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李化度(1900—1980.2 ),原名李嘉麟,蓟州区西龙虎峪村人,是西龙虎峪李氏家族的第六代,早年就读于河北保定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村女子池玉清成亲,先在河北遵化高小当教员,后去锦西黑山县公安局任行政课长。1937 年到 1938年在蓟县简易师范学校担任教导主任,校长。与当地名流兰小川(烈士),李维廉(烈士),耿玉辉(烈士)等交往甚密,在蓟县与地下党员李子光(1935年时任中共蓟县临时县委书记,解放后任河北省副省长)相识并义结金兰。</h3><h3> </h3> <h3> 李化度是家族中最早从事革命工作的,他在蓟县简易师范学校担任校长期间,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掩护革命同志,并瞒着家庭,用自己的部分薪金资助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抛弃了当时享有较优厚待遇的校长职位(月薪80大洋)。1938 年九月,参加了冀东大暴动,于 11 月由时任中共北平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慎之(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副省长)介绍入党。(下图为李化度1932年担任高小教员时自办小报亲笔写的刊首语)<br></h3> <h3> 李化度参加革命后随冀东暴动队伍撤往平西,一路上九死一生,历任平西支队司令部秘书,连长。1941年初任晋察冀 边 区 疗 养 所 所长,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为了照顾受伤的战士,夜以继日忘我工作,寒冬腊月在冰冷的河水里为伤员洗纱布,曾被部队评为模范党员,并在边区大会上受到表扬,但战争年代的辛劳,也使他的身体受到了损伤,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关节炎。</h3> <h3> 无论党安排什么工作,李化度都不讲代价,踏实工作。 1944 年—1945 年受党委派,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 9 月,从延安随部队长途跋涉赴东北,途中任队长。到东北后,积极工作,兢兢业业,1946 年 7月,在东北各省市代表会议期间,曾任大会秘书科长,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调查研究室研究员。1948 年—1949 年任冀东行署教育厅中教科长。</h3> <h3> 1951.4任河北省文教厅中等教育处处长,1955.3任河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1957 年四月被国务院任命为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后任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李化度也是百年以来家族的骄傲,为晩辈们树立了榜样。</h3> <h3> 李化度自1938年参加冀东大暴动离开家里至1948年回到冀东行署工作,整整十年没有见到妻子和孩子。他走时已经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当时最小的儿子李铁铮仅八岁,我2013年去看望老人时,铁铮大爷告诉我:“我爸走时也没有给家里留下话,妈妈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和奶奶过日子,奶奶当时想起儿子就哭,没有了生活来源,家里能卖的全变卖了换成吃的,每天还得提心吊胆的,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那时我恨爸爸又想他,以为他一个人跑了,早牺牲了呢。”</h3><h3> 在离家的十年里,李化度一天也没有忘记妻子和孩子,他深深的知道妻子持家的艰辛,深深的思念含辛茹苦将他培养成人的寡母,但那时候对家里人最好的保护就是保密不联系,以免被敌人知道了是抗日家属而遭杀害,这份付出,这种折磨和痛苦是今天的我们难以体会到的。</h3><h3> 阔别十年后,李化度回到村里时见到已长大成人的李铁铮时激动的落泪,几年前铁铮大爷说起爷俩相见的情景时记忆犹新,他告诉我说:“我爸一回来,妈妈就让我叫爸爸,我十年都没有见过他了,十年都没有叫过爸爸了,一下子突然冒出来,上来就让我叫爸,我接受不了啊,他又没有管过我,我不叫!”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让李铁铮记了一生。</h3><h3> 李化度的妻子池玉清虽只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但是个伟大的母亲,在丈夫为抗战博命,十年没有音信的情况下,她独自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还要照看着公婆,历经艰辛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抚养长大,先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入了党,这在解放前的农村是多么了不起啊!</h3> <h3> 1970年前后,由于受文革迫害,李化度从天津回到蓟县西龙虎峪老家,在村里与妻子池玉清两人住在祖宅里,过着平淡俭朴的生活,对家族晚辈的教育尤其热心。</h3><h3> 印象最深的就是其居住的屋后有一颗大杏树,熟的比较晚,我和一群孩子去捡雨后落下的杏子,当时老人家在东屋的土炕上躺着,听到了我们在外面的吵闹声时,也装作不知,大概是知道我们没有吃的,想让晚辈们多捡些解馋吧,但由于当时年岁尚小,其他的记忆就模糊了,1975年春天随儿子李铁铮到唐山居住。听母亲讲,离开老家时,李化度曾在祖屋痛哭,带着对生养故土的眷恋和难舍的乡情踏上了接他的汽车,走后再未有机会回来,只留下了空空的屋舍和寂寥的院落,从此我再没有吃过院里的杏子……。</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