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涯之十

罗维伦

　　我的几篇回忆记录了一些往事。老战友的一篇回帖，也勾起我的弟弟罗维扬许多回忆，他主动请缨要写一篇。以下就是他的作品了。

“达县军分区重庆中转站”

这是在达县军分区，檬子垭大院里照的相片。应该是I974年。两年后，我正式当兵了。

　 罗维伦的巜我的军旅生涯》已发了九篇。引起了一些关注。特别是分区曾经的战友和他们的亲属。

"我上铺的兄弟"发出后，秦文清的夫人胡红兵来帖：

“罗维伦《我的军旅生涯》写的真实朴素把我们又带回到八一街丶蒙子桠⋯每期都给秦文清看，他还不用微信让我转告：第一次看宣传队演出是在罗江新兵营，把我给镇住了！花腔、刘晓庆丶郭毛丶姚庆黎丶蒋德琼丶哈巴丶老太婆、….个个身手不凡，。特别是罗维伦和谭顺祥的《擦枪》方言土语十分接地气，拿到现在基层连队也会大受欢迎。我时常在一些研讨会上谈军事文化丶部队文艺、面向基层为兵服务的问题，达县分区宣传队就是一个范例。当下军队文艺从大制作的高大上转入小精尖的乌兰牧骑，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又转了一个圈。维伦的文章𣎴但是青春的记忆，也折射出时代逻旋式发展前进的轨迹。在宣传队的老兵中与维伦相处时间最长，给他取的外号叫＂政策＂因为当时正处批林批孔乱象，弄不明白的事要听他解读。另外：维伦还应该写一下他们家是分区的接待站，我记不清住了多少次⋯”

秦文清的夫人胡红兵，也是达县军分区的战友。她是“机要员"还是“保密员"？反正，是干部。俗话说，军官。

哥哥当兵以后，我们家就成了达县军分区的“转运站”。

既然要写这一段，就只能我写，因为，我是“转运站"的主要工作人员__罗维扬。很多分区的战友都认识。小名“小扬"。别名“小挑夫"。

襄渝铁路没修好前，达县的交通是不太方便的。与外界的交往进出，主要是坐长途汽车，到重庆换乘其它交通工具。火车，轮船，长途汽车，飞机（很少有人坐）。

达县到重庆有270公里，中间有大竹，邻水，江北三个县城。邻水离重庆130公里，在中间。那时候，270公里要从早上7点走到下午三，四点。中间还要吃顿饭。

那个方向的车从江北县，经江北区，跨过大名鼎鼎的嘉陵江大桥，300米，就是上清寺转盘。车，在过桥200米的邮局门口下人。于是，中午过后，那个方向的客车便陆续到来。下车后，如果乘火车，便走路，穿过向阳隧道就到火车站了。要乘船，就坐一路电车起点，到终点朝天门（哦，那个时候叫“红港"）。然而，那时，并不是想像那么方便。首先，各种交通工具班次很少，时间限制很大。比如，乘船，基本上早上七，八点发船，肯定要住一晚。秦文清回涪陵，就是乘船。而，到成都，上海的火车，是晚上10点以后。到北京的则是一大早。其次，更重要的是，车，船票都很不好买。因此，在重庆停留，就成为必然。而，我家，就在上清寺转盘的另一条路"中山四路”很方便。更重要的是，父亲因工作原因，与交通部门很熟。拿票，不在话下。加之哥哥罗维伦热心，我们家很开放，民主，大家感到不拘束（后边会讲到），因此，达县军分区很多战友喜欢到我家"中转"。不仅仅是分区政治部，连司令部，后勤部的战友也来。张冬妮，王小莉，周旭……还有连队的司务长！

当时的程序基本是这样的，有人来，罗维伦给家里打电话，父亲订票。如果来人第一次来，或行李多，我便扛起一杆扁担去接。那时的行李，基本也是一、两个人造革提包，和蓝白相间的线网兜。扁担一挑，就解决了。走的时候，我再将人送去车站。

因为这样，那几年，我们家，年青军人进进出出。邻居们也习以为常了。

战友们来家，有时或办事，或等票会呆几天。家里人各有其事，也不刻意接待。那时，家里虽然住的是原来的戴笠公馆，但却是三家人共用厨房。厨房是没有门的。在我家的碗厨里，有一颗钉子上，挂着一枚房门钥匙。他们进出，就可以来去自由。如果饿了，厨柜里总有两把挂面。那时的佐料也简单，无非酱油醋盐，油辣椒。自己动手。我们家那里是重庆最早使用天燃气的。很方便。

自己动手，他们也不客气。还有一件趣事。一次，刘晓庆、蒋德琼等几个女兵到我家，家里没人。重庆天气闷热，她们都想洗澡。那时条件差。得在厨房烧水，然后，将冷热水拎到房间的木盆里。洗完了，再拎水到厨房倒掉。她们嫌麻烦。就将木盆抬到厨房。就近解决。一个人洗，其他人就在厨房外的走道口搬个小櫈坐着当哨兵。这个期间，另外两家人没法去厨房。这事，也是事后邻居们当好玩的事聊的。如果现在，保不齐，那位邻居会出来“维权“了。

后来，刘晓庆出名了，邻居们就会讲起她当年在中山四路戴公馆的一，二，三事。

我们家，还会发挥办事处的作用。达县军分区宣传队，以文艺轻骑兵为标准。每个人要一专多能。通过父亲联系，来重庆向曲艺团学艺。家里还请那个和父亲很熟的相声演员（名字忘了。家就住在三院对面）以及姓赵的相声演员，评书演员徐勍，到家里吃饭。家里办招待。真是出力又出钱。

但是，在家里住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是退伍的时候。现在想来，大概是退伍了，时间宽裕了。而且，也在重庆办点事，转一转。

　分区政治部陈振山主任的儿子“小三儿”来重庆玩，也住在我家。据说，他后来也当兵了，作为机枪手上过老山。2011年，我和罗维伦去沧州干休所看望陈主任。“小三儿”在石家庄工作，没见着。

　因为这些交往，我们家里的人都与分区很多人都熟。我第一次去分区，是和母亲一起。分区一辆吉普车送人到重庆，返程捎上我们。去了后，宣传队的人都来看望。女兵们陪母亲聊天，逛街。想想，那时，母亲也才45岁。政治部陈振山主任还请我们去家里吃饭。我和他的儿子们也成了朋友。

左边的是“三儿”，右边是我，罗维扬

　　说到达县军分区，有几件事，于我印象深刻。

其一，第一次去时，分区还在“八一"路。（我想街名恰因为分区所在）分区大门左边不远有个餐馆，卖“川北凉粉"。餐馆要上两步石阶。川北凉粉是真正的碗豆粉，颜色发绿。很大一碗，我很吃惊。过去，我们总把凉粉当小吃，混个嘴，而这一碗要吃饱。而最有意思的是：店门口有两张洗得发白的木桌。桌子上并排摆着一排搪瓷痰盂，对，就是痰盂。里边是打凉粉的佐料。酱油，醋，油辣子等等。当然，我们肯定知道没有问题的，而且擦得很干净。况且，搪瓷器皿装腐蚀性的东西肯定很好。但，当你看到，从一个个痰盂里舀东西到碗里，然后把碗递给你，总觉得怪怪的。这事儿，后来，我与很多人分享。并上升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命题。

其二，一次，罗维伦说分区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回来后他们议论纷纷。细听，才知道，林彪出事了。那就是1971年的9.13事件。

其三，电影队还要管广播室。每天按时用留声机放作息号声。那里还有各种唱片。一天晚上，我和电台的张晓渝（重庆兵），卫生科的周旭（内江女兵）一起玩。不知怎么，周旭坐在藤椅上打盹，睡着了。张晓渝找出哀乐，在留声机上低声放出。并拉我低着头站在周旭跟前。周旭突然惊醒，吓得叫起来了。我们哈哈大笑。现在想来，万一外输打开了，祸就闯大了。

其实，军分区的不少战友比我大不了多少。有些，特别是非宣传队的女兵，她们都是军队子女，当兵早，和我差不多大。其中，有一个南京的女兵，叫亓越。我只听着他们叫她。以为叫“齐越”。一直觉得，这个名字很美。

和达县军分区的战友们熟了，也留下了很深的友谊。直到现在，他们的活动，我偶尔也会参加。

而这些战友，对我也很好。在我到北京当兵期间，有几个，还让家里人关心我的生活。以至，我们连首长问我，你那来这么多电话？

所有在家里经过的战友，对我家的开放，民主，活跃的氛围以及父母亲的开朗幽默都印象深刻。在以后的交往中多次提及。

那些经历，让我对部队不陌生。让我对部队生活不陌生。

那些经历，让我们在看“芳华”时感慨万分。

那些经历，是我们人生绚丽多彩的印记。

今天，在这里回顾，让战友们重回那些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