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珙中学生

王建军

　　1965年考入四川珙县中学，那是一所完全中学，校舍座落在优美的洛浦河畔，校园内绿树成荫，我们新生一进学校，感到什么都很新鲜，对学校的老师感到有些神秘，对外地学生感到陌生，在高兴和自豪，新奇和熟悉中，顺利地跨入1966年。

1966年是一个令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也忘不了的年头，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同时令人无法接受的亊情也太多太多。

　　正当我们勤奋读书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1966年的春天，报纸就开始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接着就是对"三家村"的批判(邓拓、吳晗、廖沬沙)。那时我们也小，也不懂，也不关心。

在暑假前和假期中，发生了一些重大事情。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俗称"五一六"通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炮轰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八月五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瞬间在祖国大地漫延，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学校，无一不被卷入其中。

整个假期我们是在似懂非懂的环境中渡过的，开学就上初中二年级的我们，毫无准备地卷入这埸政治运动。在有些慌乱，无所适从的时候，县委派了工作组到学校领导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开始，我们珙县中学成立统一的"红卫兵"组织，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每个人都带一个红袖章，由工作组和学校统一领导。我们"红卫兵"的任务是"破四旧"，"立四新"。搬倒菩萨，拆除庙宇，收缴麻将和扑克牌，收缴旧的书籍和县川剧团上演古装戏的服装和道具，清查新华书店内有关"封、资、修"图书。每家每户都在清理自家是否有"封、资、修"的东西。凡收缴的"四旧"东西，全部在县城大礼堂门口集中公开销毁。那场面有点轰轰烈烈。那时间带红袖章的学生有着无限的权力，大有能主宰整个世界的能力，别人稍有不满意，就会被扣上许多"帽子"。

　　这时候，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动静越来越大，外地的学生也寄来很多传单和小字报。第一次看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传单，非常吃惊，随后打倒彭德怀、贺龙、陈毅等元帅的传单也来了，各种消息接踵而来，使人目不暇接，他们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怎么一下子就成叛徒反革命，百思不得其解。学生们的思想已经乱了，不好掌控了。学校和工作组就安排全校学生去坝底"将军坡"底下去修水库，想隔绝一下与外地的联系。我们分散在社员家中住宿，学校统一吃饭。这样起到的作用不大，学生们开始躁动。大约十来天，就回来了。

这时毛主席在北京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各地都要选派红卫兵代表去北京。珙县中学就开始选"红卫兵"到北京去受检阅，条件是"红五类"和“三好”学生。其他班级的选举情况记不清了，我们六八级二班的李东川、王开义、梁和平、钟洪桂等选上了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选上的高兴，没选上的明显有失落感。

这些去北京的同学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他们回来后，整个学校发生了翻天復地的变化。统一的“红卫兵”组织解散了，其他"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十几个"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有的一个班就有几个组织。

学校解散了蓝球队、乒乓球队，其他兴趣小组停止话动。一切以"红卫兵"活动为中心，以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学校全面停课了。

　　组织起来的"红卫兵"开始对县委工作组和学校领导展开批判。第一场是对县委工作组的批判，理由是压制学生运动，阻挡"文革"的发展进程。"红卫兵"这一边是由六七级的同学为主，工作组以工作组长何永芬(县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主任)为主。至今清楚地记得，台下口号声不断，"XXX"滚出珙中，"压制学生没有好下场"等等，什么口号都有。台上何主任严厉地驳斥了关于压制学生运动的论调，坚定地指出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得搞无政府主义。现在看来这一观点何等正确，如果这样那有十年动乱。批判会结束后，工作组就撤走了。第二场是批斗学校领导，主要内容是学校十七年来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白专”学生。也是由六七级的同学主持，学校领导岳子俊校长、周卓云付校长、张桂芝主任站在台上。張主任严正驳斥了红卫兵"的论调，指出十七年的教育是按培养红色接班人的标准执行的，解放后毕业的历届珙中学生在社会上非常优秀。批斗会场，学生情绪激烈，打倒"XXX"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双方互不相让，批斗会最后成了辩论会，不了了之。现在想来在那种群众运动高压下，学校领导还能与造反组织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地争论。这个女领导不简单(好朋友宗希平的母亲)，2013年专门去看望张主任，她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精神面貌很好，思维清晰，一个慈祥的老太太。我们还回忆了在中学的许多往事。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特点。主要还是以大字报为主。那时的大字报到处都是，教室内外，走廊，凡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上了。因为覆盖大字报还引起各组织之间的争吵。所贴的大字报在显要地方都写上"保留几天"的字样。学校的操场边上的高台，就是辩论台，各组织之间时常也有辩论。游行也是"文革"的一个标志。凡有大事件都要组织游行，刚开始游行的时候，"红卫兵"组织都是一起的，后来分两派，就各自游行。珙中学生是游行的主力军。

　　“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全国革命师生大串联在神州大地悄然兴起，并有一股不可阻档之势。这时《人民日报》宣传"大连海运学院"的红卫兵，发扬红军两万五千长征的革命精神，步行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在全国引起強烈反响。提倡红卫兵步行大串联。同学们三、五人组成一个小组，由学校开证明，发生活补贴。在全国各地串联，那时候，只要找到红卫兵接待站，就有吃，有喝，有住。就这样珙县中学的"红卫兵"开始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去经风雨，见世面了。

我们几个好朋友也筹备了好长时间，准备了一面红旗，红袖章，每人一付绑腿。去学校开了"红卫兵"串联证明，领取了生活补助。计划用半年时间走到北京，具体路线是:珙县一宜宾一重庆一郑州一北京。全程步行。我们在1966年12月中旬出发，沿途一些车辆要带我们，被我们一一谢绝，我们步行九天到达重庆，大约300多公里，途中只要见到学校就要去宣传，贴标语，名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鼓动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重庆期间去大学看大字报，参加大学生游行，也去发过传单，去参观"白公馆"、"渣滓洞"、红岩村"，瞻仰革命烈士，也去逛公园，品赏美食。我们计划过了春节，天气暖和以后，再继续北上，完成我们长征串联的计划。可是，刚过后春节就接到停止全国大串联通知，我们马上改变计划，乘车去内江、成都串联，在停止大串联的前一天才返回学校，时间两个多月。后来听说，我们学校同学外出串联大部分还是乘车，真正步行很少，如果有也是短途的。象我们这样长途步行串联的很罕见。

这次"红卫兵"大串联，对我个人来说: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增长了知识，磨练了意志(我刚满14岁)。学会独立面对社会。

　　大串联回到学校一看，继续停课闹革命，学校一片萧条，空荡荡的教室，早已没有往日朗朗的读书声，学校到处贴滿了大字报。打倒XXX，XXX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也有部分“海报”，内容大都是那里有什么辩论会等一些新奇的东西。

只有少数的造反派在学校活动，部分同学在观望，有一些同学根本不来学校。社会上的造反派把手伸向我们学校，以反对"二月逆流"，清查所谓的阶级异已分子为由，批斗我们学校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各派组织的斗争上升到新的高度，水火不容的态势。我们几个好朋友以李东川、黄富美、杨林、宗希平、王开义、杨士贵、王建军等人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名为"鬼见愁"造反兵团。我们这个组织兵強马壮，在学校很有影响力，撰写有黄富美、李东川，辩论有杨林、宗希平，宣传有杨莉、李建华、周小莎她们，其他成员做管理、服务工作(刷大字报、贴标浯、发传单等)。成员六七级、六八级、六九级都有。我们的消息比较灵通，内容也很新颖。学校其他造反组织不敢招惹我们。我们这个组织不批斗学校领导，不攻击其他教师和学生，被称为红卫兵中最大的保皇派。我们成立这个"红卫兵"组织的初衷，就是要牵制学校的其他造反组织，使他们不得胡作非为，乱说乱动。一段时间学校很平稳。记得在六七年芙蓉煤矿发生矿难，死了三十多个矿工，我们几个凑钱，以"鬼见愁"组织的名义，专门在县城买一个花圈，我们几个轮流扛着到步行(16公里)送到巡场追悼会现场，悼念死难矿工。

我记得大约在六七年下半年，珙县造反组织"红旗派"帮助全县的"红卫兵"召开了"红卫兵"代表大会，选举了"红代会"领导人。我们的组织没有参加。也不知道珙县中学那些同学是"红代会"的领导成员。

在六八年初，工宣队进驻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这时期我们班主任换成刚从学校毕业的新老师彭中义，很好一个青年老师。

工宣队进驻中学以后，要宣传自己的政绩，在六八年四五月份就成立了珙县中学"红卫兵"宣传队，宣传队的人员以我们这个"红卫兵”组织为主，增加部分六八级、六九级的文艺骨干和部分老师组成 。去下面区、乡、镇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和大好形势。我有幸参加这个宣传队，宣传队中李东川、黄富美、王开义、宗希平、杨士贵、张和祥等都是好朋友，女同学有杨莉、陈启蓉、范士香、李建华、周小莎、班娅娜、陈明、蔡友谊等。我们先在县城大礼堂公演两埸，获得成功。随后去了底洞、上罗、孝儿、恒丰、木滩等地演出。原计划要去更多地方，因为经费问题，就没有去了。我们去区、乡宣传演出大部分都是步行，只有从上罗区到孝儿区坐了小木船。沿途风光实在大美。河床窄的地方，岸边的竹子都快伸到河中间了，岸上的小鸟声，河里的流水声，船上宣传队员的歌声混成一体，那是世界上最好的自然交响乐。

　　我们宣传队回来以后，学校也没有大的起色，还是一盘散沙，复课闹革命也没有搞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很茫然，也不知道要干些什么。时间就这样到了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号，当时我们在教务处，从收音机里面听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指示。当时我们都没有说话，就这样悄声的各自回家了。

两天以后，我们几人李东川、黄富美、王开义、宗希平、杨士贵和我在黄富美家商议下乡当知青问题，由黄富美执笔，写了"响应毛主席号召坚定不移地奔向农村"的决心书。黄富美用大红纸抄出来贴在珙县中学学生食堂门囗。宜宾日报专门转发并配有编者按。几天以后就开始办下乡手续了。李东川、黄富美、王开义、杨士贵、张和祥他们在本地下乡，我和宗希平、黄俊京回老家下乡(山东、江苏、河北)。

从此，我们六七级、六八级学生离开了学校，走向了农村广阔天地，用几十年的时间去拥抱多彩的世界，用我们微薄之力为共和国增砖添瓦。

　　纵观珙县中学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学生们积极参加运动(大势所趋)，虽有些过激的言语和行动，但是有着做人做事的底线。我所了解，在整个运动期间，大都是以"文斗"为主，学校内"武斗"基本没有发生。珙中没有那个领导在"文革"中致伤致残，没有那个学生有何伤害。这就很欣慰了。在这种急风暴雨式的全民运动中，在“武斗”盛行的年代，人员没有大的伤害，校舍没有大的破坏，这也说明珙县中学对学生的教育是成功的，学生们的自我约束能力也很強，初心还在。

　　由于这段历史时间比较长，我离开珙县也很早，在珙县中学"文革"初期的有些事情，记忆中可能有差错，可能还有一些大事件没有记录下来，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也可能颠倒，请同学们指正。

　　王建軍、李东川

　　前排左起韩书庆、李建川、王建军，

后排左起韩林庆、李东川、李书刚。

这是韩林庆、李书刚离开珙县时留影。

　　2009年去珙县同学合影。

　　左起宋孝国、王开莲、王开义、王建军、王建莲

时间2009年

　　左起宗希平、杨林、王建军、杨小平、王建莲、蒋玲。

时间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