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父亲

超英

革命父亲

2019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即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又是父亲去世30周年。在人们兴高采烈举国欢庆，迎接2020年元旦到来之际。也是我敬爱的、老革命的父亲去世30周年。

30年前的1989年12月31日，这一天久病不愈的老父亲，终究没能熬到新年的钟声敲响，倒在了九十年代的“门外”，终年70岁。

由于父亲有我时已经40岁了，所以，他老人家去世时我刚刚30岁，应该说还不算太懂事理。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怀念父亲，以至于父亲离开几十年后，仍然常常梦见父亲，总觉得他还活着。每每看到身边有谁五、六十岁了，还父母双全的很是羡慕。时常觉得在他老人家的有生之年，为他做的太少，陪伴的太少，有很多情感还没来得及沟通、交流人就不在了。

因此，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总是想写上几笔，寄托一下我对父亲的思念！

　　 我的父亲，时政明，浓眉大眼、帅气正值、身材魁梧，很多人说我父亲长得像彭德怀。父亲1919年9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南阳淅川县荆紫关镇。祖父在镇上经营杂货铺，父亲读书时接触到马列进步思想，高小没毕业就瞒着家里跟着几个同学偷着跑去投奔延安。半路上听人说参加八路军不用去延安，近处西安就有八路军办事处。

　　于是，父亲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了八路军，在十八集团军120师司令部（师长贺龙）任通信员，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八路军，是1937年8月国共两党合作时期达成的协议，确定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9年5月父亲参加了八路军，同年12月在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任八路军115师344旅司令部通信参谋（旅长韩先楚、刘震，政委康志强）。

　　1941年，任新四军三师十旅司令部通信参谋（司令员刘震，政委金明）。

1942年，任新四军淮海区三支队宿北马陵大队，参谋、指导员。

1945年，任新四军独立旅政治部，干事。

　　据父亲讲过，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敌军三面夹击，有时一天当中就要和敌军多次作战。副旅长险些被俘，宣传科长牺牲，敌工干事被俘，斗争形式异常艰苦。当时父亲在新四军马陵支队任指导员，一次带领一百多名伤病员转移，夜间跑步行军通过敌人封锁线后，大家实在口渴的不行又找不到水（还不能惊动百姓，害怕暴露目标）。最后，找到几盆老百姓洗衣服之后没有倒掉的脏水，大家分着喝了下去，接着不敢停留继续赶路。

父亲给我们讲这段经历的时候，正是“样板戏”大行其道的年代，他老人家再三强调，不要出去“吹牛”说你爸爸比样板戏《沙家浜》中“郭建光”带的伤病员还要多。

低调永远是老爸的常态！

　　1947年，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师十八团，作战参谋。这期间参加了蒙古地区剿匪作战、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斗。

　　在敌后东丰、西丰、柳河地区作战时，由于条件艰苦供给不足，东北民主联军中的一些地方武装叛变，个别营、连干部革命意志动摇纷纷逃亡，部队急需整编、集训。

　　1948年部队在公主岭整训，由东北民主联军第六师十八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39军117师351团，父亲任作战股长。

　　参加了黑林子、怀德、昌图战斗及攻打锦州和沈阳的战役。

　　1949年平津战役之后，任39军117司令部侦察副科长（师长张竭诚，政委李少元）。随着大军南下，部队过了长江之后，调任39军116师军务科长（师长汪洋，政委石瑛）。

　　第四野战军的39军，打过长江之后更加勇猛，继续南下进军西南。正如毛主席诗词中写得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父亲跟随第四野战军39军116师，开赴西南“剿匪”，一直打到广西镇南关。

1950年10月22日，父亲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116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指战员带着党和人民的嘱托，奔向朝鲜战场，誓为祖国而战！

1950年11月1日下午五点，志愿军39军116师在朝鲜的云山地区，与美军所谓的王牌师“骑兵第一师”，打了一场大胜仗。激战一夜之后，佛晓前父亲跟随师长汪洋带领的师指挥所指战员一同，前往云山街里。父亲带领军务科在政治部主任的指导下，打扫战场、清理缴获的大量武器物资，组织收拢打散和失联的指战员迅速归队。由于师直机关没有几个会开车的，大量物资无法携带，师长、政委决定抓两个美军俘虏开两台吉普车，装一些必备物资，马上出发继续追赶美军。

云山战斗极大坚定了志愿军的战斗信心，沉重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无论是一线作战部队，还是机关、指挥部，都随时面临着生死考验。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司令部指挥所就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毛岸英烈士牺牲。

　　也就是在毛岸英牺牲之后不久，一次39军116师司令部指挥所，准备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当时父亲正在组织师直机关指挥所列队等候出发，父亲看了看手表，距离出发时间还早，就半开玩笑的说了句：同志们一起挖了一个多月的防空洞，一直还都没派上用场，马上要转移了，大家都进去转转和防空洞告个别吧。

　　于是，几十位指战员都进了防空洞，而恰恰就在这时，美军轰炸机发现了这个地区周围集结了很多志愿军，便对师指挥所附近地区进行轰炸。其中一颗炸弹刚好就落在大家集结的地方爆炸了，幸亏大家刚刚进入防空洞，只有最后进入洞口的朝鲜翻译炸伤了屁股，另外两位志愿军受轻伤。

就这样，父亲一句玩笑话，无意间竟然一下挽救了几十位志愿军的生命。这段经历父亲从来没跟我们讲过，这还是前几年我陪同母亲，到部队干休所看望老战友，一位当年跟着父亲一起进入防空洞的，116师军务科参谋跟母亲讲的。并且提到父亲当年虽然资格老，但从不居功自傲。冬天每当淌水过河时，上级给父亲配的马从来都不骑，而是让给伤病体弱的同志骑上，自己和我们一样挽起裤角淌着冰水过河，六十多年过去了父亲这位战友，至今对父亲所作所为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父亲自从参加革命以来直至来到朝鲜战场，已经打了十多年仗，消灭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国民党蒋匪军，解放了全中国。

原本想着这回可以娶个媳妇，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了。可这一家伙还打出国了，而且部队有纪律即便是团以上干部，也不得与当地的朝鲜百姓通婚。

婚姻居然成了当时父亲的难事儿！

　　听母亲说，后来父亲通过后勤部长的爱人介绍，认识了在116师文工团的母亲。于是，母亲成为了父亲的“心动女生”。

然而，当时母亲却并不愿意，没有给父亲“留灯”，母亲嫌弃父亲年龄太大（父亲比母亲大11岁）。后来各级首长都希望乘人之美，对母亲极力开导、劝说“轮番轰炸”，最终父亲才得以和母亲成功“牵手”。

　　那时每当116师文工团演出时，首长都会安排单身的团以上干部前排就坐，以便选择“心怡的女生”。

母亲是1948年中南军政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39军116师政治部宣传队。

　　父亲和母亲“牵手”后，母亲便由116师政治部，调到父亲任军务科长的116师司令部军务科，任打字员。

在朝鲜战场作战间隙也浪漫，父母谈恋爱、遛弯，被战友“偷拍”。

1951年父亲由军务科，调任116师后勤部参谋长。

这是父母标准的志愿军男、女冬季正装照。

1952年，父亲由39军116师，调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外籍战俘管理处，参谋长。

这年的10月1日父母在朝鲜战场结婚。

1953年我的大哥在朝鲜战场出生，这张照片父母身后的是“朝鲜保姆”，战争结束之后，保姆死活要跟着父母一起回中国，可是政策、军纪规定“这个不可以”。右边小的是我大哥，左边是团长的儿子。

父亲在志愿军外籍战俘管理处工作期间，分得的战利品当中，有一部德国造的相机。父亲跟战俘很快学会了照相、冲胶卷、洗像。因此，在朝鲜战场留下了很多珍贵照片。

后来我们兄弟几个小的时候，也都用这部相机跟父亲学会了照相、洗像。

1998年7月，我把这部相机连同一套缴获美军的防毒面具一起，捐赠给了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用“抗馆”工作人员的话说：这套美军的防毒面具，填补了抗美援朝纪念馆的“馆藏空白”。因为之前馆内只是有文字介绍，美军在朝鲜战场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但是，一直没有实物来证明这一事件。

革命历史文物捐赠收据。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感谢信。

这是父亲拍的，志愿军外籍战俘管理处的两个美军俘虏。

志愿军和朝鲜村民。

志愿军39军116师文工团演出。

父亲拍的朝鲜风情。

不打仗的时候也很美好！打仗是为了更加长久的和平，保家卫国！

这是朝鲜战争结束之前，志愿军一次与美军的谈判过程中，发生武装冲突，中弹牺牲的一位姓杨的排长。距离战争结束返回祖国就差一步了，却永远的埋在了朝鲜的土地上，不尽令人唏嘘叹惋。

1954年，在朝鲜完成了外籍战俘和志愿军战俘的交接工作之后，父母一同回到了祖国，在昌图任东北军区归来人员（志愿军战俘）教导团，参谋长。

1955年，调任沈阳军区军运处，副处长。

父亲性情温和、与人为善，从来不耍官僚，工作认真负责。

中间三位身穿“将校尼大衣”的首长，右边是父亲大人。

1956年父母和大哥，这个时候还没有我什么事儿。

　　由于父亲在朝鲜战场时美军飞机轰炸，将左耳震坏（中度耳聋需带助听器），在部队工作不太方便，于是提出申请转业。

1958年，父亲由部队转业任沈阳铁路局安东车务段，段长。

1959年，任沈阳铁路局安东地区办事处、本溪地区办事处，副主任。

《一段有关父亲的传说》

在铁路本溪地区，广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我父亲早年是“贺龙元帅的警卫员”，还有的说我父亲是给贺龙元帅牵马的“马夫”。其实，确切地说当年是给贺龙师长当过“通信员”。因为，父亲上过“高小”，这在当时那个年代算是“高学历”了。还有的说：有一年，贺龙元帅来本溪见到我父亲，一问我父亲工资太少了，让给涨点儿。级别太低了，让铁路局给提几级等等。

　　其实，我父亲曾经是贺龙将军的老部下这事儿不假，但只是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军时，在隶属于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120师司令部，给师长贺龙当了三、四个月的通信员。后来父亲参加“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学习之后，就离开120师，重新分配到八路军115师344旅司令部了。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1960年10月23日，贺龙元帅和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途径本溪火车站，专列在本溪站做短暂停留、休息，贺龙与罗瑞卿下车在站台走走、上天桥看了看。当时本溪市的党政军领导都前往火车站迎接，父亲作为铁路方面的主管领导，向贺龙元帅介绍了铁路的发展现状，期间提到早年是在他任师长的120师，西安八路军参军的，在师部当过通信员。并介绍了几位首长都是贺龙的亲密战友，贺龙元帅这才想起，听后非常高兴、倍感亲切，交流的就比较多。前往火车站迎接的其它党政军领导，及站场内的铁路职工就传出了，父亲是贺龙元帅的老部下、老熟人，又涨工资又提级等等一些说法。

其实，涨工资、提干都是政策性很强的事，哪有那么简单、随便，况且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会这么做。可见知情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于父母都是军人出身，革命家庭的红色基因影响了我们下一代，兄弟姐妹六人当中，我们哥仨也先后参军（我排行老三，三位军人中右边的为作者）。

而我们哥仨当中只有我，有幸来到到父母当年战斗工作过的39军，这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光荣部队服役。

　　当年我到39军当兵时，父亲一再告诫我：虽然你们军长、政委等各级首长，很多都是我抗战时期的老战友。但是，这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不要因此有任何“优越感”，要踏踏实实地当好一个兵。

当然，我也深知这是父亲对我给予的深切期望，他老人家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在父母曾经战斗过的老部队锻炼成长，而不是靠“关系”。

可以说在部队那些年，我也算是没有辜负父母对我给予的希望。我入伍的第二年就荣立三等功，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三年就代理排长，全凭自己努力。

以至于很多跟我一起共事多年的战友，压根就不知道，我居然还是“39军的子弟兵”。

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父亲的左耳戴着助听器。父亲在朝鲜战场，一次在赶赴39军指挥所开会途中，遭遇美军飞机轰炸震坏左耳，好在右耳还听得到。

1979年，父亲调任沈阳铁路局视察研究室，副主任。

　　从父亲参加革命以来，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建设新中国等历史时期，于在1980年在沈阳铁路局离职休养。

父亲这一生克已奉公清正廉洁，工作认真与人为善，在企业和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那一代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在炮火硝烟中走过来领导，深知建立政权、和平安定的来之不易。为人处事，上对得起国家社会，下对得起企业民众。

写下这部美篇也算是对父亲，对军队情怀的一种传承吧，革命父亲永在心中！

2019年12月31日

时超英 于沈阳

本文作者 时超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