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dongmin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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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母

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总想起我的祖母，祖母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虽然她去世已有40多年了，可她的形象仍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其实，一向重男轻女的祖母并不喜欢我，一是因为我是个女孩；二是因为我倔强不会来事；三是因为我经常和妈妈学舌，告祖母和叔叔的状，可我对祖母的感情却情深似海，久久不能忘怀，特别是到了如今的年龄，我才深深体会和理解了祖母当初为什么偏坦叔叔，我也为当初的幼稚感到可笑和悔恨。

祖母这辈子很不容易，大半辈子是在旧社会度过的。

祖母的原籍我不知道，她娘家的事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她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夫家的姓和娘家的姓便是她的名字——贾单氏。

 

祖母嫁给爷爷后，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爷爷在家排行老二，祖爷爷死后，他们哥三就分了家。为了生存，没有文化的爷爷跟随闯关东的人流来到黑龙江省做劳役，用现代话说就是打工。后来他又做一些小买卖，隔三差五的还能给家寄点钱，祖母带着年幼的父亲在河北老家，靠给人家做些针线活作为生活补贴，日子还算过得去。

祖母要强，她深知没文化的苦衷，她紧衣缩食供父亲读书，但是由于生活所迫，父亲断断续续只读到初小。爷爷不在家，祖母很受人欺负，就连亲戚都瞧不起他们，嫌他们穷。有一次，父亲放学回家，路过叔叔家门口，叔叔依着门框，手上端个碗，筷子上夹个饺子，叫着父亲的乳名说:“这饺子可香了，你家有吗？让你妈妈做给你吃。”年幼倔强的父亲看都没看他一眼，跑到屋里便哭了，当祖母问清原由后，就卖掉家里唯一值钱的一个座钟，给父亲包了一顿饺子。这件事深深刻在父亲的心上，父亲发誓将来一定过上好日子，天天吃饺子。后来，爷爷在黑龙江省青冈县落了脚，他就将祖母和父亲接到了东北，一家人总算团圆了。1942年，祖母在青冈县生下叔叔不久，爷爷就从跳板上摔了下来，伤没养好，后背上又长了个痈，老百姓叫搭背，从此爷爷便卧床不起。叔叔一岁，父亲十四岁时，爷爷便撒手人寰。从此，三十二岁的祖母没有再嫁，一个人拉扯两个儿子，为他们娶妻生子，帮两个儿子带大了八个孩子，直到1974年去世。她守寡半辈子。在旧社会，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带着两个儿子度日谈何容易，不说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就是孤儿寡母也尝尽了人们的白眼，受尽了人们的欺负。

别看祖母没文化，但是她很有主见。说来也神，祖母不仅把父亲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而且还给了他两次生命。第一次是1947年，东北已经解放，民主联军在青冈县征兵，一个连长一眼就相中了当时就是民兵的父亲，可祖母死活不让父亲去，悄悄将父亲送到哈尔滨去修铁路。当时青冈县参军的青年都参加了辽沈战役，几乎都牺牲在战场上，父亲逃过了这一劫。第二次是1949年，父亲在哈尔滨随招工的来到鹤岗煤矿当上了一名矿工。1950年初，父亲将祖母和叔叔从青冈县接到鹤岗市。1950年末，祖母张罗让父亲和母亲成亲，父亲和母亲是爷爷在世时定的娃娃亲。在祖母的催促下，父亲请假去牡丹江附近的姜家站接母亲。就在父亲走的当天，井下便发生瓦斯爆炸，死伤很多人，父亲又逃过一劫。

　　祖母对两个儿子是有巨大贡献的。

她劳苦功高，她帮两个儿子带大了八个子女。1951年，当我“ 呱呱 ” 落地时，祖母就把我视为掌上明珠，捧着抱着。我六个月时母亲就参加了工作，加上年轻好玩，除了喂奶，其它时间都是由祖母照料我。我两岁半时，母亲生了大弟，祖母便把爱全部给了弟弟。我四岁半时，母亲生了大妹，祖母要做饭，料理家务，还要照顾我们姐弟三人，累得心烦。有一次因和母亲生气，说什么也不照看我们了，父亲和母亲无奈，只好把我送到千里之外的外婆家，直到我九岁时才回到父母身边。接着小妹，小弟也光临这个世界。祖母承担了照顾我们五个的全部责任。后来叔叔娶妻生子，有了三个儿女，祖母不顾体弱多病，又帮叔婶照顾孩子，直到我们八个长大。

祖母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她大度，心胸宽阔。

尽管有些人曾经岐视过她，可她不计前嫌，仍把他们当做亲人一样对待。1958年正值煤矿大发展，父亲的三叔三婶带着两个儿子来到鹤岗，投奔祖母和父亲。1954年，父亲出差时就把他们的大儿子带到鹤岗，为他安排工作。开始他们都住在家里，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祖母一日三餐要做十余口人的饭菜谈何容易。只有两个房间的家里要容纳十余口人，祖母要经常到外面的邻居家找宿。后来，堂叔又将媳妇娶到家里，祖母把小澡堂腾出来给他们做新房。以后关里老家的人陆陆续续到鹤岗，包括祖母娘家的人；祖母大伯哥的女儿；祖母小姑子一家三口等等。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家就像大车店人来人往，客人总是不断。

祖母是传统式的贤妻良母。

一女不嫁二夫，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爷爷去世后她仍坚守自己在夫家的位置，保持着和夫家的联系，她对夫家人有求必应。她把对丈夫的爱全部转移到两个儿子身上。五，六十年代，粮油限量供应，虽说我家生活条件还说得过去，可吃大米白面的时候并不多，有限的细粮要留给父亲和叔叔吃，只有大弟能享受到父亲的待遇。祖母，母亲和我们吃的是粗茶淡饭。有时祖母炒一大锅土豆丝，给我们盛完后，锅里再放点油，把留给叔叔的再重炒一遍。在我的记忆里，叔叔很少和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为此事，母亲不止一次和祖母吵架，可祖母仍然我行我素。

记得有一次，我向祖母借五角钱，并答应她母亲回来后就还给她，可她推三阻四硬是没给我。这时大弟回来向她要五角钱看电影，祖母想都没想，便从兜里掏出一元钱递给大弟。当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就流了出来。

祖母心里只有儿子和孙子，装不下别人，包括她自己。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要有 “ 当权派 ” 游街，祖母总是踮着小脚挤到前面看是否有父亲。她说话办事十分小心，唯恐给父亲添麻烦。70年代初，国家要求干部要带头摒弃土葬提倡火葬，祖母就叮嘱父亲 “ 你是党员，是干部，我不能给你添麻烦，等我死了就火葬吧，你给我准备的那副棺材料干别的用吧。” 一个旧社会过来的没有文化的老人，为了儿子，思想这么开通，真是难得。1974年，祖母去世时，父亲就按着祖母的遗嘱对祖母进行了火葬，这在那时是廖廖无几的。

　　祖母性格刚强，生活简朴，干净利落。

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总是穿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上身穿着黑色带大襟的衣服，钮扣是自己盘的，下身是缅裤腰扎腿绑的那种裤子，穿一双白色袜子，黑的带尖的布鞋，只有逢年过节才把那双父亲买给她的，擦得亮亮的小脚黑色尖皮鞋穿上。洗过的衣服总是叠好放在枕头或褥子下，压得板板整整的。就是在她病重时，只要能动，她都拿个抹布把桌子，窗台擦得干干净净。在我的记忆里，祖母好像从没买过衣服，一件衣服，一双鞋要穿好多年。其实，1968年我就参加工作了，虽然挣的不多，可给祖母买件衣服，买双鞋的钱还是有的，可那时就没有想到，现在想起来我后悔至极。

由于操劳过度，祖母六十几岁就得了肺气肿，喘不过气来，一到冬天就更严重了。她很少躺着睡觉，都是趴在被跺上，早上起来手肿得像个大馒头。她白天晚上总是 “ 哼哼 ”，大口喘气，用她的话说，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每天晚上我都提心吊胆，心里充满了恐惧，总怕她死去。她一不 ” 哼哼 ” 我就吓得又是摇又是喊，直到她又 “ 哼哼 ” 了，我才放心睡觉。我经常按着祖母的指点，用一枚乾隆年间的大钱沾点酒或水在祖母的前胸后背刮痧，刮得紫红紫红的，可祖母却说舒服，火出来了。

为了方便看病，父亲为祖母办个家庭病房，每周医生都要到家里为祖母看病送药。记得祖母吃的最多的药是安茶碱。医生走后拔点滴针或滚针了都要麻烦邻居韩姨，有时韩姨不在家只有我代劳了，从此，我学会了静脉注射，只是技术差些，有时扎不上，针在肉里乱戳，可祖母却说不痛。也就从那时起我发誓将来一定当个医生，等爸妈老了病了我好为他们看病。

祖母很要强， 她病得很厉害，可她的外衣让我洗，内衣却从不让我碰一下。她有病不能做饭，可她仍掂记着全家的饭菜，于是她就教我如何发面，怎样做馒头。每当我用过面碱后，祖母就用老家的方言说 “ 我听听还有酸味没。” 我知道 “ 听 ” 就是闻的意思，可仍调皮地把面放到她耳朵旁，她就说 “这丫头没正行， ” 我就这样在祖母的教导下学会了做饭。母亲常说 “ 会过日子，能干，干净，这些你非常像你的奶奶。” 我也是这样想的，祖母的基因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祖母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如今我也老了，我体会和理解了祖母对子女那种无私无悔的爱，那种牵肠挂肚的牵挂。

1974年夏天的一天，一向刚强的祖母不愿在卧室的便盆里方便，她强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去卫生间，不小心摔个跟头，头上碰个大包。当时，只有小弟在家，小弟急忙给父亲母亲打电话，远在疗养院工作的父亲马不停蹄的带着全市比较有名气的医生赶到家里，经医生诊断为脑出血，心衰，他告诉父亲 “ 准备后事吧。” 父亲经不起这一打击，一下子坐在椅子上。医生走了，一向讲究礼节的父亲都没起来送送，甚至连 “ 谢谢 ” 都忘说了。祖母静静地躺在床上，这是久违了的姿势。傍晚，我热了一杯牛奶，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祖母，祖母竟喝了一杯，年轻的我以为祖母没事了，只是累了要歇歇，可是第二天，祖母却安然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按规矩，应该由女儿为祖母洗脸梳头穿衣穿鞋，可祖母没有女儿，只有我代劳了。我含着眼泪为祖母梳洗穿戴整齐。说来也怪，邻居韩姨帮我给祖母穿寿衣时，鞋说什么也穿不上，只好用剪子剪个豁口，我忙放下手中的衣服，拿起另一只鞋，没费劲就穿上了，韩姨说 : 这是祖母只习惯我的伺候。

祖母走了，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是那时我年轻，承受能力强。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痛苦渐渐淡忘了，可祖母却永远在我心里。祖母离开我40多年了，很多往事都忘记了，就连祖母具体去世的时间，我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是1974年的夏天，可逢年过节，每年的清明，中元节，我都会给祖母上一注香，烧点纸币，给天堂上的祖母送去我的问候，送去我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