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四十周年回忆

海 哥

从接到这张入伍通知书起算，今天是我参军四十周年纪念日。特别的日子，引发了特别多的感慨和回忆。二十五周年的军旅生活，除了流淌在血液里的意志品质，更多的是刻在脑海里的记忆。

当时，我还是丹东二中高二•4班的在读学生。决定弃笔从戎，并没有高尚的理想或崇高的志向，完全是家庭变故和自己的学习状况合力使然。国家百废待兴，为了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被废除后带来的大量城市青年待业问题，第一次直接征召城市青年参军入伍，客观上成就了我们的决定。入伍前，同班同学姜在国在送给我的笔记本扉页上，写下的“留做未来的回忆”，现在看起来仍很漂亮。

离开家之前，父亲亲笔为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是叮咛，是教诲。

将父母的叮咛和教诲化为自己的努力方向。

1979年12月9日300多城市青年乘坐专列离开了家乡——当时被誉为“全国明星城市”的丹东市，来到了解放军沈阳军区防化某团驻地——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屯公社小朱庄子大队的北侧。
面对失落、寂寞和艰苦，“城市兵”不计后果私自逃离的胆量令老兵们惊诧。我也曾在阅读家书的时候默默流泪，但从没有想到过后悔或逃避。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了后勤处士兵灶担任饲养员——说清楚一点就是在防化团后勤机关战士食堂炊事班喂猪（还有牛、驴、鸡、狗和猫。哈哈）。从一个背着书包的学生，变身一位拉泔水熬猪食的猪倌，着实让父母忧心，可天生乐观的自己仿佛已经返璞归真，整天驾着“驴吉普”自在逍遥。一年多时间，有好多次，因为贪玩把几十头猪饿的嗷嗷叫；也有许多不眠之夜，守候在小猪宝宝身旁为它们排忧解难；保证了灶上至少可以每月杀一头肥猪。养猪，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许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社会知识，接触到了许多普通士兵不曾接触过的人和事。定期跟“上士”（炊事班采购员）坐火车到沈阳太原街“圈楼”副食品商店采购副食品是偏得的“福利”。这张照片就是那时在沈阳站拍的。

1981年3月通过父母的努力，我从防化团调回了丹东步兵某师通信营。自此，我成为了一名通信兵，一直到现在，有人问我“当的是什么兵”，我都会自豪的说我是通信兵。七月，参军全军统一考试，考入大连陆军学院通信大队（沈阳军区通信训练大队）八队。

军队刚刚结束了从士兵中直接选拔军官的政策，开始通过统一考试，选拔士兵进军校学习（士兵考入军校学习的，最高学历是大专），毕业后晋升为军官（干部）。通信大队八队驻在旅顺口，培养的目标是部队有线电通信排长——通信兵中最苦最累的专业，我们被戏称为是“摇线拐子，爬电线杆”的。军校生活紧张、严苛、辛苦但并不单调。旅顺口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记得近代史老师说过“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那时，旅顺口是军事重地，外国人禁止进入，现在已经成为热门旅游景点的许多地方，还是禁区。野外训练或助民劳动，几乎让我们跑遍了旅顺的山野和海滩，黄金山电岩炮台、东鸡冠山北堡垒、望台炮台、尔灵山、老铁山、羊头洼……，掌握军事技能的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中国近代史。

上课、训练之余，收到家信是最快乐的事。这是父亲给我写的信，充满了鼓励和期望。

这是母亲的来信。相对于父亲，母亲对儿子生活更关心一些。

两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没有辜负父母亲人的期望。非常惭愧的是，我这个“优秀学员”好像与“表现突出”关系不大，主要是符合“成绩优异”的硬指标。应该得益于"未毕业"的高中基础。毕竟，我入伍那个年代，能读高二（十年级）的只是少部分初中成绩较好的学生，国家刚刚从九年一贯制（从小学到中学毕业一共九年级）教育向小（五年）、初（三年）、高（二年）过度，同届同学绝大部分读完九年级（或称“高一”）就毕业走向了社会。

1983年8月，毕业后被如愿分配回了某师通信营，成为了通信营三连一排排长。虽然从年龄上说许多士兵都是我的“兄长”，这个娃娃脸的“领导”还是一点点的被他们接受和认可。可能是对在军校期间的表现没有被认可为“突出”不服气，当排长就更加努力，在当年年终总结时获得了师司令部直属队“军旗下照相”的奖励（“军旗下照相”是一项介于嘉奖和三等功之间的奖励形式，短暂的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军史上）。次年，获得军旅生涯的第一次三等功的奖励。

1985年在全军开展“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大背景下，沈阳军区成立了“管理学院”，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联合开办了“管理工程专业大专班”，我被部队推荐参加了当年成人高考，并被录取。

两年的时间，虽然常常上课睡觉，还是在东北工学院的老教授们的教导下，接触和学习了一些基础的高等数学、统筹学、计算机语言和编程、心理学等知识，对提高认知能力、分析能力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1988年，从“大专班”毕业返回部队不久，我被直接从三连一排长的岗位上晋升为通信营一连的“政治指导员”，伴随的还有，我收获了爱情。这是1988年4月底蜜月中的合影。

1989年女儿的到来，给家庭生活增加了更多的甜蜜。有两件事值得记录：女儿是下午三点多出生的，她不会知道，妈妈作为一名手术室护士，当天上午还配合完成了一台剖腹产手术。女儿诞生在特殊时期，受特殊的影响，部队停止的一切休假，我错过了“伺候月子”的机会。

那个特殊时期过后的1990年9月-1991年7月，我被指派到位于武汉的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做为培养三军通信指挥和指挥自动化管理人才的最高学府，通信指挥学院不但担负全军通信系统现职干部的培训和轮训，还担负着军事通信科学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研究等任务。恰逢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用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沙漠风暴结束了萨达姆的野心，我们也在C4I系统的最高学府里亲身感受到了这场信息化现代战争给我军指挥机关带来震撼和冲击。

除了海湾战争的震撼和冲击，那一年影响我们思想观念的大事也特别多：苏共放弃一党制，部分加盟共和国宣布脱离苏联独立；东德并入西德，德国统一；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雪白血红》受到批判；服刑人员的劳动产品出口遭受抵制；改革开放面临困境（随后的1992年1-2月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除了在校的理论学习，社会实践活动也特别多——赴有“将军县”美誉的红安县参观驻学，学习红色历史，了解老区发展状况；到有“红钢城”之称的武钢了解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参观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线，感受开放的成就；到武汉监狱走访，了解国家劳改制度以及监狱管理体系……。这张照片就是在红安县七里坪制鞋厂参观时拍摄的。

这篇文字夹在一个旧笔记本中，最近被发现的，是当时的一份作业。1989年一部以武汉个体户为原型的电视连续剧《汉正街》红遍大江南北，推动了国家从法律层面上确定了“个体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重新回顾这张斑驳的作业纸，能够切身感受到社会的发展进步。

1993年底，由沈阳军区与辽宁省邮电管理局联合建设的全国第一条军民合建光缆干线——沈阳到丹东光缆工程开工建设，我师所在的第64集团军所属部队承担了全部光缆埋设任务，1994年9月9日光缆埋设工程竣工。然而，为了这条光缆干线建设，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4年5月7日，我怀揣“回原单位医院继续治疗”，“全休半个月”的出院通知书，受命带队执行光缆线路标石埋设任务。5月11日施工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我虽然奋不顾身从倒扣的车下救出一名战友，事故仍造成三名战友遇难——其中一位是与我同期从通信大队毕业的工程师、一位是我的老部下一连二班长、还有一位是刚刚穿上军装不久的新兵。

这场重大交通事故给部队造成了恶劣影响和严重损失，给遇难战友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作为通信营副营长，工程施工的负责人，我承担了事故的全部领导责任，受到了降职处分。面对处分，我既没有推三阻四，也没有怨人尤天。我始终认为，不怕事，能担事应该是男人本色，我也愿意做一个有担当的人。面对遭遇事故的惊恐和遭受处分的压力，要感谢妻子，在那些个时候给予我的安慰，关心和鼓励。这张照片是降职以后参加野外驻训时拍摄的。之后不久，我就被从通信营调入师司令部通信科任参谋。

1995年8月1日开始，国家邮电部和总参谋部决定在东北地区部队（海、陆、空、武警）开展“义务兵专用”邮票试点工作。时任师司令部通信科参谋的我负责在本师范围内的具体试点工作。经手下发和掌管了“义务兵专用”邮票。可能是由于的市场价格被炒到了很高，试点过程中“红军邮”仅发行了两版就停止了。1996年8月1日在沈阳军区范围内重新恢复启用了“义务兵免费信件”三角戳记。1997年3月邮电部和总参谋部发出通知，从1997年4月15日零时起，驻东北地区部队义务兵恢复使用“义务兵免费信件”三角戳记，停止使用“义务兵专用”邮票。
有一个插曲，停止使用“义务兵专用”邮票后，我将所保管的部分邮票上交给了直接领导。然而，就在几天后有部分移交的邮票失窃了。这桩无头失窃案没有结果，作案者应该是包括我在内仅有的几个知情同事之一。转业后，从与同事或朋友的聊天中能够感觉到，大多数公众一般会认为军人是崇高的，部队是高尚和纯洁的。现在想起这个案子，只是想说，部队就是一个社会，具备与任何社会一致的高尚或丑陋。

1996年7月28日沈丹光缆通信工程正式开通并交付使用，彻底改变了部队“打电话靠吼”的局面。

为了适应沈丹光缆的开通，最大限度的发挥干线通信光缆的效能，沈阳军区组织了“沈丹方向通信执勤一体化建设”。作为全体丹东驻军总协调单位的具体负责人，我非常圆满的完成了协调和组织丹东地区各军兵种部队的通信执勤一体化互联互通，建设本地区中心枢纽的任务。见证了军队有线电通信从架空明线、电缆到光缆，从载波机到光端机，从纵横式交换到数字程控交换，从声音难听清到可以音视频同步的跨越发展过程。

根据国家裁剪军队员额50万的决定，1998年我所在的步兵师编制和番号被撤销，将由步兵师改编为摩步旅。这是7月师机关解散前，司令部全体人员的合影。

8月初，黑龙江洪水肆虐，灾情告急。已被撤销编制和番号在等待重新安置或遣散的部队，临危受命，连夜出动，铁流千里，转战哈尔滨、佳木斯投身抗洪。为战友也为自己这样彰显军人本色的行为感动。这张照片拍摄于哈尔滨江北防洪大堤上。

1998年秋，部队完成“师改旅”的整编工作，我担任了陆军摩托化步兵某旅的首任通信科长。为了响应全军掀起的群众性科技练兵活动，在司令部首长和旅首长的支持下，通信科积极探索利用多媒体组织专业训练的方法，获得了军区通信部的肯定。1999年3月在省军区组织的集训中介绍经验。

通信科直接指导和组织通信营数名军官集中学习培训，参加1999年7月沈阳军区组织的通信兵科技练兵专业竞赛，多个单项获得了竞赛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IC725单边带电台模拟训练软件”还被推荐参加全军通信兵科技练兵专业竞赛，并获得三等奖。一个基层部队获此成绩可以称得上是“殊荣”，毕竟，全军通信院校、研究院所等大单位的高手如林。

1999年10月，我旅在军区旅级作战单位中首先实现了通信装备全面成建制换装。这是在“9918”演习现场，向军区参谋长葛振锋中将报告我部新换装的通信装备情况。

为了响应“科技大练兵”的号召，2000年初旅决定改装一辆“指挥方舱”，并指定通信科负责方舱的设计和组织改装。接受任务后，我们制定了实现C4I（指挥、控制、通讯、电脑和情报相融合）的目标，组织全科的参谋与通信修理所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方案，与地方相关单位讨论技术细节，最终交付的指挥方舱获得了从旅到军区各级首长的好评，多次参加训练演习和汇报表演。现在看起来，那时的产品无论是技术还是品质都差强人意，我们花大力气实现的一些功能现在一部手机就能实现。但在当时的环境和技术条件下，通过有线和无线通讯手段衔接实现部队动中通，通过无线电信号传输实时观看远方视频信息，通过无线电台传输GPS信号实时掌握运动目标位置动态，通过计算机草拟和传达作战命令……都是部队追求和梦想的目标。这张照片是在”指挥方舱“内工作时拍摄的。

为了适应摩步旅合成编制的特点，了解所属分队的作战特点，2001春旅组织首长机关人员参加兵种训练，学习坦克和汽车驾驶，学习旅编成内的各种武器操作要领。这是在学习操作高射炮。

2002年9月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电视连续剧《军歌嘹亮》在CCTV1播出，一位朋友打电话问我“电视上那个人是你不”？是我。这部电视剧的很多场景是在我们部队大院里拍摄的，一次偶然路过俱乐部门前，应政治部李干事的“帮忙”要求进场做了一个群众演员（视频中只有不超过5名专业演员，其他都是我部指战员）。我既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也并没有兴趣追星，但在即将结束军旅生涯的时候，能够在一部军事题材作品里，与明星孙红雷同台出镜，是挺有趣的一件事。特别是，我非常欣赏孙红雷在台上讲的这段话，可以作为我的告别词。

2004年8月我正式告别了我曾为之挥洒青春和汗水，也曾培养锻炼我成长的军旅，并选择“自主择业”的安置方式。25年，白驹过隙。

2005年9月，我哼唱着“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参加了全国司法考试，并在2006年2月获得了法律资格证书，顺利完成了从一名军人到一名法律人的转变。自弃笔从戎，到自主择业，期间的每一段故事，都是成长的收获或代价，值得记忆。

后记：
这篇文字是在入伍40周年那天（12月3日）形成的。遗憾的是写好后因两次无法通过审查，被封禁。今天重新编辑，希望可以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