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时驷：相逢有味是偷闲-回忆父亲王一平的收藏人生

天馬

    父亲王一平1914年出生于山东荣成的一个海边渔村，1932年就读于文登乡村师范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弃笔从戎，战争年代成长为我军一名高级政工干部，在淮海战役时任华东野战军八纵政委，八纵后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军，父亲任第一任军政委，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1952年年初，时任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父亲由陈毅老总亲自点将，奉调转业到上海任市委组织部长，涵泳于海派文化的这片沃土，父亲在工作之余也逐步与海派艺术收藏结下了后半生的不解之缘。

1、 浮沉无悔系收藏

        解放初期的十里洋场上海百废待兴，父亲脱去军装满怀豪情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但是，也许父亲自己也不会想到，在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就主动辞职了。父亲刚到职时，全国正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打老虎运动，身为组织部长的父亲自然成为市“三反”、“五反”运动领导小组成员。由于中央批评上海“打虎”不力，外地老虎是越打越多，上海却越打越少，市委紧急开会，把打老虎指标从3500人提高到8000人，并严厉督促各级干部加快打虎步伐，以完成指标。父亲对此提出不同意，认为老虎应该有多少打多少，不能预设指标。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父亲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是违心地工作，还是不忘初心、实事求是？父亲选择了后者，向市委提出辞去组织部长，并获准离职休养。

        看来父亲与收藏是有缘份的，工作之门的暂时关闭，却打开了收藏之窗。在家休养的父亲因为有了空闲时间，就经常到文物市场闲逛。当时上海广东路、河南路一带经营文物的店铺和商贩鳞次栉比，每天各种各样的文物在这里被交易，面对这一热闹场景，父亲触摸到了艺术收藏的跳动脉搏，从而走上了漫漫的收藏之路。当然，收藏机缘的到来并不只是因为有了空闲时间。早在1935年冬，父亲因参加胶东暴动失败被通缉追捕而离家出走，来到北京山东会馆，与同乡和同窗好友谷牧同住一处，山东会馆离琉璃厂文物市场很近，两人抽空经常去闲逛，喜爱收藏的种子可能在那时就已植入心田，亲炙海派收藏的沃土，自然就生根、开花、结果了。父亲心中一直蕴藏着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热爱使他与收藏结缘，并且锲而不舍。父亲曾告诉我，他买的第一张画是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人物画，卖画的摊贩是个独眼老头，信誓旦旦地说如果画是假的，把他另一只眼也挖去。父亲买下画后不久去北京开会，抽空去天津博物馆参观，发现展品中一张黄慎的画与自己买的画是双胞胎。返沪后父亲找到了这个摊贩说了这个情况，独眼老头很是尴尬，父亲并没有为难他，而是把黄慎画退了，并在他的画摊上又挑了一张。黄慎是扬州画派中最接地气的画家，全靠鬻书卖画为生，同一题材和构图，画2张或者更多都是可能的，但从此事可以看出父亲初涉收藏是慎重的，不是玩票性质而是以收藏真品为起点的。父亲还讲过，他曾在画摊上买过一张徐悲鸿的猫，价格8元钱，他感到猫的眼睛画得传神，没还价就买下了，摊主很是感激，硬要再送他一张画，他不喜欢就没有要。在这段离职休养期间，父亲从文物市场选购了第一批书画收藏品，也结识了朱念慈、薛贵笙、庄澄璋等文物经营者。公私合营后，林林总总的文物店铺和商贩都被归口到上海文物商店和朵云轩，他们也成为这两家文物艺术品经营单位的业务骨干，成为父亲在今后收藏中经常打交道的良师益友。

        在父亲离职休养，专注于收藏的过程中，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全国各地“三反”、“五反”运动普遍出现了扩大化，上海也不例外，中央及时通知各地开展甄别工作，经过甄别，上海的老虎由8000多人下降为1000人左右，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如著名书画家、鉴定家谢稚柳仅因为被举报有过书画买卖行为，差一点被打成大老虎，经甄别才幸免于难，否则一颗海派艺术的巨星将过早地陨落。父亲曾笑着告诉我一件事，在市委“三反”、“五反”运动总结会上，并没有分管运动的陈毅市长说了一段话：“在运动开始阶段，老虎越打越多是对的，到运动后期甄别阶段，老虎越打越少也是对的。”陈毅这段充满中庸式政治智慧的总结，既平衡了运动中各方意见，又含蓄地肯定了父亲意见是对的。不久，父亲又重新被任命为市委组织部长，开始了繁忙的工作。但此时收藏已成为父亲不可割舍的爱好。在休息时，父亲时常会去文物商店或朵云轩选购收藏品，工作中有时开会回家很晚了，父亲会在客厅兼书房的沙发上坐一会儿，欣赏墙上挂着的书画，稍事放松后才去休息入睡。父亲请篆刻大师方介堪刻了一方闲章“聊借图画怡倦眼”，正是他在繁忙工作之余享受收藏的愉悦，怡情自乐的写照。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6年春天，一场反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政治运动来临，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北京最高层定为胡风分子。上海市委紧急开会，作出立即逮捕彭柏山的决定。时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先逮捕彭柏山，提出先审查而后依审查情况再作组织处理。父亲的意见被否定后，不得已又一次辞去组织部长和彭柏山专案组负责人的职务，离职休养。彭柏山被捕入狱后曾自杀未遂，应他本人要求并经市委批准，父亲到监狱与他谈话，谈什么不得而知，但彭柏山放弃了自杀念头，后来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残酷殴打致死，文革后才得到平反，这是后话。父亲在离职休养期间，出人意料地作出一个抉择，向市委申请兼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同样令人意外的是，市委批准了他的申请。以省级党委常委的身份到当时仅是处级单位的博物馆任馆长，这种工作错配在党内干部任用上是绝无仅有的。我猜想，在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后，是政治上的无奈和对文物收藏的热爱，使父亲选择了到上博工作，而不只是想过渡一下。上海博物馆是在陈毅市长亲自关心下组建的，之前只有副馆长，实际上父亲成了第一任馆长。1957年6月父亲上任伊始，全国反右运动也接踵而来，市文化局向上博派来工作组，杨宽副馆长等一批专家、学者被划为“右”的范畴，有的定为“极右”，父亲亲自组织调查，找群众了解知识分子状况，认为文管会、博物馆老同志对文物征集、保护有功，对上博建设有很大贡献，有时聚在一起聊天、仅是谈工作、交流学术问题而已，发些牢骚是有的，但不涉及政治问题。父亲凭借市委常委的特殊身份挺身而出，审阅并否定了工作组整理的“右派”材料，把文化局下达的“右派”指标顶了回去，保护了上博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成堆的上博没有一个专家、学者被划为“右派”，这在当时政治风暴的形势下是极为罕见的，经历此事的上博老同志都称赞此事是王一平馆长对上博最难能可贵的一大贡献。由于父亲热爱文博事业、尊重专家、学者，他在上博的领导工作是得心应手，卓有成效的，为上博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而通过在博物馆的这一段工作，父亲也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文博知识，收藏境界也更高了。

        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父亲奉调离开上博，重返市委领导工作岗位，但仅仅工作了几个月，一贯讲真话的父亲对市委机关大铁门被拆去大炼钢铁等狂热、浮夸、浪费现象提出批评意见，结果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批为思想“右倾”，又一次被迫离职休养。直到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后的1962年初，国家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国民经济方针，纠正左倾错误，父亲才再一次重返市委领导工作岗位，先后担任市委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这一段时期，全国没有搞政治运动，国民经济稳定恢复发展，父亲尽管工作繁忙，但是心情舒畅，对收藏依然乐此不疲，藏品也不断有新的收获，陆续购入了明林良《古树寒鸦图》等重量级藏品，收藏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在父亲花900元购买林良《古树寒鸦图》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当时在干部队伍中有较大影响的事，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一次市委干部会议上严厉批评说：“有的领导不去基层调查，却去淘古董，你们要风流，这是玩物丧志。”第一书记在会议上公开批评另一位书记是很罕见的，与会每个干部都清楚他批评的谁。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全市干部圈，很多搞收藏的干部不免忧心忡忡，人人自危，把收藏停下来在观望，母亲也劝父亲说：“柯老批评得这么严重，以后不要再买书画了。”父亲却泰然处之，回答说：“我用自己的工资买画，也没有占用工作时间，违反党组织的哪一条纪律？”不久后在一个周末，父亲继续到文物商店观看选购字画，可能柯庆施也感觉到批评有失偏颇，就再也没有提及此事，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不久就消失于无形了。许多观望的干部收藏爱好者又恢复了收藏活动，而更多原来不知收藏为何物的干部经过这次风波，也纷纷加入收藏，干部参与收藏的人数反而更多了。在60年代中早期到文革发生前这三四年，是上海老干部收藏十分活跃的时期，如果说父亲是上海老干部收藏队伍的领头人，相信没有人会对此持有异议。

        父亲从50年代初转业至上海任职到1966年“文革”发生这15年左右的时间，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父亲因对时局政策持独立观点而多次离职休养，正常工作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半。无论是工作还是休养，父亲都心系收藏，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收藏，或到文物商店、朵云轩选购藏品，或与老干部藏友或书画家们一起谈书论画，观赏品鉴新购入的收藏品，或查阅资料辨识藏品真伪。收藏给他带来了工作疲劳的放松和审美的愉悦，以及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后的心情平复，陪伴他度过了十几个风云跌宕的春秋。在专注于收藏的同时，父亲还不断鼓励熟悉的干部参与到收藏中来。原海军政委李耀文是父亲的同乡和亲密战友，战争年代曾长期在一个部队共事，解放后父亲专业到上海，他留在部队工作，在父亲的带动下，他也喜欢上收藏，成为军中为数不多的军队干部收藏家。1969年1月，我回乡插队落户，途中经济南住在他家，李耀文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爱人于峰阿姨因病休息在家，与我聊天时说：“我家老头都被你爸带坏了，用花纸头换破纸头。”说明李耀文也花了不少钱用于购买古代书画。之后父亲又介绍他结识了谢稚柳、陈佩秋等海派书画家，收藏了不少现代海派书画家的作品。老干部收藏家、原市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李研吾的儿子李效朴常常谈及他爸爸是如何在父亲的鼓舞下涉入收藏的，李研吾喜爱书法，他收藏的古代书法作品成系列，很有特点。老干部藏友、原市政府副秘书长张耀辉的儿子张军对我说过，父亲对他爸爸说：“干部有了工资，不买田，不买房，就是要买书画。”张耀辉也因此成为老干部藏友之一。在60年代前半期，上海的老干部收藏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艺术收藏的一股新力量。上海素有“收藏半边天”之称，工商业者和文人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有热衷收藏的传统，但经过解放后的一连串政治运动，不少工商业者和文人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和伤害，海派收藏也随之在50年代末跌入谷底，沉寂下来。后来他们看到共产党干部也在搞收藏，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也就慢慢把悬着的心放下来，重新又拾起了收藏这个心头所好，使海派收藏在60年代前半期又渐渐蔚成风气，活跃起来，这一进程直到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才戛然而止。

二、 相逢有味是偷闲

        1966年“文革”运动不期而至，在“破四旧”和抄家风中，大量文物被损毁和封存，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收藏随之也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了。到了70年代初期，运动开始时被打到的老干部和受冲击的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陆续得到了“解放”，尽管政治上依然被边缘化，但都有了自由活动的空间。1972年父亲被“解放”并担任了一个有职无权，仅负责知青工作的市革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不用每天上班。空闲在家的父亲看到一大批身怀绝艺的书画大师们被冷落在家，一份对艺术和收藏割舍不下的情感促使他开始挨家挨户的串门走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往来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如果说有些像地下工作也不为过。著名文化记者郑重撰写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画家和收藏家》一文中提到，父亲一般都是晚上出门，约上另一位老干部藏友韩去非，轮流到谢稚柳、唐云等家走访。由于韩去非是文革前刚从山东调入上海，对上海市民来说是生面孔，每到一个书画大师家，就由韩去非先进去探视，如没有外人在，再出来告知后父亲才进去。刚开始的访问只是互致被批斗后的问候，聊些身体和家务琐事，以后走访次数多了，也开始聊些书画和收藏的事，这样的交往和沟通多了，犹如春风化雨般使这些书画大师们逐渐摆脱了文革初期受批斗、冲击的余悸，重新有了艺术创作的冲动和欲望。于是，水到渠成，在那个特殊年代，一群对艺术创作和收藏有共同爱好和追求的老干部和书画大师们频频举办起了“笔会”。

老干部和书画家的聚会大都在父亲的老干部藏友曹漫之家中。曹漫之是解放后上海首任民政局长，在“三反”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被撤职并开除党籍。文革中在造反派眼里，他已是“死老虎”，在他家聚会，不会引起造反派的注意，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选择。曹家在衡山路，离上海中国画院很近，画家们来往方便。他夫人姓蔡，人高肤白，外号“大白菜”，包白菜猪肉水饺更是一绝。快到中午时，谢稚柳夫妇和唐云等会轮番过来，与先期到达的父亲等老干部相会，大家先饮茶聊天，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白菜猪肉水饺端上来，大家一边吃水饺，一边交流沟通，气氛十分惬意和热烈。饭后，就由老干部出题材或命题，书画家泼墨挥笔，创作出一张张精彩纷呈的作品，真可谓“煮饺论书画，挥笔写华章”。这是海派收藏史上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再发生的场景，一群被政治边缘化的老干部和先被冲击、批斗、然后被冷落的书画大师们聚会在一个避人耳目的场所，读书论画、创作和收藏艺术，完全没有半点功利心和金钱利益，有的只是对艺术的朴素崇尚和虔诚追求。父亲曾请篆刻大师陈巨来刻了一方闲章：“相逢有味是偷闲”，原意是形容在工作之余，有共同爱好的人们相会相知所获得的轻松和愉悦，这句话中的“偷”字原本是抽象的，而用在眼下这个场景，则被赋予了具象的含义，一个“偷”字活画出藏友们顶着压力，不畏风险，追求艺术和收藏的情怀。书画大师们被压抑了多年的艺术才情在这种氛围下迸发出来，化为一张张内容丰富、笔墨灿烂的艺术作品，正如郑重撰文中所指出：“书画家在文革期间的作品，多是藏情之作，有亲情、友情、孤寂郁闷之情，流溢于笔墨之间。”注入感情的作品往往是精彩之作。父亲在“文革”前主要是收藏古代字画和古董，“文革”开始后，文物收藏完全被禁止，灰飞烟灭，而历史机缘又给了父亲等老干部收藏当代书画大师作品的时代机缘，父亲收藏的当代书画大多数是“文革”1972年至1976年这段时期的作品，精彩多姿。在那个恶劣的政治、文化生态中，反而绽放出更加鲜艳的艺术之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收藏奇迹。父亲等老干部与书画家们的笔会肯定不如兰亭修楔和西园雅集那么恢宏和浪漫，却同样充盈着崇尚艺术的情怀，在现代海派收藏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相逢并不是都是欢快的、热烈的，有时也充满了苦涩味。1972年12月，在林风眠被关押释放后不久的一个晚上，父亲悄悄地走访了他。这一次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请韩去非陪同，而是由母亲陪同来到林风眠当时在南昌路的住处。父亲让母亲先上二楼探明林风眠是否在家，然后再单独上去与他会面。他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无人知晓，但气氛肯定是压抑的。林风眠是留学法国有国际视野的画家，他的画融汇中西，极具艺术开创性和感染力，父亲非常喜欢。从50年代初到“文革”前，父亲主要收藏古代字画，并不刻意收藏当代书画，但林风眠的画是例外，父亲不仅收藏了他的多幅画，客厅兼书房也轮流挂着林风眠的《秋林村舍图》和《芦塘归雁图》等，父亲还特意请林风眠画了一张斗方大小的“仕女抚琴图”，线条流畅、颜色淡雅，非常别致。因这类题材在当时容易引起非议，父亲把它挂在卧室里，不对外示人，当时这也是为了保护林风眠。据母亲说，当晚父亲与林风眠会面不超过半小时，看着一位天才的艺术大师不仅没有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推崇，反而遭受牢狱之灾，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痛苦，父亲此时的心情除了痛惜，我想还有歉疚之情，就像他当年获准到狱中探望被当做胡风分子无端被逮捕的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时的内心感受。父亲自己也是执政党的成员，看到同志或朋友遭受冤屈，被残酷打击，虽想出手相助，却无力回天，所能做的就是向受害者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当时林风眠不能卖画，完全断了保障生活的经济来源，父亲利用市革会副主任的身份和自己在上海干部中的声望，设法说通有关部门批准，允许林风眠每年可寄8幅画给他在法国巴黎的夫人，他夫人卖掉后留下生活费，再把多余的卖画钱寄回给林风眠，这样每年8幅画的收入勉强维持了林风眠两端的生活开销。父亲又撮合把林风眠的人事关系转到上海中国画院，不清楚有没有工资，但医疗是有保障了。1976年10月“四人帮”刚被打倒，林风眠第一时间就提出了出国探亲移民的申请，当时国门还没开放，出国移民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此时父亲已恢复职务，重新担任市委书记，主管组织和宣传。父亲同情林风眠的坎坷遭遇，理解他的心情，想方设法把林风眠的申请转呈至中央高层，最后由林风眠的梅县同乡，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委员长亲自批准。所以，林风眠也幸运的成为“文革”结束后出国移民第一人。临出国前一天，父亲请林风眠吃饭，由浙江美院院长肖峰陪同，浙江美院前身是由林风眠创办的杭州国立艺术院。第二天，父亲又亲自为林风眠送行，林风眠临走时赠送父亲一幅“紫藤小鸟图”，并对父亲说这是他昨天晚饭后回去连夜赶画的，画11只小鸟是祝贺党的十一大召开和父亲当选为中央委员。林风眠带着忧伤感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祖国，我理解父亲竭尽所能为他做的一切，不仅是对他艺术成就的珍爱和尊重，也是想弥补他在国内所受到的不公平遭遇和心理创伤。林风眠走后不久给父亲来信，除了表达谢意外，还在信中表态把他留在上海中国画院的一百余幅画捐赠给国家，这批画的艺术价值至今是不可估量的。

    在收藏当代书画过程中，父亲与当代海派书画家林风眠、刘海粟、谢稚柳、朱屺瞻、唐云、来楚生、陆俨少、关良、陈佩秋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并成为艺术上的知音，除谢稚柳夫人陈佩秋外，这些画家的年龄都比父亲稍大或相仿，父亲与他们交往更多的是一份敬重，而父亲与比他小十多岁的北派画家黄胄的忘年交，则更多了一份随性和率真。父亲曾对我说过，黄胄要给他画画，他都不让，他喜欢到黄胄画室中挑他的练画稿，往往画得更加随意、生动。有一次，父亲到北京开会期间，抽空到黄胄画室，挑了一张画稿，画的是卧驴，看上去一团墨黑，却隐然筋骨肌肉可辩，父亲回沪后把它挂在书房，书画大师谢稚柳看到了都啧啧称赞。父亲曾请黄胄画了一张千古佳人《洛神图》，反映了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书画情缘。记得是1974年，父亲途径济南，在会见了济南军区诸多老战友后，专程走访了同为书画好友的老部下济南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宋承德，宋承德曾长期在北京铁道部工作，与喜欢喝酒的黄胄关系甚密，经常在一起喝酒论画。宋承德向父亲出示了一幅黄胄画的《洛神图》，上款人是他夫人“辛颖”，不无炫耀地说这是黄胄画过的唯一一幅“洛神”，画中的洛女脸型微胖、服饰简单。很显然，极少画古代仕女的黄胄画“洛神”是借鉴了傅抱石画的“湘夫人”，当时我也陪伴在旁，父亲并没有发表评议。以后在一次到东北慰问上海知青返沪途中，父亲在北京作短暂停留，专程走访了黄胄。当时正值“四人帮”批黑画，黄胄与潘天寿、李可染、黄永玉等一起被批为“黑画家”，封笔闲赋在家。老朋友的到访使他极为高兴，父亲提及了在济南看到那幅“洛神画”，话题自然就从楚王好细腰，赵飞燕得宠汉宫，谈到东汉三国时期应沿袭前朝纤细为美的世风，“洛神”不该像尧舜农耕时期的“湘夫人”那般壮硕，后来到了唐代才开始“以胖为美”的风尚。父亲鼓励黄胄应大胆跳出傅式仕女的画法，画出新意，父亲还风趣地对黄胄说：“如果洛女像湘夫人，又怎能让风流才子曹子建患相思病，写下千古名篇《洛神赋》呢？”黄胄深受启发，当即要挥笔为父亲画《洛神图》，父亲让他不必急于下手，先研读“洛神赋”后再画。因为当时正是“四人帮”肆虐批黑画，黄胄受批判并被封笔，父亲特地嘱咐黄胄不要题画名，绘画时间题10年前即1965年作，体现了一位老干部对艺术家的关心和呵护。不久，黄胄就精心画完了“洛神图”，父亲嘱咐他把画送到谷牧副总理处存放，没想到当谷牧托人把这幅画转给父亲时，风云际会的历史机缘竟使这幅画成为特殊时期的联络信物。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为了稳定“四人帮”大本营上海的局势，迫切需要了解掌握上海“四人帮”余党的动态，为此中央迅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以检查经济工作为名赴上海收集情报。国家建委干部、曾任谷牧秘书的曹大徵是工作组成员之一，临出发时谷牧向他交待，到上海一定要尽快与老干部王一平碰头，才能搞到情报。为避嫌疑，谷牧把黄胄这张《洛神图》交给曹大徵，让他到上海就以送画名义与父亲见面。当晚曹大徵搭乘末班飞机到上海，在机场打电话给父亲，说谷牧有一幅画托他转交，从而摆脱监控，从机场连夜赶到父亲住处，向他通报情况，传达任务，几乎可以肯定，父亲是上海第一个知道“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消息的人。为了尽快了解中央急需的“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动态，父亲找到老部下，曾经也是老干部藏友，“文革”中卖身投靠“四人帮”，担任市委常委、办公厅主任的张敬标。当时市委书记马天水已被中央调到北京“开会”，徐景贤、王秀珍仍在上海坐镇。父亲不顾个人安危，秘密约见他，向他进行路线交底，并晓以大义，陈明利害，在形势逼迫下和出于对父亲的尊重和信任，张敬标虽犹豫再三，终于毅然反戈，戴罪立功，向父亲透露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已经秘密安排向民兵发枪，企图武装暴乱的重要消息，并将有关会议纪要副本交给父亲。这一重要情况立即被传递到北京最高层，为中央稳定上海的决策提供了精准情报。1976年12月，已恢复市委书记职务的父亲率团到北京参加全国会议，会议结束后，父亲邀谷牧作陪，请黄胄在北京饭店吃饭，答谢他的精彩画作《洛神图》。三人劫后重逢，相谈甚欢，当谈及《洛神图》不仅画得好，而且在粉碎“四人帮”的特殊时期作为联络信物也立有一功，黄胄异常兴奋，执意要付饭钱，父亲打趣地说：“这顿饭可不便宜，要花费你一头驴。”黄胄风趣地回答：“今非昔比，现在驴已涨价，一条驴腿足矣。”三人开怀大笑，充满了对政治和文化艺术的春天即将到来的期盼和喜悦。当我第一眼看到黄胄的这幅“洛神图”不禁暗自惊叹：用中国画技法竟能把一个女人画得如此之美，惯于以速写和泼墨入画的黄胄施展了他从未展现过的工笔细描技法，但见佳人发髻高耸，头饰精美，脸呈柳叶，细眉弯月，秀目顾盼，朱唇微抿，说不尽的美艳，而服饰则以黄胄擅长的速写笔墨迅疾挥笔而成，寥寥数笔绘出洛女的窈窕身姿。显然，此画是黄胄在细心研读了《洛神赋》后，佳人神情了然于胸，激情飞扬一挥而就。可能是耗费了太多的心神和精力，之后黄胄再没有画过这类题材，此幅“洛神图”堪称是黄胄绘画中绽放异彩的绝版之作。

        父亲与书画家们的交往并不只是始于“文革”中，早在50年代初父亲刚涉入收藏不久，就开始了与海派书画家们的相知相交。书画家中多数也是收藏家，精于鉴赏，共同的兴趣爱好使父亲与他们往往都是一见如故，成为知心朋友和藏友。父亲最早认识的书画家是沈尹默、谢稚柳、沈剑知等。沈尹默是解放后陈毅市长第一个拜访的文化人，1954年陈毅奉调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临走时交待父亲要好好关心沈老的工作和生活，父亲遵嘱践行始终。谢稚柳和沈剑知都是文管会顾问，父亲因收藏古代书画而与他们相识交往，1957年兼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后打交道就更多了。谢稚柳精于古代书画鉴定，在古代书画收藏方面给予父亲很多帮助和指导，他和夫人陈佩秋后来也为父亲创作了不少精彩书画作品，其中一些重量级精品，父亲以后都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他们夫妇是父亲收藏生涯中的书画知音和知心朋友。沈剑知远不如谢稚柳那般如雷贯耳，但他精于书画鉴定，学董其昌的字和画水平很高，很少有人能及，他个性张狂，恃才傲物，甚至对鉴定泰斗级专家谢稚柳都不服气，被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一文中点评为民国十大狂人之一。父亲到上博任馆长后，与他有较多的接触，时常向他请教一些书画鉴定问题，有时也与他一起谈论一些对书画艺术的看法，父亲谦和的态度，不俗的见解，使他大为折服。他以楷书为父亲写了一幅毛主席诗词，书后题跋：“姜白石谓钟王真书皆潇洒纵横，以平正为善者世俗之论耳。平公论书画每有神辞，于姜说云何幸有以教之。”以沈剑知的狂傲性格，这应该不是阿谀之词。父亲在离开上博返回市委工作岗位之后，还每月把配给他的香烟票托人转交给他。父亲在50年代收藏的书画都是由沈剑知用一笔娟秀的董字题写的签条。

       1961年底，父亲在杭州休养期间，专程去拜访了国画大师潘天寿，两人谈书论画，聊得很开心。父亲回上海几个月后，竟意外收到了潘天寿托人送来的画，是一张大尺幅的指画老鹰站在巨石上，水墨淋漓，张力十足。父亲感到很突然，因为他并没有请潘先生画画，我想一定是潘天寿在与父亲的交谈中感到父亲是一个懂画爱画的人，所以才用心画了这样一幅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潘天寿的指画老鹰这类画在“文革”中被江青公开批判为把老鹰画得像特务，潘先生也被批为黑画家，“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父亲精心保存了这张画，经常挂出来观看欣赏，并在后来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除了与艺术家们的来往相聚，父亲与老干部藏友之间的聚会也是一桩其乐融融的事情。在官场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在工作之外一般都不谈论工作，不相互来往，但有着收藏爱好的老干部则打破了这种潜规则，在周末时间经常相聚在一起，或三、五成群结伴到文物商店等处选购藏品，或各自带着新得到的藏品在一起交流品赏。当时周末老干部相约一起经常去的地方是虹桥俱乐部（即现在的龙柏宾馆），父亲有时也带孩子一起去，里面有英式别墅和很大的花园。老干部藏友聚会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是分享，这在其他收藏家之间是不会发生的。有时觅到一本册页，但因价格较高，一个人经济上负担不起，于是十来个老干部藏友约定一人一开，按总价平均分摊在挑选册页时，父亲往往都是第一个挑选自己心仪的一开，然后大家一人一开依次挑选，挑选排序与资历、职务没有关系，可能与参加干部收藏圈子的时间先后有关，是大家内心都自然认定的一种默契。父亲收藏的徐青藤、陈老莲、石涛等册页单页，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收藏到的。

        父亲的老干部收藏圈并不只限于上海，与北京的康生、谷牧、李初梨、孙大光、李耀文、徐平羽等都有收藏方面的往来和互动。康生的收藏以砚台、碑帖拓本、古籍善本为主，格调很高。对书法水平自命不凡的康生把自己觉得写得很满意的两条14言集句条幅赠送给父亲，两条幅可单独挂，也可像对联一样成对挂，分别写毛主席七律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和“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习怀素狂草法，笔势连绵，一气呵成，书法功力确实不凡。谷牧与父亲是同乡，同庚，同学，同时参加革命，同时进上海，他任宣传部长，父亲任组织部长，他们同样都热爱收藏。早在1935年冬，他们同在北京的短暂时间内，就曾多次一起去逛琉璃厂文物市场。1955年谷牧调北京工作后，父亲每逢到北京开会，都会抽空与谷牧相约一起去荣宝斋等处选购书画、文玩，在那里经常会碰到北京老干部藏友和书画家等，父亲与北派著名书画家李可染、李苦禅、黄胄、崔子范等相识都是经由谷牧介绍的，而谷牧收藏百梅图册，由一百位画家各画一开梅花，其中海派画家画的十几开梅花，都是由父亲和曹漫之在上海为谷牧收集的，后来谷牧把百梅图册捐赠给黄胄创办的炎黄艺术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大约是1963年前后，毛主席秘书田家英收藏到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一幅隶书对联，内容是“海为龙世界，云是鹤故乡”，田家英把对联给主席看了，主席大加赞赏。消息在干部圈传开后，很多干部都闻风而动，到处寻购邓石如的书法。恰逢谷牧到上海出差，父亲陪他到文物商店去，看能否找到邓石如的字，正巧店里有一张邓石如的隶书横幅“是清风明月之庐”，字好、内容好、品相好，谷牧很喜欢，但一时凑不够钱。谷牧和父亲虽同为7级干部，但北京和上海有地区差别，工资比上海低，谷牧除了5个子女要养育外，还有老母亲奉养在家，经济一直比较拮据。谷牧让父亲先垫付钱买下来，等他凑够钱后再来取。父亲把字带回家后挂起来欣赏，越看越喜欢，因为这幅横幅不仅字好，而且内容与客厅兼书房的文人气息十分契合，过了几天父亲打电话给谷牧，让他不要凑钱，自己想买下来，谷牧在电话里说：“老王，你这是夺人所爱啊！”大家都哈哈一笑了之，这件藏品的归属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因为对他们来说，都是文物的保管者、传承者、谁收藏都是一样的。文物艺术收藏品是一种牵挂，把藏家们的心拉得更近了。

三、得遣由我皆随心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物归其所，问心无愧”，这是大收藏家王世襄有关收藏的一句名言。得即收集藏品，遣即遣送或处置藏品，是收藏全过程的两端。父亲与王世襄素不相识，而且父亲主要收藏书画，而王世襄只收藏杂件，但他们对收集藏品的执着、热爱和遣送藏品的理性、豁达，却有相通之处，体现了收藏文化的精髓。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二十多年，经过在上海这块海派收藏沃土上的不断耕耘，父亲也建立起了初具规模的藏品体系，主要是三个部分，一是古代书画，这是父亲耗费心血收藏的重点，约有藏品一百余件，其中有宋人佚名“雪竹图”、元倪瓒“汀树遥岑图”、赵孟頫行书诗等宋元画，明清书画是收藏重点，有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书画、扇面等，以及夏昶、宋克、林良、周臣、王宠、徐渭、陈淳、陈洪绶、董其昌、朱耷、石涛、弘仁、“四王”、高凤翰、华岩、“扬州八怪”等明清书画；二是近现代书画，一部分是购买收藏的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等人作品，仅齐白石作品父亲就买了十几幅，另一部分是现代书画如沈尹默、林风眠、吴湖帆、贺天健、谢稚柳、白蕉、朱屺瞻、唐云、来楚生、关良、陆俨少、赖少其、陈佩秋等海派大师的作品以及外地部分有代表性的书画大师的作品，如杭州黄宾虹、潘天寿、南京傅抱石、林散之，北京李可染、李苦禅、黄胄，广东关山月、黎雄才，济南于希宁，天津孙其峰等。我认为现代书画家们的作品是父亲收藏体系中的亮点，因为父亲喜爱书画、懂绘画和书法，并与这些大师结为平等相处、互相知心的挚友，所以收藏的都是大师用心创作的精彩之作；三是文房杂件，父亲并不刻意收藏，藏品数量较少，但也不乏精品，如唐三彩马，明青花大罐，朱三松款竹雕盘松水盂，清乾隆郑板桥画竹，潘老桐刻竹雕笔筒，罗两峰书画周牧山刻黄花梨笔筒，邓渭书并刻行书竹雕大笔筒，郑板桥、高翔铭琴式臂搁，高凤翰铭玉带池端砚，清嘉庆伊秉绶铭半壁端砚，高凤翰、吴湖帆铭宋坑小方壶观赏石等。其中一块清乾隆东园生（华新罗）画丛竹，佚名刻竹雕臂搁通体枣红色，包浆铮亮，刀工极佳，据上博研究竹雕的专家施远鉴定，应是清乾隆著名篆刻家、竹刻家杨谦所刻。上博藏有一件清西泠八家之一赵次闲摹刻此臂搁的藏品，图案和刀法几乎一模一样，而赵次闲正是画师法华新罗、刻师法杨谦。杨谦竹刻作品传世极少，目前仅在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父亲收藏的现代文房杂件数量更少，但也有亮点，其中林风眠、谢稚柳、陆俨少、朱屺瞻、陈佩秋、刘旦宅等大师绘画、烧制的一套艺术瓷盘，谢稚柳、钱瘦铁、唐云、张景安、徐素白、徐孝穆、方去疾、朱积诚等八位书画篆刻家合作的圆形歙砚、谢稚柳画梅，徐秉方刻紫檀笔海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有些遗憾的是父亲没有收藏瓷杂类的大项——瓷器，据父亲说，他去文物商店选购书画时，副经理兼瓷杂部经理、瓷器专家薛贵笙经常劝他买些瓷器，那时候瓷器收藏机会很多，价格也很便宜，父亲觉得干部调动多，瓷器搬运时易碎，所以一直没买。我想除此原因外，父亲认为瓷器是工匠之作的工艺品，而非艺术家的创作品，这可能也是他不买瓷器的原因。

        收藏的第一要素是“真”，即收藏品首先必须是真品，父亲在这方面是十分较“真”的，依靠专家行家帮助，自己学习研究，对每件藏品都严格把关，宁缺毋滥。买明清书画时大多请老法师朱念慈掌眼，而买吴昌硕、齐白石等近现代书画就请朵云轩庄澄璋把关，此外，如有疑问，则经常请教书画家中有很高鉴赏水平的谢稚柳、唐云等。一般情况下，明或以前的请精于古画鉴定的谢稚柳解疑释惑，而清八大、石涛、华新罗、扬州八怪等书画则请精于此道的唐云帮忙鉴定。其实，父亲在收藏过程中一路注重学习和研究，自己也有较高的鉴赏能力，通过重重把关筛选，父亲的收藏品几乎没有赝品。父亲对收藏品较“真”的事例不胜枚举，以下仅列举二、三例。父亲曾收藏一件明双勾兰花图长卷，画工极好，卷后原有薛素素款，薛素素是明代著名艺妓，善书画，名气很大，但父亲经过仔细研究，认定薛款是后添的伪款，可能是书画商觉得原作者名头不大，换薛款冀以售得重金，所以在装裱时父亲要求把伪款裁去，以无款佚名作品收藏。还有一件“扬州八怪”之一李复堂的兰花斗方，上面诗堂为郑板桥书法，但父亲自己研读了诗文内容。发现郑板桥的书法虽真，但诗文与画不搭界，是后来加上的，所以还是把它揭去，请章汝奭教授为画另题诗文，补为诗堂。还有一个事例更加叫绝。80年代初，父亲请篆刻大师陈巨来刻了一方章，但不久之后在一次参观书画展时，有位中年篆刻家走过来对父亲说：“王书记，我为您刻的那方章还满意吗？”父亲并没有让他刻过章，问过后才知道，原来请陈巨来刻的那方章是由徒弟代刻的。回到家父亲马上就把这方章找出来，在砂纸上打磨，把印面磨去。我问父亲是刻得不好吗？父亲说刻得蛮好，陈巨来年事已高，刻元朱文还不一定能刻得这么好。我问那为什么还要磨掉？父亲一本正经地说：“这方章有陈巨来的边款和我的上款，如果不把印面磨掉，以后流传下去，假品会变成真品而误导后人。”我听了后如醍醐灌顶，无言以对，感到父亲的收藏境界和认知，远非我辈常人所能企及。

       “精”和“新”也是父亲对收藏的一贯追求，“精”即收藏宁精勿滥，重质不重量。父亲有很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注重学习研究，对艺术史上有成就、有创造性的书画名家都了然于胸，在收藏中坚持自己的艺术和审美标准，非名家精品不收。“新”即藏品的品相要好。父亲收藏的古代书画，除了在选购时注重品相，几乎每一张都要重新装裱过，请装裱大师严桂荣进行精心装裱，费工费料，当时装裱价格要占一般书画价格的三分之一以上，但父亲从不吝啬装裱，所以他收藏的古字画每张都品相完好，焕然一新。

        父亲在收藏现代书画时，一般都尊重艺术家自由创作的意愿，轻易不出题目，不提要求。有一次，我在老干部藏友白叔章家中看到一套谢稚柳画的十开红色革命圣地册页，十分新颖和精彩，回家我告诉了父亲并问为什么没有请谢老也画一套同类册页，父亲回答说，“谢老并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我不想让他画他所不熟悉的题材。”但在某些特定的非常时期，父亲偶尔也会出题目让画家画，以表达自己的心境和情怀，这些书画收藏品也留下了明显的时代印记。在“文革”中“四人帮”猖獗之时，父亲全然不理睬造反派的威逼利诱，拒绝卖身投靠，在1974年、1975年，先后请谢稚柳画了“松鹰图”、“五松图”（隐喻五大夫松）、“荷花图卷”等，表露了自己坚贞不屈、不趋炎附势，出淤泥而不染，宁折不弯的气节。在1976年夏天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抢班夺权，甚嚣尘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到了十字路口，父亲忧心忡忡，请人物画大师方增先画了一张“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坐像，并配鲁迅“无题”诗一首，最后二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直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对“四人帮”极左势力绝不妥协的心境。本来父亲已请书画家陈佩秋题写了这首诗，后担心诗意太直白，会给书写者带来政治风险，就自己亲笔写了这首诗，与鲁迅画像合裱后挂在客厅，如此直白地用书画表达自己的心境和政治取向，这在父亲的政治生涯中是唯一一次。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第一时间请书画大师关良画了一大一小二幅《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表达了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情。后来听说此画面世后，到关良家求画的人踏破门槛，这一题材关良画了不下一百幅，成为他戏剧人物画的一件经典作品。

        相对于现代书画收藏，父亲在收藏现代文玩杂项过程中，与作品创作者互动更多，参与度更高，可以说是个玩家，玩得不亦乐乎。父亲曾请制砚大家张景安制作了一方圆形歙砚，圆径盈尺，砚材、做工俱佳，又先后请钱瘦铁在砚壁上篆书并刻毛主席咏梅词，砚沿上由方去疾行草书毛主席七律梅花诗并刻，砚底由唐云画梅花，徐孝穆刻，红木砚盒盖由谢稚柳画梅花，徐素白刻，砚盒底朱积诚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元朱文印，一方砚台由父亲构思并请八位艺术大师名家联手参与创作，这在古今砚台中也是不曾见过的，可以说是玩到了极致。还有一方端石随形古砚，石质细腻，砚面有十几个活眼，父亲经过深思熟虑，请张景安在砚面和砚底略施刀功，添了薄意云海纹，再请白蕉在砚底书毛主席七律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由徐孝穆刻，最后由钱瘦铁在老红木砚盒盖上书写铁线篆“星天云海砚”并刻，含义与砚台十分相符，只见砚上十几个眼似星星闪烁在天空，与云海相呼应，一方普通的旧砚经过艺术再创造，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观赏和收藏价值也不可同日而语。父亲的老干部藏友曹漫之见了爱不释手，借回家赏玩，直到他去世后才由其女儿送还。“文革”中期，父亲担任分管知青工作的市革会副主任，利用到江西走访慰问上海知青的机会，顺道到景德镇瓷器研究所订购了一整套7件瓷文具，又要了青花釉里红釉料，回到上海，父亲请谢稚柳尝试用釉料在整套瓷器文具上都画了不同姿态的青花釉里红的梅花图案，并在其中的笔筒和笔洗上分别书写梅花诗，再请瓷刻家朱榴生对谢老书法进行瓷刻，然后请人用电炉进行烧制，另外又请人给笔洗配了红木天地盖，盖子上由海派四大花旦之一的张大壮画梅花，竹刻家徐孝穆刻，经过父亲如此这般的创新探索，并牵线组织多位艺术家进行艺术再创造，一套再不通不过的瓷文具蜕变成一套可观赏可实用，也不可多得的艺术收藏品。在父亲收藏的现代文玩中，最珍贵的是一套名家绘制的艺术瓷盘。父亲选购了一批规格适中的瓷盘，分别请书画名家林风眠（画芦塘归雁）、谢稚柳（画青绿山水和绿梅各一件）、陆俨少（画红叶山水）、朱屺瞻（画牡丹）、陈佩秋（画兰花）、刘旦宅（画洛神和花鸟各一件）等用国画颜料在磁盘上作画，再经电炉烧制，创造出这套图案精美、颜色斑斓的艺术瓷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套以前不曾有过，今后也不会再产生的艺术收藏品，因为作画的这些大师除陈佩秋先生外都已仙逝，即使今后还会有大师出现，也没有如此的人脉关系和感召力，把这么多大师撮合在一起，用创新的颜料和绘画方法在特殊的材料上进行创作，他们的艺术价值和丰富内涵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收藏是一个很花钱的爱好，父亲购买收藏品的经济来源完全是工资收入，每月工资三百余元，扣除党费、房租水电费和保姆工资，余额两百余元几乎全用于收藏，而全家节衣缩食，由母亲一人工资（140多元）维持日常开支，如果说父亲的一半收藏是母亲从家用开销中抠出来的，也一点不为过。“文革”初期，造反派批斗父亲，从政治上打倒没能得逞，就想从经济上打开缺口，认定抄家抄出的古董字画是父亲贪污受贿得来的，父亲拿出所有购买收藏品的发票，全都一清二楚，让一心想斗倒父亲的造反派也无话可说。大约是1963年，文物商店向父亲推荐了一张明早期花鸟画家林良的纸本《古树寒鸦图》，画工精彩，品相完好，而且林良作品以绢本为多，纸本极为罕见，父亲看了很喜欢，决定买下，但此画价格高达900元，相当于父亲三个月工资，父亲当月工资再加全家储蓄，钱也凑不够，父亲就拿了吴昌硕《秋菊图》等两幅画到文物商店出售，因两张画已购买多年，有一定升值，文物商店给出的收购价格高于原购买价格，父亲出示了购买发票，执意让文物商店按原价平价收购，使文物商店很是为难，在父亲坚持下才按原价收购。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惜用高价购买精品，却在最需要钱的时候放弃正常溢价可以得到的钱。用今天市场经济的观点看，父亲的做法似乎不近情理，但父亲是一个党员干部，在收藏过程中是以高于一般收藏者的标准来严格自律的。90年代初，我陪父亲到南京西路美术馆参观一个“吴昌硕纪念画展”，观展中父亲发现了当初出让的这张《秋菊图》，观展结束出了大门后，父亲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整个画展中，还是自己出让的这张秋菊图最好”。言语中也透露出对此画的不舍。

        老干部收藏类似历朝历代都有记载的“官员收藏”，雅贿似乎很难避免，但在这一点上，父亲真正做到了“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70年代末，父亲收藏到一块文化观赏石“宋坑小方壶”，此石原为古董商、大收藏家钱镜塘所藏，他曾请吴湖帆为此石配了一幅画，先拓后画，并题有长跋。钱镜塘得知父亲收藏到“小方壶”，便携画上门看望父亲，要赠送此画，让石、画合璧。父亲婉言谢绝了钱镜塘的好意，请他把画送到文物商店，由文物商店估价收购后再加利润出售。钱镜塘是父亲多年的藏友，相交相知，理解父亲的做法，就照此办了，然后父亲到文物商店购买了此画，完成了石、画合璧。70年代中期，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正逢钱镜塘由孙女陪同来拜访父亲，父亲不在家，钱镜塘就与我聊了几句，临走时对我说，“小兄弟，有空到我家坐坐”，并把地址给了我。父亲回来后，我告知他钱镜塘来过，而后随口说了一句，他让我有空到他家去玩。没想到父亲一听马上板下脸来，很严厉地对我说：“你不许到他家去”。我有些吃惊，再一想，父亲是怕我到钱镜塘家后，他会送些东西给我。父亲就是这样在一点一滴上也不放松，清白做人，清白收藏。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年事已高的父亲先退居二线，后完全退休，本来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玩收藏的，但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文物艺术品价格也水涨船高，以父亲的工资收入是无力再买入收藏品了，当然，以他的人脉关系和多年交情，向老朋友书画家们要几张画肯定是有求必应的，但父亲说现在书画值钱了，开口要字画就是要钱了。此时父亲基本停止了所有收藏行为，转而开始自己动手整理收藏品，少部分未装裱过的书画出钱请人一一裱过；有部分书画还未题签条的，父亲都毛笔亲笔题写了签条，特别是父亲收藏的几十方名家篆刻印章，父亲都请人一一补做了印章盒，并仔细用蝇头章草标注了印文和篆刻家姓名。父亲收藏有一件沈尹默草书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手卷，是沈尹默晚年所书，通篇老笔纷披，与其平时秀丽婉约的书风完全不同，父亲珍如拱璧，专门请人做了紫檀木盒，又请擅长写刻毛主席书法手迹的著名篆刻家徐孝穆在盒边上刻了毛主席手迹七律长征诗，使这个盒子本身就成为一件难得的艺术收藏品，书椟合一，更显珍贵。整理收藏品的过程也是赏玩的过程，父亲把过去因工作繁忙未能好好欣赏的书画都轮流挂出来，仔细观赏，客厅和餐厅是相通的，挂着各种书画几十幅，像个小型书画展。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趣事，当时父亲住的别墅邻兴国宾馆，花园后门与宾馆相通，平时不锁门，有段时间兴国宾馆在建造一批用于出租经营的进口木结构别墅，施工人员很多。一天早上家里发现放在餐厅的金星彩电被偷，冰箱里牛奶面包等食品也被一扫而空，据分析是宾馆内搞建筑的民工深夜从花园后门进来，因房门未锁，入室内偷了东西后从前门溜走。当时我已由部队转业，在家住在一楼，记得很清楚，客厅挂着文征明画和王铎书法，清邓石如隶书横幅，还有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黄宾虹等近现代书画共10幅左右，餐厅里挂着吴湖帆、李可染、谢稚柳、陆俨少等四五幅镜框画，小偷却都视而不见，父亲得知后幽默地说一句：“幸亏来得不是雅贼”。因为损失很小，父亲怕惊动公安，不让报案，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不过从此以后，晚上花园后门和房门都不会忘记锁上。

        在整理和赏玩收藏品的同时，可能父亲已经在思考如何处置自己的收藏品。对于父亲来说，处置绝不会是用收藏品来换取金钱利益或名誉，而是一种无偿遣送或回馈，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有意有序或随意随机地展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顺理成章。上海文物商店主管古代书画经营的朱念慈鉴定明清书画经验丰富，眼光老辣，父亲收藏以明清书画为主，与他打交道比较多，得到他不少指点和帮助。90年代初，一天父亲把他请到家里，问他当代画家最喜欢谁？他回答是林风眠，父亲就拿出一张林风眠画赠送给他，表达对他多年服务的谢意。当时我也在场，朱念慈很是高兴和感动。80年代中后期，书画收藏热兴起，父亲不少老战友知道父亲喜欢收藏书画，纷纷来信托父亲向某些指定画家要画，由于书画价格大幅上升，父亲早已不开口要画，于是就借整理之机，从已有的收藏品中挑选出几幅画，请画家补写上款后再给他们捎去。记得有位姓徐的河北省人大副主任，是1936年夏父亲在东北军学兵队的战友，他曾给父亲来信要画，恰逢他来上海出差，父亲在家请他吃饭，并以画相赠，但他喝酒喝高了，走时忘了带画，第二天父亲让司机到宾馆把画送给他。原上海市副市长赵行志是父亲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在一个部队工作的老部下、老战友，解放后也转业到上海工作，后调到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工作，粉碎“四人帮”后随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并留沪工作。他出身于大户人家，也喜欢收藏，父亲先后送了他三张齐白石画。送第三张画的情景很有趣，那是1998年下半年，父亲刚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收藏品不久，住在我家隔壁小楼的赵老步行到我家，一进门就大声嚷：“老王，听说你捐画了，能不能给我留一张啊？”父亲听了笑了笑，就在捐赠后准备留给家人的画中抽了一张齐白石画给他。1993年，著名书画家唐云去世，唐云生前经常陪父亲到文物商店选购字画，在收藏方面很投缘，后来父亲听说唐云后人要捐画筹建杭州唐云艺术馆，就从收藏品中挑了一幅唐云画《桃花双鸲图》给我，嘱咐我在唐云艺术馆建成后把此画捐给他们。数年后，唐云艺术馆在西湖湖畔落成，父亲受邀不顾80多岁高龄，由我陪同乘车赴杭州参加开馆仪式，但嘱咐我不要带画捐赠，因为这次是唐家后人捐画，不要搞在一起。两年后，唐云铜雕像在艺术馆落成，父亲因年事已高，不便赴杭，就让我代表他赴杭州参加雕像落成仪式并捐画，了却了一桩心愿。不少朋友参观唐云艺术馆画展后都来电询问此画，并说这是艺术馆里唐云作品最出彩的一幅。著名篆刻家童衍方在澳门筹办唐云画展时也意外发现此画，在现场打电话告知我。后来唐云公子唐逸览专门摹画此图赠送给我，成就了一段两代人的书画情缘。

90年代后期，父亲因小中风跌了一跤，住院治疗后病愈回家，身体本无大碍，但父亲还是加快了对收藏品的最后处置。这段时间，我陪同父亲多次到上海博物馆参观，有一次在上博观看明清书画展出来，父亲突然对我说一句：“上博展出的那张林良不如我收藏的这张好”。我心里明白，父亲收藏的这张林良纸本《古木寒鸦图》肯定是要捐赠的。父亲到博物馆反复观展的目的就是衡量和确保捐赠给博物馆的藏品都能达到馆藏标准，或者说凡是能达到博物馆馆藏标准的收藏品都要捐赠给国家。父亲把他的收藏品进一步整理后归位三大类：第一类是父亲认为应该捐赠给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主要是古代书画和古董杂项，这是他收藏品中的精华部分，其中有6张胶东籍古代书画家的作品捐赠给青岛博物馆，其余的都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在博物馆派人来家接受捐赠时，父亲向他们提出几个“不要”：不要搞仪式，不要作宣传报道，不要捐赠证书，不要奖金，不要捐赠清单，展出时不要写捐赠者姓名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第二类是未捐赠给国家，准备传承给子女的古代书画，当时正是1998年夏季，南方爆发特大洪水灾，父亲从电视上看到军民抗洪救灾的壮烈场面，十分感动，想以一个普通党员的名义捐赠一百万元用于抗洪救灾，但苦于自身财力不支，就让我筹集。因时间紧迫，父亲提出可以以一部分古代字画传承给我，由我先行支出100万元。为了让父亲实现捐赠巨款的心愿，同时我也很乐意收藏这批古代书画，就在三天内多方筹集了一百万元给父亲捐出。所以说父亲虽然把这批收藏品留给了后人，但其实已经用他的特有的方式，以货币形式把这批收藏品捐赠给了国家。后来报纸报道，在这次抗洪救灾中上海市民捐款额最高的是一位民营企业家，捐款一百万元，其实父亲的捐款额是并列第一的，只不过是父亲不允许对此宣传报道罢了。第三类是当代书画，父亲本来是要把这批有自己上款、体现与当代书画大师们交往和深厚情缘的作品留给子女作纪念的，后来上博有关同志在上门接受古代字画、古董杂件捐赠时，父亲听他们说上博也需要收藏当代书画，就临时改变主意，从本来准备留给子女的这批现代书画中挑出最精彩的部分作品再次捐赠给上博，其中有齐白石《贝叶草虫图》、《秋瓜墨虫图》、《豆架鸣蛩图》，潘天寿指画《鹰图》，吴作人《藏原奔牦图》，李可染《暮韵图》，李苦禅巨幅《菏塘清夏图》，刘海粟《青绿山水图》、《葡萄图》，谢稚柳《松鹰图》、《五松图》、《荷花图卷》、《花鸟》册页，陈佩秋《莲鹅图》，黄胄《南海少女养鸡图》、《临石涛画米芾图》等。

        至此，父亲完成了他把收藏品中的精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心愿。可是，一次不速之客的来访却促使父亲又一次捐赠了他所钟爱的文化观赏石“宋坑小方壶”。此石出于东海水中，又称“崂山海底玉”，通体黝黑泛绿，造型有致，右侧有清乾隆高凤翰题铭“小方壶”，并铭刻“丙寅秋日南阜左手刻”，紫檀底座上有吴湖帆题“宋坑小方壶”并题铭“南阜旧藏宋坑小方壶石浓翠欲滴宋坑中奇品也。镜塘兄获之为数青草堂益友。”吴湖帆应钱镜塘之请，又画《宋坑小方壶图》，父亲购得此石和配画后，好友谢稚柳来访，观赏后大为赞赏，乘兴又在画上写长题识，最后两句很有意味：“一平籍胶东，南阜亦胶州人，可谓楚弓楚得矣”。父亲大悦，对此石更加珍爱有加，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放在客厅显眼处每日观赏，还把斋名取为“小方壶石室”，请多位篆刻名家刻了若干方收藏印。98年下半年，在父亲把最后一批当代书画精品捐赠给上博后不久，有位胡女士来访问父亲，因她是近现代著名藏石家、嘉定古漪园藏石楼楼主胡兆康之女，父亲会见了她，她坐下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要购买宋坑小方壶，出价五万美元。她介绍说，是美国一位著名藏石家在看到哈佛大学“东方文化”专刊刊登这块被誉为“江南第一文化石”的小方壶图片和介绍后，委托她来购买的，父亲自然是婉言谢绝。当时我在旁作陪，胡女士后面说的一段话触动了父亲，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她说：“王书记，这位收藏家已经快70岁了，还有心脏病，世界上能出5万美元买一块石头的人不会超过三四个，如果他去世了，不会再有人出这么高价钱来买一块石头”此言一出，我隐然感到父亲内心有一丝反感和不快，但仍然平静地回答：“我的藏品是不卖的”。胡女士见没有结果，悻悻离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突兀，胡女士刚出门离去，父亲马上拿起电话打给上博说：“我是王一平，有件东西要捐赠，马上送到。”随后让驾驶员小李开车带上小方壶石和吴湖帆画立马送到上博去。据驾驶员回来说，他到上博是马承源馆长接待的（马馆长好像当时刚退休，还参与上博工作），马馆长到我家来过，见过这块小方壶，他对小李说这是王书记最喜欢的石头，让他带回去。小李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在电话上大声回答：不收你就不要回来。马馆长无奈，只好收下。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处理事情都是沉稳谨慎、深思熟虑的，但小方壶石的捐赠却好像是一次突发的激情行为，很少见。我明白是胡女士的那番话触动了父亲在收藏方面的底线，即收藏不能以金钱利益为目的。联想到当今，收藏大都是为了投资升值，成为投资工具，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捐赠现代书画和小方壶石后不久，父亲亲手把剩余的现代书画整理好搭配成几组，让子女以摸彩的方法公平地分给了每个人。

        尽管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的十几年时间，父亲几乎没有收藏过一件新的藏品，有的只是陆陆续续地遣送藏品，但是父亲遣送藏品的过程也成为他精彩收藏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追寻父亲遣送藏品的轨迹，不外乎是捐赠国家，赠与朋友和家人，有时看似不经意间，却总体考虑周祥，兼顾到了方方面面；虽然是按部就班地有序进行，却也不乏随意偶然之举，真可谓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遣送藏品做到了物归其所，问心无愧。

        在散尽了几乎所有的藏品之后，父亲似乎忘了收藏这回事，而是让我陪同，专心致志地参加各种桥牌活动。2000年前后，社会上桥牌热兴起，各类桥牌比赛活动经常不断，父亲作为上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常被邀请参加，父亲也是有请必到，乐此不疲，收藏对于他来说仿佛已成为过眼烟云而烟消云散。但我觉得，此时身无一件收藏品的父亲已由一个虔诚的收藏爱好者升华为收藏家，一个纯粹的收藏家。

        2007年2月，父亲以93岁高龄走完了一生。他的革命一生是精彩的，因收藏而更加精彩。革命一生之精彩不在于父亲战争年代担任过纵队政委、军政委，解放后担任过组织部长、市委书记，当选过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而在于父亲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不随波逐流，保持了坚贞党性和独立人格；收藏人生之精彩不在于父亲收藏了什么宝贝，捐赠了多少藏品，而在于父亲对文化艺术的不懈追求以及他在收藏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父亲捐赠给博物馆的收藏品相对于博物馆浩瀚的藏品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父亲的捐赠品有时也被博物馆专家从数以万计的馆藏品中挑选出来，出现在上博的各种展览中，如明清书画展中明林良《古木寒鸦图》等，以砚作田——明清古砚精品展中清伊秉绶铭半壁端砚等，竹镂文心——竹雕精品展中清邓渭行书并刻竹雕大笔筒，吴湖帆鉴定藏品特展中宋坑小方壶及配画等。当我看到众多观众驻足观看这些标注为无名氏捐赠的展品时，眼眶不禁有些湿润，我明白了收藏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