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醉听清吟

空中草原

品 悟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变得高大，又重归默默无闻。白居易的一生有了太多的起伏。呼吸着封建礼教的气息，一个人，从年少走向衰老。被世俗的洪流压榨的一滴不剩之后，被遗忘在一个沉闷的江边……

听着琵琶的旋律，踩着醉厚的酒香，徒有一人，存活在他的世界。渲染了，整个虫鸣的夜晚。在那个世界之中流离失所着。

当琵琶之音渐渐停歇，回忆却不能自拔地散向远方。自己曾经也拥有过光荣，也曾无数次地被胜利的喜悦所包围。可是，当一切都成为过去，一起重返现实——才渐渐品尝到世态炎凉的滋味……

（一）

中国文人都有一个陶渊明情结。

我观后世受陶渊明的影响，在乎三个字，一个是“气”，一个是“闲”，一个是“酒” 。陶渊明四次辞官，最终选择归隐，内部因素当然是他爱好自然的天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政治斗争的残酷，社会风气的腐朽，文人境况的悲惨，向陶渊明提出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陶渊明四次辞官，“不为五斗米折腰”之“气”让渴望高洁的后世所敬仰。何去何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诗人选择了“闲”，遂成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诗风。常有人把喝酒看成是一种潇洒，我却看到了麻木，酒精的结果不就是大脑的麻木吗？当一个人郁郁不得其志的时候，能让自己思想停下来唯一的东西就是“酒”。

“隐逸”这个词本来不应该是好词，它和“逃避”、“躲藏”、“退缩”有时候是相通的，但是自陶渊明起，隐逸却成了中国文人表达自己高洁的首选生活。不说王维、孟浩然、白居易、苏东坡、晁补之这样深受陶渊明影响的诗人，就便岳飞，不也有“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作赤松游”的隐逸向往？为什么本来具有逃避退缩的一种行为反被演绎成了傲岸高洁的象征呢？这里面的“气”很重要，不屈服于权贵，不流伍于庸俗，隐逸就成了坚守，成了抵抗，成了控诉。唐朝诗人高适在做封丘尉时，不忍于“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折磨，也自然而然“转忆陶潜归去来”了。

当然，在“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有更为高尚伟岸的一种选择，那就是路遇不平拔刀相见，崇尚完美的人们总是会以此责怪隐逸的文人们。这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幼稚症，也是一种自己明明做不到还要责怪别人的恶习。须知，“不平”不全是平地的一块石头，有时候你是看不到的，有时候你是说不出的，有时候又是黑白颠倒的，有的时候还是陷阱呢。如果一切卑鄙都能让世人看出卑鄙，那这个世界就简单多了，也太平多了。

陶渊明一“隐”，王维一“逸”，李自一“歌”，杜甫一“哭”，他们不是不想拍案而起拔刀相见，而是他们没那个能力，无能为力，甚至无所适从。陶渊明隐逸后也曾回忆自己的少年情怀：“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翩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然而却过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日子。我常常怀疑，这是诗人自愿的吗？世人看隐逸，看到的是淡泊、洒脱、清闲、高雅；我看隐逸，看到最多的却是痛苦、孤独、伤感、郁闷。鲁迅先生论陶渊明：“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又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所以鲁迅先生评价陶渊明：“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

白居易当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这个伟大的文人也走了一条和陶渊明一样、其实也是中国文人经常选择的一条路。少年得志，青年进仕，中年贬滴，将老归隐。大和三年，58岁的白居易在刑部侍郎位称病求免，身隐洛阳，后虽又被朝廷先后任命为同州刺史、太子少傅等，均未莅任，终老香山。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这个分类有点不伦不类，前三种是以内容取，杂律却是形式。不过这也能够初步反映白居易的诗歌状况。

历史之中，包括当代，对白居易诸多闲适诗歌颇为不满。多认为白居易一生还算顺利，所以少了点苦难的体验，多了点悠闲的矫揉。其实，怎么能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完全断裂开来呢，白居易的讽喻诗高度直追杜甫，白居易的闲适诗就只反映了悠闲和自由？

白居易自己也说：“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真的不忧吗？在这隐逸闲适的时候，他难道忘记了那个卖花的女孩、上阳的白发人、被抢走了炭的老翁？

怎么会忘呢？“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里有诗人的内疚，“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里有诗人的期盼，“官小无职事，闲于为客时”里有诗人的郁闷，“营营各何求，无非利与名”里有诗人的担忧，“但未知生死，胜负两何如”有诗人的仿徨，“安得天下守，尽得如袁公”里有诗人的向往……仔细咀嚼，在优游暇豫的后面是不是有一种苦味？一种欲罢不能欲言又止的苦痛。为何？一个人，当他能够奋发图强去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他是幸福的；当他满腹经纶满司才华却不得不选择隐逸闲适的时候，他是多么痛苦呀。白居易是写了很多闲适诗，有很多流于世俗，俗于应付，真的不好，但是在读白居易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这是写出了“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诗句的那个白居易。他的生活开始了短暂的平静，他的血仍是热的。白居易在任翰林学士时写过一首《自题写真》：“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蒲柳质易朽，糜鹿心难驯。何事赤墀上，五年为侍臣？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 “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这是不是他一生没有改变的性格呢？

再看这首《咏拙》：

所禀有巧拙，不可改者性。

所赋有厚薄，不可移者命。

我性拙且蠢，我命薄且屯。

问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

亦曾举两足，学人踏红尘。

从兹知性拙，不解转如轮。

亦曾奋六翮，高飞到青云。

从兹知命薄，摧落不逡巡。

慕贵而厌贱，乐富而恶贫。

同出天地间，我岂异于人。

性命苟如此，反则成苦辛。

以此自安分，虽穷每欣欣。

茸茅为我庐，编蓬为我门。

缝布作袍被，种谷充盘飧。

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

优哉复游哉，柳以终吾身。

从开始的“亦曾奋六翮，高飞到青云”，到最后的“优哉复游哉，聊以终吾身”，看到了退舍，看到悲伤了吗？

从隐逸者身上能看到志士情怀，从闲适诗中能看到慷慨悲歌，我们才算是一个好的读者。

（二）

世常论白居易闲适诗毛病多多，白居易本人也曾有过自己闲适诗不及讽喻诗的表白。事实也正是如此，可以说，在反映百姓疾苦、揭示社会矛盾、抨击腐败堕落方面，白居易丝毫不逊色于杜甫，他是杜甫之后又一个为了百姓歌泣的洪钟大吕，他是杜甫之后又一座现实主义诗歌的高峰。

元和年间，战乱稍稍平息，社会刚刚稳定，又有人在弹冠相庆之后开始了新一轮的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白居易用他的笔勇敢尖锐地挑开了虚饰的面纱，暴露出这个社会的黑暗、动乱、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整个社会都震惊了，有人说他沽名钓誉，有人说他瞎编滥造，有人低毁，有人诽谤，甚至他的骨肉妻子都说他不该如此尖锐，而这一切都来于他的那些像匕首投枪炮弹一样的诗歌。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 是什么让这些权豪贵近官宦要臣这样害怕？

《贺雨》诗中他要求朝廷：“莫如率其身，慈和与俭恭。乃命罢进献，乃命赈饥穷。宥死降五刑，已责宽三农。宫女出宣徽，厩马减飞龙。 ”然后直言百姓饥穷的根本：“庶政靡不举，皆出自宸衷。 ” 《哭孔戡》中他告诫为政者：“平生刚肠内，直气归其间。贤者为生民，生死悬在天。”《乐游园》中他讽刺：“孔生死洛阳，元九謪荆门。可怜南北路，高盖者何人。”《宿紫阁村》中描写暴卒的野蛮：“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而那十首《秦中吟》，不要说那些权豪贵近者，就是1000多年后的今天，我读着仍然心潮澎湃难以自制。可以说，十首《秦中吟》，字字血，声声泪，首首如利剑，句句似投枪。 《重赋》，在百姓“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的时候，官府还要“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一方面是内臣们的“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一方面是百姓的“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在公卿们“朱门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时，却“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豪奢们“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老翁辛酸的却是“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在“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时，贫家女的景象却是“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贫穷得连女儿都难以出嫁，这是什么世道？《伤宅》，大官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 “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可是谁来关心百姓呢？“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这些诗句是不是戳穿了一些人的黑幕，刺痛了一些人的神经呢？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

是的，10首《秦中吟》就是正声。能把人民的苦难装在心里，这心胸一定无比广阔；能喊出人民的声音，这声音一定无比磊落。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他的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5O首，每一首都有一个题解，一个题解就是一个中心思想，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宣言，“苦宫市也”、 “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 “忧蚕桑之费也”、 “念寒隽也”、 “戒求仙也”、 “刺佛寺浸多也”、 “疾贪吏也”……这里充斥了对坑害百姓者的鞭挞和讽刺，针针见血，毫不留情；这里也充满了对百姓的同情和热爱，辞激情真，义胆忠心。

一个人能把国家的人民的事情系在自己身上，把自己的生命和国家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就可以配得上“伟大”二字。屈原“国无人莫我知兮，又和怀乎故都”中有一份深厚的忠恳挚情；杜甫“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把个人的荣辱完全抛到了脑后；陆游临死，悲伤的是“不见九州同”。他们把别人的“大生命”和自己的“小生命”连接在了一起，并最后融在了一起。虽然我们说生命是个体的，但那些依然顾我明哲保身的思想与为民请命家国一统的思想有没有高下之分呢？

毋庸置疑，白居易有他的弱点，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在他身上也有深深的烙痕，比如他失意后的极度沮丧，比如他后期作品尖锐性的减弱，比如他对后辈张诂的打击讽刺，比如他也曾时常沉溺声色，但这些都具有它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不能用又发展了1000多年的思想来要求历史中的人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感受他们那一颗颗忠诚热情的心灵，感念他们带给我们的感动。

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中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药良气味苦，琴淡音声稀。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人竟无奈何，呼作狂男儿。”这个“狂男儿”不是自高自大一叶障目的狂妄，而是坚定信念舍身取义的狂傲。当我们认定了目标，还是要有一点这样的狂傲为好，否则，我们怎能在1000多年后还能听到那震人心魄的声音？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栗。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京钱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

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躅免恩。

——白居易《杜陵叟》

（三）

诗歌长河中难懂的诗不少，《长恨歌》也算是一首。

《长恨歌》是一首讽喻诗还是一首爱情诗？还是二者兼而有之？面对这个千年的命题，我甚至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候就想，如果白居易真的在天有灵就好了，我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或发一个传真，或者干脆在一个夜晚神游太虚，在“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夜晚静听乐天的解释。可惜，《长恨歌》千古，白乐天不在。

这诗歌到底什么主题尚无定论，也许从来就没有定论，以后也不会有定论，但是，毫无疑问它是我们诗歌长河里的一块珠宝，一方美玉。也许它本身就是一条河呢，波澜壮阔，此起彼伏，热情汹涌，真情激荡。这条河如一条玉带从千年前的骊山飘来，风情万种，风流万古。

唐玄宗不一定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真风流才子。这个风流才子遇到了另一个风流才子白居易。

风流，要有点才华，有点韵味，有点格调，有点超逸，有点信心。历史中，文人，有几个不风流的？有几个不是风流才子？又有几个不是以风流才子自命？杜牧对白居易诗评价甚差，认为白诗“淫言蝶语，冬寒夏热”, 而他的诗在此一点和白诗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别的不说，就他的《赠别二首》入选《唐诗三百首》，害得多少年来多少人对蘅退士提意见。晏殊说柳永尽写妇人之作，可是若论婉约，他比柳永一点也不逊色。到了唐伯虎那里，“风流才子”一词在他看来还是一种美誉呢。

我们完全可以说，《长恨歌》是风流才子诗词的典范。白居易以前，说到个人，不是豪情万丈就是心若顽石，只是到了《长恨歌》，才给主人翁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凸显了才子式的儒雅风流。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欢娱，“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的无奈，“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的思念，“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哀伤，“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期盼，给这一段爱情赋予了生命，同时它又揭示了耿耿星河悠悠生死的爱情必然的悲剧。李杨的爱情悲剧经过白居易的衍化，已经升华成了理想的爱情境界，获得了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情感认可，具有了一种永恒的情感价值，并昭示了人类理想的爱情追求。

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中唐已经不再是盛唐的繁华盛世，经历了多年战争苦难的人们对于生命、对于社会、对于世界有了更为丰富的感受，人的精神也必然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在传统的志士情怀上，又多了风流才子的自娱和娱人，并从人生丰富的生活中体悟到了诗性和诗意。

我们甚至可以说，《长恨歌》之前，中国诗歌是没有风流才子的，《长恨歌》为风流才子开辟了纪元。唐宣宗曾写诗赞扬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歌，胡儿能唱琵琶篇。 ”须知，如果《长恨歌》只是简单的讽喻或纪录，唐宣宗是不会容许白居易对自己的先祖说三道四的。白居易自己也说“一篇《长恨》有风情”，这风情，后来成了中国文人的一个情结。

如果说《长恨歌》是从风情上感叹人生的悲欢，《琵琶行》又进入到了更深的人生情感体验之中。

《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时白居易45岁，任江州司马。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其多。在这天涯沦落之时，诗人把一个倡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和为一体，因而使这首诗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个时候，对方是谁，自己是谁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感情、感慨、感叹。诗人用更为广阔的视野，更加深刻的思想揭示了人的精神世界。

霍松林先生在《唐诗鉴赏词典》中中肯地评价这首诗：“把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琵琶女的遭遇，同被压抑的政治的知识分子的遭遇相提并论，相互映衬，相互补充，作如此细致生动的描写，并寄予无限同情，这在以前的诗歌中还是罕见的。”

（四）

《读张籍古乐府》一诗可以看出白居易的诗歌主张，他通过表彰张籍来宣扬自己的观点：“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也就是说，诗要写得有“讽”、“感”、“劝”的实际效用。然后他又在《新乐府序》中强调了诗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也就是说白居易一直在强调的是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即《与元九书》中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事实上在以后的创作过程中，白居易也忠诚地实践了他的诗歌理论，他的很多诗歌，特别是讽喻诗，简直可以作为送给朝廷的奏表。

正是因为他对诗歌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重视，才让他的诗歌形成了和同时期的刘禹锡的清俊、柳宗元的简淡、韩愈的险怪、李贺的冷艳截然不同的风格。白居易的诗，叙事直切，描绘真实，明白晓畅，平易近人，世称通俗。宋朝惠洪《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这可以证明两个问题，一是白居易做诗是有他明确的目的的，就是要让平民百姓理解，让他们感悟，给他们震动；另一方面则是白居易善于从人民中吸收材料和语言。白居易不是说“惟歌省民病，愿得天子知”吗？替人民说话，说人民的话，这从理论实践上，从形式和内容上，表现了白居易诗歌的一致性。

白居易的通俗，不是庸俗，更不是粗俗，他追求的是艺术表现形式的浅显，却还在追求艺术内容的深刻。他用最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最深刻的思想，用最微小的事件表达了最深厚的情感。白居易不是不能“曲”，《长恨歌》就曲到了“不能解”的程度，而是他对诗歌的理解，特别是他对诗歌功效的理解让他必须在通俗上下功夫。通俗到了带着浓郁的泥土气息来反映农家的艰辛，通俗到了带着酒肉的腐败气味来刻画权贵的脸谱。他从实际出发，从需要出发，从抒发自己的良心出发，从表达百姓的情感出发，通俗却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

其实，通俗和优雅是没有明确界限的，不是有“大俗大雅”的说法吗？就像“典故”的意义，少人用的是典故，多人用的也有典故，典故用得多了，深入人心了，他虽还是典故，却早已变成了“口语”、“白话”。何“俗”何“雅”，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不只是注重它的形式，还要注重它的内容；不只是注重它的构造，还要注重它的思想；不只是要注重它的表现，还要注重它的情感。谁能说白居易用通俗的风格写出的诗歌不雅？不但雅，还是大雅。

白居易说：“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欲也；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可见，“俗”与“雅”，不在于形式，而在于一个“真”字，真心实意，真情实感。

白居易的诗歌在其生前就流行深广，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白居易的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这在古代诗人中并不多见。而这固然和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有关，是不是和他诗歌的内容、思想、精神有关系呢？据说当时有一个禁军将军纳一青楼女子为妾，说好了聘金，到了完婚那天，该女子突然又提高了聘金，问其故，该女子说：“我会背白学士的《长恨歌》，身价当然比别的女子要高。”那位将军还真给加了聘金，才将这女子娶回家中。这也许真的是传说，但它还是证明白居易的诗的确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

不要以为白居易的通俗是不假思索的唾手可得，也许他比那些豪华的词藻堆垒更难呢。张籍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干将，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看是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可见通俗并不是随便啊。白居易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诗风后面，也是千锤百炼，字斟句酌的艰辛。

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通俗是白居易诗的风格，任何风格都是要通过艰苦的实践才能建构的。

当然，过分地追求一种风格，也会容易钻进牛角尖。钱钟书论白居易，先说“香山才情，照映古今”，接着说“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最后还开了个玩笑，“故余尝谓：香山作诗，欲使老妪都解，而每似老妪作诗，欲使香山都解；盖使老妪解，必语意浅易，而老妪使解，必词气烦絮。浅易可也，烦絮不可也。 ”

（五）

白居易早年生活理念的消退应该和他被贬江州司马有莫大的干系。元和七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的刺客刺死，白居易上书请捕刺客，反而因越职言事得罪，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次打击，是白居易思想的一个转折，从此，他那种斗士的精神，请命的风格慢慢消退了。

若论当官，白居易是好官呢，就是从他越职言事一事也能看出来，没有社稷情怀、百姓情结，谁会管这种不该自己管的闲事？

不知道现在流传的白居易怒打行贿人的故事是真是假，我想即便是传说，也是百姓的一种纪念吧？白居易中进士后被派往陕西周至当县令。刚一上任，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就为争夺一块地跑到县衙打官司。为了能打赢官司，赵乡绅差人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送到县衙，李财主则命长工从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银子送了来。开庭那天，白居易命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把银子充了国库，并将二人各打了四十大板。如果是真的，这个人该让我们敬仰；如果是故事，这又是多么美丽的一个传说呀。

反正，白居易53岁从杭州刺史位离任，要在洛阳履道里买房子，为官20多年，竟然没有凑足买房钱，最后只好以两匹马抵偿。在洛阳，他用太子少傅的工资治理了“八节滩”的伊河险段，使得“夜舟过此无倾覆，朝径从今免苦辛”，白居易对这件事十分欣慰，他临终前一年写的《欢喜二偈》中，就有这么二句：“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

公元845年，这个伟大的诗人为我们留下了3800多首诗歌后，驾鹤西去了。死后葬在了洛阳香山琵琶峰。

不知道他在天堂见到他的好友元稹、刘禹锡了没有，不知道他们是否又一同“烧酒初开琥珀光”，开怀痛饮；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上阳的白发人、新丰的折臂翁、浔阳的琵琶女；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他写了600多首的洛阳；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杭州的西湖……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三年，三年为杭州留下了一条千年的“白公堤”。那一年杭州大旱，农田龟裂，老百姓急着请求西湖放水，可那些官儿们都顾自寻欢作乐，一理不理。这时候白居易来了，来的第二天就放水救急。然后通过调查，决计在钱塘门外，修筑一条由石函桥北连余杭门的捍湖堤，以便提高水位，“放湖入河，从河入田”。然而这一利民措施，却遭到了当地官僚豪绅的阻挠，他们相互勾结，谣言惑众，扬言此举“不利钱塘县官”，“鱼龙与生托”，“茭菱失其立”。白居易义正词严，据理责问：“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和稻粱之利孰多？”

捍湖堤就这样修好了，碧绿的湖水“哗哗”流进了农田，也流进了杭州人民的心里，人们把这条捍湖堤叫 “白公堤”。

白居易说：“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有这一湖水也就够了，这是怎样的一湖水呀，水波潋滟，游船点点，青黛含翠，清澈明亮，它映照着蓝天，映照着远山，映照着绿柳，也映照着人心。

我常想，西湖固然美，可是如果没有了白居易和苏东坡，没有了“白堤”和“苏堤”，没有了《钱塘湖春行》和《饮湖上初晴后雨》，这西湖，会不会就少了一分韵味呢？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刘禹锡与白居易一次相会的时候，就说，醉听清吟胜管弦。呵呵，我猜，那千百年前说的清吟，也许就是现在我感受到的虫声吧！有这样的事？这些清吟居然胜过那些浩大的急管繁弦演奏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