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969年,距今已经五十一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眼看着就要奔七十岁了,回想起难忘的1969年还是历历在目。</h3><h3><br></h3><h3>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我18岁。这一年,可以说是我走入社会人生的起点。<br>我是1964年入学北京24中学读初中,应该是1967年初中毕业,就是人们常说的老三届,按过去的话说我们是“老初二“,我在初二(六)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虽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复课闹革命,基本上处于停课状态,直到1968年底,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们老三届开始各奔东西,同学们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h3> <h3>我们班有一部分同学去了陕西延安的甘谷驿公社插队,有一部分同学去了山西的代县插队。记得我曾经到北京火车站送别过那些同学,站台上欢送的锣鼓声和火车的轰鸣声伴随着的是那些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和他们家属同学们的哭泣声,就像电视剧“血色浪漫”里演的一样。多年以后,通过读书我才知道有一位诗人食指(郭路生),他也是一名知青,写了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知青中通过手抄本广泛传播,震撼了知青们的心。我们班还有一位同学从学校应征入伍。<br></h3> <h3><font color="#010101">我们全班只有4个同学被分配到当时称为"永定河水力发电工程局"工作,成为当时人们都很羡慕的工人阶级。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把我分配到这个单位,只记得学校的一个老师给了我一张表格,让我填一下,就这样走进了位于石景山模式口北京军区后勤部的大院,这是我们的工作地点:113工程工地。</font></h3> <h3>就是这张1969年1月5日填写的表格,让我从北京24中学走进了当时的”永定河水力发电工程局(后改称水电二局)”,参建113工程。这一去就在水电工程建设行业工作了四十七年半,按照那个时期的政策,参军退役、上学毕业都必须回到原单位。</h3> <h3>113工程是1968年战备期间京西山区某地下电站的代号。系国家重点保密工程,该电站在战争爆发时为中南海等中央领导机关提供电源。</h3><h3><br></h3><h3>我到工地以后,被分配到二连五班,那时候企业也是按照军队来编制的。工种是壮工,就是打山洞。我们住的是筋笆抹泥的工棚,几十人住在一个工棚里,生着两个煤球炉子取暖,条件也很艰苦,工友们有时聚在一起感叹说可能还不如去插队。其实,我倒是觉得工作性质虽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有工资,有工地补助,食堂吃饭也挺好,应该说比起那些去插队的同学来说还是好的多。</h3> <h3>在那里工作一个月以后开始征兵。 </h3><h3> </h3><h3>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恢复征兵工作的第二年,我顺利的通过报名、体检等手续,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走进位于石家庄获鹿县的63军188师坦克团。</h3> <h3>工友送我参军</h3> <h3>到部队以后,首先是新兵连训练,期间主要是队列训练,还有投掷手榴弹射击训练。新兵连训练结束以后,我们七名北京兵被分配到坦克二连。</h3><h3>时任坦克二连连长武守信是1964年全军军事技术大比武尖子个人,后调任到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警通连连长。<br>时任坦克二连指导员刘继光,后调任到坦克六师政治部干事。<br>时任坦克二连副连长:武润友。<br>时任坦克二连技术员:李恩友<br>我被分配到指挥排,排长是朱子厚。指挥排有两辆坦克,一辆是九号车团长车,一辆是十号车政委车,我是九号车驾驶员。</h3><h3><br></h3><h3>记得到连队的第一天,指导员刘继光问我们七个北京兵:“你们都谁抽烟呀?”,当我们都说完以后,他又说:“你们之中已经抽烟的我就不管了,还不会抽的就不许抽了”……</h3><h3><br></h3><h3>原以为下到连队就可以学习驾驶坦克了,没想到我们坦克二连是坦克团的生产连,担任生产任务,记得当年我们团在石家庄的行唐县担任支左任务,我们的团首长是行唐县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行唐县为解决我们部队的生活问题,拨了很大一块荒地给我们,位于行唐县的河合村河合大队,那是一片沙土地,长满了杂草和树木,我们连队的任务就是开荒种地,清除杂草平整土地修水渠建稻田地,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够累的,从小到大还没有干过这么重的农活。稻田地修好以后,就开始插稻秧,稻子越长越高就开始除草,真正做到了当年开荒种地当年收获。</h3><div><br></div><h3>到了夏天就是管理农田,算是农闲的时候,我们十多个新战士就回到了获鹿县的军营,开始了正规的军事训练,我是坦克驾驶员,我记得是先在驾驶椅训练一段时间,然后实际操作,包括道路驾驶和行进间射击的驾驶,从此我学会了驾驶坦克。</h3><h3><br></h3><h3>说到1969年从国家层面来说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是珍宝岛事件,与前苏联在黑龙江珍宝岛上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h3><div><br></div><div>那时在部队,会前饭前唱一首歌是老传统,1969年我们唱的最多的是两首歌,一首是"满怀激情迎九大“,九大是1969年4月召开的,召开之前是唱迎九大,召开之后只是改了一个字,“迎“改成了“庆“。</div><h3><br></h3> <p>另一首歌是保卫珍宝岛,1969年,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爆发了中苏边境战争,一首“珍宝岛之歌”响彻全国的军营,成为当时我们在部队时会前饭前常唱的歌曲之一,这首歌短小精悍,雄壮有力,非常鼓舞士气,将近五十年了,经常会想起,哼唱两句。2019年,在央视七套军营大舞台的“唱响军歌颂祖国”节目中播出这首歌曲,是由驻珍宝岛哨所官兵演唱的。词曲佚名,不是没有姓名的人,而是由于时间久远等原因作者的真实姓名查无根据,或者根本就无法知道作者是谁,这样的作品的作者就被标作“佚名”。歌词是“滔滔的乌苏里江,英雄的珍宝岛,巍巍的完达山冲云霄,北国风光无限好,江山如此多娇,毛泽东思想来武装,珍宝岛上来站岗,为祖国,保边疆,紧紧握住手中抢,保卫毛主席,永远战斗在珍宝岛上。”</p><p><br></p><p>记得当年部队进行战备教育时,在谈到部分战士有和平麻痹思想时,说过的一句顺口溜是: 春暖花开冰雪化,苏修想打没法打。因为当年苏联坦克是在冰冻的乌苏里江上开过来的。</p> <h3>新兵军事训练结束以后,我们又返回连队到了行唐县河合村,又投入到紧张繁忙的生产劳动之中。十月份开始收稻子了,当年在中苏边界珍宝岛上发生了武装冲突,部队处于高度战备状态,经常进行紧急集合等军事训练。</h3> <h3>记得当年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在首都机场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他,双方商定于当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为了应对苏联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发布了林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当时我们正在行唐县秋收,10月19日夜晚,部队紧急集合都打好背包,我们以为还是一般的军事训练,结束训练后就可以打开背包睡觉了,谁知要求我们不许打开背包随时待命,天一亮来了几辆大卡车,带着行李等所有用品匆匆离开战斗了几个月的行唐县河合村,从此再没有来过这里。</h3><h3>坐军车回到获鹿县军营,军营里的部队在夜间都已疏散到几十公里外的山区,我们坦克二连赶紧为坦克加油加水,驾驶着坦克离开了军营,也开向了山区。从此,我们的T34坦克战车再也没有回过获鹿的军营。</h3><h3>我只记得我们的坦克停在一条山沟里,最初的几天我们就住在坦克下边,用炮管支撑着篷布,底下铺着厚厚的玉米秸,几个人挤在一起,十月份的天气夜间也是很冷的,后来我们住进了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村名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个村庄非常缺水,家家户户都有水窖,靠接雨水生活,我们是由部队每天用汽车运水生活和训练。</h3><h3><br></h3> <h3><font color="#010101">我们的排长朱子厚</font></h3> <p>大概是1969年11月份,我们坦克团奉命调防,开始和我们说是部队将开往中苏边界,我们的坦克开到火车站,一辆一辆开上运输坦克的平板火车,我和排长朱子厚就呆在坦克里,其他成员都是坐闷罐车车厢,朱排长问我说你知道咱们去哪儿吗?我说不是上中苏边界吗,他说不是,说这次咱们去的地方离你们家越来越近了,经过长途旅行,当我们到达火车站时,才知道这里是南口,我们的新军营在阳坊,其实我们是由63军188师调到坦克六师,编制为二十三团。当时正是战备紧急疏散时期,我们的坦克直接开进了昌平十三陵地区,只有少部分人员住进了营房。</p><p><br></p><p>我们在十三陵悼陵监村,居住了十个月,坦克都静静的停在这个村边的一个山沟里,直到1970年8月,接到“雨季重装备暂回营房“的命令,我们撤离悼陵监村返回位于阳坊的军营。在悼陵监村东,为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年号崇祯,庙号思宗)的陵墓--思陵。</p> <h3>这就是我的1969年,在我的人生留下深刻记忆。1970年以后,我们又经历了“半可燃炮筒实验”的军事实验活动,在南口的一次军事大演习,配合包头坦克工厂的“T34坦克驾驶操作系统液压助力改造项目”,还有部队由坦克六师调编27军81师,同时由T34坦克换装T59坦克,经历了“9.13”事件,在南口火车站目睹了38军机械化部队的调防……</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