧。他和几个友人雇了条船，从洞庭西山出发，横渡太湖，到宜兴、常州等地，最后抵达南京。后经人介绍，到山西临汾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那里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他后来到了武汉，先在民先总部办事处工作，后来在钱俊瑞领导的书报供应处做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称，在武汉失守前，帅孟奇同志曾找他谈话，组织上决定让他去豫南地区打游击。

　　

　　 二、在新四军五师的办报生涯

　　

　　 父亲到达豫南后，组织上派他去国民党部队从事文化工作。在从确山到信阳的途中，经过驻马店的时候，他乘坐的火车遭到日寇飞机编队的轮番轰炸，整个列车都炸光了。他跳车时，不幸被炸弹片炸穿脚部。幸亏同车的两位新四军同志搭救，帮助他带着伤痛回到确山。父亲伤愈出院后，便于同年9月返回竹沟。

　　 当时的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是豫南根据地中原机关的所在地，中共豫南特委、河南省委和中原局（前）都在那里。延安的干部、枪支弹药以及书刊报纸等，都经过此地输送到前方或苏北。1938年9月，父亲到河南竹沟后，曾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文书、秘书。从1938年12月至1946年，他先后担任中共鄂豫边区发行部长、宣传部巡视员、科长等职。他曾任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副刊主编、《七七日报》编辑部主任、《老百姓报》主编和《农救报》社长。

　　

　　 三、办《小消息报》和 《七七报》

　　

　　 在竹沟，他参与办的第一份报纸是《小消息报》（据说是在1938年年底或1939年年初创办的），这也是他参与办党报生涯的开始。父亲曾经担任过该报的编辑。在他的回忆录文章中，他只是讲是领导派他去编这份报纸的，但是没有谈到这份报纸的详细内容和他主要从事什么工作。根据有关史料，《小消息报》最初是油印的，在1939年10月该报停刊。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清秀工整，恐怕与他早年撰稿和刻蜡纸不无关系。

　　 在我们的记忆中，关于办《七七报》和《七七日报》的事情，父亲讲得比较多，因为他在解放后曾一度是《七七报》社长谢文耀（父亲在纪念文章中称，很少有人知道谢文的“耀”的偏旁是火字）伯伯的大儿子谢中原的监护人。谢中原和谢维克（谢伯伯的二儿子）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儿。据父亲回忆，1939年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会议，成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同年7月7日，《七七报》在京山八字门创刊，该报是鄂中区党委机关报。12月，在鄂豫边区党委成立后，该报遂成为边区党委机关报。他回忆说，报纸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受到党的极大关怀和重视。当时夏忠武同志是区党委宣传部长，直接管《七七报》。报社的第一任总编兼社长是李苍江，第二任社长是谢文耀。父亲是11月被调到《七七报》担任副刊主编的，那时李苍江同志已经牺牲。据父亲回忆，《七七报》报名是陈少敏同志（他还曾一度做过陈少敏同志的秘书。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曾带顾宁到北京医院探望过住院的陈少敏同志）定的，报头是陶铸同志的手笔。据他回忆，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区党委还专门为报纸配了一架新闻电台和一批印刷器材。第一张铅印的《七七报》是1941年元旦在京山县小花岭王家冲正式铅印出的，报头是红色的。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党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是报社的工作人员。”在党内，他是宣传部巡视员（后改任教育科长）；在报社，他身兼编辑和记者。“一身二任，一套人马，两种任务。到县委和区委时，可以参加县委和区委的工作，同时可以写内参给党委。”

　　

　　 四、《七七日报》的日日夜夜

　　

　　 1946年1月14日，《七七报》和军队机关报《挺进报》合并，成立《七七日报》。该报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机关报，社址迁到大悟县宣化店的沙河铺。当时办报的人员鼎旺，父亲曾任该报编辑部主任等职。但是由于不久内战爆发，该报不得不停刊，报社的人员进行突围，撤离沙河铺。据父亲对在沙河铺的办报经历的回忆：“报社的同志亲密得像一个大家庭。在沙河铺村前沿住着编辑部、采通部和秘书处；转弯往西，住着电台和行政部门。隔一个村子，住着交通系统的人员。”“社长夏农苔同志（中原军区政治部主任）住在采通部后院，副社长兼编辑部主任谢文耀同志住在村北。在村外的田埂上远远望去，宣化店举目在望。当时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生存，一百多人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常常是干饭做成稀饭吃，没有菜，到河里捞鱼虾；没有钱，从故人留下的碉堡中挖出钢筋换钱。大家用艰苦磨炼意志，从艰苦中得到乐趣。”“上级对报纸的关心，是大家心气劲足的原因之一。周恩来同志到宣化店讲演的稿件，后来刊登在《七七日报》上。曾任王震秘书的周立波同志，到过我们报社谈在延安办报的经验。我们办公的地方跟副刊部在一起，一个大房间放八九张桌子，编稿的编稿，画版样的画版样，然后送去印刷厂排字。可以说，这是《七七日报》的鼎盛时期，大家紧张而痛快。我们在被围困的日子里，也锻炼了革命意志。当时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大家每天总是有说有笑，有时还唱歌、扭秧歌。群众看到这情景，估计我们不会走，就放心了。”

　　 父亲曾写文章纪念夏农苔和谢文耀同志。他回忆说：“《七七日报》许多社论，多出自夏农苔同志之手。有一次，他写了一篇诗作社论。”在回忆谢文耀同志的文章中，还像谢伯伯在世一样地称呼他为老谢。他说：“老谢是《七七报》总的主编、总编辑、副社长和新华社中原分社副社长，一身而多任，善于负责新闻工作。”“他工作紧张、繁忙，除报社重大事件，还有交通、印厂、纸厂等工作找他。他对每一件事都仔细、认真，诚恳解决问题。他对党忠诚，革命意志坚定。每次遇有情况，他总是在我们这些人之后，掩护撤退。 我们称赞他‘胆子大’。”

　　

　　 五、办《老百姓报》和《农救报》

　　

　　 父亲在五师期间，还曾任《老百姓报》主编、《农救报》社长。在办这两个报纸时，他 常常是自采、自编、自刻蜡版并亲自参加发行。《老百姓报》是鄂豫边区党委主办的群众性通俗报纸，1941年创刊，开始是油印的，后来是铅印的。到1943年年底，《老百姓报》一共出了六十几期。我们从有关资料上看到过《老百姓报》。该报除了刊登消息、通讯外，还刊登特写和文章，副刊内容包括诗歌、民谣、散文、故事和木刻等。此外，该报还连载“锄奸课本”，报纸的内容丰富，文章形式多样，语言通俗易懂、生动活泼。1944年底，该报改为《农救报》。《农救报》归鄂豫边区农救总会领导。《农救报》在1945年9月停刊，一共出了大约九十期。《农救报》的报道内容、文章形式和版面设计都与《老百姓报》差不多。

　　

　　 六、在竹沟的日子和“竹沟惨案”

　　

　　 父亲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说：“1939年元月，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来到竹沟。那时，大多数人不知道刘少奇同志是什么人，我作为留守处的机关干部，曾经多次聆听过刘少奇同志作报告。”1939年10月刘少奇同志离开竹沟，当时因为中原地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发展壮大，指挥中心应作必要转移。一个月后，竹沟地区军政干部和武装力量，大多按计划转移，只留下王国华同志领导的少量武装，父亲也是留守人员之一，还曾一度担任过王国华同志的秘书。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对竹沟发动突然袭击，造成“竹沟惨案”。经过与敌人的两天奋战，为保存力量，在王国华同志的带领下，部队放弃了竹沟，突围到桐柏县的龙窝，后来部队与陈少敏等同志会合。

　　

七、参加中原突围

　　

　　 关于中原突围，父亲对我们曾讲过一些亲身经历：“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国民党军队大举向中原进攻。6月16日，最后一期《七七日报》出版后，被迫停刊。6月28日，天下着蒙蒙细雨，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报社同志排着整齐的队伍，分几路出发，有的跟一纵队，有的跟二纵队，开始了有名的中原突围。《七七日报》也从此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是在1947年元旦从好汉坡渡黄河的。当时太岳军区派人化装成牛贩子送钱来。领导上派一个连开道，一个团护送，沿着太岳军区侦察兵走过的路，把我们几十个干部送过黄河去。夏农苔同志当时肺病已经很严重了，过了黄河还没到晋城就病逝了。他是以宁死不屈的精神坚持到最后的。”“中原突围后，报社的同志有的随三五九旅到延安，有的被打散，沿路乞讨奔赴华北、东北，有的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关进集中营，有的壮烈牺牲。”

　　 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父亲当时身患肺结核，行前党组织特给他一大瓶钙片治病，他将其系于腰间。因他脚有残疾，特配给马一匹,用以代步。他编在干部团，走在大部队之后。一路上常遭国民党军袭击。他回忆说：“当时我们忍饥挨饿，冒着危险长途跋涉，冲过敌人的重重火网。在最饥饿难忍时，我曾吃尚未成熟的玉米，然后在地下埋一块大洋。入冬后，衣不耐寒，我曾在逃亡地主家找到一件寿衣披上。组织上配给我的那匹马，山于长途跋涉，走过一山又一山，越过一岭又一岭，一会儿趟河，一会儿爬山，马掌磨光了，走到悬崖处，马掉下去了。后来我们终于到达晋冀鲁豫边区。”在整个突围过程中，父亲以坚强的毅力，以病（肺病）残（二等残疾）之躯，完成了突围任务。父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经常说：“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很万幸。”

　　

　　 八、在新华社邯郸分社

　　

　　 父亲抵达晋冀鲁豫解放区后，开始了新的工作。据他回忆：“1947年3月，从陕北发出一封急电，党中央通知晋冀鲁豫解放区筹备一个新的广播电台，以便在必要时接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当时党中央出于对全国战略形势的考虑，在瓦窑堡的好坪坡建立了第一战备台，同时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太行山适当地点筹建第二战备台，为的是从延安撤出后，我党仍有电台继续播音。1947年3月14日，位于瓦窑堡的好坪坡的第一战备台在我军撤出延安后开始播音，台名未改，仍称陕北台。3月21 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并继续播音。3月底,位于太行山麓邯郸的第二战备台（即邯郸新华广播电台，该台于1946年9月1日创立）接替了第一战备台的播音工作。父亲是根据党中央发来的叫新闻干部集中的电文，为迎接新华临总社（当时广播电台属于新华社）的建立，来到在涉县沙河屯（即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第二战备台’所在地）参加广播电台的工作的。父亲当时担任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副主任。在邯郸广播电台，最令他难忘的一件事是用广播进行火线喊话。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的一天，父亲在冶陶镇遇到王震将军，当时王震将军风尘仆仆刚从运城前线回来。当时我军攻打运城很艰难，王震将军就要求他写一个广播稿，进行喊话，一边广播直接帮助前方。鉴于当时蒋军营以上军官都有收音机，父亲于是在广播稿中把被俘的蒋军名单列出，使听广播的人能知道他们老同学和老同事的下落。这篇对运城蒋军喊话的稿子是由陕北台和邯郸台播出的。父亲在回忆文章中称：“用广播进行火线喊话，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九、南下和建国后办报、办广播的经历

　　

　　 1948年3月，父亲随刘邓大军南下。当时先在豫西办《豫西日报》，任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后来江汉区党委出版了《江汉日报》，父亲应组织要求，到该报工作。许道琦同志时任社长，王匡伯伯任副社长兼新华社江汉分社社长。父亲担任《江汉日报》 副总编辑兼采通部主任。《江汉日报》办到1949年5月。在此后的1949年6月到1952年冬天间，他先后担任《湖北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编委兼副总编辑。在这段时间内，他撰写了大量的社论、短评、报道等，全心全意地为党的事业而辛勤工作。

　　 1953年春，中央调他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听母亲说，父亲起先是想到《人民日报》工作，因为有长期从事报业的经验，但是中央有关领导让他到广播系统工作，他还是服从命令,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办报事业。初到电台时，他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政治广播部副主任、编委。从1954年起,他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从1959年秋到1966年，他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同时兼 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从1954年到1966年、从1973年到1979年）。至今，家里还保存着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签发的任命父亲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的任命书。

　　

　　 十、献身党的广播事业

　　

　　 父亲对工作有一种献身精神。我们小的时候，每天晚上很少在睡觉前能见到他。在周末他还常到单位去看文件，处理公务。在举国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的日子，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要主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况广播首都人民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为了使实况广播不出丝毫差错，他提前几天就到现场工作。现在家里还保存他当年和播音员、记者在天安门城楼广播前后的合影照片，极其珍贵。在当时，实况广播是很少的，连播新闻都是先录音，然后才播出。可见要不出差错地对两个节日的游行庆祝活动进行实况直播，压力之大。父亲当然很少谈及实况广播时的情况，但是当我们看到他回来后脸上满意和轻松的笑容时，就知道到他又一次顺利和圆满地完成了直播任务。

　　 父亲对广播事业的贡献之一是主持创建并直接领导后来遍布全国的中央台驻各地的记者站。现在遍布全国的地方记者站是根据父亲的建议，经领导批准而建立起来的。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稿子来源是新华社，父亲认为用新华社的稿子太慢，所以建议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电台记者自己写稿子，报道当地的事情。他曾分工主管过广播局的总编室、电视台、中国广播艺术团、中国唱片社等部门。虽然他负责的工作头绪很多，但他工作中从来都是有条不紊。由于他主管的部门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是上午在一个单位挨斗，下午又被拉到另一个单位去挨斗，有时候晚上还要挨斗。

　　 父亲是在1970年根据中央的1号文件出来主持国内广播工作的。1973年1月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恢复局长制并成立党的核心小组，父亲是年恢复了副局长的职务，直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于1982年改为“广播电视部”。父亲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和在被批斗时曾受到严重内伤，加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忘我地投入他热爱的广播事业，197年夏，由于工作劳累， 身体出现问题，不得不去疗养。

　　

　　 十一、身残志坚乐观向上

　　

　　 父亲在疗养即将结束回来工作前，突患重感冒，从而诱发胆囊坏死和胃出血。由于出血过多，经多方全力抢救，大夫终于把他从死神那儿拉了回来。但是出于缺氧时间过长，他瘫痪了。 1981年，因为找的保姆总是留不住。为了照顾父亲，母亲提前办了离休手续，全力照顾他。父亲在身体稍好时，就整天听广播。在恢复到可以坐轮椅时，他一边同病魔斗争，努力锻炼，一边开始读报刊、听广播、看电视，关心国内外大事。在此后的8年间，父亲特别关注他付山过大量心血的人民广播事业，一篇又一篇地书写有关人民广播史实和业务改革的短文、信件，还撰写数以百计的散文、杂文在各地报刊发表。这些文章有《〈老百姓〉要你写稿》、《接替陕北广播电台》、《一次广播火线喊话》、《我们在天安门城楼播音》、《邓大姐与广播》、《广播记者职业道德之我见》、《听基层干部与群众意见》、《月落"鸟"啼》（就播音员把“月落乌啼霜满天”念成“月落鸟啼霜满天”而作）和 《明白如话》等，文章中的字字句句渗透着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对党的宣传事业的忠诚与热爱。

十二、平易近人宽厚待人

　　

　　 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中。父亲虽然严格要求我们，但在我们犯错误时，从没见过他发脾气。他性情平和、慈祥、待人诚恳。父亲对我们做人处事的影响和熏陶，不是靠言语的说教完成的，我们是在耳濡目染中成长起来的。他的为人处世原则，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中并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父亲尽管很忙，但是很关注我们的学习。有几年，我们兄妹俩都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学。我们记得，父亲工作再忙，也会好好看我们的成绩册。现在翻开保留完好的那些成绩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老师给我们的评语的认真回复以及在家长签字栏中他那工整、有力的签名。

　　 父亲是个平易近人的人。在我们的记忆中，单位里如果有人来访，他从没有领导的架子，而是心平气和地交谈，平等待人。父亲是个宽厚待人、宽宏大量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挨斗身体被打成内伤。“文革”过后，曾经打过他的人来看他，向他道歉。当他们走了以后我们问父亲为什么没有责怪他们，父亲说：“他们当时还年轻。”短短的一句话，体现出了父亲博大的胸怀。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没有父亲的日子。但我们是不能忘记他的。我们仍住在父亲单位的宿舍里，看到周围熟悉的老人的面孔和与他共事几十年的叔叔阿姨们，看到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就会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在我们心中，父亲永远健康、快乐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