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命后卫师——红三十四师最后幸存了多少人？

杨振东

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作为红军长征的总后卫师，在湘江战役中，坚守四天五夜，阻击数十倍敌军，确保中央红军主力度过湘江，三十四师被重重包围，终因寡不敌众，孤立无援，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牺牲，几乎全军覆没，成为湘江战役唯一一支成建制全军覆没的红军师级单位。湘江战役中，这支主要由闽西子弟组成的5000多人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幸存下来呢？

据有关中共党史研究者发表的论文统计，已知幸存者仅为12人，此外没有留下名字的尚存者400余名（皆为闽西子弟）。

一、已知有名有姓幸存者12人

——幸存者之一韩伟（开国中将）

韩伟（1906-1992），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北省黄陂县人。曾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北伐战争、秋收起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长为福建军区参谋长兼独立第八师师长。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湘江战役时任34师100团团长，三十四师幸存下来的官职最大的人员。湘江战役部队整建制突围无望后，采取了分散突围，韩伟所在的100团打到最后，还剩6人，包括韩伟、三营政委胡文轩、一营营长侯世奎、5连通信员李金闪因不当俘虏跳崖被救未亡（胡文轩和李金闪后被追敌杀害）。韩伟和侯世奎后来又遇到了一营司号员罗金党，在当地老乡的救治和掩护下，三人在一位乡村医生家养伤。韩伟和侯世奎伤好后，去找党组织，由于罗金党腿受伤，没能同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韩伟历任军委军事教员训练班主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选为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幸存者之二侯世奎（开国少将）

侯世奎（1911—1976），甘肃省皋兰县人，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6年1月24日，侯世奎在兰州病逝。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34师一营营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营长，滨海军区团长，东北民主联军旅、师长，安东军区参谋长。参加了辽沈等战役。建国后，历任甘肃省军区参谋长、西北军区干部文化学校校长、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侯世奎所在的三十四师担任（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的后卫警戒、收容掉队人员等任务。11月，该师刚进至湘江封锁线，突遭敌人阻击，因与前面部队相距较远，失去联系，虽拼死搏斗，仍遭失利，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在此次战役中，侯世奎负伤后被俘，先被送到衡阳关押，不久又被押到昆明监狱受刑，铁窗生活历时三年之久。在狱中，残暴的敌人为了向他拷问红军的情况，施用各种酷刑，致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特别是敌人的严刑损伤他的神经系统，使他患上了癫痫症。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在释放政治犯时出狱。获释后，侯世奎立即从昆明北上，辗转数千里，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1938年3月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旋转赴延安，回到革命队伍。

——幸存者之三高春林

高春林，生卒年月籍贯不详。三十四师某营连长。1988年，著名作家魏巍出版了《地球的红飘带》，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篇小说。书中有这样的描写：“说着，他拾起棉袍的大襟儿，拆开一条缝儿，取出一个纸条，恭恭敬敬地递过来。周恩来接过一看，立刻满脸喜色，紧紧握住那人的手说：“哎呀，原来是你们，真太辛苦你们了！”“这没有什么，都是我们该做的事。”那人和悦地一笑，接着指指另外一个人说，“这位是三十四师的连长高春林同志。”周恩来一听那个穿黑棉袄的人是三十四师的，不禁喜出望外。“小伙子，你是三十四师的吗？现在怎么样？”“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哭着说。“怎么？剩下你一个人？”“是的。”高春林说，“我们全师五六千人，一连守了几天，就伤亡了两三千人。可是我们不能退呀！陈师长对我们说，为了掩护党中央，就是死了也要顶住。等中央纵队过了江，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再撤也撤不出来了。”……

虽然《地球的红飘带》是一篇小说，不免有虚构的成份，但此处涉及到了周总理的描写，料想魏巍在创作的时候，应该有一定的史料依据。

——幸存者之四罗金党

罗金党，生卒年月籍贯不详。十四师一营司号员，湘江战役避过敌军搜捕，养好伤后，也做出了继续寻找红军队伍的选择。但是，与韩伟相比，罗金党少了几分幸运，在苦寻无果后，不得不在广西南丹县落脚，做了上门女婿，靠着编筐的手艺维持生活，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罗金党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还和韩伟取得了联系。

——幸存者之五钟光邦

钟光邦，生卒年月籍贯不详。三十四师102团司务长。《文史春秋》杂志1998第3、4期连载了《红军三十四师桂北惨烈悲壮覆没纪实》，作者王熙兰，桂林旅游专科学校的老师，对中国革命史有一定的研究，这篇纪实是关于描写三十四师覆没最为详实的一篇文章。该文明确指出了这位幸存者钟光邦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仍然在世。

——幸存者之六龙上林

龙上林，原名龙良清，福建长汀人（原籍江西），生于1916年8月。红三十四师一0二团二营司号员，湘江战役中负伤幸存在湖南永州蓝山即湘江战役的最后熄火地务农至1987年去世，享年72岁。

——幸存者之七兰发连

兰发连，生卒年月不详，湖南永州蓝山人。1932年在老家参加游击队，1933年3月参加红军，1934年农历九月初九日参加长征，湘江战役负伤幸存在蓝山务农。

——幸存者之八吴富祥

吴富祥，生卒年月籍贯不详。湘江战役幸存在湖南永州蓝山，其后人现住在蓝山县汇源乡湘源村。

——幸存者之九廖仁和

廖仁和，生卒年月不详。红三十四师一○二团机枪连连长。龙岩县红坊乡晋（建）背村人，原先在家中种田，1928年，廖仁和和一个哥哥跟着邓子恢参加了红军。湘江战役中因伤口化脓，部队将其寄放在当地一群众家养伤。后因敌人搜查得很紧，他怕连累群众，伤稍好点就悄悄离开，一路讨吃一边找部队。后来乞讨到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罗田镇峡里村，被当地人李绍伯收留做儿子。解放后，就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灌阳县雷家湾村定居下来，给生产大队放鸭子。当地政府每月给一些生活费。

——幸存者之十无名氏

三十四师一战士无名氏，生卒年月籍贯不详。湘江战役突围后，他从山上跳下来滚落在了广西桂林灌阳界内，然后被灌阳的老百姓救活了，最后成了人家的上门女婿，留在了广西的灌阳，姓名不详。（韩伟之子韩京京提供资料）

——幸存者之十一、十二朱留新、童马生

陈树湘带领残部过江华牯子江的战役中，有4名红军被打散，被江华桥头铺黑洞村民游用材一家冒死收留。其中两名红军（姓名不详）伤好后继续追赶部队，另两名红军朱留新、童马生因有脓疮伤一时难恢复无法远行，留了下来，后经人介绍，分别给桥头铺下车和沱江镇鱼塘坡的两户人家做儿子，从此隐姓埋名在当地定居了下来。【作者/郑万生（《文史博览》2019.11）】

二、余部90余人突围，大多牺牲，少数尚存世者隐姓埋名

陈树湘师长壮烈牺牲后，红三十四师余部90余人先后在师参谋长王光道（后牺牲）和一〇一团团长严凤才的率领下，转战于湘南的道州、永明、江华、蓝山、宁远之间的山区地域，开展游击活动。队伍最多时曾发展到三百多人，并建立起了三支游击队。以后大部分牺牲，只有少数将士隐姓埋名，藏匿于民间，得以幸存。韩伟之一〇〇团被打散，仅余三人，又被民团冲散，仅余韩伟一人生还。

三、没有留下名字的被俘尚存者400余名

三十四师最终有400余人（皆闽西子弟）被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民团俘虏，经请示李宗仁后，被遣返闽西原籍。

让我们永远记住红军三十四师，记住这些幸存的人员吧：韩伟（中将）、侯世奎（少将）、高春林、罗金党、钟光邦、龙上林、兰发连、吴福祥、廖仁和、无名氏、朱留新、童马生、以及没有留下姓名的四百多名闽西子弟。

四、曾在红三十四师工作过，湘江战役前已调离该师的幸存者（5名）

1、原34师100团通信副排长张云龙（开国少将）

张云龙（1910—2006），福建省永定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原红12军（后併入15军团）34师100团通信副排长，后调任红1军团通信连排长，红3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第13团副特派员，中央军委警卫团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参谋，第1支队参谋，特务团参谋长，第1师3旅7团副团长。经历过皖南事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1师3旅8团团长、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6纵16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23军68师师长。参加了莱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兵团23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195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赴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4军副军长。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原红34师100团团政委张力雄（开国少将，1961年）

张力雄（1913—），福建省上杭县通贤乡障云村燕子塔自然村人，原红34师团政委，至今107岁仍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福州军区顾问。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3、原红34师宣传干部卢仁灿（开国少将）

卢仁灿（1915年—2007年3月12日），福建省永定县坎市镇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长征时至湘江战役时曾在红34师任宣传干部。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4、原红34师师部测绘员丁甘如（开国少将，1961年）

丁甘如（1917—1995），福建省上杭县人。一九三O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司令部作战科测绘员，曾任红十二军（后併入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部测绘员，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九团团部测绘员，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师部测绘员，援西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校务部队列科人事股股长，中央军委作战局作战科副科长、情报科科长、情报处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一师副参谋长、参谋长，东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兼沈阳卫戍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武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战史研究部副部长，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成都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1955年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5、原红34师连政治指导员黄鹄显（开国少将）

黄鹄显（1914－1986），福建省上杭县蓝溪镇岐滩村人。1931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装甲兵顾问。原红34师101团连政治指导员。后历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红四方面军作战科长、军参谋长、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纵队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师师长、装甲兵司令部副参谋长、装甲兵学院院长、湖南省国防工办副主任等职。1956年6月13日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

正因为有了象34师这样的军队，中国共产才得以取得了49年建立国家政权成为必然，向所有红军将士致敬！

向英勇革命先烈致敬！向人民英雄致敬！

【史料链接之一】：湘江战役始末

1934年夏，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军革又将红34师转归红五军团指挥，董振堂任军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经调整，全师的营、连干部，除少数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和红军学校毕业分配来的之外，大多数系福建籍。下辖3个团，每个团约一千六七百人。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参谋长王光道、政治部主任蔡中。第100团团长韩伟、政委侯中辉；第101团团长严凤才、政委杨一实；第102团团长吕宫印、政委范世英。全师官兵5000余人。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受挫，中央不得不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前往湘鄂西与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合。10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开始突围西征，红五军团担任后卫。

11月中旬，红军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桂边界潇水、湘水地区。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湘粤桂边“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中央军9个师，湘军何键7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共26个师约30万兵力，合力围剿红军。

过湘江之前，中央红军就已大量减员，从出发时的8.6万人下降至6.4万人。危急时刻，李德等人仍坚持向湘西转移的原定计划，一头钻进蒋介石设置好的口袋，这就注定了湘江战役的惨烈。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正式决定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指示红军各部分四路纵队从多个地段强渡湘江。次日，红军主力进入桂境。

11月26日，一直担任殿后重任的红五军团34师进至道县以南葫芦岩。接到上级命令后，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长刘伯承向师长陈树湘宣布该师的作战任务：坚决阻止尾随之敌，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而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但尽可能赶上主力。

师、团首长一致表示：“请军团首长转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我们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刘伯承最后叮嘱：“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把军团的殿后任务交给你们师，这个担子很重啊！”

红34师接受任务后，着急地等待八、九军团入关。11月28日，阻击周浑元部4个师的战斗打响，原红34师100团团长韩伟对当时的激烈战况记忆犹新：守卫在前沿阵地的我团，提出了“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主力部队抢渡湘江”的响亮口号，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弹药打光了，红军指战员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有位福建籍连长，身负重伤，肠子被打断了，仍然指挥战斗。阵地上炮火横飞，前沿工事被打得稀巴烂，山上的松树只剩下枝干……红34师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迟滞了周浑元部4个整编师的进攻，为完成掩护中央、军委和兄弟部队于12月1日渡过湘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受敌阻击，而后改道，加之一度走错方向，11月29日晚，红八军团才由雷口关经大营进入水车，比红九军团晚了4个小时，比原定的作战计划整整迟了三天。这原是预料一天一夜急行军即可赶到湘江的路程。

11月29日下午3时，中革军委电令34师：“三十日晨应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红树脚（枫树脚）、泡江以北的部队……”但实际上，（广西灌阳）新圩枫树脚阵地已经失守，仍命令34师去枫树脚，无异于让红34师孤军深入。

30日凌晨，34师迅速从浮桥渡过灌江，却惨遭敌机轰炸，猝不及防的近200名战士倒在血泊之中，且耽误了一两个小时。继续向枫树脚急进，因不熟悉地形，又没有向导，34师按照军委电令走地图上的直线，又犯了行军路线的错误，由此走进都庞岭深处。

都庞岭，南岭山脉五岭之一，位于湖南江永、道县、芝山与广西灌阳、恭城等县交界处。山高路陡，红34师数千人马带着辎重在羊肠小道上缓慢行进，面前还有一座海拔1100多米的观音山，当艰难地登顶时，已是12月1日上午。其他部队已经渡过湘江，而桂军向界首推进，湘军4个师也溯江而上，封锁了湘江渡口，红34师完全陷入重围之中。

12月1日下午2时，红34师的处境已极为艰难，中革军委发来电报，让他们按照地图直线取道，翻越海拔1935米的宝盖山。对于直线取道的致命错误，陈云曾回忆说：“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

12月2日，红34师在（广西）蕉江乡大源村灯草田的村民凤乾志的带路下，到达蕉江乡的界顶。红军翻过宝盖山南侧的分水坳，进入全州安和（现灌江瑶族乡）桐木江带，当晚在箭杆箐宿营。

12月3日凌晨4时，红34师再次接中革军委电令，指示“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红34师从大源沿建江而下，准备经大塘直插凤凰嘴，抢渡湘江。在蕉江乡大源村毛竹山的凤乾武、凤乾松向导下，抵达安和乡文塘村。桂系第七军夏威部一年前曾在桐木江地域镇压过瑶民起义，熟知地形，便事先在红34师必经之路构筑阻击阵地。

12月3日下午，34师前卫102团首先在文塘新圩自然村遭桂军夏威部阻击，战士们在团长梅林、政委蔡中的指挥下，向桂军阻击阵地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猛烈突击，但久攻不下。师部及101团、100团先后赶到，迅速占领了大源山口的几个自然村。

激战中，一颗炮弹飞至指挥所，34师政委程翠林、102团政委蔡中牺牲，电台损毁。至此，红34师与中革军委的联络完全中断。敌人完全切断34师的渡江之路。

陈树湘果断命令100团接替102团断后，全师向东退入大源山区。桂军密集的炮弹呼啸而至，又由于不熟悉地形，边打边撤的红34师被敌切断成多股，师部失去指挥战斗能力，各团各自为战。100团政委侯中辉、101团团长苏达清和政委彭竹峰相继阵亡。

突围出来的红34师撤到都庞岭深处的白露源茶皮浸（海拔1200米）时，仅剩下1000余人。在茶皮浸通往灌阳仅有的一条羊肠小道上，又与夏威部第四十四师和陈恩元的民团发生遭遇战，虽乘敌立足未稳发起反攻，歼敌一个连，但前方已被敌团团围住，只能折返至茶皮浸。后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转移到鱼岩村住宿，深夜又遭到蒋余荪所率全州民团袭击，红34师仓促应战，虽击溃民团，但亦牺牲十几名红军战士，只得趁夜色突围而走。

12月4日，红34师余部出鱼湾，经摆鼓岭，过罗塘村，由新圩至灌阳大道时，又被蒋余荪民团包围，部队苦战半日，终突围由板桥铺穿过全灌，进入灌阳境内的洪水箐山区。全师仅剩四五百人。

12月5日晚，红34师在洪水箐半山腰短暂休息，据韩伟回忆：“陈师长召集师团干部紧急会议，作出了两条决议：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当天深夜，突围开始。虽然三四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人员极度困乏，但大家互相照顾，趁着夜色向湘南前进，刚刚通过敌人猫儿源据点，正准备向长塘坪前进时，灌阳易生玉民团从四面向34师扑了上来。一番激战，红34师仅剩200余人。此时，100团团长韩伟向陈师长表达全团30多人的决心：我们掩护，你们赶快走!

100团击退了民团多次进攻，只剩下十几人，也与前行的34师余部失散了。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

人困马乏的34师一路苦战到12月9日，才向东突围进入湘南。12月11日，陈树湘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全师余部在抢渡牯子江时，遭江华县民团伏击，陈树湘腹部中弹。战士们抬着陈师长且战且退至驷马桥附近时，还剩余百余人，又遭道县民团第一营的拦击，双方激战数小时。红军击溃民团后，决定向赖子山前进，而宁远县民团已从鲁观洞向道县奔来，江华县民团尾追又至。

紧急关头，陈树湘下令王光道率领尚余的90余人立即上山，考虑自己伤势严重，行动不便，为不拖累部队，自己坚持留下来，但战友们还是留下了一名警卫员和一名通信员照料他。陈树湘隐蔽在驷马桥附近的洪东庙治伤，在道县何汉部民团搜索时不幸被捕。在担架上，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时年29岁。

残忍的敌人割下陈树湘的头，悬挂在长沙市小吴门外的灯柱上示众三日。警卫员和通信员因严词拒绝敌人诱降，也惨遭杀害。

红34师余部先后在王光道和101团团长严凤才的率领下，转战于湘南的道州、永明、江华、蓝山、宁远之间的山区地域，开展游击活动。队伍最多时曾发展到300多人，建立起三支游击队。1935年冬，这支红军游击队不幸被敌重兵包围，最后大都牺牲。至此，红34师全军覆没。

然而，在灌江河畔坚守山头掩护撤退，最后跳下悬崖的100团团长韩伟却命大未死。原来，他在跳崖时，先落在一棵大树的树冠顶上，再弹到一藤蔓上，然后才落到柔软的草丛中，虽然当时摔昏过去，但没有伤着身体。敌人撤走后，他苏醒了，随后又发现100团5连通信员李金闪和3营政委胡文轩还活着。

跳崖幸存的三位红军壮士含着泪水，收敛好几位壮烈牺牲同志的遗体，而后追赶部队。途中，三位红军将士再次遭袭，李金闪、胡文轩先后牺牲，而韩伟则被兴安县漠川乡协兴村的村民王本生救护。待敌搜山退尽后，韩伟化装成老百姓，混在群众中挑山货到兴安县城卖，乘机寻找大部队。在找不到组织和队伍而自己生活无着落的情况下，韩伟迫不得已投到国民党军薛岳麾下欧震的九十师押护班当了一名士兵。后来，韩伟在一次兵运活动中试图与武汉地下党联系，不料几年前曾一起在安源搞罢工斗争的叛徒张联华在汉口认出了他。因叛徒的告密，韩伟被敌人关进了武汉陆军监狱，被判了十年徒刑。西安事变后，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经周恩来出面交涉，韩伟重新回到革命队伍。1955年，韩伟被授予中将军衔，曾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92年8月5日，韩伟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红34师能像韩伟这样幸存下来的不足500人。据有关资料显示，红34师的5000闽西子弟，在全师覆没的全过程中，多数战死沙场，有的在负伤后被冻死、饿死、病死，余下的400多人皆被国民党军或地方民团俘去，先关押在广西的全州县城、兴安县城和桂林的监狱里。后来，白崇禧经请示李宗仁，在得到“遣返回原籍”的首肯之后，便用船将他们沿漓江、桂江、西江经梧州运到广州，最后送到厦门，再遣回闽西原籍。

三十四师里那些血洒沙场的福建籍英烈大都成为无名英雄。近几年，经过福建、江西民政部门多方查找，查出有名有姓的在册福建籍烈士一千一百一十四名，其中龙岩籍六百零六名、三明籍五百零八名，并在灌阳县革命烈士纪念园内修建了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无名烈士纪念碑，这一千一百一十四位福建籍红军烈士英名分别镌刻在了十二块碑上。

这些红军战俘，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时期，多数重新参加了新四军等抗日革命队伍，继续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战。湘江之战，惨烈空前，红34师从此在中央红军的番号中彻底消失了。桂北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洒满了闽西红军将士的鲜血。

红34师悲壮的经历，让人每忆一次，心碎一次。红34师5000余名官兵的名字绝大部分已无从知晓，但他们所建立的功勋永世长存！

【史料链接之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

红34师是1933年春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建而成的红军队伍，下辖第100团、第101团、第102团。在长征途中，红34师作为后卫部队，掩护中央红军突破重围，最终全师全军覆没。

1933年3月，红34师第一任领导成员：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谭震林，下辖第100团、第101团、第102团。第100团团长韩伟、政委范世英，第101团团长陈树湘、政委杨一实，第102团团长吕贯英、政委程翠林。每个团编有三个营，每个营编有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每个连都是一百三四十人。全师共有四千余人。归红1军团第12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谭震林）管辖。1933年9月下旬，红34师归红9军团管辖。第五次反“围剿”，红34师归红7军团指挥。

第二任领导成员：1934年2月，红34师领导成员：师长彭绍辉、政委程翠林、参谋长袁良惠、政治部主任朱良才，第100团团长韩伟、政委张力雄；第101团团长陈树湘、政委杨一实；第102团团长吕贯英、政委范世英。归红5军团指挥。

第三任领导成员：1934年4月下旬，红34师领导成员：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参谋长王光道、政治部主任蔡中。第100团团长韩伟、政委侯中辉；第101团团长严凤才、政委杨一实；第102团团长吕宫印、政委范世英。每团约1700人，全师共5000余人。归红5军团指挥。

自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红三十四师一直担负着全军总后卫的重任。1934年11月27日至29日，红三十四师奉命扼守在灌阳文市、水车一带，成功迟滞了敌军的疯狂尾追和侧击，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渡过湘江起了重要作用。

接着，红三十四师奉命前往枫树脚接防，在水车渡灌江时，遭敌军飞机轰炸，牺牲200余人。完成掩护任务后，通往湘江的道路被全部切断，红三十四师孤军留在湘江以东，陷入敌军的包围。1934年12月3日，赶往湘江途中，红三十四师在全州文塘遭敌军伏击堵截，与敌激战，伤亡惨重，师政委程翠林等将士牺牲。时任红三十四师第一〇〇团团长的韩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部队走投无路，被迫东返，在龙塘、新圩又与敌进行激战，再次遭到伤亡……”此后，师长陈树湘召集师、团干部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个决议：第一，从敌人薄弱部位突围出去，到湘南打游击；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树湘率余部向湘南突围。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一〇〇团，大部分牺牲，小部分流散。1934年12月7日，陈树湘率余部离开广西进入湖南，此时仅剩200余人。此后，他们遭敌袭击，陈树湘腹部受重伤，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他乘敌不备，用手绞断腹部伤口露出的肠子，断肠明志，时年29岁。

红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烈士简介：程翠林，1907年出生，男，湖南浏阳人。1927年入党和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红三十四师政委。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一军团某团政委，参加过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斗。1933年3月，调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一○二团政委。同年夏，调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该师曾一度归红七军团指挥）政治部主任，并随红军东方军参加入闽作战。同年底，升任红三十四师政委。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与师长陈树湘率部先后投入梅口、石城、高虎垴等一系列艰苦的防御战，多次予敌以重创，有力扼制了敌军的进攻势头。1934年10月起，奉命与陈树湘等率部作为后卫部队掩护中央主力红军突围长征，配合兄弟部队连续完成了突破敌3道封锁线的殿后任务。同年12月1日，在掩护主力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大战中，英勇牺牲。

【编辑/杨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