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研究：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路径

法治快评

撰文：燕薪

编辑：来硕

分类：法治

原标题：浅谈目前黑恶案件办理和辩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文略有删减

一、扫黑除恶的背景和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

我国对黑恶势力的重点打击，始于2000年。2000年12月11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决定从2000年12月到2001年10月，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一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活动。同年，公安部成立了全国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也成立专项斗争领导小组。2001年4月，中央政法委召开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时间延长到2003年4月，并且将其并入为期两年的“严打”整治斗争。

自2004年起，公安部门改变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斗争进行“专项打击”的做法。这一年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决定，起始于2000年的全国性的“严打”斗争结束，而“将严打的方针贯穿于日常各项打击犯罪的工作中”。

2005年，打黑斗争常态化，公安部门要求对黑恶势力的打击要时刻保持高压态势。中央明确了扫黑除恶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即“决不能让黑恶势力在我国内地发展坐大，决不能让国外、境外黑社会组织在我国境内立足扎根”。

2006年2月，中央政法委部署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中央成立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并设立全国“打黑办”。之后，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会议，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员部署，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推进。

2018年1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以上根据网络资料摘抄、整理）

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以往的扫黑除恶，虽然只有“扫”和“打”一字之差，却有着质的区别：

第一，“扫黑”，层级高，是全局性的。过去的扫黑除恶是由公安部下发通知，这次扫黑除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通知，整合了多部门力量，从过去的十多个部门，增加到了近三十个。

第二，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强调点对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这次“扫黑”是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其出发点重在政权安全。

第三，范围扩大。扫黑除恶，不但要打击犯罪，还要打击违法行为。不但重在打，还加大了防范力度，强调“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齐抓共管”。各行业主管部门均明确了扫黑责任。

从扫黑除恶的政策背景和发展演变可见，其是全国性的全局性的，深入到各行各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不单是法律行动更是社会行动、政治行动；其不但以社会综合治理为导向，更以政权安全为核心目标。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在思考扫黑除恶中的法律问题和司法问题时，才能理顺思路，才能穷根追源，才能抓住症结和重点所在，也才能有的放矢，从而在个案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在全局的棋盘上思考对策。

二、扫黑除恶案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个人这几年也代理了一些黑恶案件，结合自己办理案件的经历，以及与同行的交流、与公检法办案人员的交流、相关媒体的报道，我觉得目前黑恶案件的办理和辩护中，有以下12个方面较突出的问题：

1

扫黑除恶指标化

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数、恶势力犯罪集团数、黑恶案件起诉数、黑恶案件判决数等指标，成为很多地区相关单位完成、落实扫黑除恶工作情况的评判标准。

互联网上，为确保取得明显“战果”出台相关措施以及因“战果”排名在前而发文庆贺的报道屡见不鲜：

2019年7月24日，人民网发布《文山州扫黑除恶工作实行单独列项考核》一文，称文山州出台了《文山州2019年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考核实施细则》，以考核推动工作、检验成效，确保全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取得明显战果。

2019年10月14日，安青网发布《安庆扫黑除恶多项指标位列全省第一方阵》一文，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截至今年9月底，我市共打掉11个黑社会性质组织、66个恶势力犯罪团伙，破获九类公开性案件1044起，抓获涉案嫌疑人2840名，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3.83亿元。全市涉黑涉恶案件侦办、起诉、判决，打财断血，打‘伞’破‘网’等指标均位居全省第一方阵”。

2019年11月29日，江门市人民政府发布《蓬江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扫黑除恶工作多项指标排在全市前列》一文，称今年以来，蓬江区“扫黑除恶工作多项指标排在全市前列”；

......

可见，扫黑除恶指标化现象十分普遍。但扫黑除恶中，如此的“指标化”运转，极易导致办案单位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轻法律、重战果的情况。于是程序正义、权利保障、公正执法司法，往往让位于完成甚至超额完成指标的目标，各地的指标竞赛唯恐落后于人，又导致指标量不断加码，为了个别人的政绩，办案人员拼命赶工，累死累活苦不堪言，在这样的目标和环境下，办案质量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2

扫黑除恶扩大化

《通知》虽指出，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但绝不意味着可以乱扫瞎除，可以随便上纲上线，将扫黑除恶的范围扩大到那些并非黑恶势力成员的普通人。实践中，扫黑除恶扩大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办案单位不区分相关人员是否参与黑恶势力犯罪，与黑恶势力集团之间是否只是存在单纯的雇佣关系甚至是临时性雇佣关系，是否从事的是与犯罪无关的工作，而在查处黑恶势力犯罪时，将未参与任何犯罪活动的司机、前台、保洁、厨师，甚至看门人员，一概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甚至提起公诉，人为拼凑人数的情况，大量存在。前述种种做法，明显与《通知》的要求完全不符。

3

人为拔高

之所以对黑恶势力犯罪进行专门打击，是在于相较于普通犯罪而言，黑恶势力犯罪具有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基于此，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刑事处罚，会更为严厉。因此，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时，更应严格把握黑恶势力的认定标准，防止出现人为拔高定性的情况。

200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指出：“要严格坚持法定标准，切实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形式政策。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要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解释的规定办理案件，确保认定的事实清楚，据以定案的证据确实、充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准确无误。既要防止将已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降格’处理，也不能因为强调严厉打击而将不构成此类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拔高’认定。”

2015年10月13日《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打早打小’是指各级政法机关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可能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及早打击，绝不能允许其坐大成势，而不应被理解为对尚处于低级形态的犯罪组织可以不加区分的一律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处理。‘打准打实’，就是要求审判时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准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判处刑罚。对于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认定标准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依照刑法中的相关条款处理，从而把法律规定落到实处。……‘打早打小’和‘打准打实’是分别从惩治策略、审判原则的角度对扫黑除恶工作提出的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对于二者的关系的理解不能简单化、片面化，要严格坚持依法办案原则，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既不能‘降格’，也不能‘拔高’，切实防止以‘打早打小’替代‘打准打实’”。

《黑恶势力意见》第一条第1项明确规定：“坚持依法办案、坚持法定标准、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加强法律监督，强化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正确把握“打早打小”与“打准打实”的关系，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切实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恶势力意见》第一条第2项亦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严格坚持依法办案，确保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准确认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坚决防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标准。”

2019年7月20日，大检察官研讨班在四川成都开班，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在研讨班上提到，中央第二轮督导发现，有的案件存在人为“拔高”凑数或降格处理现象，并指出省级检察院要落实涉黑案件和重大涉恶案件统一逐案把关的要求，对案件质量负总责，切实做到“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

前述纪要、意见和讲话中，均强调了防止人为拔高的重要性，但实践中，却出现了办案单位将普通犯罪甚至一般违法行为作为恶势力犯罪，将恶势力犯罪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情况。这种人为拔高的现象，模糊了黑恶势力的认定标准，本身就有违刑罚的公平原则。

4

征集线索式示众，未审先“判”

在目前的侦查实践中，警方公开征集犯罪线索的现象屡见不鲜，在涉黑涉恶案件中，更是常见。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征集线索通告，多数还会在网络上进行公告。这种示众式侦查，目的是为搜集犯罪线索，而非法律允许的在已经掌握基本犯罪事实或犯罪线索基础上的刑事通缉。不但于法无据，且使得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被冠以犯罪团伙成员，甚至黑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的身份，严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这类诱导性征集线索，不能排除与犯罪嫌疑人平日有嫌隙的人员借机报复进行诬告的可能，若不仔细甄别，极易造成冤假错案。

在这些通告中，往往会将犯罪嫌疑人的个人信息甚至照片在网络上发布，本身即是对犯罪嫌疑人个体权利的重大侵害。同时，也会给嫌疑人家属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与古代的游街示众相比，新时代的网络示众，影响更广，危害更巨。这种超越法律授权的不当行为，亟应明令禁止。 

此部分可参看青石律师：《新时代的网络游街是非法治的一种回潮》。

5

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做了规定。2000年12月5日公布，自2000年12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作出了司法解释。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立法解释的形式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进行了调整，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进行修改，将前述立法解释的内容正式纳入刑法条文，作为该条第五款。2018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作出进一步规定，并对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以及利用“软暴力”实施的犯罪等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2019年4月，两高两部又发布了《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对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及实施“软暴力”构成犯罪的情形予以明确。

但实际上，所谓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及软暴力，从未出现在刑事法律条文中，并不是刑法概念。《黑恶势力意见》、《恶势力意见》及《软暴力意见》充其量只是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司法解释只能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并需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而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创设或改变入罪要素和构罪条件。三个意见对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及软暴力的相关规定与《立法法》第八条有关犯罪和刑罚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相抵触，扩大了刑法的入罪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此部分可参看财新网报道：《打击“软暴力”如何依法 八律师建言立法机关审查相关文件》。

6

公检法联合办案等职权边界模糊问题

《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各自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体现了分工和制约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23条规定：“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罗国良、刘静坤、朱晶晶在《<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还特别指出，“近些年来发现的一些错案，反映出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容易导致先入为主，不利于确保办案质量，也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要求不相符合。《意见》第23条因此规定，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但扫黑除恶案件办理中，公检法联合办案情况十分普遍；所谓的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活动被泛化，而不去区分案件是否重大、疑难、复杂，在介入的方式和职权方面，也不再只是“对收集证据、适用法律提出意见，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而变成了公检联合侦查；有的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先向二审法院请示意见。最后导致公检法完全模糊了各自的权力和职责边界，各级公检法模糊了各自的级别边界，所有司法部门成了一个锻造铁案的综合体，相互之间的分工和制约成为一纸空文。

7

辩护人权利受到侵害

（1）律师会见难。涉黑涉恶案件中，律师会见难，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一些地方的看守所或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先去办案单位或打黑办备案，征得办案单位或打黑办同意后才允许会见，导致会见受阻。根据2018年8月31日澎湃新闻发表的《全国律协：近期涉黑涉众等案件侦查阶段出现限制律师会见趋势》一文，“今年开始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对于一些涉黑案件，律师的会见权也无法得到保障”，可见全国律协也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但实际上，除了由监察委办理和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外，对于一般案件的会见，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而其它类型犯罪的会见，并不需要经侦查机关许可。

（2）无罪辩护障碍多。很多地方法院不允许当地律师为涉黑涉恶类案件做无罪辩护，或者人为对无罪辩护设置障碍，比如要经过律所组织集体研究，或者向地方司法局和律协进行备案等。因为这些障碍，导致很多律师虽然觉得案件无罪或定性错误，也不敢或不愿做无罪辩护或改变案件定性。前不久就出现过黑龙江鹤岗市工农区人民法院向鹤岗市司法局发送《司法建议书》，要求调查相关律师是否遵守无罪辩护集体研究制度的情况。笔者认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若干意见》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建立集体研究制度。办案过程中，做无罪辩护或改变案件定性时，律师事务所要组织集体研究，依法提出案件处理方案和辩护代理意见，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精神和要求以及有关制度规定得到正确贯彻和执行。”虽然是本着对案件负责的态度，但是在实践中又确实会面临许多现实难题。比如，扫黑除恶案件，往往案情比较复杂，罪名多卷宗材料多，参与集体研究的人员要消化好案件，要对案情有清晰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必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却又没有额外的报酬（因为委托人最多只能聘请两位辩护人，不可能对所有参与集体研究的律师都支付报酬），就必然导致所谓集体研究流于形式，成为敷衍和应付，而达不到它真正想达到的效果。又比如，很多律所，鉴于既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投入集体研究，但又想避免研究后背书所产生的责任，于是干脆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不允许所里律师为扫黑除恶案件做无罪辩护。

（3）案件审理时，法院名为通知派员旁听，实为变相施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2条第2款规定：“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开庭审理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对辩护律师所属事务所具有监督管理权限的司法行政机关派员旁听。”但实践中，所谓的通知派员旁听，往往不是为了监督管理，而是变成了变相施压的手段。同时，也增加了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负担，全国各地扫黑除恶案件数量众多，司法局工作人员如果都要参与旁听，工作任务繁重，苦不堪言。

8

庭审流于形式

不少黑恶案件的庭审流于形式，虚化弱化庭审的情况较为严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案件的庭前会议，根本未起到解决程序问题的作用，反而是提前将这些问题阻却在了庭审大门外，但实质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比如同步录音录像未附卷移送的问题，比如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比如证人、鉴定人出庭和重新鉴定的问题，这些都跟被告人的权利息息相关，但是却经常在庭前会议时即遭否决，且庭审不得再议。

（2）开庭走过场。涉黑涉恶案件，往往被告人人数多，涉嫌的罪名多，涉案的证据材料多，这就决定了对于这类案件的审理，如果想要查清事实，保障各方充分参与法庭调查和辩论，必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有的案件，被告人几十人，卷宗上百本，且并非全部认罪认罚，竟然在两天以内就能开完，很显然，开庭变成了走过场赶进度，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必然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3）出庭公诉人走过场的现象也很常见。比如发问时只是问下被告人庭前供述是否属实，举证时只是宣读下举证提纲而不举示证据，辩论时只是简单机械地念一下公诉意见，而不做任何详细说理和逻辑论证。公诉人的这种参与庭审的方式，事实上与仅仅提交文书让法院书面审理已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为什么会出现庭审虚化的现象，我觉得既有思想认识的问题，比如不重视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领悟不透彻；也有扫黑除恶任务繁重等现实原因。如前面已述及的指标化甚至搞扫黑除恶攀比的情况，导致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疲于奔命，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办案数量一多，超过了司法正常的承载能力，必然会导致办案水平低下办案质量降低。一味追求速度和高效的办案模式，往往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只有降低速度，减轻任务，扎实证据，提高质量，方能做到不枉不纵。

9

行政干预司法

在涉黑涉恶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地方，律师会见需要经扫黑办许可，而很多法院在做判决前要向扫黑办和政法委汇报。这种畸形干预，破坏了检察院、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降低了具体办案人员（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职业尊严和荣誉感，“审的人不判，判的人不审”更让办案法官处境尴尬无所适从，而不能唯法是举。长此以往，损伤的必然是司法的公信力和法律体系自身的权威。

10

低质量的法律援助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本意，是为了让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不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特殊原因而失去由律师提供专业辩护的机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颁布《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在部分省市试行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全覆盖，本身当然是有其积极意义，其出发点“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正，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案件审判中的辩护作用”更是堂皇正大，但是在实践中，还是产生了不少问题。尤其在黑恶案件的法律援助中，问题就更加突出。

笔者认为，问题起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很多援助律师把代理案件当成政治任务，一味配合司法机关办案，而遗忘了自己辩护人的身份及立场，没有起到律师应有的保障权利和维持控辩双方对抗和平衡的功能，反而是把自己变成了劝说嫌疑人和被告人认罪的第二公诉人或法官助理。其二，对于援助律师的人选，没有相应的选拔机制和执业年限及经验要求，专业性和辩护质量难有保障。很多援助律师根本没有或少有刑事案件的辩护经验，一些律界新鲜人甫一入行就独立担任援助案件的辩护律师，导致在不少案件中不能为当事人提供有效帮助和权利救济，反而背离了法律援助制度和辩护律师全覆盖的初衷。其三，法律援助资金毕竟有限，对于援助律师付出劳动的补偿也是有限的。于是就出现了有案件的律师不愿意做援助案件，没案件的律师又做不好援助案件的情况。尤其在涉黑涉恶案件中，卷宗浩繁，阅卷工作繁重，庭审时间又很长，援助律师所获得的一点报酬就更与其工作强度和精力投入不成正比，草率办案、应付办案的情况便非常普遍。对于此种情形，如果我们仅仅希望援助律师们能发扬崇高觉悟和奉献精神，也多少有些一厢情愿或强人所难。崇高和奉献毕竟只能偶尔闪光，而人性才是人生常态。以上种种，都是导致法律援助低质的几个原因，需要对症下药，尽快予以完善和调整。

11

认罪认罚制度被滥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是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是为“及时有效惩治犯罪、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这项制度却出现了异化。尤其在涉黑涉恶案件中，更是被广泛适用，成为以高刑期逼迫当事人认罪的一种手段。结果导致大量当事人违心认罪，案件效率是提高了，司法资源也节约了，法检律师都省事了，但人权司法保障却被忽视了，社会矛盾纠纷未必真正化解了，社会和谐稳定也未必真正促进了，可能反而埋下了更多更大的隐患。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注意到何兵教授这两天发表了非常精辟的见解，直接照录如下：“我国正在推行的认罪认罚制度，源自于美国的辩诉交易，是美国法律对中国的成功殖民。”“我国刑事案件与他国不同的是，我国犯罪嫌疑人95%被关押在看守所，国外多数取保在外，关押率在10%左右。将被告羁押在看守所，好比将枪顶在脑门上，什么样的认罪协议不能签订？律师愿意认罪认罚，因为他可以不看卷，就办结一案！检察官愿意认罪认罚，因为一纸协议，掩盖了所有的违法和荒谬，法官也愿意认罪认罚，因为他可很快很轻松地结案，而受害的，是全体国民。”何兵教授认为“应当立即叫停认罪认罚制度”，我想，即使不叫停，但如何防止其滥用和异化，确实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12

财产处置扩大化任意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6项的规定，对黑恶势力组织的财产，犯罪嫌疑人个人所有、实际控制、出资购买、转移至他人名下以及涉嫌洗钱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犯罪涉及的财产，方可采取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也即意味着，对与黑恶势力组织无关的财产以及与犯罪嫌疑人无关的他人财产，不得随意采取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

但实践中，普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乃至追缴、没收财产扩大化随意化的情况，一些与黑恶势力组织无关的财产，如合法经营的公司企业财产，以及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关的他人财产，如家属及亲友合法的私人财产，也被随意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及被追缴、没收，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这种不做区分无差别的财产处置方式，一方面存在着降低涉案人员经济上的救济及反制能力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一些地区出于地方性经济利益的考量而将其作为一种敛财的手段和工具。

三、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对策

1

问题产生的根源

（1）尚方宝剑的依恃

2018年1月，扫黑除恶《通知》发布后，各地相关部门都敏锐地感觉到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同以往，敏锐地意识到其代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层决策，站在很高的政治高位。“扫黑除恶”，仿佛给了各地办案单位一把尚方宝剑，让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在这四个字之下，就是政治正确，就可以大开绿灯畅行无忌，至于事实、证据、程序和法律，这些小问题，都需要服从政治正确，不能成为扫黑除恶的障碍。而作为被扫除和斗争的一方——涉黑恶犯罪的嫌疑人和被告人，则无论事实如何证据怎样，只要入了罗网，就不分青红皂白定是不容置疑的铁案要犯，绝无让其漏网之理。笔者认为，这是对《通知》精神及相关政策的片面化、机械化的理解，表面上是讲政治，实质上是选择性适用《通知》要求，而忽略了其中“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统一，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和“要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等重要内容。

（2）完成任务的心态

基于扫黑除恶指标化的现状，很多办案单位都将扫黑除恶当成工作任务来完成，具体办案人员也是一副完成任务的心态，不是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而往往是应付差事敷衍了事，追求数字上的满足，而根本不在乎工作的精细化和过程的合法化。他们不去思考扫黑除恶的深层根源和目标导向，而是大搞形式主义、面子工程，以为只有不断扩大战果提升数字，才能显示工作成绩，才能跟上全国扫黑除恶的步伐。这种不认真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完成任务给领导看的办案心态，已经背离了法治精神和依法治国方针，在实践中导致为扫而扫、为除而除，是前述扫黑除恶扩大化、人为拔高等问题的重要根源。

（3）担心被问责甚至被牵连的心理

许多办案人员担心一旦有人在自己手上脱黑脱恶，自己就是政治不正确，因此顾虑重重束手束脚。更有甚者，担心自己因扫黑不利被问责，或因放纵“犯罪”被当成保护伞受到牵连。于是，在这样明哲保身的心理作用下，往往追求从严从快，抱着宁枉勿纵防止犯错的心态，以为随波逐流是对自己最安全和最有利的。于是，所有人都只顾着击鼓传花，而将公平公正、程序正当、权利保障等本应有的考量置之度外。

2

对策

（1）加强立法

亟应变政策文件为法律，纳入法制轨道，而非临时性的仅供一时之需。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软暴力等虽非具体罪名，但因涉及到量刑情节及一些具体犯罪的构成，基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也应在刑法中予以规范，明确其概念、特征、构成要件等，避免司法解释权扩大化和以文件代法的现象。

（2）法院和法官独立判案

避免行政干预，让法院和法官能够独立裁判案件，才能真正落实法官责任制，才能真正贯彻审判中心制，也才能杜绝重大案件实质上的审判分离。在法官之外，不应当有其他可以左右司法的裁判者和影子法官。即使对于可依法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其法律适用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也同样不能存在审委会成员之外的其他干预力量，并且审委会成员同样应对其参与的案件负责。只有确保法官独立判案，才能提升法官的权威，养成他们的职业尊严与荣誉感，也避免他们以自己无权做主为由推诿塞责。

2019年8月2日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见》中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决定及其理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公开”，笔者以为，目前还应改变副卷保密司法政策，进一步将合议庭讨论和审委会讨论公开，将所有参与案件的裁判者的意见摆在阳光下，只有权责相应，司法过程公开化，法官责任制才能落地生根、令人信服。

（3）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律师辩护权

在扫黑除恶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同样应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充分保障律师的辩护权，这些权利不仅是公正司法、正当程序的应有之义，也有助于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并最终在实体方面帮助司法机关准确查明案件事实，确保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最后，笔者想要说的是，无论何种类型的案件，都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治的光辉，应当普照众生，而不容有一隅暗黑。黑恶案件,同样应让每一个当事人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样要经得起对案件的审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社会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