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

陈志会

雄伟的井冈山，

革命战旗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

人民有了子弟兵。

从无到有靠谁人？

伟大的共产党，

伟大的毛泽东……

大革命失败后，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先后发动了8月1日的南昌起义、9月9日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1月13日的黄麻起义、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由于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对中国国情认识不深透，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经验。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各地武装暴动惨遭失败。

遵照党中央部署，毛主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在攻打省城长沙的进程中，也遭受严重挫折，由暴动时的5000多人锐减到1000多人。毛主席的英明之处就在于暴动失败后能及时转变思路，放弃攻打长沙计划，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早一月前我们党虽有人数多、规模大的南昌起义，但是起义军打的仍是国民革命军旗号，口号是:河山统一。起义失败，余部在朱德、陈毅带领下上了井冈山。

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曾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中提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出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我们党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明确了为谁而战，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正是他的思想符合中国当时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最大限度地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工农的根本利益。从1927年10月7日上井冈山到1929年1月14日离开井冈山，历时一年三个多月，毛主席成功地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成功范例，为党在各地的武装暴动指明了方向。因此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工农大众选择了毛泽东。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会议上中央有意留毛泽东在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婉拒了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的挽留，表示不愿住城里的高楼大厦，更喜欢到农村去，那里才大有可为。

        受中央派遣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任命易礼容为书记，负责地方工作。

        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由叶挺独立团的新兵组建），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通城和崇阳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4个团。第一团团长钟文璋、第二团团长王兴亚、第三团团长苏先骏。起义前收编的原黔军一部分武装为第四团，团长邱国轩。卢德铭（原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中央规定的起义目标是夺取长沙。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暴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是继续攻打长沙还是实施战略转移？前委会发生了激烈争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保存革命力量，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建立农村 革命根据地 。从此，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明大道。紧急关头挽救了 工农革命军，文家市转兵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一支有别于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初步确立，人类历史上第一支人民军队由此诞生。支部建在连上，明确了人民军队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政治方向，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官兵平等，干部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疑聚了人心，极大提高了人民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理想信仰，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人民军队不是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才是人民军队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秋收暴动前夕，毛泽东就从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洪亚那里了解弄清了宁冈、永新的党组织和井岗山两支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情形。

       要了解王佐和袁文才，还得先从龙超清说起。龙超清（1905年-1931年），江西宁冈人。 他父亲龙钦海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回国后，先后担任过江西省参议会参议长、省教育学会会长、中华书局编辑等职务。他学识渊博，思想开明，曾协助过中共南昌特别支部创办“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成为当时江西党团组织的两个主要的秘密活动基地。江西许多早期的共产党员，如赵醒侬、曾天宇、袁玉冰等都曾在此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1921年秋，龙超清读完家乡的小学，前往省会南昌，就读于他父亲担任名誉校长的省立第二中学。1925年秋，龙超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经萧国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龙超清虽然还在学校读书，却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工作。他曾任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组织部部长、南昌共青团地委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经常前往工厂、店铺，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联络进步力量，为建立和扩大党团组织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1926年暑假，受中共江西省党组织派遣龙超清回到宁冈，与两妹夫刘克猷、刘辉霄在龙市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为井冈山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1926年10月，龙超清和刘辉霄策动“井冈山绿林武装”袁文才部发动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宁冈县政府，驱逐知县沈清源，成立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将袁部改编为宁冈农民自卫军。1926年11月底，中共宁冈支部在龙市龙江书院文星阁正式成立，共有党员7人，龙超清任书记。1927年，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党员发展到30余人，下设5个党团支部，并在袁文才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中建立了党组织，同年7月，成立了中共宁冈区委。

     

　　

 

       袁文才1898年10月生于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袁文才是客家人，与当地土籍有较深的矛盾。1921年考入永新县禾川中学。

        早年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当地的马刀队，任参谋长。

        党如何发动群众、掌握武装，是宁冈支部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一次分析会议上，谈到全县各种社会力量时，一位党员说到茅坪马刀队的处境和马刀队参谋长袁文才的情况，启发了龙超清大胆提出“招安”马刀队，逐步改造成党能够领导的部队的设想。党支部决定，由龙超清、刘辉霄负责，分两步做好这个工作：第一步，游说县长沈清源，迫使县府同意招安马刀队；第二步，前去马刀队驻地井冈山，劝说参谋长袁文才，讲清马刀队欲求生存和发展，利用这一时机的重要性。最后，袁文才也下定了接受“招安”的决心。

        1926年9月底，袁文才率领马刀队来到新城，被编为宁冈县保卫团。不久，党组织决定由龙超清动员说服袁文才举兵起义。保卫团在上千农民配合下，于10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发动了著名的宁冈起义，一举打垮了豪绅武装“清乡局”，捣毁了县政府，成立了国共两党、土客籍人员组成的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当选为主席。他签发布告，动员全县群众行动起来，开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接着成立了工会、商会和妇委会，开办妇女耕读学校，在砻市主持开办了两期农运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农运干部。袁文才对共产党十分信任，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保卫团改名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12月，农民自卫军包围县政府，收缴警卫队的枪支，击毙了反动县长林笑佛。

       马日事变后，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下的永新，土豪劣绅勾结反动武装突袭县城，将县委、县农协负责人及80多名党员和革命群众抓进监狱。

      1927年7月26日，在宁冈区委领导下，龙超清同袁文才、王佐指挥两支农民自卫军及几百农民奋力攻下城池，营救了受难的同志和乡亲。在龙超清建议下，永新特别区委暂去宁冈，随袁文才部来到茅坪。国民党调一个团的正规军进山“追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利用山高林密的天然屏障，灵活指挥，将部队化整为零，出没无常，有利就打，不利就躲，历时一个多月，拖得国民党“追剿”军精疲力尽，不得不退下山去。

       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三湾时，龙超清等人就与工农革命军接上了头，使毛泽东进一步坚定了上井冈山的决心。10月3日，工农革命军由三湾来到古城。龙超清头一天就为部队安排好了食宿。3日晚，毛泽东在文昌宫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龙超清是出席会议的唯一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他介绍了罗霄山脉中段区域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表示要完成好前委交给区委的各项任务。重点讨论如何对待井冈山地区的两支农民武装。会上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主张将其消灭，反客为主，站稳脚跟。毛泽东不赞同，连声说道，使不得，使不得，袁文才、王佐这两个绿林好汉和他们所领导的部队，专门劫富济贫，不侵犯群众利益，老百姓对他们是拥护的，还经常有人为他们通风报信，打他们就要把老百姓都给丢了，不能吞并更不能消灭，只能团结改造。

       毛泽东率部到达三湾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去一封信，表示愿与袁、王二人合作，共同建立红色根据地。袁文才接信后，立即召集部众商议。他的文书陈慕平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的课，介绍说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共产党中的两大“农运王”，有见地、有思想，具有非凡影响力。袁文才也略知一二，但对毛泽东还是心存戒备。思来想去，他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回绝信：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

        信写好后，袁文才派陈慕平与宁冈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一道送往三湾。见信后，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两位来使，反复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希望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建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为表明诚意，毛泽东还将当时部队中最好的短枪拿出来，分别送给陈慕平、龙超清及随行人员各一支。

        返回茨坪，陈慕平、龙超清向袁文才详细汇报了此次相见的情况，劝说袁文才与毛泽东合作。将信将疑的袁文才表示愿意合作，但仍存戒备。

       1927年10月6日，在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安排下，毛泽东在距茅坪不远的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开始袁文才对毛泽东存有疑虑，怀着戒心，事先在会见地点埋伏20多名武装士兵。毛泽东十分坦然，仅带何长工等三四人，赤手空拳前来见面。袁文才看出了毛泽东的诚意，心里非常高兴。毛泽东充分肯定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明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赠送100多支枪、一些马鞍及手枪套给他们，以表示革命军不但不会吃掉他们，还用武器装备他们部队，增强他们的战斗力。毛泽东诚恳合作的态度感动了袁文才，他不但表示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红军医院，10月7日亲自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下安了家。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驻扎后不久，到湖南酃县水口一带游击，消灭地方民团，开展土地革命。袁文才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和革命军的认识，一再主动请求毛泽东派干部到他部队工作，训练部队。毛泽东指派第一批干部如游雪程、徐老刚和陈伯钧等到袁部任连长、副连长和排长等职。派的人数虽然不多，帮袁文才清除了一小部分不良分子，清洁了队伍，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有时毛泽东也亲自到茅坪领导练兵。毛泽东真正得到了袁文才的信任。

       王佐是井冈山上的另一支地方武装。王佐又名王云辉，家境贫寒，裁缝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有一身好武艺，由于不堪军阀、土豪的剥削压迫，率几百名农民上了井冈山。他个性强，嗜好抢，虽然也打着“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反抗旧势力，但封建习气较重。1927年以前，王佐在山上屡遭永新县东乡拿山地区地方民团尹道一的追剿，日子不好过。他通过宁冈县马刀队胡万春的关系结识了袁文才，两人遂成为知己，八拜金兰结为兄弟。袁、王为保存实力，依据险峻地形，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国民党永新县警备团几次围攻，均未奏效。

       袁文才遵照毛泽东的嘱托做王佐的争取工作。王佐信服袁文才。袁文才投身工农革命军，入了党，对王佐影响很大。他从袁文才那里得知毛泽东派人到袁部帮助训练，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等情况，逐渐消除了疑虑，开始欢迎毛泽东派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

        1927年10月24曰，工农革命军自酃县水口分兵后经遂川大汾、黄坳、荆竹山到达大井时，王佐率部队前往迎接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赠给王佐70条枪，还有一些马鞍和手枪套等物品，王佐也回赠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作为军粮。10月27日，王佐陪同毛泽东到达茨坪，请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茨坪、行洲等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训。

       1928年2月，在宁冈大陇朱家祠堂前宽大的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的农民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从此，这支队伍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农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的成功改编，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它不仅壮大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收编杂牌武装提供了丰富经验。

       毛泽东上井冈山不久，便派何长工同志下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下落，几经周折，在韶关犁铺头见到了朱德和陈毅；朱德也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井冈山的消息，并派出毛泽覃到井冈山联系。1928年4月28日，朱、毛部队在井冈山砻县胜利会师。5月4日将会师部队改编为红四军、袁、王所在的第二团也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茨坪成立，袁文才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９月又担任了宁冈县委书记。王佐则担任了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

       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率红五军八百多人同红四军会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快速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动当局恐慌不已。1928年12月，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军事“会剿”。为粉碎敌人进攻，扩大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等研究决定：彭德怀的红五军和红四军王佐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外发展，进军赣南闽西。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毛主席去世后，以前在历次运动中先后受过批评的一些人，不改悔自己错误，竭力在社会上刮起一股非毛歪风，贬低毛主席，故意歪曲历史，颠倒是非，误导民众。有一篇题为《不息的军号》的文章写道：“朱、毛分歧的起因，是由柏露会议开始。当时，会议的议题就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朱德认为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实践证明，朱德的主张更合理一些”。

       关于“柏露会议”，《毛泽东年谱》上有如下记载: “针对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困难情况，着重研究了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和部署。会议既否定了主张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会议认为红军应当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将反“会剿”和反经济封锁结合起来。”（《毛泽东年谱》第261页）这本书是近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其权威性毋庸置疑。

　    1929年1月4日，中共井冈山前委在柏露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军委、边界党、团特委及宁冈、永新、遂川、莲花县委、茶陵特别区委负责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袁文才、王佐、何长工、谭震林、陈正人等六十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毛泽东同志主持。

        会议先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代表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然后着重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第三次军事“会剿”的兵力部署。会议通过激烈的讨论和分析，认为：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不能单纯的消极防守，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对策打击敌人，同时为了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突破敌人的包围，转到敌后，拖住敌人的尾巴盘旋作战以解井冈山根据地之危，红五军、红四军三十二团和莲花、遂川、酃县的赤卫队留守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坚持斗争；茶陵、永新、宁冈三县赤卫队坚守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会议既否定了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一致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方针。１月７日中午，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手，将他们留下。毛泽东说：“让大家留下，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这是中共六大决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要搞什么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谭震林则从战略的角度支持了朱德、陈毅的观点，井冈山上的任何事都离不开袁文才、王佐，尤其是在眼前的困境下，更要倚重他们协助红五军守山，可出不得乱子。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只得不再争辩。然而，上年底刚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袁文才、王佐二人过去确属土匪头目，现在参加了红军，进入到苏维埃政权，不能不引起重视。有鉴于此，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 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换岗位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部队一起远征赣南。朱德也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袁文才上过师范，有一定文化，能打仗，完全可胜任这一职。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同志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不过，毛泽东依然对中共六大文件中有关“土匪”问题守口如瓶。

       袁文才心中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毛泽东心中得到了些许慰藉。不过，井冈山眼前所处的困境实在令他不安：３万余国民党大军压境，仅剩红五军与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正值天寒地冻，部队补给困难，他们能守得住吗？他最担心的是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大多与袁文才、王佐和三十二团的紧张关系，相互掺杂进了许多狭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犹如一团难以理清的乱麻。

        大敌当前，他们能否以大局为重，携起手来，共御强敌，保住这面红色的旗帜？毛泽东心中很忧虑。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搞好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的团结，他将自己一贯器重赏识的党务工作者、人称“宛麻子”的宛希先留了下来，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1月14日红四军离开井冈山，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短暂休整。这天，袁文才迎着暖融融的阳光，来与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准备叙叙话，四周走动一下。袁文才来到刘辉霄处，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窗户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袁文才望望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悄悄走到门口。他正欲跨门而入，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袁文才收住脚，返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动他神经的标——“与土匪的关系”。一读完，他倒吸一口凉气，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

       袁文才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见他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然后瞅瞅四周，却又不知说什么好。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袁文才觉得自己已陷入无妄之灾，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放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一路上，他们化装成商贩，昼伏夜行，赶回井冈山。

       ５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王佐没有因与袁文才是拜把兄弟失去原则，如实向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汇报。

        何长工得知袁文才私自归来，即与宁冈县委几个常委商议。未料，土籍革命派的龙超清、谢希安等人十分不满。何长工只得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汇报。宛希先素与袁文才交谊很深，觉得袁文才这次私自离队，虽错误严重，但有“苦衷”，又考虑到他对创建井冈山革命地所做的重大贡献，正是用人之际，于是决定给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考虑王佐已任红军独立一团团长，就把袁文才调任宁冈县赤卫大队长。刘辉霄、谢桂标等仍回宁冈县委和政府做事。

       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他任宁冈赤卫大队大队长后，即与王佐的独立团一起，配合默契，英勇奋战，先后收复了边界的部分失地。是年11月，他还在睦村打垮宁冈反动靖卫团，击毙了宁冈县长陈宗经，赤卫大队也发展到一个营。

        由于宁冈的土、客两籍矛盾历史上由来已久，袁文才私自离队授人以炳，土、客籍矛盾带到党内领导层来，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极大。

        对于土客矛盾，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两方的矛盾也日趋弥合。可是当毛泽东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这种矛盾重又泛起。逐渐发展到永新县委与湘赣边界特委之间的对抗，袁文才也卷入这个矛盾中。这个矛盾还升级成宛希先被害的主要原因。

        宛希先被害经过是这样的：永新县委负责刘真娶了个妻子叫龙家衡。龙家衡是永新浬田大土豪龙庆楼的妹妹。龙家衡虽出身富门，却反叛家庭，投身革命，表现也十分坚定。在1929年秋的一次战斗中，由于战斗失利，我方牺牲不少同志，龙家衡率领的妇女部等人侥幸逃出。事后，有人告发是龙家衡告的密。于是，把龙家衡抓了起来，押送到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处，听凭处理。宛希先在复杂的情况下，一时疏忽，又交给永新县委调查处理。途中，龙家衡因受冤与押送的战士争吵，而押送的战士因战友的牺牲引发怒气，私自把龙家衡打死。这原本是一场未明真相的误会而造成的血案。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却把责任归咎于宛希先，动了私念，公报私仇，把宛希先杀了。

        袁文才素与宛希先关系亲密，对刘真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加害宛希先十分愤慨，大发雷霆，狂骂永新县委一班人。这些话传到永新，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楷、王怀等，又反结怨于袁文才，遂多次在边界特委大损袁文才，致使边界特委领导人邓乾元信以为真，在给上级的文件中把袁、王归类于“土匪”，请求解决他俩。

      革命队伍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有时超过直接对垒的敌人。共产党人只能为理想信仰奋斗，时时处处以革命事业为重，不可把自己的个人恩怨放在革命事业之上，更要具备高度觉悟，一事当前，独立思考，是非分明，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特别是在领导岗位的共产党人。

　 直接杀害袁文才的是湘赣边界鸿沟特委书记朱昌楷。

朱昌偕（1908——1931）生于江西省永新县东乡石桥水西村一农人家庭。父亲早亡，更显穷困，靠母亲织布和给别人做短期工来养家糊口。8岁那年，朱昌偕在舅舅资助下，读了三年私塾。因家园遭受洪灾，无法再读0，回家给地主放牛。13岁时，母亲在县城给他找到一份当成衣学徒的差事。三年满师后，他留在县城，过上成衣师傅的手艺人生活。1926年参加革命，任永新县青年工人联合会委员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任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9月，任永新县委书记。1929年被选为临时特委书记、永新县委书记。1930年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委会执委。1931年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管西路分委工作。

因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认为湘赣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差不多完全被富农、流氓、AB团、改组派所操作”，认定“原西路分委被AB团把持，首要分子是朱昌偕等人。朱昌偕深感忧虑，为防备自己被当作“AB团”分子逮捕，几经考虑，8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乘夜逃往永新县高溪乡梅花山藏匿在山洞中，靠带上的口粮度日，希望这阵风潮曩昔，再重新出来。湘赣省委捍卫局发现朱昌偕藏匿在梅花山上，立即发动数百人大举搜山。朱昌偕粮尽水绝，在梅花山上开枪饮弹自尽。年仅24岁。建国后，人民政府对朱昌偕一生作出了公正评价，以为他杀戮袁文才、王佐，是履行左倾路线造成的，遂追认为革命烈士。

罗克绍事件”成为导火线

罗克绍是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又是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五县“联防”总指挥。他有一支300多人的队伍，还有一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抓住 罗克绍搞到他的兵工厂，使它成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1930年春节刚过，茶陵新游击队长吴光涛报告，说罗克绍在茶陵江口蕉坪他姘头家，袁文才很高兴。江口与宁冈接壤，不过五、六十里路，正月初四袁文才、王佐率领部队断夜时从新城出发。那天晚上天空没有云彩，山路还看得清楚。袁文才要求我们不要点火，不要说话，兵分三路，向江口出发。这一次，罗克绍被活捉，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枪工，把兵工厂的机器等一并搬到宁冈。从新城到罗陂村的路上，袁文才叫人给罗松了绑，在新城还备办洒席招待他。袁文才、王佐此时不杀罗克绍，反倒招待他，是想争取他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并要他到长沙去搞钢铁、洋硝，以利造枪。若杀了他，这些事就泡汤了。袁文才、王佐的这种想法，当年在袁部当兵的老同志刘良益、郑善致和老苏干刘克犹、江照明、苏兰春都有回忆。不杀罗克绍，是袁文才、王佐企图掌握他的兵工厂，为我所用。在当时的战争年代不失为一个好主意。然而，正是这个“罗克绍事件”，成为袁文才、王佐被杀的直接导火线。后来定为“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成为杀害袁、王的重要理由之一。

于田会议的错误决策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彭清泉来湘赣边界巡视之际，正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湘赣革命根据地过渡时期。对于彭清泉的到来，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等自然十分高兴，陪他巡视了永新、宁冈后，又派人陪送他前往永新的五军军部天河，巡视五军的情况。彭清泉在天河受到了彭德怀、滕代远的热情接待，并与彭德怀就当时边界的形势交换了意见。根据半个月的巡视，彭清泉觉得有三件事急于处理：一是将湘赣边、赣西两个特委合并，组建新赣西特委；二是成立红六军；三是处理袁文才、王佐。在彭清泉的授意下，在彭德怀的红五军帮助下，于1930年1月18日至21日，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有三。这在1930年3月《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中有记载：“适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到来，向西特发起在遂川召集五军委、边、西特委联席会议。在会议中除接受西特打吉安的正确主张外，还决定统一边界两特组织，集中江西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军第六军。”这里，讲到了攻打吉安，成立红六军，将赣西特委与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这些，在当时都是积极的。但没有马上实施。而另一件事，即杀掉袁、王的事，在此虽未有记载，却不过一个月就实施了。对这次会议研究杀袁、王的事，我们可在另一份文献，即1930年7月13日的《关于五军经过和赣西赣东赣北鄂南等地工农革命军的情形》中找到。该文记载说：“在五军的帮助之下，在遂川于田圩于1月18日开幕至21日闭幕。这一会议的精神，将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合并，坚决的集中赣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红六军，准备积极夺取吉安，打破一切地方观念，坚决的与机会主义斗争，坚决的执行进攻富农的策略，坚决的将袁、王解决”。√还有一份文献可以佐证。那就是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文中记述说：“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负责办理的。”“由彭同志指定几位同志开会，CY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永新城里来。”足见于田会议不仅作出了杀掉袁、王的决议，而且研究了策略，是一场有目的、有预谋的会议。

　潘心源（1904-1931）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人,又名潘心元, 1904年2月生于浏阳县丰裕乡一个富裕家庭。1916年底,由家庭安排,与周坤元女士结婚。1920年考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他眼界大开,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成为青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2年把妻子接到长沙,先后在崇实职业学校、明宪女中读书,直到长沙马日事变后因被捕而辍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王震当时在长沙做工,他借用王震的工钱做党的经费开支,让王震带着他的借条到乡下潘家去挑谷还账。1924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他到浏阳,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建立了浏阳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掀起农村革命高潮。1926年10月中共浏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并任书记。他动员母亲参加革命活动,任乡妇女主任兼管农会财务工作。1927年2月,他积极培训农民革命武装力量,组织了浏阳工农义勇队,任党代表。他是中共党内较早一从事革命武装力量组织工作的领导干部之一。他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会议期间写信给浏阳县委,要求将工农义勇军扩大为一个师。他回浏阳后,用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工会、县农会的名义,收缴全县团防局的100多支枪,扩大农民武装。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时,他掌握了用枪支、梭标、大刀武装起来的数万农军,并率浏阳农军参加了湖南10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战斗，打到长沙小吴门后奉命撤退。他千方百计保存浏阳农军武装,为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准备了有生力量。

1927年9月,他参加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出席了在安源召开的军事会议。陪同毛泽东到铜鼓直接指挥起义部队。曾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两次逮捕,都机智地逃脱。他一协助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攻打浏阳县城,救出被关押的革命群众。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他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组建了北区游击队,改组浏阳县委后,任书记。1928年任中共湘东特委副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坚持在平、浏、醴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29年任中央巡视员,到湘赣红军中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检查工作,参加朱毛红军的领导工作。1930年2月当选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历任红三军代理政委、红四军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加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之役。他多次往来于上海与苏区之间,传达党的指示,了解红军斗争情况,写了多篇报告,总结秋收起义和红军斗争的历史经验。1930年底,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留在湘鄂赣苏区指导反“围剿”斗争。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曾写信给妻子:“吾有随时牺牲的可能,望汝对侠仙、侠游、侠仁吾儿,万勿使其失学,务必教其以吾志为志。”他已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并希望儿女继承父业,革命到底。

　1931年,经周恩来安排,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1931年在浙江省玉环县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年仅27岁。在就义地建有“红十三军烈士墓”,以志纪念。

红五军领导人的“偏听偏信”

由于“于田会议”定下了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基调，研究了如何铲除袁、王的策略，所以，此事在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和寻找时机，终于时机成熟了。那就是：赣西特委准备发动第一次攻打吉安行动，以及红五军已返回至永新、安福一带，不仅有了政治借口，也有了军事力量可以借助。没有红五军的帮助边界特委杀袁王是难以实现的。更恶劣的是特委竟伪造毛主席的亲笔信。1930年2月22日，袁、王突然收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袁、王历来崇拜毛泽东，王佐虽有些怀疑，但袁文才一口认定“不会有假”，故率兵前往，傍晚到达永新城。其时，永新、莲花、茶陵、酃县的地方武装也来了，俨然一片编队攻打吉安的氛围。传闻袁、王部队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特委事先安排了袁、王部队的住宿地点，袁住在尹家巷22号，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王皆按时出席。会议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明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袁文才、王佐对此莫须有的责难，极为恼火，耐着性子一一辩驳。彭清泉哑口无言，气得把勃朗宁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到底有没有错？”袁文才说：“我错误是有，问题并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严重。”王佐是个烈性子，也把手枪往桌上一拍，与彭清泉对斥起来。会议弄得不欢而散。会议虽然争辩得很激烈，但特委对袁、王及其部队仍然很好，热情招待。当晚，特委还安排了采茶班子唱《刘海砍樵》。23日照例无事。晚上，还备了大量酒菜招待。但其他地方武装在店铺里买白布做带子的现象，引起了王佐的怀疑。王佐向袁文才讲这其中可能有问题，但袁文才仍然坚信无事。袁文才不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特委已给红五军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彭德怀派出了第四纵队，于23日晚连夜赶到永新。到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记，更换的口令，遇到没有白带子和对不上口令的即开枪。24日拂晓前，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等人闯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主席彭文祥刚赶到王佐住处，王佐听见枪声，情知有变，即与刁飞林等几人骑马往宁冈方向的东门外逃去。未料通往东门的浮桥已被拆掉，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泳，冒着密集枪弹死在东关潭里，几天后尸体才浮出水面。

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了“左”倾错误的枪口之下。革命力量受损，不得不放弃井冈山根据地，地方党组织和红军队伍先后转移到中央根据地去，重新与毛泽东汇合。

这件事，彭德怀同志在他的《往事回忆》中说：“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就特委也有责任，我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彭有些推诿，因为，历史文献记载于田会议彭、滕都到会，不可能对杀袁、王“感到突然”。王佐曾与红五军一起到湘鄂赣边境游击过，表现不错，立不少战功，如今会不会反叛？彭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心里不可能不清楚。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责任。观点正确与否，留此存疑吧！无产阶级革命是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外有强敌，内有各种错误思潮。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内聚集了大批英杰，毛主席是这班英杰中的奇才。他有很高的洞察力，新情况刚露苗头，就能敏锐捕捉到它，准确预见，提出正确的应对办法。周总理曾说中国革命可以缺少任何人，唯独不可缺少毛泽东，有人说毛泽东思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事实上毛泽车思想是毛泽东独创，不是因为有了共产党才使毛主席更聪明，是因为有毛主席才使共产党更光荣伟大。毛主席有时也孤独，很多人的认识水平达不到毛主席的高度，认为毛主席犯了错误就排挤他打击他。每当革命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拿不出良策时又只好请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充分证明:中国幸亏有毛泽东这样难得的伟人，革命才取得了成功！底层百姓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