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撒哈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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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秋，我考取联合国军事观察员。1993年6月至翌年6月，被派到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公决特派团(以下简称“特派团”)担任军事观察员，与美、俄、英、法、澳、加等26个国家的军人共同生活和工作，监督摩洛哥占领军与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之间的停火，为西撒哈拉全民公决(是独立成国还是归属摩洛哥)做准备。圆满完成维和使命，被联合国授予两枚维和勋章。在这短暂的一年中，经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应美篇征文，在这里与朋友们分享其中几个故事。

我在联合国特派团的工作证、驾驶证和两枚维和勋章。

        (1) 共产党员与遗嘱

       1993年6月14日，我们一行20名中国军官，飞到设在西撒哈拉首府拉尤恩的联合国特派团总部，开始进行一系列繁琐的报到程序。其中一个程序是听取人事处介绍情况。

       人事处长是位黑肤色中年男军人，身穿迷彩服，很健壮。他向我们问了一声上午好后，接着就说：你们中间谁是共产党员，请举手。

       我立刻举起了右手。他发现多数人没有举手，于是说：做人要诚实。其实，不举手我也知道你们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是共产党员，中国政府是不会选拔你们来联合国机构工作的。

       随后，他详细介绍了特派团的机构组成、人员编制、观察员津贴、休假制度等相关人事情况。最后，他分发一些文件让我们签署。有两份文件至今难忘。

       一份文件是责任状，基本意思是：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是联合国从相关国家选来的工作人员，任职期间，只能为联合国工作，不能为本国服务。一旦发现为本国服务，立刻遣送回国。在任期内，不许接见记者，不许发表文章。

       另一份文件是遗嘱，上面的英文很简单，大意是：如果你在担任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期间阵亡了，联合国给予的抚恤金应该给谁。有两个选择表格，让填写配偶和子女的姓名。不言而喻，如果在执行任务中光荣了，联合国给予的抚恤金或送交妻子或送交儿女。

       看到“遗嘱”二字，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真不吉利，联合国真不近人情。初来乍到，还没开始工作，就先说死。后来认识到，这才是联合国工作的科学性，未雨绸缪。一旦此类情况发生，善后事宜就不存在扯皮问题。这既有利于联合国处理情况，又是对观察员负责。

初到阿瓜尼特军事观察员队与全队人员合影。

与孟加拉国少校曼如合影

     (2) 与女搭档首次巡逻

       在西撒哈拉，联合国特派团总部下辖南北两个战区，每个战区有5个军事观察员队，分布在摩洛哥占领军构筑的贯穿西撒哈拉南北两端的沙漠防线两侧。 沙漠防线及其以西的地盘被摩洛哥占领军控制，驻有联合国特派团总部、两个战区司令部和四个军事观察员队；沙漠防线东侧是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控制区，驻有联合国特派团6个军事观察员队。我开始被分配在南部战区沙漠防线东侧的阿瓜尼特观察员队。

6月21日，是我入队后的第三天，气温高达50℃，风很大。这天，我第一次执行地面巡逻任务。今天的巡逻任务是去魔鬼山迎接运油车。运油车出发时由出发地的巡逻车护送，他们到达魔鬼山会合点后把护送任务交给我们。

        我们观察员队地处撒哈拉大沙漠深处，是南部战区的空运基地，战区的所有物资都是由大型运输机从摩洛哥或西班牙空运到这里，然后再由直升机或越野车转运到战区司令部和其他四个观察员队，人员休假也要由运输机从这里接送。运输机在这里落地需要补充燃料，我们的巡逻车和营区的发电机也需要燃料，所有这些燃料都由运油车送来。

       今天的巡逻，我们出动四个观察员，开两辆尼桑越野吉普车。巡逻队长由孟加拉国少校曼如担任，他与法国上尉克里斯驾驶头车领队，我和美国海军航空兵女上尉吉蒂•韦德曼的车跟随其后。

       我们吃过早饭，8点出发。两辆尼桑在大沙漠上像脱缰的野马，开始狂奔，车后扬起一股股沙浪随风飘去，蔚为壮观。我坐在副驾驶位置负责联络和导航，吉蒂坐在驾驶员位置负责开车。为了避开前车卷起的沙浪，吉蒂驾驶尼桑左躲右闪，我的身体也随之左右摇摆。我担心发生危险，于是告诉她不要紧跟前车，拉开距离，让他们先跑，反正我们有GPS导航，丢不了。她适当放慢了速度。我通过无线对讲机告诉前车，让他们正常往前跑，不要等我们，到会合点会合。

       我和吉蒂边开车边交流。她说：你比我大三岁，我叫你哥好吗？我说：好呀，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一起工作和生活，相互关照。

       不知不觉，到了9点钟。突然，车载短波通信机里传出澳大利亚女通信兵非常紧张的报告声音，她从奥萨德观察员队向南部战区司令部报告情况：瑞士医疗队飞机在奥萨德观察员队附近起飞时遇到沙漠风暴，坠毁，起火，机上有四人。其中，瑞士飞行员、澳大利亚医生和挪威机械师遇难，瑞士护士严重受伤，双臂骨折。

       南部战区司令部立刻把该情况上报到特派团总部。随后，特派团总部通知：此通信频道只允许特派团总部、南部战区司令部和奥萨德军事观察员队使用，其他所有单位不准使用。此后，三个单位在此频率上频繁地协调事故处理情况。

       我们在沙漠上飞奔了一个多小时。我怕吉蒂上尉开车累了，问她我开车好吗。她说不用，不累。过了几分钟，她突然把车停下，告诉我“我想[pis] ” 。她打开车门下了车。我也下了车，对她说：你想要和平，我们就是在维护和平呀。她没答话，而是下车急忙走出几步，面对着我解开腰带就往下蹲。我明白了她要干什么，于是立刻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不一会，她说：我完事了，你转过身来吧。

       我们上了车，继续前行。因为没有了前车的扬沙，她加快了车速。我在想，她刚才说的话一定不是“我想要和平”，应该是她想小便。于是，我问她小便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她逐个字母说：P I S S 。我恍然大悟，原来英语小便与和平peace的发音基本一样。随后，我向她道歉：“对不起，我刚才把你说的小便误解为和平了。” 她笑了笑说：“没关系，你是我哥哥。”

       在继续前行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女人，和我们男人一样在荒漠上巡逻执勤，实属不易。沙漠上一点遮掩物都没有，她不这样解决问题又有什么办法呢？！

      10时，我们准时到达魔鬼山会合点，接到两辆运油车，于12时30分将运油车安全护送到我们观察员队。观察员队队长美国陆军少校李克先生见到我就问：“首次巡逻的感受如何？” 我说很好。他又问：“吉蒂上尉是否给你讲解了通信设备如何使用？”我说：没有呀，我会使用，不用她讲。

       晚上，我们开完情况研究会，到餐厅吃晚餐。吉蒂上尉端着自助餐，到我旁边坐下 ，非常严肃地对我说：曹少校，我正式向你道歉，因为咱们今天巡逻时，我没有向你讲解通信设备如何使用，这是我的错误。对新来的军事观察员进行通信训练是我的职责。

       事后我明白了，这一定是李克队长中午问了我情况后，批评了吉蒂。美国人工作就是这样认真。这对我也是一次敬业教育。后来，吉蒂与我一起工作半年之久，对我帮助很多，把我当成了好搭档、好朋友和好兄长。

魔鬼山会合点

在奥萨德军事观察员队为瑞士医疗队坠机事故遇难者建立纪念碑。

       (3) 特派团司令官与西红柿炒鸡蛋

       这天是南部战区补给日，也是特派团司令官来访日。所谓补给日，就是接送运输机运送补给品和休假人员的日子，每周有两个补给日。

      上午，我和队员们迎接了两架从别的观察员队飞来的米-17直升机，下午迎接了一架从西班牙飞来的安-26运输机。这三架飞机下午3点半全部离开后，我们开始打扫营区卫生，准备迎接特派团司令官到访。

       晚间7时30分，夕阳离大西洋海面有一树之高，气温从50多度降至40℃。一架米-17直升机在我们队上空盘旋一周后，降落在营区门前的停机坪上。特派团司令官比利时准将范•贝伦与南部战区新任司令官法国上校马丁等一行6人下了飞机，在李克队长陪同下步入营区。我们队将近20名队员，列队在作战室门前接受司令官检阅。检阅后，司令官对圆满完成三个月和六个月维和任务的各国观察员颁发了第一枚和第二枚维和勋章。之后，全体队员到营区露天娱乐场听取司令官讲话。范将军通报了6月21日瑞士医疗队飞机坠毁事故和西撒哈拉全民公决准备工作进展情况，解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听取了我们对特派团总部和战区司令部的工作意见和建议。

       晚间9时许，我们全体队员与司令官一行在露天娱乐场共进自助晚餐。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军区司令官马福德及其联络官也应邀出席了晚餐会，并与范将军同桌用餐。吃了一会，范将军突然问李克队长：“这道菜是谁做的？” 李克少校冲我喊了一声，我抬起了头。他指着我，对贝伦将军说：“是这位中国空军曹少校做的。”  范将军站起身来，举起大拇指说：“太棒了。我还要吃一盘。” 随后，他又盛了一大盘，问我：“曹少校，这道菜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西红柿炒鸡蛋，将军。”他微笑着说：“我下次来还要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你一定要做呦。” 我说：“范将军放心，你哪天来，我那天给你做西红柿炒鸡蛋。” 全场人都笑了。李克队长、吉蒂上尉和几位同桌就餐的观察员都向我举起大拇指并表示感谢。他们把我的曹字喊的乱七八糟。西方人不会发这个音，因为英语里没有汉语拼音cao的相对读音，所以他们有的喊“造”，有的喊“靠”，有的喊“朝”。

       范将军第二天飞走以后，每到一地都赞扬中国空军曹少校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在我获得第二枚维和勋章时，范将军给我戴上勋章后，又多给我一个镀金的“2”字。他说：“你的工作很出色，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也很受欢迎，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只能送你一枚2字”。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镀金“2”字 ，但它代表的是第二枚联合国维和勋章，是司令员对我工作的肯定。这样，我一共获得三枚“2”字勋章，其中一枚是在特派团总部工作的澳大利亚上校提前送给我的。在我结束任务回国前的告别晚宴上，范将军与我长时间交谈，多次共同举杯，祝愿美好的未来。

特派团司令官比利时准将范•贝伦给我们观察员训话。

撒哈拉维游牧民用茶款待我们观察员到访。

       (4) 撒哈拉维人奇特的文明

       在西萨维和一年，多半时间是在沙漠防线东侧撒哈拉维人控制区度过的。几乎每天都与撒哈拉维人打交道，或开车去人民解放阵线军区司令部及其下属部队和边防哨所访问，核查其武器装备和部队调动情况，听取其对摩洛哥军队动向的反映；或开车走访游牧民家庭，了解其对全民公决的意见、建议和生活困难。因为撒哈拉部队和游牧民普遍贫穷，所以我们每次开车访问，都要给他们送去一些米面、食品、水果和饮料。他们特别欢迎我们到访，给予我们热情款待。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发现他们有着奇特的文明。

       一是他们的寒暄特别冗长。经常陪同我们进行走访的撒哈拉维人民解放阵线联络官，每次见到他们部队的官兵或游牧民，都会从头问到脚，问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好吗？他们这样问候的时候，相互不关注对方，只管自己低着头嘴里不停地叨咕。我们观察员只好耐心坐在那里，等他们叨咕完长达几分钟的问候后，才切入正题。

       二是他们的茶道特别讲究。不管是他们的军区司令官、哨所官兵，还是游牧民家庭，都会用他们独特的茶道招待我们，而切基本都是中国的绿茶。他们煮茶的工序特别复杂：先用小铜壶灌满水放在炭火上烧开，再放里茶叶和白糖煮开，然后把茶水空到两个像二两口杯一样大小的茶杯里，进行反复折倒，折倒十多次，再倒回茶壶里继续煮，煮开后再继续这样反复折倒。就这样反复煮开六次，最后将一杯茶水按我们到访的人数，分在几个茶杯里，递给我们喝。每个茶杯里也只有一口茶水，但特别甜，略带苦味，粘糊糊的口感。随后，他们在茶壶内倒入凉水，放碳火炉上继续煮。煮开后，不再加茶叶和白糖，只是折倒。煮开六次，再分给我们喝。第二杯茶纯甜的味道，没有了苦味。他们接着再加入清水煮第三遍茶。第三杯茶特别清淡，几乎和白开水一样的味道。联络官给我们讲解三道茶的含义：这三道茶，相当于人的一生，第一道有苦味，意思是先奋斗吃苦；第二道茶纯粹甜味，是说人们经过奋斗，苦尽甜来；第三道茶非常清淡，意味着人们度过一生，最终平平安安离开人世。

      三是他们的坟墓很特别。一次我带队进行地面巡逻，遇到一片空旷地，上面有一些半埋在沙土里的石头，这些石头和拳头一样大小。仔细一看，是用石头摆的图形，像人体姿势一样，有仰躺的，有侧卧的，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我问人民解放阵线联络官：“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是坟墓。撒哈拉维人死的时候是什么姿势，就用什么姿势埋进坟墓，在坟墓上面用石头摆出埋葬时的姿势。

我与女搭档吉蒂上尉访问撒哈拉维游牧民家庭。

撒哈拉维人民解放阵线士兵让我骑上他放牧的骆驼。

      (5) 巧妙调解观察员内部矛盾

      10月10日，我结束第三次休假回到阿瓜尼特观察员队。因为我是本队的人事官，所以刚下飞机，美国、意大利、孟加拉、阿根廷等国的军事观察员就纷纷向我汇报情况。

       他们似乎义愤填膺，非常冲动，对我说：“曹少校，你去休几天假，咱们队里就乱套了。法国队长太傲慢了，太气人了，连我们的正常休假都不批准。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呀......”

       他们反应的情况在我意料之中。他们说的这个法国队长叫胡伯特，少校军衔。美国队长李克少校期满回国后，胡伯特就从别的观察员队空降到我们队，接替了队长职务。他刚到我们队， 就从他原来的队里传来了关于他的消息：胡伯特在那个队担任副队长，大家对他恨之入骨。他刚一离开那个队，那里的观察员们就把他的照片钉在靶心上，乱箭齐发，扎得稀巴烂。

       此人在原单位名声不好。但到我们队后，工作很认真，很卖力，不过还是暴露出了他傲慢的本性。他小个子，黄胡子，经常对人吹胡子瞪眼。一些人找他请假，他总是两肩耸起，两手向外一摊，长吹一口气，阴阳怪气地说：“不行，我不批准，我是这里的司令官。” 他说完，扬长而去，不给队员们进一步说话的机会。队员们拿他没有办法，恨之入骨。

       今天听到队员们反映情况后，我预感到会有情况发生。别的国家的观察员对胡伯特敢怒不敢言，但美国的观察员可不会惯他的臭毛病。

       果不其然，晚间例会，全体人员到齐时，黑肤色的美国上尉雷吉和白肤色的美国少校詹姆斯拍案而起，对胡伯特队长大发雷霆。

       雷吉脾气暴躁，首先指着胡伯特开骂：胡伯特，你不要太傲慢，不要太不尊重人，不要把我们当成小孩子对待，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你不尊重我们，我们也不会尊重你！

      詹姆斯也指着胡伯特骂了起来：胡伯特，你不要滥用职权，你只是个小小的队长，不是司令官。我们知道，你有南部战区司令官法国上校给你撑腰，但你也不能太放肆。你和我们一样，都是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所有观察员都是平等的，你不要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

       我看到胡伯特气得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于是打断了吉姆的话：吉姆少校，雷吉上尉，请冷静，有话好好说。到底怎么回事？

       詹姆斯气愤地说：我们让他审批休假申请，他不搭理我们，太傲慢了！

       胡伯特用气得发抖的右手食指指着詹姆斯和雷吉，但嘴里发出对我说话的声音：曹少校，你是人事官，你给评个理。全队这么多人，都想在圣诞节和新年回家休假。如果都走了，谁来巡逻，谁来值班？你说，我能批准他们休假吗？特别是这两个美国人......

        “不许你用那个手指头指着我们，那是骂人的。” 詹姆斯和雷吉异口同声打断了胡伯特非常慢速的英语。

       我理解西方人想回家过圣诞节的迫切心情，也理解胡伯特队长的难处。于是站起来对大家说：请大家安静，不要争吵了。有许多朋友想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回家休假，这是正常想法，我很理解。但按照联合国规定，我们要有70%的人员在这里值班和巡逻。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怎么办呢？作为人事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圣诞节和新年分开过，每个朋友只能在家过其中一个节日。过圣诞节的朋友要提前回家，保证12月26日归队，过新年的朋友在这天离队开回家，因为这天是补给日，有飞机，之后两天没有飞机。请大家表决，同意这个办法的请举手。

       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员全都举起了手，异口同声高喊：“同意！”  就这么简单，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

       会后，胡伯特队长找到我，说：非常感谢你，曹少校。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过了几日，胡伯特又找到我，说：过些日子，我就要离开这里。我想向战区司令部推荐你接替我当队长，你意下如何？

       我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和好意。但我不想当队长。

       他很不理解，问道：你为何不想当队长？这是很多人想要的。

       我说：不为什么，我对权力不感兴趣。只想做好自己，把维和任务完成好，不想多管事。

       其实，除了我不想多操心管事以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在南部战区的另外一个观察员队，已经有一名中国军事观察员担任了队长职务。如果让我当队长，就会免去那个中国人的队长职务。在一个战区，只能有一个中国人担任队长，这主要是联合国考虑国籍平衡。

我们的空中巡逻直升机贝尔-212。

我们空中巡逻队为执行任务做准备。

     (6) 空中巡逻遭遇沙暴

       在特派团的第二个任期，也就是后半年，我被调到了沙漠防线西侧的欧姆得里加观察员队。这个队的任务区范围大，战线长，而且丘陵多，摩洛哥占领军阵地也多，我们观察员的巡逻任务特别重。光靠地面巡逻，根本无法完成任务，所以，每周至少遂行3次空中直升机巡逻任务。每次空中巡逻特别辛苦，一是从空中用肉眼核查摩洛哥军队坦克、装甲车、火炮等武器的数量和型号，非常不容易，二是飞机在摩洛哥部队阵地和哨所上空盘旋，一会爬升高度，一会降低高度，上下颠簸得恶心，噪音震得耳鸣；三是遇到沙暴有生命危险。但这是任务，必须执行。美国飞行员还特别喜欢每天都这样飞行。他们说，一两天不飞，对飞机安全性就心里没底，再飞就要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很麻烦。

       1994年4月1日，我们执行一次非常危险的空中巡逻任务，差点光荣了。

       这次巡逻，一共有四人参加，我担任巡逻队长，另有一名法国上尉和一名肯尼亚上尉担任队员，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和柬埔寨维和行动的美国飞行员埃姆季担任飞行员。上午8时，埃姆季已经把贝尔-212飞机准备好了，我们三名观察员一起来到飞机旁，我下达了侦察任务指令和飞行线路，埃姆季照例讲解了飞行安全程序。我们登上飞机，戴上飞行头盔，以便进行无线电通话。我在副驾驶位置就座，两名队员坐后仓。

       埃姆季启动了引擎，发动机转速不断加快。“曹少校，飞机准备好了，是否可以起飞？”我的耳机里传来了埃姆季厚重的声音。“请起飞！”我回答。

       贝尔飞机缓缓离开地面，吹起一片浓浓沙尘。飞机很快进入平飞状态，埃姆季分别向观察员队值班室和特派团总部飞行控制中心报告：“飞机起飞，飞行正常！”

      我们很快飞抵目标上空，飞行高度50米左右。从一个目标飞到另一个目标，从摩洛哥占领军纵深的二线部队上空飞到一线前沿哨所上空。沿着曲曲弯弯的沙漠防线盘旋飞越20个摩军阵地。尽管摩军非常反感我们的空中侦察巡逻，但每个阵地的官兵都会钻出碉堡，向我们挥手致意。

       我们结束空中侦察巡逻任务后，脱离目标区。飞机爬升到1000米高度，开始加速返航。突然，不知从何方向袭来一股沙漠风暴，把贝尔-212卷入其中。我从挡风玻璃往外观察，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感觉飞机被狂风卷起的沙石打得严重颤抖。我们一行四人都捏着一把汗，谁也没有作声，屏住呼吸，心中有同样一个念头——这次肯定光荣了，只能祈祷上帝保佑。

       我用眼睛的余光关注左手边的埃姆季，因为我们此时的命运操纵在他的手里。只见他双手紧握操纵杆，两眼直勾勾盯着前方，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他额头上滚落。他不断拉升飞行高度，摸索着向前飞行，以免撞上山丘。

      大约5分钟后，贝尔-212飞机成功钻出了沙暴，平稳降落在我们观察员队停机坪上。我们四人跳下飞机，衣服湿透，满眼泪水，紧紧拥抱在一起，异口同声呐喊：我们没有死！我们还活着！我们胜利了！

       回到餐厅，我从冷藏室拿出通化红葡萄酒，斟上四杯，我们四人共同举杯，庆祝我们大难不死，战胜沙暴，取得最后胜利！

飞行员埃姆季和机械师在吃饭。

我带队访问摩洛哥占领军某军区司令官，在司令部游泳池旁与司令官及其夫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