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青葱岁月

勇哥

快乐的往事

——记70年代的青葱岁月

2019年12月13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我、武江涛、汤生乐三位老朋友在相隔40多年后，再次聚在了一起。把酒言欢，沧海桑田，当年“铁三角”的友情历历在目。不由又泛起那段快乐的单身汉岁月。

1970年9月6日，16岁的我初中毕业分配到杭钢耐火车间。

我的文艺特长使我还未及去车间上班，便被抽调到杭钢文宣队，参加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演出。次年二月，我才和同在文宣队的两届生：褚洁和赵水根结束演出生活，再次分配到杭钢制氧站。分别分到甲班、乙班和丙班这三个运行班。

此时，正逢工厂人才青黄不接。老工人都50多岁了，中间骨干也都三四十岁了。我们是第一批进厂的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正当我感到孤单寂寞时，大批的新工人分配进厂了。最先是东阳、海盐的，后来是绍兴、长兴的。同是50后的汤生乐与武江涛就是这样成为我的工友。我和江涛还住同一间集体宿舍——当时称为老九幢的106房间。汤生乐则住在二楼。

由于年龄相近、趣味相投，那时的我们真是无话不谈。上至国家大事、世界形势；下至鸡零狗碎、男女情事。有时候三人就挤在一个被窝，说我们三人间的悄悄话。我们的要好，全站闻名，真成了铁三角。

三人中，就我是杭州人。节假日去城里玩，我就是当然的组织者。记得有次我们三个加上女工毛春兰、金善孝、李金兰和席连云，大家骑着自行车去花圃和花港公园玩。刚学会骑车的毛春兰路上摔了好几跤，把一条崭新的的确良裤子摔出两个大洞，心痛不已。后来才发现，她借来的自行车前轮是瘪胎，怪不得她更难驾驶，老摔跤。那天，我们又逛公园，又聚餐，晚上还去看了场演出。回厂时，离我上夜班只有40分钟了。我为了不迟到，一个人飞车先赶回半山。从艮山门到厂区，9公里陆，只骑了25分钟，真是贴着地皮飞起来的速度。青春的热力真是不可估量啊！

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三年学徒工的月薪分别是15元、16元、18元。我们制氧工算熟练工，头两年月薪是22元，第三年升为一级工，月薪31元。虽然钱少，但没一点穷的感觉。相反，我还是同龄人中佼佼者，既有正式工作、又有固定收入，与大部分分配去农村、农场、支边和留城待分配的同学比起来，已足显优越了。那时，我还没长足个头，最小的工作服穿在身上都嫌大，但当上工人的自豪感，让我觉得这是最漂亮的衣服，节假日都舍不得换掉。

大约是1971年9月。因为备战备荒，杭钢由部队（空五军）支左官兵带领，组织职工去分批开展步行“拉练”。当时的口号是“练出铁脚板、踩死帝修反”。杭钢文宣队的台柱董淑俭、金小薇，还有我们制氧站的李凤娟、汤生乐和我分在一个支队。一路上，我们背着行李包，晓行夜宿，长途跋涉，直走得两脚起泡、肩头红肿，但我们没一个叫苦和掉队的。队伍一停下来，我们几个文艺骨干就忙着为大家表演小节目，颇有当年红军宣传队之风。董淑俭不但戏唱得好，还会拉京胡，我们几个都能歌善舞，把汤生乐看得心痒痒的，羡慕不已。很快我便把他也拉进文艺圈，成了我说对口词的最佳搭档。

这段生活的真实背景，我到50年后才知道。当时中国其实是危机重重。国际上，苏修集团在珍宝岛战役吃了亏，正准备以他强大的核武实力要和我们开战；国内，林彪“九一三”事件爆发，中央出现严重分裂。文化革命正处于后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我们这些不知内情的百姓，却是无知者无畏，满腔的革命热情，一身的青春活力，生活得无忧无虑。在舞台上，照样是“东风劲吹红旗飘，革命形势无限好”！

这之后，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由于杭钢重视文艺，我的文艺特长便得到了充分发挥。很快我就被提升为舞队队长。我旗下立马招聚了汤生乐、严宜春、俞文祥、陈震尔、陈金定、陈震祥等小伙伴。我们每天早晨在杭钢游泳池练功、排练。一时兵强马壮、名声大噪。后来吸引了一大帮男女中学生来跟我们学练，其中5位美女分别成为我们“五虎将”的入门弟子。那时几乎是天天莺歌燕舞，早上晨练，白天上班，晚上训练徒弟，周末喝酒尽兴。

那时候，各单位都重视革命文艺。我所在的动力分厂和制氧站也同样。每年重大节日都要搞文艺汇演。每个班组都要出节目。这时候，我便成了红人。当时，分厂是陈德芳和章贤法负责；制氧站是陈晓山负责。工会主席陈晓山是当时制氧站著明的三座大山（另两人是李德山和肖名山）之一。每次要搞汇演了，他第一个要抽调的人就是我。这使我所在的车间班组长很头痛。大班长康明武、小班长王柏林因此而对我很感冒。因为我抽出去搞文艺，我的生产岗位就得由别人顶。有时实在没人，就只能由班长自己顶。而我却最喜欢脱产搞文艺，一到舞台上，仿佛整个人都在放光，感觉特爽。和我同为文艺骨干的还有演过李铁梅的李金兰和演过田大婶的席连云。制氧站的技术骨干翁心德也是我们的同道。不过，他更擅长于节目创作和演奏乐器。那时候，我们演过舞蹈《送粮路上》《洗衣舞》《拉木歌》《大刀舞》和我编创的歌舞剧《制氧新歌》《战高炉》以及翁心德编创的快板剧《高炉的故事》等多种歌舞节目。其中小舞剧《战高炉》还去杭州演出过，当时的《杭州日报》专门做过报道。翁心德编的快板剧也反响良好。剧中我是儿子，席连云演我妈，谈谷初的老公演我爸。好长一段时间，工友们都把我们三人称为一家子。还有一次，我和李和平演二重唱的剧照放大成海报在厂部广场展出。几个调皮的中学生居然从橱窗里偷出照片，在生活区游展，事情闹得沸沸扬扬。那段时间，我成了半山的名人，很是风光！

武江涛虽受我影响，也一度跟我们学练基本功，但毕竟因缺乏文艺细胞，渐渐退出了文艺圈子。但他热爱文学、钻研技术的兴趣和我相同。我们仍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在文艺创作上正赶上“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潮头，我那些只有热情没有深度的革命文艺作品，居然也在报刊上连连发表，以致很快成了杭州市青年诗歌创作组和浙江省工农兵歌曲创作组的成员。并和汤生乐、严宜春一起成为首批杭州市工人文化宫舞蹈队成员。文艺激发了我的创作潜力。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文艺作品。上下班途中，也在构思。半夜里有了创作灵感，常常跳起来，开灯写作。这段时间，文思喷涌，创作出了大量的诗歌、歌曲和舞蹈作品。那年去建德三河人民公社搞诗歌采风，写作之余，还帮当地文宣队创作了一部小歌剧《三河情》，演出反响还相当不错。虽从艺术上来说，没什么成就，但它无疑提升了我的文艺素质。为后来的参加高考、胜任记者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段如火如荼的日子，就在激情燃烧的状态下逐渐远去。

那时，我们一间18平方米大的宿舍，要住6位工人。我、武江涛、宋福昌是同龄人；孙忠根、朱荣星、虞明增是60年代毕业的中专生，比我们大十多岁。开水要到半山脚下的开水房凭票打水；吃饭在生活区的一食堂。每月的住宿费是两毛钱。当时我们的夜餐补助就有两毛钱。为了省钱，我买夜餐时总买半份菜，每顿可省下一毛。大夜班下班睡觉醒来往往是下午了。我就在电炉上烤个馒头，用淀粉泡个糊就充午餐了。一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到10元。汤生乐和武江涛有家人来看望时，往往带点家乡土特产。这就是我们大饱口福的时候了。几个朋友买几斤黄酒，再去一食堂添点菜，就比过年还高兴。有时，俞文祥会去运河里抓来螃蟹，在一食堂工作的陈金定又会多打点菜给我们，整个寝室那就成了奢华的宴会厅。欢乐的声浪会响彻整个老九幢。

酒足饭饱后，同寝室的孙忠根就会吹嘘起他年轻时的风光。说他当年是杭州市青年足球队的前锋，在球场和情场上如何春风得意。朱荣星则会尖着嗓子唱起越剧，吹嘘他如何与几位姑娘同时谈恋爱的风流史。虞明增较少说话，有一次，他老家带来的一袋新产的晚米，烧了给我们吃，那香糯的味道我们至今难以忘怀。如今孙忠根已不知去向。朱和虞都已作古。真是不胜唏嘘啊！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首先踏上进大学、补文化之路，继而考入杭报当了记者，从此离开了杭钢，同时也告别了文艺舞台。汤生乐大学毕业后从技术员做起，一直升为杭钢动力公司总经理。武江涛则通过实干、苦干也成为杭钢气体厂厂长。

如今，我们三位又能脱去一切俗务，无牵无挂地举杯共饮，仿佛又回到了无话不谈的当年。这份浓浓的情意，真如香醇的陈年老酒，余香不散，久久萦怀。

2019年12月19日

 

从左到右为汤生乐，陈勇，武江涛。

杭钢舞队集体照。

红旗指路！

我和冯志邦，刘英跳舞蹈《送粮路上》造型。

独舞《唱支山歌给党听》。

制氧团支部参观南湖红船。

刀舞。

洗衣舞。

杨子荣。

1975年，我开始谈恋爱。

1977年我去北京钢铁学院进修。到这时止，我都轻度近视，还没带眼镜。此后，脱产读大学起，近视眼镜便成了我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