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br></h3><h3> 《大头从军》</h3><h3> 1969年-2019年是142师战潼湖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我参军难以忘怀的日子,让我们共同回忆当年军旅生活,艰苦繁重的生产劳动,紧张又有意义的军事训练生活。 </h3><h3> </h3><h3> </h3><h3><br></h3> <h3> 儿时有个童谣:“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儿记得我小时候身体比较弱,说不上三根筋挑着一个头,还是比较瘦弱,个子也不高,可头是比别的孩子大一号。所以,邻居的阿姨叔叔和同学们都叫我“大头仔”(广州话),这个绰号一直流传至今。</h3> <h3> 1969年是个热血青年争取当兵的年代,我正在华师附中(六十一中学)读高中二年级,那时候学校的教育安排,都要按照毛主席 “向工农兵学习”指示精神,将整个学年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学工三个月,我们就分别去了广州东方红印刷厂和珠江制纸厂向工人阶级学习; 二是学农三个月,我们到了广州三水农场向贫下中农学习;三是学军三个月,我们又到了增城国防工事向工程兵团解放军学习; 最后三个月才回校读书上课,这就是当年的学生生活。我父母都是当过兵的人,看着我们都慢慢的长大了,当兵应该是当时最好的出路。于是我母亲就找了她当年在东江纵队一同参加革命的老战友陈国坚叔叔(广州工交武装部部长)帮忙,将我和弟弟,还有两个表弟都送上了从军路。 当我接到入伍通知书时十分兴奋!我生人中第一个转折-从军生活从此开始啦!</h3><h3> </h3> <h3> 记得那年12月12日,我母亲和弟妹们一起送我到了中山医学院学生宿舍区报到,换领新兵军服时,3号军服衣服和裤子都略长点,要卷一下,可因为头大一号,3号军帽带不下,只能换了个2号的戴,还真的验证了我“大头仔”的绰号。换装后我就与亲人们道别,母亲眼中含泪再三叮嘱我:“到了部队要听领导们的话,严守纪律,好好学习,注意身体,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说着还悄悄的往我手里塞了50块钱,可见当年母亲送儿参军的心情。 我们华师附中同班的要好同学也都赶来为我送行,我跟同学周国荣,王汉成,区松光,陈全俠……等一一道别才回到新兵连。 <br></h3> <h3>记得我们当时的新兵班:班长是韩南征,副班长是李东北,班里还有黄建、郭曙光、李少宁、文广生、孟克、宋荣海、谢波……等人,这些战友往后都成为了我终生难忘的好战友。 新兵班第一个学习科目就是学打背包,我因为以前参加过军训对打背包并不陌生,所以两下就熟练的掌握了。晚饭后,带兵干部叫我们早点休息明天要起早行军,于是我们早早就睡了。</h3> <h3>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打背包吃早饭,然后步行走到沙河军用火车站,可能是清晨,我们走在先烈路上没什么来往的行人,新兵部队大约走了5公里,还不觉得累就到了兵站。车站里有不少新兵,一队队一列列的准备上车,大概都是广州市和郊区各县一起来参军的新兵。我们上了个闷罐车,火车开了约一个多小时后,到了樟木头常平军用车站,全体新兵都下了车吃午饭后,然后整队步行前往惠阳方向,因为路途遥远的关系我们中途都休息了两三次,沿途看到好多炮车从我身边经过,也拉着象我们一样的新兵,我问带兵的干部才知道,他们是炮兵团的所以有炮车坐,而我们是步兵,只能靠两条腿走到军营啦。</h3> <h3><br></h3><div> </div><h3> 大 约走了20多公里(现在用GPS量一下只有18公里)就进了南面山军营,在团部大操场开始分兵,那些个子高的,样子好的,都给机炮连和直属队领走了,我们这帮广州来的城市兵,团里指定每个连只分两人,我和文广生被分到了424团三营七连,我在四班,文广生却被分到了七班。当时睡觉的地方没有床,只是在地上铺了些干草,给了个小棉垫。还好班里的新战友都对我挺热情,我也很快的融入了班里。晚饭后,开班务会大家来了个自我介绍认识下,我们班长程英和副班长余荣森,都是广东四会人,68年的兵。其他的都是来自湖南和两广的新战友,略记得有: 毛华珍,甘梅初,曾旭泉,黄志球……等等都是工农子弟。大家认识后,程班长要求班内战友要团结一致,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互相协助,努力工作,完成任务。班务会后,班长教我们新兵订领章和帽徽,这是我成为真正军人的标志,按常规新兵要经过一个月以上的训练和审核后,才能有资格佩戴领章帽徽的,对不合格的还要退兵。我们能这么快就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心中真是高兴极了。第二天全连召开授枪大会,连长林武标,指导员周楚标分别给我们新兵授枪,我接到了一只全新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上的保护油还未擦干净),心里无比的兴奋,天天爱不释手,擦了又擦,瞄了又瞄。</h3><h3>经过几天的队列训练,我们七连随大部队开进了潼湖沥林围西北角营区。(后续战潼湖)</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