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遥远的过去

鄠邑闲人

开始上学了

　　1975年，当我刚开始上学的时候，直接上的就是一年级。

那时候，在我们这儿的农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幼儿园幼儿班什么的，连听说过都没有，而且，那时侯，学校学年开学好像还是在春季的。

当年我村的学校规模，在方圆也不算小，学校里面既有小学，也有初中，学校全名叫“父慈学校”，而不是什么父慈小学或父慈初中什么的。

我们村学校，位置在村子的西北角，学校的南边围墙和我家后院只有一墙之隔，只是当年的学校大门朝东开，我家门朝南开着，所以每次上学还得绕上一大圈儿。

才上学那时，遇到的第一位班主任是杨彩兰老师。她带我们这班的时候，好像才三十左右的年龄吧，也许比这还大点儿。她眼睛不大，短发头（当时都叫剪发头），下巴处好像有个痣。她人特别和蔼，但上课好像挺严厉的。

　　我才上学那会儿，啥也不知道，看街道人家娃们把饭一吃，背上书包往学校跑，自己也不管饭吃没吃，稀里糊涂把书包往脖子上一挂，也就跟着向学校跑去了。

当年我们的书包不是买的，一般都是家人用块块碎片布拼起来缝的，这还有点象现在所谓的工艺品一样。书是学校发的，可作业本子一般是用白细纸裁开自己订的，32开大小。

大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文具盒，随便什么盒子凑合的用，里面装上个铅笔，塑料尺子或用木条条自制尺子，还自制刻度，外加一个圆棍棍橡皮蛋儿。记得当时才学算术（不叫数学），还要有一个特别的自制学具，就是用线线穿上一串串包谷天花棒棒儿，挂在脖子上，用来学数数儿。

　　那时每天匆匆去学校里，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根本就搞不懂去学校要干啥事儿，人虽然呆呆地坐在教室里，可只是一心一意地等着那放学的铃声响起。只要放学铃一响，大家就一窝蜂似的狂奔出教室，再疯跑出学校大门。

其实，每天放学以后，那才是我们真正快乐的开始，大家伙儿三五成群，男娃玩着男娃喜欢的游戏，比如打仗、打四角儿、打嘎等；女娃玩着女娃喜欢的游戏，比如抓蛋儿、踢毽子、跳绳等。都忙得忘乎所以，简直就没有了时间，忘记了一切。

直到家长们满大街找到我们后，撕着各自娃的耳朵往回拉着，有的拿鞋底抽着往回拽，这时，我们才突然发现，应该回家吃饭了。

　　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其实在1975年，国家也发生了许多大事，比如最重要的就是，邓小平复出，重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可当时，对我们这些碎娃们来说，没有人在乎这些国家悄悄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依然纯天然地快乐着自己。

记得当年好像流行的话就是，一边摇头晃脑，一边说：

“马尾巴的功能”（这是电影《决裂》里的话，是学校曾经组织在学校集中看的）。只是至今没有明白，为啥要一边说着，一边要晃脑袋瓜，好像还要双手扠在腰间，俨然一个小老学究的样子。

还有就是：“《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为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不知道毛主席这句语录，怎么也经常停留在脑海里了，好像是学校的哪个墙上曾经刷有这样的标语吧。）

其实，这些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凭我们当时那年龄，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意思，好像就是觉得好玩罢了。

风靡的小人书

那个年龄段，在当年的农村，如果要说最高雅的文化娱乐活动，那就算是看各种小人书了。

我们这儿，当时把小人书叫娃娃书，也许因为看这类书的都是我们这些娃们吧。如果哪个小伙伴有一本新小人书，那大家伙就整天围着他转圈圈儿，那几天里，他就成了我们这个朋友圈里最大的大红人了，谁有啥好吃的、好耍的，都拿来或偷偷摸摸或光明正大给他，巴结他，有给爆米花的，有给炒包谷豆儿的，实在没啥给的，狠不得给掰半个打死也舍不得的粑粑馍。其实目的就只有一个，想方设法都想把那本小人书早早要来先看看，以免大家聚一起谝那小人书内容时，自己不知道咋回事，搭不进去话，那多没有面子呀。

平日里，大家没事聚拢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就是谝谝这小人书故事，或那小人书故事的，有的真会讲，手舞足蹈，唾沫星子胡飞，瞬间就成了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核心，像明星一样，不时地再有几个插嘴帮腔的，显得气氛好热烈。

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人家几个家伙说这说那的，自己却重来没看过这小人书，根本就搭不上茬子，就怕别的小伙伴说自己啥都不知道，未免太伤自尊了吧。

小伙伴们之间，有时还相互攀比，看谁的小人书多，看谁的小人书故事更精彩。

当年，我们这些男娃的最爱，就是看有关打仗抓坏蛋的小人书。现在想不起来女子娃爱看啥小人书了。

那时候，男娃和女娃很少在一起耍，这并不是不好意思，关键是怕其它伙伴儿笑话，说自己没出息什么的，所以，多自然地就分成了两拨子：男娃一拨拨，女娃一拨拨。

多事之秋

进入1976年，我开始上小学二年级了。这一年，其实是中国多事之年。

长大后查资料才知道，当年1月8日，周总理阖然长逝； 7月6日，朱总司令与世长辞；9月9日，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一年，老百姓接二连三的从生产大队的大喇叭里，听到一遍又一遍播放的哀乐声，大家也一次又一次地扎着白花，胸前戴着白花。人人心里怀着莫名其妙的恐惧，很多人都有“天塌下来”的感觉，甚至不知道今后应该怎么生活了，我们的直观感觉就是家长们的话语少了。

其实在学校，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只是感觉好奇怪呀，怎么突然间就要求所有的娃们和老师在操场上集合，还要统一胸前都带上小白花（这些纸做的小白花，是老师们大班的学生连夜赶做出来的），整整齐齐地，相互站的位置都要比我们平时做操时的间距大许多。

操场上，站在我们学生队伍后面的那些老师们，无论是男是女，个个都抽泣着，落泪着。

而我们这些傻小子傻姑娘们，最终也没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只是那种肃穆的气氛，早吓得我们娃们大气都不敢喘一下，都象做错了事情似的，个个低着头，手扣着裤腿缝子，头都不敢扭动着乱看，只是眼睛偶尔偷偷地向左右胡瞄一下。

操场东边的主席台上，悬挂有黑布白纸黑字的大横幅，两侧还有长长的白纸黑字对联，学校大喇叭里，一遍遍播放那首听着就能让人流泪的哀乐。

那种让人终身难忘的场合，如果一年遇上三次的话，也真是挺吓人的。

可我们真的就遇上了一年三次。

地震中的不安

1976年暑假的时候，我和父亲在西安。

那时，如果有机会，暑假一般还是爱去父亲上班的昆仑厂呆上一段时间，不为别的，就为能吃上好吃的，关键是他们单位食堂的伙食好，有白馍米饭吃，菜里还会有肉，感觉特别好吃。

我们平时在家，天天吃的是粑粑馍和两掺子馍，喝的是包谷糁子稀饭，中午除了搅团就是稀汤汤面。当然是以搅团为主了，吃时偷偷摸摸搲（wa）点滋油（烂臊子时，从肥肉中炼出来的大油）放到搅团心心儿上，搅团都吃快完了，也舍不得把滋油化了吃了。总是瞪大眼睛，呆呆地看着漂浮在热搅团上的滋油，慢慢地融化，一点一点地变小，再变小，在大太阳光下，还闪着变化着五颜六色的光圈。

吃干面的机会都不多，偶尔也是汤面，有时切宽点，有时切窄点，有时切成斜角的，可无论宽也罢，窄也罢，斜也罢，主要都是两掺子面，麦面加上包谷面。锅里下的菜也不多，更别说再来点油烂菜了。

不管吃啥，一般都没个啥油水，就说这吃馍吧，那怕是粑粑馍，也还要限量，不是说你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的。平时，家里的馍笼子，一般都在房中间挂得高高的，反正是娃们取不了的高度。家长们的解释是怕馍被老鼠吃了，其实我们也都知道那是防我们的。

所以，每次到西安十几天，对我来说，那简直就象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了。

记得有一天晚饭后，我和父亲以及厂里的其他大叔大伯们，一起去黄河俱乐部的灯光球场看露天电影，具体是啥电影没印象了。

回来后，才梳洗完毕，我正坐在床上自己玩儿，父亲也正坐在床边洗脚呢，突然就感到床好像不太稳当，似乎晃动了一下，原以为是床的哪个腿腿没有垫好。他试着垫垫这个，垫垫那个，垫来垫去，试来试去，都不行。

这时，突然就听楼道有人喊了一声：“地震了”。我们这才慌里慌张跑出四号宿舍楼，发现外面已经站了许多人了，正七嘴八舌，议论刚刚发生的震动。

　　都快到半夜三更了，我们才心惊胆颤地回到四楼的宿舍，我困得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也不知道父亲那晚上到底睡着了没有。

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忙搭车回到户县的我们村里了。

回来后才发现，原来村里的人们，早就行动起来了，大家都在位置较高的地里，搭建着各种各样的防震棚。

地震后的那些天里，好像一直还下着连阴雨，地里的防震棚也不好搭建。大家的用材主要有细木头、细竹竿、塑料纸、油毡纸（我们叫牛毛毡）等简易物料。有的家就地改造改造后院的猪圈，还有的改造自己的麦糠棚棚等，只要安全牢靠，又能住上人就行。

后来，我们也确确实实感觉到了一次强烈的地震。那是发生在大白天里，好像当时生产队的社员们正在饲养室里开什么会。突然间，大家伙都不约而同地倒向了同一侧方向，同时，伴有的就是尖叫惊呼声，然后，开会的人们四散而逃，各自找各自的娃去了。

当然，后来消息传来，我们才知道，那次的震动，是由于受到了发生在四川松潘炉霍一带的地震影响。

还是唐山的大地震把大家吓坏了，风声鹤唳。

记得从唐山回来的我村人有好几个呢，讲述地震发生的情景时，依然心有余悸。好像当年户县的县城医院，也接收了不少从唐山转运来的伤员。

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国家是有专门的立法的，地震发生时，可千万不能胡捣乱的。国家在有些紧急情况下，会对有些事情相应地紧急处理的。比如说地震吧，在地震活动活跃期间，千万不能在人口密集的住宅区、学校等地方，人为制造恐慌，否则，可能将会遭遇到严打的，到时你再解释也可能晚了。

• 受伤的胳膊
  

　　更小的时候，男娃整天爱玩儿捉迷藏（我们叫qiangmer，藏猫儿），大家先分成两伙儿，猜吃猜，石头剪子布，决定哪一拨藏人，哪一拨找人。

藏的那一伙儿，简直就是脑子都想破了，他们啥地方都能藏，啥地方也都敢藏，什么猪圈狗圈羊圈，什么麦杆窝窝树枝杈杈红芋萝卜窑子，只要是能藏得住人的地方都钻过。

后来慢慢地，大家觉得玩那玩意儿游戏也太没档次了，就开始玩儿更刺激的打仗游戏了。

才开始，是同班同年龄伙伴们玩打仗，后来是不同生产队的娃们打，再后来就是自己村东头的和村西头的娃们玩打仗。无论咋玩，其实都是在玩儿，不当真打人的。

再最后，这游戏可就变味了，演化成了相邻村子之间的娃真打起来了，这下就不是玩玩儿罢了。

也许是打仗电影看多了吧，只感觉这样打了才能过瘾。当然，打仗的武器装备都是土蛋蛋儿，偶尔也用小石子儿，虽然极少。既然是打仗，那总有挂彩的，虽然不严重，可回到家里，也得让家长美美的锤上一顿。即使这样，我们这帮碎伙儿们，一般都是记吃不记打，第二天下午放学后，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照舅）”，继续战斗，直到天黑为止。

记得有一次，应该是星期日下午吧，又和邻村娃们玩打仗，当时战斗激烈，几经交火，我们战败了，需要紧急撤退。

仓惶逃跑时，要跳过村西头的一处战壕。结果，我一时不慎失足，掉到沟底底了，右胳膊在河沟坎坎上垫了一下，“咔嚓”，一声响后，痛得我哇哇直哭起来。

这下吓得大家也顾不上继续战斗了，敢忙把我运回后方，在后方一个较安全的地方，战友们围着一大圈看着可怜兮兮的我都发起呆来。应该怎么处理伤员呢？然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来，都不知道应该咋办了。在这危机关头，有人提议：战友××（YL）的婆婆，不是经常给脱臼的人安胳膊嘛，YL一定见多识广，看都能看会，不如叫他试试处理。

在大家的鼓动下，那家伙的胆也够大的了，走到我跟前，便装模作样地模仿他婆的样子和动作，拉着我的胳膊摇来摇去的，左三圈右三圈地就治了起来。

我的个天那，这伙计，我这不是脱臼，我这是胳膊断了，明白不。可怜我这小胳膊了，本来也许还连着的，没有断利索，让他这么一折腾，胳膊彻底就成了三节子了。

看着成了三截棍的胳膊，再听着我那杀猪般的嚎哭声，这下把战场医生和战友们全都吓傻了，没办法，只能把我运回家里，交给家长处理了。

母亲吓得也够呛，都顾不得收拾我了，连夜晚，在邻村找了个会接肢的土大夫，说是总算安上了，再用竹板夹好，用纱布一缠后，便让回家了。

我养了一月多，右胳膊啥也干不成，整天脖子上吊个缨缨布。当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不上学了，天天呆在家里，干啥事都只能用左手，练着练着，就成了今天这改不了的左撇子了。

后来，父亲从西安回来了，带我去西安他们工厂职工医院检查，人家大夫做了个透视检查。结果一查，发现坏菜了，虽然胳膊骨头是长上了，但接茬处却位置没对正，原来那骨头茬茬对得也太没水平了，骨头长了个歪歪子。人家医生说，需要重新打断后，在透视机下再重新接上。

结果，又来了一次杀猪声，“咔嚓”，断了；“咣”，再接上。

整整在家里又折腾了两三个月休养，后来，慢慢慢慢才好，慢慢慢慢才上学。

这就是当年战争遗留给我的创伤了。

• 偷吃

　　在整个七十年代，农村最缺少的不是快乐，而是吃。

也许大人们只是觉得，生活实在是太艰辛了。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除了感觉整天饥饿以外，余下的就多是天真的快乐了。

那会儿，学生娃们放学以后，根本就没有什么多余的课后作业，更没有什么这辅导资料那提分宝典的，不像现在这些可怜娃娃们，不但作业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还有家长报不完的什么这辅导班那兴趣班的在屁股后面等着。

现在的娃们，从一大早急冲冲地拉着书箱到学校上课，到下午放学要进各种托管班和辅导班补课，还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作业，一天折腾下来，估计就到晚上十一二点了才算结束。

那时的我们，只要学校下午四五点以放学，回到家把书包往烧炕上一撂，那就只有耍一个任务了。我不知道当年的城里娃们是个啥样子，反正我们放学后就是耍。

经常在耍的时候，有一项很特别的内容，就是偷东西，还不是单打独斗地偷，而是三五成群地偷。

偷的对象很独特，主要共同点就是能吃。

当地里的嫩棉花蛋蛋儿能吃了的时候，就偷棉花蛋儿吃；当地里的包谷棒子能吃了的时候，就在地里掏坑搭火，烧烤包谷棒子吃；还有，偷豆角儿呀，偷洋柿子呀，偷黄瓜呀等等等等，只要是能吃的，有机会就偷，偷了就就地一吃，最好不要拿回家去。要不然，想个好心带回了家，家长就得狠揍一顿了。

有时偷人家生产队的北瓜呀洋芋呀红苕呀什么的，就在有些伙伴儿家里集中用锅煮熟，然后，偷偷地聚聚餐。

　　当年地里好像没有什么苹果呀葡萄呀毛桃呀什么水果类的，不象现在，到处都是经济林果。在当年，主要是以粮为纲，地里除了冬小麦，完了就是种包谷或者棉花，偶尔就是为了队里的牲口再多种点苜蓿呀什么的。

每个生产队还有一个属于自己队的菜园子，种的是少许的韮菜呀、洋柿子（西红柿）呀、黄瓜呀、葱呀、豆角呀、茄子呀等大家常见的必需的蔬菜类。果树类种多了，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了，是需要割的。所以，生产队的这菜园子，就成了我们袭击的目标之一了。

冬天来临时，只要不上学，伙伴们最爱去的地方，就是生产队的饲养室（专门集中饲养牲口的大房子），饲养室的那个烧炕啊，烧得热的呀，连屁股蛋蛋儿都搭不住。

征得饲养员大伯大爷同意后，小伙伴们一大堆坐在热炕上，挤在一起，有时玩扑克，有时拉筋筋儿（树叶主脉），有时传着看不同的小人书，但大部分时间就是胡谝闲传，反正没个啥主题，东拉西扯，打打闹闹，能忙活一整天。

如果中午家长不叫回家吃饭，那也不怕什么，饲养室里有的是油渣（喂牛用的），抓几把放嘴里铰一铰，感觉还挺好吃的，呵，就是不敢贪心多吃，这玩意儿要是吃多了，听说拉不出来。如果渴了，就用大马瓢在饲养室水缸里舀上一瓢水，咕里咕咚一喝了事。

解决肚子问题，成了当时大人和碎娃们共同的任务了。

现在想想，究其原因，关键是地里粮食的产量太低了，家家没有余粮。一是土壤太贫瘠，二是生产工具落后，三是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高。

• 拔草
  

　　那年代，年龄太小，整天个就是个耍，有时也被迫帮家里人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碎娃们嘛，能干个啥呢？干最多的可能就是拔草了。

当时，虽然还是生产队，但已经家家可以搞点养鸡养猪的副业了。那时就没有什么饲料啊什么的来喂养，也没有多少剩饭剩菜来喂，人吃饭都依然特别紧张，只能有些洗锅涮碗没啥油星的恶水汤汤，每天往猪槽里倒了。

为了给猪呀鸡呀什么的补充些营养，那就只能是靠家里的娃们放学后去地里拔些草了。

大人一般没这闲功夫，白天在地里干活都累得要死要活的，回家来还得赶快做饭，收拾屋里的事情也不少，所以拔草这活就自然落到了我们这伙碎娃们的身上了。

我们这伙碎娃们，一般都是在下午放学以后，回到家，把书包往屋里炕上一撇，提上担笼，就三三两两相约，出了村子，便一头扎进地里去了。

那时候，拔草分一般两种情况，一种是只能喂鸡喂猪的草，另一种是拔回来收拾收拾可以给人吃的野菜。

就是喂鸡喂猪的草，也不是什么草都能行的，还要有选择地拔才行。什么鸡冠冠、麦皮儿、扒地草、刺筋、芨芨菜、单碗花，什么白蒿、苜蓿（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等等等等，样子多的很（你现在还能想起来啥草，说说看）。

　　由于每天下午放学后都要拔草，都成了我们固定的活了，所以在什么时候，在村子什么方向的哪块地里，一般长什么样的草，大家都门儿清了。

如果有次发现了哪块地里的草又多又好，大家兴奋地就像发现了宝藏似的，一同来的小伙伴儿们还要相互约好，回去后不许告诉别人，第二天放学后再到这儿来，收拾残敌。为了相互放心期间，都要发个毒誓。

其实，那时候，小伙伴间的许诺发誓，基本上都是不太可靠的，因为第二天下午，同样的时间，你会发现，一大帮碎娃们早就去了我们昨天的战场，如果今天再迟一会儿，连个草毛毛你都见不上了。反正也没人追究，这到底是哪个叛徒告的密了，疯狂快拔吧。

担笼拔满了，如果发现回家的时间还早着（那时，对我们来说，只要天不黑，都算回家时间还早着），大家就围坐在地里耍，胡打胡闹，胡追胡跑。

那些来这宝地迟到的碎娃，也许草担笼根本就不得满，可看着别的娃耍，自己心里又痒痒，那咋办呢？来个糊弄人的游戏吧，相互之间赢草。

那么这游戏咋耍呢？一般是几个人相互之间往地上扔铲子，相同远近，相同高度，如果自己的铲子扎在地上不倒，就算赢；倒了的，就算输，结果是输家就给赢家一把草。

往往玩到最后，运气不好的，功夫不行的，就只能看着别人硬生生地把自己的草，一把一把抓到人家的担笼里去了。

　　回家的时候，发现别人的担笼瓷瓷实实一下子草，自己只有一担笼底底了。

那也不用担心家长狠揍一顿，我们也有自己的绝招，一般的做法是，在担笼底部，搭一层树棍棍撑起来，再把仅有的几把草虚虚地放到上面，家长如果不留神，还以为是满满一担笼呢，呵呵。

用这一招，那就必须得趁着天黑定时回家了，到家后，看没人太注意时，要急冲冲地提到后院子，稀里糊涂往猪圈里一倒，才能长出一口气，万事大吉，（“平安无事哦～～～”《平原游击队》语。）

• 课本
  

那时候，新学年发课本往往是在年前。

1977年上学的娃们，都要把所正上的年级上一年半时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全国就要由春季升学，改变成秋季升学了。这些道理也是长大后才明白，属于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整，可在当年，什么也理解不了，只是感觉很纳闷，为啥要让我们多念一年呢？

比如，拿我来说吧，1977年初，上小学三年级，总共上了三个学期，到1978年夏天时，小学三年级才算是结束了。

现在才知道，原来，国家1977年底，举行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1978年要变成夏季高考。（后来查了一下，这一年，国家还有的大事，就是：提出“两个凡是”，后来又批评”两个凡是”。还有就是，冒出来了一个陈景润，搞了个什么“哥德巴赫猜想”。只是当年没搞明白，他为啥要证明1+1=2？难道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要证明？这些大科学家们搞的事情，感觉好像太无聊了。就是到现在，我自己对这事儿也仍是一知半解的）。

其实，每次当我们新书一发下来，每个娃都爱惜的不得了，都要把书包上一包。

一般用牛皮纸包书，又硬又结实，就是有些黑，心里感觉不太美气。那些爱好的女娃们，有的用废旧画张画报什么的包书，这显得特别地花狸狐骚，挺好看的，看得男娃们都眼红，用现在的新词儿，那真叫个羡慕嫉妒狠。如果实在没有这些东西包书，就用旧报纸包。最后，还得在书皮皮儿上，工工整整地写上语文呀算术呀自然呀什么的书名子。

　　还特羡慕那些会写毛笔字的家长，因为他们孩子的书皮皮上，一般都是漂漂亮亮的毛笔字。

想想看，包书也是白包，因为没有几天过去，原本包好的书皮皮，又早就不见了踪影。有的娃书皮皮虽然还在书上挂拉着，可不是这儿开裂了，就是那儿让铅笔捅了几个大洞洞，实在看不过眼儿了，就干脆撕了算了。

　　半学期过后，你再看看我们书包里的那些课本和本子，每本书和本子的角角，卷得就像千层饼一样，从上到下，依次从卷卷多到卷卷少，简直就不敢看。让家长一看，最爱骂的一句话就是：

“字没认哈（下）几个，把书和本子都念成啥了，就跟从牛沟子（屁股）拉出来的一样”。家长经常是一边帮我整理书本，一边这样骂我，呵呵，都习惯了。

我们那时的书包里也挺简单，没有几个什么像样的文具，就两三本书，两三个本子。谁如果有个铁皮文具盒，那简直就是大款了，奢侈的很哟。盒盒里面放的，也就是一个巴掌大的铅笔，一个黑里叭叽的橡皮蛋儿，好点的加上个半透明的塑料尺子。

比比现在的娃们，可怜的，书包装得满噔噔的，光（只）算那课本就一大堆堆，不管有用没用的，用得上用不上的，再加上各种辅导资料，五花八门的各种文具，还有乱七八糟的作业本子，往（向）身上一背，简直就象是背了一座山似的。

看看看看，由于现在的娃们已经背不动书包了，社会上就应运而生了一种手拉的带轮轮的书包了。

你说，以后会不会娃们的书包，变成小汽车的那种，能装更多的书本和文具了。

　　看来，还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书包好，虽然简陋了点。

那时，我们没有现在学生手里的什么计算器呀啥的，最常用的算术工具就是自带的十个手指头，既简便，又灵活。

后来学的数字大了，十个指头不够用了，就发明了一种自制的学习用具——包谷天花棒棒，用线线串上二三十个，上学时挂在自己的脖颈上，到用时随便就在胸前开始一五一十地数了起来。

　　这就算是我们当时的“计算器”了，一般娃们线上穿上三四十个棒棒，心狠的娃们还有穿上七八十个的，走起路来，胸前晃荡的都是包谷天花节节，就好象现在女子娃带的金项链一般神气。

再大点的时候，还要学算盘，珠算就成了我们的随身物品了。算盘可不好学，这工具也不好准备。有些娃们家就有算盘，大部分娃们家就没有这玩意儿。那咋办？只能买了，有的大点，有的小点，五花八门的。

老师一般有一个特别大的教学算盘，上课的时候就挂在黑板上面，算盘的中间横梁上，用醒目的红漆自右向左写着“个十百千万”，我们的小算盘上，也学着老师的算盘，用笔在小纸块上写着“个十百千万”，然后，再把小纸块用浆糊贴在算盘上，还有个别厉害的娃，直接用小刀刀把这些字刻在算盘上了。

学珠算，用算盘，可比较麻烦的了，不但要求要经常练习，而且还要背许多口诀什么的，这可不是什么轻省活儿。

其实，在上课前，我们更喜欢用算盘耍一种叫“狼吃娃”的游戏了，看谁最后能把谁的珠子打完。

这算是比较文雅的游戏了，更有甚者，把几个算盘翻过来放在地上，人站在上面或爬在上面，当轮滑来玩儿，结果没几下子，这算盘就散了架咧。回家后，难免又是一顿狠揍了，有的被家长双打，有的被家长单打。

这就是我们的书，这就是我们的文具了。

• 骑驴
  

儿时，瓦子娃最爱玩一种叫“骑驴”的团体游戏，玩法简单，低碳环保，有益健康。

大概是先把一大帮小伙伴分成两队，每队人数相同。

这分队也是有规则的，不是随随便便瞎划拉的，有一定的要求，讲的就是个公平公正公开。一般由两个公认最厉害小的伙伴，通过石头剪子布选队友，赢者优先选一人，输者后选一人，再由赢方选第二个人，再由输方选第二个人，依次类推，直到全部选完为止。人数要相同，如果是奇数，那最后没人要的那一个，就只能自己歇菜了。

然后，双方再派一人当代表，猜吃猜，来决定哪队为骑方，哪队为驴方。

输的一方当驴，赢的一方骑驴。驴方还要再出一个人充当立柱。当柱子的人一般靠墙或靠树站着。当立柱这个人，一般身体状况差点，但玩石头剪子布的水平一定要好，因为，他还要和骑方第一个人再比输赢。

　　驴方的人要排成一队，猫下腰，第一个人把头顶到当柱子的同伴胯下，第二个队友排在第一个队友后面，也低头弯腰，双手抱着前面队友的腰或扶着大腿，把自己头插到第一个队友胯下，弯腰90度，其他队友依葫芦画瓢照样做，排成一长溜子。

　　这驴方排队也是有讲究的，一般是把个子高的队友放到后面，这样，对方骑的时候，也许有的队员就跳不上去，那对方就输了。还要把体质好的腰力好的，排列到中间部分，因为这部分是驮人最多的，承受压力最大的，如果让对方压散了队伍，就算驴方输了，骑方要重新开始骑的。

　　而骑驴的一方，站在驴方后面很远的地方，个个喜形于色，摩拳擦掌，一个挨一个的往上跳，骑上去就行，但必须每个人都能骑上去，且骑上后，不能再向前移动，一次性骑到啥位置，就是啥位置。如果发现有移动现象，那就是犯规，应该认输，攻守双方交换。

骑方后面的队员都要依次跳上去，如果有人跳不上去了，或因己方原因有掉下来的，则统统算骑方输。

　　所以呀，这骑方也要有方法，必须把能跳最远的骑手排到第一名，他只有一次性跳最远，才能给后面的队员留出更大的空间。然后依次类推，最弱的队员放到最后。

如果双方都没有犯规的话，骑方第一个骑上去的人，跟对方充当立柱的人再进行石头剪子布，用输赢来决定下次谁家是骑方和驴方，输了当驴，赢了骑驴。

如果运气不好，一方一次性能连续当七八次驴方，让别人骑，而另一方那简直就快乐疯了。

当年这游戏在男娃中特别火，尤其是在冬天比较冷的季节里，就像现在的碎娃们玩什么《三国杀》呀、什么《大话西游》呀等一样一样的着迷。

只是我们当年玩的骑驴这个游戏，它不限场地，不限人数，不需器械，既省电又省水，不但低碳环保，还能锻炼身体，真是快乐无限。更关键的是，它也是个集体性的活动，经常玩玩这种游戏，还能通过伙伴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进相互之间的感情，真是好处多多。

现在，基本上没有碎娃们再玩这个游戏了，它都快要失传了。

• 滚环
  

　　还有一种男女都能耍的游戏，就是滚铁环，当然瓦子娃耍的时候更多一些。

当时的铁环，和现在的铁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娃们耍的铁环，大部分都是用粗钢丝做成的。我们那时哪有这条件啊，一般都是谁家的木桶作废了，不用了，就把木桶上铁箍圈当成了铁环了。

推铁环的工具，一般是用铁丝做的，在七八十公分长的铁丝一端，窝一个U型的弯，再把这U型弯弯折成直角。如果再爱好的话，还可以在铁丝的另一端捅一段木手柄，这样握着也不摩手了，可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一端随便弯个圈圈就不错了。

现在想想，滚铁环还真是个技术活，如果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就起步这一下，一般人都玩不了，才开始学时，铁环是必倒无疑。

双手协调，腿手协调，那可不容易的。才开始学的话，要找个比较开阔的地方，还要相对平整些，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不利于初学者练习。

慢慢熟练以后，那就花样翻新了，不只是左右手随便玩儿，还专门捡那些不平的路段玩儿，来显示自己的技艺。有时推着环的后下侧，有时推着环的前下侧，有时随便拿个什么硬杆杆硬棍棍的，都能指挥铁环自如滚动。

经常玩的是滚铁环比赛，水平低一点的比赛是比谁的铁环快还又不倒，大家在街道上或操场上疯跑；高水平的比赛，是在地面上画线，就像现在的跑道一样，两条线之间越窄，表示水平越高，比赛时就不仅仅是不能倒了，不但比速度，还不能跑出自己的线，甚至有时连砸线都要算犯规了。

比赛也不赢啥，也不输啥，就这，大家竟能玩得忘乎所以，满头大汗，没完没了。

这游戏的最大好处，就是锻炼了身体；坏处就是回家吃饭的时候，愈外多浪费几个馍咧。

• 甩锅
  

　　甩锅（摔泥锅），有些地方也叫摔大炮。

要玩儿好这款游戏，首先得有泥，咋能闹来又细又筋道的好泥呢？关键在于选土。

想娱乐的双方，先取粘土若干把，加水适量，再慢慢的不断的揉制（其实，急了没水的时候，偶尔就开启自动水泵--撒尿，呵呵），等深加工成柔韧的高档泥材时备用。

游戏双方，把刚才加工好的上等泥巴，各取相等数量，再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工艺水平，分别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泥锅。

一般情况下，泥锅呈圆凹形。制做时，底部要尽量大且薄，锅边边要越深越厚越好。做好后，你再看双方，给手上吐口唾沫，把锅里锅外抹的溜光溜光儿的。

由于双方泥料的数量相当，所以制作水平的高低就成为谁能取胜的关键。

玩这游戏，时间主要都消耗在做锅上了。边平壁厚底薄，这样才能保证摔下去后，泥锅烂时，整个锅底都能炸开个大洞洞。

　　泥锅做好后，先由一方来摔，用力使锅圈同时落地，靠锅内空气的负压，将锅底炸开个洞，破洞的大小，往往取决于泥料的好坏和泥锅制作工艺的水平高低，以及摔下时手法和摔法等诸多因素影响。有时，都喊1.2.3，同时摔，嘴里还要大叫一声：“烂”！

　　要想自己的泥锅锅底炸烂的洞口更大，一般要找个特别平的地方，手法适当，用力均匀。选址那些坑坑洼洼不平整的地方，一定会漏气，压力就不大了。端起泥锅时，翻手如果太慢，还没等你摔，泥锅就掉下来了，成一堆泥巴了。

摔下时，如果泥锅有倾斜，不能平平落地，不但不能出现“啪”的一声响，而且又是泥巴一堆，锅底没有洞洞出现。

双方摔破后，双方要仔细观察对方的破泥锅，但开始都不许用手碰，然后要用自己的备用泥来修补对方锅上的破洞。

　　对方的泥洞如果大了，那你修补人家泥锅就费自己的泥料；如果对方破洞小了，那你就占便宜了，就省你的泥料。

大家都希望自己泥锅摔出的泥洞大，希望对方的洞小。这样，一摔一补后，双方手上备用泥的多少便产生了差距。

游戏的二人，你来我往，互相摔锅补洞，再补洞摔锅，一直持续下去。最后，一方因没有备用泥巴了而游戏结束。

最终，以得泥多者为胜，赢家的唯一战利品就是多得的泥巴，输方屁股一拍，两手空空。

玩这种游戏，赢方精神上的胜利和满足感，那真是无法用泥巴多少来衡量的。

呵呵，有点贫穷下的阿Q精神吧，双方却依然玩得开心快乐。

　　其实，这人的一生啊，就如同儿时玩的甩泥炮一样，如果不经历甩甩打打的，又何来的声响呢？只有不断地经历风雨，经历磨难，才会有更精彩的人生。

这样的生活哲理，在哪会儿，是当年甩泥炮时所不能理解的。

• 打不噔（打扑嗵）
  

　　我估计，“打不噔”这个词儿，是由“打扑嗵”、“打扑腾”这儿转音过来的吧，实际上就说的是游泳了。

那时候，咋能知道啥是个游泳嘛，反正就是去河里耍。特别是在夏天，一到中午时节，趁家长们在睡午觉，我们就邀三邀五地偷偷摸摸跑到河里打不噔去了。

当年的河，好象水比现在要多的多，也特别清澈，不象现在这河，都一个比一个干枯，就是有那么一星星儿水，也是污七八糟的，根本就没办法下水耍。

当年我们村的娃们，能去的河主要是从孙姑村流过来的，经过绍家庄和裴家寨，再流过南焦羊村，到南稻务村向北的那条河了，我们都叫这条河为江村河，正式名字可能叫“沧浪河”吧。

这条河后来被人为改道了，从孙姑村东边直接向北，过绍家庄东边，经我村西边，再到南焦羊村东边，最后向北流走了，我们都习惯上叫它“新河”，其实再改道，也还是“沧浪河”了。

在这条河上，我们碎娃们不敢去的地方应该是南焦羊村石桥附近了吧，怕那里的野河道摸不来深浅，也不敢去南稻务村那段河，因为那里是个水库，怕太深，听说在那里曾经淹死过我们村的一个大人。

我们唯一敢下河的地方，就是集中在从绍家庄到南焦羊村石桥附近这一段的新河上。

　　其实，这条新河平时水也是不大的，但是，到了夏秋时节，村里人要用河水灌溉河道两侧的包谷地，所以，就把河水拦了起来，形成一个小水埧一样，聚了不少水。

一般经常拦水的地方，要么在绍家庄附近，要么在我村仅西头儿附近，要么在南焦羊村东头儿附近。这里都是我们暑假里经常耍水打不噔的好地方了。

家长一般也是怕我们这伙碎娃下河的，必竟这是有些危险的事情，特别是传言南稻庄水库去年把谁谁谁才淹死了，那儿那儿又把谁才淹了，这些小道消息，让家长们更是提心吊胆的。

　　可谁也拦不住啊，也就认我们去了。

我们一般也不敢一个人去下河，都是平时耍得好的那些娃们，三五成群，一帮一帮的，有大有小，都是穿的半截裤子，挂个框框担笼系背心儿，穿个塑料凉鞋，有的还是透明的那种凉鞋，呵呵，当年这凉鞋已经特别洋气了，还有的干脆就光脚丫片片了。

那时，我们还有一种装备，就是“游泳圈”。其实，所谓的游泳圈，就是个报废的汽车内胎，吹饱气罢了，更多的是用透明塑料袋，把气一吹，用绳绳把口口一扎，就当成游泳圈了。这够先进了吧，呵呵，已经不错了，有总比我们这些啥也没有的人强多了吧。

　　比较有印象的一次游泳的事，是出现在秋忙假前吧。

当年我们农村的学校，不但有寒假和暑假，还有个夏忙假和秋忙假，专门为夏收麦子和秋收包谷而设的，大概有一个星期到十天左右吧。

中午饭后，这时距离下午上课还有几乎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同班的一大帮子瓦子娃，都跑到村西头的新河打不噔来了。

因为沿河是一条生产路，大伙怕都跳下河后，放在岸上的衣裳和鞋比路过的人偷走，所以，还特有心计的都把衣裳和鞋子埋在了包谷地里的坑坑里，再用草草都盖好，就是想不能让路过的人看到罢了。

埋好后，踢里花啦，就跟下饺子一样跳下河了，在河里尽情的嘻戏打闹起来，玩得不亦乐乎，结果，早把下午上课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老师下午上课时，在教室找不到这伙娃们，缺的人也太多了。在班里一打听，有些没去成的没胆量的叛徒，就揭发了我们的去向。这下老师可就火了，骑上自行车，去新河找我们来了。

　　你找就好好找呀，这老师却不是把我们拉上河岸收拾，而是突然童心突起，他大老远就下了自行车，静悄悄地从包谷里摸了过来。一不小心，正巧看到了我们藏在地里的衣裳和鞋子。

你猜，他会怎么办？

他真是个大神，竟然把我们的衣裳和鞋子刨出来，偷偷摸摸往怀里一抱，又偷偷摸摸退回去，夹到他自行车后面的衣架子上，一声不吭地骑上车，带回学校去了。

　　这下我们可惨了。

玩到半后晌了，猛然有人提醒说下午还要上课，我的个天呀，你再看，个个都没命地光着屁股爬上岸，冲进包谷地里，找自己衣裳鞋。

这哪里还能找得到啊，于是，东挖挖，西铲铲，可啥也没有，急得有些人都哭了起来。

　　估计都快到课外活动的时候，老师才抱着一大堆衣裳和鞋子，到河边来慰问我们这伙光屁股蛋蛋了。

等我们披挂好以后，排一长溜溜，跟在老师沟子后面，都象打了霜的茄子一般，晃回了学校。当天他道也没怎么收拾我们，因为就要放学了，结果，第二天，我们几个整整儿让班主任老师收拾了一天天。

　　收拾归收拾，可天气一热，我们仍前赴后继地冲向河里。

河水经上午一晒，中午如果下水也一点都不冷，还挺暖和的。

灌溉用的小水坝，多半都有人看守着，平时是不让娃们家下水的，一是怕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怕我们这伙娃们把人家的土坝给搞溃了。

邵家庄的新河水坝，总是有个叫猪娃儿的四十多岁男人在看守着。有时，他也要午休去，我们如果发现那儿没人看管了，这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一般我们人还没走到岸边边，刚能看到河水的时候，就一边跑，一边哗啦哗啦地脱起了衣服来。等跑到河边的时候，你再看看，个个早就一丝不挂了，把抱着的筐筐背心和半截裤子向旁边一扔，“扑嗵扑嗵”地就冲向了河里。

甩在岸边边上的衣裳，东一个，西一个的，早就分不清谁是谁的了。

其实，我们所谓的打扑凳，就是人家说的游泳了，我们更喜欢说成是打扑凳。因为严格地讲，人家游泳吧，讲究可就多了，什么蛙泳蝶泳仰泳自由泳等等等等，光那些乱七八糟的姿势，听着都搞不明白。

　　我们进了河水里，动作比较简单，要么就是狗刨式的，要么就是来个钻冒眼儿，最多就是再来一个漂黄瓜，除此之外，也就没有什么的了。

　　狗刨式的最多了，两个手不停地向肚子方向划水，两个脚在后面扑嗵着，一慢两快，还挺有节奏感的，所以，我们才叫这种游泳为打扑凳或打扑嗵吧。

　　有时，我们在水里还比赛，看谁游的距离更长，大家只是闹着玩玩而已。最厉害的是看谁一口气钻冒眼儿钻的远，有的人二三十秒就头出来，也有人一分钟才露头。对于我们这些应该算是旱鸭子的北方娃们，能玩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有时，岸上的人给河里扔下半截砖头块块儿，我们同时钻进水里，比赛看谁先能找到。

可笑的是，有人从岸上助跑着，然后冲进河里，一头就扎下去了，以为这样钻得深，能钻得更远些。可有时运气不好，钻下去时，自己的脸都贴到了河底的稀泥里了，甚至把脸擦伤的都有。

　　有时，也去南焦羊村的石桥那儿玩，只是那儿是个老河道，水也比较深些，更怕的是，经常会出来一些异想不到的水生动物来，比如蚂蝗什么的。当然，如果是要捉蟹之类，在这里还是比较多的了。

水最深的地方，应该说是南稻务西边的那个水库了，我们去那的机率就特别少了。关键是水面大得让人不敢下水。

这些地方，也是后来我们钓鱼的风水宝地了，没有什么渔具，就是个竹杆子，谁如果能有个好一点的竹竿子，那都让别人羡慕许多，更别说你再有一个三节组合式的竹竿了。

• 最早的火灾记忆

现在没事的时候，静心想想，之前的许多记忆已经模糊，留下的就只有一些串不起来的残片了。

尽力延伸自己的记忆，最早的事就是火烧生产队场房了。

有件关于场房的事儿，至今仍有点儿印象，只是记不起是哪年的事，反正当时还没念书上学。

那时，我村共有十二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为了给自己队堆放和碾打小麦，专门要在地里找个地势比较高一点的地方，碾一个场。

一般每年在割麦前就要把场碾好。等秋收完了，不再用场了，再犁了，继续种上小麦。

当时的小娃们家，没事的时候，就爱在场里耍了，感觉那儿地方又大又光，跑起来畅亮。有时，我们还在场里的麦尖堆里掏窝打洞，做个迷藏什么的。

那次好像是个下午，应该是个冬天，印象里好像当时特别冷，自己和几个小伙伴儿去场里耍。

农村的场上，角角边上一般都要盖一个不小的场房，专门用来放些碾好的麦子呀农具呀什么的。就是夏收忙完了，也只是把场一犁，种些菜或者种其它作物，最多留一小块场不犁，因为，还要晒秋天收回的棉花呀豆子呀什么的。

但盖好的场房一般终年不拆，里面还可以放收回来的棉花呢。冬天一般放的都是些干柴什么的，比如干棉花杆杆等啥的。

　　由于外面天气太冷，我们就想法把场房门上的锁子破坏掉，钻进场房里面耍了。也不知道是他们中的哪个，还是我，反正 经常在一起玩的 就是我们村西头儿的这几个人。

玩着玩着，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我们在里面想烤火取暖。也记不清是谁当时带的洋火（火柴），总之，在场房里面点上了火，就开始取暖了。

　　场房里，有的是干麦尖杆和干棉花杆，还有干豆儿杆杆呀啥的。

开始时，火势不太大，还能控制住，大家围在一起，说说笑笑的。你一把柴，我一把杆，搭（加）着搭（加）着火势就搭大咧，最后，竟然大到了我们几个碎娃无法控制的地步。

这一下子就日倒咧，场房堆放的柴禾一下子都燃着了，加上外面呼呼的西北风吹进门来，烤得我们几个都逃了出来，眼看着火苗窜上了房顶顶，吓得都哭着喊着，却束手无策。

由于场房距离村子不是太远，特别是村子学校就在村西边上，也许是从场房窜出的浓烟和火苗太大，老师和学生们呼啦啦都朝这个方向跑来，村子里的许多人也跑来了，手里拿的都是盆子呀桶呀啥的。

大家在七手八脚地泼水端水的时候，我们几个已经吓得手脚不能动摊咧，被各自家长撕耳朵的撕耳朵，拿鞋底抽的拿鞋底子抽，边锤边拉回自己家，接受再教育去了。

　　记得我回家后，好像躲在爷爷的土炕上，哭个不停。当时，爷爷坐在烧炕上，好像还插着针，现在知道是许多针灸那种针。老人千方百计地护着我，不让我妈锤（打）我。

爷爷个子很高，特别清瘦幽黑，以前曾专门给生产队（我们七队）务（种）菜。当年我们七队的菜园子好像在七队饲养室东南角。再后来就没有记忆了。

长期以来，我自己总有一个疙瘩（心结），我爷爷当年的过世，是不是因为这事情，把爷爷吓得不在了，因为场房那是生产队的财产呀，会不会因为要赔偿，所以老人心里压力太大。

这么多年来，也从来没敢问父母，当年有没有人找他们的麻烦。总之，这件事儿，好像是我脑海里最早的记忆了。

• 耙耙镂柴
  

　　还能记起来的就是小时候镂柴了。

一般主要是在夏天，当麦子收割完了，会在各自生产队的场里，沿着场边边，摞许多麦捆萁子，象盖房子一样。

等到如果有几个大晴天了，就把麦捆捆摆得满场上都是，这叫摊场。一般是一大早就摆，晒上几天，等到干了的时候，从中午就可以碾场了，男劳力轮班上，牛拉着镂轴（石碾子），骡驴也行，在场里转圈圈砸麦杆。

到半下午的时候，再用擦把砸扁的麦杆杆挑起来，堆放在场边上，最后用茨板把剩下的麦粒推到一起。

晚饭后，当下山风来了的时候，男劳力就要到场里扬场去，主要是把麦粒与麦壳壳分开来。现在想想扬场那场景，依然十分美好。

挑出来的麦尖，一部分要给生产队留下来，给集体的牲口做饲料用，大部分的麦尖便按各家人口的多少或按工分的多少，搭成许多大小不等的小堆堆，就分给各家了。

那时，就分的那点麦尖，也不够各家烧锅和煨炕用的，而能用上煤炭的家家并不多，绝大部分就靠烧柴了。所以，当生产队往（向）回拉麦尖的时候，我们就跟在麦尖车后面镂柴。

　　生产队每次在往回转运麦尖的时候，一般都要套上拉拉车（马车或牛车），先要在场里把麦尖车装好。

这活儿男劳力干的多，装车时，地上的人先用杈往上挑，车上的人负责装车，开始的时候，上面的人必须把车摊宽一点，这样麦尖车才能装得又稳当，又能装得高一些。

车上面站的人，必须要会装车。我当年总感觉这是个技术要求特别高的活儿。不会装不但装不高，而且在路上拉车时还容易翻车。最后，就是再撒（抛）上两道绳子，后面绑在车尾巴上，前面缠在车辕上，上面的人吆喝着一提一放，下面的人借机一拉一拉的，反复几次，绳子就会把麦尖搂（绑）紧在车上了。

　　在往回拉麦尖的路上，总有往下掉的零星麦尖，特别是在路边边上，拉的趟数多了，就会形成两条象铁路似的麦尖溜溜儿。

那些家里缺柴烧的碎娃们，就在这个时候，拿着竹耙耙呀铁耙耙呀什么的，跟在麦尖车后面镂柴了。

由于耙耙比较小，没镂多长路程，耙耙就装不下了，这样，就要在路边边卸成个小堆堆，做个记斯（标记）后，然后再继续向前镂去。

如果你不做个特别一点的记斯（标记）的话，最后收自己柴堆堆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让其实娃错揽走了，所以不但要记斯好，记斯还要特别点，还要边镂边留神自己已经放好的柴堆堆，防止其它娃偷柴。

那时，为争柴吵架打锤的，是经常发生的事，如果成绩不错的话，一下午也能镂上小半架子车呢。

　　最高兴的就是，在镂柴的时候，紧紧跟在生产队的麦尖车后面，一边镂柴，一边偷偷在车后面往下扯着麦尖，扯的越多，镂的越多，但一定不能让驾（赶）车的和上面压车的大人们发现。

　　跟车镂柴的时候，装做一心一意镂柴的样子，其实拿眼睛不停地瞄着前后左右，伺机而动偷着车上的柴。

现在想起来也可笑，人家坐在上面的压车的大人，啥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只是假装瞌睡，眯着眼睛装睡着了，专门给我们这伙碎娃们留偷柴的机会呢，我们还以为自己机灵。

当镂柴结束的时侯，沿途收集自己留下的小麦尖堆堆，再攒成几个大堆堆。端着耙耙，抹着满头的大汗，看着自己的劳动胜利果实，那个心里美啊，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心里知道，正因为这样的成绩，今天晚饭时，就愈外能得到家长奖励的一个大两掺子（麦面和包谷面）馍了，最不行也让优先挑一块大点的巴巴馍吃吧，哈哈。

　　每每回想起当年的这种生活的时候，感觉心里既有快乐，也有心酸。

当年的人们，还是艰苦啊。

• 听评书
  

　　对我来说，听半导体收音机的年代，好像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了。

才开始时，什么王刚讲的什么《牛虻》呀、《夜幕下的哈尔滨》呀等等，还不太吸引我们这伙碎娃们。后来到了《岳飞传》、《水浒传》、《杨家将》、《隋唐演义》等播出的时候，我的个神啊，简直大家都听疯了。

我们已经上学的这伙碎娃们，每天上午到最后一节课时，无论你是上啥课，也无论是谁在上，那怕是天王老子上，都也没啥心思听下去了。

　　这会儿，老师在课堂上道底都讲了个啥，谁也不关心了，个个满脑子都在尽力回忆着昨天中午评书讲到哪了，那个岳云的道底咋样了嘛，杨七郎让那个哈种害死了没有呀，罗成破没破那个一字长蛇阵啊？全都是这些事儿。

就盼望着学校打铃的老大爷，赶快打铃下课放学。

时间就好像停止了一样，咋还不打放学铃啊，是不是敲铃的门房大爷瞌睡了？要不，就是学校的铃今天是不是烂了呀？我们满脑子胡想的就是这个。

　　这时，我们瞄着老师，他们依然眉飞色舞地讲着课，我们的小手却早就偷偷地开始收拾自己桌面的东西，准备随时撤离。

终于，“咣、咣、咣、咣”的铃声传来了，还不等老师前脚出去，我们的后脚就冲到他前面去了，有时，我看就是差一点能把教师撞了个趔趄。

看到这种情形，老师偶尔会痛骂我们一句：

“急着吃屎起呀你”。

即使听到了后面老师的骂声，我们也没一个人去理会，大家早就窜到学校大门外头去了。

　　平时放学时，我们还要各班排好队，点好人数，再由文艺委员起个什么歌呀的，大家边唱边走。可现在呢？那个放学排队唱歌的事，早就没有了。

　　才开始听评书那会儿，自己家里没有半导体收音机，只能去村里个别有这玩意儿的同学家听。

那时，全村也就这几个有收音机的，大家全都了如指掌，不由分说，跑的方向都差不多，找距离自己家最近的收音机处，一个一个都咋贼撵似的疯跑。

如果跑得快去得早些的，就有可能占上有利的位置，说不定还能坐上主儿家仅有的那几个板凳儿呢，可如果去迟咧，就只能把书包往屁股底下一垫，全当自带凳子听书了。

　　大家围在收音机周围，谁都不说话，都全神贯注，眼都不带眨的，总怕错过了最关键的下一句。

别说是我们这伙碎娃们了，就是连那些大人们，在中午十二点整到十二点半这段时间，基本上也屁事儿都不干了，许多人都在听广播呢，甚至有的听完了评书后，才做晌午饭的。

如果遇上哪家两口子正吵架的，只要十二点以到，双方不用商量，马上自动休战，先都安安静静地听上半小时的评书。等半小时过后，评书听结束了，咱们再继续吵，有的干脆就把吵架的事情忘了。如果老婆再给擀上一碗两掺子面让男人一咥，大家就平安无事了，呵呵，这简直比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作用都大，双方休战和平，都不带几方扯皮会谈的。

你说这评书的作用够大了吧。

　　有时，在别人家听评书，父母看放学这么久了，还不见自己娃回来吃饭，也不用乱寻，就直接找自己家最近的收音机家就行了，一般不由分说，不是撕耳朵往回拉，就是父母自己干脆也坐下来听上一段，听完和娃一搭儿回去再咥饭。

那个年代的半导体收音机，真是重要的文化娱乐之一了。

当年，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甚至王刚的名字，那简直就是家喻户晓，绝对的大腕了，那是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熟知的偶像了。

• 露天电影
  

　　那个年代，我们农村的文化生活相对比较贫乏，秦腔戏在文革时期也被禁唱。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看到了开放的影影儿时，农村最高大上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一，就是看露天电影了。

在农村各村子大规模组织放露天电影，好像是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一项工程。

对放电影的村子来说，简直就象是过年过节赶大集一样的热闹。不管放映地点是在哪一个村，只要消息一出，自然传播很快，用不到半下午，周围几个村，甚至十几个村子的人们就都相互知道了。

只要没有特别的啥急事情，周围村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早早地吃了晚饭，溜溜达达，三五成群，说说笑笑，都集中到放电影的那个村子去了。

露天电影的放映，一般都是在这个村子里比较靠近中心的位置，或是有开阔场地的地方，有的也在晒麦场上。

如果偶尔遇到临时的下雨，太小时就继续放映；如果太大了，一般都是提前散场或改期放映。

那些放映员，往往在半下午时早早就来到了村子，他先要和村子里的电工联系好接电的相关事宜，然后就是找好放映的地方。

在村子安排的劳力们帮忙下，预先在放映场地埋上两个高竹杆，有时方便的话，就直接找两个距离适中的大树，或是电杆什么的，挂上乳白色的银幕和高音喇叭。

等放映员在安排的人家吃过晚饭后，就开箱架机，准备调试机器了。

　　最先集中到银幕前和放映机周围的永远是的我们这伙孩子们，早早就搬着凳子，在银幕前给自己和好伙伴，甚至是家里人占个最佳的位置。

　　随着夜色慢慢降临，放映机周围的灯光和白色的银幕就更加地显眼了。这时，村子的村长，或是文书，总要用放映员的麦克风喊：

“村民们注意了，村民们注意了，今儿黒，咱村子放电影儿，电影是《地道战》和《鸡毛信》。现在电影马上要开始，请大家关好门窗，赶快来看。”

有的时候，还要借机说一些关于自己村子的七事八事的，有的顺便儿再讲讲上级要求的关于计划生育的这事那事的，反正总要说点啥的，否则都对不起大家这么集中的时候。

　　已经到场的大人和碎娃们，早就听得都不耐烦了，有的喊着叫着骂着，催促着让赶快放赶快放。

就在这乱哄哄的却很喜庆的场面中，突然，一束强光，从放映机射向银幕方向，你在看，有不少的手臂高高举起，摆着各种各样的指法，顿时间，银幕上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动物或者是其它物品剪影，有的干脆就是胡乱地挥挥手臂。

在后面人们的嘈嘈声中，手臂们才慢慢放下自己的自带道具，喊声也才逐渐平息，大人和碎娃们才一点一点地安静下来。

一般在正式片放映前，都要放点加映片子，不是介绍国家的各条战线成绩，就是介绍社会主义养猪事业好；不是介绍农业知识，就是讲些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

等大家人来足了来齐了，加演片子也放完了，正式片开始了。

放正式电影的时候，观众是特别安静的，都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银幕。到每次换胶片时，观众们的嗡嗡声，特别是碎娃们的叫喊声才突然大了起来。

这时，也是大家长出一口气的时候，也是各人的心情跳出电影情节的时候，也是碎娃们撒尿放松撒欢的时候。只要银幕上电影又一放映，下面马上又瞬间安静下来，都各自又进入故事当中去了。

　　直到最后，银幕上出现“剧终”或“再见”的时候，人们这才一下子又乱了起来，向东向南向北向西纷纷散去。场子上，娃喊他妈他爸的，他妈他爸喊娃的，嘈杂声不绝。

很多时候，看露天电影这活动，也成了当时不同村的男男女女们，互相相个面呀，或是谈个对象呀的好场所与好借口。

当年的影片，以革命战斗故事片居多，如《鸡毛信》、《地雷战》、《三进山城》、《难忘的战斗》、《地道战》、《英雄儿女》、《今天我休息、《林海雪原》、《海鹰》、《平原游击队》、《平原作战》、《一江春水向东流》、《洪湖赤卫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等等。

　　记得有一次夏天，我们在邻村邵家庄看电影。在去的路上，和伙伴们热情还很高，可开演以后，感觉那电影却一点意思都没有，根本就不是打仗片子，真不带劲儿，好像是《艳阳天》或是《朝阳沟》什么的，反正我们几个孩子都不喜欢这类电影，就搭帮结派地准备提前回自己村子。

中途路过一个晒麦场（为了生产队晒麦专门用碾子碾光的专用地方），发现在场的中间，有个大石辘轴，一时大家伙玩心便起。一大帮碎娃们，一起子把人家生产队的辘轴滚到一里外的河里去了。

　　不光是这样捣蛋，还又嘻嘻哈哈地钻进人家村的菜籽地里，专门折人家菜籽花尖尖。

那时生吃这嫩嫩的菜籽花尖尖，也算是一道绿色食品呢。那些胆大的娃，折了一大捆捆，准备拿回家去，给家里当菜吃。胆小的呢，干脆就地吃饱了事，免得拿回家去让家长再拾掇自己一顿。其中我，就是那个胆小的之一了。

回到家里后，也没多想，倒在炕上就睡了，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大早，迷迷糊糊被家长叫起了床，书包往脖子上一挂，就冲冲到学校去了。

按理说，早晨头脑是最清醒的了，教室里，人家娃都在呜哩哇啦早读念书不停，而我却爬在桌子上昏昏沉沉地睡觉，脑子发晕，一觉不起。

　　班主任杨老师发现后，撕着我耳朵，把我叫醒。她看我脸色好像不对劲儿，就赶忙叫我提前回家，让找家长看大夫去。

　　我稀里糊涂地向家走去，可没敢直接到回家。那有胆回家呀，于是就来到隔壁五婆家。她老人家也看我脸色不对劲儿，就过来摸摸我的额头，再看看我的舌头，然后生气地问道：

“夜黑（昨晚）是不是和俺孙子一伙哈怂（捣蛋）了，是不是偷吃了人家的菜籽花了？”

我吃了一惊，正纳闷她老人家是怎么知道我们昨晚的事呢。她指了指家里墙拐角处的一捆嫩菜籽尖尖，说：

“这就是WW夜黑拿回来的”。

没办法，已经全露馅儿了，我只好承认了昨晚犯罪的整个经过。

老人说：

“你们也不闻闻，上面的药王气气这么重。如果不是前两天下了些雨，我看呀，你们几个碎怂（小娃）的命早都没有了”。

批评完以后，就让我强行喝了两大碗浆水，再吃了些我也不清楚的什么粉粉药（因为我五爷当年是方圆有名的医生），然后睡在她们家烧炕上，一直等大劲过了以后，才让我回了自己家。

如果要是我直接回家，怕是家长非锤死我不可；如果紧急不处理，我这小命就没有了。真是太感激俺五婆五爷了。

看来，这便宜事不能随便占。偷吃人家的，迟早都得吐出来。要用现在的流行语，就是：

出来混，迟早都得还。

• 看电视
  

　　说起看电视来，那也已经有些年头了。

记得最早的，不是电视了，而好像是幻灯片片。

当时，我们的学校，好像在办公室里的东南角角吧，找了一个房子，用深色布把窗子一挂，阳光全遮住，里面整得黑不拉叽的，然后，一个班一个班的娃们轮流着进去，里面都是小板凳，娃们挤成一疙瘩堆堆。后面架了机子，咣当咣当地不停响着，每响一下，前面幕帐上的内容就变一下，然后老师根据上面的内容讲解着。现在想想，到底片片上放的是啥内容，已经实在是记不清了。

至于看电视的时期，好像是审判”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时候吧。各村各学校，好像要求大家都要看一样。

　　那时候，我们村子好像穷很（现在好像也没怎么富起来），还没有黑白电视机，可隔壁村子草庙却有一台，在戏台那儿放着。

第一次去草庙看电视，好像是在白天，当时还下着雨。是由我们学校组织的，各班娃们排着队，一拉溜，进军草庙村。

加上人家堡子（村子）的人也要看这电视吧，所以，人多得乌央乌央的，我们学生娃，去的好像也迟了些，站的位置那就只能特别靠后了。

　　大老远踮起脚尖尖向前看着，别说是有大个子挡着，就是前面那些打油纸伞的一挡，我们这些在后面的碎娃们能看个毛毛虫呀，呵呵，就是从伞缝缝人缝缝里，冷不盯能瞄上一眼。那屏幕小得就象自己家屋里的镜儿一样，只有小人人儿象毛毛虫似的在动，根本就不知道那人人儿有没有眼睛了，更不清楚电视上的人在干啥。

　　后来，雨也慢慢下大了，没办法，老师只能再组织大家，又bia里bia达地回来了。

从此以后，我们大家就知道了什么是电视机，也知道原来草庙这个电视机了，虽然是黑白的，也不大。

　　那时，我们这些碎娃们，一般放学后也没有什么课外作业呀啥的。到了晚上，就没啥事儿了。一般就提前约好，各自给自己家长找个理由，撒个各种各样的谎话，然后，几个关系好的小伙伴儿，就成群结队地去草庙看电视去了。

至于今晚上去，到底看的是什么内容，那就狗屁也没记下了，关键是享受大家一起在去和回来的这个过程上。

有时候，晚上天气冷很，特别是在大冬天，那风呀，刮得呼呼呼地，我们这伙娃们，个个冻得跟屁一样，可去草庙看电视却依然照去不误。

在人家堡子看电视，总感觉是那么低人家一等似的。首先，没有啥好位置不说，更没有个可坐的地方。如果是晴天在室外场场上，你看我们这伙儿，为了不被前面的大个子挡住视线，见墙爬墙，见树爬树。

如果哪天我们运气好，去得早，才找个好位置站着，你看人家村子那些来迟的人，在后面的就骂就喊，说是嫌我们把人家视线挡住了。没办法，饿们就只能后退了，谁让是在人家地盘上看人家电视呢，强龙不压地头蛇嘛。

　　在回来的半路上，为了防寒取暖，我们在野地里，经常烧人家草庙的包谷杆杆取暖，烧人家的麦尖堆堆和棉花杆杆取暖，反正只要能烧的都烧。

　　我们一伙碎娃们，在火堆周围，围成一圈，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地，有时不时还你一句我一句地唱着喊着。

当时，我们的生活中，也没啥流行歌曲，更不爱再唱那已经被唱无数遍了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那就人人吼几声秦腔戏吧，特别是CF和LW，他爸就是我们村经常唱戏的，也许是耳闻目染吧，他俩记得戏词儿最多了，我们这伙也就近墨者黑了，谁都能会上几句了。

“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庄有家园，姐弟姻缘生了变，堂上滴血蒙屈冤”，一个刚喊完，又一个再喊起来：

　　“五台县官太懵懂，滴血认亲害百姓”，《三滴血》就是大家的最爱了。当时，我们也不懂这戏词是个啥意思，呜里哇啦，就是图个热闹，那声音呀，都能把狼招来似的。

等玩够了，疯够了，回到各自家里时，大人们早就睡着了。一般知道我们还没回来，门是留着的，用客儿杈棍（煨炕时的家具）顶着，一推就能开。

然后，我们偷偷摸摸进去，蹑手蹑脚溜进烧炕热吐吐的被儿窝里，美美儿撸上一觉。

能有印象的当年电视剧，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电视剧《敌营十八年》了。

那个时候，人家草庙的电视机，已经换成彩色的了，当年看这电视剧时，一集都不拉过，全部看完了，感觉美很，因为是打仗的，虽然直到后来，才知道了这电视剧的时代背景，可那时，只是因为属于打仗的，所以才喜欢。

　　后来，我们村子大队也有了电视机，先是黑白的，后来也变成了彩色的。电视机好像是在大队办公室的前面放着，电视机放得特别高，门上面二层楼上，墙上掏了个大洞洞，镶进了个木箱箱，里面就放着电视机。有专人保管，专人按时放映。

那时候，最羡慕嫉妒恨的人，就是那个专门放电视的人了。大家看迟看早，甚至能不能今晚上看到电视，全凭他说了算数，太牛逼了吧。

有时也想，如果我是那个管钥匙的，我就天天看电视，想咋看就咋看。

在自己村看电视，总比在别人村看电视更爽了。在别人村子看电视，首先要找理由吧，虽然总能找到去的理由，但毕竟要给家长撒谎，这总是不爽的。

　　在自己村看，那就不一样了，家长基本上不阻挡，而且还可以早早去，占个有利的位置。

　　开始时候，没啥经验，占位子时总爱抢最前面的位置，结果，我村那个电视机放得特别高，整晚上，头都得扬扬着，脖子都能扬断了。后来才明白，原来最前面位置，却不是最佳位置。再向后放点儿，中间偏后五六米处，正好，最佳。

　　那时看电视，好像就是个中央台和陕西的四八频道，节目也少，时间也固定，看电视的人也没啥可选的余地。从晚饭后开机看，一直看到三个台都出来“再见”为止，才不乐意地离开回家去了。

那时候的电视，一般十二点左右就结束了，最后都有个第二天的节目预告，看看明天晚上有啥好电影电视的，大约几点开始。好像最关心的都是最后的重头电影，其它的节目好像重来就没注意过。

电视结束了，雪花点点出来了，就该回家了。不象现在的电视台，你随时打开，随时都有节目看。

后来，每次放寒假暑假，总要连哭带闹地要去西安父亲那儿，除了能吃好吃饱外，就是可以不受限制地天天看电视了。

父亲他们的宿舍区12345个楼，开始，电视机在2号楼那边（123和45楼虽然一起，但中间隔着），后来4楼也有电视机了，就近多了。

这里的电视每天放得特别早，晚饭后，早早就打开了，天还大亮着，但电视机在树荫下，也不热。如果下雨天，还有室内的。搬着小板凳，人又不多，重来没有村子那么挤人，看着也舒服。

这阶段，印象深的电视有《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海底来的人》、《排球女将》、《井冈翠竹》、《雪山草地》、《卖花姑娘》、《追捕》、《血凝》等。

其实，就是上了高中，在县上，有时也晚上偷偷地翻学校门出去看电视，那时主要是《射雕英雄传》、《万水千山总是情》、《再向虎山行》、《情义无价》等。虽然偶尔，但也发生。

• 过年
  

　　在记不起具体年干的回忆中，最快乐的时段莫过于过年了。

那时候的冬天，好像好像经常下雪，特别是下大雪的天比现在要多许多，过年时白雪一片的景象那是常有的事儿。

儿时过年，感觉要比现在热闹得多，也有意思得多。

首先，过年前的好几天，大家一般都能穿上新崭崭的衣裳，尤其是我们这些碎娃们。

其实，早在深冬的时候，田里的农活少了，妇女们就三五成群的，不是在这家的烧炕上，就是集中在那家的烧炕上，一边谝着闲话，拉着家常，一边各自给各自家的大人和娃们做着过年的衣裳和鞋子。

有些家长手儿巧些，会裁衣裳，大家往往都愿意让她给自己的娃娃，把提前织好的布早早裁剪好，然后，在大家聚在一起时，边自己学着缝，边让会做衣裳的人给指点指点，所以这个时候，女人们最容易集中在一起了。

那些手巧的人，一般都有做好了衣裳样子或是鞋样子，这些多是用牛皮纸剪的，这样比较耐用些，最不行的也是用废报纸做的。这些玩意儿，平时都是用书夹着，还得一层层包好，放在一个不容易乱动的地方。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就取出来，依葫芦画瓢，用粉条在布上画条条道道地，然后再剪刀裁剪。

过年时，提前个两三天，就给我们娃们家个个换上崭新的衣裳。一般我们弟兄俩都是一身用黑粗大布做的衣裳，样子好像还挺像今天的中山装。布锤得亮的呀都能闪光，而且，还是四个兜儿的（那时候，听说干部越级别越高，衣裳上的兜儿就越多，哈哈哈哈，也不知道这都是从哪传出来的说法，反正我们是最多的，四个兜）。

　　脚上再整个新棉窝窝，袖子上再套个新棉花黑套筒（双手插里面，可防冷，也叫筒袖）。

从头到脚打扮一新后，就迫不及待地溜下炕，使劲儿地跺跺脚，那个美啊。然后一溜烟地飞跑到街道上，开始给伙伴们显摆显摆了。

　　新衣裳一直可以穿到十五都过了，然后再脱下，等到遇上什么重要日子时再换上。家境宽些的，就让娃们年一过一直穿下去了。

　　到了大年三十的时候，上午基本就是在家不出去，专等吃才出锅的包子。

一般都是一大早，家长们就开始忙着蒸包子了。其实，面和菜都是先一天窝好了。

当蒸包子的时候，娃们一般就在旁边等着，就是玩耍时，也会离自己家门不太远，就等着家长喊叫吃包子。

第一笼包子才出锅，我们不能先吃，必须要先给灶爷灶婆和先人的贡桌上端一大碟子，其余的，不用家长叫，我们就三下五除二，瞬间吃光了。

才出锅的包子一般烫嘴的很，我们就不停地在自己两个小手上，左右倒来倒去，碎嘴吹得呼呼地，即使再烫嘴再烧手，就是舍不得放下，还是硬往嘴里塞着，把两个腮帮子鼓得圆嘟嘟的。

平时生活再艰难，日子再苦，但往往在这一天，家长绝不嫌自己娃们吃的多，只要不撑坏肚子了，一般都不管。

有时，隔壁对门的，还相互送上几个自己家包子去，相互看看你家的是地软馅的，我家的是萝卜馅的，他家的是粉条儿的。所以，我们不但吃得很多，而且，还样子五花八门，个个都美得眉开眼笑的。

　　那时，三十黑里（除夕夜），根本就没有现在的什么春晚呀什么的（春晚是83、84年才有的），一般都是一大家子人，做上几个看得过眼的菜，围坐在一起，吃吃喝喝，唠着家常守夜。更多的是一大家族人，集中在贡着同一先人灵位的那家，拥挤在一起，说说笑笑，扯东拉西。

　　娃们家都屁股象长了刺一样，坐不住，在大人们中间穿来穿去的。时间熬到十点不到，就累得早早卧在烧炕里面睡着了。

　　对娃们来说，初一早晨，那可一定要起的特别早，当然也有的娃三十晚上，根本就一夜不睡觉，竖着耳朵，专门等着谁家炮先响了。如果村子哪边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马上就溜下炕，飞跑到响炮的那家门口，等着人家鞭炮放结束，就急着抢着去拾地上那些没有响过的碎炮儿。

黎明时的村子街道上，简直就是娃们的天下。家境好点的，打个手电啥的，还有的娃没手电筒了，干脆就提着马灯。啥都没有的，就跟着有手电筒或马灯的后面，搭伴儿胡跑。

大家只要一听是堡子东头有炮响，碎娃们就呼啦啦向东头跑，听到是村子西边炮声噼里啪啦，就又一窝蜂似地向村西头跑。跑到以后，等人家放完了鞭，就赶快在燃过的炮霍堆堆里找来找去，拾那些没有响过的小鞭炮。

那时农村人放炮，不象现在都在十二点时最集中，放炮都同时放。那时的放炮，好像多半是在黎明时分，村子东一榔头西一棒桘的响。这样最好了，我们才能一起跑到东，一起又跑到西，既有跑，又有的拾。

等到天亮以后，碎娃们就凑在一起，人人比自己的拾炮战果。那么，拾这些有啥用呢？一般是把那些带炮捻子的，就点着一放，图听个响声；把没法点响和没有捻子的炮，剥开，倒出里面的火药。

火药是平时装在一个小铁盒盒子里，为下一步打自制的链子枪做准备。

　　天亮以后，我们还有一件更大的事，那就是磕头挣压岁钱了。

一般是先向自己父母要，总觉得是自己父母，反正都要给的，所以有时不但硬要，而且有时头也不磕一个。

　　然后，一般就是自己村里的亲戚家和自己同宗家优先，一进门就先叫人家“爷爷好，婆婆好，大伯好，大姑好，大姨好”，那小嘴甜得呀，七大姑八大姨的，逮住谁叫谁，有的甚至都叫乱了辈分。

　　大人们也都知道，这一大早的，能叫自己的，都是来挣压岁钱的，所以，也都提早准备好了。

娃们一般是拿到压岁钱后，连个过渡都没有，扭头就向第二家跑去，直到跑完八杆子都打不上的亲戚后，然后就试着跑和自己父母关系好的家，有的给压岁钱，有的就给娃些吃货了事。

整个早晨的心情好坏，不停地随意压岁钱的多少，上下起伏着。

其实，那时的压岁钱，每到一家，多了就是一毛，一般五分，还有一二分的。

一年挣的压岁钱，一般年后都给了父母，主动交给的不多，一般都是被逼无奈，才交由家长保管。

那时候，由自己来处理压岁钱的事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当然偶尔会偷偷截留几分还是有可能的。

　　到了正月十三，就吵着家长要打灯笼了。舅家会提前都要给外甥家拧灯笼，还要拿麻花呀什么的，当然，外甥要提前给舅家拜年。

十五打灯笼也挺有意思，不但大家比谁的灯笼好看，谁的灯笼样子新颖，什么八角灯、罐罐灯、各种动物灯，关键是还要俩娃灯笼碰灯笼，比比看谁的灯笼碰不灭，而且还要把对方的碰着了火。

那就得蜡板板要大要稳，把蜡要焊牢靠（结实）。蜡捻子也不能太长，蜡也得切短点，要不然，自己还没和别人碰，先自己把自己的灯笼烧着咧。

最后，碰的呀，有人笑，有人哭，有人怒。不服气的，回家重取个灯笼来，继续碰。

就在这快快乐乐、打打闹闹、热热闹闹中，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新年，就是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情来，也仍让人感觉快乐无限。

• 小学老师
  

　　1978年秋，我开始上四年级了。

班主任老师是李正乐老师，他是我村的，家在村东头儿。他教的是数学，人既认真又好学，还特别喜欢文学。

当年，我班上的娃娃，主要是自己村里的，人也不少。上课时，基本不好好听讲的多，关键是年龄太小，不知道学习。

那时候，班级上课纪律的好坏，不是看大家的自觉性高低，看的是上课老师的手段硬不硬。

李老师上课时人特别凶，但是，大家却比较喜欢他，主要原因就是他书教的特别好，娃们家都佩服很。

也许是为了安慰大家，也许是他有一套方法，每次讲课前，都会说：

“大家要好好听课，咱们早早讲完，然后，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这下，大家立马就来精神了，包括那些平时根本就不认真听讲的娃们。即使为了听后面的故事，也得强打起精神，尽力撕开自己那昏昏欲睡的眼皮儿，拉竖自己那长了毛毛的耳朵，就是装都装模作样地听起课来。

　　数学课那是天天都有了，所以嘛，故事也就自然天天能听了。

李老师讲故事，就咋收音机里讲评书的一样。只要是讲故事的时候一到，他就合上讲桌上的课本和教案本子，先咳咳几声，清清嗓子，然后，把擦黑板的板擦在讲桌上“啪”的一拍：

“昨天咱们说到，张飞骑马挺枪，虎目圆睁，站在当阳桥头……”。

看看李老师这派头，听听李老师这语气，早都把人吸引得忘乎所以了。

每次到最后关头，还留有个悬念，兜个大大的包袱，弄得大家都下课了，心里还痒痒地，盼望着第二天的数学课呢。要继续把故事听下去，那首先还得好好听讲了，否则，要是搞得李老师心情不爽了，故事也就接不上了。

　　如果要是谁哪堂数学课惹老师生气了，不讲故事了，我看呀，其它娃们都能把这捣乱的娃吃了的光景。

今天当然知道了，其实当年他讲的都是些《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了。

可那小时候不知道啊，听着曹操杀董卓、袁绍战曹操、三请诸葛亮、三英战吕布、吼断当阳桥、周瑜戏蒋干、孔明借东风、草船借箭、周瑜打黄盖、白帝城托孤等等等等，而且故事还一个接一个，前后还连在一起，感觉李老师的脑子简直太厉害了，怎么能记下这么多故事啊，而且还不乱。

如果让他穿上长褂，拿个醒木，简直就是个标准的说书人了。我们这伙碎娃们，那个佩服呀，别提有多那个了（都不知道用啥词形容的好了）。

　　语文老师叫朱新婷，也是我村子的，家也在东头。一个大姑娘，宽脸型，两个粗但短的辫子，齐刷刷能达肩。

朱老师特别认真，也特别严肃，就记得教我们写作文的一点点的情境了。

开始时，好像是在黑板上写上五六个相关的词语，让我们造句联句说段话，后来就是她在黑板上写上段话，让我们填当中的空空，比谁用词更准确。也许由于填词形式比较固定吧，所以，到后来就养成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开头的几句话，仍然是我们当年在黑板上填空时的样子了：

“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紧密围绕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

无论写啥作文，开头基本都是这些话，没有啥区别。神奇的是，写着写着，最后都能拐到“一件小事”上，拐到“我的同桌”或者“我的老师”上面来。

　　还有印象深的，是音乐老师了。他叫纪德新老师，也是我们村里的，个子不高，眉重腮宽，走路总感觉有弹跳感，眨眼快了些，有时向下猛挤。

　　他不象其他音乐老师那样，天天教唱新歌什么的，虽然偶尔他也教几首，可更多的是，系统地讲乐理知识，什么四分音符、八分音符、每小节几拍、休止符、降什么调、什么符号表示反复唱，什么叫渐强，什么叫渐弱等等等等，怎么比划打拍子呀什么的也教。

特别神奇的，是我们那时的音乐考试，纪老师经常在黑板上，写上一首熟悉歌曲的一句完整乐谱音符（虽然都是些简谱），然后，让每组每个人唱，一个一个来，再根据大家唱出的调调打分，滥竽充数可不行了。

偶尔，他也写上一半句大家都熟知的秦腔戏曲谱来。当然，我们学生不知道是秦腔啊，谁也哼哼不出来。等到老师唱出以后，才惊得我们大家人人都“哇——，原来是这呀”的骚动一下。

虽然大部分学生都不喜欢这样考试，我当时也不喜欢。但多年后才发现，自己竟然也挺喜欢音乐了。工作后，每当组织学生参加学校合唱比赛训练时，我都喜欢在黑板写上所学歌曲的简谱，一笔一画，工工整整，教领学生唱，那就是纪老师当年上课影响的了。

今天，他虽然因种种原因，离开了教育这行，但我依然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农村小学音乐老师呀。我至今，特别尊敬他。

• 骑自行车进山
  

　　1981年秋，我们就进入初二级，当年，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有了自行车。

那时，自行车可就不是多见的了，牌子也比较单调，记得好像有“永久牌”呀、“飞鸽牌”呀、“红旗牌”啥的。

当时，俺家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最便宜的“红旗”牌了。那时买自行车，主要是为了父亲去西安来回比较方便，主要是可省下搭车费。

有一次星期天，父亲回家，我就和自己村几个同年级的小伙伴儿，背着家长，各人骑上自家的自行车子，准备去太平口耍。

其实那时候，我还从来没去过秦岭山边边。当时，我去的最远的距离，就是到过南宋村，而且还是步行去的。

这一次，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去太平口的时候，我感觉特别费劲，因为沿着九号路，基本上都是上坡。有时，实在骑不动了，大家就下来推着自行车走。

也是才学会坐在自行车车座上骑，自己的俩脚呀，都还不能同时踩在两个脚踏板上踏圈圈，一是因为自己个子不高，二是因为那时胆小不敢试，也不会把车座向低调一下。所以，骑上后，屁股往往是给左一扭，左脚能蹬下来，屁股给右一扭，右脚能蹬下来。

如果这样骑的时间长咧，屁股都能磨出泡泡来。

　　就是这样，连推带骑的，终于气喘嘘嘘地到了山边边的太平口。

那时的太平口，和现在的略有不同。首先，当年的路口口处，中间还没有这个写着“太平口”（或是“太平峪”，没看准）的照碑（其实，今天的这个照碑，就是起着交叉路口的圆转盘作用），就是个简单的“丁”字路口。其次是周围的商店餐馆还没有现在这么多。

　　当年的所谓“环山路”，还不是今天的环山旅游路，而是山跟前那个东西向的备战路。这条路，刚好与从太平口出来的山里公路，就在太平口今天的照碑处，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

这备战路嘛，不用说，一定是柏油的。由山里出来的公路，也是柏油路，质量在当年算是特别好的，因为，它通向山里面的六所。这”六所”的名字，应该是我们当地人的通俗叫法，那可是当时重要的军工研究单位，这总得向外修条便捷的公路吧。

当时，等我们骑车到太平口，已经是半下午了，夏天嘛，感觉这太阳呀还老高着，应该距离天黑时间还早着呢吧。

在我们相互纵容和相互壮胆下，大家准备沿着山里公路，向山里再骑上一段儿，看看这山里面到底是个啥样子。

　　山路总是曲曲弯弯、忽高忽低的。我们向里挣扎着骑了一会儿，左转右转地，感觉就是身上有点瘆shen人。这里的太阳啊，也被旁边的高山挡住了，空气突然冷簌簌的，这不免让大家都有点害怕起来。都下了车子，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别进去了，一起向山外骑吧。

向回出山骑上自行车，基本又是一路下坡。坐在车座上，那个舒服呀，就甭提了。坐在自行车车座上，感觉耳边呼呼地风声，也不用脚踩踏，大家相互拉开距离，那个自在啊，浑身都清凉的很。

就是有一点都没有注意，出发时，大家都没有好好检查一下自行车砸（刹车系统呵呵）。

只顾向下骑了，越骑越快，越快越爽，结果，我们中间，有两辆自行车刹车有问题，其中我就是中奖者之一。

　　在距离山口还有不到一千米时，想摄砸刹车减速，结果，自行车没有反应，这一下，自己真的就慌了，不知咋办，下又下不来，自行车就象疯了一样向下冲去。

“丁”字口北边是一片空地，如果到了这路口，只能向东或向西拐弯，沿环山路下去。可这么快的速度，自行车根本就没法拐弯了。

自己的脑子一片混乱，还有四五十米就到口口了，咋办呀。

突然，路上有一小坑坑儿，猛然就把车子一颠，这一下，我整个人就被抛了下来，重重地摔在了柏油路上，而且是面朝下，向前冲了过去。

再看自己的自行车，竟然还没倒，直直地冲进路口北边的麦地里了。另一个车刹有问题的同伴，简直比我还夸张，连人带车，一起也冲进了地里。

　　结果是，我俩的自行车车座都翘上了天，车被摔得转都转不动了。我们俩人自己呢，更是目不忍睹：我是正面没法看了，衣裳划烂成了条条子不说，脸上胸前腿脚上，血陇陇到处都是；另一个伙伴，摔得腰酸腿疼，当时就没直接站起来，看来内伤也不轻。

出了这事故，周围店铺里的人们都出来看热闹，有几个年龄大的好心大叔大伯，过来给我们帮忙，用石头把车座砸平，再用铁棍儿把车轮搬正，看凑合着能用，用树枝挑着把链子安上。

经过一个多小时折腾，看收拾得也差不多了，我们一群心寒胆颤、伤痕累累的战友，相互搀扶着，一瘸一拐地，收兵回家了。

这次出门耍，得出的经验就是：

你别把山不当山

• 初中生活
  

　　1980年秋开学，我就上初中了。

上初中就在我堡子上。

我们村子的学校，有小学，也有初中。

我们终于从学校两个照碑连线的北边，移到了南边来。因为北边都是小学教室，南边才是初中教室。移过来后，心里都美滋滋的，感觉自己总算是个大娃娃了。

初中的学生来源就广了，不仅仅是我们堡子的娃们，还有邵家庄的、裴家寨的、南稻务的，突然间，多了许多陌生的新面孔。

以前曾无数次想，我啥时儿要能搬到南边去就好了。

教室变了，老师也变了。

印象比较深的是班主任杨全修老师，黄堆人；数学付琴老师，南宋村人；英语李伟老师，南稻务人；化学李碧霞老师，南稻务人，等等等等，还有我们村的朱长乾老师、姜永普老师、朱吉正老师、弋满年老师等。

　　班主任是杨老师，年龄当时算是最大的，感觉好像当年已经五十多一样。他个头不高，短发，脸黑得有点怕人，特别是他深度近视，戴的那个近视镜，眼镜片片特别厚，好像中间划了许多圈圈一样。他说话虽然说话声音不太大，但却特别威严，还带有点沙哑。

他平时，就手不离一个短杆杆烟锅儿。没事儿时，总是把烟锅儿叼在嘴上，就是在说话时，也不把烟锅儿取下来。

杨老师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没事时见了老师面，那怕你笑一笑走了也行，再别以遇见就问，‘老师，你吃了没’，见问话总都是这么一句，能不能换句新鲜点的。再说了，如果我是刚上厕所出来呢？也你这样问话吗？简直是瓜的很。”

　　他这么以说，吓得我们后来每见到他，都不敢再问话了，哈哈。

那时的我们，在学校里如果遇到了老师，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机灵，说什么“老师好”、“老师早”之类的问候语，我们一般都是“老师，你吃了没？”

　　数学付琴老师，应该当时还没结婚吧，个子挺高，年轻漂亮。

记得有一次上数学课，我堡子HD拿着一根皮劲儿，窜着一串串麻钱儿，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时，摇得花铃铃响。

当付老师听到后，以回身的功夫，HD就一动不动了，老师没看清是谁在捣乱。她刚转身要去写字，HD又摇得哗啦啦响。

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闹腾，老师也灵了，冷不防，突然转身，马上就发现了是谁在底下捣蛋了。

这一下，老师就急了，走到HD跟前，问道：“是你在捣乱？”

HD说：“我没！”

老师又问，他又否认。

这一下，老师真气急了，一时没拿住自己，失态地大声说：

“你没摇？那是猪摇来。”

HD马上说：“就是猪摇来。”

老师瞬间感觉不对劲，好像自己说粗话了。让学生再这样一顶嘴，又气得下不了台了。加上这时，教室里，几个平时爱捣蛋的学生哄堂大笑，还有阴阳怪气嘻嘻哈哈的声音，付老师一时不知所措，便边流着泪，边把讲台上的讲义以拿，生气地离开了教室，自己回房子去了。

这事情马上就传到班主任杨老师那里去了。

　　后来，到底是咋处理来，现在我没记忆了，反正是全班一定都没好果子吃，因为，我们当年的班主任太厉害了。

那时呀，虽然我们人升到了初中，其实，心理年龄依然还停留在小学呢。

给老师惹了不少事，只能说明，那时的我们，依然顽皮，依然无知。

孩子总得一天天慢慢长大，后来，老师也没和我们计较。他们教书依旧，我们学习依旧。

• 我们的学校
  

　　我们村子现在的学校，已经和过去的大不一样了。

真怀念我们过去的学校。

当年的学校是个啥样子呢？让我带你在我们过去的学校里逆时针转一圈吧。

记得原来的学校，大门是朝东开着，门口两侧是个水泥斜向砖墙，左右墙面上写的是红字标语，铁栅栏门如果闭上，从中间向两边，门上的尖尖向两侧是越来越低。

走进学校大门，迎面是个照碑，正面是画，背面是字。围绕照碑的，是个小小的花园。再绕过小花园，前面的田地挡住了去路。

沿砖铺小路向右拐（北），有南北两排三间房，都应该是一二年级的教室，其中北排教室原来是个有高台台的庙一样，上面的梁檩上，在印象中有各种彩色图案。当年年龄小，当上课时，我抬头一看那花花绿绿的图案，心里还挺害怕的。

走过这两排教室，然后向西拐，左手侧仍是中央田地，右手侧是个东西向的长排教室，好像有五六间甚至更多的样子，其中中间三间是个大教室，东西两侧都是老师的宿舍。

走到路的西头，再向南拐，其中右侧，又有东西向的南北两排教室。

向前（南）再走，过了这两排教室，右看，就又有一个照碑，这个照碑和刚进学校大门的那个，是端东端西，竖在中央田地东西两边。

　　这个照碑的西边，就是进入操场的铁栅栏门。穿过铁栅门，就进入了操场。

我们的操场里，在靠近门的右手侧没有几米的地方，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主席台，主席台有半米多高。主席台的北边，有两三个用砖垒起来的乒乓球台子，台面是水泥的，上面没有网网。我们一般耍兵乓球的时侯，都是就地用砖头块块一挡就行咧。

操场中间，还有南北向东西排列的两个篮球场地。

　　绕操场一周，根本就不够标准的四百米跑道长度，估计也就是二百米差不多吧。

在操场南侧偏东一点，有四个厕所。西边的是男女学生厕所，东边的是男女老师厕所。

出了操场门，再次进入教学区，又要绕过照碑，回到学校中央田地西边的南北向砖铺小路上。

再继续向南前行，右侧（西边）又是两排东西向的教室。

走到中央田地的西南角，再左拐，就到了田地南边的东西向路上。路的南边，也就是右手侧，是学校的办公室区，共五间房。其中，中间的三间，是学校的会议室，会议室里面的东西两边，又分别是老师住宿的地方。

这排办公室的南边，还有两长排东西向房子，都是老师宿舍。

那时，老师的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每个人只有半间房子，中间都扎墙隔开，两侧分别住人。只是最南一排是半边厦子房，还有老师的灶房子在这儿中间，灶房两边还是老师宿舍。

　　从办公室前再向东走，就到了中央田地的东南角角。左拐向北，就到了才进门绕过第一个照碑的小路上了。

右手侧，就是学校最后的南北两排教室了，也是个东西向。

绕过这两排教室，就又回到学校门口的照碑和小花园了。

再绕过照碑，走出大门，就出了学校。

其实，在学校东南角和西南角，好像也有两小块田地，只是没有学校中间这块大。

现在回想起来，儿时的学校，有田有花有草，有麦有菜有萝卜，还有楼台庙宇，就象个花园一样，有小学，有初中，多么漂亮啊。

后来，学校经过了几次改造，先是大门从东边移到北边，后来是平房教室变成楼房。再后来，学校面积也不断地被缩小侵蚀，就变成了现在的这模样了。

现在的学校，面积小了，中间田地也没有了，初中也没有了，就只有小学可怜的那么几个班，那么几个娃了。

真怀念我们儿时的那个学校。

班主任

1985年秋，我上高三，才开学那段时间，有些瞀乱（烦），一是学习压力太大，自己学习的现实情况与家长对我自己学习的期望过于悬殊，还又不敢让家里人知道自己目前的学习现状，因为母亲身体又不是特别好；二是好好个自己班（五班）四分五裂，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班集体（一班），人生地不熟的，很不适应。再加上又新换了一个新班主任，他总是冷若冰霜，面无表情。

那段时间呀，那个叵烦（烦闷）劲呀，简直就别提了。

这个班主任赵老师呢，其实人倒没什么，就是一整天爱理不理大家的，好像是谁整天欠他一担笼粑粑馍似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外来户”，好像半个眼儿都看不上。（后来慢慢熟悉了才知道，他就是这样个人，只是咱自己当时太血色（敏感）了些吧）。

赵老师个子特别高，体形偏瘦，面色稍黑，穿得略单薄些，更显个儿高了许多。

他经常是早读已经开始了，在大家都叽里呱啦读书时，偶尔把门一推，头在教室伸一下，有时，上半身子进了教室，下身还在门外头。看看大家一下，见教室里一切正常，就又把上半身移出了门外。

　　我们班的教室，当年在教学楼一层的最西头，他的办公房子在二层的东头儿南边房子。

他家有一个女子和两个男娃，大男娃他带在身边，那时娃在东小上学，学校老师都叫娃大黑。

　　一个大男人家的，带个孩子在身边上学，既要管吃管喝，又要管洗管睡，着实也不容易。

时间慢慢进入初冬，我们距离高考预考越来越近。

我们那时，高考前还要有个预考，一般在四月多举行，如果预考都过不了，那七月七八九三天的高考就没有机会参加了。所以，大家还是压力不小，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成绩平平淡淡，又没有任何特长可言，更是心里包袱不小。

记得有一次，和TF约好，准备在上晚自习期间，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他也同意。

在第一节晚自习上了一半的时候，按照事先约好的，我先收拾好自己桌面（是要把桌面摆放得像是人还在的现场，最好是好像刚上厕所去了一样），然后装作无事的样子，不慌不忙静悄悄离开教室，偷偷摸摸在学校门口外等着他。不一会儿，TF也如法炮制地出来了。

　　我俩到电影院的时候，听说加演（正式电影放映前，总要放点新闻呀什么的）已经开始了，但正式电影是《四渡赤水》，还没开始。

我俩匆匆忙忙买好票，直接进去了。

从外面才进入电影院放映室，眼睛适应不了，感觉眼前一片漆黑。

凭着放映机射出的晃动白光，我俩猫着腰，低着头，向前一点一点移动着，寻找我们的座位。

终于摸索到了我们自己的位置附近，再一个个错过同排边边的，来到了我俩自己座位上。

才坐定位子，连一口长气都还没有出，突然，后面伸过来的两只手，同时按住了我俩的肩头。

　　我俩先是一惊，下意识地回过头看后面。

凭着银幕不断摇晃的光线，终于挣扎着看清了按住我俩的人了，原来，班主任赵老师就在我俩身后的那排坐着。

突然间，我俩差点儿被吓死了，气都喘不上来，不自觉地想起身离开座位。他面无任何表情，只是按我俩肩膀的双手，使劲用了一下力，头伸向前，在我俩耳边低声地说：

“钱都给人掏了，先看完吧。有事下来再说”，然后抽回了双手。

你简直难以想象，我俩是咋看完那场电影的。不但觉得那晚的电影特别长，好像咋演都演不完似的，而且，总感觉后脑勺有一双刀子似的眼睛，在我俩后面来回晃荡着。当时我们那心呀，真狠不得找个地缝缝赶快钻下去算了。

　　终于挨到电影结束了，这《四渡赤水》里面到底都演了个啥事，人物都有谁，情节又怎样，我俩脑子里根本就一片空白。

其实，我从小就爱看打仗电影，初心没改，可那晚的电影，着实没看进去，满脑子都是回去后班主任会怎么处理我俩的场景，把能想到的各种处理可能都想到了，包括最严重的叫家长来学校，到时自己怎么给家长交待，家长可能会是什么反应，统统在脑子里都想了。

反正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吧。

电影结束时，我俩迟三慢五地总向后溜达，怕和班主任一起走出电影院。

就这样在后面磨磨蹭蹭的，以为赵老师出来后就自己回学校了，然后，我俩再偷偷回学校。

没想到，他出来后，在电影院门口一直等着我俩。看见我俩出来，说：

“走，一起回”。

　　在回学校的路上，吓得我俩一言不发，跟在他后面。他既没怒，也没笑，沉默了好久，他有意无意地淡淡说：

“今儿这事儿，咋个处理先放一边，这纪律反正是违定了。你俩电影也看了，错了总得要有个处罚吧。是这样子，回去后，检讨书就不必写了，你俩每人先写个关于这个电影的影评，但字数必须超过八千，下周周末回家前，交到我房子来，咱在班上也就不批评了，咋样？”

这样就完了？没事了？就一个作文？这么简单？咋可能嘛。

我俩简直都不敢相信，但心里乐得都开了花似的。

原以为，不就是篇作文嘛，这简单得啥一样。后来才知道，原来麻烦在后面等着，因为那天晚上，我俩根本就都没好好看那个电影，到底《四渡赤水》演了个啥，根本就没印象。

那咋办？自己只能后来又掏钱买票，抽空再看看那个《四渡赤水》了，还不至一遍两遍地看，否则，咋完成这尽乎一万字的作文呢？

绞尽脑汁，连拼带凑，总算在第二周周末回家前，把作文任务完成了，整整一个作文本都写完了。

回家前，在他房子给他交作文时，他随便翻了翻我俩的本子，心不在焉地说：

“都上高三了，看看你们这这字儿，写得难看死了，还乱得跟麦尖一样，人能认得几个字嘛。拿下去重抄，抄得也整里整齐点，再拿来。”然后，就递给我俩，他回家了。

我俩却傻了。

咋办啊，下周来，重抄呗，这还用说？

　　其实，在抄作文的过程中，自己也发现了不少错别字，还有些情节根本就不搭调，所以，就只能是边抄边改，边改边抄了。

好了，再交。

这下，他才认真批阅起来。结论是，每个人60分，刚刚及格，而且，一句评语也没有，只有个光蛋儿分数。

啥意思？我俩还下来分析了半天。意思是要重来一遍，还是？

　　最后，我们俩还真的又重新写了一次，又交了上去。这下他给了80分左右，还没等我俩沾沾自喜呢，他却说：

“高考的作文，人家又不要你写小说，这么长没用。你俩下去后，再把这文章缩写成1000字左右就行了，课堂上布置的作文，你俩暂时可以不用写了。”

这次，赵老师脸色显然好看多了。

几个意思？活折腾人么。开始让写长点，越长越好；现在又得弄短点，越短越好。当然，我们的任务是完成了，而且，还没有缺语文课布置的任何一次作文。

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经过这件事情以折腾，我自己突然感觉喜欢写作文了。

在高三紧张的时候，我却几乎两三天就写一段文字，或长或短，或记叙或议论，也没有固定题目，反正是看到啥内容，有想法了，有灵感了，马上就提笔写出来。如果觉得哪篇写得还不错，就偷偷给赵老师交上一次，他也总是认真的批改，还写上许多字的评语。

直到高考前，自己感觉这一年里写的作文字数，远远超过了我以前所有年级的作文字数总和了，简直是写疯了。

突然感觉，其实，班主任赵老师，也是个挺不错的人。

那年高考，一个理科生，语文竟然得了108分，满分才120分。

新生第一晚

　　27年前的四月下旬，在西安倒也觉得无聊，就约了几个同学，一同去北京到高中老同学那儿，想玩上几天。到时天将晚，天气闷热的很，在他们宿舍前的草坪上下凉，竟然也能呆到十一二点才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另一所大学，看望另一个高中同学。到了后，听他舍友给我们讲了一段故事。

说的是，我的这同学，当年才来北京上学，开学后的第一晚，由于他人困马乏的，就早早地睡下了。

他的床位在宿舍里面右上铺，左右两排都是架子床，中间是个公用的生活桌子，距离两侧架子床也就二三十公分的距离。

睡至半夜，我同学翻了个身，你说巧不巧，这个床铺边边的短隔档却有问题，是个坏的，所以，早就放到床底下了，等待以后学校来修理。这样，上铺就没有任何安全保证了，结果，他一翻身，“咵嗒”，整个人就平平地掉了下来。

　　你说他这运气不好吧，他还真走运，刚好掉到中间的生活桌子上了。

就这么大的动静，惊得同室的其他舍友，都一咕噜爬了起来，揉着眼睛，拉着了灯，寻找声源。

大家都东盯盯，西瞧瞧，发现也没有啥事情呀，就是上铺少了人罢了。

这时发现我的高中同学，一个人睡在中间的桌子上，头蒙着被子，正呼呼大睡呢。

　　他的舍友们都很纳闷，但谁也没说啥，再说了，这人家又不是失踪了，只是换了地方，睡在桌子上罢了。

　　大家都是才来的，相互又不怎么熟悉，谁都也没敢吭声，大家心想，“也许人家这陕西娃，睡土炕睡习惯咧，突然让他睡床上，可能感觉不太舒服，先要睡在桌子上过渡过渡吧”。所以，大家又悄悄儿地关了灯，各睡各的觉去了。

　　没过多久时间，“扑嗵”，又一声响，吓醒了本来就没怎么睡踏实的几个舍友，大家又急急火火地拉着灯，才发现，中间桌子上竟然没人咧。

这人呢？再一找，发现我同学又掉到桌子和架子床之间的缝缝儿里了，依然裹着被子，依然呼呼大睡。

大家都是一头的暮（雾）水，都不知道这陕西娃到底是怎么了，“难道还嫌桌子距离地面有一定高度？非得要睡在地上才觉得踏实？”

见人家娃自己都没有吱声睡着，大家也就不便打扰，各自又关灯睡去了。

第二天，我这同学还起了个大早，并不是他人勤快，而是感觉自己脊背疼痛难忍，被疼醒来了。

看舍友们还在熟睡，惊讶自己怎么在冰凉的地上呢？

自己从这缝缝儿先爬起来，怀抱着被子，站在宿舍中间仍然在纳闷：

“昨晚不是在床上嘛，咋一觉醒来，自己睡在地上啊？咋回事嘛，难道是这帮舍友趁我熟睡时，把我有意抬到地上来的？看来呀，这外地娃还是不厚道很，哈松到处都有，咱以后可得小心点了。”

听完这故事，我和同桌都笑疯咧。

实诚人

　　记得那是发生在1991年开春的一件事情，大约是我自己才工作的第二年，印象深刻。

我从板桥村准备回单位。平时，一般是出村向西走近路，过了东侯西侯村，再直向北走，顺着一条南北向的防洪渠东边的小路，过了坳子村西边，再向西一折，就到自己单位后门了。

那时节，我好像才买了一辆新崭崭的二六自行车。

一大清早，我就沿着这个路线，从板桥村准备回单位，还想赶在学生上早操前到校，班主任一般都得跟早操。

当时，骑得也快了些，很快就过了东西侯，向北，沿着生产路右边边正向北骑着。

快到进入坳子村的路口口时，迎面来了一辆拉砖的四轮车。开车的男人，头戴着一顶发旧的带扇扇棉帽子，那两个帽扇扇，还随着四轮车的颠簸，不停地还上下晃荡着。在后面高高的砖车上，坐着一个包头巾的中年女人。由于是初春的早晨，天气依然十分寒冷，女人双手抄抄着（双手相互伸进另一个袖筒里），身体卷缩着，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四轮车的晃动，左右摇晃着上半截身子。

　　按理说，我在生产路东边向北骑，挺正常的，他沿生产路的西边边向南开车，也是挺正常的，我们谁都不影响谁，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可是，你说巧不巧，就在我们快相遇的时候，正好处在通向坳子的丁字路口口，更厉害的是，我要继续直行向北越过丁字路口，他却要突然转向向东，进入坳字村。

　　那时候，农用四轮车，就没有喇叭，车上的这俩人，也都没有任何示意要拐弯的手势。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这辆四轮车突然拐弯向东边拐过来了。

一瞬间，四轮车的前小轮，就把我的自行车挂倒了，我自己向西侧倒去，四轮车的前大轮砸向了我的自行车。

司机发现出了事故，好像才醒过神一样，急忙刹了车。这中年两口子都吓疯了，忙跳下车来，转到我倒的一侧，想看个究竟。

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偶发事件吓懵了，这时才发现，我的右腿竟然伸在主车大轮与后面挂厢轮之间的位置。

这两口子绕过来后，忙想拉我起来。可拉了几下子，我都没站起来 。真不是我想趁机耍赖，的确是吓傻了。

　　我在冰凉的地上坐了好久，才慢慢回过神，爬了起来。

这两口子赶忙过来，边扑打着我身上的泥土，边问：

“伤着哪了没有？”

我边拍打着屁股上的土，边说：

“今天真是你们运气好，更是我运气好呀，如果你再刹车慢一会会儿，我这条腿就算完蛋了。”

那女人忙顺着我的话说：

“就是就是，万幸万幸，你看看，咋能出这事嘛。小伙子，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看看，咱这事儿应该咋办，你说你说，今天这事儿全怪我们，全怪我们。”

　　看着前轮已经砸成麻花的自行车，我无奈地说：

“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就不再说别的了。我现在还有急事儿，你把我先拉到单位去，我时间急。然后，你再把我这自行车，拉到甘河二号路口桥边边，那有个修自行车的，让他给我修修，但你得把修车费给人家提前付了，我下午有空直接去取车子。”

听了我的要求，觉得没有胡说，那男的连忙说：

“行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你看看，我这是给坳子村谁家送砖去，夜黑（昨晚）人家捎话，叫我一大早就送来，说上午匠人等着用。你看这样行不，我先把这车砖去坳子给人家卸了，然后过来，再拉你和自行车？”

我也没想太多，就说：

“行，那你得快点，我还赶时间呢。”

这两口子客气地答应着，赶忙发动了四轮车，向坳子村拐去了。

　　等四轮车拐进了坳子堡子，消失在我视野以后，我自己孤零零站在路边时，心里有点后悔了。

如果那两口子进了村里后不再来了咋办？如果人家卸了砖后，从村子的另一个出口走了，那我找谁去啊？如果他们根本就不是给坳子送砖，而是给其它村子送，他们在懵我，那又咋办？

这种种猜测，不由自主的一下子都涌了上来。感觉自己真是太笨了，当时也没问问人家地址呀什么的。反正在那一刻，心里木乱（烦）的很。

我一支一支地抽着烟，在路边焦急地向村口张望着。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猛然，从坳字村口冒出了一辆四轮车的影影儿，慢慢地看清是那个男的开着，那女人坐在车厢里。

此刻，我的心一下子才放了下来，踏实了许多。

　　他们过来后，赶忙一起装上自行车，我也爬上了车厢，司机启动车子，就送我回单位去了。

路上，我多了个心眼儿，就和那女人攀谈了起来。这一打听，才知道了她两口子是附近的围棋寨人，有三个娃在上学，经济上也不是太好，整天给别人拉砖送砖，生活还过得去，就是辛苦些。

　　到了单位后，我下车，还偷偷再次叮咛那男的，一定要把修自行车的钱给付了，我只管取车。

自己到单位也不敢声张，怕别人笑话我，才工作没几天，竟出这般事情。所以，悄悄溜进学校，对谁也没敢说。只是没跟上学生的上操，学校已经早饭都吃过了。

回到宿舍以后，却又后悔起来。那女人说她家在围棋寨，就真在围棋寨吗？如果是他们怕惹事骗我呢？男的说把我自行车拉去修理，就真的会修理吗？如果是拉到自己家去了呢？反正也没别人知道，反正也没人证明呀。

真后悔死了，当时就应该押他个啥东西才行，也许他们都说的是假话。

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装做没事的样子，溜溜达达地去了甘河二号路口，想看看究竟有没有我的自行车在那儿修理。

在去的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的，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到了修理铺一问，修车师傅还埋怨我说：

“早起（早晨）一大早，就有个人送来了自行车，把修理钱也提前出（付）了。我早就修好，就等你来取。”

　　我试了试自行车，发现没啥大问题，就高高兴兴骑上，晃晃悠悠地回单位了。路上还心想，今天真是万幸万幸，那两口子没懵我。心里反觉得美滋滋的没了负担。

　　第二天一大早，还没等我起床，有老师敲我宿舍门。开门一看，是年龄大的崔老师，后面跟着的，竟然就是那个昨天砸我自行车的男人。

坐下后一说，我才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呀，崔老师也是围棋寨人，昨晚回家后，听自家屋（同宗）谁说，他娃昨天早晨给坳子谁家送砖时，半路上把崔老师单位一个年轻老师撞了，自行车撞得还挺严重。

崔老师打听到是我昨天出了点事情，所以，一大早，就把那个司机带来了，那男的还拿了些鸡蛋呀点心呀罐头呀水果什么的。

崔老师指着司机，对我说：

“这是我自家人，我做主了，你那自行车让他推回去，给你重买一个新的，下周让他推来，再看你一下。”

这么一说，使我倒感觉不自在起来，想想自己还怀疑人家呢，就不好意思地强拉崔老师说：

“千万别这样，这事儿就到这儿结束了，没事了。你看看，我也好好的，没一点点受伤，这自行车呢，也都修好了，看不出个啥变化的，能骑就行了。”

在崔老师一再强求下，就又把我自行车的前轮和脚踏子，都重新换成了新的才了事。

那个司机，后来还先后来单位了三四次，每次来都拿这拿那的，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在我对崔老师一再恳求下，才不让那男人再来单位了。呵呵，如果再来，就搞得我还真像个受了多大伤的人了一样。

这事儿，在我至今的生活中，算是最严重的一次交通事故了。那时候的人啊，都很厚道，他们没胡来，我也没胡来，就这么简单。

不讲理的爹

　　记得在娃小的时候，有一次，她放学回来，突然间，一嘴的普通话，我就一纳闷，一下子感觉不习惯起来。

心想，你个碎怂娃，和你爷你婆你爸你妈在一起生活，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平常大家都是土话。咋，今天回来，还给我们整上了洋腔腔了，你是啥意思？你是让大家随你溜洋腔呢？还是不溜？让你爷你婆也来学这腔腔？

我一时生气，就对娃吼道：

“在家不许说普通话，在学校你爱咋说就咋说。”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想让老人也出现语言上的困难，老了老了还得跟着孙子学普通话。再说了，我压根儿就不会讲什么普通话的。

还有一次，收拾娃更严重。好像是她在和我们聊天的时候，说到她们班上某某娃是农村那儿那儿的。

听她这么个说话语气，可把我气疯了。啥意思？你是城里的？人家是农村的？

当时我就没客气，美美地收拾了她一顿，把娃整得呀，哭了老半天。

哭完了，然后，还得要求她必须背自己的老家“户县＊＊乡＊＊村＊队”。这里才是她的根儿所在。

　　后来，自己也知道这事儿做得过分了。应该换个方式，慢慢教育她。于是，开始每次回老家时，就带上她，给她讲关于村里的事情。

有时还惹她，故意说：“咱们以后能不能改改称呼，不许叫我爸爸了，要叫爹；也不要叫妈妈了，改要叫娘，行不？”

开始呢，娃一点都不习惯，感觉受不了，因为从来就没这么叫过，突然改口，也着实不也容易。可她又觉得这样挺好玩儿的，所以就尽力嘻嘻哈哈地这么叫着。

　　好长时间里，出现了称呼混乱现象，我也是逗她玩玩儿，所以，她能改过来更好，改不过来了也无所谓。

有时，自己在想，我上了四年大学，一句普通话也没说过，整天里，整的都是户县话，搞得当年我们一宿舍人，都能来上几句户县话。

想想更遥远的当年，在那大唐年代，咱这关中话，就是当年的国语呢，呵呵，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了。

再后来，时间长了，娃也就也叫顺口了。

再再后来，我有点得寸进尺了，想让娃把叫“爹”改成叫“大”，结果失败了，训练了多少次，都没有成功。

无所谓了，自己也已经知足了。看着她高高兴兴地一天天叫“娘”喊“爹”的，已经心满意足了。

农村娃嘛，就得有农村娃个样子。

　　其实，换回来想想，说自己是农村娃，有什么丢人的，没有啊，都一样吧。现在的农村人，比城里人悠闲自在多了。

你是个农村娃，就表现出农村娃的样子来，让人看着也挺舒服，总比强装成城里娃却又不太象城里娃好看多吧。

这人啊，有些东西是在骨子里的，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也不是说你装就能装出来的吧。

自然就好。

户县有句老话：“离楼一丈，都是乡棒”。

啥意思呢，就是说，距离钟楼只要超过一丈远，都是农村人。细细品味，真是有哲理。

下车奇遇

　　1993年开春，那年天气好像暖和的特别早。

有一个周末没事，就和老婆去西安逛。胡转了半天，觉得没事，准备再去咸阳逛荡。

那时侯，去咸阳的车站在汉城路与大庆路交叉的地方。不记得当时坐的是哪趟公交车，反正是从药厂什字搭班车，沿汉城路向北去到咸阳的车站。

下车后，到什字东北角车站还得走上二三百米。那天快接近中午时，天气特别热，所以上车前就把外套脱了，外面只穿了个大红色的薄毛衣。

刚一下车，正准备等老婆下来，我却被一个才下车的女士挽着胳膊，硬朝北拉去。

其实，我们要去的方向也是北，一时不知所措，脑子一片懵，尽力快速在想，这女人我认识吗？这女人是谁呀？怎么拉着我就走呀？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已经被那个女士稀里糊涂向北拉走了好十几步远。

我边被拽着朝北走，边扭头看后面找自己老婆，结果发现，后面十几步远的地方，老婆已经捂着嘴笑得都蹲在地上，站不起来咧 。

同时还吃惊地看到，在看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和我穿的一模一样大红毛衣的男士，站在路边，边抽着烟，边不怀好意地笑着，朝我这看着。

这下我明白了，一定是拉我胳膊的那女士把人认错了。

挽我胳膊那女士依然边拉我走边不停说东说西。这下我也就放心了，踏实地慢慢朝北移动着，看她能把我拉到哪里去，反正，后面有两个看热闹的。

一路上，我一直一语不发。快到什字路口，那女士拉我准备向东要拐弯时，我才小声说：“我不去东边，我要直走，到去车站去”。

那女士也许是下车后第一次抬头，惊讶地看着我。我无奈地说：

“我也不知道为啥，一下车你就拉我走。”

　　那女的回头，看到后面那个笑翻了天的男人，然后，对我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人认错了，人认错了”，然后就转身跑了过去，一边训着那个还在傻笑的男的，一边拉他快速地向东走了。

这时，我老婆也笑着站了起来，看着满头大汗的我，说：

“看来你这人缘还算不错，城市里的女子娃都看上你咧。”

说得我头上的汗水就更是不停地向下流来。

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学生韩雨

　　韩雨，是我带过的一个学生。

这名字绕在心头好多年，一直总想说些什么，总想写些什么，化掉脑子里的淤结，使自己以后不在想起，也轻省许多些。

年前又参加了两次他们班的同学聚会，又想起了他，实在难受，所以写了下面的文字来。

他应该是九二级的，我才毕业时，接的第一个班是高二.8班，那时，他还在别的班。

高二快结束时，要文理分班。我依然是高二.8的班主任，只是出去了个别要学理的学生，却也进来了原来其它班要学文科的学生，其中进来的，就有韩雨。

他是涝店涝上的吧，应该家就在涝店乡（现在已经改成涝店镇了）政府北边的第一还是第二个街道，房子好像是座北朝南，距离公路边隔了几家。

韩雨的名字很特别，很容易让人想起文学家韩愈来。还别说是同班的同学们了，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名字时，“韩愈”两个字马上就跳出脑子来。

　　他不喜欢别人叫他“韩愈”，认为同学们这是在挖苦他。谁如果这样叫他，他也不阻止别人，更不会骂同学，只是脸色胀红，低下头，默默地走开。

后来，叫他这外号儿的人多了，他便到我房子说了他的不满，认为大家在取笑他，糟蹋他。

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得管了。

后来在教室里，我公开警告大家，如果下次再听到谁叫韩雨的外号儿，或听到他反映谁继续不改，我一定严肃处理，绝不轻饶。

虽然，叫的人少了，可仍然有不少男生因为误叫这外号儿而遭我毒打。

　　韩雨是个普通又不普通的学生。

说他普通，是因为他从身高到体重，从五官到肌能，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说他不普通，是因为他反应总比别人慢半拍，家境也特别不好。父亲智力有一点点小障碍，母亲双目失明，他从小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也实在是艰难。

别的同学来学校，不管衣裳新不新，起码可以保证是干净的，可他，基本上连这简单要求都达不到。

平时里，衣着简朴不说，偶尔还有磨破的小洞，也没人帮他缝补。他总是一身蓝毕矶上衣，里面是红色的线衣，领子总有点发暗，线衣袖口敞敞着，下身是黑色的单裤，时常穿着布鞋。

　　他是个很努力的学生，干啥事都想尽力干好，内心总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他，也努力地想证明自己和其他人没有区别。

也许是长期的内心封闭，与他人交流不多，干啥事都勇气不够，似乎总担心自己干不好，或没干好，总用一种游离的眼神，胆怯地看着对方，看着对方下一步的反应，好像在接受别人批评一样。

平时上课时，他是最认真听讲的一个。从他眼神中，你就能看出来，他在卖力地理解着老师讲的每一句话。

如果感觉自己把老师的哪句话没理解，就赶快在本子上记录下来。一堂课上，你总发现，他要么眼都不眨一下，直勾勾地看着你的眼睛，尽力地在思考着什么；要么就不停地在本子上画着记着什么，总怕把什么地方漏了似的。

作业也总是一丝不苟的。别的娃如果晚自习时间实在来不及，那怕是抄别人作业，也总得先把任务完成了，然后下来再请教其他明白的同学。可韩雨不，他一定要在当天的晚自习就弄清楚才行。

　　晚自习就这三节，如果某个科任老师晚上进教室来辅导，无论老师在教室转到啥位置，他总是提前把白天上课记的没理解的问题，早早就准备好，然后眼睛就不停地随着老师的身影，在教室里游动。

学生一大堆，老师就只有一个，辅导总得一个一个来吧，所以，他会边做其它能做的作业，边时不时的偷瞟老师此时的动向，好像怕他自己一不留神，老师就逃跑似的。

那怕老师现在无事，在教室瞎转悠，只要不走到他跟前，他永远都不会大声地喊一下：“老师，我有问题要问！”他只是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用期盼的目光告诉你：“老师，这里还有个想问问题的学生。”

就是你走到他桌子边时，他也是小声地说：

“老师，你上课说的这个是啥意思？”

　　当你给他讲解的时候，他听得依然很认真，依然有点不理解。

这时，他一般会说：

“老师，你说慢些，让我记一下。”

你每解释一句，最好停顿一下，因为他要把你说的话，一字不拉地记下来。这时，等他记好了，估计你的思路倒是连不起来了，想不起下面要说什么。

基本上从他问你问题开始，直到这节自习结束，辅导老师就再别想离开他的桌子了，除非你趁课间休息，才能找个借口出去。

有些情况，班主任又不能给所有的任课教师说清楚，所以有的老师反映：

“最怕你班韩雨晚自习问问题了，这娃咋是这样呀。”我也没法多说啥，只能嘿嘿一笑了事。

　　高三这年，学校要举行元旦越野赛，需要提前一两周各班报名。

我们班早就报好了，各种体育呀文艺呀什么的比赛，对我们班来说，是我最没压力的了，除了学习。

男生十五名女生十名，按男女名次计入班级总分。我们班，体育人才济济，连要我管都不要，干部就把一切安排好了。谁参加比赛，谁负责拿运动员衣裳，谁管吃喝拉撒，等等等等，妥了。

就在比赛前两天，韩雨来找我，突然提出，他也要参加这次越野赛，说自从来到这个班，给集体啥贡献都没做过。这次，他一定要参加越野赛，而且好好跑，争取拿个好名次，给班上挣些分儿。

我心里明白，他说的绝对是真心话，这娃绝不会做假的。可名单已经上报到体育组了，不好改了，又不好直接拒绝他的一片热心，就找借口说：

“你算了吧，越野赛路太长，跑下来累的很，咱不受那份洋罪了，谁爱跑让谁跑起。”

可韩雨态度坚决，非跑不可。

没办法，我让他回教室去，把体育委员和班长叫来。

　　两个干部来了以后，我说明了韩雨的情况，立即遭到他俩异口同声地反对。他们认为，班上又不是没人跑，有些能跑的都没机会报上名，哪里还轮得上他韩雨跑呀。再说了，他平时锻炼又不多，一定跑不下来，更别说给班上拿什么分了，这事儿坚决不行。

看思想工作实在没法做通，我也生气了，就对体育委员说：

“那你就别跑了，把你的名额让给韩雨，总得让人家娃有一次表现的机会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想不通，下去慢慢想。”

两个干部气哄哄地走了。

　　比赛那天，是在下午举行。提前我就私下给韩雨说：

“开始跑以后，能跑多少是多少，不要强迫自己。如果不想跑了，就直接上后面跟的收容车回来。”

给他取了身我自己从来都没穿过的衣服（是我弟给我的一身灰色的工作服，我自己感觉在学校穿不方便，就一直压在箱底了），又强行让体育委员脱了自己的运动鞋给他换上。

一切装备妥当，就等发枪声响了。

比赛开始后，班主任们都骑着自行车，来回在路上穿梭着，照看着自己班的学生。

越野路程还没过半，韩雨就体力不支了，满头大汗，手脚冰凉。怕出什么意外，我就强迫他上了收容车。

虽然他没有坚持到底，可依然班会上表扬了他。其他那些得了名次和没得上名次的同学，只要参加，一人奖一个作业本子，韩雨却得了班上唯一的一双白力士鞋。

虽然不公平，可通过这件事，大家也没什么意见了。

班级仍然获得集体奖，他也得了我的那身衣服和班级奖的一双鞋。

这就是带过的一个学生，韩雨。

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他现在可好。

着火的棉窝窝

记得才上班那会儿，大家距离自己家都比较远，单位位置也的确偏僻了点，所以我们一般都住在学校。

当时，我住在学校边边的平房那儿。那时，好像全校也就一座实验楼，南边有一座三层的老师住宿楼。

我住的那一排平房，有好十几间，最西一间是年龄和差不多的刘老师住，我是挨他住第二间房子，再向东排的话，每两三间为一个女生宿舍，一共三四个女生宿舍。

各个房子之间是隔开了的。可下面虽然扎开了，担子以上部分相互是通通的，如果哪个房子有人说话声音稍微大了点，周围甚至更远的房子都是能听见的，说话的保密性也实在是太差了些。

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具体是哪年，也没个准确印象了，下了好几天大雪的天气，突然心情好转，放晴了，太阳特别好。

我原本下午有三节课（我们这农村学校，一般把政史地这些乱七八糟的课，都安排在下午上）。

在我离开宿舍前，还特意做了一件事：把前几天踏湿了的棉窝窝（农村手工棉鞋）放到了炉子上烤烤。

本来就怕出什么事儿，所以有意在炉子上面放了两页子砖。为了更安全起间，还把两页砖都竖起来立着，然后再在砖上架了一个铁皮小簸箕，把潮湿的窝窝扣扣着放在铁皮簸箕上面。

心想，这下保准没事了。自以为这次算是上了八道保险咧，一定万无一失，于是，便高高兴兴放心大胆地上课去了。

　　课倒是一节不拉，下午三节课全上完了，问题是上完课以后，并没有马上回房子。

下来不是到了课外活动时间嘛，感觉回宿舍也是无聊，就顺便到学校西南角角的杨老师房子，和几个经常耍的老师玩扑克去了，早把正在房子烘烤棉窝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下可就出大事了。

原来，自己房子里的窝窝是我姐今年用新棉花才做的。烤了一下午的窝窝，再加上簸箕的铁皮导热又特别快，结果，彻底坏菜了，窝窝鞋慢慢欧烟绣着了（方言字不会写）。

这下，学校可就热闹了。

由于下午上课期间，学生宿舍和老师房门都紧锁，又为了冬天防止学生宿舍太冷，窗子一般都用薄塑料纸钉着，或用白细纸糊得严严实实的。我的湿窝窝一开始，一定也没啥明火，只是不断的欧烟，烟还特别大。

这浓烟呀，从房间上面相通的地方，不断窜向两边的房子和宿舍。

不一会儿，这一排所有房子宿舍都拥满了呛人的烟，凡是有没糊严实、或有破洞洞的窗子，和门缝缝，房檩头眼眼处，都咕咚咕咚地向外冒着浓烟。

有路过上厕所的人发现了火情，马上消息就传入领导耳中，这下，领导和部分知道的老师马上赶到，瞬间，我房子这儿，成了单位的最大焦点了。

上体育课的学生、没事干的老师、正在做晚饭的灶夫，包括最东边圈墙那儿猪圈喂猪的饲养员，大家都挤到这排房前来了。

更麻烦的是，这一排房子当时都没人在，个个门都上锁咧。更急死人的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火源到底是在哪个房子。

最西边的这两个房子先被主观排除了，原因也简单，住的是老师嘛，这点用火安全和常识还是有的。一定是哪个学生在宿舍，没有规范使用火或者电之类的吧。这就是大家的胡猜了，呵呵。

　　既然认识已定，下来就是行动了。

在学校领导的关心和现场指挥下，大家说干就干。从哪下手呢？看，最东头冒出的烟最大，那就由东边开始干吧。

好家伙，从最东边学生宿舍开始砸锁子。砸开一个，就派老师冒着枪林弹雨，冲进去侦察情况，寻找原因。那个浓烟滚滚啊，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咋找嘛。

花了好大劲，换了几个侦察小分队，才排除了第一个宿舍。

既然不是这个，那就向西砸第二个。第二个排除了，那就砸第三个。就这样，再砸，再排除，再排除，再砸。

直砸到我房子，弄开后，滚滚浓烟，正冒的欢着，灰蒙蒙一片。进去的侦察兵经过仔细摸排，虽然没找到真正的火源，但可以肯定，着火点的房子就是这间了。

此时此刻，学校已经全部拉闸停电了，就是怕冬季因电生火，切断电源总是必须的。

那既然失火的房子找到了，下来怎么处理呢？听领导的。领导“泼水令”一下，几十个学生把早已待命的几十盆水，泼向了我宿舍的每一个角落，特别重点泼的是，床上和办公桌上，因为，怀疑的就是电褥子着火，或桌面上什么电器着火。

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五分钟过后，你可以想象，我的宿舍早已经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了。

门和窗子打开，一通风，浓烟渐渐淡去，大家这才看清了火源。

原来起火的，既不是床上的电褥子，也不是办公桌上的其它用电器着火，而是墙拐角处正泡在水中的炉子，以及掉在一边的漆黑铁皮簸箕，还有就是随水飘动的窝窝灰烬了。

其实，学校发生的这一切，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这都是同事们后来给我绘声绘色学的。

因为吃晚饭时间快到了，我得回宿舍取碗筷，就溜溜达达地往回走。一路上，还唱唱喝喝地。路上碰到了几个老师，都笑嘻嘻地看着我，说，

“你今儿下午，咋咥了这么大个活呀！”

我还在纳闷儿，这话是啥意思嘛。

　　回到自己宿舍一看，我的个老天爷呀，这是咋了嘛？

只见自己班的一帮学生，在房子里面扫的扫，白纸糊墙的糊墙，整理东西的整理东西。外面树间绳子上，搭的都是我的被子、褥子、床单、电褥子以及各种衣服。外面窗台上放的是几双湿哩巴叽的鞋。

学生们看着我不知所措的样子，都七嘴八舌，边笑边学着今天下午的事情。

晚上，李副校长把我叫到他房子，端着黑乎乎的大茶缸，说：

“下次你如果搞防火演练，能不能事先给我们领导先打个招呼啊？”喝了一大口后，补了一句：

“这次火灾，自己的被褥损失，自己解决，损失的书本啊资料什么的，自己在图书馆给自己找去，没人帮你找。下次千万可要注意安全呀。好，回睡觉去，没事了。”

这次，我终于也明白了，这冬天呀，除了要防火防盗，还要防窝窝啊。

眼见的交通事故

　　昨天有事，坐809路公交，从人民路到涝店去，在路过黄埔村时，见村边公路上那两个很近的拐弯仍在，不由又想起二十多年前在这发生的一起摩托车交通事故来。

那次也是从县上去甘河，搭班车快到黄埔村时，公交已经拐过了第一个弯正向西开，还未到第二个向北偏西方向的弯道。这儿有几个要上车的人，班车就自然减速停车了。

那年头，农村公路上跑的班车，虽然也有固定站点，但过去基本属于那种招手停式的，只要路边有人招手示意要上车，司机一般见了都停车。

这天，此时，正值初冬的早晨，路边上有些略带霜露的柴柴草草什么的，比较湿滑。

就在这时，却从西北方向，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那时，市面上还没有电动车，都是大摩托车。

迎面来的这个人，头戴安全头盔，脸上捂着口罩，手戴着棉手套，本来是分不清是男是女的，只是从身上的花衣服看，才猜出骑摩托车的，应该是个女的。

　　这条路虽然说是公路，可特别窄。

由于班车已经停靠在弯道处的公路右侧，占去了大半个路面，迎面过来的摩托呢，速度又太快，还要在这儿拐弯，还看不清班车后面的情况是个啥样子，所以，就特别靠路边边骑了。

又要拐弯，又很靠边，还有就是，这路边边上，带露水的柴草又湿又滑，更巧的是，路边边还是灌溉排水的明水渠，这水渠竟然为了防渗漏，用水泥抹得又深又齐又光，但在拐弯尽头处，却盖了个盖板，把明渠变成了暗水渠。

当这摩托车在拐过弯，头向东的同时，突然侧滑到明水渠里去了。在惯性的作用下，摩托车在渠里，还高速地从西向东冲去。

　　虽然摩托车的车身已经闪过了班车车身，但水渠此时，也已经快由明渠转成暗渠了。啥意思呢，盖在渠上的水泥盖板，马上就在眼前了。

这盖板要比水渠底整整高出了三十多公分，摩托车前轮受阻，必然会突然停下。

说是迟，那是快，只听到“咣当，喀嚓”爆响，这摩托车连带着上面的人，竖着猛然就地翻了个跟头，看着都有些腾空的感觉，然后重重地摔在班车后面的路面上。

　　班车上的许多人，都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吓傻了。

再向公交车后面看去，那辆摩托车的后视镜、乱七八糟的塑料壳壳片片，还有头盔，甩得路面上到处都是，侧躺在路面上的摩托车，还在不停地打着转转。

班车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幕，同时“讶”地都出了声。

再看看那女同志，从路上慢慢地坐起来，在地上缓了一会儿气，便爬了起来，活动了一下自己的四肢，强行扶起路中间自己的摩托车，把车撑在路边上，然后，一走一跛地，草草收拾了一下路上的碎片片，放到摩托车的后背箱里，推着车，默默地向前走了。

真是个铁蛋儿女人，看她年龄，大约也有35－40岁之间吧。就这么摔一下，如果是我，早就人散架了。

自己在感叹这女人坚强的同时，不免也有些鼻酸。

能这么早能骑车出门的，一般都是下苦的人，也许是赶着时间，要给人家上班打工呢。

为了生活，都不容易。

后来，每次只要路过这个拐弯，心中总是一紧，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一幕心酸的交通事故，总会想起那个推摩托车的女人。

失火的电褥子

　　2002年冬，又一次自造的火灾发生了。

那是在一个中午时候，自己吃过午饭，一般总要在宿舍睡上一觉。

平时，一般都是下午的上课预备铃声，会自然把我叫醒的，可结果是，这天中午竟然是自己醒来的，太不合平时的习惯了，所以就感觉十分纳闷。

反正已经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虽然此时距离下午2：30上课还有一段时间，就只能起身，溜下了床，顺手把新棉花被儿拉展，还在上面扑打了几下，准备下午上完课后，回来再钻进热吐吐的被窝里，补个回龙觉呢。

自己坐在床对面的椅子上，心里总感觉疑惑，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儿，竟然能提前一小时醒来，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思量时，忽然闻到有什么焦焦的味道。便起身东看看西找找。没发现什么呀。

突然惊醒，感觉情况不妙，忙走到床边，把刚铺的被子揭开看看。

这下可坏了，褥子和被儿中间那块儿正欧着烟呢。原本还没有明火，这猛然地一揭开，空气进入了，有氧气供应了，呼地一下，火就燃了起来。

　　我二话没说，赶快先把电褥子的电源切断，再从脸盆架上，端了一盆清水，泼在被褥电褥子燃烧处，把火浇灭了。

这种事嘛，总是怕别人知道了笑话我自己，只能是偷偷摸摸，不敢声张，只能自己处理了。折腾了好久，在下午上课前，不放心安全，临离开房子时，又把被褥铺到地上，又浇了不少的水。

下午上完课，自己偷着给认识的一个面包车司机李师傅打了电话，让他开车来学校一下，把我拉回家，再重取一套铺盖来。

李师傅来后，进门看着我狼狈的战场，也不由得偷偷捂嘴笑。

我俩带上浇得一踏糊涂的两层褥子、床单和被子、毛毡等，悄悄开车离开了学校。

　　就在面包车过了涝店南面的上坡以后，李师傅突然回头，急急忙忙对我说：

“不对呀，我咋又闻到焦气气了，不会被褥里面又烧着了吧？不信你闻闻。”

　　我急忙回头看着那堆破烂儿，嗅了嗅，我的个天哪，真的有味道了。吓得我俩赶快停下车来，把后箱那一大堆东西抱下车，胡乱地铺在路边的地上，匆忙打开来检查。结果拉开一看，果然是棉花套子又绣出小火星星来了。

不由分说，我们俩人马上在地里掬了许多没有融化的雪，洒在被褥着火的地方，不断地用手在上面扑打着。还不放心，再用脚来回猛踩了几十下，在确保不会再次燃烧后，才放心地又抱上车，把这些东西拉回了家。

在家换了床新的被褥，还得马上赶回学校来，晚上还要跟学生上自习呢。

虽然往返时间匆匆又紧张，但自己还是按时到校上岗了。还有个没说出的原因，就是怕让其他人发现我的这事儿，必竟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吧。

最好是“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电影《地道战》语）呵呵。

　　这次火灾，唯一感觉损失的，是我上大学时留下来的被儿罩和单人床单什么的，那可有些历史了，是我大学期间仅有的念想了，这么多年来，从来就没舍得丢弃过。

后来，虽然让母亲试图给它们补个补丁，看看能不能再用用。结果发现，这次火灾烧着的窟窿实在是太大了，没法补了。

从此也就没念想了。

看来啊，冬季防火防盗，真是人人有责呀。呵呵。

附笑话一则：

冯老师是个大串脸胡子，又密又硬，头顶上却没有几根头发了。

在甘河理发店想理个发，问理发员：

“理我这头多钱？”

理发员打量了一下，说：

“别人五块，你三块就行了。”

冯老师说：

“必须理发顺带刮胡子。”

理发员一愣，马上央求道：

“叔，我再给你倒帖五块钱，你去别的地方理发吧，我这剃刀是两天前才买回来的呀，求求你了。”

车站偶遇

　　去年十月三十，我准备去郭杜办点事儿，所以就早早起来。先陪老婆走了会儿路，就转悠转悠到了大什字，她上班走了，我也就随便从这儿搭车。

走到电影院附近，在站牌下等车，准备坐813（现在没有了，只能在东风商店那儿坐913路了）先到秦镇，再换长安的4-12路到郭杜。

那天一大早，寒风有点紧，我虽然戴着手套，可冷得还在不停地搓着手。今天早上的813路车也实在是不厚道，足足等了三十分钟才来。

就在站牌儿那等车的过程中，从北边来了一位老者，手里提了一个油黑的蛇皮袋子，看着好像袋子里只装了三分之一都不到的东西，但他身体侧歪的样子，感觉袋子似乎还特别重一样。毕竟是个老人了，力气小了吧。

我在等待中也是无聊，就打量着老人，他满脸皱纹，象刀刻一般，黝黑中带脏。身上淡黄色破旧的皮子上衣还敞敞着，衣服肩头和袖子口口已经磨损的发白，失去了原色。

还没等我搭话，瘦小的老人上仰着头，踮起脚尖，看着站牌，似乎自言自语，又似乎有意给我说：

“去余下在这儿搭车吧？”

　　听到问话，我先环顾四周一下，见这儿也没有别人，噢，那就是在问我了，便顺口回答：

“就是的。”

然后，他又问：

“坐912能到吧？”

其实，我在这儿很少坐车，不熟悉，也极少去余下，估摸不准。于是，就绕到站牌后面，看上面写的具体内容。确信无误后，就说：

“可以。”

　　心里不放心，我又多说了几趟也经过余下的班车号。

老者点头说：

“就是的，我经常从这儿搭车。”

这让我感觉好奇了，既然你知道，何必刚才还问东问西的呢。

反正等车也没事，闲着也是闲着，就干脆和老汉谝了起来，问：

“老者，你今年高寿？”

老汉一边用袖子在下巴上一抹，一边说：

“啥寿不寿的，呵呵，你看我有多大？”

这老头儿还挺会聊的，你一说不就完事儿了嘛，还让我猜。

反正也没事儿，那就猜吧。有意向大里说：

“我看都有八十了吧”。

老汉迷着眼睛，巴搭了几下嘴，有点得意，下巴又向上耸了耸，用左手扶了一下绑着绳绳、看着都稀里饸饹的眼镜腿腿，说：

“九十多了。”

　　我着实地惊了一下，不是因为他的年龄，而是他那精神状态，于是恭恭敬敬地问：

“你是哪年出生的呀？”

他也冷得搓着干枯的手，淡淡地说：

“现在人家说的都是洋记法，我也不懂，道底是哪年生的，说的都不太一样。就知道过去老人们都说我是民国八年出生的！”

我停下了正跺的脚，这次真的吓着我了。算算，民国元年是1912年，民国八年就是1912+8-1=1919。

我晕了，是1919年出生，今年2016年，他九十七岁了。我的个天那，我从头到脚都有点麻木了。

看他那说话，看他那走路，看他那状态，打死我都不敢相信，眼前这老人的年龄有九十七了。可我又必须相信，一种说不出的敬佩，直向脑顶子上涌。

　　我不解地说：

“都这么大年龄了，上余下干啥去呀？”

老汉低头，眼睛看了一下地上脏兮兮的蛇皮袋，说：

“去卖书，那儿今日儿是集，人多，好卖。”

我以为老者是卖废旧书籍的，就说：

“县上收费旧书报的也不少，为啥要去余下？”

老汉迟疑了一下，明白了我搞错他的意思，便说：

“是新书，余下摆摊子好卖些。那儿熟人也多，我就当是耍呢。”

现在，哪还有什么集不集的，象余下这地方，天天都是集了。能说是集，那都是老黄历了。

我吓到了，说：

“这么大年龄了，你出来卖书，家里娃们都能放心？”

　　老汉嘻嘻地说：

“咱就当是活动活动身子，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再说了，就当给自己挣几个零花钱。”

我又问：

“你家在哪儿？”

老汉有点犯难，说：

“石井。那儿没有直接去余下的车，就只能先搭车到这儿，再从这儿倒车去余下了。”

我有点心疼起来，说：

“这么大年龄不用出来了吧，不论哪个娃给你俩钱都够你花了。”

老汉有点无奈，说：

“娃们都不容易，自己过自己日子也都艰难。有三个女子，我四十一才拾（生）了一个巴巴儿，娃也难。”

　　老汉感觉自己好像没说好，似乎在别人面前揭自己娃的短处，马上又补了一句：

“其实，娃们对我都很好，就是他媳妇有时蛮在我跟前耍争怂。”

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滋味，一时不知道和老汉谝啥了，两个人就都沉默下来了。

老汉也许是不想让我们俩无聊，就自己找话说：

“听说以后去四川七八个小时就能到？”

　　我新奇了，这新闻他都知道呀，挺不容易，便答道：

“用不了，最多也就五个多小时。明年就能通车。”

老汉接着我的话说：

“那赶情好，如果通车了，我一定要去一次四川。我丈人家在四川，也得去看看，也不知道现在老家还有啥人没。老婆在的时候，总回去一次，可到死都没能回去一趟。”

老汉有点小高兴，说：

“车票一定不得少。估计得需要一百多块钱吧？”

我心里突然有点酸。

高铁一百多去成都？咋能够嘛。可又不想让他失望，谁知道就是通了高铁，他能不能成行还是两可，所以就说：

“我想，一百多也差不多了吧，就是多，也多不到哪里去。”

这显然是在安慰老汉。结婚这么多年了，去重庆和成都的火车早就有了，可老人连老丈人家都没去过一次，你说这是怎么艰难的生活呀。

正和老汉说着，912班车来了。急忙帮老汉提着袋子上了车。刚上去，他还没忘回头说：“谢谢哟。”

班车走了，我在站牌那真楞了好久。

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我的抽烟史

　　我抽烟的历史已经很长了，可抽烟的起步时间却并不早。

我是在上大二的时候才开始学着抽烟的，而且还有点偶然。

那时侯，总感觉自己好像发育太迟了点，人家其它娃，上高中时候就是烟民了，还有的甚至上初中时，就有抽烟的历史了。

不抽烟，并不是想说我是个好娃，只是家里还没有让我能抽烟的资金和环境。但从心里，仍很羡慕那些男同学抽烟时的样子，感觉他们好帅啊。特别是他们一口烟从嘴里慢慢吐出来，然后又从鼻子处缓缓地再吸进去，就象有个吸管一样在向里抽一般。还有感觉更绝的是，有的同学烟吐出嘴以后，可以形成许多烟圈圈，一个连一个，飘向远处，慢慢变大，慢慢变淡，那样子真叫个酷。

看他们那个享受的模样啊，真让我羡慕死了。

上大二时，我两个好朋友都是老烟枪了。有时也说他们俩，让他们最好别抽了，吸烟对身体不好之类的话。

他们俩说自己已经有瘾了，没办法改了。当时，我最不相信的就是烟瘾什么的话了，总认为，那只是给自己找个抽烟的借口而已。

　　为了证明他们的错误和我的正确，我对他俩说：

“如果你俩把我也能惯上烟瘾，那我就相信你们俩的话了。”

再三犹豫后，他俩说：

“行，如果把你惯上烟瘾了，可别怪我们。”

我根本就不信抽烟能上瘾的鬼话，就爽快地答应了。

　　开始时，我也是偶尔一天抽他们一半支，后来慢慢地就成了二三支。再慢慢就觉得，整天只抽别人的烟，也太不厚道了，总得偶尔也给人家发发烟吧。

于是，自己也开始买烟了。当时，买的一般都是比较便宜的烟，没办法和他们俩相比，他们好像当年就是铜车马呀还是乒坛呀还有万宝路呀什么的，这些都是那时候比较好的烟了。

周末，学校一般放电影，我们三个人如果不去看，便坐在宿舍里，一瓶酒，一包花生米，然后就你一根我一根，烟雾缭绕，再东一榔头西一棒锤的瞎谝起来，直到人家电影散场了，宿友回来了，才各回各的宿舍。

　　就这样，一学期不到，我自己便感觉自己真的有点烟瘾了，没事的时侯，就有很想抽烟的欲望了，那怕是周末偶尔回到家里，在特别想抽烟的时候，就偷偷躲在房后茅房里抽。抽完后，还把烟把把东藏西藏的，有时藏在砖墙缝缝里，不敢让父母知道我还有这个习惯。那时，他们要供我上学，经济已经十分拮据了。

工作以后，我抽烟就自由了许多，总觉得现在自己挣钱了，没人管了，想咋抽就咋抽。

只是那时抽烟仍然没有什么档次，开始是抽没把儿的金丝猴呀延安呀大雁塔呀等，后来就是哈德门和带把儿的软延安烟了，直到现在，也差不多就是五六块钱一包的水平吧。

我感觉，啥好烟坏烟的，在我嘴里，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刺激中略带呛人的味道。有时觉得，花十几块几十块一包烟，太奢侈太浪费了。

我是真的抽不出烟的好坏来。

　　但一直也没有想戒烟的意思，自己也知道抽烟不好，但为啥要戒烟呢，可以少抽，但不能不抽。有时一天也抽不上三五支，但身上绝不能没有烟。

如果哪天往口袋里一摸，发现没有装烟和打火机，心里会觉得慌了许多，会突然感觉，此时此刻，自己特别想要抽一支似的。

其实如果一摸口袋，发现有烟有火，自己却并不是十分想抽，内心也踏实了许多。

烟对男人来说，迟早都要抽的，就象迟早都要戒掉的一样。只是有些人，学一下玩玩就不抽了，有些人天天都要抽点，就是多少在说话了。

你看那些打麻将的人，深更半夜正打得紧活时，如果突然发现没烟火了，就急疯了。有人介绍他自己经验说，最好前半夜每支烟抽上三分之二就扔地上，这样，后半夜没烟的时候，可以在地上捡自己的烟把把抽上一口过过瘾。

这真是绝招。

只要你身体感觉没什么问题，抽抽也无所谓。如果感觉抽烟身体不适，戒了也是好事。

总之，自己高兴就好。

写字

过去一直想好好练字，中途也曾断断续续地写过几次硬笔，可还是没有练成。

从小当学生的时候，就羡慕写字好的学生，或者是老师。

工作以后，凡见到写字好的同事，不由得高看人家许多。自己也总想下决心练习练习写字，可总是半途而废。

毛笔也曾做过。

上初中时，每到大年三十，父母总要让我们兄弟俩自己写对子，不让请别人写。开始时还有点兴趣，早早就准备笔墨纸砚，还仿照人家会写毛笔字人的样子，摆个端端正正的姿势来。

可真的做笔一写，发现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象的那回事儿。

所以，后来不免有点年三十恐惧症了，就怕家长又要让我们写春联。

胡写也无所谓，好坏自己看也就罢了。

关键是贴在门上，不光街道人能看到，来的亲戚也会说这说那的，感觉丢人的不行。

可家长却不管这些，要求写上三四幅，院门、前门、后门、小房间门。除此以外，还要写许多“安全用电”、“满园春色”、“步步高升”、“身体健康”等小条条，贴得屋里到处都是。

有时看着看着，也顺眼了一些，心里紧张的情绪也就慢慢放了下来。反正写也写了，谁爱说啥就说去罢。

工作后，曾经跟弋书戈老师学了一个暑假的毛笔字，感觉有点收获。他还送我了一副字，只是记不起内容了。

字，今后还得练。

好人老张

　　我和老张认识已经二十八年了。

我和老张没见面已经十一年了。

我们是同一年毕业，他从外院出来，我从师大出来，却进了同一个单位的门，这一晃，就呆了十六年，直到06年我离开，又十来年不见了。

说起来，老张年长我几个月，因为是同年工作，所以也就相互没有了大小。

他为人真实，没有多少心眼儿，又快言快语，我们几个关系不错的，都很喜欢他。就是有个啥事儿，也都愿意帮他，事实上，更多是他在尽力地帮我们。

其实，他与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缘份的。

记得我女儿出生后，为起个名字，东说东家的，西说西家的，不是和我家里的谁撞上，就是和媳妇家的谁撞上，一时不知道咋办咧。

后来无意把这事儿说给了老张，他把大腿一拍：

“就这啊，我还以为啥呢，简单的太。我娃还没生的时候，就起好了两个名字，如果是瓦子娃就叫浩，如果是女子娃就叫彤，一个字，多简单。现在我是瓦子，那你娃就叫彤好了。”

后来，我把这名字给家里人一说，结果，都没意见，万事大吉，就叫彤了。

　　还有一次更神的事。那一年他娃浩浩才三四岁吧，我们几个在一中好像是参加监考。老张媳妇她爸在一中上班，所以，我们几个中午饭就准备在学校他老丈人那吃，刚好他老丈人在其它学校监考去了。

上午监考结束后，我们几个就去了老张丈人宿舍。

城里人锅小案小，不能象咱农村那样擀上一大案面一次下，只能一个一个擀，一个一下，大家轮流吃。所以，我们还没轮到的几个，就站在外面谝闲传。

不一会，老张媳妇喊：

“浩浩，叫你丈人爸吃饭！”

　　老张媳妇虽不是我们单位人，但经常在学校里住，喜欢打个麻将什么的，所以和大家都特别熟。“叫你丈人爸吃饭”，本来是个玩笑话，是在惹门外我们这伙人呢。

结果，这没几岁的浩浩，晃着小脑袋，在我们这帮人跟前打转转，真找起那个叫“丈人爸”的人来了。

我们几个都忍住没吭声，笑着看浩浩准备咋办。没想到，他转到我身边，拉了拉我的衣裳角角，说：

“丈人爸，我妈叫你吃饭呢。”

这下，惹得我们几个哄堂大笑起来。

从此，大家每次惹浩浩时，就是“浩浩，你丈人爸呢？”娃如果发现我在，就指指我。直到后来，娃慢慢大了点，意识到大家这是在开他玩笑，也慢慢知道了“丈人爸”是什么意思了，才再也不搭理这话了。

　　那年代，我们这伙人里，就是XY房子有个电视机，所以，晚上无事的时候，一般都爱凑到他房子看个电视什么的。都是年轻人，爱看的更多是体育类节目，比如足球赛呀篮球赛呀等等。

可是，如果是足球，不是直播欧洲的什么这甲，就是直播欧洲的什么那甲，时差原因，经常要半夜三更起来看。

如果大家精神头足，那就在宿舍玩个扑克什么的，时间打发差不多了，再看球赛；如果都上了一天课，累得要死要活的，那就只能是先睡觉，到点时再起来，去XY房子集中，一起看电视。

有时，一觉醒来就天亮了，那球赛就错过了。这咋办呢？叫老张。

如果怕这种意外发生，凡是心里不踏实的，都提前告诉老张：

“老张，今晚两点十五分有球赛，记着叫我呀。”其它啥也别说，事情就妥。

半夜两点，准会有人敲你房子门。

　　原来，老张睡前，一定把自己的闹钟调整到半夜两点稍前一点，还要自己反复检查好，不能出现任何意外，这样才安心睡觉。

只要半夜闹钟一响，不论自己有多瞌睡，都要强迫自己爬起来，脸都顾不来抹一把，披上衣服，就去白天给他打招呼的那些人房子门前，轻手轻脚地敲门：

“起来咧，时间到了，球赛马上就开始了。”

又怕影响左邻右舍的休息，又怕叫不醒想看电视的，老张总是偷偷摸摸，想方设法的完成叫人任务。

有时，把大家叫完了，自己又回自己房子补觉去了。更多的是，自己顺便也不睡了，陪大家在XY房子一起看球赛。

有时，叫某个人太困难，大家就劝他，以后不叫他了。老张总是笑呵呵地说：

“再包胡央了，咋能不叫呢，答应人的事，那就一定要办到，呵呵”，一脸可爱的憨笑。

记得有一次看球赛，那个破天线咋转都方向都看不清楚，只有举在手中，保持一定的高度和方向，才比较清楚。

就这，老张硬是把天线举了一百多分钟，其他人要换换他，他还不肯，嘿嘿一笑，说：

“你们看，你们看，我不喜欢这一场”。

　　见过教英语的老师也不少，最敬佩的英语老师就是他了。

也许是自己打小，就对英语有恐惧心理，从认识那二十多个字母开始，英语就从来没给我啥好脸色看，考试不及格是常态，能及格也简直就是偶然中的偶然事件了。

吃惊的是，无论是高考，还是四级考试，我竟然都顺利通过了。所以啊，英语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呵呵。

　　可遇上老张，我终于见识了啥叫英语高手了。

平时，他和老婆吵架，总是憋红憋胀了胡里巴茬的脸，汉语还没从嘴里蹦出几个字来，紧跟后面的是一大串一大串的英语来，气得老婆想痛骂一顿，可又不知道他刚才到底骂的是啥，没办法，只能不理了事。

那些年，只要是我当班主任，无论带的是哪一级，总要邀请他在班上专门上一节不是英语课的英语课。

一般形式是，我上一节地理课，他在旁边用英语翻译给学生。当然目的是想显示一下这老张的绝对英语水平。搞得学生啥地理知识都没记下，只傻乎乎地看着张老师叭叭英语了，虽然一句也没听明白。

估计这种活儿，一般没人敢接吧。首先是地理专业词语太多，二是随机应变能力要特别强，三是许多句子还要让娃们能听个八九不离十，否则，都听不懂了，娃们也就没什么兴趣了。

一般这类课，上到最后，他就把我放到两边了，成了专门的英语课了。

反正我也无所谓，利用的一般都是晚自习时间，又没老师知道，和同学们互动也比较好，大家嘻嘻哈哈，同学们也高兴。两个老师在上面就像耍猴一样，大家看着挺热闹，挺好玩，目的也就达到了。

通过这事儿，对他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喜欢看他和同组老师争论问题。其他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吵来吵去，有的引经据典，还有的翻阅资料，他却在一边自己干什么的事，就好象啥也没听见似的。直到有人喊：

“别吵咧，干脆问问教授好了。”

当有人叫他时，他也只是头微微一抬，好象随便说给别人听一样：

“应该是A正确，因为啥啥啥啥原因，完了。”说完，又低下头，干自己的事，又把大家搞得不存在一样。

这时，也没人再问个为什么之类的话了，这就是标准答案，完事了。

　　其实，他也不愿意与别人为个问题争吵，反正我说了我的意见，表明了我的看法，你信也可，不信也无所谓。

　　才工作的那些年，我们的工资都不高，也没个啥计划，也没个什么大想法，总感觉自己终于可以自立了，再不向父母伸手要钱了，这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就和现在的“月光族”差不多，觉得也挺滋润的。

但要在这种情况下，给别人借点儿钱，那还是比较困难的。

记得有一次，才过到月中，老张向我借钱，说是借三百块，家里有事，急用。

我把自己一吃算（估摸），平时再细米（节约）些，加上上月节余的，可以给他借，也就给了。

可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经常趁没人时候打他哈哈：

“老张，有钱了没，我也要用。”

他一般都说：“工资还没发，拿啥给，没有。”

哈哈一过，也就没当回事儿。所以，那段时间，他的口头禅就是“工资还没发，没有。”

后来，工资下来了。我在总务处才领了自己的工资，在表上一看，老张比我还领的早，字早就签过了。

到半下午，他来我房子耍，我又问：

“这次工资应该领了吧，可以给我还钱了吧？”

他的回答更出人意料：

“我把工资领了，同样，你也领了呀，你又不是急缺钱，划得来整天问我？”

问得我有点哑口，一时还真没回过味来咧。

发生在我们俩中间的趣事很多，以后慢慢讲吧。

又好久没有见面了。

教研组的轮流请客

　　坐在房子无事，突然想起了张老师来。

自从他退休以后，和张老师没见面已经很久了。

我才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同一个教研组的，他教历史，我教地理。有段时间，我们都住在十二户那块儿。

政史地合在一起，也算是十几号人的大组了，他和杜老师算是我们组的老人了，分别任正副教研组组长。

杜老师为人正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张老师整天嘻嘻哈哈，生活随性。张老师特别关心我们年轻人，所以大家还是特别喜欢张老师，而害怕杜老师。

　　每次周三晚上开教研组会，我们都喜欢在张老师房子开，一般老汉都是早早地收拾好房子卫生，桌椅板凳都摆放好，给大家把开水打好倒好。

等大家都到齐了后，便把早就买好的瓜子花生糖果袋子拿出来，散给大家吃。整个开会时间，大家热热闹闹，说说笑笑，时间反到觉得过得特别快。

一般是有事说事，三五分钟就结束战斗。没事时，大家就在一起扯家常。我们这些年轻人，会帮组长把会议记录提前给写好。

　　老汉每学期过一两周后，总会把自己带的某些好班强行让给同课头的年轻人，自己甘愿带那些成绩差的、课堂秩序差一点的班。因为学校经常用成绩评这评那的，荣誉成绩总是让给年轻人，还总爱动员杜老师，说：

“咱俩都这把年龄了，现在要这些还有啥用嘛。”

组内年轻人家中的大事小事，他都管，慢慢地，他和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父母也都比较熟悉。

　　如果有学校领导突然要听我们哪个组员的课，他哪怕自己调课，也都要跟着听课。过后评课时，他总是抢先第一个发言，从导课到讲课，从语言到板书，从环节到作业布置，满满的鼓励和肯定，轻易不让领导批评我们的组员。至于课堂真的存在啥问题，他晚上会在宿舍里一件一件地指出来，毫不隐瞒，还和你一起商量着怎么改正。

　　在他当组长期间，我们每月总有一次要在甘河餐馆开教研组会。他总是爱笑着劝杜老师，说：

“咱俩年龄最大，又是组长，工资比这些娃娃们都高，应该轮流坐桩请客。这次是我，下次是你，其他人每次每人出二块，其余都是咱俩的。你看咋样？”

搞得杜老师也不好拒绝，就只能同意了。呵呵，所以，我们组吃饭开会的事儿，竟让许多组羡慕得不行不行的，特别是年轻人。

这事儿坚持了好久，还是在杜老师的倡议下，我们才终止了吃饭活动。

附笑话一则：

刘老师五十以后，被安排在学校总务处工作，性格开朗，平时爱开玩笑。

当年工资特别低，还没有几个人能买得起自行车。可为了方便来回，便紧紧巴巴地买了一辆。

以前没学过骑车，个子大，直接一跨，脚一蹬，走人。可到学校门口时，却不会下来。眼看着快撞到学校大门了，便急忙大声向站在门口的门卫喊：

“快快快快，蹬倒蹬倒！”

那时我们都住校，到周末才回家。周六放学了，刘老师高高兴兴地推出自行车，感觉着别人投来的羡慕的目光，有意使劲地打扑着原本就干干净净的车座座。

刚到校门口，长腿往上一跨，闪了闪，感觉后轮气没打饱，就在门房取出气管子，夹在丝帽上，狠劲地打了起来。

每打几下，就停下来捏捏车带，试试软硬。来来去去了好几次，仍然没打饱。便低头仔细研究起原因来，左看看右瞧瞧，没明白。

门卫老头实在是忍不住了，笑着说：

“刘老师呀，好像你夹错地方了吧。应该夹在气门桩上打气，你现在夹在丝帽上，咋能打进去嘛？”

于是，“丝帽打气，蹬倒蹬倒”的话就在单位流行起来了。

可爱的严老师

　　严老师已经年龄大了，一直在初中教数学，过去是民办，后来转公办了。

他平时高喉咙大嗓子的，总习惯戴一顶蓝色帽子，帽子边边踏踏着，反倒不像是戴着，而像是轻轻搁在头顶上一样。他人特别胖，走路时肚子总舔舔着，布裤带的头头，吊在蓝旧中山装衣襟边边外。

只要是他不上课，脚上扑踏着一双圆头手工布鞋。

他喜欢早饭后，在自己二楼的宿舍门口，和几个同年龄的老师谝闲传。只要是他和其他老师一谝闲传，那声音大的呀，好像全校每个角角落落的人都能听见似的。

　　严老师在上课时，最大的特点就是，课堂上基本没有一个学生敢睡觉。

并不是这这老师有多凶，而主要是学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耳膜会被震坏了。

要是你上课时醒着，就可以提前做些保护性的措施，比如在耳朵里塞上纸蛋蛋呀棉花团团呀啥的。

他如果有课，总会在预备铃响的时候，人就早早站在教室门口，也总在正式上课铃响之前，进入教室。

他上课基本上堂堂都一丝不苟，从来不按时下课，基本上每节课都或长或短地延堂。

在上课过程中，坐在第一排的学生，不仅要保护好自己可怜的耳朵，而且还得不停地摸去脸上飞溅而来的的唾沫星星儿。

老师那声音大的呀，窗子上糊的白纸都在嗡嗡地打着颤，估计在夏天里，教室都没啥蚊子了，因为可怜的蚊子也许早就被震落在地上晕了。

　　如果哪个学生上课没专心听讲，他最经典的骂学生的话就是：

“我出驴大的声在这儿讲，你倒是听狗的屁呢。”

　　开始还没在意这句话，后来细细一品，原来这前后两句话，都是在骂自己啊，哈哈哈哈。

还有一句传说中经典的骂人话：

“我在上面出这么大的劲儿，你们在底下不好好配合，将来，肚子里咋能有货嘛。”

编的这段子，就有些流氓味道了，只是他们同龄人之间，开开这玩笑也就罢了。

他老婆是农村人，身体特别不好，所以也住在学校里。老两口没事儿时，经常坐在宿舍门口，有时边洗着衣裳，边收拾着中午饭要用的各种蔬菜，老婆总是坐在旁边陪着聊天。

有时，也喜欢边干活边吼几句秦腔戏出来，声如洪钟。惊得一层的李老师没法静静地备课，便抱着大茶缸夺出房门，伸仰着脖子，笑着朝上说到：

“老严呀，唱个锤子呢，还不趁着这好日头爷，带上老人家到甘河街道去逛逛。”然后上面的严老师向下扔几个菜根根，再相互笑骂几句递搭回来，惹得路过的老师们哈哈大笑。

那时的老师们，的确淳朴厚道。

附微故事《自作自受》：

才教书时，一脸懵懂。

一日上课，刚转身准备在黑板上写字，下面俩儿女生大声闲谝。我转身，没有声音。我又转身写字，她俩声音又起。我又急转身，又没有声音。虽然自己生气，还是再转身写字，她俩还是声音再起。这下我失控了，怒吼道：

“你俩丢人不？”

其中一女生拍案而起，也道：

“你丢人不？”

我瞬间愕然。

第一次穿越

　　前年夏天的一天，周末无事，便坐班车至环山旅游路上，步行随便就从黄柏峪进了山。

才转过一处急弯，就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休息。忽然，后面也上来了几个神色慌张的老年游客，问我：

“小伙子，你没见刚才山崖边边上的蚂蜂窝？”

“没注意呀”，我吃惊地说。

有一好事的老者怕我不信，还引我特意向下走了几步。果然发现一个特别巨大的蚂蜂窝，就粘附在刚才我经过的崖壁上，还有几只没有进窝的大蚂蜂，在周周飞来飞去的。

只是我自己刚才只顾低着头走路，根本就没有注意这眼前的危险，稀里糊涂地就混过来了。如果早看到那儿有这个这玩意儿，也许我就转身下山回家了，绝不会和这东西过不去的。

聊了一小会儿，那几个游客，拄着木棍儿继续向前走了。我休息过后，也只能继续向上晃荡着。

这下，就不敢独自再下山了，怕过那个急弯的蚂蜂窝子了。

　　自己心想，反正上面还有刚才过去的那几个游客呢，他们总还要下山吧。如果遇上他们回来了，我也就不再向上爬了，顺便和他们一起下来，也有个伴儿相互照应，能给自己多壮点胆儿。

这么想着，也就不着急了，慢慢悠悠地向上爬着，就专等待他们几个下山回来。

可左等等，右盼盼，就是看不见那几个人的影影子。眼看都快过中午十二点了，这下心里不免有些慌乱起来。

　　没办法，自己只能自个儿向下慢慢运动了。

在路过一个报废的山里小学附近时，遇到了当地的一个打柴老者。向他打听，问见没见到上午有几个游客经过。那老者说见过，就是从学校这儿向东，爬到旁边的高山上去了。

听说他们是从这儿爬上去的，翻过上面的山梁，就可以到太平口那边了。

没办法，那我也就爬吧，只要让我别再过那个蚂蜂窝窝就行。自己这么想着，就也没多再想别的啥事儿，转头就向东爬了上去。

原以为那没有什么，多不了多少山路。爬上了才知道，原来更艰难的还在后面。高高低低沟沟坎坎不说，关键是大中午的，路上连个鬼影儿都没有见。自己带的水也几乎用尽，正是太阳当头照，累得自己汗流夹背的，还时不时从左右林子里传来各种鸟虫叫声，或长或短或尖或细的，更让我心里感觉发慌。

　　这下自己心里也发怵了。

为了给自己壮胆，我背完了脑子里所有的唐诗宋词，从”床前明月光”到”大珠小珠落玉盘”，发现还是心里紧张得不行。没办法，又从”祖籍陕西韩城县”唱到”呼喊一声绑帐外”，把自己能哼的秦腔句子又复习了一遍。

就这么边走边喊，边爬边叫，自己也搞不清，自己这么做，到底这是在招狼呢？还是在吓狼啊。

反正是就这么个样子，一直混到了山梁上，又沿着山梁左拐，一路继续穿行，远远看到了缺了个霍霍的圭峰山顶顶，感觉它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又经过了许久，终于山路上见到有人了，都是些结伴而行的驴友们，他们说说笑笑的。这时，自己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身上顿时也有清凉的感觉，双腿的肌肉也松驰了许多。

　　跟随他们，在有几间房子的地方坐下来休息，。不多时，好几波子驴友团，都汇集到了这里，有的吃吃喝喝，有的扎势照相，有的唱喝摆得，大家都嘻嘻哈哈，的确是挺休闲放松的，自己也忘记了刚才的一路紧张。

　　坐在石头上边休息，边心想，从这下去一定就是太平口了，到时随便搭个班车也能回县上去。

在大家都尽完兴以后，又跟随着人家大部队，轻轻松松地开始准备下山了。一路无事，倒也顺利。吃惊的是，下来以后，竟然发现眼前不是太平口，而是山里的六所附近。

此时，天色已经发暗，公路上行人稀少的很。同行的那些驴友们，原来他们早已有定好的专车在公路边上等待着。他们上车走了以后，竟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山里公路边边迷茫了起来。

还算运气好，等待了好久，结果遇上熟人DW他们，刚从太平森林公园开车过来，准备回县城，这才稍上了我回来。

在回来的路上，听他讲，最近这山里发现有熊出没，公园都接到提醒游人注意安全的通知了。再联想到今天，自己在路上的所作所为，才真感到是万幸万幸了。

从那以后，自己就很少再一个人进山来了。

太危险了，那天。

论长相

　　其实，对我而言，长相显老也不是一天两天才变来的。

记得是2006年吧，我才开始在周北上班的时候，娃也开始在宏桥学校上初中了。

每天早晨，我去周北上班要向东去，她上宏桥也要向东去。到了下午放学时，我回家要向西来，她回家也要向西来。

这样，大约有不到一半路程是同路，于是我就早晨骑着自行车上班时带上娃，傍晚又骑自行车回家顺路捎上娃。

娃们上学要求到校比较早，我一般也就早早带娃出发，到宏桥学校的小道道路口，放下娃，看着她过马路，看着她走进道道里，然后自己再向东，去单位上班。

在那三年里，我算是到单位比较早的人了，不是因为我积极，是娃到校的时间太早，就是我骑自行车再慢，也是到单位时间太早。

一般下午我们放学时，先在单位把字一签（后来有段时间变成了按指纹），还不能马上离校回家。不是因为我对单位恋恋不舍，而是这时娃还没到放学时间。要想和娃一起回家，就得在学校再呆上多半个小时才行。

有时呆在单位实在无聊，就干脆慢慢给回骑吧。经常是路过宏桥学校道道时，离娃放学还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如果娃自习延长一下的话，那在宏桥等待的时间就更长了。

一般我到宏桥学校门口时，这儿接娃的家长还没几个。也是无聊，自己就在门口瞎晃悠。有时遇上天气不好，宏桥看门的门卫大爷，就客气地把我让进了门房。慢慢的，我和门卫大爷俩人就混熟了。

　　后来，就干脆早早来宏桥，直接进门房，和老人家谝谝闲传，拉拉家常，打发时间也就有意思了。

有一次，门卫老汉总结性地说：

“你是接娃娃放学回家的家长里头，最按时的娃她爷了。”

就这一句话，搞得我好半天都不知道咋回答他，哈哈。

其实当年我才四十岁，可在门卫大爷看来，就已经成娃她爷了。

既然人家都这样说了，我也没好意思再更正老汉的说法，就只能顺口说：

“单位效益不好，提前退休了。晚上反正在家也没事儿，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早早来接娃，跟你在这儿还能谝一会儿。”

我不订正老汉的原因是，学校门口接娃放学的家长特别多，也只有我才能推门进门房坐椅子歇着，夏天能喝水，冬天能烤火，多好的待遇啊。如果揭穿了，也许就没这优惠的待遇了。

和老汉谝的，一般都是过去农村的事情，反正老汉谝啥内容，我只要往下溜着说就行了，我们俩人还能说到一起来。只是回家要和娃商量好，不准在学校门口叫我爸，如果一叫，让老汉听到了，那就彻底露馅了。

你看看，我这长相显老，也是有历史的了吧。

　　如果再给前说，也有与长相显老有关趣事。

那应该是2003年的冬天，当时我才三十七岁，当时还在甘河上班着。

一次周末上县回家，在家没事儿，就去朋友HT家耍。那时说是耍，其实是想在他家上网耍电脑。

　　那时候，对我来说，电脑和上网，简直就是太高级的玩意儿了，当年家里穷得还没这玩意儿。他在他单位，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所以，老早就给自己家安了网线，神奇的是，不知从哪里还弄来了一串串用户名和密码。

他们家，三个房间中，其中两个房间各有一台电脑。

当年对我来说，他简直就是太能耐了，没事儿时候，我经常就在他们家耍电脑。

现在也搞不懂，当年主要在电脑上都耍啥，好像自己最迷恋的，是聊天吧，道底是用QQ呢？还是更早的门户网站的聊天室呢？现在好像也记不清了。

当年还是比较瓜（其实现在也没灵醒过，呵呵），总感觉，这电脑聊天太神奇了，全国各地的人都能谝，虽然连个男女都分不清，是胖是瘦是老是少是白是黑，全凭对方用嘴说，感觉好像自己还挺相信的。

　　有一次周末，早早就去了他们家，也许是关系太熟，没聊几句，就在他娃那房间直接耍电脑了。

听说他们家今天要来朋友打麻将，我就把娃房子门帘放下了，轻轻闭上门。咱不能影响别人打牌吧，别人也别干扰咱上网。

自己往电脑跟前的椅子上一坐，把黑色套套的瓜皮帽子往下一拉，搓了搓手，就一头钻进电脑中去了。

他们家这两个房子门紧挨着，即使我把这边的门闭上，那个房间里的人如果说话，这边还是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

他们开始时先来了两个朋友，加上我朋友两口子，这一桌麻将就撑起来了。

他们在另一个房子里说说笑笑，玩他们的麻将，我安安心心在这边玩我的电脑，聊我的天，倒也相安无事，互不干扰。

　　再后来，敲门声响起，又进来了一伙伙朋友，有男有女，叽叽喳喳，好像进了打麻将的房间。

来人一多呀，我朋友两口就让位退了下来，帮大家倒水发烟的。打麻将的呢，有新人重上，又开始推倒重修猪圈起来。

　　这时，有一个没欺上手（占上位）的女同志，也许是太闲着无事可做，猛然就随手挑门帘推门进了我正在上网的房间，看见我正在上网耍电脑，发现又不认识，就又马上退了出去，挤进了打麻将的房间。

这女同志，特别小声地对我朋友说：

“你丈儿爸（老丈人）还挺时尚的，会耍电脑了，竟然玩的还是聊天！”

就这一句话，整个麻将房子的人，都笑翻天。

我都老成我朋友的老丈人了，你说我长相显老不？

　　最近，也遇到同样的尴尬了。

为了减肥，我开始早晨走路去单位上班了。从交警队到周北，晃晃悠悠走，也就是四十来分钟。

为了能走路运动，早晨在家不吃饭，一般是到了周北后，就在单位对面的摊摊上随便吃点，凑合凑合就行了。

开始时，是在周北什字东南角角的台台上，吃俩油条，喝碗豆浆。

有一次，男摊主儿客气地对我笑着说：

“离退休还得两三年吧！”

我习惯地头也没抬，顺口说：

“快了。”

其实，我还有十年呢，伙计，我今年才五十冒了头头，你以为我七老八十了呀，是啥眼神嘛。

　　于是，吃完付钱，客气离开，不好意思再来这个摊摊吃了，太伤自尊了。

第二天早晨，到了周北后，没在昨天那家再吃油条豆浆了。往前多走了几步，有家“渭南包子铺”，好，今儿咱换个口味，咥（吃）包子喝米汤（稀饭）。

这家铺主老婆也是个客气人，端上了三个热腾腾的浆水菜包子和一碗煎火火的米汤，顺口说：

“你们这是啥单位嘛，都这么大年龄了，还得这么早来上班。能给他十点到就不错咧。”

这么一说，我不知道咋回答好了，随口说：

“上午第一节就有课，只能来早些。其实，其它时间都不早，都不早。”

心里在想，我就有这么老啊，天呐，距离六十还有十年呢，我的包子婶啊！你啥眼神嘛！

　 第三天早晨，走到周北以后，感觉没地方吃了。油条豆浆不好意思去了，包子稀饭也不好意思了，去哪填肚子呢？

哈，大不了再往前多走几步，到国维淀粉厂西边那个“汉中热面皮”店，咥热面皮走。

虽然自己感觉，汉中的热面皮儿咋能和我们秦镇的凉皮儿比嘛，可也只能吃这了。

这次我机灵了，进了面皮店，偷偷摸摸捡了个门口边边不显眼的位置坐下：

“来碗热面皮，多放辣子多放醋，要黄豆芽儿，不要绿豆芽儿，”我尽量小声地说了自己的要求，就悄悄灭灭地等着老板上饭。

面皮上来了，辣子片片还比较大些，看着油火火地：

　　“再来个菜饼。”我喊道，又送来个温温的菜饼。

来这店里吃饭的，一般都是国维厂上班的陕南人，当地人并不是这家顾客主流。

今儿在这家吃饭好，你看看，没人说我老了吧。

顺顺利利吃完饭，我把嘴一抹，点了根烟，放松一下心情。猛吸一大口，长长的出了口气，付好钱，抬起屁股刚准备走，老板忙过来，微笑着说：

“老人家，你慢走！”

我晕倒，简直要疯了。这还要人活不？

我不就是头上毛毛掉得有点光嘛，不就是黑头发没剩下几根了嘛，不就是脸上的皱褶多了些嘛，至于这样嘛，同志们。

看来啊，这人呀，自己永远都看不清自己的长相，心里永远也分不清自己的年龄大小。

婆孙俩

　　母亲去世已经十年有余，总想写段文字以为怀念，又怕自己伤心，就写了下面的这些，以怀念天堂的母亲。

　　1993年初（也就是九二年的腊月底），我结婚，1994年初（九三年腊月初）有了孩子。

年后，出了满月，我们把娃带到了单位，准备自己照顾。

6月初，父母来学校看孙女，看着没啥看娃经验的我们两口，把娃经管得面黄肌瘦，脏不拉几的，老娘愤喷地对老爸说：

“这俩能经管个屁娃！走，把娃引回走，咱俩看！”

就老娘这一句话，我娃就归他俩了，呵呵。

他们随便收拾收拾娃的东西，连中午饭都没吃，气哄哄地就把娃引回家自己看去了。

媳妇问我：

“咱妈咱爸咋了？”

我笑着说：

“没事儿，他们俩人在家看来是无聊，想找个做拿（找事干），所以来这儿就是找茬的。算了，由他们去吧，咱俩才轻闲了。”

原来，我妈早就鼓动我爸在家买好了一只奶羊，看孙子早就预谋好了，呵呵。

想看娃那就让他们看去吧，只要他们不闲劳（累）人，咋高兴咋来，总不能为了这事儿和父母搞僵了吧。

我们每周六下午放学后，一般骑自行车回家，总得看看老人，看看娃吧，虽然单面儿就有五十里路。

平时到家，一般都看到婆孙俩在烧炕上耍，我爸还得经管（操心）羊的事儿，总在前后院忙东忙西的。

碎娃们事多，经常伤风感冒的，又没个时间点点，估计这看娃的活，也够俩老人忙活的了。

　　和他们打交道最多的，应该是村里的医生卫国了。如果娃有什么事情，不是叫人家来家里，就是他们去那儿。一般我妈管理娃的时间比我爸更多。

娃慢慢大了点的时候，就得教认识数字教认简单汉字了。家的粉笔有的是，有时我们回家，经常看到她们婆孙俩撅着屁股，在屋里地面方格格砖上写字写数。呵呵，那个认真样子，看着她们婆孙俩都挺好笑，不光娃。

地面上、四周的墙上、甚至院子的树上，都能看到娃画的甲骨文和写意画。

　　其实，每次我们回来，婆孙俩这么尽力表演，只是母亲想用行动告诉我们两口，放心吧，你娃啥都好着，看，也没耽误你娃学习呀。另一个意思是说，想要娃跟你们走呀，门儿都没有。

我母亲本来就是个特别要强的人，从来没给别人低过头，啥事不做不说，做就得做好。我看这回呀，让孙子也给整得也够戗了。

呵呵，其实你们想多了，只要你们俩愿意，不嫌累人，把娃爱看到几岁就几岁，随便，反正这么小的娃，学不学啥没关系，吃饱耍好就行了。

当娃会走路的时候，就不好带了，关键是胡乱跑，碎腿还扑楞地特别快，你一不留神，就不知道跑到那个旮旯拐角儿去了。

有一次，我们回家，我妈让娃叫我媳妇“妈妈”，结果，娃下意识地跑到院子拉羊去了，我们也跟出门，娃指着羊，呀呀呀呀地直叫”妈妈”了。哈哈哈哈，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有奶便是娘。

周末如果回家，我们总是要多陪陪娃的，毕竟一周才见娃一次，而且那时是单休，还没有现在这双休一说。娃白天，和我们两口就是耍的再好，可只要一到晚上睡觉点了，就必须找她婆去，你就是再用吃货引诱，想让她和我们睡一晚，连个门息（可能）都没有。

吃货可以拿走，睡觉的不行。

　　自从娃认识了钱以后，反正大小不分，只是能意识到这钱呀能买东西吃，这个时候，只要我们两口每次回家，娃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把我们俩堵在门口，掏光我们身上所有的钱，再跑到她婆炕边，爬上炕边椅子，把钱压在炕上褥子底下，然后，才放我俩进门。这滑稽的动作，惹得一家人都哄堂大笑。碎碎儿的毛捏捏子，还这么贼的，呵呵。

娃长四岁了，看人家娃都上幼儿园学前班小班，媳妇就让我给母亲说说，看能不能也让娃提前上学去。

　　那时候上幼儿班，没有太严格的年龄限制，不象现在，就连个月份都卡得特别狠，更何况，我家和我村学校是隔壁，就隔了条河渠渠儿，条件方便很。

当我向母亲说了我的想法后，母亲立即就脸色变了，不痛快地说：

“你们那时，到八九岁了才上学，我看也没把学上个咋样。现在，这么小的碎娃知道个啥。不上，谁爱上谁上去。”说完，把娃顺手一拉，到街道转悠去了，直接把我俩凉到院子了。

在我俩一次次周末回来劝说下，后来母亲也怕真耽误了娃念书，就把勉强着把娃送到我村学校了。天天送去接回的，虽然和学校特别近，那也不易。

有一次，下了几天雨，怕娃路上难走，就不去了，这时间一长，干脆就彻底不去学校了。

　　到了第二年，娃才正式从幼儿园小班上起了。

开始，看人家娃们背着书包往学校方向跑，娃自己也胡乱拉个书包，往脖子上一挂，也给学校跑（这一点和我当年一模一样的）。可后来，老师有这样或那样的要求了，就不喜欢也不习惯学校的约束了，就连进教室都困难。

每次坐在自己座位上，还必须让她婆坐在旁边，不许老师安排别的同学。哈哈，幼儿班教室里，从此，就多了一个老太太了。

　　论起听课来，婆婆比孙子要认真多了。课堂上，孙子好奇，东张西望，瞅瞅这儿，瞧瞧那儿，她婆可不敢，得需要认真听清楚弄明白才行，因为回家以后，还得给孙子讲第二遍。

呵呵，慢慢地，她婆可以不坐在教室里了，但必须爬在窗边边上，或站在教室门口较远地方，总之，要站在孙子必须能看到的地方才行。一旦娃一回头，发现她婆不见了，马上就胡乱的开始收拾自己书包，谁的招呼也不打，自己就跑出去找人了，把老师鼻子都能气歪，可也没啥办法。

后来，听母亲讲，最搞笑的是，娃根本就不知道“下课”是怎么回事儿。只要下课铃一响，看人家娃向厕所冲，她也疯跑进厕所，可自己又不想上厕所，就在那等着。看人家娃又向出冲，她也就跟着跑出来。

就这，母亲慢慢教了好久，娃才习惯铃声的意思了。

母亲这一学说，笑得我都直不起腰了。

再后来，娃跟我们去了单位上学，在甘河上了幼儿班大班和一年级。

在甘河念书那会儿，整天书包里背的不是书呀本子呀什么的，就是两大盒五子棋，整天和老师在学校玩五子棋。

也不知道咋搞的，她对五子棋有特别的路数，多数时我都以输为主。当她下败幼儿班老师后，还下败对面小学的体育老师，最后把我单位的她王伯下得跟娃永远都不耍了。

整天她成天迷上五子棋，基本上作业也顾不上做了，课也不好好听了，不务正业，老师提了几次意见，气得我把两盒棋子扔垃圾道里了。

二年级在甘河上了一半，就因我在县上买了房，便和婆婆爷爷都住县上了，在人民路小学读书。

长大了，慢慢就懂事了。每次放学回来，书包向自己床上一撇，第一件事就是跑到老人房子报个到：“婆，我回来了”，却很少理我们俩，但必问她婆安，呵呵。然后，和她婆她爷在炕上看电视（装修时，我专门给老人盘了一个满间炕。）

　　只要看孙子回来，她婆她爷就把遥控器给孙子了，任由孙子看自己喜欢的电视。一般都是俩老一小看动画片，后来，改成湖南卫视深圳卫视，而且，边看竟然还一起嘻嘻哈哈的，还相互谝着电视内容。

我不明白的是，就这内容，俩老加一小，咋能看到一起嘛，还竟然有共同语言，这不是胡秧嘛。

　　这段时间，我们两口管娃最难，你稍一批评，娃就溜到她婆她爷炕上了，坐在两个老人身边。你就是再着气，也没一点办法，即使追到她婆房子，还得装的跟没事人一样。

她躲在老人身后，还盯着你做鬼脸气你，笑着摇头晃脑，嘴里还不停的嘟嘟囔囔：“咋咋咋咋？”“你来些，你来些？”之类。

你再看看俩老人，装得跟没看来一样，眼睛盯着电视机看。可当你刚手一举，准备收拾娃一下，老人头一扭，冲我喊：

　　“忙你自己的事去，行不？整天跟个娃照亮（计较），有意思没。”没办法，常常还怪你们两口一身的不是了。

每到腊月根根儿，就跟她婆上街，提早买门神呀香蜡纸表呀对子鞭炮呀杂七杂八的东西回来。年三十，早早就张罗我帖这帖那的，她在跟前也忙活着，有时玩香，有时玩火，有时帮忙。

快天黑了，就和她婆一起，敬这爷敬那爷的，一起磕头点香烧纸，学着她婆的样子，还做的有模有样。

每次轮到我给各处的这爷那爷磕头时，她总要在前，让我在后，把沙发垫垫往地上一放，她嘴里还叫着口令。如果发现我那次撒赖不磕头只掬躬时，她就朝她婆的房子大喊：

“婆呀……，你看我爸嘛，他只掬躬，不磕头。”

老人总得应一句吧：

“你爸没礼貌，别管他，我娃好好磕就行了。”

有一次周末下午，我从单位才回家来，发现我母亲坐在烧炕上抹眼泪，父亲坐在炕的另一边看着电视。我不解地问：

“咋了？发生啥事了？”自己心里有点紧张。

　　母亲看也不正眼看一下我，气哄哄地说：

“问你娃去！”

我只好又来到娃的房间，见娃爬在床上，蒙着头，也呜呜地哭。

我拉开娃头上的被子，问：

“平时跟你婆都耍地好好的 ，今日儿这咋了，咋惹你婆生气了？”

娃也好像是受了天大的冤屈一样，边抽泣，边使气摆逮地说：

“你问我婆去！”

这下我也有点生气了，喊着说：

“这事今日儿就问你！”

　　娃看我脸色变了，带着哭腔说：

“啥事都怪我，今日儿的事全怪她我婆。”

见娃准备说话，我就心平气和问：

“你说说，你俩这是咋回事？”

　　娃抹了一把眼泪鼻涕，哭着说：

“今日儿后半儿晌，我放学早，没作业，在我婆房子正看电视，她叫我跟她耍跳棋，我就跟她耍。可她胡走，总耍赖，根本就走不到那，硬要往那走。我让她倒回去，她还胡给回倒，还说我不讲理。明明是她不讲理嘛，还说我不讲理。”

天哪，就为这事儿呀。我是心里想笑，可表面又得装作生气的样子，说：

“你婆身体不好，你不会让着她点，硬要惹她生气。你婆她是怕你看电视伤眼睛，才跟你耍跳棋。这都是为你好，你看不出来啊，还惹她生气。”

然后，我有意放大嗓门，说：

“我看你这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了，把你婆都气成这样了，今日儿非得收拾收拾你不可。”

其实，这是专门让她婆听的，然后再有意找东找西的，在娃房子里弄出点踢里夸啦的动静来。

她婆这一下就急了，朝这边忙喊：

“彤彤娃呀，你赶快过来，小心你爸个半吊子打你，快来快来呀。”

　　娃也就借坡下驴，赶快溜下床，跑到她婆烧炕上去了，我还假装怒气冲冲地跟过去，手里随便拿个东西，做出要动手打的样子。

憋得我爸实在是忍不住了，笑着骂我道：

“你一边去，没看到那是娃跟她婆耍呢，该干啥干啥去，少捞神。”

这一骂，我也就借机出来了。没过一会，又听到婆孙俩在烧炕嘻嘻哈哈你争我占地下起跳棋来了。

唉，真是老小老小呀，竟然和孩子一样，大人也会耍脾气了。难怪人们都说，人老了，就变成小孩儿了，哈哈。

几年后，娃她婆去世了，每年家里过年准备的东西，就都是娃准备了。每次我说我去买吧，娃总说：

“你知道都要买啥嘛。”

呵呵，那就她买她摆吧。年三十晚，次次还要拉着我，一起去点香，一起去磕头，财神爷、灶王爷、门神、祖先牌位等等，一个接一个磕，做得和当年她婆一样一样。

就是直到现在，都已经二十多的姑娘了，如果我有意稍微一惹她，她依然手做喇叭状，朝天大喊：

“婆呀……，你儿又欺负我呢……”，声音还要拖地特别长。惹得一家人都大笑起来。

后来娃上大学了。

现在娃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