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柳钊书记——火箭推进剂的故事——黎明化工厂往事之五

高国均

文字作者：许振初

1966年徒工在太原培训时合影。左上张玉莲，谢荣花，米生莲，杨秀莲。左下黄殿福，师秀花，郭利荣。

柳钊同志在黎明化工厂工作的片断

1965年，柳钊、王振先、李俊贤、馬駿、王能和等同志搭建班子，筹建黎明化工厂。

大约是1965年下半年，他们在太原新华化工厂做了一些前期工作，如在山西招收一批徒工等。在1965年十月前后，柳钊和王振先（黎明化工厂首任厂长）为首的领导班子，率领二三十人到青海落地就任，黎明化工厂的建设拉开了序幕。

当时的工程建设体制是建设单位全包制。也就是说黎明化工厂、光明化工厂与黎明化工研究院的两厂一所，都属于建设单位六化建的一部分。在完成了土建、安装建设，开始试生产后，才从六化建公司独立出来。

黎明厂在六化建期间，称为二科又称二厂(光明厂是一科)，一厂二厂在建设阶段只负责做生产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二厂的生产准备要和建设单位，以及设计单位第六化工设计院协调。由厂长王振先，李俊贤副厂长负责。柳钊同志主要工作是兼任的化建公司党委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柳钊同志当然是当权派了。

不过，对柳钊同志没有可批斗的理由，他历史上，革命经历上，一点毛病也没有。即使在建厂过程中，在厂里的两派争斗中他也没有选边站队。造反派也理智、客气，对他没有理由批斗，所以也就沒有批斗他。

既然是夺权，没有问题柳钊同志的厂党委书记职务也被夺了。所以柳钊同志是在“文革”中是少见的未经批斗，而又被夺权的当权派。

青海化工区军管会炮团的霍团长对柳钊很敬重，他与造反派的当权派商量说，总要给没有啥毛病的下台书记找点事做吧。而且，他建议柳钊牵头拟建的化工医院的筹备工作。

柳钊书记也乐于接受这个现实。他说他到青海来不是为了当官的，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况且他患有高血压症，不宜在高原工作。

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向组织提出，自己不宜在高原工作。他说，组织安排你到“三线”工作，是绝对不可以讨价还价的，只有服从。

　　柳钊负责联合医院的筹建，他建议把医院的筹建工作小组由黎明厂区迁到大通县的桥头镇。筹建组在县委院子里借了一间房子，他也由厂里搬到了桥头住。

虽然由黎明厂的人员负责筹办，但因为联合医院的服务对象是两厂一所的职工，在指导思想上，甚至在办公地点上也不能偏偶一方。

这样做还可以避免影响厂里的抓革命，促生产(建设)工作。同时，也可以逍遥于厂区两派斗争之外，加快医院的筹建进度。

柳钊书记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对“文革”的斗争会有自己的思考。他有一台一百多元的高级半导体收音机，可以听到国外的短波消息。当然他也不会和我交流听到的任何消息。

有一个星期天，厂里的金洪涛厂长，和北京来的汪庭炯处长(后来到国家科委当司长)来桥头看望他，他们三人到桥头西山野聚。

我想，他们三人政治思想层次相仿，一定会有高水平的思想交流，为黎明化工厂，为联合医院的建设思考问题。

柳钊同志工作、生活中的逸闻趣事

1968年的一天，柳书记从桥头照相馆取回了一张刚照的像片，在它的反面写上了“参加革命三十周年留念"。

延安陕北公学，是培养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的地方。他的入党介绍人顾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演讲时的速写员(名字忘了)都是柳钊书记的朋友。

他说在延安期间，公开场合经常可以见到后来成为国家领导的人。他还看到毛主席和王明两人的交谈，毛主席身材高大伟岸，俯视着小个子的王明，好象是小学老师和他的学生谈话。他说那时的军民，干群关系是最好最和谐的，令人难忘。

柳钊书记还说到有一个叫阿甲的同志。他是延安的戏剧家，毛主席在延安期间常看他的戏(文革时的红灯记样板戏就是他的编剧和导演)。他是一个严重的口吃患者，在延安整风会议上不好口述讲话(一开口就会使人发笑，影响严肃的气氛)，同志们允许他用唱(戏)或道白的方式来发言。柳书记还绘声绘色的学他当时的腔调。

最近我才知道这位阿甲还是我的常州老乡，在他的家乡湟里建有阿甲公园。

　　柳钊书记回忆说，在延安时经常能听到经过长征的朋友笑谈长征中的经历。例如战士在行军途中睡觉，前面的战友遇到沟坎要跳一跳，后面睡觉的战士也会在半睡半醒中跟着一跳。

有时候前面的同志会开个玩笑，有意的做些假动作，目的是提醒后面的同志不要睡得太深了。

从陕北公学毕业要奔赴抗日的前线，他的同学有一股改名(字)风，他也跟着改名。由原来的刘加林，改为柳钊。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叫昵称的别名叫s(硫)k(钾)p(磷)。skp。

　　建国以后，柳钊书记在北京工作。

他曾经与《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是好朋友。他说，在吴收到稿费后，他们几个朋友还敲了吴运铎夫妇一顿烤鸭。

我还听他介绍到苏联学习的经过。

建国后苏联向我国援建了156项重大工程。大部分是基础工程，他也被分配到拟建的防化(学)工程企业，山西新华化工厂工作。苏方援建内容除提供工厂全部的设计，设备和工艺资料，还要培训全部的技术管理人员，达到工厂建成就可以开车，出产品的程度。

它的方法是培训所有的技术操作，技术管理人员。到苏方对应的工厂进行一对一的跟班学习。中方学习人员在赴苏前就任命了在援建厂的职务。

他们是工厂(厂长，副厂长)车间(正副主任，工段长)和技术管理科室(科长，主管技术员)，其数量与苏方相等。到苏工厂后跟看苏方与你相同职务的人一对一的学。这样回国后就可立接投入生产。

柳钊书记学的就是这个厂的技术科长，兼副总工程师。柳钊调青海黎明化工厂之前是山西新华化工厂的总工程师。

　　柳钊书记的夫人是一位医生，称郑大夫。夫妇俩有一个大约五十年代出生的女儿。这两位女士，我都没有见过。

柳钊书记的生活极为简朴。他的工资是全厂最高的。他抽烟很多，一般情况下每月要三条左右。如遇开会他的烟就是大家的(那时没有公家供烟的规定)，抽的是0.28元一包的海河牌。他说要把抽烟的支出控制在与伙食费相当的水平，其它生活水准可以相象的了。

柳钊书记在青海工作的后期，参与联合医院的筹建工作，他的协调能力，还有他的资历，他的人格影响力，对联合医院的建成有決定作用。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我手头没有留下柳钊书记的工作、生活照片。

柳钊书记大概是1970年年底返回太原探亲后，再也未回青海。听说落实政策，安排他在湖南邵阳任医药研究院领导。从此，我与他或他的家人再没有联系了。

我从厂基建科抽调出来，跟着柳钊书记工作了大约二年时间。我有机会直接得到他在工作上的指导，思想上、方法的熏陶。他传讲的延安时期，抗日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期间 ，一系列的前沿经历和故事 ，也使我受益匪浅。（文稿：许振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