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郑鼎等人墓志，看白乐天的舛误

榉川向群

　　唐白居易（字乐天）的家族和荥阳郑氏曾有联姻，知道郑氏家族的许多事，因而其弟白行简能写出传奇名作《李娃传》，将荥阳郑公子的当时所谓丑闻公诸于世，历代许多历史学家考证是讽刺牛李党争中的李党的。但白居易为郑家人写的一些墓志铭，却在人际世系上存在舛误。比如元和年间（公元805－820年）所作《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荥阳郑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郑昈墓志》）和元和元年（805）为元稹母写的墓志铭，两者存在舛误。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白家虽有与荥阳郑氏联姻，但并未进入核心支系，如洛阳市出土的《白知新妻郑淑墓志》所提供的状况。下图为白居易撰写的《郑昈墓志》

　　白居易的《郑昈墓志》记载，郑昈是“秘书郎、赠郑州刺史”郑某的儿子。根据其五代祖先的官职对应来推断，这郑某应该是历任唐绛州曲沃县令、舒州江望江县令、扬州六合县令、贝州鄃县令、邢州钜鹿县令、澧州司马,亡故后赠卫州刺史的郑怀节的次子郑远思。在元和元年（805）白居易为元稹母郑氏写的墓志铭，其中说“夫人曾祖讳远思，官至郑州刺史，赠太常卿；王父讳曖（此字原文是“日+蓋”，为曖的异体字），朝散大夫易州司马；父讳济，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到底郑远思是“秘书郎、赠郑州刺史”，还是“ 官至郑州刺史，赠太常卿”？连白居易老先生自己也说不清，同一个人两墓志写的不一样。前一官职是实职，后则是死后赠官，区别很大。

    查郑怀节有四子：进思、远思、镜思、锐思；有女嫁与朝议郎程务忠为妻，出土墓志铭记载此女“资孝敬于舅姑,著恭勤于娣姒”。长子郑进思，字光启,任邢州巨鹿县令、晋州襄陵县令,赠博州刺史。次子郑远思（《郑鼎墓志》作思远），赠使用持节博郑二州诸军事、郑州刺史、太常卿。三子郑镜思，任秘书郎,赠主客郎中、秘书少监。少子郑锐思，贝州清河县尉。以此可看出，郑远思生前根本没做过官，并没担任过《郑昈墓志》记载的“秘书郎”，非但太常卿是赠的，郑州刺史也是赠的。白居易为元稹母写的墓志铭（见下图）中，郑远思“官至郑州刺史”的说法显然是把他生前的地位拔高了。

　　今人张应桥的《隋唐荥阳郑氏家族墓志疏证》认为《郑昈墓志》中的郑昈父亲是“秘书郎”郑镜思，而不是“赠郑州刺史”的郑远思，称唐著作郎贬台州司户参军郑虔和郑昈是亲兄弟，郑虔是老二，郑昈是老三，都是秘书郎郑镜思的儿子。

   可是，近年新出土的《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赠工部尚书、驸马都尉、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郑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郑鼎墓志》）记载：“公讳鼎，字万钧，荥阳开封人也。曾祖道援，隋武陵郡守。祖怀节，皇赠使持节卫州诸军事、卫州刺史。父思远，皇赠使持节博郑二州诸军事、郑州刺史、太常卿。并以德应禄，因封命氏，大昌其后，长发其源。公即太常府君之少子也。……”与白居易的《郑昈墓志》：“王考讳某，秘书郎，赠郑州刺史。”相对照，显然赠官郑州刺史的应该只有一人，就是郑思远（一作远思，下同）。奇怪的是，白居易写其生前官职是秘书郎，死后赠官郑州刺史。如此说来，郑鼎与郑昈也就成了兄弟。但根据墓志，郑鼎生于公元683年，郑昈是“秘书第三子”，生于公元700年。郑鼎年龄大郑昈七岁，又是郑思远的小儿子，郑昈就绝不可能是郑思远的三儿子。岂有少子年龄比第三子大的？两墓志必有一错，显然是白老先生草率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还是张应桥的《隋唐荥阳郑氏家族墓志疏证》说的对，郑昈是郑虔的弟弟，和郑鼎是堂兄弟的关系。而郑鼎与郑瓂才是亲兄弟，郑鼎墓志是亲侄子郑如胐撰写的，不知道郑如胐是否就是郑曖的儿子。

　　《郑鼎墓志》最后记载：“天宝七载（748）五月廿七日，犹子朝议郎、右补阙如胐撰，吏部常选樊晃书，题盖大字潜矅书。也就是说，郑鼎墓志铭是郑鼎的亲侄子郑如胐写的，墓碑的题盖大字是郑鼎的大儿子郑潜矅写的。因此《郑鼎墓志》的确信度比白居易写的《郑昈墓志》不知道要高多少倍，白居易老先生的此中舛误也就不言而喻了。

  图为唐睿宗驸马郑鼎及其妻李华公主的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