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杏河2019

徐长玉

前言

      2019年，我忙里偷闲，回了16趟志丹县杏河老家。除看望二老外，我走访了好地湾、唐家河、走马粱、小沟、阳渠、柳沟、米老庄、王砭、阳台、四豪沟、焦泥湾、柴良则、牛头坡、沙咀子、城台等10多个自然村，并前往靖边县大路沟和安塞区沿河湾，探访了杏子河发源地，及杏子河与延河的交汇处。凡走访过的地方，我大都发了朋友圈，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和文字记录。此外，2019年，我还撰写过多篇与家乡及我个人有关的随笔和回忆录。现以《走遍杏河2019》为题，一并收入本“美篇”，以飨读者。

好地湾

      大年初一午后，大概2点左右，在家人的陪同下，我驱车北上，行驶了约10里路程后，从牛寨村向东沿柏油路上山，不一会儿工夫便来到了好地湾。

      好地湾是杏子河以东与乱铺子、四壕沟等自然村毗邻的山岭村，属于小沟行政村的一个村民小组。

      好地湾的地势比乱铺子还高，位于大小不一的两个山头下边的一个长长的Ｓ形的阳湾里。虽然村民居住的地方并不宽展——有的在圪峁上了，有的在圪崂里了，有的在阳坡上了，但该村的土地却比较多，并不乏肥沃的、耕种方便的平台地，故名“好地湾”。

      好地湾居住着刘、张、曹、贾、马等姓氏，约30来户人家。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户籍人口80来人，目前100来人，常住人口20来人，多数为老婆婆和老汉汉。村里的老户基本没有，多半是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从榆林迁徙来的。

      村里有多处长庆油田的作业区，至今在不停地生产着。

      “拜油田所赐”，该村的过境路早已变成了柏油路，村民也早早家用上了电和自来水，且都不用个人掏钱。但不知什么原因，该村老百姓的住房虽然已经普遍告别了土窑洞，住上了砖窑或平板房，院落和通户小径却大多没有硬化，仍是光秃秃的土院子，和宽窄不一、凹凸不平的黄土路。

      村里的苹果地不少，但普遍没有进行标准化务育，所以卖不上钱，见不上利。此行就发现在一家的硷畔下面，倾倒着一大堆冻得黑乎乎的苹果，甚是可惜。

      举目望去，村周围到处是修整得平圪沿沿的土地，但不少任凭黄蒿肆意生长，没人耕种。好在，村里已经有部分好地被外地人按每亩每年50元的价钱转包用于生产一种叫做黄芪的中药材了。我妹妹说，她还被雇上给好地湾的黄芪除过草哩，工钱一天110元。

      该村曾办过小学，后因办不下去倒在乱铺子了，再后来，乱铺子小学也办不下去了，所以，如今，村里的孩子上幼儿园和小学就得去几十里外的杏河镇，有的索性直接去了县城。由于上学条件差等原因，恢复高考40多年来，该村直到近几年才考出一两个二本、几个三本和专科生。

      据父亲回忆，他16岁上，曾在好地湾被雇得给已经搬到乱铺子居住的他叔伯舅舅家放了40天羊。

唐家河

      正月初二中午，我和侄孙子等一行5人，从老家驱车，一路北上，经牛寨自然村，过桥，向西，沿着窄沟边缘的公路，缓缓前行，不足半小时，便来到不久前并入杏河镇小沟行政村的唐家河自然村。

      唐家河与杏河镇的牛嘴沟自然村、榆树湾自然村接壤，同志丹县顺宁镇的大台村及榆林市的靖边县毗邻，曾被誉为杏河镇的“北大门”。

      唐家河共有郭张两姓19户人家，其中张家2户，郭家17户。

      唐家河为啥不住唐姓人家，这是此行令我尤其感到困惑的问题。

      “打我记事起，唐家河就只住郭家和张家两大姓人，概古不住姓唐的。”一70岁的老汉甚为肯定地说。

      “那郭家和张家最早是从哪里迁来的？”我禁不住好奇地问。

      “都是从榆林逃来的。具体时间吃不准，直听我们老人说，2岁上他倒和我爷爷到唐家河了。”

      “你们老人初来这儿时，庄里有没有人住？”我继续“打破沙锅”地问。

      “没有。我们老人将来这儿，就住在后沟那几孔没主的石窨子里。”老人指着位于唐家河旧庄半崖上的约10孔破破烂烂的石窑说。

      “那些石窨子的主人说不定就是姓唐的哩！”我大胆地猜想道。

      “庄里也有人这么传哩！”老汉附和道。

      在我的记忆里，唐家河就是一个地处偏远、异常苦焦的小村庄。我所以晓得有这么个地方，概源于我叔伯二外爷的、乳名唤作“五”的女儿嫁到了这里。那时，就听大人说，我二外爷把“五”“可是没给好”！

      “哎—，你不要说的话，路上碰见，我也认不得！”当素未谋面的五姨夫，带着我们一群“生亲戚”走进大门后，“五”姨娘吃惊而感慨地说。

      “就是，估计有30年没见了吧。但我一眼就认出姨娘来了！”我兴奋地说。

      “记得你二外婆把我的生日忘了，你二外爷说，‘新集徐家的缠子和你是一天养的。你问新集徐家你二姐，就知道蓝。”“五”姨娘动情地回忆道。

      “直听说唐家河可苦焦了！可今天看了，觉得条件还好着哩么！”我愉快地说道。

      “哎—，可不是哩！以前的唐家河，一出门就是红石崖，就像你大外爷送我的那时候说的，坐在炕上擤鼻涕，能一把摔到沟旮旯里了！如今，柏油路直通到门跟前，吃的都是不收费的自来水，用的都是不出钱的电……论起那会儿，真是好不死了！”“五”姨娘忆苦思甜道。

      婉拒了“五”姨娘“不要走，给你们做得吃饭”的盛情后，我们开车来到唐家河新村的第二排参观。

      “啊呀，你们庄的地方修得可是好哩！就是闲置得太多了。要是把你们这地方放在镇上，那就可是值钱哩！”走近坐在大门外边花栏墙上拉话的两个老婆婆，我主动殷勤地“搭讪”道。

      “都是沾了油的光了！自打我们庄打出油井后，公家可是给我们庄做好事了，又是修路，又是箍桥，又是盖房，直说把四五百万花进去了！”老婆婆感激地说。

      “尔格，（经济）情况好不好？”我接着问。

      “尔格，公家把石油管得可严哩，庄里的年轻人，没圪做上的，都出门揽工圪蓝……”

      “你们庄没发展苹果？”

      “发展是发展哩，就是年轻人看不上，没人务育，成不了钱。”

      辞别了两位老婆婆，我们向村尾走去。只见一老汉正引着五六个碎娃娃从迎面走来。

      弄清我们的来意后，老汉连娃娃也不管不顾了，“自告奋勇”地给我们讲起了古朝：

      “1947年，胡宗南的部队黑压压地从我们这条沟里开了进来，光连级长官就有好几个了。当地老百姓，来得及的，都藏起来了；来不及藏的，男的都被抓得带路去了，女的稍微有点颜色的，都给糟蹋了……”

      “合作化时期，唐家河这道沟，尽是梢林，我记得，光两三个人抱不住的老杨树就有好几卜哩……”

　　同好客的老汉话别后，我们来到位于唐家河旧庄的一座不大不小的庙院。庙院坐落在被U字形沟槽环绕的酷似龟头的“半岛”上。院内有玉皇大帝庙、九天圣母庙、三圣母庙、送子娘娘庙、关公老爷庙等诸多庙宇。

      据院内一石碑记载，该庙院始建于雍正八年。由此推断，唐家河的建村史至少可以追溯到300年以前。

究竟什么影响着农民的幸福

——回家过年的思考

2018年，延安宣布实现了整体脱贫。此次回家过年之所见所闻，让我相信，此言着实不虚。

如今，真的不会有哪怕至少一个农民因吃不好、喝不好、穿不好、住不好、行不好、用不好而感到不幸福！即便那些世所公认的贫困户，也豪不例外。但在和农民的深度接触中，隐隐感觉到，农民的幸福感仍然不够充分、不够平衡。

究其情由，主要有：

1.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包括亲人去世、身患大病或遭遇横祸等。尤其是那些小年丧父者、少年丧母者、中年丧偶者、老年丧子者，或四者兼有若干者。

2.子女身有残疾。如四肢不全、智力障碍等。

3.子女不务正业。如吃喝嫖赌、吸毒贩毒、小偷小摸、骗钱骗物，甚至锒铛入狱等。

4.子女学习不好。如不爱学习、痴迷游戏、逃学辍学等。

5.子女婚姻不顺。或家有大龄光棍，或子女婚后不育，或媳妇作风不正，或女婿“外边有人”，或子女离婚弃子……

6.子女前途暗淡。或含辛茹苦供出来的大学生得不到就业；或虽则就业，仍然是个“临时的”，地位低、待遇差；或虽已进入“正式单位”，成了“公家人”，但却得不到正常调动、提拔或晋升。

7.贫富悬殊大，心里难平衡。自家虽已衣食无忧，但一看见别人家“富得流油”，便觉得自家“还穷着哩”。

8.贪官不惩处，心里不舒服。面对自己身边的腐败，特别是直接伤害自己利益的村官的腐败，不管是“老农”，还是“小农”，除了恨自家“朝中无人”，或自家的“朝中人屁也不顶”外，就是对贪污腐败“一百个不满意”！

上述情形表明，当下，使农民感到生活不幸福的原因，已经主要不是贫困问题、温饱问题等生产力落后问题，而主要是国家稳定、安全保障、医疗服务、子女教育、社会风气、大学生就业、干部任用、收入分配和政府清廉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8个问题，5个直接是子女问题，另外3个，间接也与子女问题有关。所以，我一向认为，农民问题，主要是子女问题，而子女问题，又主要是家风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医疗问题、治安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和党风政风问题。总而言之，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农民问题已经主要不是吃穿问题、住房问题，甚至土地问题了，更不是洗澡问题和上厕所问题了。所以如此，用农民的话说，“反正这辈子，我有农民当定了，只要我的儿孙能在城里有个前途，或者哪怕就在农村当农民，只要能够平平安安，一心务正，而不要七七八八，胡作乱为，并能给我生上个孙男弟女，我就是当牛做马，也心满意足了。”

农村的上述变化证明，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需要注意的是，和城里人一样，农民向往的美好生活，除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外，也包括公平、正义、文明、清廉、和谐等更高级的需要。

当然，任何时候，经济都是基础，城里和国外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但人的确与动物不同，不是吃好喝足就心满意足了。

由此可见，如何在继续推动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深刻影响农民幸福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深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就业、分配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热烈回应广大农民对政治、社会、教育、医疗、就业、文明、公平等更美好的向往，就成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的不二选择！从而也就成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富裕幸福、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走马梁

      3月1日下午，我独自驱车从杏河老家出发，一路北上，至牛寨自然村，向西进沟，沿东北方向上山，经王家湾自然村，向右行驶，耗时30多分钟，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走马梁。

      走马梁是杏河镇小沟行政村的一个山岭村，居住着曹、李、王、白、苗、高等20多户人家，户籍人口120多人，常住人口30人左右。

      走马梁原名赵山。古墓的主人也尽是赵家的多。可现在，庄里连一家姓赵的也没有了。

      “传说，赵山还有过一座寺院，院里住着不少和尚哩。”一村民说。

      “那后来怎叫成走马梁了？”我问。

      “听说，胡宗南的马队从这道梁上路过。所以，有人就把这里叫做走马梁了。其实，走马梁尔格住的人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榆林等地移民来的。”老者说。

      走马梁坐落在一道东高西低的山梁上。山梁的阳坡有三座分别被圪楞天然隔开的湾，庄里人大都住在这三个湾里。

      走马梁的土地资源较为丰富，人均约在30亩以上，但多数已经退耕还林。剩余的约1000多亩耕地，主要是人民公社时期和近几年整修出来的，比较平整。

      据观察，该村耕地多半被用来种了玉米、洋芋、豆子等经济效益不高的农作物。部分山地上尽管也种有苹果，但据一老者说，“就三家让外路人承包了的苹果还可不错哩，虽然刚挂果，去年还受了冻，有一家都挣了5万几哩，至于本庄人种的苹果，大部分没收成。”

      “为什么本庄人种的没收成？”我心急地问道。

      “那要务劳了么，往上一栽，再连张也不张，能吃上了？！”老者灰心地说。

      “为什么没人管理？”我接着问。

      “年轻人都出圪蓝，光靠些老年人能顶事了？！”老者说。

      站在村道上，迎面来了几头毛驴，看见我，竟“羞答答”地从路边的坡地走下去了。我蓦地想起“黔驴技穷”这个成语：“过去的毛驴不行行，但总能叫几声，如今的毛驴怎连叫也不叫了呢！”

      毛驴的主人同样是一位老者。“我路过你们庄，看见地里到处是驴粪，你们庄是不是可多养驴着了！？”我主动招呼道。

      “就是，估计有30多头哩。”

      “为什么养这么多！？”

      “贵么！大驴去年一头卖八九千哩，小的也能卖三四千哩。今年不行了，把一半价降了。再说，驴比牛好养，能啃住草哩，不挑食，又不像羊，破坏林地……”老者解释道。

　　我比较关心村子的教育情况，遇一老者，便聊了起来。

“我们庄以前也有学校了，后来撤了。娃娃要到几十里以外的镇上念书了。以前的娃娃，都住校着了，大人也不管。尔格，娃娃少了，金贵了。为了娃娃念书，老子的跑到镇上或者县上揽工挣钱，娘的租个地方给娃娃做饭。”老者叙谈道。

“那你们庄的娃娃学得咋着哩？”我继续问道。

“好着哩！还考出几个名牌大学哩！有当大夫的，有在银行工作的，有当派出所所长的，还有正在上大学的。”老人高兴地说。

“那这些娃娃念书的时候，大人是不是也陪来来？”我有点开玩笑地问。

“没有！那会儿的娃娃哪有尔格的金贵哩！”老人也有些戏谑地说。

“你们庄现在有贫困户没有？”我把话题转移到精准扶贫上。

“没有！尔格都能吃上了。”老者肯定地答复着，并热情地邀请我说：

“走，回家圪来，慢慢拉。站在这儿冷哩。”

时间不早了，我感激地辞别了老者，向另一道湾走去。

一进湾，五六家的狗便狂吠起来，其中不拴着的两只小狗竟勇敢地向我扑来。我知道，现在的狗尽管叫得欢，却不带咬人的，所以一点也不紧张地继续向前走去。

一在园子里干活的老婆婆，看见了我，主动问我是“谁么家的亲戚”，并不经我回答就热情地说：“来，回来拉话来。”

于是，我边观察着这个湾子，边和老婆婆拉起话来。

“你们庄的光景应该都不错吧。”我问。

“唉，甚会儿有光景好的了，有光景不好的了！那几年，庄里人能从油井上弄来油了，多少不等，都挣了几个钱，尔格公家管理得可严了，油弄不来了，就没钱花了。”老人叹着气说。

“以前挣的钱，现在不是一样花了？！”我安慰地说。

“唉，好我的你哩，那几年，钱来得容易，花上也不心疼，又没攒下了。”

“那你们庄倒究沾石油的光了还是没沾？”看着村庄周围的的油田，我若有所思地问。

“公道良心说，光是沾了！原来，我们庄可是个苦焦村了！没路，没水，没电。自从公家开采上石油，路也通了，电也有了，水也吃上了，地方也整修了……”老婆婆自豪地说。

“你吃上养老金了吧？”我临走时，又问了句。

“吃上了，去年开始吃上的，一次领的1000块。”老婆婆答。

“这下你该不用愁养老了吧！”

“唉，愁了么，不愁是！还有儿孙们要吃了么！死了就不愁了！”

牛嘴沟

3月30日下午2点多，我说服妻子一起开车，从老家北上，经牛寨村，向东进沟，10多分钟便来到了杏河镇小沟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牛嘴沟。

      从村貌看，牛嘴沟显然是一个建成不多时的新农村。我们快进村后，两只大狗闻声狂吠起来。望见狗拴着，我们便若无其事地继续向村子走去。这时，一个中年人迎面走来，自称刚患过病，在家里“休养着哩”。

      “啊呀，你们庄的地方可修美了！”我指着一字排开的两排灰篷篷的平房，殷勤地说。

      “唉，地方是修好了，就是没人住。原先，旧庄虽说不好，还住60多个人哩，如今阔庄子也不住10个人。”我们边说边折回，向村口走去。

      村头第一家的老太太，闻声从自家大门走了出来。

      老者非常谨慎地打问着我们的来由，弄清我们是新集徐家后，十分热情地邀请我们“回家坐坐”，“喝口水”。

      “不回去了，家里阴的，就在外边晒晒太阳，啦啦话！”我客气地说。

      “牛嘴沟人这几年算是把福享了！看过去住的那些地方苦焦成甚了！”望着河对面破烂不堪的旧庄子，我对老者说。

      “咦，可不是来来。当沟对面立洼上的那些烂窑，就是我们家原先住的地方。我小年嫁到牛嘴沟后，后面的旧庄没地方了，我们就自己来到这个立洼上，新打了几孔窑，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前几年，村上修了新农村，我们才搬了过来。旧当更儿，水没水，路没路，电没电，直把人受死！尔格还，可好不死了！”老者拉着长长地声音说。

      听到了我们的说话声，住在一排的一个中年人也走了出来。我们趁势来到一排，和这个中年人聊了起来。

      “你们庄的人都去哪了？”我开门见山地问。

      “不是出去揽工，就是出去陪娃娃念书，再做甚了？！”中年人说。

      牛嘴沟原本是一条深藏在大山里的小河的名字，是延河支流——杏子河的支流，发源于志丹县城以北17公里处，呈东南方向，沿不规则的蛇形峡谷，经志丹县顺宁乡白台子，杏河镇唐家河、牛嘴沟、牛寨汇入杏子河，全长约15公里。

      本世纪以前，同位于上游的唐家河村一样，牛嘴沟村被称作“寂寞的村庄”。村里没有公路，窄狭的沟槽和人工开挖出来的位于崖畔边缘的小道便是村子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出路。

      由于地皮实在苦焦，改革开放30年来，该村始终没有大的发展。直到2007年前后，国家实行了新农村建设政策，杏河镇党委才得以统一规划设计并由政府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帮助牛嘴沟人建起了新村。

      新村共两排，每排5户，一户4间平房，另有院子、厕所、牲畜圈落、菜园子、围墙、大门等，独门独院，家里有水有电，门外有路有树，路面用砖块立铺，可通车，路边载着一排漂亮的树种不一的风景树。

      然而，面对修建漂亮、设备齐全、交通先进却住着不到10人的新农村，说牛嘴沟从此告别了“寂寞”，似乎有些滑稽。不仅如此，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继续推进，这个村子，或许修得如宫殿般美丽，也会变得更“寂寞”的。就像村人说的那样：“以前，逢年过节，年轻人还回来了，如今，过年，年轻人都不回来了。”

      牛嘴沟只有牛、任两大姓氏，10大户人家，68口人。

高中生活琐忆

今年4月23日是第二十四个世界读书日。作为大学图书馆馆长，总该写点和读书有关的东西。于是，思来想去，就想到了写我读高中时的一些经历。

巨大的心理反差

1981年7月，我如愿考取了延安中学。记得当年，延中高一按计划只招收6个班，每个班大约50名学生。其中志丹县只有8个录取名额。各县根据录取名额确定录取分数线。志丹县的录取分数线是280分，在各县属于最低之列。我的分数是282分，只比分数线高出2分。这就意味着在全校300个高一学生中，我的分数当属最低之列。

然而，当时，延中虽然是高中，录取分数线却比中专高出许多。而其时，一名初中生只要能考取中专，通常都是班上的佼佼者，更何况，中专毕业后，国家都给统一安排正式工作。所以，一名初中生一旦要是考上中专，在当地立马就成了“名人”。可一向默默无闻的我，居然考上了在人们心目中比中专还要好的延中。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于是，很快，我在杏河上下川便成了人们热议的对象。就连族人也对我刮目相看，认为我给徐家光了宗、耀了祖。

可是，进校报到后，我才知道，延中毕业后，要是考不上大学或者高中专，还得回家“戳牛屁股”！而考大学和高中专，在当时，又谈何容易！所以，初中毕业时没有报考中专，就成了我进入延中后遇到的莫大的痛苦。当然，也成为我后来发奋学习、立志考大学的最大动力。

此外，读高中期间，还有一大心理落差对我的影响至为深远。那就是我的高中同学，绝大部分是吃“供应粮”的城里人，像我这样的农村娃，在同学里虽然也有其人，但绝对是少之又少。

那时，虽然国家经济整体落后，但城乡差别同样巨大。这就导致农村孩子与城里孩子相比，在穿着、谈吐、举止、见识等方面，相去甚远。而这在大部分同学是农村孩子的初中感受并不明显。所以，进入延中伊始，我作为“少数派”的农村同学之一，不由得便在城里同学面前表现出“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了。尽管那时，并不存在城里同学对农村同学的歧视，更不存在如今较为寻常的“校园霸凌”事件，但由这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城乡差别而滋生的自卑心理，还是极大地影响了我的高中生活。可以说，高中三年，除了极少的例外，我基本上是在沉默寡言中度过的。

大学般的管理

上了大学以后，特别是经过和现今的高中比较以后，我才意识到，当时，延中对高中生的管理，简直就是“放羊式”的大学般的管理，靠的主要是学生的自律和自觉。

首先是大部分老师除了上课和批改作业外，基本不和学生往来。在延中，一门课讲完，叫不起多数学生名字的老师大有人在。反之，除了上课外，大部分学生和老师也几乎没有关系。记得在读高中的三年时间里，我就只去过一次带数学的刘毓芗老师家，一次带语文的薛生民老师家和一次当班主任的白金平老师家。

其次是老师和绝大部分学生家长没有联系。印象中，三年时间，学校没有召开过一次家长会，我父母没有来过一次学校，我后爷爷、三爸、四爸和妹妹虽来学校看过我，但压根儿没想到见老师之类的事。

再次是班主任虽非“形同虚设”，但作用十分有限。我们的班主任，除了上课外，一学期到我们教室来不了几回，顶多偶尔站在窗外，“偷窥”一下学生的表现而已。除非班上出了诸如学生偷人的大事，班主任才会开个班会之类，训训话。

至于上自习，高中三年，我几乎没见过有任课老师到教室辅导过，更不存在老师照学生上自习的事。

就连晚上睡觉，哪怕学生说话说到半夜，乃至把宿舍吵“塌”了，也很少有班主任或值周老师前来干预。至于“楼管”或“生活老师”之类的工作人员更是闻所未闻。

意外的获奖

大体说来，读高中期间，我在班上和学校表现平平，默默无闻，但也有例外。这就是我曾获得一次学校作文比赛一等奖。

那是在我读高一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作文比赛。我写了一篇记叙文，大概是写农村邻里关系的，有生活原型，也有虚构。

一天，下课后，给我们带语文课的薛生民老师悄悄把我叫到语文教研组，神神秘秘地问：

“你看过某某杂志上的某篇小说没有？”

“什么是杂志？我解不开。”我老实巴交地反问薛老师。

“那就好，你的作文我们几个老师一致看上了，认为情节真实，语言朴实，有教育意义，但有老师说你的作文和某某杂志上的一篇小说有点像，怕是你照抄的哩。”

时间不长，比赛结果出来了：三个年级总共有6篇作文获奖，一等奖只有一个，就是我。

放假前，学校召开表彰大会，我最后一个上台领奖。至今，主持人念到让我上台领奖时，我羞涩得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和紧张得“浑身筛糠”的感觉，历历如在昨日。

现在想起那次获奖，实在受之有愧。因为，所谓情节真实，无非是我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平时经历的最熟悉的生活而已；所谓文字朴实，是因为我压根儿脑子里就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只能用从小和农民学到的词汇来写作；所谓具有教育意义，只是表达了一个小小少年的善良愿望罢了。

虱子多了不咬人

我上高中的时候，村上已经实行了2年包产到组，我家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一来家里的经济毕竟不宽裕，二来从小因为贫困而养成的能省就省的习惯还在起作用，所以，我的高中生活总的来说还是在紧巴巴中度过的。

记得三年期间，不管春夏秋冬，从头到脚，我只有一套和季节相匹配的鞋帽和行囊。 所以，不要说平时隔三差五地换个衣服穿，就连穿脏了的衣服要换洗，都是问题。好在“办法总比问题多”。通常，我会选择在周末晚上洗衣服，整个星期天就呆在宿舍里，甚至钻在被窝里，直到衣服凉干了以后，才会出门。这时，让同学替我打饭就是“家常便饭”。间或，遇上关系要好的同学非得拉我进城不可，我也会穿着凉得半干的衣服，陪同学上街。

记得三年高中，我没有穿过皮鞋和暖鞋。就连十冬腊月，我脚上穿的都还是一双洗得返灰或返黄的单薄的胶鞋。

但也有例外，在男子普遍流行戴帽子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居然也破费买过两三顶军帽，一年四季，都戴在头上。这不仅说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说明我也是个爱赶时髦的人。

其时，穿脏了的衣服没法换洗，还不是多难堪的问题，最难堪的问题则是在衣服的拐角旮旯里到处寄生着大大小小、胖胖瘦瘦、密密麻麻的虱子。

起初，衣服上的虱子是挺咬人的。所以，趁宿舍没有别的同学时，便会赶快脱了衣服，捉开虱子。后来，看见别的同学竟然会在大庭广众面前旁若无人地捉虱子，我也便不羞不臊地捉起来。然而，由于没有衣服可供换洗，再捉，虱子还是生生不息，无穷无尽。于是，久而久之，我便学会了与虱子“和平共处”。奇怪的是，这时，虱子倒也真的“以德报德”地不咬人了。

同学领我见世面

现在想想，除了面对高考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坐在教室里刻苦学习而外，我的高中生活还是满丰富的。这就是在焦文件、宗德政、刘殿强、李广山等要好的同学，特别是李永宁和白建德两位城里长大的、同时又是我的志丹老乡的带领下，我经历了人生的许多个“第一次”：

吃的方面，我第一次吃羊肉泡，第一次吃狗不理包子，第一次吃小炒肉等，都是在高中经历的。尤其，尽管羊肉泡的价格不菲，但禁不住同学们的怂恿和自己的贪婪，三年下来，我着实没少吃过。至今，那个位于延中沟口的、用帐篷和院墙搭建的、简陋的羊肉泡馍馆的男老板的“光辉形象”，还在我的脑海中铭刻着。

其他方面，第一次进新华书店，看到那么多图书，井然有序地排列在书架上；第一次进理发馆，看到那么多人，排队洗头、理发；第一次进浴池，看到那么多人，赤身裸体躺在堂子里洗澡；第一次步行几十里，到延安机场，近距离看飞机的“真容”；第一次到已退休的延中老校长家里看电视；第一次跨过延河大桥，到近在咫尺的延安大学，见识大学的模样，目睹大学生的风采……

近乡情更怯

三年高中时光，是我平生第一次远离家乡，除了写信，再没有任何与家人的沟通方式。由此便使我饱尝了人世间最锥心的痛——思念亲人之痛。

至今记得，到延中报到后的第一个月，面对举目无亲的延安城和口音不一的陌生的师生，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会一个人钻在被窝里，一边想着家乡的至亲，一边任由眼泪静静地流淌，直把枕头浸湿得一摊一摊……

我对亲人的思念，起初，更多的是由于对第一次出远门和第一次面临陌生环境的不适应和不习惯。至于后来，更多的则是因为对家人的莫名的担忧。不知咋地，我总会白凭无故地想到家人可能会生病、可能会遭遇不幸、可能会受人欺凌……我的这种对家人的担忧，三年来，没有减少过分毫。

我对家人的担忧，直接影响了我的课堂听讲和晚上休息，从而影响了我的学业成绩。尽管1984年，我顺利考上了延安大学，成为我们乡的第一个本科生。

我对家人的担忧，最严重的是在好不容易熬到放假时回家的路上，遇见熟人的那一刻。每当这时，我既不敢问熟人我家的情况，也生怕熟人说我家出了什么事……

也许，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吧。

我给老娘洗家什

昨晚，我开车携家人回老家杏河过“五一”。

“给你们打了6个土鸡蛋，一人两个，直情吃。”母亲一边往锅里煮着早已擀好的面条，一边嘱咐我们放开了吃。

“正二月的鸡下的土鸡蛋少，供不住一个重家孙和一个重外孙吃，你大和我也买得吃洋鸡蛋哩。你们过年回来，我们都没舍得给你们吃土鸡蛋，都给两个碎家伙攒着哩。你说，人到甚会儿，还是娃娃当紧么……尔格，鸡都开始下上蛋了，多得吃也吃不完，我和你大也都吃上土鸡蛋了。”老娘絮絮叨叨地解释着，好像我们在外边“受着哩”。

      饭毕，我爱人和我妹妹只顾拉话，一点没有洗家什的意思，老娘二话不说，便收拾起来，准备洗。

       我说： “妈，你不要管了，款款坐给阵儿，我洗。”说着便三下五除二地把碗筷拾掇到锅台上洗了起来。

      老娘没怎么客气地坐在椅子上，一边指挥着我洗家什，一边说着我们不在时家里发生的事。

      “妈，你的儿再的做不了，家什也洗不了？！还要你指拨了！？你只管说你的话就行。”我边洗家什边和老娘开起了玩笑。

      “唉，人多会儿要年轻了，一老了就不算人了。”母亲说起她前几天做饭时发生的事。

      “我正烧火着了，锅耳子就掉下来了。我不晓得怎了，吓得把你大叫了过来。你大一看，原来是锅里没倒水………”

      “你说，咋来来，人老了，记性不好了，鼻子也不灵了？连干锅都闻不见了！”老娘继续感慨着说道。

      我是个做事彻底的人，越给老娘洗家什，越觉得需要洗得家什越多，所以，一边继续饶有兴致地听着一向爱说的老娘说着他们的故事，一边不断扩大着洗家什的“战果”。

      “你大嫌我把锅烧坏了，恼了，没完没了地训我。我说，哎，你训我顶甚了，我罢是故意来来？！”老娘继续给我们倾诉着自己的苦情。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按发生的来。再训斥罢，锅能得好了？！事后训斥，不光没用，还白白增加些不高兴。”听到老父抱怨老娘的话，我感到事态有点严重，便替母亲打抱不平地说道。

      “就是么，锅烧坏了，我本身已经难受得不行了，你大还要训我……”母亲依旧有些委屈地说。

      “我们家，只要是你们媳妇洗家什把碗打烂了，我不仅不训斥，还要安慰，说打得好，‘碎碎平安’么。但要是我洗家什把碗打烂了，还不照样要挨你们媳妇的训！人和人哪里能得一样了！”我一边继续洗着家什，一边以自己的经历开导着老娘。

      “唉，多会儿要养下好儿了，你看我二哥，都几十岁的人了，在外边当官着了，常不回来，回来一回，还要给老娘洗家什了！”我的四十多岁的妹妹不无感慨地说。

阳渠

阳渠自然村坐落在杏河镇政府所在地牛园子东南约2公里处，属川道村，北与郝家沟自然村接壤，东与王贬自然村隔河相望，西与中咀山、大庄科等山岭村毗邻。

5月2日，天气一改昨日的阴冷，变得格外暖和起来。中午时分，正在老家过五一的一家人，先是爬了脑畔山——红门寺湾，然后迅速驱车，约莫数分钟后，途经牛园子、贬崖根、郝家沟大桥，跨越杏子河，沿河边向南缓缓行驶了几百米，便来到了阳渠自然村新庄。

　　阳渠新庄是本村旧庄的好几户人家在本庄杏子河河畔新修的一排平房。

我们受邀进入一苗姓人家的院子，院子里除了建有两个种菜的弓棚外，空地上也见缝插针地种着各种蔬菜。

苗姓男子的年龄与我相差无几，热情好客，主动给我们介绍着他的家业：“我有两个小子。30多年前，还在中咀山住着来来，由于山岭上吃水主要靠驴驮了，实在不方便，我就跑下来，入阳渠村了，趁的就是这儿的吃水方便。”

“你们庄的地方看上去普遍修得不错，是不是公家给你们修建的新农村？”我有些好奇地问道。

“我们村不是政府规划的新农村，都是个人自己修的。”老苗心直口快地答道，并客气地说：“饭熟了，都走，回窑里吃饭。”

      我们以刚吃过饭为由，推辞了老苗的好意，径直来到阳渠的旧庄。

      阳渠旧庄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除了村子东边的杏子河外，村子西边的两座山中间夹着一条小沟，小沟里的溪水缓缓流淌。沟槽和两侧的山洼上长满了形态各异的柳树。有的柳树老态龙钟，连树皮都没了；有的柳树树干粗壮，但树冠却被村人“剃”没了，重又长出一簇簇密密的“细发”，像个“愣头青”，杵在那里，一动不动。

      阳渠旧庄就坐落在沟口北侧向阳的半坡上。

      我们来到了一家树荫下坐着几个老婆婆的院子里。还没等我们开口，几个老婆婆便高兴地招呼我们：“快给公社来的干部寻凳子，坐下拉话。”

      “我们是延安的，回老家过五一来了，身不住，就慕名到你们庄转来了。”我赶紧解释道。

      “哎哟，我们阳渠有甚名了，倒究你们延安名大么。”几个老婆婆不约而同地戏谑道。

　　“我感觉，你们庄可是个好地方哩！风景好，地皮儿好，人也好。”我真心夸赞道。

      “好什么哩，要说好，还是你们新集好。”知道我们是杏河新集的后，和我父亲都认识的几个老婆婆逗笑道。

      “看你们庄的川地多不！而且尽是水地。”我真心夸赞道。

      “我们庄人均1亩水地哩。你看到的庄跟前的地才是一部分，后沟里还多了。”一中年男子闻声从窑里出来，接着我的话说。

      “你们庄沾上油田的光了没？”我换了个话题。

      “唉，一点点也没沾上。说是怕把王瑶水库污染了，不让开采么。”一老婆婆气恼地说。

      “没沾上也有没沾上的好处了。我看你们庄的庄风就不错么，尽是些务正人。你看，一进你们庄，就看见家家户户的柴都躲得整整齐齐的。”我赶忙“安慰”老人家道。

　　“尓格，柴还算个甚了，到处都是，一年光玉米芯子多得都烧不完。你看，玉米秆撂得阔沟二洼，一满没人要。”一老婆婆说。

      “你们平时做饭用电不？”我问。

      “我们庄跟油区不一样，用电要个人出钱哩，电贵馕馕的，还是用柴用得多。”老人解释道。

      “说起庄风，我们庄就是好着哩。这多年，光学生就可多考出去了，不算中专和专科，光本科也有20几个了，另外还有2个研究生。全庄20几家人，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在门外工作的哩。”一中年妇女，闻声从不远处赶来，加入了说话的队伍，并把话题重新拉到“庄风”上来。

　　“说起你们庄的人才，我还知道不少哩。”我附和道：

“1973年前后，我在杏河学校念小学一二年级哩。学校有个老农，一只眼睛不对，瞎的，眉毛倒浓，黑脸，个子不高，胖胖的，梳个大背头，像个干部，是学校的贫管会主任，你们庄人。

“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开大会，请他给我们忆苦思甜。他说:‘尔格，条件好不死了，你们可要好好学哩。不像我们小时候，穷得哪里能念起书了，白天给地主当长工，遇上识字的人，学会一半个字，怕忘了，黑夜回来，睡在炕上，还要拿指头在肚皮上练习哩。”

“哎—，你说得对对的，就是我们庄的程元有么，还当过我们大队的支书哩。程支书有个哥哥叫程元富，可厉害哩，不晓得在西安还是渭南当过大官哩！‘文革’那时会儿歿的。程远有也歿了多年了。”一老婆婆接着我的话说。

“你们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能行人也可多哩！光我认识的就有好几位哩…”我说道。

“这几年，我们庄的年轻人又起来一茬，厉害的也可不少哩。”一老婆婆补充道。

      告别了这群有说不完话的“婆姨女子”们，我们来到旧庄的另一家院子。这家人的家里只住着一位老婆婆，再得都在门外了，五一没回来。

      正准备锁门到地里栽辣子苗的老人家，一眼便认得了和他儿子是同事的我侄子。于是，赶紧重新开门，紧接忙待地给我们拿出花生、枣、瓜子，让我们吃，倒了一杯热水给我，说：“娃娃拿回来的杯子，我们谁也没用，净着了。”

      看到房子上贴的瓷片脱落了一大片，我说：“其实砖面子就好着哩，没必要贴瓷片。一旦贴不牢，掉下来，不光不好看，还可不安全哩。”

      “就是么，我儿子倒要重新给我拾掇了，我说，就这么个凑合着，看见快脱落的，早早就戳下来，难看它难看圪。”老人家解释道。

      怕耽误老人家栽辣子苗，我们一再提出要走，可老人家总是说“不误事，明天也能栽了”““你们城里人常也不来，好不容易来了，就款款停着”，并再三张罗着要给我们做饭。直到我们吃下一桌子瓜子皮，并执意要走时，老人家才依依不舍地把我们目送到山根底，自己又匆匆栽辣子苗去了。

      望见一个老头儿正在山坡上掏地，我便爬上坡去，和老人家聊了起来。

      “你大跟我是酒友哩，每逢牛园子遇集，你大就圪蹴在街上等我着哩。”老人叫尚进元，和我大同岁，今年82岁了。

      “我大常说提你们一起喝酒的事哩，可老叔的身体还硬朗着哩，都能干重体力活哩，我大一满不行了。”我伤感地说。

      “我有五个小子。挺挺剩下，甚也不做，儿们也管我哩，可我一个人实在停不住，就想动弹哩。人还是动弹上好。”老叔阐述着自己的“人生观”。

      “老叔，你上了年纪了，知道得多。你们庄的事情你该都清楚着哩么！”

      “我们庄听名叫个阳渠，实际是个背渠。没人家河对面的庄子阳。尤其是到了冬天，我们庄比河对面可冻得多了。工棚里的菜，也比不上河对面下川阳家沟的，人家的现在倒上市了，我们的才出苗哩。”老叔先从庄名说起。

      “我们庄统共有高、程、尚、杜、李、边、苗几大姓，23户人家，100多口人。最早，这里的地都是高家的。我们尚家是从安塞逃到这里的。刚来的时候，我才两岁，如今在这个庄住了有80年了。那会儿，阳渠才住四五户人家，都是靠租高家的地吃哩。”老叔继续说。

      “你们旧庄对面石岩上的崖窑的情况，你知道不？”我继续问道。

      “我自打记事起就有了。听老人说，原来可多来来，后来，许多崖窑塌得没了，就剩下这几孔了。听老人们说：旧个，保安的县太爷在衙门里审案子，这儿的崖窑里都能听见哩。”老人如数家珍地说。

　　一个崖窑的墙壁上刷写着“学大寨”几个大字，另一个崖窑的外墙上刷写着“自力更生”几个大字。

　　崖窑至今残存着住过人的痕迹：一侧是存放粮食的栈子；一侧是住人的土炕。

“老叔，你这辈子做下甚么大事了没？”我换了个话题和老人家继续聊着。

“我当了4年杏河公社的机械连连长，上到槐树渠，下到青界湾，几座大坝，多少亩梯田，都是在公社的支持下，我和各个大队的社员们闹下的。最多时候，我带领的社员有100多个哩。当时的公社书记叫张振汉，脾气不好，但心体对着哩，是个实干家，大好人，我们经常在一起哩，可熟了……我还当过10年生产队长哩。当时，给公社交粮，我们阳渠年年拿第一，比如人家交50石，我们就要交100石，总要比其它村交得多……”提起当年的“光辉事迹”，老叔记忆犹新，两眼放光，颇为激动。

“没想到，老叔还真是个大人物哩！”我立刻和老叔合影留念。

　此次阳渠之行，收获颇丰，感触很大：

      感触之一，村风、民风着实很重要。一个村只要能考出去一两个人，就能带出一批人。而一个家庭，只要能有一两个在城里工作的子女，整个家庭的命运就改变了。有的子女，甚至把老人也带到城里养活去了，根本不需要政府操心。因为，村风、民风好了，大家就会一个看一个的样，就能让整个村子的人都相互监督，比学赶帮，最后，都遵纪守法，自食其力，和谐相处，天下太平。

      感触之二，政府和家庭的边界要分清。有些事，是家庭的，政府一般不要介入：比如，打私家井、建私家厕所、修个人地方、打扫院内卫生。这些事，就让老百姓自己去做，政府不要补贴，更不要“代劳”。政府的介入，一是增加了财政负担，而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是来自工商企业，这样又增加了工商企业的负担，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的就业，从而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给老百姓的“恩惠”丧失了可持续性；二是容易让老百姓养成等靠要的思想，久而久之，丧失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能力，这样，反而害了老百姓；三是政府不恰当的介入，极易滋生腐败和在群众之间形成不公平，既损坏了政府威信，又影响了老百姓团结。

      政府做好政府应该做的事：供给完善、配套、健全的制度体系；提供完善、配套、健全的基础设施；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侵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发展教育医疗科技事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保障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确保充分就业，进出口平衡和国防安全；适度调控经济形势，维护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增长。

柳沟

端午节过后的第二天正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我独自从老家驱车南下，不到10分钟，便来到了郝家沟。

      说来也巧。正当我因找不着此行的目的地——柳沟而发愁时，在横跨杏子河、连接郝家沟和阳渠的新桥上，就走来了我去年走访郝家沟时认识的焦老汉。

      “认得我不？”我仿佛遇到老朋友似的主动打招呼。

      “你就是延大的那个老师么。你写得我们庄，还好了！”

      “你看过我写的东西？”我略显激动地问道。

      “看了！还写我来来！今天你又准备去哪个庄也？”

      “早就知道郝家沟跟前有个小庄庄，叫柳沟，以前从没去过，所以，今天想来看看。”

      “河对面的那条拐沟就是柳沟！”老人家指着河对面两座山之间被绿茂茂的树林遮挡着的那条沟说。

      “唉，你来得迟了，柳沟早就没人了！”

      “昂，没人，我也想去看看。”

      “柳沟最早满共住杨家和焦家两大户人，一开始归阳渠管，后来划给郝家沟管了。尔格，那几家人都在郝家沟新农村住着哩。”老人主动给我当起了讲解员。

　　“这条沟为什么要叫柳沟哩？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人住的？”我边同老人沿着到处是弓棚的庄稼地，步行向柳沟方向走去，边向老人家不停地打听着。

      “柳沟的阔沟里长的都是柳树，所以叫柳沟。柳沟最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人住了。所住焦家和杨家其实都姓杨。”

      “为什么都姓杨？”

      “杨家实际上是山西柳林人，逃难来到榆林地区靖边县的焦家峁定居，为生活所迫，把一个儿子卖给焦家顶了门。后来，焦家峁的光景也不好过，兄弟二人就继续逃难来到了柳沟。”老人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

      “柳沟两边的山叫什么名字？”我打破沙锅地问。

      “沟北边的山叫大峁粱，沟南边的叫官路山。靠早以前，共产党闹红时，柳沟后沟掌还有一个庄子叫庙台，是游击队存放弹药、棉花的地方，官路山上有一条大路，通这个庄子着哩。”老人家越说越起劲。

      “庙台尔格有人没？”

      “早没了！”

      “哪去了？”

      “不晓得！”

      “原来，柳沟后边还有一个消逝的村庄哩。”我不由感叹道。

      “我自个去柳沟看圪也，你忙你的。”眼看超过了老人原本要去的自家的弓棚，我才不好意思地终止了与谈性正浓的老人的谈话。

    图为去年我在郝家沟认识的焦老先生。该照片拍于去年。

      路过一片长得齐整但高度不足一尺的玉米地，我独自来到柳沟岸边的一片谷子地。一对中年夫妇正圪蹴在地上拔着多余的谷苗。

      “亮红晌午的，你们不嫌晒？！”我主动搭讪道。

      “受苦人还怕晒哩？！你是乡政府的？检查什么哩？”戴着遮阴帽的婆姨快言快语地说。

      “我是延大老师，到你们柳沟串串。”

      “沟对面那几院烂窑就是柳沟。一家人也不停着，有甚看头了？！我就是柳沟生柳沟长的。”男人接着话说。

      “将才碰上一个老汉，说原来柳沟就住焦家和杨家两家人，还是亲弟兄哩，对不对？”

      “对哩，不过，后来还来了个苗家。”男人补充道。 “大跃进那会儿，一个庄要凑够三户人家才让单独吃食堂哩，因此上，我爷爷就把中咀山姓苗的我姑父一家迁下来了。”

      “奥，原来是这样。那你们忙。我过去到庄子里看看。”

      “总共三家院子，一家已经塌得甚也没了。就剩两家了。里边甚也没有。”婆姨说。

      “总来了，还是看看吧。”

      辞别了这对农民夫妇后，我顺着羊肠小道，小心翼翼地下到了柳树成群的沟底。沟底宽一至两丈，两侧的悬崖高两至三丈，其中，靠北的一侧被溜下来的黄土掩埋着，形成了一个陡峭的山坡。

      沿坡而上，便来到了杂草丛生、人迹罕至的第一家院子。院子的草丛中孤零零地“躺”着一盘残缺的碾子，碾子旁边约有五六孔背靠大山、坐北朝南、门窗破烂甚至没有门窗的土窑洞，有的窑洞内横七竖八地支撑着若干柱子和半圆形的箍，似乎柱子一倒，窑洞便要坍塌一般，令人望而生畏。

      附近另外一家的院子，有两孔接口石窑，门窗齐全，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经济条件好了以后修建的吧。

      重新下到沟底后，我才发现，沟里还有一条清澈见底、静静流淌着的小溪，只是在间或出现的袖珍“瀑布”处，才会发出叮咚的响声。水声似乎在提醒我：沟掌还有一个消逝的村庄哩，你应该进去看看。

      无奈，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只得放弃继续向沟里行进的打算，原路返回。

      路上，我不禁感叹，在人类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中，消逝的村庄何止成千上万！而在那些消逝的村庄里，又消逝了多少代人，消逝了多少个悲欢离合的故事……

长寿的理由

父亲60岁那年，曾找阴阳先生算过命，说是73岁的阳寿。闻之，父亲大喜，逢人便说：

“我徐家几辈子都寿不长，我爷爷和我大都没活过50，我大哥才活了63，我要是能活上73，就可活好了！”

“干大，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得差不多就行了，活那么长顶甚哩？”村桥头一临村的“二杆子”后生故意逗喝得“二迷迷”的父亲道。

“看你说的，倒究活得长了好么！尔格的社会，条件这么好，活着，想吃甚就吃甚，想睡到多会儿就睡到多会儿，想到哪里，坐上车，眨眼功夫就到了。死了，能享受上这些了？！”

“干大，活着再有甚好处没蓝？“二杆子”继续打趣道。

“再就是能生儿育女哩！”父亲不客气地对这个光棍汉“二杆子”说。

“那是不是儿女长大成人了，活着就没用了？”“二杆子”打破沙锅地问。

“有用哩！还能看世事哩！”

“世事跟你有甚关系哩？”

“看你这憨后生说的，活着该能看自己儿孙的发展，看别人家的发展，看公家的发展哩么；死了，能看上了？！”

      时光如梭，岁月飞逝。转眼，父亲已经无忧无虑地活到73岁了。这一年，父亲活得格外辛苦，时时小心，处处注意，生怕有个“三长两短”，给阎王爷叫了去。

      过了73岁后，父亲一来感慨那个阴阳先生命算得准；二来担心自己恐来日无多，所以，除了“夜夜防老”外，竟戒掉抽了大半辈子的烟。

      “这下该合了你的意了么，都70几的人了，满死得着了，还怕上的甚了？！”母亲动不动就和父亲“较起劲”来。

      “老天爷保佑我再活上三头几年，让我看看咱的二儿将来究竟有发展也没；再说，我还想活得看着咱的几个孙子都考上大学，找下工作，结婚成家，好让我砍了半辈子偏斧的老徐，再风光上几年。”年逾古稀的父亲，一边喝着酒，一边给围坐在自己跟前的儿孙们讲述着他渴望长寿的理由。

      老人的一席话，是期盼，更是激励。儿孙们个个铭记在心，砥砺前行。几年下来，在事业、学业、家庭、子女等方面，均或多或少取得了令老人骄傲的成绩。而上了年龄的父亲则成天喜上眉梢地像个退了休的“老干部”一样，坐在村桥头，不是喝酒，玩牌，就是说古朝，唱山曲。

      一天深夜，78岁的老父亲，突然肚子疼得在炕上打起滚来。父亲和孩儿们都同意赶紧到医院检查，唯老母亲歪好不答应：

      “快80的人了，得上老病了，镇上买一点去痛片吃上就对了，不要瞎费钱了。”

      不容母亲分说，几个儿子第一时间便把老人送往延安地区医院。经查，父亲患的是胰腺炎。可住院治疗了一个月后，居然查出了更可怕的疾病——胃癌。于是，听从医生的建议，施行了胃全切术。

      父亲出院不久，我专程回老家探视。父亲说：他做了一个怪梦，梦见小鬼说他的阳寿到了，然后不由分说就把他带进了阎王殿。到了鬼门关，发现把门将军是原来常和他在一起喝酒的歿了多年的张俊德。张俊德穿着盔甲，手拿大刀，满脸漆黑，威风凛凛，一看是他，便大声吼道：殿里编制已满，快把此人放将回去！说着便示意他赶快走，不要与他说话。

      “我阎王殿下面有人了，看来再活几年没问题。”老父亲一改出院以来悲观消沉的情绪，自信地说。

      果然，术后三年来，老父亲没有再住过一次院。

      今年端午节，我再次回家看望已经82岁的父亲。老父亲关心地询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说，我的年龄马上到了，今年就要从图书馆馆长的位子上退下来，然后再当上几年普通教师，就退休了。

      听了我的话，老父亲过了好一阵儿，才打破沉默，平静地说：

      “从雄雄的娃娃看，咱徐家后面还出人也。”

      雄雄是我弟弟的长子，所生男孩刚刚一岁多，出生后多半在老家，由我弟弟照看，是我父亲的第二个重孙，已经能够认得老爷了。

      “我这次到北京，听说，一个95岁高龄的老婆婆还成天骑着三轮，在城里到处跑哩。您尔格一点病也没有，再活10年，不在话下。到那时，大大不光能看到你的几个孙子给你争光哩，还能看到您的重孙结婚，给您生玄孙哩。”我情不自禁地安慰老父亲道。

       “我还能活到那会儿哩？！那我就可活好了！”老父亲有些害羞地低声道。

      昨天，获悉二侄儿媳妇有喜了。我除了为大哥大嫂、侄子侄媳感到高兴外，也为自己的老父亲感到高兴。因为，老父亲的长寿又有了新理由。

米老庄

      米老庄是杏河镇阳渠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位于杏子河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周围与中咀山、大庄科、米台等自然村接壤。

      6月9日下午，在老家住了两天两夜并到柳沟、王砭和米台3个自然村走访后，辞别父母，驱车回延安。

      车子开到杏河镇至志丹县城的中间路段——石猴湾后，觉得时间尚早，遂决定到阳渠行政村的几个山岭村看看。于是，车子向南折转，在蜿蜒曲折的柏油路面行驶了13公里后，驶入了柏油路的尽头——米老庄新村。

      停车进入新村村口后，发现一慈眉善目、瘦骨嶙峋的老者，正坐在树荫下纳凉。

      “老家，贵姓？能不能给你拍张照？”

      “免贵姓李。照相又不搁事，直情照。”于是，就有了这张此行唯一的以人为背景的照片。

      正和李老汉拉话中，村头首户的男主人闻声从大门走了出来。

      “我的杯子没水了，你们家有热水没？”我殷勤地问道。

      “估计没有的，叫家人给你烧上一壶，不搁事。”男主人说着便邀请我回到家中。

      知道我“姓甚名谁”“所为何事”后，男主人笑着说：

        “咱们老人是拈香拜识了！我大叫刘国英，歿了，在的话今年有87了，你们老人比我大小几岁，两个过去经常在集上一起喝酒哩。”

      “我咋一点儿也不晓得，那咱论起来还是干兄弟哩！”我有些惊讶而又高兴地说。

      说话间，“干兄弟”（没论大小）的婆姨已把水烧开了。我便不把自己当外人地拿起壶给自己的茶杯加水，而干兄弟立刻找起茶来，说是要给我的杯子里再蓄一点茶哩。

      “我们庄听名儿叫个米老庄，庄里一家姓米的也没有。主要有赵、马、张、李、周、康、刘、贾、边等几大姓，大小户加起来有73户人家，240来人。 

      “我们庄新农村只占一半，另外一半人还在前峁子和底沟洼的老庄住着了。”

      和“干兄弟”聊了一会儿，我借口到其他地方看看，便来到新村巨大的花园式广场，和几个人坐在树荫下拉了起来。

      “我们庄说起人不少了，可平时在家的多半是老年人，年轻人大部分不是在镇上或者县城打工，就是在镇上或者县城陪娃娃念书哩。”一周姓男子说。

      “你们庄这些年多考出个人才了没？”

      “好大学没考出几个，三本、大专、中专倒是有几个；大官，一个也没有的，当过乡长的倒是有一个。唉，农村把小学可是撤撂了。”一中年男子说。

      “我们庄的地还不少，产业上从2006年就开始抓苹果，到现在，估计人均苹果有3亩左右哩，家家户户多少不等都有一点。光今年，套袋最多的就有10万的、8万的哩，就是怕受灾了：一个是高山上，北风大，容易受冻；再一个就是没有上防雹网，怕冷子打了；还有，年轻人不上心，都爱往城里跑，抓现成，苹果要长期投资哩，又受罪。”一年长的人说。

      环顾四周，发现本村的不远处屹立着一座高山。考虑到米老庄已经是地势较高的山岭村，这座山岭上的山，一定是杏河较高的山了。

      “你们庄的这座山叫什么山？是不是比我们庄背后的姊妹山还高？”我指着这座高山问道。

      “我们庄的人都叫高疙瘩哩，有的说比姊妹山还高，有的说没有。”周姓男子说。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我想，爬上高疙瘩，一定能看到杏河的全貌，并能看到姊妹山。这样，比一比，不就知道哪坐山最高了吗？！

      于是，和老乡问清了路线，开车，沿凹凸不平的土路，很快就来到了高疙瘩的底部，并义无反顾地顶着烈日，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徒步爬上了高疙瘩的山顶。

      “这山望见那山高。”到了山顶，周围的小山和村庄果然尽收眼底，而且个个小山和村庄都像坐在快着陆的飞机上看到的一样，渺小了很多，唯独远处的姊妹山鹤立鸡群地挺立在那里，似乎就是比高疙瘩还要高哩。

      此时此刻，一种胜利登上杏河的最高山给我带来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正在下山之际，装在裤兜的手机竟突然“说”起话来。原来，不知咋地，手机自行就拨通了昨天我在王砭参观时和该村老同学尚敬玺通话时拨出的电话。老同学虽然“文化”不高，却是杏河的“活字典”。于是，我趁机问起老同学米老庄名字的由来。

      “米老庄，原名米家老庄，早在150年前，这个庄就住着姓米的人，米家老庄因此得名。不光米老庄有过姓米的人居住，在我们王砭河对面的山上也有过米姓人家居住的庄子。现在米老庄住的人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从榆林移民来的。他们来到这个村庄定居下来后，米姓人家已经不知去向，但庄名一直延续至今。”老同学说得有鼻子有眼。

      下山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开车准备直接“打道回府”。可就在即将离开米老庄时，又遇到一老头，于是，禁不住诱惑，再次停下车来，和老头拉了起来。

      “我刚才从高疙瘩山上看见，你们庄有很多修得好好的梯田都撂荒了，怪可惜。”

      “撂了的地，都在冲风岭上，不像坡洼底的地一样，容易受冻，不合适种苹果。”老者解释道。

      “你贵姓？老家是哪里的？”我换了话题。

      “免贵姓赵。这个庄，我们赵家人来得最早，是民国18年大旱那年，从横山逃难来的。我爷爷将来米老庄那会儿，米老庄的地都是郝家沟高家的，我爷爷靠以劳换地，弄得几亩地，养家糊口。后来，闹红，土改，重新分配了土地。尔格，我们赵家还是米老庄的大户，过去最多时，光赵家人口就占了全庄半数以上。”提起家族史，老人说得头头是道。

　　此次米老庄之行，收获很大，有些问题依然需要继续思考：

1.农村要发展，规划须先行。怎样从长计议，一张蓝图绘到底，避免诸如“合了分，分了合；拆了建，建了拆”之类的折腾和无谓的浪费，是个重要问题。

2.要致富先修路。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中以修路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依然不过时。

3.为已经初见成效的农村特色产业提供更加普惠的支持和服务，是实现农村全域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能仍然停留在“抓重点，搞样板，做示范”的“花拳绣腿”阶段。

4.农村城镇化不一定都是城镇经济发展带来的。农村教育的滞后，农村产业的滞后，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及城镇教育发展的误区，带来的陪读普遍化，是人为推动农民进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陪读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免费义务教育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则显得相形见绌，微不足道。

5.如何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亟待政府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并做出富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

阳台

      7月13日下午2点，举家驱车从延安出发，回杏河看望老人。

      一家人在大哥家吃了大嫂早已准备好的凉粉。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已经放暑假从县城回来的大哥的长孙，求我带他爬山，好给他的宠物——十只蚕宝宝，摘些桑叶和拔些供吐丝的扫芊。

      于是，我们即刻开车，直奔此前已路过多次、位于老家东部10多里处的一个山岭村——阳台自然村。

      阳台村满共只有5户人家，30多口人，全部姓李，是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为了种地方便，自发从沟对面的村子刺塔坪搬迁过来的。

      村里的土地主要在脑畔山上和硷畔以下。脑畔山上的梯田地约有300多亩，主要种植玉米、谷子、洋芋等农作物；硷畔以下的平台地约90多亩，全部种植苹果。该村的苹果产业虽有十余年的历史，且全部上了防雹网，但因易受冻的缘故，只有去年的收益才是上好的，今年倒又冻了，果子“结得实在不稠稠”。

      村里听名有30多人，常住人口实际不到10人，其余大多不是去志丹或延安打工，就是陪孩子进城上学，一年四季也回来不了几回。

      我们把车停在路边，步走绕过阳台脑畔山上的梯田地，准备沿着崎岖的小路进村。村里正好拴着的一条巨型黑犬闻声惊觉地向我们狂吠起来。一中年男子从家里出来，一边抬头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一边主动前来给我们挡狗。

      “你们是哪里的？”“到我们脑畔上做甚了？”

      “我们是延安的，学校放假了，回老家串来了。”

      “咱们杏河今年的杏咋是成了？！”望见村子硷畔底的杏树上结着的似葡萄般稠密的一串串黄澄澄的杏子，我颇有些垂涎欲滴地搭讪道。

      “今年的杏儿还用说了？！稠得都快把树枝压折了！就是没人吃！你们想吃，直情摘得吃圪！两颗杏儿还。”狗主人大方地说道。

      “硷畔的杏儿不好吃！我将将才从后渠渠摘得些好杏儿，正给我们的女子捏得晒哩！走，不要摘了，回家吃圪来。”狗主人邻家的中年妇女听说我们是新集徐家后，从家里走出来，热情地招呼道。

      “古人把咱这儿叫做杏河，真没叫错，到处是杏儿！”我不把自己当外人地回家拿起杏儿就吃，同时情不自禁地感慨道。

四壕沟

      8月2日中午，驱车带着四侄子和叔伯外孙，从老家一路北上，经石窑洼沿东北方向上山，路过乱铺子和好地湾，约40多分钟后，来到四壕沟新村之一——后山。

      因无法确定是否到达四壕沟，我们先后停车两次，进入3家修得簇新的院落，打探究竟。但个个杂草丛生，大门紧闭，没有人烟。无奈，我们只好继续前行，把车停到挂有“小卖铺”牌子的一户人家院旁。一老妇人闻声出来，主动攀话。

      “做甚的？”

      “甚也不做，就想到四壕沟看看。”

      “四壕沟可大了，分前山、后山、南山3个庄哩，我们这里是后山，不晓得你们究竟要到哪个庄哩。”

      “你们庄不是在沟里了么，怎搬到山上了？”

      “旧当根儿，在沟里了，后来才慢慢搬上来的。”

      “旧庄尔格有人住没了？”

      “十几年以前就没人住了。”

      “你们搬迁的时候，公家给补钱了没？”

      “我们后山1980年农业社分开那年，倒搬上来了，先是自己打的土窑，后来沾了油队的光，条件好了，就自个修了砖窑，公家没给补钱。前山和南山10多年前才搬上来的，遇上好政策了，公家给补钱来来。”

      “烂庄子，甚也没有，车也下不去，步走得两三个小时。亮红晌午的，看那上的甚了。”当确信我甚也不做，就想下旧庄看看时，老人异样地说。

      答谢了老人的好意，我把侄子和叔伯外孙放在车上，独自顶着烈日，朝山下走去。

      路旁，成百上千的知了在一簇簇并不高大的槐树、杏树和柳树上“喂唔—喂唔—喂”地叫个不停，那“喂唔”的叫声短促明快，“喂”的腔调余音绕梁。知了的欢叫声，打破了山沟的宁静，令我顿生四壕沟人吹着唢呐、敲着锣鼓，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客之感。

      村口，一群五颜六色的蝴蝶仿佛早早藏在路边花丛中的顽童一般，忽地翩翩飞舞起来，像蓄意要给我带来惊喜似的。

      四壕沟旧庄位于杏子河东北部约30里处的一条峡谷的尽头。属于狼岔咀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周围与好地湾、蔡科峁、刺塔坪、乱铺子接壤。

      四壕沟峡谷的尽头有一座天然形成的涝坝，涝坝的悬崖绝壁上，有一座四方的石窨子。窨子洞口有一排石孔，孔内楔着木桩，是用来铺甲板供人进出的。

      涝坝像硕大的马勺。向北的、突然变窄的一头是“勺把”，“勺把”的上端用铁管箍着一座简易的小桥，长约8米，宽约3米，将峡谷两岸连接起来。桥的西北边越来越窄、越来越浅，不出几百米，便豁然开阔了。再往上，有一座小石山，山上坐落的是四壕沟的老庙。老庙以上，是普通的山沟，山沟上头是好地湾。

      四壕沟祖祖辈辈的人们就住在峡谷尽头靠东、靠北、向阳的几个山角上。一排排土窑洞，依山而凿，深浅不一，大小各异，错落有致，门窗早已不翼而飞，墙体被烟熏得黑明黑明的，昭示后人，这里也曾炊烟袅袅，人欢马叫。

      四壕沟峡谷由北而南，蜿蜒曲折，最宽处约10多米，最高处约30多米，外加红石崖上沉积的斜陡的黄土，足有百米之高。峡谷全长约20多里，从四壕沟开始，依次分布着狼岔嘴、侯家河、老庄沟、新庄科几个村。新庄科以出向西南延伸，便是位于杏子河干流东南段的侯市村。

      千百年来，峡谷虽深，但除了下大雨时会发山水外，谷底只潺潺流淌着一股溪水。所以，峡谷便成了四壕沟及其它几个村庄的村民们通往外部世界的“交通要道”。近几年，公家在侯家河打了淤地坝，沟里聚的水越来越多，再也没有人敢贸然下沟了。

      1个多小时后，我离别了寂静无声的四壕沟老庄，气喘吁吁地爬上山，来到后山村村民小组王组长院里。

      1956年出生的王组长正和几个村民聊天。看见我从底沟上来，主动呼我回家拉话。 

      一村民好奇地问我“下老庄做甚了”。还没等我答复，王组长便开口道： “做甚了？人家是文化人，到一个庄逛上一回，就能写一篇文章哩。”

      看来，组长对我已有所耳闻。

      “你该好好写文章给我们呼吁一下！你看其它庄的路都油了，就我们庄这一段没油，统共也不到10里，路基都打好了，就短油一下，绝对花不了多少钱。”王组长说。

      “我也觉得你们这段路该硬化了。党中央常说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哩。如今，‘村村通'工程已经搞得很好了，就差不到百分之十的自然村没硬化了。干么不把这'最后一公里'硬化呢？！”我附和道。

      “你们庄为什么叫四壕沟？有多少年历史了？”我问道。

      “涝坝上面有四条沟，所以就叫四壕沟。涝坝正上面有一座山峁，叫龙头峁。传说，过去，四壕沟周围都没水，就这里有呢。所以，有几条龙便扑到这里来抢水喝，这就劈出四条沟来。

      “四壕沟的历史，我也说不清。反正我爷爷1930年从横山来到这里，这里就已经有人住了。”组长说。

      “听年老人讲，沟里那个崖窑，是宋代人打的哩。为的是躲避土匪么。另外，我们庄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不少是弓箭、刀枪、炮火，说明这里还扎过部队里。再者，你看旧庄里，有的窑那么大，肯定不是住人的，估计就是练兵用的哩。”一住在前山的张姓小伙说。

      “你刚才看见庙了没？我们老庄还有一座庙哩，庙碑上说是光绪10年建的，为建庙出过大力的有不少是牛家。”另一位年龄和组长差不多的人说。

      “我只看见那座桥，咋就没看见庙哩。”我不无遗憾地说。

      “我们那座桥是1994年箍的。看个不耐耐，实际可耐了，小车也能过去了。”一村民说。

      “你们老先人当时住在沟底，为的就是吃水方便吧？”

      “是哩，可实际上不方便。水在沟底了，人在上洼住着哩，吃水还要靠驴驮哩。井路在半崖上了，可窄了，尤其到了冬天，水从桶里漏出来洒到路上，可滑了，常把驮桶打得往沟里掉哩。”一村民说。

      “你们庄最早住的是谁家，尔格有几大姓？多少人？”我打破沙锅地继续问道。

      “说不清，100年前，应该是牛家吧，再后来还是何家人多，然后就是尤家、马家。尔格，总共有马、王、侯、张、胡、高几大姓。分地的时候，全庄有200多人，分成3个生产队后，一个生产队也就几十个人。主要是出去得多，不然的话，尔格应该有300来人了。”组长说。

      “我们庄没分开那会儿，算是有名的大庄哩，可红火了。桥上面那个崾岘，不前不后，队长站在那儿一吼，叫做甚大家都听见了。平时，没事的时候，那里就是庄上聚人最多的地方。自从搬上来分成3个队以后，就没人气了，平时，一个庄顶多就停10来个老年人和碎娃娃。”张姓村民说。

      今年都退耕还林20年了。看见你们旧庄和新庄林护得虽然还可以，但咋就连棵大树都没有哩？”我转移了话题说。

      “咦，我们庄过去梢林可大着哩，光双手搂不住的杜梨树不知道有多少卜哩。我小时候，记得山里还有狼哩，牡鸽儿也可多了。‘文革’以后，树都被庄里人砍得卖柴了，也有周围的人偷得砍了。那时候，单位上和职工还没有炭，取暖做饭就靠烧柴哩。所以，直把树砍光。这些年，公家倒是提倡退耕还林哩，但说是'十年树木'，可要长成一颗大树，没三五十年能成？！”其他几个村民都走了，就组长一人耐心地和我聊着。

      “你这次来时走的路不对，绕远了，还看不上旧庄的全景。下次你直接从新集上山，路过后台，从姊妹山旁边的南山下去，站在油井队作业部，就能看见四壕沟旧庄的全景了，路也要比你们今天走的省一半哩。”一村民进来，看见我要走，给我安顿道。

      辞别组长一众人等，我来到停车的地方，已是下午4点多，侄子和叔伯外孙还在耐心等待。一六旬妇女要去镇上办事，从早上8点开始，在路边等车，直等到现在。

      “你觉得从旧庄搬上来倒究好不好？”返回的路上，我和搭我便车的这位四壕沟妇女聊了起来。

      “好么！旧当根儿，人在沟里，地在山上。男人们一大早，还没等娃娃醒来，倒上山劳动圪蓝。晚上黑天半夜才回来，娃娃早睡了。所以，那会儿就流传一句编凉四壕沟的话：‘四壕沟的娃娃，认不得爸爸’。”

      “你们庄的教育怎着哩？”我问道。

      “唉，不行，几十年还不晓得考出去一个大学生了没？！就看以后了。如今，扯旗放炮，不管顶事不顶事，碎碎一点娃娃，都送到镇上、县上，甚至延安念书圪蓝，连娘老子也跟上进城圪蓝。”

      “你们主要靠什么收入了？”我接着问。

      “以前，就靠石油，收入还可以。尔格，公家按上监控了，石油闹不来了。唉，公家管住也对着哩。你说，尔格，我们再靠甚了？年轻人靠出门揽工挣两个钱，供娃娃念书，老年人就在家里种几卜庄稼，再靠退耕还林的一点补贴活着哩。”

      很快，车子到了我家门口。看见侄子和叔伯外孙下车，老人也行动起来。

      “时间不早了，操心政府下班了，我把你直接送到镇上吧。”我说。

      “给上多少钱？”到了镇上后，准备下车的老人真心实意地问道。

      “哪能要你的钱哩！”我不容置疑地答道。

      回到家后，我叫上外甥，抄四壕沟人说的近路，驱车20多分钟后，再次来到四壕沟旧庄，如愿看到了全景和老庙。

牛头坡

  我最早知道“牛头坡”这个村名是20多年以前的事了。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延安汽车站每天准时发一趟往返杏河的班车，班车的终点站就是杏河以北途经张渠乡的牛头坡村。尽管从未光顾过牛头坡村，但由于过去多年来，回老家和去延安必坐这趟班车的缘故，我对“牛头坡”这个村名早已是耳熟能详了。

      9月13日下午2点多，我独自驱车从老家北上，途经牛寨、小沟、瓜地坪、张渠社区所在地、沙咀子等地，约半小时后便来到了牛头坡自然村。

      牛头坡是杏河镇张渠社区王崾岘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位于杏子河上游，距杏河镇政府约20多公里， 南与沙咀子接壤，北与张窑沟、柴粱子、王崾岘等自然村比邻。

      牛头坡坐落在一面山坡上，山坡窄狭、陡峭、悠长，颇似牛头状。村里住着王、李、贺、吴几大姓氏，10多户人家，户籍人口80多人，实际人口100多人，但多数常年外出，村内常住人口不足20人。

      牛头坡的山地多数已经退耕还林了，人均可耕种的川地不足1亩。除普遍种有少量庄稼和一吴姓人家经营一个散养的养鸡场外，村里别无其它产业，主要靠外出打工或做生意为生。

      近年来，村里的教育普遍受到重视，先后有10多人考取了大学。

      我出于好奇，先从养鸡场买了两只半散养的土公鸡（一只150元），然后来到公路边的一李姓人家。和老李聊起牛头坡村名的来历。

      “是不是因为你们村的地貌酷似牛脑而取名‘牛头坡’？”

      “没听这样说过。倒是听古年人说，牛头坡上面原来有个寨子，叫牳鸽寨。牳鸽寨易守难攻，回回的部队曾前来攻打，久攻不破，只好扭头从坡上逃走。此后，人们就把这个坡叫做‘扭头坡’了。后人不知道这个来历，就根据谐音把村名误写成了‘牛头坡’。”

柴良则

      柴良则是杏子河上游张渠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与我9月13日走访过的牛头坡自然村同处一道梁上。

      牛头坡位于这道梁的末端，村子从梁的顶部沿坡一直延伸至梁的底部，即杏子河岸边；柴良则位于这道梁的最高山的腰部。

      9月14日下午2点多，一连阴了好多天的天气，豁然开朗起来。正在杏河老家过中秋的我和家人决定趁机去一个此前没有去过的山岭村看看，并爬山、兜风。

      谈笑间，车子已经驶过满是泥泞的张渠社区街道，来到沙咀子自然村。前边过桥上坡的地方，就是牛头坡自然村。

      从沙咀子开始，一直到靖边县大路沟乡大约30多里的路面，至今是没有柏油过的石子路，一遇下雨天气，就被山水推得沟沟洼洼，泥泞不堪，百姓出行极不方便。听说，最近，地方政府已经对路面进行了平整，准备年内硬化。

      下午3点左右，我们来到了柴良则自然村。一进村，一颗硕大的核桃树和一座有些年代的寺庙便映入我们的眼帘。核桃树上和树下有一群大大小小的人正在采摘核桃。发现我们停下车径直超寺庙走去，一骑在树上的男子对树下的人说：

      “这些人是做甚的？是不是打庙的？”

      “不是的！我们是延安的，回杏河老家过中秋节，顺便来你们庄看看。”  我正好听到了他们的议论，便大声回应道。

      从庙里出来，望见公路下面有一家畜禽养殖场，我们便饶有兴致地走下去，一看究竟。

       霎时，一股浓浓的羊粪和牛粪等交织的味道，扑鼻而来。也许是小时候闻惯了牛羊粪味道的缘故，再次闻到这种久违的味道，我不仅没有任何刺鼻的感觉，反而，一种别样的亲切感涌上心头。

      养殖场养有牛、羊、鸡三种牲畜和家禽。相对于规模较大的场地，每种牲畜和家禽的数量简直太少了。看得出，养殖场经营得甚是艰辛。

      主人和工人都不在家，只有一大一小两只狗看护着家院。

      带着替主人忧心的感觉，我们离开了养殖场。很快，在不远处，我们发现还有一家养殖场，设施甚是完好，只可惜，阔养殖场，不见一头牲畜或家禽，而是全部种植着绿油油的庄稼。

      我们继续朝村子走着。一眼望去，多数人家的院落由对比鲜明的新旧两院地方组成。旧地方通常是土窑洞或接口砖窑，大多为改革开放以前或初期修建；新地方一般是石窑或平板房，统统为改革开放以后所建。可惜，不管旧地方还是新地方，大多由铁将军把门——即便中秋节期间，除了院子里肆意生长着的杂草，了无生命迹象。

      一户人家的大门口一左一右地拴着两只土狗，看见我们远远地走来，汪汪汪地狂吠起来。住在更高处的邻居老太太和儿媳妇闻声从家里出来。

      “你们庄子不小了！”我殷勤地打起了招呼。

      “大甚了！分土地那年（上世纪80年代初）才80来口人。尔格，连出门在外的算上，统共也就100来口人。况且有本事的大部分进城了！平时在庄里停的也就七八家人。”约莫50开外的儿媳妇答道。

      看见院子一角有个简易羊圈，里边喂着三五只白山羊，大羊刚下了三只小羊羔，我兴奋地说：

       “现在喂羊花过来了！羊肉可贵了！可惜你们喂得有点儿少了！”

      “喂得多了也不行，没有熟人，卖不了，成不了钱。”中年媳妇不以为然而又无可奈何地说。

      “你们庄的地应该不少吧。”看着漫山遍野的梯田地，我不由问道。

      “多甚了！都退耕还林了，平地人均估计连一亩也够不上。”中年媳妇说。

      “你们庄好像没有发展苹果？”我瞄着四周的庄稼地问道。

      “有了！不多多，自己够吃！”中年媳妇指着对面山的一块地，消极地说。

      告别让我们“回家坐坐”的婆媳二人，我们找到柴良则脑畔山的小路，准备爬山。

      我们首先进入一片庄稼地。地里种着小豆、玉米、高粱，南瓜、洋芋、白菜……可谓应有尽有，但每种农作物的种植规模都不大。有一条平地，甚至荒草丛生，看得出，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人耕种了。

      地里有一排结得像铜镲一般大的向阳花“碗子”，大侄孙子想搬得吃。我们便来到庄稼地跟前的院子里，征询主人的意见。

      “老人家，一个向阳花碗子卖多少钱？”一70开外的老汉正在独自忙着家务，我搭讪道。

       “自家种的，说什么钱了，看下了，直情搬得吃！”老汉大方地说。

      “你们庄尔格有吃低保的没了？”我一边吃着侄孙子搬回来的向阳花上的瓜子，一边和老人聊了起来。

      “没有！都脱贫了！”老汉说。

      “那感情有多好！到底不吃低保好么！”我附和道。

      “唉，如今这社会，谁罢能饿死了？！就是可怜我们老百姓一天连2毛钱都挣不来！不瞒你说，我还攒一个25的光棍着了！”老汉唉声叹气道。

      不一会儿，我们便登上了长满杏树和榆树的柴良则脑畔山。站在山顶，坐落在四周的几个村庄尽收眼底：东北边的蒜地塌、西北边的白家湾、前张窑沟、后张窑沟，正西面的前园子……

      几个村庄看上去不远，可彼此都隔着一道深沟哩。蓦地，一首陕北民歌的歌词回荡在我的脑海里：

      “白羊肚子手巾，

      三道道蓝，

      咱们见个面面容易，

      拉话话儿难。

      一个在那山上，

       一个在那沟，

     拉不上个话话儿，

      招一招手。”

      据了解，柴良则共有李、段、任、白、柴几大姓氏。

      根据村里有姓柴的人家居住，我们推断，“柴良则”的村名应该与姓柴的有关。但从导航和村里的户籍牌看，柴良则的村名，至少有两种写法：导航上写作“才梁子”，村里户籍牌上写作“柴良则”。

      据此推断，也许，“柴良则”自然村的正确写法应该是：“柴梁子”。

      此次柴良则之行，令我对中国“三农”问题平添了几分担忧！也令我对习总书记“一定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重要论断有了切肤之感。

怀念四平

四平，大名李智峰，陕西省志丹县杏河镇新集村人。我的发小。在与无情的病魔抗争了4年零7个月后，于今年9月27日不幸离世，享年53岁。

因几年前发生的那场碳烟中毒事故，我对四平的过早离世，应是有思想准备的。虽如此，噩耗传来，正在出差的我，还是陷入了深切的哀痛、惋惜和遗憾之中。

　　我和四平都是新集人，都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都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家境的贫寒与生活的艰辛，都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由于年龄相近，加上都是比较听话的“好娃娃”，我和四平儿时就是最能耍在一起的好伙伴、好朋友。

长大后，我依次考取了延安中学和大学，而四平随后则考取了志丹高中。此后，我俩虽然分开了，但联系并没有中断。

记得上大学期间，我还曾主动从延安给四平买得寄过各种复习资料和励志书，并写信给他传授过学习方法和经验哩。

1989年，四平主动放弃高考，只身来到延安驾校学开车。其时，我已大学毕业留校并结婚。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四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我在延大的家。那时，虽则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杏河和延安的交通依旧极不方便，来延安的杏河人，包括我的家人，少之又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俩的心情大抵如此。

在我家吃了午饭后，四平恋恋地不舍离开。我和爱人准备蒸西红柿。四平说： “今天不学车，我帮你们装”，说着便开始给我们一瓶一瓶地装我切碎的柿子。由于每装满几瓶，就要放到锅里蒸。所以每过一会儿，我便要问四平“装好几瓶了”，而说来也怪，四平一数便是“四瓶”，一数便是“四瓶”，直把我和爱人逗得笑个不停，而四平也“嘿嘿”地笑着，还说：“有意思，真有意思。”

这次经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实在太难忘了，以致时过数十年，惊闻四平碳烟中毒后，我和爱人对此都还记忆犹新，并在言谈中直感叹“四平是个好人”“人瞎活着了”，“好人寿不长”……

四平的祖上是杏河方圆几十里的大户，老爷李林芳更是赫赫有名的大实业家，生意做到了西安、天津和太原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李家老小几代人低调做事，友善为人，深得政府和乡邻的信赖与认同。

上世纪80年代末，从小牢记家族辉煌历史的四平，主动放弃了高考，一心致力于经商事业。他在杏河人中第一个自费来到延安驾校，刻苦学得驾驶技术后，便做起了长途运输生意。在赚得第一桶金后，他在杏河镇开起了商铺。由于恪守诚信至上原则，加上勤勉经营，生意甚是兴隆，以至很快就并购了镇上的贸易货栈。一时间，他的商铺成了杏河上下川最有实力的门面之一。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四平主动把外甥吸收进来，并自愿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传给外甥。如今，几个外甥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患上面部神经疾病和腰部疾病后，四平把门市转给了舅舅，而自己则开起了出租车，并将更多精力用在供孩子念书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四平含辛茹苦地教育下，几个孩子先后考上了大学，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为了让孩子们有个更美好的未来，不陪孩子上学的四平，只身一人，来到他乡，租了孔石窑，重新做起了生意。

一个冬夜，靠烧煤取暖的四平，在熟睡后被碳烟闷住，严重中毒。幸赖东家发现，送往医院，捡回性命。

因了为人正直、善良，从不沾别人和集体小便宜的缘故，四平在杏河上下川有着良好的口碑。在炭烟中毒后，四平的亲戚朋友和庄邻院舍无不感到痛心和惋惜，纷纷前往探视。

几年来，我虽然只看过四平一次，但大有生离死别之感，终身不会忘怀。

“四平”。我独自来到他家后，心情沉重地唤了声早已叫惯了的小名。

正在床上朝后独自躺着的四平，闻声调过头来。发现是我，两眼瞬间放起光来，身子一连拾了几拾，终于未能坐立起来，直急得孩子似地嚎叫起来。

“认得我不？”我抑制住悲伤的心情问。

“认-得-了-么！缠-子-么！”四平停止了哭泣，脸上露出了欢喜的笑容，嘴角吃力地吐出我的小名。

面对一向生龙活虎的男儿突然间变成了瘦骨嶙峋的病人，我的眼泪不由地流了出来。

“知道你受难了，特意看你来了！……心理因素很重要，任何时候心理都不能倒！……”我揭起被子，伸手握住四平蜷成鸡爪似的手，哽咽地说道。

4年多来，四平一家人，特别是四平80多岁的老父老母，不放弃，不离弃，数次下延安，上北京，去杏河，进县城，多方治疗，尽心伺候。无奈，因中毒时间太长，加上医术不济，终于未能出现奇迹。一个正当中年的好人就这样走了。

生也死之途，死也生之始。人的一生虽然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性，但死亡却是每个人唯一不二的归途，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区别只是有些人走得早些，有的人走得迟些。走得迟一些的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为国家、父母、子女尽责，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以有充足的时间享受人世间的美好；走得早一些的人，则没有这么幸运。四平显然走得太匆忙了，所以给家人、亲戚和朋友留下了无尽的哀痛、不舍和惋惜。尽管如此，我发自肺腑地认为，四平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成功的一生：因为他做出了许多人做不出的事业，他活出了许多人活不出的名望。至于他未尽的责任和义务，相信生者一定会替他分担的。果真如此，四平便可以瞑目了。

愿四平一路走好！

2019年10月3日

焦泥湾

焦泥湾隶属于杏河镇张渠行政村，属于杏河镇最北的一个山岭村，北与靖边县杨米涧乡狗奇庙自然村接壤，南与贵家湾自然村毗邻，西与张窑沟、小高山、白家湾几个自然村隔沟相望，东与大高山自然村隔沟相依。

      10月4日中午，在淅淅沥沥的秋雨欲停未停之际，我独自驾车从老家出发，向北驶去。约40多分钟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焦泥湾自然村。

      焦泥湾由前庄和后湾两个居住点组成，均坐落在过境路——志靖路以下的沟湾里。焦泥湾的老庄位于一个“几”字形的湾子里。湾子下边的沟岔里裸露着一大片褐红色的焦泥土。“焦泥湾”的村名大概就是源于此吧。

      至少40年以前，焦泥湾人就已经从老庄搬到现在的居住点了。如今，老庄的旧窑全部被推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几”字形的公路。

      焦泥湾住有牛、张、黄、任几大姓氏，约80来人，祖上大都是上世纪初经由榆林迁徙而来。村里常住人口不足10人，其他人绝大多数常年在县城或村子周围打工，学生娃娃们则在县、乡各类学校住校上学。

      昨天，正值国庆假期，出门在外的村人回来不少，使得村子显得颇有些人气。

      从公路向前庄放眼望去，只见三四波穿着华丽的村人正低着头，在五彩缤纷的树林和草丛中捡地软。我被美妙的风景所吸引，立刻把车子停在路边，径直朝村子走去。

      一中年妇女从窑里出来，正准备到地里剥玉米。看见我，站下来，不说话，浑身上下打量着。

      “你们庄真漂亮！到处是大树，树叶红红的，黄黄的，可好看了！”我殷勤地说。

      “好看甚了！烂庄子还！你是谁？哪里的？做甚了？”婆姨客气地开了口，并好奇地问着我。

      “我是杏河徐家，在延安工作着了，利用国庆放假的机会，回来看看咱们杏河的秋景。我觉得咱们杏河秋天的景色可好看了。”

      “有甚看头了。你们城里人真有意思。”

      “你们庄在城里工作的人多不？”我一边照像，一边向妇女了解着焦泥湾的情况。

     “唉，我们山岭人，庄里没有家学校，念个小学还得到几十里外的张渠上圪了。娃娃大部分念上几年就不念了，一满没考出去几个大学生，哪有工作的了。我们娃娃才将工作了，工资也甚不高。”

      说话间，我来到了一个大院，院子里有几个老婆婆、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年轻后生，正在忙着往仓窑里放刚摘回来的土梨。

      “农村的东西，自己种的，直情吃。”看见我，一老婆婆连问也不问，就紧接忙待地敬让着让我吃梨。我故意客气地不吃，老人家便自己从筐子里拾了几颗，一把递到我手里。

      “你们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多不多？”我一一寻问了几个老婆婆的年龄。

      “80以上的就有5个了。庄里平时尽剩些‘老圪桩’。”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笑着说。

      告别焦泥湾前庄后，我驱车直接来到志丹与靖边的交界处。公路的靖边段已经硬化，是水泥路；公路的志丹段最近正在平整地基，准备油也。

       到了靖边地界的第一个村庄——狗奇庙后，我碰上一位70多岁的郭姓老汉，正准备到公路下边的钻井施工现场捡破烂。

      据老人家说，狗奇庙有郭、周、高三大姓；靖边的退耕还林没有志丹搞得好，养的羊比志丹多。

      我向老人家打听杏子河的源头。老人家说：杏子河的源头有两个，西北面的沟掌在靖边县的艾家湾了，东北面的沟掌在靖边县的大路沟了，两条窄沟到志丹的牛头坡村汇合后，就变成一条河了。

      与郭老汉话别后，我重新返回焦泥湾，进入后湾，和一任姓男子聊了起来。

      该男子42岁，没有上过学，2个小孩，大的在志丹高级中学读高二，一年花费1万多元；小的在张渠小学念书，基本不花钱，一周接一回。夫妻俩主要靠在附近揽工谋生，打工一天的工资是150元，一年下来打工大约能挣2万多元，不固定；庄里务农的年收入不足2千元；退耕还林已经断补，“连一分钱也吃不上了”。光景过得紧巴巴的。

杏子河源头之——大路沟

  

    杏子河虽然只是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但却是我的母亲河！近年来，随着我对杏河镇大多数村庄的走访，探寻杏子河发源地的念头愈发强烈起来。 

10月5日中午，利用国庆假期之便，我和家人驱车从老家出发，沿杏子河北上，途经中庄、牛寨、小沟、张渠、沙咀子、牛头坡、柴良则、焦泥湾、狗棋庙、大界等村庄，耗时一个半小时，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杏子河源头——靖边县大路沟便民服务中心。

    据网上搜索，关于杏子河的源头，至少有四种说法：

    一曰大路沟关圣塌。可在地图上却找不到这个地名，问当地老百姓也纷纷说“没听过”。

    二曰大路沟柴家湾。经查，地图上倒是有这个村子，可遗憾的是，因为时间的缘故，这次不能前去。

    三曰二里湾牛头坡。这个表述很模糊。因为二里湾和牛头坡都是村名。其中，二里湾位于靖边县大路沟，距柴家湾不远。而牛头坡位于志丹县张渠乡。两地相距约30里。把这样两个相距较远的村子放在一起作为杏子河的源头，应该是不合适的。更何况，牛头坡所在的杏子河河流宽阔，且可以继续上溯，所以，显然不是杏子河的发源地。

    四曰大路沟总管塔。这一说法来自《清一统志·延安府一》。经查，地图上没有和这三个字完全一样的地名，但有两个相似的地名：前宗关塔，后宗关塔，且与柴家湾不远。据此猜想，《清一统志·延安府一》所谓的“总管塔”就是现地图上所示的宗关塔。

    基于上述分析，杏子河发源地在靖边县以南大路沟社区应是确定无疑的。至于究竟是柴家湾、二里湾，还是宗关塔，尚不得而知，也许都是吧。

      大路沟曾是靖边县的一个建制乡，目前建制已经撤销，划归杨米涧镇管辖。原大路沟乡也已改为大路沟便民服务中心了。

      大路沟便民服务中心位于靖边县城以南60公里处，总土地面积165平方公里，辖行政村5个，自然村140个，农户1578户，人口6850人。境内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是油气开发重镇。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70元。

　　大路沟便民服务中心的总部位于寺台行政村前石咀自然村。

　　我们在大路沟行政服务中心总部附近的一家饭馆吃饭时，一食客听得我们是外地人，便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讲了段大路沟的段子：

      话说大路沟一小伙交了一北京女友。女友提出“非北京买房不嫁”的强硬条件。

      小伙自知满足不了女友的条件，便诓说道：

      “房子算个甚，我大早给我买下了。”

      女友高兴地问：“买在几环了？”

      小伙说：“买在29环了。”

      女友接着问：“29环在北京的哪儿了？”

      小伙说：“在大路沟了！”

      短短的一个段子，让我们见识了杏子河源头人的豁达与智慧。

　　饭后，我们在一本地人的指点下，来到了大路沟便民服务中心总部附近的羊路拐沟村。羊路拐沟，又叫黄蒿湾，是寺台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住有闫、罗、张、刘几大姓氏，户籍人口200多人，常住人口数十人。

正在地里剥玉米的村人告知我们，羊路拐沟的沟掌就是杏子河的源头。后来证明，羊路拐沟只是杏子河干流的一个“拐沟”，或曰支流。

羊路拐沟的沟掌曾经住过闫姓人家。现已全部搬离。

爱人告诉我，河流的发源地和源头是不一样的。河流的发源地应该有好多支流，就像树木有好多根系一样，汇聚在一起后才形成河流的干流。所以，大路沟通向杏子河的支流都应该是杏子河的源头。也就是说，杏子河的发源地只有一个，就是大路沟，而杏子河的源头则可以有很多。

    说实话，于地理学，我和老婆都是门外汉。但一来对老婆的“高论”将信将疑，二来对从远处望见的沟掌被废弃的老窑有些兴趣。所以，二话不说，我便独自朝沟掌走去。来到闫家旧址，才发现所谓的沟掌并非沟掌，因为“沟掌”的一左一右又分出两条沟渠来。

与正沟的宽阔、石底和水流较旺不同，两条沟掌越来越狭窄，泥泞不见石底，水流也微弱得多。

      天快黑严了，我赶快从羊路拐沟退了出来，前往与羊路拐沟村相邻的李雄塌庄，同已经先行到达的家人汇合。

      村里的老户、一张姓老人说：“这里也是杏子河的拐沟。靠以前，沟掌的返水泉泉可大了，还冒气了，水质也好。就为这里的水好，旧前还在这里扎过一个很大的炸油坊哩。可是，后来就不行了，都快干了，我们都买得吃水着了。”

　　沟掌里最多的植被是酸刺（沙棘），已经长成了大树，此外，柳树和杏树也随处可见，大多老气横秋的样子。

      此行的收获有三：

      ——干流大多也是支流，支流多半也是干流。杏子河是羊路拐沟的干流，却是延河的支流。羊路拐沟是杏子河的支流，但同时又是沟掌左右两条支流的干流。

      —— 一就是多，多就是一。杏子河的干流只有一条，但支流却有很多。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支流才汇聚成了杏子河这一条干流。

      ——杏子河水源地保护刻不容缓。本以为杏子河发源地的水一定是最好的。没想到，一入大路沟便民服务中心总部所在地，便被当地居民误以为是记者，说着就要给我们递材料，反映当地地下水被油气开发严重污染的问题。言说他们的水吃不成。联想到李雄塌老百姓也曾说过，他们的水污染得吃不成，且动不动就干涸了的情况，杏子河水源地的水污染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考虑到杏子河是延河的支流。杏子河发源地的水污染，无疑会危及到延安市民的饮水安全。

      此外，回到家里，给老父亲汇报行程后，得知老父亲八十年代初期，曾和一叔伯兄弟徒步前往大路沟贩卖牲口，并在李雄塌张家住了一夜。李雄塌张家是杏河镇城山张家的本家。而城山张家则是老父亲叔伯姐姐的婆家。

杏子河与延河的交汇处

      杏子河由靖边县大路沟发源，自西北向东南至塌崖畔自然村流入志丹县境内，约30里后，流过我村，继续向东南流淌约20里，经候市行政村流进王瑶水库，入安塞区境内，继续自西北向东南流经王瑶、招安、沿河湾三镇，然后由西向东，在沿河湾镇新窑湾自然村汇入自北而南的干流——延河。

      10月13日是星期天，一大早，我便说服老婆利用假日，到安塞区沿河湾镇来一趟“说走就走”的“郊区游”，一则放松心情，一则为地方经济做点贡献。

      于是，中午时分，我坐着老婆开的车，一路北上，约半小时后，便来到了安塞区沿河湾镇中心。

      到镇上后，我才告诉老婆此行的真正目的——找寻杏子河与延河的交汇处。想不到，老婆听闻后，不仅没有表现出“上了贼船”的不悦，反倒自有几分兴趣和喜悦。

      根据百度，杏子河与延河的交汇处在沿河湾镇黄崖根行政村。我们来到黄崖根行政村村部后，获悉该行政村已经与碟子沟行政村合并了。我们把车子停在距原黄崖根行政村村部不远处的一条小河的岸边，沿着岸边新修的木质栈道，由西向东“随机游走”起来。大约步行了1公里后，发现前边不远处出现了一条由北而南的大河，在南边不远处与眼前的这条小河相汇合。

      我们好奇地来到那条大河的岸边，踩着高出水面的一字排开的水泥墩，抵达了河的彼岸。上岸后，询问当地老百姓，方知这里便是碟子沟，而这条由北而南的大河就是赫赫有名的延河。而我们刚才路过的那条经由黄崖根自西向东流来的河就是杏子河。

      望着这条由北而南的滚滚的延河水，我不禁感叹到，干流就是干流！水势就是比杏子河的大！

      于是，我们赶忙沿原路返回，来到位于南方不远处的杏子河与延河的交汇处。

      也许由于在碟子沟新修了液压坝的缘故，自碟子沟而来的雨后的延河水，竟好似刚刚过滤了一般，那般清澈、翠绿。而同样是昨天刚刚下过雨的杏子河，活脱脱就是一条黄河。于是，我们看到，两条河在最初交汇的一刹那，便出现了泾渭分明的壮观景象，一如在浑浊的宜川稠酒中倒入白开水后瞬间呈现出来的那种景象一样。

      令我欣慰的是，杏子河虽然只是一条支流，但面对滚滚的延河水，一点也不畏惧，不自卑，而是坚定地直奔延河而去。而延河，反倒没有展现出大哥应有胸襟，敞开心扉，热烈欢迎杏子河的到来，而是倾尽全力、誓死阻击杏子河的“侵犯”。然而，面对延河的抵制，杏子河并没有退缩不前，更没有鸣金收兵，而是掩护“先头部队”率先打入“敌营”，然后大部队才另辟蹊径，与延河并列向南直奔而去，以致在巨大的河道中央，形成了一座不小的孤岛。绕过孤岛后，杏子河便不顾一切地捷足先登，全部冲进延河的水道。至此，清澈而巨大的延河水，方才接纳了自西而来的支流——杏子河。两条河由此才实现了实质性地合并。

      然而，我们很快便看到，延河接纳杏子河的代价是巨大的，而且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两条河交汇不久，原本清澈的延河水便被杏子河全部同化了，延河水瞬间也变成了浑浊不堪的黄汤水。

杏子河源头之——柴家湾与宗关塔

    10月26日上午，我和大侄子、大侄孙子一起从老家驱车一个半小时，再次来到靖边县大路沟，探访杏子河发源地。这次我们去的两个村子都是有关资料宣称的杏子河发源地：柴家湾和宗关塔。

    柴家湾是大路沟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人口最多时住着王、张、赵、许八户人家，现在只住三四家人。

    据正在砍玉米杆的老王说，村子靠早以前，的确住过柴姓人家，村子由此得名。但约100年前后，柴家湾让“疮煞”了（应该是得了一种比较严重的流行病或传染病吧），人死得没办法，就举家搬到志丹的胶泥湾了。

    柴家湾坐落在一个单人沙发式的半山湾里。一左一右是两个不怎么高的山粱粱，山粱粱上边便是一面比较陡峭的弧形山坡。

    柴家湾沟洼底叫桃树塔，靠早以前也住着几户人家，和柴家湾是一个村，后分为两个独立的村民小组。现在，桃树塔的人几乎全部搬到附近的山上了。因为沟底虽然吃水方便，但出行不便，种地不便。

      桃树塔下边从沟掌的石头缝里流出一股水，据说就是杏子河的源头。这股水沿着沟槽向东南流去，沟槽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一路蜿蜒着通向大路沟便民服务中心所在地——石嘴，与从宗关塔流出来的水汇合后，流过大路沟桥，一路向志丹县杏河镇牛头坡流去。

    宗关塔位于柴家湾以西不远的地方，有后宗关塔和前宗关塔两部分构成，又叫寨子沟。

    后宗关塔坐落在一座大山的陡峭的半山腰上，住有刘、屈二大姓。前宗关塔就住几家乔姓人家，坐落在大路沟的低沟。

     杏子河发源地就在后宗关塔。后宗关塔旧庄绝大多数人家已经搬离老家，留下足有七八家被废弃的老院子，现只居住着三四户人家。

    据姓屈的中年人讲，这个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可红样了，曾驻扎过共产党兴办的靖边县人民政府。

    由于时间不早了，此行我们没有下后宗关塔沟底一看究竟。

    我们所到之处，不管是柴家湾还是宗关塔，遍地都是杏树。看来，杏子河，乃名不虚传也。

    明年三四月，到杏子河发源地看杏花。

喜读长篇小说《杏子河》

最近，本人在搜集杏子河的文献资料时，意外从网上发现了志丹籍作家苗雨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杏子河》。我吩咐办公室同志赶快从网上买了此书，并用大概一个周的时间饶有兴致地赏读了全书。

《杏子河》描写的是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回民反清至上世纪四十年代胡宗南进犯延安近百年间发生在杏子河流域的故事。

同治年间，回回反清，杀至杏子河，杏子河牛头坡老牛家后人牛娃以一人之力击退回乱，从此声名大震。婚后，牛娃生了独子牛子耀。牛子耀长大后赴西川吊坪读书，与同学金鼎寨曹士荣、西河口范茂堂结拜为兄弟。三人以李闯王为榜样，发动农民起义，建立了只有18天的后顺 国政权，范自立为皇帝，牛为军师，封为八千岁。

起义失败后，逃至内蒙的牛子耀与鞑子之女结婚，生有牛占元、牛占山二子，后返回杏子河定居。

牛占元长大后，与西川的柳志昌成为朋友，并同赴榆林中学、黄埔军校读书，后，牛加入国民党，柳加入共产党；牛参加过抗战，并在解放战争中战死，柳则成为陕甘红军的创始人。

牛占山没有读书，长大后当了柳志昌的警卫员，得知哥哥战死后，占山放弃了连长职位，脱离了共产党，并赴山东把哥哥的遗骨偷运回杏子河安葬。后来，牛占山被其与其婶子乱伦所生的儿子——虎子误杀。虎子——牛头坡牛家第四代唯一传人，杀了亲生父亲后，独自走到张家畔，改姓张。从此，没有踏入杏子河地界。

此外，小说还塑造了冯神神、马阴阳、马栓、张四毛、黎木匠、愣五、惠四、驼子、四喜、柱子等特征鲜明的男性角色，闰花、杏儿、秀叶、秀兰、茂英等命运各异的女性角色。

读《杏子河》的第一感觉是亲切：一是地名亲切，比如杏子河、牛头坡、大路沟、西河口、吊坪等耳熟能详的地名；二是故事亲切：比如牛头坡村名的来历；刘志丹闹红；三是语言亲切：比如赌博轱辘子，“疙瘩疙瘩散，不要让你大你妈看”，把嫁给牛家的女儿叫“牛家（读ji）等……

其次，作家对杏子河的传说、方言、风俗、习惯乃至地理环境等都比较熟悉，看得出来的确是一个有生活、有准备、有思考的作家。

此外，小说的谋篇布局、写作技巧、文字功夫等都达到了专业作家的水准。

小说大量引用了信天游，使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比如：

我走那天没亲你的嘴，左盘又算真后悔。

想你想得我瘦啦，裤带上的眼眼不够啦。

二不溜溜山水淘河楞，难活不过人想人。

想亲亲想得呛不住，泪蛋蛋刮倒一苗小柳树。

……

小说中出现了一些露骨的性描写，包括乱伦的描写，还有神鬼的描写，以及一些粗暴的骂人话和黄色的酸曲等。诸如此类的现象和语言在现实中无疑是存在的，作者据实写入作品，似无不可，但多少影响了文字的干净之美。

读《杏子河》，同时引发了我对满清同治以来100多年间中国社会变迁的诸多思考。我想，一部文学作品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本身就说明了其的价值。

祝贺老乡苗雨先生！期待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沙咀子

11月10日，我独自驱车去了杏河镇张渠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沙咀子。该村位于杏子河上游，南与后坬接壤，北与牛头坡毗邻。村子分布在杏子河两岸，大体由6个部分组成：位于杏子河东岸，公路两侧上下的区域，叫后庄；后庄以南，有一条从东北山岭村王崾岘发源流入杏子河的小沟，叫沙咀子拐沟；拐沟沟口是一个沙石岔；沙石岔以北有一个不很大的立圪咀，人称沙咀子，沙咀子村名即源于此；位于杏子河西岸，自北向南，分别叫碾道台、大柳树台、前柳树台和余家拐沟。

　　听村民介绍，沙咀子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庄。现在大柳树台的位置，过去都是人老几十辈的坟地。随着上世纪零零年代至三四十年代，从榆林地区迁移下来的人纷纷在此定居，这里的坟地，还有林地，才逐渐被开荒种地和动土修建了。

相传，沙咀子的老户姓余。余家曾是上下川有名的地主，沙咀子的地旧当根儿都是余家的。据说，余家光元宝就有九大缸，所以，人家给余家掌柜的取了个绰号，叫“余九缸”。但自从上上世纪中叶，回回反清以后，沙咀子的余家就“家也破了，人也亡了”。如今，除了“余家拐沟”的名字和拐沟里早已成为废墟的余家旧居，和早已没有坟圪堆的余家老坟，村里连一户余家也不住了。

　　据正在给村人帮忙剥玉米的陆老汉说，沙咀子虽然村子不大，也就八九十来人，但却是个杂姓村，有陆、李、孙、王、张、段、侯、任几大姓。既有百年以上的老户，如孙家，也有八九十年前从榆林各地钻“南老山”跑来的来路户，如陆家，还有上世纪逃荒来到这儿的河南人，如段家。

陆老汉今年81岁了，耳不聋，眼不花，手不拙，嘴不笨，不光剥起玉米来，眼疾手快，说起话来，也是钢巴硬正，特别健谈。

老人的奶奶手上从神木讨吃要饭来到沙咀子。爷爷小年就歿了，奶奶独自把6个儿子养大。他大生了他们弟兄5个，他大也歿得早，他是老大，几个兄弟都是他看得“结完”的。他自己生了3个儿子，2个女子。他也都早早给“结完“了。如今，他的大重孙也有十三四岁了。

  “你这辈子早都成就了，应该闲下来享享清福了吧。”听了老人的介绍，我由衷地赞叹道。

   “成就了？甚叫成就了？！以我说，死了才算成就了，不死，两根筋就要动弹了！人生下就不是个闲的，总要寻个营生做了。”老人不以为然地说。

 “你这辈子吃过低保吗？”我最后问了老人一个问题。

 “吃什么低保了！自己能得动弹了，还要公家养活了！”老人有些激动起来，“低保该要给那些头脑不清楚、腿脚不全的人吃了么！自己能得动弹了，吃得什么低保！”

   “我这辈子公家的光也沾来来。前几年，雨水把我们的几面老窑给浸塌了，公家给我们补得修了几间新房。咋就咋。”老人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

　　作者：徐长玉，陕西省志丹县杏河镇人，延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