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O年的历程

營先勇

这是1970年7月在北京学院路成府路东口八大学院照像馆拍摄的毕业照，这幅照是青年时代标准的我，没有大学的经历就没有我的现在。

宿县，旧社会也俗称南宿州，也即现在的地级宿州市。津浦铁路即现在的京沪铁路从城东穿过。城东西5公里余，南北约3公里。1948年宿县解放军未解放前，城四周有髙大的城墙，下面是约1O至2O米宽的护城河，到晚上城门紧闭，外人再进不去。高大坚固的护城设施使1948年淮海战役首战解放宿县的战斗解放军攻城异常困难和惨烈。

1946年8月15日本相册的作者我就出生在这座城内。

父亲是个文化人，读过私塾，写就一手好书法，母亲娘家在宿县秦湾，她一生育有四男三女，我属老七，我出生时三个姐早年夭折，仅有三个哥哥。父亲祖籍在城内，年青时他生意尚好，在秦湾置三十余亩地产。但我出生后不久，家境败落，母亲带着均未成年的四兄弟回到了娘家秦湾。

秦湾，一个有六千余村民的山寨。距县城3O公里，距火车站夾沟5公里。幼年少年的我就在这里渡过。我的周围均是母亲的牛姓，外祖父，舅父家庭挺好，所以土改时定为地主成份。我在秦湾渡过约1O余年光景，在幼小的心灵中经历了解放战爭，土改，镇反，互助组，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化等运动。

我的小学教育在乡村秦湾，在秦湾见证了大哥，二哥的早逝，至我上初中家中就只有母亲和未成年现仍在世的**了。可以想象在解放以后的1O余年，家中没有人支撑，没有劳动力，农村的家境是何等的艰辛……

以下两幅安徽淮北的老照片是我幼年少年时期见到秦湾村的真实写照，没有电，没有机械，低矮的茅草房，现在称之为环保无汚染但产量很低的农作物，加之基层干部的共产风等瞎整，至使在我的记忆中离开安徽赴北京之前在秦湾就没有吃过一顿象样的飯菜。

我是幸运者，1952年开始在宿县秦湾小学坚持了上学。秦湾小学是一所教学质量上成的中心小学。我这个年级二个班，1958年有数位小学生通过全县统一的初中入学考试考取了宿城二中，亦即现在的宿州市第二中学，一所省内重点中学，现在在全国中学500强中列前2O0名内。由此亦使秦湾小学这届学生之后出了王树群，王树元，张体义和我等几名大学毕业生。我说的幸运远不止这些，还由于考取了初中把我的户口转入了宿城二中，使我成为吃商品量的非农业人口，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仍享受定量粮食供应，以此躲避过了另人惧怕的1960年。

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留下父母的一张照片，也从未见过他（她）们的照片，我们到秦湾以后也只是学业结束才照个像。我记得1958年小学毕业考初中时照了像，当时还带了红领巾照的，但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前几段文字没有照片相趁。

1958年秋，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大练钢铁，遍地开花，宿城二中南操场西南角也架起了几座小高炉，拉风箱鼓风送氧是髙年级同学的事，我们刚入初中的任务是砸矿石……从此我接触了政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在我的头脑里扎了根。我国钢产量15年赶超英国使我兴奋。

应该说那时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針最认真的时期，《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标语用油漆写在校园的墙壁上。

除了文化课，我们经常参加校内的浇菜地，搬砖头，打扫厕所除四害打蒼蝇的劳动，去任桥，大店参加夏收，秋收的劳动。

1958年至1961年的宿县城关已经拆除了环城四周的坚固城墙，仅保留了县政府北面的一段，在城墙的地基上修建了简易的马路，三年里我走遍了宿城的大街小巷，很少见到楼房，当时一中院内有几座楼房，再则就是大跃进俱说是一个星期修建起的城隍庙对面的二层百货大楼。

在二中上学时印象深刻的老師有牛雪君校长，王旭初主任，张一冷，唐常荣，黄溪云班主任，以及苏子翼，李家兰，王希鹏，黄元甲，梅纯一等老師，传达室的薛大爷也印象深刻。苏子翼老师解放前与我家是邻居，以至在课堂上提问时他经常把我喊成我大哥的名字，记得在北医上学时回宿县一趟，到二中见到了苏老師，他还把他的医院化验单拿来给我看，让我分析。

下面这张宿县火车站的照片，是我记忆中的真实建筑，由此想起了上世纪未影片《大决战》解放宿县战斗的部分镜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站在宿县火车站的天桥上，观看着一列火车在站内来面奔跑，宿县在淮海战役中的地位尤如辽沈战役中的锦州，以此宿县也在老人的心目中出了名。

时间到了1961年春夏，宿城二中初三年级六个班都进入了紧张的复习迎中考阶段，这时期国家出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力宣传以农业为基礎，人力，物力充实农业第一线。省内的中等专业学校停止了招生，在宿县中专只有县师范学校招收200名，面对初中毕业升学选择，我仅填写了宿城一中的升学志愿。

中考考场在宿县师范，二中的学生食堂给我们准备了很好的饭菜，我清楚記得连续两天中午每人有半碗的油炸魚，两个白面大馒头，这是我当时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香最好吃的菜。

毕业前我所在的初三（2’）班照了毕业留影，（见下图），这是由李世祥同学最近提供，虽照片年长模糊，但我还能分辨出后二排右六是我，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我现有的最早期的留影。

中考一月后，我收到了宿城一中的录取通知书。

1961年的宿城|一中原址为宿州书院旧址，地处宿县城关胜利街，街北侧为校本部，南侧为小操塲及女生宿舍区，东侧为男生宿舍区，大操塲亦即北教塲在护城河北岸，紧邻彭雪枫烈士公园。

文化大革命停课，宿县专员公署占用，将宿城一中搬至城南宿县专员公署一一原老农校旧址，近年在宿州市西北新城区新建校舎，

1961年至1964年我有幸在宿城一中的校园里渡过了一千多个愉快而又艰辛的日日夜夜。

下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作者就读时胜利路的老校舍。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至今已有11O周年的历史，系同盟会会员王雪漁所办，这是皖北第一所传播现代文化的中学，至1961年我入学时已成为驰名全省，以至全国享有盛誉的重点中学。1959年国务院授予《全国中等教育的一面旗帜>>荣誉称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评論员文章，我进校后也在学校《教工之家》亲眼看了这面锦旗。

1961年秋宿城一中的2O0名高中生源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农家子女。校長陈林，张树松，教导处宁主任，吴主任及任课的老师们象辛勤的园丁认真的守护培育着这些衣着烂褛农村孩子，以待他（她）们走出宿县，走向全省，全国。这三年中我由于无任何资金来源，生活异常的艰辛，但必境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把我送入了高等学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仍让我牢牢记在心中有这么几件事：

（一）：入学一月后即到宿县时村公社老汪湖拉梨子。由于1960年农村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不得不用人拉梨耕地，在时村我们每天拉梨十余小时，吃着红芋，喝菜汤，以抡耕抢种小麦。由于去时是乘大卡车，我第一次坐上了汽车。

（二）：由于小学，初中我根本就没看过课外书籍及小说，到高一到图书馆借了本《三国演义》，以至上语文课时在课桌下翻着看，被语文老师班主任陶汝宗发现，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三）：每月5元的助学金，一月伙食还差2元，实在没办法就回家住几天再来校上课，这样上的新课就没听。一次代数陈坦老师提问以1O为底对数定义，我没回答清楚给我I分，并把我也批评了一顿。

（四）：我学习也有冒尖的时候，高二时，一次化学期中考试，我考了98分，全年级最高，受到化学老师的表揚！

（五）：1962年电影《红日》在社会上上映，由于男主角由杨茬葆主演，楊是宿城一中中学校友，学校免费让全体师生到电影院观看，这是我第一次到电影院看电影。

（六）：1962年春，我患了麻疹，而且病的很严重，学校将我隔离住在南操塲门内的一间小屋内，由同学王谦元每天送饭，并陪我晚上就寝。后来我母亲知道了，把她挖野菜卖换来的一元钱托秦湾小学同学牛魁英带给我。这是我上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唯一的一次主动给我钱的亲人。

（七）：农历1963年11月13日晚（星期六）生我撫育我的母亲53岁时永远离开了我。当天晚上我同王谦元，张传志在语文孟超然老师处，约11时回宿舍，刚入睡，忽做一恶梦惊醒，再也睡不着，直到天亮。当下午我正在教室黑板用粉笔演算习题时，秦湾的表兄找到了我，告訴我母亲去世的噩耗。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她没能看到我考入大学，更没有享受我挣上工资给她寄钱的喜悦……

（八）：1964年7月15日至7月17日我在宿城一中的考场参加了1964年全国普通高校的统一入学考试，由于从当年开始只分文科和理科，在10个一类学校的第一志愿上我填写了北京医学院。

1964年春夏中学校园里传来了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观点，使得在我们高中的规定教学大纲完成后老师再不带同学们复习迎考，加之报刊上把董加耕当作高中毕业的典型，使宿城一中的校园里没有迎考的气氛，至使三年高中学业结束班级没有集体毕业照。我的高中毕业个人照和六人的合影成了高中三年仅有的留影。

图中的六名同学并非一个班，前排左一陶新民，左二单桂习，后排中陈明章，后排右一王树群为高三（1）班，前排右一为作者高三（4）班，后排左一为高三（2）班为王树元。看来招集去照像馆的是王树群，他和王树元及我是我们秦湾小学的同学，我们又都是宿城二中初中毕业，照片上写上（永怀不忘），的确我们都没忘记。

不知为什么不祥之兆总有预感。1964年7月2O日放假分别之后，我班定于8月2O日返校，取通知书，所以我的通知书是寄往学校的，而王树群的通知书是寄往秦湾家庭住址的。8月16日王找到我，要我一同去学校，我问王，录取何校，他说：合工大，并说专业不好，矿建专业，文革大串联时他又到北医找到我，说：专业不好。谁又能想到他还未毕业在实习时就患难与我们永别了呢？

看到这幅照片，我思绪万千，不由得又回想起我们三人12年共同上学的艰辛历程。小学六年我们一同走在通往秦湾小学的村间小土路上，我从来没有书包，没有雨伞，没有雨鞋，夏季大部时间赤着脚，春天秦湾西山满山遍野的樱花盛开又给新的一年村民带来希望。中学六年学校距家六十里，有时我们一起在星期六的中午开始步行返回，徒步行走到黑夜，有时乘火车到夾沟火车站，再徒步10里回秦湾。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讨論学习，谈論时事，瞻望前程……，之后我们又各自上了大学，但心还是连在一起的。

退休后，通过同学群又知王树元也已仙世，去年又知陶新民也已作古。现今单桂习，陈明章和我仍健在，让我们活着的人更好的活着，共同怀念逝去的学友，祝他们在天堂安息！

高中的三年显然比初中三年学的东西多多了，由少年变成了青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初步的启蒙。我们经历了196O年后的经济恢复，经历了中印自卫反击战的岁月，经历了农村城市四清，社教的宣传教育，经历了中苏两党分岐分裂的大辩論……同学们在毕业离别时互赠留言，从下面两份同学给我的留言中可以看出新中国培养出的高中毕业生的政治思想觉悟。

文革前高校的录取方式与如今的录取机制是不同的。髙考前已完成政审，志愿的填报，档案的建立等工作。考试后只等通知，要么被录取，要么没被录取，都发通知书。

政审由宿城一中派员走访每位考生的家庭住址调查，并做出政审的等级，由于此时我的家庭成员只有我及**二人，我的政审是可以录取绝密专业，但我过于诚实，在后来的报考登记表中，我将已过逝的舅舅是地主成份也填写了，估计又将绝密改成了机密。这是在我入党时医院的祕书查阅我的档案后告诉我的。

髙考后谁都没把握说一定考上，在之后的一月中我也焦急地等待着，由于我的通知书发到了宿城一中，8月12日就已发了，但到8月20日前我还不知道。

1964年的8月20日我乘火车去学校取通知书路上遇见了张兴华，我们一同走下宿县火车站，正巧在我们前方同班的沈维偑也在通往学校的东关大街向前走，后来才知她是去送同班的张保华，程守科赴上海二军医大，我俩并没有主动上前去问沈我们考取了没有？心中七上八下的非常紧张，生怕得到没录取的坏消息。

至宿城一中校门，沈维偑突然转脸，发现了我俩，我们只得问我们考取了没有？沈说：你考的最好了，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并告张考取了南京林学院。

当我走到校行政楼一楼大厅，只见王树群己在那里等候我，他把我的录取通知书交给了我，并说你考的比我好。我打开一看，通知书写道：

营先勇同学

参照你的志愿和条件，你已被录取为我院药学系药学专业学习，学制5年。

下面略款：北京医学院，并盖有学院公章。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二日。

之后我才知，当年宿城一中学生的录取率也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同班被北京学校录取的还有北京工业学院的盛启群，北京石油学院的张万华。

当晚我在教室的桌子上怎么也睡不着，窗外的月亮格外的亮，我在回忆在宿城上学的这六年，在秦湾村上小学的六年，在秦湾渡过的孩童时代……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筹措赴北京的路费和行装，宿县专员公署教育局给我补助了3元路费，回到秦湾生产队给补助了几元，以打工的名义在五表兄的林场干了几天活，加之表兄资助了共5元，秦湾的近亲舅母，姨母们给我拆洗了棉衣，我在8月30日启程由宿城坐快车赴北医报到。

近年我退休后居北京，更方便往返宿州，前年我在秦湾小住二日，村子街道上的人们已很少有我认识，但我的故事这几十年还一直在这个有六千余村民的村庄流传……

下图为56年前的宿县火车站，就是在这里我登上了赴北京上学的列车，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宿县这块土地！

1964年8月30日下午我登上海至北京的直达快车31日早晨到达北京站，在师兄师姐的帮助下我很快办理了入学手续，成为了一名名符其实的北京大学生。

下图为1964年我入学时的北京医学院西校门。这所1912年中国靠自已的力量创办的第一所传播西方医学的髙等学校，至我入学已发展有医学，药学，公卫，口腔四个系六个专业的全国重点医学院校。

在1964年9月至1970年8月的6年时间里，我学习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期间虽受《文革》的影响停了一段课，但我以后的工作生活轨迹证明整体上我还算一个合格的毕业生，北医赋予我的药学，医学基礎知识和技能以及为人处事反映在人生价值世界观上财富使我授用终生！

‘（下图为1964年的北医西校门）

北医校本部座落海淀区学院路38号，这片占地数千亩的建筑群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所建。教学区病理楼，公卫楼，解剖楼，生化楼，生理楼由南至北依次排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五座教学楼仍威严屹立在本部西侧的教学区土地上。（下图为作者上学期间在生化楼前的留影）。教学区东侧以南北校中轴道路为界，为生活区，座落着图书馆，1至8号学生宿舎楼，行政楼，校医院，学生食堂一一跃进厅等建筑，校园的中央为运动塲，南侧为著名的北医第三医院，东侧为八大学院最大的游泳池。六年的大学生活，北医土地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跡，都沉淀着我们的记忆，显然生化楼公卫楼跃进厅是承载着我们记忆最多的地方。

公卫楼一一无机化学教研组在此，药一的无机实验室也在此，重理論，又重实验是药学系的传统，章琦先生这个西南联大的髙材生是北医无机化学的权威，他曾向我们说：北大化学系的老师来北医药学系参观，认为北医药学系的学生实验条件优于北大化学系，每人一套仪器，每人独立完成一项实验这个北大做不到。考试也是学以至用的理論与实践相结合，抽笺抽哪道题，既要理論阐述又要实验证明。没有过硬的无机理論和实验技能，大二的有机，分析就很难理解和掌握！这是药一全年学习无机的教学思维！

生化楼一一北医药学系的基地，系行政办公室，分析，有机，药化教研室均在此，紧靠大楼东南角的第三教室既是药学系上大课最频繁的地方，又是系召开大会的会场，大二的主要課程是有机，分析，上课在三教，有机，分析实验室在一楼，生化楼从此直到离校承载了我们近六年的记忆！

刘书田老师为了加深学生对分析化学容量滴定终点突跃的概念把电位滴定仪搬到了三教示范教学；蔡孟琛老师每次在三教讲有机我的有机笔记本都写了六，七页，他还把我叫到他三楼的办公室让我谈学习有机化学的体会；更没有忘记王序教授悄悄的走进我们的有机实验室站在了我的身旁……无机，有机，分析踏实的理論和技能使我在药检所的工作中受益至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除大城市少数的中学开设英语教学外，大多数均开设俄语。药学系教改的一项重要改革是从64级开始，中学学俄语的学生入学一律修业英语，我们从英语26个字母开始，踏实地学习了二年的英语，学习了一个学期的基礎就进专业，大量地阅读，实验提纲用英语教材，为第二天做实验，被迫翻译资科，苦练了外语内功，这为改革开放后重视英语学习，职称晋升外语等级考试为必备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礎。

大操场，宿舍，跃进厅，游泳池，图书馆承载的学习生活记忆更多。由于医学院业务学习内容多，平时在运动塲很少看到同学们的身影，但在国庆前夕和为迎接第二届全运会的半年里，大操塲是练习国庆游行方队的塲所，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揚的歌曲伴奏下同学们一遍又一遍的列队走着走着，在我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中同学们排练着大型团体操《革命赞歌》的规定动作……，跃进厅及西侧的小广塲每逢周未五分钱电影票的电影放映更是热闹，同学们自带凳子，教师，学生，老人，小孩齐聚真是热闹了非凡，游泳池成了同学们夏季每天必去运动的地方，正是在此我学会了游泳，以至退休在京成为老年锻炼运动的经常项目。

中学时年龄小，生活所迫每月为2元的伙食费发愁，能考取大学以后得个工作就好，哪里还想着入团入党的。到了北医自己的生活条件变了，环境变了，政治教育除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规定的必修课，入学教育，跃进厅的政活报告，政治辅导员的政治说教辅导，班内讨論，小组讨論，学习雷锋，王杰，焦裕录等模范人物，我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写了入团申請书，而且办板报，学习写心德，小组发言，一时我觉得到大学就是学政治，我的表现得到了班团支部的认可，第一学年就首批入了团。同时我在暗地下了决心，以后还得入党…

1964年9月至1966年6月近二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真正的北京大学生活，这是在安徽18年中做梦都没想到的，生活无忧无虑，再也不用为每月的入伙2元钱发愁，每月36斤的定量，百分之八十的细粮，每天在跃进厅吃着什么木宿肉，狮子头等可口的饭菜，故宫，天坛，颐和园，香山，八达岭长城，以至北京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我的足跡，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场，中山公园，三里河的街道两旁都有我参加各类国家大型政治活动的身影……，我的人生梦正在启航……

然而命运注定了在中国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轨迹要与国家的命运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66年夏在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被称为《文革》的运动开始了！

（下图为上学时在生化楼前留彰）

下图为1965年夏北医药学系5名阿尔巴尼亚留学生毕业回国前与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教授，药学系系主任王序教授及药学系师生合影，第三排左三为作者。

北京上大学期间游览天坛公园。

下图为作者1967年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下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作者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

从1966年6月至1970年8月，我在北京经历了那场《动乱》初始4年的整个过程。从批判《≡家村》，到矛头指向院党委，从派工作组，到工作组犯方向路线错误，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大串联，派性斗爭，武斗，从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到批极左思潮，一打三反，4年里我们大学生的思想也由单纯，激情走向消沉，逍遥，从紧跟走向了反思……

时间到了1968年，北医校园里只剩下我们64年65年入学的两届学生，前几届学友们分配的去向《四个面向》已展现在面前，显然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不行的，这时在复课闹革命的呼声中我们再一次走进了课堂。

为了应对有可能分配到基层医疗单位的实际，我们药学专业的学生除了继续修业没有修的专业课程外，与基礎医学系的老师联系，我们加修了组织学，病理生理和病理解剖学，显微镜也成了我学习的工具，病理楼经常可看到我的身影，医学系内，外，妇，儿专业课堂里我也去听课，我们把一具教学用尸体抬到实验室，徒手翻看人体的组织结构和器官位置，病理解剖阶梯教室里经常有老师进行病逝遗体解剖我也去观看听讲……所有这些都是药学专业非設置必修课程，这为我以后在校从事农村医疗实践和参加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医学知识资源，受益甚大。

（下图为作者大学期间在学生宿舎学习毛泽东选集）

1968年夏季的北京格外的热，《文革》已进行了二年，除极少数铁杆派性人物外，学生中已很少有人关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进展。我们的复课也进行了一个段落。一天上午我正在解剖楼西侧的大阶梯教室里学习，忽见满载着青年工人的车队一辆接一辆地沿学院路由南向北驰去。下午进城回来路过北医三院，但见伤亡事故，打听得知北京的工人进驻了清华园，过二天，形势逐渐明朗，毛泽东给北京进驻大学的宣传队赠送了芒果，随后北京各大学都进驻了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很快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此直至毕业离校，我们则在解放军和工人的领导下进行教育革命改革。一时间北医校园里到处可以见到军人和穿工作服的工人的身影。我们3号楼110室隔辟是一个大房间，住着几位看来是营团以上干部的军人，他们不时找我们聊天，下棋，成了我们的朋友。

1968年秋冬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清理阶级队伍，班内的不少同学被安排到专案组，搞外调。而我与同系的7位共8位则被安排到北京制药厂搞教育革命改革探索。几十年后来看，当时给我安排的也的確是个好差事，那几年由于教学秩序打乱，虽然在大一时去过北药原料药分厂三周间习，但没有系统的接触制药企业，这次我借助这个机会，在北京制药总厂逐车间实习个遍，把书本学到的药化，制剂工艺与实践结合，初步掌握了片剂，针剂，大输液的生产工艺流程，并在当时比较现代化的V一C原科和小产品原料车间跟班劳动。这些知识和技能为我在青海从事药品技朮监督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知识貯备

（下图为1969年元旦作者在北京制药厂维生素C原料车间劳动时与工人師付合影，作者中排左二）

延庆，这个北京市的远郊县不知为什么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下图为1965年春游延庆八达岭长城的留影，显示佩戴着《北京醫學院》的磁制校徽。1968年春我们药学六四全体又一次来到八达岭长城角下，进行《生药学》釆药专业实习一月余。当时食宿在林场，八达岭长城周边方园数十公里的山峰沟岔留下了我的足迹。

1969年初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贪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估计是执行这一指示的贯彻，北医的近千名仍在校的学生于四月初全部被安排下了延庆农村。

我们班的出发时间是1969年4月1日，先乘火车到八达岭青龙桥的下一站西拔子站，此时己近中午，接着途步去延庆永宁，估計行程在60至8O华里之间，到达永宁已近晚8点，我们把行装刚放下，永宁公社的广播传来了中共召开九大的消息，这时我的双脚磨了鸡蛋大小的水泡，强忍着疼痛参加了在永宁街道欢呼九大召开的游行。

第二天我同同班的一位同学被分配在永宁公社东灰岭大队第六生产队，住在陈姓的老贫农家，二天后药学系生药学后任中国工程院士的楼之岑教授也安排在该老农家，这样我们三人同住一个土坑，在东灰岭渡过了60个日日夜夜。

在东灰岭的日子里，我在水庫工地抬过石头，在待种玉米的农田里打过土咯嗒，干的最多的是播种玉米拉《对》，播种玉米的毛驴一天走多少路我就得走多少路。最有意义的是楼教授带我们山上釆药，帮助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劳动之余，我利用前段学到的医疗知识给社员看病，针灸，学雷锋给社员理发，艰苦的生活我并没觉得苦，还感到很有意义。

四十年后，我退休定居北京又多次来到东灰岭，看望当年的房东，看望当年看病理发的社员……

（下图为作者1965年春第一次登北京八达岭长城。）

1969年的夏天，我们的身影又出现在北京第六中药厂和北京药厂四分厂的车间里。工人师付们惊奇地说：都说大学生是白面书生，这批来的大学生为什么这么黑？带队的老师解释，他（她）们刚从农村回来！

在这两个药厂我主动深入地了解了北京六十年代产业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在中药六厂的颗粒烘干房内，夏季的室温在50至60°c之间，一个50多岁的工人每天在此岗位上班，进去半个小时出来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头顶冒着热气；在四厂，一个女工家住八达岭，每天往返上班，下班后还要参加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照她自己的话说每天在家只能呆六，七个小时。回想起1964年入学教育时辅导员讲的话：你们是同龄人百分之一的幸运者，是工人农民培养你们上大学！这才真正认识到含义！

到了1969年的8月，按学制年限我们应该毕业了，但此时我们又迎来了一项新的任务，参加建国二十周年的群众游行。

（下图为作者大学期间在颐和园昆明湖划船。）

1969年的9月北医校园里格外有生机，每天大操又成了参加建国20周年群众游行操练方队的练兵场。北医在校学生与北二医，北中医，及三院护校等学生组成卫生方队，另有解放军从各单位抽出的女兵组成文艺方队也生活在北医，在操场练队形。每天晚上则在大操场上地方与军队轮番放映电影。

六十年代的国庆游行显然与现在参加国庆游行人们的荣誉感和着装有区别。记得5年前我参加国庆15周年游行时，白衫衣是借的，裤子是从老家带来的旧兰色便裤，游行要求打补钉的衣服没关系，但要整洁，这次因卫生方队是《赤脚医生》打拌，全身都是兰色，卷裤腿，挽袖子，身背药箱，药箱则是一个军用挎包翻着背，面上贴上一个红十字。临近国庆，除操练队形，长安街预演，还要去三里河街道两旁夹道欢迎世界各地的外国政要。为了保证完成任务，学校广播站不时传来要求同学们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声音。

1969年9月30日午饭后，与历次参加天安门游行活动一样，我们每人发了二个面包，下午休息，等待夜间起床，前往东长安街等待最激动的时刻。而文艺方队的女兵们却没有我们幸运，她们的午歺是二个小麦麸子的杂面团一一忆苦饭！就这样我们园满地完成了国庆活动任务，为国家代表文革前入学的历届的师兄师姐们站好了最后的一班岗！

（下图为作者1968年在北医三院病房楼前留影。）

下国为1968年6月北京八达岭药学六四班釆药全班合影。（作者后排左六）

下图为1969年国庆20周年大庆参加天安门游行卡片。

1969年国庆过后的北京紧张而又平静，连续四年高校未招生，学校除我们这批老五届空荡荡的，老三届中学生大部已走到了边疆和农村，党政机关的青年干部下到了江西等五.七干校，过去繁华人口稠密的学院路白天也见不到几个行人。但见北医行政楼地下室档案室档案在一箱箱搬出来外运，我们的心情七上八下在等待着毕业分配这一命运的安排。然而我们等待的结果不是分配，而是要疏散到山东淄博张店新华制药厂，这个当时最大的化学原料药生产基地。

入驻淄博张店后，我们住在新华药厂南侧的淄博四中学生宿舍内，与我们班男生同住在这一大宿舍内的还有药学系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一级教授王序先生等一批老教师。药厂给每位老师学生发一套再生布的兰色工作服，可能由于布票紧张买衣困难或其它原因这一套工作服不管冬天或是春夏总掛在北医师生们的身上，成了张店街道上的一道风景线。工人师付们说：一看见穿这工作服的就知道是北医的！

新华药厂不魂为大企业，非那西汀，阿斯匹林，咖啡因的车间都有数层楼高，生活汽车可以开进饭厅，两个黑色的冷却水塔高耸入云，成的张店的名片建筑。我开始被安排在非那西汀车间，后转到中间体分析化验室，在这里一直干到返校。

那时首都北京与地方还是有区别的，在北京我们80%的细粮，大米白面是学校的主食，可山东，在新华几乎食堂是吃不到白面和大米的，付食也很单调。北京药厂的工人整体上班都穿着整齐的工作服，可新华我看见许多男职工上班在岗位上也穿着自已缝制的包装布制成的衣服，我问原因，答复是：发的工作服都省下来作平常工作以外的场合当礼服穿了。

由于我在北京已接触到许多药厂，原科药的反应罐，离心机等设备也已很熟，所以我对在新华没有太多心思学习，我更多想的是毕业后的去处。

由于北医军宣队的中上层领导大多原籍在山东，所以我们在山东的近一年中他们经常来看望我们……，山东的经历时间太長，已经成为我们大学时光的一部分。现在仍清晰记忆的有：

（一）：山东新华药厂当时分来很多大学生在车间第一线，有的一个工序班有五，六名大学在此岗位，北医药学系，上一医药学系68届分往西北二合成药厂的也在此培训，北京化校上百名中专生已分配到该厂，我当时就心中暗想，能到此上班算幸运的，实际结果也是如此，一年后我们两届没有一名分到城市大型企业的。

（二）：1970年4月，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晚上在淄博四中的操场上亲眼看到卫星的运转，并拿着收音机叫到了东方红的歌声乐曲，并不由回想起1964年10月16日夜在北京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学院游行的场景。

（三）：1970年春军宣队组织我们全班到博山洪山煤矿下矿井一天，体验煤矿工人井下挖煤的真实场景，实质是毕业教育的一部分。

（四）：利用学生中在新华药厂出现的典型案例，对我们这加毕业生进行了教育，无疑对我们是提前的职业警示教育。

（五）：系主任王序教授在艰苦的条件下认真备课在淄博四中的教室为我们讲授有机化学，药物化学等专业课程。

（六）：在山东新华期间为了迎接工农兵学员作准备，把班内学生分成几个组，协助药学系老师编写教材，我被分到分析化学组，协助分析老师起草新的分析化学教材。

1970年7月，我们结束了山东淄博1O个月的生活，回到北京，迎接毕业分配我们这一生的关键节点！

（下图为1970年8月在生化楼前药学六四班毕业留影，作者中排左四。）

药学系的分配工作由军宣队的赵修道负责。先做毕业分配教育，都要无条件服从分配，再由有关同学给每位同学作毕业鉴定，经本人同意后填入毕业生登记表，赵修道说：这个毕业生登记表是你们上大学的唯一证明！因为毕业时没有发毕业证。我的毕业鉴定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运动中积极开展大批判，能主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劳动积极肯干……，大部分同学都是这个鉴定语，只是出身红五类的在开头加了：《对党有比较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几个字。

之后工宣队的师付就开始放风，意思是不明碓的告诉你分配的去向。首先放给我的风是去青海，因大部分是陕西，甘肃，就是内蒙，因我无任何能提出要求照顾的理由，到青海也有准备。之后再放风说：老营你这次工作服穿定了！我想既然守工作服那肯定是工厂了，青海有个制药厂，那肯定是青海制药厂了，早先系里己有数名同学分到该厂，我还比较庆幸，在西宁，又是工厂，还可以，心理能接受。

过了二天，大会宣布我的分配地点是青海省乐都县，显然我的心理无法接受……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是分配到地市一级报到我要到县级报到，后才知青海八个农业县当时没有地级行政，直属省领导，叫直属县。我没有任何办法，没提出任何意见，乖乖地把装有派遗证，户籍征，火车票等材料的信封袋接上，准备出发。

‘（下图为作者离京前药学六四班部分毕业生在天安门前留影，作者后排右一。

毕业时在军宣队工宣队的领导下对学生的政治表现进行了评定，我被评为《五好战士》，下图为证书。

与刚入大学时对未来的落差太大了，其他同学的分配去处除个别需要照顾的外，都到了基层，东北4名，内蒙3名，陕西11名，甘肃7名，青海2名，湖北，江西各1名。离校前学校组织在生化楼前全班留了影，从每个人的表情可以看出离校时的心情，另外我们班又在天安门前留了影，我特意又在纪念碑前留了影。心里想以后就和北京再见了！除此之外，同学之向没有互动，没有赠言，没有欢乐……

离校前药学系总支书记韓娟同志在实验室找到了我，让我写个广播稿，表示决心，在学校广播站鼓动一下大家，谈话期间我的眼框湿了，她没再动员我写，因为我没这个觉悟主动去青海，去青海不是我的心愿，别的同学都有家，有父母，而我在上高中时就父母双亲全无，家对我已没有意义，去青海乐都举目无亲，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我能否在那呆下去，呆不下去怎么办？我心里紧张惧怕……

最后我还是于1970年8月10日夜登上了北京至西宁的直达列车……

（下图为作者1970年8月离京前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留影）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们这些人虽称不上金子，但1964年国家把我们从全国各地挑来也说明不是粪土！经过多年在基层的磨、爬、滾、打，奋斗，抗爭于1992年我们一班大多数同学又聚集到了一起，这时我己是青海省药检所的管理干部。

（下图为1992年1O月北京医科大学八十周年校庆药学六四部分同学留影）。后排左一为作者。

下图为2002年10月北京大学医学部九十周年校庆药学六四部分同学留影。后排左一为作者。此时作者已走上省药检所的领导岗位。

下图为2009年9月药学六四全班同学毕业四十周年在北京聚会合影。此时作者已退休定居北京。

下图为2019年10月药学系六四级部分同学毕业五十周年在北京聚会合影。作者前排右一

乐都亦称（碾伯），现为地级市青海海东市市府所在地。这个位于河湟谷地的小城曾是古代南梁古国的首府。上世纪中叶，为青海省八个农业县自然条件最好的县份之一。全县30万人口绝大部分为汉族，分居在23个乡镇，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湟水》穿越县境6o余公里，湟水谷地土地肥沃，自古驰名天下，谷地盛产各类水果和菜蔬，小麦等农产品。县人民医院成立于1946年，至1970年己有职工近百名，我于1970年8月15日报到，到1986年我离开到省会西宁，在此工作16年余，与乐都县人民，与县医院职工结下去深厚的友情，至今难以忘怀……

（下图为横穿乐都县境的湟水河及沿岸风光）

1970年8月我到达乐都时，县城及周边展现一派生机。据传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搞备战三线建設时毛泽东在西南西北划了个大圈，西宁及乐都在此圈内。为此中央八机部在青海建六个三线厂，有三个在乐都，加上五机部的一个化工机械厂，青海的一个氮肥厂，5个大厂同时开建。推土机推平山头，填平池塘，解放牌汽车穿梭般运送建材，乐都呈现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大工地……与此同时天津，河南援建三线的老工人，上千名北京的老三届中学生，几百名全国各地的老五届大学生也齐聚乐都。乐都地方也各类，各个时期的干部，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也汇集县城乃至公社乡镇。仅以县卫生系统为例，有1934年任河北定县县委书记后从中医研究院下放到乐都的甄××，有卫生部健康报社的13级干部石××，县卫生系统的负责人上官××乃解放军一军转地方干部，杨××系抗美援朝干部。县医院有五十年代沿海内地毕业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更有青海本地培养的原住籍医护人员，有北京6.26下放的医生，更有青海省医院6.26医务人员若干名，有我来之前早1一2年到院上班的北医毕业生，上二医毕业生，北京卫校毕业生若干名……由于如此的人文环境我很快适应了在县医院的生活，乐都虽相距北京千里之外，对此环境并不感陌生，并很快融入其中，心情舒畅地投入到份内的工作中……

（下图为湟水谷地乐都段）

下图为1973年10月成家后的第一幅照片。

我到乐都不久与青海柴油机厂一位姓刘领导交上了朋友，我向他诉说，在县医院药房搞采购，管药庫，还要每天调剂窗口发药，西药，中发都发。他当时给我一句启发的话说：你现在搞什么工作就要考虑你以后如何管好这个工作！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生凡领导交我的工作我没有说过不！没有挑肥捡瘦，没有分过份内份外过。药房人员少，女同志多，请假的多，生病的多，我一个单身男青年只能一人顶几人用，去县医药公司开完药票我立即赶回药房调配，有时候掛号收费无人我就顶替掛号收费。我记得一天下午药房调剂室我一人划价调配发药我一人四个钟头我没抬头，到晚上数处方5O0多张。

我虽说是上了六年的大学，但学的东西就那么多，前面已介绍了，药理，药剂是复课学的，药房实践在此以前只在现北大人民医院药房实习过二周，到乐都也是边实践过学习。七十年代初一，二年里，县医院门診大夫多，有北京第六医院北医毕业生626医生宋××，有省医院626下放专家兰医5O年毕业的李××，张×X，有川医的胡×X，苏州医学院毕业的张X×，平X×等，再加上老大夫郑××，他们彼此竞技，全开拉丁处方，很短时间我把拉丁药品全部熟悉了。

由于我单身，晚上没事，我把内，外，妇，儿大学教材专业教材又通读一遍，门诊急诊室，医院的X光室，手朮室都有我的身影。几次门诊急诊室夜间缺岗，党支部阿书记问我：小营，你能不能顶门诊夜班？我说：可以！

由于我的努力扎实工作很快得到了单位领导和职工的认可，我于1974年3月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成为县医院文革后第一个纳新对象！

（下图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青海乐都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建筑群）

1970年8月我加入乐都医院这个团队时药剂科已有个灭菌制剂室，我的师姐孟桂凤同志在省药检所的帮助下开展大输液业务，普通制剂也有数十种，后在此基礎上办起了“药厂”，一段时间我被安排搞药品检验，我从计划买设备，玻璃仪器，试药，试剂开始，亲自到西宁釆购，到省药检所借找寻求帮助，配试液，配滴定液，称基准物，标定，计量算，化学测定，将在学校学到的分析化学基礎规范用到了实际，药典规定葡萄糖注射液要用旋光法测定，由于没有旋光仪，我则用剩余碘量法测定，我将这法测定的结果与省药检所旋光’仪测定的结果比较完全一致，受到省药检所许多老师的称赞。我也主持一段大输液的生产，但我每工序必亲自到场过目，热源无法检查，我则首先在自己身上输液测试，我看到药房庫存很多苦仁水，远志酊等，我自拟处方，配制许多复方合剂，没有糖浆，我们买了白糖，自制单糖浆，我按《北京市医院制剂规范》，在乐都医院又开展了制剂百余种，涉及软膏，合剂，酊剂，麻醉药注射剂等。后青海省组织缟写制剂规范我推荐处方并参加近半月的审稿会。

这些工作的开展使我认识了几乎青海省涉药的所有头面人物，并在青海省恢复药学会时成为第二届理事会的成员。

（下图为1975年当时在省药检所工作的谢联金同志（1963年上海复旦生物系毕业）与作者在乐都湟水河边留影）

在中国，一个县就是国家的一个最基层的社会实体，党，政，财，文机构都有，但又不能过分专业。在县上的每一位公职干部都不能只埋头自已的专业。全县一盘棋，干部是棋子，工作需要你什么都得干。

在县医院前面已提到我掛过号，收过费，顶班当过医生。1974年县卫生局办赤脚医生培训班，让我讲授药理，其实讲药理应是医生的专业，但让我讲我也就不推辞了。这是我第一次上讲台，头天晚上要备课，一讲两个钟头，讲时没感觉，可下课回家坐坐休息后，站起来都困难了，我尝到了当老师的辛苦了！1980年前后医院办卫校，化学，拉丁，药理又落到我的头上，由于药房人手少，工作忙，我备课从不占用上班时间，下课立即去药房岗位上班。

县医院派医疗队到公社巡回医疗是医院的惯性工作，我刚来乐都才3个月就跟着医生下到了离县城五，六十华里的公社巡回医疗，山区海拔高，我一时不适应，心率快，鼻出血，我全不在乎。以后又多次巡回，并指定为队长，在巡回医疗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乐都，接识了乐都的乡土人情事故，看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山区社员的真实生活和朴实感情……

在医院里，我每年参加医院组织的帮助社员收割小麦的劳动，我割小麦的姿势和速度一般人比不过，说我当过农民不为过。在医院包干的农田平整土地的劳动中我带领药房职工平整的任务不落后其它科室。

自从我党组织问题解决后，我的社会工作也多了起来，1974年宣布我为药房副主任，我参加过县党校，地委党校的学习班，参加过农村路线教育巡回跑面的督导工作，参加过农村催粮入庫的中心工作，1979年县医院调资，由职工投票选举我为调资小组副组长，主持过医院调资工作。1980年医院党支部改选我被选为支部委员。同年乐都县召开第七届党代会，县医院二名代表，一名院长，另一名知识分子代表就是我。不久，我被正式任命为县医院药械科主任。

（下图第二排左三为作者）

下图为1981年青海省乐都县医院药剂科全体同志合影。

1979年4月中旬，离开9年后我又一次来到了北京，这也是我工作后的首次远差，我同乐都县医院院长等7人赴黑龙江延寿县医院参观学习经济管理途经北京。我作为向导陪同乐都的同事们游览了颐和园，故宫等名圣，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能去北医看一看离开近1O年的故居。坐在奔驰的列车上我们医院的总务科长说了这么一句话：小营真辛苦！

其实总务科长说我辛苦是有原因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隨着时局的变迁，在青海，在乐都，在乐都医院人员的组成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变化，与我刚到乐都时的人文环境已不同了，北京的626战士都己通过各自的努力调回内地沿海，青海省医院的626医务人员除少数几人大都也返回西宁，1966至1970分来的老五届医学院校大学毕业生或中专生也大都调回或考研或正在考研，考研的目的其实都清楚就是考脱离青海的户口。我此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歩，不考心不甘，考也走不了。在这种矛盾心理中我也在乐都报了名，而且是相似专业，地点又是我的原籍故土，但我没时间去准备，只得在奔驰的列车上复习着学过的知识。出差返青后，我参加了考试，我没与招生的任何人联系过，虽我的成绩不差，在蚌医这个专业我的成绩最高，最后他们给了我这么个答复。其实正合我愿，展示了实力，又不离青。

这次出差我首次进入了东北的黑土地，游览了东方《莫斯科》哈尔宾，途经了大連，首次坐了跨海游轮，经青岛返回。

（下图为1979年4月作者在天安门前留影。）

我的孩子经常说：他们的同学同事都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孩童时生活如何苦，我们怎么没有感觉呢？是的，在那个物资困乏的年代，生活相对艰苦的不在少数，而我及我的家庭在青海乐都应该还算比较幸运的了！

青海虽海拔高，氧气少，但国家有优惠政策，工资相对高一点，我间习期临时工资56点68元，西宁60元，转正定级定卫技15级，乐都69点22元，要知道北京才56元，其它地区更少。成家后两人工资壹佰多元，我与老伴年轻时均无双亲，这些收入供养两个孩子从来没缺过钱。

乐都自然条件在青海数一数二，小麦亩产近千斤，蔬菜瓜果很多，虽然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我们食品从家庭来讲没紧缺过。爱人做月子，我高价买了一百多斤小麦，自磨成精粉，从乡下采购鲜蛋数佰枚，从县副食厂通过关系买猪肝猪腣，猪头等不要票证的下水，促够用。孩子喝牛奶，县医院门前回民社员养的奶牛每天去取新鲜的。每到夏秋季社员的，医院院子里的梨，沙果，花青，核桃掛满树枝。一个时期县医院职工也搞起了自力更生，大生产活动，由于我行动的晚，闲地差不多占完了，我则在老露天厕所旁开垦了一块，由于土地肥沃，种的菜比谁的都好，医院分的房不够，我也自打土坯，自盖煤房厨房，把门前大院圈起来，没燃料我也几次去煤矿亲自拉煤，每次一卡车四吨48元，拉回自打煤砖，供冬天取暖，每到冬季，我在自家院子里挖菜窖，放数百斤土豆，萝卜供冬季使用。我也养过几年的鸡，釆取母鸡浮小鸡小鸡成活率高的办法，春季养小鸡每到春节前即开始下蛋，下了班回家看鸡窝上两小堆鸡蛋别提多高兴…

那个年代职工除每月发工资，没有什么奖金，补助，家庭更没有什么财产，有《三大件》就是小康了，可能是青海商品也给照顾的原因还是医院职工有地位的原因，我三大件买一点不费事，且都是名牌，工作不到一年我买了个瑞士錶，之后又买了个风凰28自行车，蜜蜂缝纫机。这样在乐都县医院里经过十余年我的努力工作，外人看来已经是羡慕的目光了。

然而矛盾总是互相转化的，一场本不该发生的疾病困挠我好几年，差点没有爬起来。

（下图为作者1979年春在青岛中山公园留影）

进入八十年代，县上，县医院的干部格局，人事环境生态远不是我刚到乐都时的状态，大批老干部的退休，调离，大批626医务人员返回，大专院校毕业生调离，我本熟悉的面孔不见了，代之是大批青海，乐都土生土长的干部和青年医务人员走上了舞台，此时我已感到了忧虑和孤独，在这种人事生态环境下我已感到了压抑……

1984年春节，我成家后第一次返乡渡过了愉快的春节，但由于牙疼一直在折磨着我，回到乐都的第三天早晨，突牙疼剧烈难忍，直至休克，我躺在床上，呼吸急促，心跳加速，全身麻木，一种濒死的感觉在我的心灵中闪念，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迅速过来抡救，我不时的喊：快点！快点！氧气！氧气！40分钟后我终于大汗淋漓，恢复过来，之后又发生了一次同样的症状……

我被送到了青海省人民医院，医院最后的診断是《神经衰弱》，同年夏我来到了北京在李美英，楊铭，协和么大夫的协助下对心肺进行了全面检查，只能维持了原来的诊断，我也就放心了。

可能是使用了安定注射液的依懒作用，之后的近两年的时间里，不时出现莫须有的症状困挠着我，直至我离开乐都……

1984年国家药品管理法颁布，法定县级机构设药品检验所，随着乐都县药检所的设立，我则被安排到县药检所任所长。

（下图为考研成绩）

下图为作者1979年春在青岛海滨留影。

不管安排我去县药检所是出于什么目的，实际上给了我一年多休息，休整，缓冲，重新再认识，再学习的时间。在这个岗位上我与同事跑遍了乐都县23个乡镇卫生院，3O0多个村级卫生室，走遍乐都县的山山水水，筹建了药检所的综合楼，学习了行政管理的运行机制，为一年后到省药检所工作提前作了准备。

（下图为1984年夏在北京北海公园留影）

下图为1985年春作者在青海省乐都县人民医院。

前面已谈到一些，其实1986年的我对青海省药检所一点也不陌生。早在197O年10月我刚到青海才2月己同师姐孟桂凤同学西宁出差到访了位于西宁北大街的省药检所，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旧中山医院的低矮瓦平房，梁砥药师招待了我俩，她从食堂打了一碗红烧肉，之后我们又走访了青海制药厂这个全国麻药生产基地，见到了马天波等校友。之后我每年都去省所数次，1982年北医楼之岑院士和王鸿辰教授来青讲学，我全程陪同，在参观新建的药检实验大楼时他俩就指着我发问当时药检所的负责人：我的这个学生在县上能发揮作用吗？

1986年夏，在青海省药检所举办药检学习班，学习班的成员向我透漏，省所要在州县所挑选一至二人到省所工作，而我就是物色的对象。我当即找到了时任所长郭鹏举，他很愉快地答应了。由此使我在不久成了青海省药品检验所的正式职工，促成了我人生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

（下图为1986年夏参加学习班时在西宁体育馆外留影）

不久我夫人也调到西宁卫生单位，全家人搬迁到西宁，在省会有了我们的家。（下图为全家离开乐都在乐都照像馆留影）

青海省药品检验所（现改名为：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组建于1958年，选址西宁市北大街12号这一市区最佳地段，至我到所工作已初具规模，有实验大楼一栋，人员70余名，设有化学，抗生素，微生物，中药，藏药等检验实验室，骨干专业技朮人员大多来自全国五大药学院系毕业生，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十余名。我从农村的县级机构直接加入如此团队无疑將面临诸多挑战！

我记得我刚报到的当天，领导说：你今天住在值班室，明天晋升主管药师考试。此时我已药学专业大学本科毕业16年佘，在乐都还没晋过职称，由于是直属县，晋升职称要到省上申报，198O年我曾申报过，县卫生局在审查意见中只写：本人系7O年大学生（实际我是69年毕业），到省卫生厅，负责申报的人不予授理，说年限不够，我无办法，政策鼓励青年人到基层，毕业把我们分配到基层，在基层扎实干了10年多，就是这种待遇。

第二天我参加了考试，不久中级技术职称获批。看来省级单位的优势已显现出来了。

（下图为1980年建成的青海省药检所实验大楼）

我在省药检所上班不久，青海省卫生厅医政处（含药政）把我借到处里上班，过二周，医政处長把一个卫生部关于加强省级药政管理的文件给我看，上面有青海省卫生厅长的批示，拟调一名大学本科生，有组识能力，四十岁左右到厅里上班，处長之意调我马上到处上班，经请示药检所领导，我放弃了做行政工作的机遇，几十年过后来看，也許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由于《药品管理法》的贯彻落实，药政工作的内涵越来越多，行政审批，监督检查，政策的拟定，但医政只有一名老同去主管，大量的监督检查落到了省药检所的头上。

（下图为1987年春在省药检所旁的西宁宾馆院内留影一刚到省药检所的我）

到所后领导先把我安排到监督科上班，科长是一位老同志，老主任，他还负责全所的药品标准收集，整理，借阅工作。看来领导的意思先让我熟悉情况，由于16年一直在县上，虽涉药头面人物我都认识，但全省72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我只去过海北州，那是去医院观摩学习。监督科要全省跑正合我意。

1987年春我同毛主任首先去了221厂，这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地，现在己成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青海旅游的圣地。当时的221厂虽使命已基本完成，但仍处戒备森严状态，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金银滩，三面高山环绕，只有一条通道军人全副武装在入口处戒备。我们去的理由是检查职工医院的制剂室及药房的药品质量。医院的院长和药剂科主任接待了我们，院长是北医六十年代初医疗系的毕业生，据说我们去后不久，他因身体不佳住院，在北京病逝，并骨灰存放八宝山。药房主任是南药毕业生，由于大输液供应紧张，他们在如此荒凉的高海拔戈壁滩上也生产大输液。我俩在基地住了二晚，招待所据说是当时的专家楼改建的，我俩人住一室，有热水，盆浴，以现在的标准还比不上三星级的酒店，估计当年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同志在221也只能住如此的房子了。

同年5月，我同党合群副所长，罗大尚主任去黄南藏族自治州检查藏药生产，我们翻越仍存积雪的拉脊山，过黄河，约六个小时到达《藏卡》的故乡同仁。在黄南州藏医院药工们在热火朝天的生产，在治炼炉旁，藏药师讲：金粉是藏药佐台的重要成分，需用木炭锻烧7天7夜，并不时的念经，才能炼出银白色的金粉。在粉碎工序，我看见十几个用绳索连在一起的石对，十几个药工同方向用力，将加入水银的药粉磨细，这就是传统的藏药生产缩影。在黄南的日子里，我看到罗大尚主任还拿着中国藏药第一卷的草稿在修改整理，之后我也亲自听了左振常主任讲述他们如何踏遍青海山川湿地釆集整理藏药标本的经历，青海省药检所老一辈科技人员的创业功绩和吃苦奋斗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这个刚踏入团队的新兵!

（下图为作者在黄河上游峡口地带留颖）

1987年秋，我同郭鹏举所长，徐誠愈主任，李运廉主任等下海北州检查工作，晚上海北药厂便歺，席间徐主任让我喝酒，我知我不能喝，推辞，但徐非让我喝，我推辞不了，多喝了几杯，约10杯吧。晚入住海北招待所，恰逢开人代会，无床位，只得把我们几人分住在代表房间，又恰晚上无电，房间楼道漆黑，因我戴瑞士夜光手表，可看时间，是夜12点余，酒劲发作，我心率快至每分一百七，八十次，难受，不时大汗淋沥，坐立不安，求助无望，周围是不认识的代表，郭，徐等住何处不知，心想这夜难过去……心念坚持！坚持！挺住！挺住！还好，早6时多天亮，稍好转，带着疲备的身体参加了检查。从此，不管何场合，坚决把住不能多喝，未出现此况。

（下图为走基层路经达坂山留影，夏季可看见身后的残雪）

下图（前）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作者以省药品监督员名义检查农村医务室药品质量。

1987年下半年青海省药检所对所内中层领导进行了调整，并由省卫生厅正式任命下文。由我任业务科副科长，实际是由我主持工作。此时郭鹏举和党合群仍分别任正副所长。化学室主任59年川医药学系毕业生，抗生素及中药室主任川医药学系58年毕业生，藏药室主任兰大58年生物系毕业生，仪器室主任60年沈药毕业生。如此阵容怕沿海省级药检所也不可比拟。业务科长的工作实际就是所长的助手和业务参谋，在药检所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这个岗位无疑要承担很多的挑战，我凭借着学校学到的，实线到的，在青海省这十几年积累起来的各方面的知识资源，凭借着我诚实，扎实，本分，工作不挑肥捡瘦，任劳任怨，工作不分份内份外的政治思想本能，在这个岗位一干就是15年，陪伴两位领导完成了他们的领导职业生涯！

（下图为作者在办公室草拟文件材料）

在青海省药检所业务科的岗位上我边学边干，当年全所工作总结，和1988年的工作计划，抽验计划就由我来完成。为了迎接建所三十周年，领导让我草拟一个文字材科，我深知内涵，花了一个星期，查阅资科完成了一个近三万字的综合文字材料《回顾与瞻望》一一记念青海省药品检验所建所三十周年。受到郭鹏举所长的称赞。记得刚到所时他们让我誊抄文稿，郭看后说：字写的不错，我心想，我不光会写字，我写的文章你们还未看呢？

（下图为作者在所小会议室参加会议）

在所业务科岗位不久，又给我放了个省药学会副祕书长的头衔，药学会是联系全省药学专业人员的桥梁和纽带，掛靠省所，抓了这项工作更有利于全省药品监督检验工作的开展，我也知道，只有有工作，抓工作才能打开局面，不做工作什么都没有。

（下图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青海省药学会理事会成员合影，作者二排左一）

在郭鹏举所长任职期间许多会议都让我筹办，从发通知到报到接待，会议的安排，外出参观等，如：1989年夏召开全省药政药检会，邀请中检所周海钧所长等参加，去青海湖环岛行我则全程陪同，次年召开的西北五省药学学术会议我也是全程参与，这些会议的参与提高了我的组织能力，认识了朋友。

（下图为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周海钧与参会的有关人员合影。）

下图为西北五省药学学术会议期间作者与参会的北医同学西安医科大学陈学敏教授，钱春梅教授合影）

所里对外业务接待也由业务科接冾。省药检所宗玉英同志考取了卫生部wH0赴美研修生一年，回国后的一年她的导师美籍华人美国伊利诺大学的邝洪生教授，车镇涛博士来所讲学参访，我也全程协助接待，在青海宾馆里卫生厅于丽璇厅长设宴招待了他们，我也在坐。由于青海相对封闲，到了九十年代，我陪同二位美籍华人看来还不放心，去塔尔寺时省卫生厅科教处长也紧紧跟随，至使车镇涛博士要与我合张影被我挽拒。

（下图为作者与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总工北医药学系校友陈俊仁在西宁塔尔寺合影）

《药品管理法》的颁布将药检所定为法定检验机构，如何提高药品检验报告书的科学性，规范性，公正性是摆在各级药检所面前的迫切任务。1989年春卫生部，中检所在浙江宁波召开全国药检所业务科长会议，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参加全国性专业会议。

我先乘火车到上海，转车到宁波，返回先经杭州停，再由上海返青。

其实我对这两座城市并不陌生，16年前大串联我乘火车由重庆经贵州，广西，江西，浙江三昼夜站立着到达上海。在上海为找同学串联到访了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上海一医，二军医大学等上海著名高校，游览了外滩，南京路，在杭州去了浙大，游走了西湖。那时年青气旺，无忧无虑，这时的我已四十有余，事业，家庭的双重担子已压在了我的双肩……

上级领导知道业务科长们在单位的辛苦，会后安排畅游了奉化溪口，拜访了宁波天童寺，而在去奉化的路上上海药检所业务科的胡家璐科长一直与我乘坐一辆小车，再次开会就成了比较熟悉的同事了。谁能想到这位中年药检骨干在1996年卫生部实验室认证以专家组成员检查验收甘肃药检所时遇车禍与浙江所吴所长一起不幸殉职。

返回我有幸再游西子湖，再游南京路，故地重游之心情语言难表。

回所后在所领导的支持下，按会议要求对所里检品从收样，检验，校正，审核，批签进行了重大改革，基本实现了规范化管理，使青海所的业务管理与全国趋于一致，保证了检验结果的科学，公正和法定性。

‘（下图为作者1989年在宁波天童寺留影）

下图为1989年在上海外滩留影。

青海有药检所为隶属青海省卫生厅的县处级单位，卫生厅的大的卫生工作部署省所均有份。1990年春卫生厅决定各非临床厅属单位各选派一个卫生工作队，赴海东八县开展农村卫生保健工作，明确带队必须是单位负责人，根据所内实际选派我带队五人赴乐都开展此项工作。

6个月的时间里我带着几个人再次走遍乐都这块我熟悉的土地，在无资金支持，无物力支持的情況下，我们只能做点调研和宣传工作，宣传改水，改厕，农村合作医疗等的意义，以实现联合国提倡的200O年人人享有卫生初级保健的计划。但这项工作却发生了直到近年我才解开的心结……

自幼家庭学校道德教育，贫溅不能移，至大学毕业经济一直拘结，也深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纪律不可违犯。1969年4月至6月延庆东灰岭期间每日社员家派饭定按规交钱和粮票，串联期间用歺用饭全部自理，1967年元月在天津工厂期间曾在工厂食堂劳动，惊奇发现每位食堂师付自带饭菜，从不吃一口食堂饭菜，喝一碗汤也要交菜票。问何因？答：四清时这些食堂职工都有四不清问题，贪！每人贪都在数百斤粮。我问是怎么贪的？答：一天喝一碗粥，一两粮，一年就是多少斤，一天2个馒头四两，一年就一百多斤，这都记他们贪的帐上。我明白了。临毕业时班内斗私批修个别同学卖鸡血疗法小报在前门买一碗豆腐脑一根油条也在班会上提到。不是自己的钱自已的东西不能拿不能要，在我的脑海里参加工作前已经深记在心！

乐都医院陈泽湘如还在世他应记得：大概是在1971年吧，我借300元去西宁买医疗器材，到西宁后将款存解放商场南一银行里，结束时银行还多给了伍分钱的利息，这时我才知钱放银行有利息，但我知道这伍分钱决不能私自截留，必须交公，回乐都结帐时我把这5分钱交给了医院财务，为此，陈会计没说什么，看了我一眼，可能感觉没见过这种情况。当医院药械科主任时夫人让我拿一搪瓷漏斗以便家灌油，我也始终没答应，一次沿海来医院收购旧不锈钢针头者要送我十余个小茶杯，我坚诀不要，，他也没办法。在县医院巡回医疗时，更是每在社员家用饭必交款交粮票。到省药检所业务科后，一次外地一送检者在我不注意时放了二条牡丹香烟，在无法退还时我交给了所行政办公室刘玉洁主任，让其作公务接待。

在这次赴乐都县搞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时的一天检查验收曲坛乡的该项工作时，在公社食堂集体会歺，每人都去伙房打一碗土豆烧牛肉，我打后出来后，我的另一名队员打出来后对我说：刚才乡长骂我们了！说这一帮士匪!我当时也在想：我们把曲坛乡当作点来调研没得罪他们呀！他们想要资金支持在曲坛寺旁修水冲厕所，我们也无能为力呀!不至骂我们吧！这事一直存在心里十几年。

时间到了本世纪初，所内一位当年队员与我聊天时提到在曲坛初级保健时，我们的小司机在我认识的大夫家没打招呼拿了人家的一个大馒头，装在怀里，走在路上我在前面走，他们几人分着吃了。这时我才解开为什么乡长骂我们土匪的原由。该大夫系乡医，1974年我在乐都曲坛搞气管炎调查时，他带着我跑遍了曲坛各生产队，与他相识，那天是想去看看他，谁想到发生了这事!乡长骂我们没有错，事情虽不大，但当时农村生活也很困难，这实属违反群众纪律之行为，我作为带队队长，负有责任。

直到前二年乐都医院建微信群，我批露此事，不想很快传到曲坛，说这位乡医还在世，八十多岁了，我虽已退休多年，必境是共产党员，做错了事必须纠正，挽回损失。我随即在北京稻香村买各种点心一箱以快递寄给徐老先生，并与他通话，表示当年歉意，并告知，如我再次返回乐都必前往看望，当面谢错！

（下图为作者在青海塔尔寺与客人一道拜会小活佛。）

1992年再次进行职称评定，我由主管药师晋升为副主任药师，不久业务科长也转了正。

（下图为在塔尔寺僧侣向作者敬献哈达。）

省级药品检验所的主要职能有：1，复核药品质量标准，2，对辖区药品生产，经营，医疗单位药品依法实施抽样检验，3，授理辖区药品委托检验，4，药品仲裁检验。而抽样检验是实施药品技术监督的最重要手段。

在我主管业务科的十余年中，我始终抓住这一中心工作不放，从每年的计划，到生产，经营，医疗单位抽样的实施，从每月每周出发去现场，到检品科室的具体分工安排，我都大部亲自在场。为什么？因我深感抓住抓好这项工作实际就抓住了技术监督的价值所在。第一，掌握了全省药品质量的动态；第二，达到了实质监管效果，起到了震慑作用；第≡，锻炼了队伍；第四，抽样政策性很强避勉出现偏差；第五，获得了经费的支持。

为做好此项工作，在全面贯彻宁波会议的基礎上，所内坚持技术比武，练兵活动，加強年青药检人员的培养，外派进修，参观学习，到药品产，供，用单位充实知识结构……

不論在业务科审核检验报告的环节还是在任所领导审核报告的最后环节，我都认真审核每份检验结果，特别是不合格检验结果，更是慎之又慎，决不放过任何一个不合格药品，以对人民群众的健康负责，又不由于所内的检验偏差至使本来合格的药品以不合格结果发出而影响药检的正确性和公正性。

（下图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黄河上游贵德县抽样留影）

下图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作者在青海省药品检验所。

本世纪初在青海湖畔

我及时对青海省药检所关于药品抽检工作的做法和所内业务技术建没的做法进行了总结，数次在全国会议上进行了大会交流，并撰写成文发表在《中国药事》刊物上。青海药检所这个西北的边远省级也在全国省级所中占有应有的份额。

（下图为云南丽江参加全国药检所业务科长会议留影）

下图为在兰州参加西北五省（区）药品抽检会议留影。

下图为1998年秋冬在重庆参加全国药品抽检会议留影。

全国药检所宁波会议后，在持续不懈的努力下，各省药检所管理和检验质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连续三年的会检中青海省所均取得好成绩。1996年春，卫生部中，中检所又在广东汕头召开业务会议，决定启动对全国省级药检所进行实验室认证。

会议后，我一面抓工作，一面组识药品质量管理手册的编写，并逐项落实迎接卫生部专家组的认证检查。

1996年10月，卫生部专家组来青海省药检所进行现场检查，检查从硬件，软

件，从人员，设备，质量保证体系的运行，检品实样检测，人员考试，现场检查，检验原始记录的书写，逐级审核等各环节进行为期三天的考查，结果青海药检所一次认证通过，为青海所下步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获得了上级和公众的认可。

（下图为作者深入检验科室，指导质量管理手册的落实情况）

图为作者陪同卫生部认证专家组长金少鸿同学赴海南州检查工作，在日月山留影。

在抓好业务技术管理，所内业务建没的同时，我也经常深入药检实险室第一线，努力解决协助分析药检实验中的具体问题，展现自已的实力，同时着手准备晋升正高职称的必备条件。

1993年秋我报名参加了青海省卫生厅晋升主任医师，主任药师等的英语资格考试，并顺利拿到合格证，这得益于在北医改学了英语，并在复课中我学了大量的医学基礎理論，因试题是七篇英文基礎教材，我查阅字典连想带猜就翻出来了。与此同时，我在撰写論文上也下了功夫，三，五年的功夫以第一作者在全

国药学专业刊物，西北及青海地方专业杂志发表論文数篇，达到晋升正高专业职称的要求。

1998年通过各程序我顺利的拿到主任药师的资格证书。以致在我同青海省卫生厅长，青海省医院院长三人走在一起时，厅长说：今年咱省卫生系统晋正高的只有我一人时，院长说：他的水平在哪里都能晋上。

（下图为作者上街为群众咨询合理用一药知识。）

下图为作者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地金银滩原试爆场地留影。

自从我入党以后我对青年，特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入党从来都是敞开大门，积极帮助，促成其成才的。在乐都我相继介绍了4位青年入党，到省所从我担任业务支部书记以后，先后发展青年知识分子6名，有些己成为厅处级领导干部。在乐都我入党几年后就成为医院党组织的班子成员，但在省所却有个过程，每次单位党组织改选，我都是差额选举的最后候选人，班子成员从我身边掠过。直至1998年王明善同志任总支书记时，通过组织程序我顺利的成为省所党组织班子成员。

至此，青海省药品检验所党总支委员，业务科长，主任药師集于一身。显然这些没有水份的小头衔全靠自已的实力和努力。

（下图为2012年在海南博敖参加业务会动留影）

参加西北药检协作会期间谒拜黄帝陵

1994年冬参加中国药学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北京五州大酒店召开，会间有幸观看中国芭蕾舞团演出的传统芭蕾舞《天鹅湖》和总政歌舞团歌舞演出。由于我们系边远地区代表坐位优惠至前排，这是参加工作后看到的最顶级表演。

（下图为参会时青海省药学会代表团留影）

1964年至1970年上大学期间，北京学校有我一张床，每次回京心很踏实，因总有立锥之地。工作后我成了京外人，早期来京住宿要介绍信，由旅店服务处任意安排旅店住宿，1984年夏我来京看病就是在陶然亭公园附近的由防空洞改成的旅馆住了40余天。

1997年夏，我参加由卫生部药审中心举办的培训班，住中检所院内招待所，恰儿子来京，欲住我处，至夜11时，招待所清铺，儿子身份证丢失，招待所坚持不得留宿，在无任何办法情况下我带其在我白天学习办公的地下室椅子上我父子坐了一夜，又由于中检所夜有巡查，不准在办公室留宿，我们只能摸黑一夜。

学习结束后，组织我们与专家一起对医疗单位审报的临床基地进行检查评审，亲临中山医大，同济医大，山东医大及附属医院，加之大串联时去重庆，上海，杭州，南昌，长沙，开会在成都川医，全国著名髙校，著名医学院校基本目睹其雄姿。

（下图为作者在武汉东湖磨山留影）

图为作者在重庆黄山影。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建完成，药品行政技术监督职权和人事管理由卫生部整体划归药品监督管理局，不久青海药监局组建完成，青海省药检所整编制划归药监局，20O2年初，任命我为青海省药检所副所長，主管业务工作，同年我被国家药监局聘任为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时年我56岁。

（下图为作者在副所長办公室办公）

下图为颁发的第八届药典委员证书。

　　在以后的任期内，同全所干部职工一道在改善所容所貌，三讲教育，党员先进性教育，药检设备更新，人才培养，中层干部聘任，药检技术管理等工作中尽职尽责，做了份内的工作，并对药检实险室认可，省药检所新址的选择等做了前期工作，直至2006年底退休。

（下图为作者在全所职工大会上讲话。）

2002年6月，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桑国卫院士来青海省药检所检查指导工作，我陪同并向其汇报工作。

（下图为作者向桑所长介绍所内工作和发展现状）

下图为作者在西宁机场要客通道欢送桑国卫所长。

现在出境出国已是很方便的事，可在相对封闭的青海在上世记至直本世纪初对一般干部都是望可莫及之事。2002年在我任药典委员之后，国家药监局，药典会发给作者一份公函，要组织没有出过国的委员到美国去专业参访，显然这要层层报批，我不愿为对工作非必须而自己是风光之事去求任何人，我将通知压下来未告任何人。

2003年秋，省台办组织青海医药参访团访台，我同本所书记一同经香港赴台10余天，结束了在职工作未出境的历史。

（下图为作者在阿里山留影）

在台故宫博物院前与在台青海籍国民党将领留影。

访台期间考察台湾杏辉药业。

下图为2002年夏全家第一次在北京团聚。

在职公费放弃去美国参访，退休后自费出国游首选美国，在10多天的行程中，我游览了纽约市容，联合国总部，哈德逊河沿岸风光，参观了西点军较，目睹了华盛顿白宫，观尝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经亚特兰大到拉斯维加斯，科罗拉多大峡谷，后乘汽车到达洛杉机，观尝了北美西海岸风光人情，后乘机I.夏威夷群岛，环欧胡岛畅游太平洋岛峪风光。

（下图为作者在美农庄休闲）

在纽约街道上。

在檀香山恐龙湾留影

在夏威夷珍珠港留影。

在科罗多拉大峡谷

赴日自费旅游在日本乡村农田旁。

定居北京当起了农民，图为在家欣尝自种的南瓜。

2OO8年夏观看奥运比赛。

作者退休在京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