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h1><h1>说着说着就要过年了,离2020年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h1> <h1>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家人最在乎的日子。但是说实在的,人们过年的意识却越来越淡薄了。</h1><p class="ql-block"><br></p> <h1>这种感觉可能对我们成年人来说是这样,不知现在的孩子们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他们肯定不是我们儿时过年所期盼的那样,现在的孩子平时还缺什么呀!所以我们既看不出来,也想不出来孩子们对年的态度。</h1><p class="ql-block"><br></p> <h1>我所说的过年意识淡薄,是相对于我们儿时来说的。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盼望着过年哦!天天算计着差多少天年来到,甚至刚刚过了年就开始数算。现在想想,为什么那么盼望过年呢?无非一是捞着吃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二是可以穿新衣裳;三是能放爆竹;四是可以不上学了。一和三是男孩盼着的。二则是女孩的最爱。而四都是孩子们期盼的。</h1><p class="ql-block"><br></p> <h1>我在洪五生人长大,父母还在洪五居住。除了后期有几年父母曾经轮流在我们兄妹几个家过年,不在洪五以外,算来在洪五已过了五十多个春节了。</h1><p class="ql-block"><br></p> <h3>(网络图片)</h3> <h1>但是小的时候,可全是在洪五过年的哟!</h1><p class="ql-block"><br></p> <h1>我第一次对过年有记忆的是在六十年代初,大约也就五六岁吧。那个时候住在洪五四分会,一间平房,十来个平方,但是中间有墙隔开的。两小间屋,各放一张公家的小木床。一张公家的办公桌放在里间靠着北墙。床和桌都很破旧了,记得办公桌面上被划得一道一道的,漆都掉光了。所有属于个人的大件财产就是一个柳条箱,放在里间的床头上。外间除了一张小床,还有一座自己用砖砌的炉子,做饭取暖用。这就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全部家当。什么叫“家徒四壁”啊?什么是“无产阶级”啊?那个时候就都见识了。这是记忆中家庭最贫穷、最苦的阶段。农村虽然更苦些,但他们有自己的房子,有属于自己的生产生活家什。关键是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洪五一大把,不是个别现象。双职工家庭的境况要好一些,但是这样的家庭少。不过多亏了没有个人财产,不然这小房子根本没处放。</h1><p class="ql-block"><br></p> <h1>过年了,母亲就炸点豆腐,炸点肉,两样的数量统共有八寸的汤盘一盘。母亲在炸肉时,我就在一旁眼巴巴的看着。平时根本捞不着吃,我想吃,但母亲哄我说不熟,等以后做出菜来才熟了。就这点东西,还要待客呢,一人尝一块怕就没了。</h1><p class="ql-block"><br></p> <h3>(网络图片)</h3> <h1>母亲下好了饺子,小屋子热气腾腾的。这时,父亲栓好了爆竹――父亲过年很少在家的,经常在井上值班――叫上我到门口放爆竹。父亲让我挑着杆子,他点着爆竹,但是爆竹刚响了几下,我吓得扔掉杆子,回到屋里吃水饺了。父亲哈哈笑着,捡起了竹竿放了那串爆竹。</h1><p class="ql-block"><br></p> <h1>初一白天的事情,首先要去给干爷拜年,挣五角钱的压岁钱。每次干爷举着五毛钱纸币,让我磕头,但我从来没磕过,压岁钱也从来都是给我的。挣来的钱回家后便被母亲要去,说是要还人家,至于还没还,我从来也不知道,也不关心。大事办过,剩下的就是和小朋友玩了,爆竹不敢放,可以放滴滴(jin)。互相玩春节才有的小玩意儿。</h1><p class="ql-block"><br></p> <h1>那个时候,春节期间要饭的挺多,初一这天还多一些。母亲舍不得给他们饺子,提早准备下干粮。直到我十几岁,“文革”后期了,家里经济条件逐渐好了起来,年下才给要饭的水饺。</h1><p class="ql-block"><br></p> <h1>可能洪五地处偏一点,没记得有扮玩的活动 ,也许年龄小,有活动不记得了。</h1><p class="ql-block"><br></p> <h1>关于压岁钱的问题,等我稍大以后,可能已经上学了,这个年龄知道钱的中用了,心想干爷给的压岁钱老是见不着,于是有一年我串通弟弟,问母亲要压岁钱,两个人磕了半天头,最后每人给了我们一分钱,这让我们非常失望。</h1><p class="ql-block"><br></p> <h3>(网络图片)</h3> <h1>当时由于年龄小,对春节前的食品物资供应是如何的,不会知道,也没问过老一辈的。</h1><p class="ql-block"><br></p> <h1>就这样,儿时过年的记忆绝大部分已经沉睡,稍大一点的记忆倒是还有点。但那个时候已经上学了,“文革”也开始了。</h1><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