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国旗飘飘

　　我的母亲，是一名革命烈士的遗孀。1921年10月11日出生在邓川县（老县名）溪长村杨氏家庭，家中排行老大，下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外公外婆都是种地的农民，外公在家建了个小酒坊，母亲从小就帮着外公煮酒，挑水背柴，烧火煮饭，领弟弟妹妹，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计，从小学会了做很多农活。母亲生在旧社会，女儿没有读书的机会，只供儿子读书。她虽没读过书，但接受着“三从四德”的传统教育，懂得女子要相夫教子，孝敬父母，料理家务，勤俭持家，侍候公婆，照顾弟妹。母亲是个很传统、很守旧的女子，她一生受苦，受尽各种各样的打击和折磨，但她从不示弱，从不放弃，不悲观，面对曲折的人生，与命运抗争，她从一个柔弱的女子变成强悍的妇女。

　　1939年母亲在父母包办下，不满18岁就嫁到寺登村段家，与段炳奎为妻。段炳奎是个独儿子，下面有两个妹妹，公婆刚结婚一年多就先后病故，公婆安葬后，家里的一切事务就落在母亲身上，她承担起做嫂子的责任，照顾好妹妹，为两个妹妹出嫁购置嫁妆，操办婚事。段炳奎性情刚烈、粗暴，有大男子主义，在村里很讲义气，爱出风头，打破不平。很不理家事，不愿做农活，经常外出。

1948年段炳奎参加中共地下党游击队，说要为穷苦人民闹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阶级，解放云南。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维持着家，为了支持丈夫闹革命，家里成了游击队的活动据点，母亲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站岗放哨，给他们洗衣做饭，给游击队送信送物，被村里人骂她为共匪婆子。1949年前父段炳奎被国民党保安团枪杀时，母亲才29岁，还差点被国民党保安团杀害。母亲对那次的遭遇刻骨铭心，每当她回想起那次经历，她都痛苦不堪，泪流满面，每当我听着母亲讲述那段经历时，都为母亲伤心、难过，报愤不平。

　　1949年解放前夕，段炳奎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边纵七支队邓川游击队，队长张克让、政治委员周凤岐。游击队辗转于大理、邓川、双廊、鹤庆、黄坪等地区，大部分营地设在偏僻的村庄和山头上，有时隐藏在进步的农户家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解放军的解放政策，发动爱国进步人士参加革命。专门组织力量对国民党盘踞在各村寨的保安团进行偷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击和消灭国民党统治的后备力量，为解放军解放云南作准备。9月5日这一天，段炳奎随游击队潜伏到青索碧花园山头上，试图借机消灭驻扎在马甲邑村的国民党保安团。保安团也探听到共产党游击队近期的活动情报，多次派出小股部队到各村清乡，排查各村参加游击队的人员，安排布置各村保长、甲长监视游击队员回村活动情况，发现回村及时报告保安团。寺登村的甲长负责监视段炳奎回村的动向。正巧这天早上，游击队派段炳奎回村探听敌情，顺便回家看望一下妻子儿女。段炳奎到家后，母亲给他做了顿早饭，他吃过早饭后，换了一身衣服，就到村里转悠了一圈，看到没什么动静，本想离村归队。就在这时，村里的一名发小叫住了他，他也就毫无警惕地和段耀武蹲在村子中心，永秀家大门前，一棵大柿子树下的台阶上吹起牛来。一杆烟的功夫，突然从村北头冲来了四个保安兵，端着枪对准他两人问道：“谁是段炳奎?” 段耀武见状顺手一指，“是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保安兵就向段炳奎开枪射击，段炳奎中了一枪后发现情况不妙，起身就跑，边跑边掏枪，但还没跑出几步，其他保安兵又向他连开两枪，他就地倒下。段炳奎身材高大、魁梧，很有力气，在游击队里是个战斗力很强的队员，枪法准，身手敏捷，作战机智灵活，英勇善战、凶猛，参加过很多次战斗，战斗经验丰富，人称“咕噜”（白语），汉语“轮子”的意思，象轮子一样，追的快，撤得快。报信的人把他讲得更神奇，因此，来捉拿他的保安兵们都很害怕，作好先下手为强的准备，不问青红皂白，就向他开枪射击。几个保安兵上前用脚踢了他几脚，看他已死去，从他身上搜出一支手枪和一把匕首，就把他拖到村中心的空地上，割下了他的耳朵串起来，又冲到家里抄家搜查，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从家里楼上的墙洞里搜出一支火枪、几十发子弹和几把刀具，顺便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搜走。他们把母亲绑起来，连同三个孩子一起带到村中心的空地上，在前父的尸体前画了一个圈，叫她们母子四人站在里面示众。村里人听到枪声，胆子大的都出来看热闹，胆子小的躲在房子的窗口里或园子里的树丛中偷看，看着这血淋淋的场面，也没有一个人出来帮母亲说句话。当时母亲挺着个大肚子，身上背着一岁多的儿子，两个小姐姐一边一个紧紧地拉着母亲的围裙。保安兵当众审问母亲，问她家里的枪支和游击队信件资料藏匿在哪里？村里还有哪些人和段炳奎是同伙的？威逼母亲，如果不说，就枪毙全家。母亲知道我们前一家的段斌也是游击队员，他家也是游击队活动据点，藏有游击队的武器，但母亲就是不说。母亲受到丈夫革命思潮的影响，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痛恨国民党统治阶级，咬着牙回答道：“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母亲看着丈夫被枪杀后割去耳朵血淋淋的尸体，悲痛欲绝，愤恨不已，怎么能再出卖革命同志呢？她咬紧牙关，忍着悲痛，目视着保安兵，心里暗暗骂到：“短命死的，你们这样残忍的杀害我丈夫，共产党、游击队会来为他报仇的，杀死你们这些坏分子”。保安兵看着母亲拒不回答，其中一个保安兵端起枪对准母亲的胸膛吼到“他妈的，你死到临头了，还不开口，干脆一枪崩掉算了”，就在他将要扣动板机时，其他一名保安兵说到“算了，看她也不知道，一枪毙两命，可怜，我们为了国家，他们也是为了国家，留下一条后路吧”，那名端枪的保安兵听后，才把枪放下。两个姐姐看到父亲的尸体，吓得惊恐万分，大声哭喊……。每当听到这里，就使我想起抗日战争中的刘胡兰，面对日本鬼子的铡刀，挺身而出，豪不畏惧，那是她后面站着很多支持她的人，而母亲面对国民党保安兵的刀枪，背后却一个支持的人也没有。村民们还不知道共产党是好是坏，游击队是为什么而战斗，国民党还在统治，也不知道哪个党能打赢。在国民党统治区，把共产党游击队称为共匪，缴灭的对象，就连亲戚朋友也怕，躲得远远的，共产党游击队的家属势单力薄。

　　就在这时，在青索弥苴河河埂上接应段炳奎归队的游击队，听到村里的枪声，知道段炳奎可能出事了，他们立刻组织力量向村子包围过来。快到村南头时，就有人跑来给保安兵报信，说游击队来了，保安兵听后，立马提着前父的耳朵和搜刮到的东西向村北头撤去。等游击队员冲到村子中心，保安兵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看着前父的尸体躺在村心和被捆着的妻室儿女，为了伸张正义，游击队员们愤恨地朝天放了几枪，把村民们吓得跑回家里躲藏起来，村里几个保安团的奸细也吓得跑出村躲起来。游击队员们把捆着的母亲解开，母亲象发疯似的扑向丈夫，抱着丈夫放声大哭，边哭边撕下衣襟，包住丈夫的头，双手捂住割掉的耳朵，以泪洗面，用自己滴在丈夫脸上的眼泪，为他洗去血迹……。游击队不知从哪家弄来了一口棺材，帮母亲收殓好丈夫的尸体后，派人护送到东山埋葬。再把母亲安抚回家，游击队长告诉母亲马上就要解放了，国民党统治的日子长不了啦！叫她不要害怕，不要悲伤，关好门窗，照顾好孩子，他们一定要消灭国民党保安团，查出通风报信者，为段炳奎报仇。

　　 前父段炳奎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牺牲后，丢下了孤儿寡母的一家，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母亲看到前父被枪杀的血腥场面后，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整个身体都垮了，好几天卧床不起，曾有一段时间变得精神恍惚，差点被气疯了；两个姐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一直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孩子一下变成痴痴呆呆，性格变得孤僻了，整天抱着母亲叫害怕；大哥同光从那次受惊后，天天病怏怏的。整个家庭接近面临崩溃，幸好此时党组织派人来做安抚工作，好心的人也来安慰照顾、动员开导母亲，为了这个家庭，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和其他几个子女，要她振作起精神来，要把这个家撑起来，延续下去，要把革命的后代生下来，抚养大。

1949年11月，就在前父死后3个多月，母亲生下了前父的遗腹子，取名叫国光，意在：“父亲为国，光荣牺牲，子承父业”，愿儿子继承父亲的光荣事业。生下前父的遗腹子后，母亲感到很欣慰，她想这是老天爷对她的恩赐，大难不死，这个儿子一定有福气，有出息，她一定要把他好好的抚养大，把前父留下的4 个孩子抚养大。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二哥国光出生不久，大哥同光又因病死去，老天爷真是在给母亲开玩笑，给她一个儿子，又夺走了她另一个儿子。

　　1950年初，共产党游击队在解放军的配合下，消灭了盘踞在马甲邑村的国民党保安团，将枪杀段炳奎的4名保安兵就地就枪决。经地下党游击队调查得知，段炳坤回村当天，是村里的甲长段XX给保安团通风报信，致使段炳奎被害。1950年4月云南全面解放后，段XX受到邓川县人民政府审判和处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给保安兵指认段炳奎的发小也受到政府的惩罚，判刑3年。邓川县人民政府将前父段炳奎评定为革命烈士，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邓川县划规洱源县后，洱源县于1983年再次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邓川地区党史资料上有记载，属邓川清龙桥八烈士之一，洱源二中校园里建有八名烈士纪念碑。

母亲定为革命烈士的遗属，三个孩子为烈士子女，由地方人民政府给予照顾，当时给母亲发放了100个大洋，作为一次性抚恤费。后来由于建国初期，优抚政策没完善，三个烈士子女也不象现在一样，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而是每年春秋两季由生产队多分点粮食和秋冬季给点寒衣照顾，多发点布票之类的；母亲那时还年轻，也没享受到革命烈士遗属的补助，一直到死也没享受过。母亲拿着政府给的100个大洋，她不敢乱花，她知道这是用丈夫生命换来的，她就用这100个大洋，在青索弥苴河边的河埂脚下，买了一块2亩多荒芜的蒲草地，请工把地开垦出来，种上粮食。她的用意是用丈夫的骨头钱（卖命钱），买下这一块地，种出粮食来喂养他的子女，能长期享受他的福，好像他还在世一样。这块地后来划为自留地，直到现在还在，几代人都能靠这块地享福，这就是母亲的伟大之处。

　　母亲29岁守寡，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当时大姐顺业7岁、二姐利业5岁、大哥同光3岁不到（后因病夭折）、二哥国光（段龙章）是父亲死后三个多月出生的。母亲一人艰难地维持着这个家，又当爹又当妈，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生活十分凄凉，精神极度空虚，还时常遭受到隔壁邻居的欺负和社会上不法分子的欺辱，有人图谋不轨，视图打母亲的主意；家族中别有用心的人想见机逼母亲改嫁，把母亲赶走，好霸占段家的家产。为了不让段家败落下去，为了把几个幼小的孩子抚养大，母亲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找个男的来依靠。而我父亲杨继昌在孩子年幼时丧妻，家中也没有其他人，两个孩子没人照顾，1953年经村里人介绍，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到段家入赘，和母亲共同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1955年我同父同母的哥哥利文出生；1958年11月我也出生了。我俩兄弟的出生，成为杨、段两家连接的纽带。在全家生活极具困难的情况下，新添了两个孩子，给家里增加了更多困难和艰辛。一家9口人，只有父母两人是劳动力，其他的都是张口吃饭的孩子，家里一切事务都靠父母来干。日子虽然过得清苦点，但孩子们在父母的照顾下，有了精神支柱，具有安全感，有家的感觉。那时是集体人民公社，又逢“大跃进”年代，革命加拼命，一开始生产队统一吃饭，统一劳动，各家各户把家里的粮食、食品、锅碗瓢盆都拿出去集体伙食团，家里不准起火做饭，一日三餐按时到伙食团吃饭，过着社会主义的好日子。因此，当时流行着“社会主义好，吃了吃了又来了”。到了1959年底全国出现灾荒，粮食紧缺，转变为饥荒，集体伙食团的粮食也吃光了，只好解散，各家自行解决吃食，各家各户也没有存粮，被称为“粮食过关”。很多人家因吃不上饭，饿了用米糠、野菜、仙人掌面等充饥，很多人得了营养不良、水疽病、胃病，饿死的不计其数。忠厚老实的父亲承担着村里生产队的马队驮运，经常外出驮运物资，到山上驮运柴火、到乔后盐矿为村民驮运食盐，每天上驼子下驼子，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一去就是几天，吃住都在路上。1960年在这场饥荒中，他把自己的那份粮食留下给孩子们吃，自己在山上找野果子、野菜吃，甚至吃喂马的饲料、用米糠、仙人掌面充饥，身体极度营养不良，加上超负荷的劳动，最后积劳成疾，胃病发作，抢救无效离开人世，可怜的母亲又一次失去了丈夫，时年我还不满2岁，可怜的我还没有记清父亲的音容相貌就失去了父亲。

　　父亲病逝后，母亲再次受到打击，病倒了，被送到马甲邑公社卫生队救治。七八年间母亲再次丧夫，对她心里打击很大，在病痛中苦苦挣扎。那时刚解放不久，农村封建思想严重，有些人说母亲命苦，有些人说母亲克夫，面对着各式各样闲言杂语，给母亲增加了生存的压力。母亲在百般无奈下，再次振作起来，她化悲痛为力量，她抵制着邻居和外人的流言蜚语，她没有被灾难击垮，她从一个柔弱女子逐步变坚强起来，决心不再招、再嫁，靠一个人的力量，维护着这个家，一定把孩子们抚养成人。

母亲为了维持这个家，强忍着病痛，一个人竭尽全力照顾着两家的孩子们，尽力给我们吃饱穿暖。1963年我8岁的利文哥哥，在马甲邑鹅头山读小学二年级，身体长得很好，又很聪明。在学校里读书很用功，学习成绩也不错，又热爱公益劳动，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他；在家里，是个很听话的孩子，经常帮母亲做家务，扫地、煮饭、割草、喂猪喂牛，领我玩耍，对我感情很好，我俩就像一对小鸡仔，时时刻刻在一起。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他不幸突发急性脑膜炎，抢救无效，母亲眼巴巴的看着又一个活生生的儿子离她而去，这是在父亲病逝才3年，悲惨的命运再次降临母亲，无情地夺走了她又一个儿子。

　　1962年至1964年间，两个姐姐相继出嫁，母亲一个人为她们操办婚事，忙前忙后，那时又是困难时期，家里很穷，到处借钱为她们购置嫁妆，希望能让两个女儿过上幸福的日子。大姐顺业出嫁到兆邑南园村的杜家，生了2 个孩子后，因为婆媳关系不好，天天吵架，最后闹到离婚，第二次改嫁到河尾。二姐利业出嫁到溪长村的董家，生了3个孩子，在生第三个孩子时，因产后生病，导致双目失眠，男人又对她不好，天天打骂，母亲为了照顾女儿，给她医治眼病，到处求医问药，求神拜佛，最终也无法保全了二姐的性命。为两个女儿操心操肝，费尽苦心。

二哥是前父的遗腹子，又是烈士子女，是母亲最宠爱的儿子。二哥长大后，母亲为了让他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1969年送二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临沧边防部队，保卫祖国边防。

二哥当兵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母亲虽然是烈属，又是军属，但她在村里，从不向集体要求照顾。重活、脏活、男活、女活她顶着干。那时是集体公有制，生产队统一出工派工，遇到突发性劳动，生产队按户派遣，每户要出一个男劳动力，我们家没有男劳动力， 只有母亲出去顶着。那些年洪水泛滥，弥苴河常常决堤，防洪、守河堤，背沙袋，她什么都干。集体上山伐木、砍柴，每户去一个男的，母亲也都上山顶着，一干就是十多天，背柴扛木头样样都干。每天回来累得腰酸背痛、四肢无力。从了生产队的苦力活外，家里的重活、脏活都是她干，青索河埂脚下的园子，由于请不起工，每年的挖田耕种都是她一个人起早贪黑的干，时熟两季，守园子请不到人，只好她去守，晚上我陪着母亲，点着灯笼到河埂上，借着防洪的窝棚半躺半蹲着，夜里很不敢睡，母亲手里握着镰刀、棍棒，随时防备着小偷来偷折成熟的包谷，我缩靠在母亲身上，时睡非睡，听着河埂上的猫头鹰、豺狗、野狗等各种怪物的叫声，害怕得紧紧抱着母亲。最害怕的是青索的那个“多福”(疯婆娘)，整夜在河埂上叫来叫去的，叫累了就专进窝棚里来睡。有时候没去守，包谷就会偷走，母亲急得呜呜的哭，这就是家里没男人的伤心处。

　　我是母亲最小的幺儿，母亲很疼爱我，我也很爱母亲。从小跟着母亲长大，没有父爱，只有母爱，我心里很空虚，时时都离不开母亲，她到哪里我都要跟着到哪里，时常把我带在身边，明里暗里保护着我，尽量不让我受到欺负。

1974年9月我升学到洱源二中读高中，那时家里已经是矛盾重重，母亲的日子过得很难很苦了，但她不愿让我辍学，坚持一个人也要供我上学。生活不管再紧再难，母亲每个星期都给我凑3至5元，学校每月给我助学补助5元，保证我在学校的生活费。我一有空，就回生产队出工挣工分，帮母亲做农活，尽量减轻母亲的负担，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学期。母亲看着我逐渐长大，也逐渐懂事了，她心里很高兴。她辛苦了一辈子，能把几个子女抚养长大，看着一个个都成了家，她最后的愿望，就是再把我这个小儿子成家，她也就安心了。但是，当时的家庭矛盾不断升级，每当我从学校回家，看到家里吵架，我心里都很难受，可怜母亲为了我受这么多罪。

　　1975年高一下学期，家庭矛盾更加恶劣，为了缓解家庭矛盾，让母亲少受折磨；为了让我安心学习；大队领导动员母亲，让我先到中邑村大哥家，跟大哥住一段时间。母亲被逼无奈，只好同意我去大哥家，我们母子就这样被分开了。

　　自从那次离家后，我有四五个星期没回家了，也没看到过母亲，心里还是很想母亲的，很想去看看她。有一天，我去寺登村生产队打场（庙子）里，看母亲是否在那里。我到打场后，看着母亲呆呆地坐在大殿的石台阶上，见她象变了一个人似的，消瘦了很多、憔悴了不少，脸色惨白，精神恍惚。我跑到她面前，叫了一声“妈”，我的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了出来。这是我们母子分开后第一次见面。她看见我，忙站起来抱住我“阿其”一声，痛哭起来，后来她流着泪问我，“你大哥对你好吗？你去读书了没有？生活费有吗？”我回答她，“有的，你不用管了，大哥对我好的”。最后母亲对我说，“你就在你大哥那里算啦，别回来了，妈妈对不起你，妈妈没本事，照顾不了你，我的日子不长了，你好好读书，争取以后出门，走得远远的”。听着母亲这样说，我听懂了母亲话里的意思，她是不再叫我回家，不想让我回到她身边了，我心里又难受、又害怕，好像母亲要遗弃我了，给我交待后事似的。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最痛苦的是不能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那天和母亲依依不舍地分开后，又有两个多月没见母亲了，直到放暑假，我回去生产队出工劳动，才知道母亲生病了。有人告诉我：“你妈病了，得了子宫癌，都到下关检查确诊了，说是要能做手术还能有救，不做手术就老火了，住院做手术她哪来那么多钱，只有这样拖着等死了，有时间还是回去多陪陪你妈，她好可怜啊，整天睡在房间里，也没人管她”。听到他们这样讲，我心里像针戳一样，脑子里呜呜作响，整个身子都在发抖，话也说不出。我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只好默默流泪，默默地为母亲祈祷，希望老天爷保佑母亲恢复健康。

　　母亲在临终前，最不放心的人就是我，因为我还未成人。她在病床上见人就讲，我的小儿子怎么办呀，他还没成家啊，媳妇也还没娶，我要是走了，谁能照管他……。直到有一天，大队妇女主任杨桂英阿姨去看望她，母亲泪流满面地拉着杨阿姨的手说：“我小儿子还一事无成，我要是走了，没人照管他啊，我把他托付给你啦，你帮我照看着点”。杨阿姨安慰她说：“你放心，我会的”。杨桂英阿姨和母亲都是妇女干部，是母亲的领导、好伙伴，以前经常在一起开会，她们相处得很好。杨桂英阿姨是个正直善良的人，平常母亲有什么委屈都给她诉说，有什么困难都是找她帮忙，母亲只能把我托付给杨桂英阿姨了。

　　1975年6月18日，母亲病情加重了，小姨妈（国胜妈）来到大哥家赶我：“你妈快不行了，她很想你，想见你最后一面，快回去看看你妈吧。”我听后，急忙跟小姨妈跑回家，在床边拉着母亲的手哭喊着“妈，妈……”，母亲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睁开眼睛看着我，什么话也说不出，眼眶中流满了眼泪，从她那慈祥的眼神中，我看出，她是在说：“你可回来啦，我好想你啊，我要走了，就是丢不下你，我照顾不了你啦，你还正在读书，谁能供你呀，你还没成家，谁给你娶媳妇呀，往后你怎么办呀……”，看着母亲难受的样子，我心里又着急、又难受，我离开母亲只是半年多的时间，母亲竟然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离开母亲。这一天，我一直守候在母亲床前，一步也不离开，给母亲擦背揉肩，翻身，喂水喂饭，看着我侍候在她床前，她精神稍有点好转，脸色也好看了很多，这天晚饭她奇迹般的吃下了一碗，听说前几天基本吃不下什么，大家都说我回来后她心情好多了，吃得进去了。晚上我守在母亲身边，看着她一夜疼痛得呻吟不止，身体蜷缩着，给她吃止痛药来缓解，迷迷糊糊的睡一会儿又疼了，看着她疼痛难受的样子，我真是伤心极了。

第二天，6月19日（阴历五月十日）家里的亲戚来了很多，两个小姨、大姐也回来了，母亲的后家（娘家）大舅、舅妈、小姨妈等都赶来了，村里的很多老人都来看望，很多人在忙出忙进的在准备着什么。我感觉到情况不妙，伤心地静静守候在母亲床前，我握着母亲的手，母亲也紧紧的握着我的手，看着母亲呼吸忽快忽慢，眼睛时争时闭，嘴一张一张的，好像要对我说什么，又说不出。村里有经验的老人都说，“快了快了，她就等她这个小儿子来，想说什么了”。听到这话，我心里更是难受极了，难道母亲就要这样离开我啦，她还什么话也没给我讲啊，我也还没好好照护她几天的，都怪我，前段时间要和他们赌什么气，硬是不回来，我好后悔啊……。下午时分，母亲渐渐的呼吸越来越弱了，脉博也跳得越来越微了，脸色慢慢发白发青，就这样母亲默默的含着眼泪闭上眼睛，悄然离逝，她安祥地躺在床上，被病魔折磨后的脸上，有着太多的牵挂。母亲握着我的手渐渐松开了、冰凉了，很显然妈妈临死前紧紧拉着我的手，是她舍不得离开我啊，我忍不住的扑在妈妈的身上嚎啕大哭……

　　母亲在我心中，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她为了家庭和子女，吃尽了人间苦头，受尽了世间折磨。母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苦难的一生，她一生经历了多少次磨难，经受了多少次折磨，遭受了多少次打击。她死里逃生，千辛万苦挺过了一次次的打击，忍受了各种各样的侮辱，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她一个人把一个接近奔溃的家庭维持延续下来，把革命烈士的子女一个个抚养成人，让烈士的后代得到传承，她先后培养了两个儿子成为革命军人，让我们投身于保卫祖国的边防事业。二哥196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临沧边防部队，曾参加过中缅边境保卫战。我是在母亲病故后的第二年，1976年入伍的，到14野战军，1979年2月参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兄弟两人先后为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作出了贡献，这都是与母亲的培养教育分不开的。

　　母亲一生费劲了毕生精力和心血，耗尽了全身的体力，她苦、她累，到头来落下了一身的病，她病倒了，看着被病魔折磨得疼痛难忍，却没有一个人能帮她、拯救她。母亲一生勤俭持家，节俭做人，她从小教育我们：“做人要勤俭节约，不要浪费，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有时要想到无时”。她一生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她把有限的资金都用在儿女上，用在家庭建设上，在家庭经济极具困难下，她先后两次翻修房子，把将要倒塌、破烂不堪、漏风漏雨的老古房翻盖一新，让全家人有了安全的保障。从我懂事开始，看着母亲无钱办事，愁眉苦脸，低三下四，求人借钱的情景，我现在想起来都为她难受。母亲的一生是勤劳、善良、坚强、隐忍而又痛苦的一生。她一生很要强，不愿受别人的气，不受人欺侮，家里重活、脏活都是她一个人干，每天起早贪黑，忙里忙外，不辞辛劳。母亲不光是维持着家庭事务，在村里、生产队里还是个劳动积极分子，贫下中农的忠实代表，她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忠城于公益事业，爱护集体，善于帮助别人。

2020年6月10日（阴历润四月十九日）为报达母亲的养育之恩，纪念母亲诞生100周年、逝世45周年，为母亲修理了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