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客观的评价 还原最真实的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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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过说夫差

撰文：吴朗

2019.9.12

【摘要】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夫差，即位之初是一位极具才干，有魄力，有军事才能的霸主。他先后夫椒败越、艾陵败齐、黄池争霸、开凿运河，其军事谋略才能卓越。然而他穷兵黩武、刚愎自用，在其国败身亡后，背负着千古骂名，成为一个悲剧英雄。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史籍，试图通过对史料的客观分析，还原湮没于历史尘埃中吴王夫差的真实面目，为他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说起夫差，古往今来，作为亡国之君，其形象早已被约定俗成。在世人眼里，夫差的刚愎自用、穷兵黩武、错杀伍子胥、听信谗言、贪恋美色等弱点，是其亡国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关于夫差的评价似乎早有定论。

1.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端木赐传》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

2.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阖闾有顷召子胥，谋立太子，子胥曰：“臣闻祀废于绝后，兴于有嗣。今太子不禄，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次太子夫差。”阖闾曰：“夫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统于吴国。”

知子莫若父，就连夫差的父亲阖闾都是这么说，难怪许多文学作品把夫差塑造成一位昏君。

作为吴国第二十五代国君，吴王夫差即位之初是一位极具才干，有魄力，有军事才能的雄主，他统治下的吴国是当时军事力量最强的诸侯国。

历史总是很残酷，所谓“成则为王败则寇”。吴王夫差作为春秋时代第四位霸主，仅仅历时九年就国败身亡，背负着千古骂名，他留下的深刻教训依然值得警醒。

特定的历史人物往往成为史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论及史家四长时，主张以德为首，而"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所谓真实，旧史“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因而夸大、附会、武断都是要不得的。史家应提倡实事求是，对旧史不可轻信，“十之七八应取存疑态度”。

怎样客观评价夫差的功与过，需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进入新时代，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历史观正确与否，关系人心聚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

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史籍，试图通过对史料的客观分析，还原湮没于历史尘埃中吴王夫差的真实面目，为他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一 千秋霸业

1．复仇之战——夫椒败越

周敬王元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庐闻越国允常死，于是兴师伐越。《左传·定公十四年》 ：吴伐越。······吴王阖庐因脚趾伤发而溘然长逝，他的儿子夫差继承了王位。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

在伍子胥和孙武的辅佐下，夫差致力于富国强兵之术，经过三年的励精图治，国力逐渐强盛。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兴兵伐越，吴越两军会战于夫椒。越王勾践于是率大军沿东苕溪直插太湖，其目的是突袭夫椒，然后作为跳板，进军吴都。《越绝书·记地传》载：吴军“变为奇谋，或北或南，夜举火击鼓，画陈诈兵。越师溃坠，政令不行，背叛乖离”。越军进入太湖之后，陷入吴军布下的天罗地网，五万越军转眼间灰飞烟灭，只有越王带领残军五千，困守会稽。为避免亡国之祸，勾践被迫向吴请和，表示臣服。古人评价“春秋无义战。”孔子曰：“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伐侵攻不可胜数，而复仇者有二焉。”在春秋时代，夫差败越，为父报仇，完全合乎《春秋》“耻伐丧而荣复仇”之义。夫椒败越之战，是夫差第一次参与决策并主导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同时拉开了吴国争霸的序幕。

2．成名之战——艾陵败齐

夫差即位之前，秦霸西戎，齐威东方，晋吞西北，楚强江淮，形成四国各自称霸的格局。公元前546年弭兵会盟后，晋、楚、齐、秦四强国，都因国内矛盾尖锐化被迫放松争霸斗争。

吴王夫差战胜越军后，便一心争夺中原的霸权，他将战略重点指向北方的齐国，然而夫差的伐齐战略受到了伍子胥的极力反对。

《国语·吴语》记载了：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

《左传·哀公十一年》 ：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之，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国书、高无邳率师伐鲁。鲁哀公急忙派人向吴请援。吴王夫差于四月初离吴北上，横渡长江、淮河，千里行军，于五月中旬到达鲁都曲阜，与鲁师会合，向北进军。

艾陵之战，吴军大胜。齐国将领公孙挥战死沙场，中军元帅国书及大将闾丘明、公孙夏、东郭书、陈书等被俘，后被吴军所杀。10万齐国大军，除少数逃脱之外，全部被歼于战场。革车、甲盾损失殆尽，光是被缴获的就有800乘。艾陵之战是春秋列国之间一次规模最大而又最彻底的歼灭战，写下了公元前七世纪到五世纪初最惨烈、最惊心动魄的一页。由于伍子胥反对征伐齐国，因此艾陵之战是吴王夫差争霸中原亲自主导的著名战役，足见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3．黄池之盟——吴晋争霸

公元前482年，夫差带领大军来到卫国的黄池，约天下诸侯前来会盟，要大家推他为盟长。《史记·吴太伯世家》：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说：‘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

然而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在《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吴王夫差十四年，因北大会诸侯于黄池，以令周室。”

为什么司马迁会有两种自相矛盾的记叙，原来另有隐情。查阅《国语·吴语》：于是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句践乃率中军泝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吴、晋争长未成，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吴王惧，乃合大夫而谋曰：“越为不道，背其齐盟。今吾道路修远，无会而归，与会而先晋，孰利？” 原来夫差与晋国在黄池争霸之时，越王勾践却派兵偷袭吴国，夫差为慎重起见在黄池争霸之初以晋为长。

　　夫差听从了王孙雒的建议“今夕必挑战，以广民心。请王励士，以奋其朋势。劝之以高位重畜，备刑戮以辱其不励者，令各轻其死。”《国语·吴语》记载了吴军“万人以为方阵，皆白裳、白旌、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陈而立。……三军皆哗扣以振旅，其声动天地。”

夫差在一夜之间把带来的三路大军，开到会盟地点附近，摆开阵势。天刚蒙蒙亮，吴王夫差亲自鸣鼓发令，三万人一齐大声呐喊，那声音简直像天崩地裂一般。

　　《国语·吴语》 ：晋师大骇不出……晋乃令董褐复命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诸侯是以敢辞。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许诺。”吴王许诺，乃退就幕而会。吴公先歃，晋侯亚之。

由此可见，在黄池之盟的不利之时，夫差善于听取建议，处变不惊，他一方面激励将士向晋国展示铁血强军，从气势上战胜对手，另一方面在夺得歃血为盟的主导权后，不失时机的安全回到吴国。黄池之盟反映了吴王夫差高超的应变能力，奠定了吴国成为新霸主的地位。

4. 开凿运河——便利古今

吴王夫差在北上争霸前曾两次开凿运河。第一次开凿运河是吴王夫差在公元前494年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打败越王以后，为准备战胜齐国争霸中原，于公元前486年从邗城（今江都）开凿邗沟至末口。第二次是公元前482年，即相隔4年夫差为北上争霸“挖深沟北连沂水，西接济水”，值得强调的是两次“挖深沟”（开凿运河）的直接目的都是用于运兵作战。两次开凿运河的功能大不相同。第一次是沟通钱塘江、长江与淮河三大水系，第二次是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与黄河四大水系。

吴国最终灭亡了，夫差当年劳民伤财的无心之举却为后世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千年之后，隋炀帝杨广在此基础上修建了“京杭大运河”。

二 亡国之恨

1. 放虎归山——败越不灭

夫椒之战越军战败后，勾践采纳大夫范蠡文种建议，派文种以美女、财宝贿赂吴太宰伯嚭，请其劝吴王夫差允许越国臣服吴国，所谓“臣事吴、男女服”。伍子胥闻之，极力反对“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句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而，夫差不听伍子胥之计，而听从太宰伯嚭之言，答应越国的投降，把军队撤回了吴国。

夫差为什么不乘胜追击灭掉勾践以除后患呢？“清华简”的出现似乎解开了这个千古疑问。

　 2008年，清华校友从境外拍卖，得到了2388枚战国竹简，随即捐赠给了清华大学，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清华简”。2017年，清华简研究团队发布了清华简的第七辑整理报告，其中最重磅的文章叫《越公其事》 ，原文如下，吴王曰：“今我道路修险，天命反侧，岂用可知？自得吾始践越地，以至于今，凡吴之善士将中半死矣。今彼新去其邦而笃，毋乃豕斗，吾于胡取八千人以会彼死？”申胥乃惧，许诺。

　 解读这段文字，夫差之所以没有乘胜追击剿灭勾践，是他认为吴军远离国土，战场上情况多变，而且征战到现在吴军善于作战的将士伤亡过半，道路遥远，后备不济，如果继续追杀，勾践的八千将士必将决死一战，夫差权衡之下，决定答应越国的臣服。

实际上，吴王夫差不灭越国还有一种政治背景。在春秋时代，绝其国嗣、毁其社稷、占其土地的灭国方式是极其罕见的。当时楚国对吴、越两国政治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作为春秋时期吞并小国数量最多的国家，楚国武力征服小国之后，楚国会在原址或者迁址重建这些国家的社稷。这些国家就不再是周天子的藩臣，而是楚王的私属。

当时吴国的相国伍子胥与伯嚭，以及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和文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楚国人。也因此，吴越两国的争霸逻辑、灭国行为都逃不出楚国的既有范式。

　 后来勾践战胜夫差，“吾置王甬东，君百家。”——《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也没有杀死夫差，就是上述原因很好的证明。

作为吴国之主，夫差没有听从伍子胥的谏言消灭越国正是基于上述两点考虑的，因此贸然定论夫差刚愎自用是不够严谨的。

2. 战略错误——北上伐齐

公元前484年发生的艾陵之战，然而这场胜利只是吴王夫差在战术上的一次胜利，在对外战略上来说却是一次错误。

《国语·吴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申胥进谏曰：“昔天以越赐吴，而王弗受。······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将必越实有吴土。伍子胥认为齐国、鲁国不会渡过长江和淮河来与吴国争夺这儿的土地，将来一定是越国才会夺占吴国的土地。

为什么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忠谏之言，而执意率军渡淮水远赴艾陵与齐国决一死战，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当时诸侯国之间利益与矛盾的冲突。

公元前483年，发生了一件扰乱震动了整个鲁国的大事。齐国大夫田常企图在齐国作乱，取国君而代之。他利用国君，以国君的名义命令高氏、国氏率领军队去攻伐鲁国。鲁国只是个春秋时的小国，根本无力抗衡，形势极为危险。

　　孔子为保鲁国，派弟子端木赐出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夫差败越后，满怀雄心壮志。国力强盛后，欲问鼎中原。子贡的说辞打动了夫差的神经，加之伯嚭的极力鼓动，伍子胥的谏言反而受到夫差的恼怒。夫差在此时头脑还是清醒的，他说：“您所言极是。但是我忧虑的是，越国有报仇之心，待我灭越以后再北上救鲁如何？”子贡说：“当今之诸侯国，惟齐与吴最为强盛。现在齐以万乘之国而伐千乘之鲁，与吴国争强，我为大王深感忧虑，特请大王救鲁伐齐。救鲁可以显名，伐齐则有大利。大王挥师北上，诛暴齐，服强晋，存亡鲁，镇抚泗上诸侯，一举而称霸，利莫大焉。”吴王大喜，就让子贡出使越国。

越王勾践在子贡的建议下，主动送来重金向吴国示弱，夫差这才放心北上伐齐。夫差在艾陵之战取得了胜利，但也消耗了巨大的国力财力，同时留下越国以至养虎为患，为后来越灭吴埋下伏笔。

3. 决策失误——息民不戒

据《国语》记载：吴王夫差还自黄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种乃唱谋曰：“吾谓吴王将涉吾地，今罢师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日臣尝卜于天，今吴民既罢，而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而囷鹿空虚，其民必移就莆蠃于东海之滨···”

夫差在黄池与晋国争霸时遭到了越国的偷袭，他回到吴国之后，国家发生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粮食匮乏，吴国子民生活艰难。许多解甲归田的士兵被迫迁徙到海滨去挖深蒲、拾蚌蛤充饥。

　　为了麻痹夫差的警惕性，为了掩盖越国攻吴的意图，勾践在公元前476向楚国发动了佯攻。（哀公）十九年春，越人侵楚， 以误吴也。——《左传·哀公十九年传》。勾践这么做其目的是要迷惑夫差，误导他相信越国已经把对外战争的重点转向了楚国，吴国可以放心地卸甲养民了。

正因为被越国声东击西的战略意图所蒙蔽，加上伍子胥已死，吴国没有谋臣看穿越国的真实意图，夫差在天灾人祸之时，为了体恤百姓的生活困苦，他没有整军经武，反而将军队解散，以求休养生息。正是夫差“息民不戒”的错误决策，导致吴国快速灭亡，留下了千古亡国之恨。

三 悲剧英雄

1. 弱化夫差——缘起何时

明清以后的演义、戏剧将夫差塑造成一个昏君，正是源于《史记》中关于夫差的记载。这与司马迁对历史上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国君持否定态度有关。

司马迁所处的正是西汉武帝时，青年时代的汉武帝派兵远征匈奴，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中央集权，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促进了西汉王朝的统一和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中大力颂扬了汉武帝的丰功伟绩。然而，在建元以后，由于汉武帝多欲，好大喜功、过度滥用民力，超出了国家和百姓所能负担的极限。

吴王夫差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造成的国力日衰与晚年的汉武帝极其相似。司马迁借对夫差的否定和批判正是想通过历史教训给汉武帝敲响警钟。

然而，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夫差在即位之后连年征战最后称霸中原，其军事谋略才能卓越，司马迁没有褒扬，反而有意弱化夫差的形象。原因何在，实际上是与司马迁的经历有关。司马迁受先秦儒家思想影响，他推崇孔子“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的思想。当他满怀抱负专心著述《史记》时，却因李陵事件惨遭宫刑。他对先秦儒家倡导的见辱则死、动则自杀的殉道精神持否定态度，主张忍辱负重，能“弃小义、雪大耻”的发奋有为。因此司马迁对伍子胥以及勾践的遭遇充满了同情。

后世文学作品包括演义、戏剧讲述了勾践献美女西施给夫差，夫差因沉迷西施美色而建姑苏台，实乃无稽之谈。翻看古代历史典籍，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

　　《山水记》云：登姑苏之台，“高望三百里”；《吴郡志》引《洞冥记》云：“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盘旋诘屈，横亘五里”。姑苏台原为阖闾所建。夫差重建姑苏台的真正目的是一座进攻越国的军事要塞。因为在姑苏台上随时可以监视越国方面的一切举动。

　 姑苏台下两里处的太湖里，停泊着当时规模最大的战舰——艅艎号，吴国最精锐的水师和岸边则驻扎的军队随时待命而发，可以两栖作战，姑苏山上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公元前482年六月中旬，越军乘吴国大军远离本土、北上在争霸之际，袭击吴国。越军并没有攻取吴都，而是焚毁了姑苏台，抢走了艅艎号战舰，可见勾践深知姑苏台的作用。吴越两国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第一次倾向了越国。

2. 至情至性——王者风范

夫差亡国，印证了孔子《论语·子张》：“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的名言。

然而在汉代对夫差的评价并非如此。汉文人论吴越事，并不居囿地域观念，而循儒家道德论，尚吴卑越。夫差败越又释越，符合“尊礼重信”和“耻伐丧而荣复仇”的春秋道义。故而夫差复仇，栖勾践于会稽为春秋所荣，而释越不诛，以示仁义，亦合春秋之义。故越籍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前后各五篇分别记吴越事，所标却内吴外越，其“疏本国而亲敌国”就不难理解了。

　　相反，汉士大夫论勾践，在用人及韬晦谋略方面胜夫差，并没有称赏他有何仁政善行。董仲舒反对将勾践及其主要谋臣范蠡、文种称“仁人”，因为“《春秋》之书战伐也，恶诈击而善偏战”，偏战就是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既然“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越乃“为诈以伐吴”，自然为世人所不齿。《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勾践在功成之后令文种自杀足见勾践为人阴险狡诈、卑鄙无情。

　　据《吴越春秋·夫差传》记载，夫差杀了子胥后，尝问王孙骆，杀子胥是错误吗？王孙骆曰：“臣闻‘人君者必有敢谏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为前王臣。”吴王中心悷然，悔杀子胥。 可见夫差已有悔过之心，其心怀坦荡。

　　《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 ：“二十三年(公元473年)十一月丁卯，越败吴。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刭死。”夫差宁可悲壮地死去也不愿苟且地活着。相比勾践尝粪而忍辱偷生，夫差死的有尊严。

　　《吴越春秋·夫差传》 ：吴王临欲伏剑，顾谓左右曰：“吾生既惭，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睹忠臣伍子胥及公孙圣；使其无知，吾负于生。死必连繴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愿复重罗绣三幅，以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见我形，吾何可哉？”吴王夫差因自己的过错导致亡国，临死要盖上头巾，无脸见先王于地下，足见其有廉耻之心。

纵观夫差的一生，他是一个尊礼重信、心怀坦荡、识廉耻、有悔过、至情至性、有王者风范的悲剧英雄。夫差的至情至性与勾践的阴险狡诈形成对比，令人感慨。

吴国被越国所败，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夫差对争霸的性质、目的不明，夫差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战略，一个急于求成的并不适合吴国的战略。一系列超过其国力承受力的迅速扩张，导致了它的速亡。1977年出土的战国初期中山王九鼎铭文中，有“大而耗，富而骄，众而嚣”这样的警语，也可反思吴国灭亡的原因。

原创作品。2019年12月1日，韩国、日本以及苏、锡、常三地的吴文化学者和专家们相聚于无锡，参加第二届“夫差论坛”。该文入编《吴王夫差及吴文化在韩、日论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