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片量角仪的美篇

尺片量角仪

那年，在寒冷的冬天里等着春天的到来

（一）

　　1977年是多么艰难的一年。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点不为过。那时候我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员进驻到了一个远离县城，永川与璧山、铜梁交界的山区九龙公社。工作队安排我为场镇大队的工作组副组长。公社工作队长是一位南下老革命，文革前的副县长李秉春。他语重心长地给我说：因为地处场镇，人员情况最复杂，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副队长兼我这个工作组组长的是区公所组织干事杨仕海，三十多岁，个子不高 ，瘦削的身材，浓眉大眼，没有当过兵却一年四季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旧军装。开会几乎从不发言，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着烟，透过烟雾看远方。他们安排我住在了两个重庆女知青刘玉兰和李雪芳的家里，与她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里推开门窗就开门见山，一切都很安静甚至原始，唯一让人感觉与现代社会有联系的就是每天站在家门口，远远的能看见公社办公院门前的场口有一班县城开来的公交班车，这似乎是这里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工作队员们特别是有文化的组长们会用各种理由每天从四面八方步行几公里赶到公社领取报纸。李秉春队长则每天早上皱着眉头抽着烟在公社门前焦急的等待着运送报纸的班车到来，不看完这些报纸他心神不宁。每次会上他都沉痛的说：我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见证者，那时候真惨啊！现在的情况已接近那个时候了，农民已经没有粮食可吃了，有的连明年的种子都吃完了，以前说没粮吃可以“瓜菜带”，现在连瓜菜都没有了啊！不知道党中央知道这些情况不哦？！

   一天李队长领着杨组长和我在村里边走边看。他指着场镇边的小河沟旁的空沙地说：这些枯水季节就可以利用起来种菜。不要种小麦，季节太长，收获也少，就种菜，哪怕种过季的红苕藤也行！只要它能长出来，农民们就有吃的！我隔着山坡喊话，召集了大队支书和几个生产队长，就在河边地头分好了各自生产队的地盘范围，下午沙土里就种上了菜。那天以后，农民们看我们的眼神就有些不一样了。

这里的人穷，希望工作队的同志能给他们解决温饱问题。我知道他们需要我们，可是我更知道自己的梦想是在大学里读书学习。但是种种原因我无法报名参加当时的高考。这让我非常郁闷却又无人可以述说。

　　公社的播音员是个女知青，高挑秀气的王伟，她父亲也是个南下干部，原是地区农委主任，由于这个底牌硬，她虽然下乡到了这偏远山区，但是謀到不用干农活的事儿算是很舒适的了。她是个文艺青年，天天在广播里播放刚刚开禁不久的歌剧《洪湖赤卫队》。不论什么时候，我一听到就跟着广播里大声唱，歌剧里的每一首歌曲我都唱得很熟悉，大家都认为我唱得与广播里没什么区别。有一天我一边给两个知青妹妹做饭一边大声地唱歌，走出门口就看见两个打着光脚拖着浓鼻涕的小孩在家门外痴痴地站着。见我出来，喜笑颜开，黑漆漆的眼睛放着光。大一点的不过五六岁，舔了一下嘴边的鼻涕说：我以为是你的广播在唱哎！我拿了两个热乎乎的准备晚饭吃的红苕给他们，孩子们一点不客气拿着就大口吃了起来。在旁边山坡上干活儿的孩子妈妈见他们久未出现在她的视野里便寻找了过来，看见两个孩子的吃相有些不好意思。说：刘同志莫笑话他们到处像讨口子一样要吃的哈！我说：没关系，娃儿吃长饭，是要吃得些！不过你们家娃儿长得胖乎乎的，还不错哦！她尴尬的笑了：刘同志，不怕你笑话，他们好久没沾过粮食了。他们不是胖，是肿！说罢拉着娃儿的手一按，手背胳膊上都是一按一个坑。她又按一下自己的脸，胖胖的脸也是一按一个坑！我惊呆的望着她，寒风中的她衣襟褴褛，两根发辫凌乱的从两个耳朵上方梳下来，像枯草藤蔓，傻傻的样子，背上还背着一个同样流着鼻涕的奶娃。我觉得这些农村妇女真是愚昧无知，自己都穷成这样了还不停的生孩子，她有四个娃了，她怎么养得活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哦！但是这就是农村妇女的现实生活。我叫她等一等，转身进屋，拿出了自己节约的10斤粮票和五块钱。我塞到她手里说，现在粮站可能还没有关门，你去买点米给娃儿们煮点饭吃吧！她一双粗糙的手不停的颤抖着，几乎想下跪的感觉：刘同志，我不晓得该啷个感谢你哈！反正二回你随便说啥子我们家都听你的！两个女知青收工回家我给她们说了红苕拿了两个给“胖娃儿”吃的事，她们告诉我：这个女人的老公就是脾气很“古撑”的古时洪，家里人多，都很能吃，夏天撘谷子有饱饭吃的时候，他们家的娃儿吃很多，胀得肚脐眼儿都歪了，在生产队很出名的。对于我把今晚晚饭的红苕自作主张拿了两个给她的娃儿的事，她们很大方：没问题，古家的娃儿不会天天来守嘴的，他们家管得严，穷是穷，但是没得偷偷摸摸的坏习惯。

（二）

　　冬天的夜晚黑得早。待我们吃完了晚饭，天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不知什么时候，隐隐约约听见坡上生产队保管室方向闹麻了，声音越吵越大，有人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在喊，互相对吵。不久，住在我们山坡对面的大队唐支书气色凝重的出现在知青屋门前：刘同志，出了大事了！生产队保管室遭偷了，明年的谷种被偷了一半走！现在大家商定挨家挨户的搜，反正家家都是没有粮食的，而且生产队的稻种好辨认，谁家里有就是谁偷的，只有这个办法了。你是不是做个见证人跟我们一起去看看？我愣住了：生产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去挨家挨户的搜？不合适吧！唐支书说：现在大家都气炸了，都在赌咒发誓的说非要查个明白不可，他们已经从叶家院子开始搜了，你最好还是去看看吧！我提着玉兰准备的马灯，跟着唐书记沿着田坎路踉踉跄跄的来到叶家大院。这个院子主要住的叶姓人家，也有个别外姓人家，古时洪家就住在这里。闹得最凶的人叫叶大明，他爸爸是街上供销社负责人，他个子不高，精瘦，但是仗着他爸爸的人脉他在生产队也是说得起硬话的人，唐支书和队长都有点顺着他，缺肥料的时候，他爸爸从仓库里“扫”一点“鱼蛋肥”（尿素）就够生产队用的了。叶大明带头叫从自己家搜起，打开粮柜之前，他捂着柜盖说：先说明白，我才去街上找我爸爸借了谷子回来的！打开柜子，果然满满一柜谷子，品种与保管室的谷子是一个品种。有其他人站出来作证：下午看见他从街上挑回来的。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柜盖上有新鲜的煤油灯被打倒了的油迹，柜子里与盖上的缝隙对应的谷子没有煤油迹，但是刨开上面的，下面的谷子有油迹。柜子里的谷子应该是天黑以后才倒进去的。他避开我的眼光说，我是吃了晚饭后才倒进去的。然后炸啦啦的喊着去看其他人的粮柜。到了古时洪家，房间地上赫然放着一担与保管室一样的谷子，一称斤数，与保管室失盗的数额差不多。厨房里还有白米饭，椅子上还有白米白面。叶大明一下就爆跳了起来：就是他！偷儿贼！抓起来！押到公社去关起！明天去游街！古时洪红着脸大声争辩：我今天天不亮就出门翻山到铜梁那边亲戚家借来的，刚刚才拢屋。那白米面呢？！是刘同志下午给的粮票和钱才到街上买回来的。大家全部看着我。叶大明挥舞着瘦瘦的胳膊跳着说：“哪个看到你担回家来的？！不管怎么说，没得人看见你担回家，又从你家搜出来的品种和数量都一样，你就是偷儿贼！哪个不晓得你们家是穷昏了的人！你们铜梁那边的亲戚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品种铜梁那边有没有都难说！你们饿昏了居然偷我们生产队明年的种粮，好大的胆子！绝不轻饶你们！”然后嚷嚷着招呼大家一起上，要动手把古时洪捆起来送到公社去。古时洪人不高，但是出了名的力气大，他顺手操起一根扁担要打人，房间不大，眼看就要出人命了。唐书记大声吆喝着：“都不准动！”古嫂站出来带着哭腔大声争辩：捆不捆起来不是你说了算！这里有唐书记还有刘同志在！看他们啷个说嘛！我反正听刘同志的！我看一下唐书记，他脸色发青，说：捆啥子捆哦！这哈半夜三更的弄到公社去，哪个给你守人哦！叶大明吼到：我去守！我们生产队的人打起轮子去守！唐书记看他一眼：有啥子事明天到公社去说！古时洪一家大小都住在这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也表态：同意唐书记意见，现在事情到此为止，大家先回家睡觉，明天上午古时洪跟我到公社去听处理意见。

　　第二天早上，古时洪一早就到了我们知青屋门前，一句话不说跟着我朝公社走去。走到河边一阵寒风吹过，我猛地一个激灵，顿时悲从心起，如呻吟般的“月儿，高高～挂在天上，秋风阵阵，湖水浩荡～”，唱起了《洪湖赤卫队》片段，自己咬牙切齿的哼着，明显感觉到声音的颤抖。过河边石桥的时候，一言不发的古时洪突然打断我的歌声：刘同志，我晓得你是个好人，我给你说实话，我绝对没有偷保管室的谷子！然后不再说什么了。走到公社，杨组长一反过去笑嘻嘻的常态，一脸铁青的带着工作组另外两个同志站在公社的侧门等着我们。待工作组的同志带着古时洪走进一间土地高低不平的空房间，杨组长转过头来黑着脸对我说：昨晚不该同意他们去搜家，太被动了！我说，又不是我让他们去搜的！他们去都去了，唐书记跑来叫我去当见证人的。他摇摇头，带我走到李队长办公室。李秉春是出了名的爆脾气，他的脸色更黑！两只眼睛盯着我像要冒出火来。我又没做错事，我心里不虚他，反看着他。他有些激动，用手敲着桌子问我：“你晓不晓得这个生产队很复杂？！当年征粮工作队在这里就是被这个地方的人向土匪告密没有武器，我们的同志被土匪围剿牺牲了很多人！？”我平静的看着他说：“我晓得。我调查过，古时洪一家三代贫农，亲戚中没得地富反坏。这次保管室谷种被盗，与你怀疑有历史问题的那家人没得关系。”“你知道？！你调查了吗？！你凭什么说他们没得关系？！””我住的地方是保管室到场镇的必经之路，你怀疑的那家人住在场镇，我们的知青昨天下午和晚上就在那家人家的河边上清洗晾晒来年养蚕的钵盖。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家的人从我们门前经过。”看到没有阶级斗争新动向，李队长有些泄气。“那你说是哪个偷的？！”一旁的杨组长幽幽的插话说：“已经安排人在排查了。”李队长很冒火的盯着他：“你们的工作太松懈了！平时为什么不把可疑的人员进行排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一个二个的都心中无数！你这个组长怎么在当哦！”一向温和的杨组长突然强硬了起来：“我这个组长不够格你随时可以撤（据说李秉春副县长以前下乡检查工作，遇到不满意的干部，走在田坎上就把人家撤职了，在文革中因为这些事他被批斗惨了）！但是当前这个问题该啷个解决嘛？！上面的人都可以天天说大话自欺欺人，我们基层干部天天必须面对群众开门油盐酱醋茶和吃饭，现在哪家屋里有隔夜粮？！你说要排查，怎么排查嘛？家家都没有吃的，人人都是嫌疑犯！我们共产党员，吃公家饭的人天天都可以吃饱肚子，但是你去怎么面对这些贫穷得让人可怜的老百姓嘛？！”李秉春队长的脸色由黑变红，又由红变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以前书上描写的表情转换，原来是真实的存在。我清楚的看见了李队长瞪得溜圆冒着火的眼睛慢慢寖出了水。他突然别过脸去，我看见他的颈上血管突出，似乎还看见了“突突”的跳动。他好像咽了下口水，缓缓的说：通知各工作组长到公社来开会，叫他们先统计一下，哪些生产队已经没有谷种了，哪些还差多少，哪些家庭已经断炊了，到各种蔬菜出来之前，大家的粮食能维持到什么时候。

我退出了李队长的办公室。去审问古时洪的房间门口看了一下，他像个犯人一样蹲在地上，房间里没有桌子，两个工作组的同志坐在同一条细长凳子上一边问话一边在膝盖上的笔记本上记录着，由于地面高低不平，两个同志需要不停的保持凳子的平衡。其中有一个是瘦弱戴眼镜的老刘，是我们工作组的同事，他是文革前西农毕业的高材生，说话慢条斯理的，非常理智的人。我放心的离开了。

　　找到广播员王伟，给她一块钱，请她这几天中午的时候找人在厨房里打点饭给古时洪吃。像这样关在公社审讯的人，除非家里有人送饭，是没得饭吃的。王伟不要我的钱，说她的爸爸王太高与我妈妈是一个村子的人，她爸爸还叫她在生活上照顾好我，政治上要向我学习。她说她也不好直接去给他送饭。突然她对我诡秘一笑，说带我去看一个人，说完就拉着我去了厨房。她与厨房师傅东拉西扯一阵后，问“XXX去哪里了？”师傅说，还能去哪里？担水去了啥！说话间，一个白白净净高挑的小伙子挑着一担水进了厨房，由于不熟悉环境，挑着的水桶不是撞到门框就是碰到灶台，一桶水洒得门槛厨房到处都是。厨房师傅喊了起来：我不晓得你这个知青是啷个在当！挑桶水都铺天洒地的！这个厨房弄得愣个湿，有人哒了筋斗啷个说嘛！那个小伙子红着脸不敢回话。王伟使个眼色我们就回到了她房间。王伟神秘兮兮的告诉我：他是X大队的重庆知青，跟他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耍朋友，遭李队长抓起来关到公社来了。我大吃一惊：那个团支部书记我认识，是个当地农村姑娘，人长得好看，皮肤白白的，柳眉黑眼，不太像个农村姑娘。记得有一次她在团支部书记会上交流她如何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介绍她的经验：要说什么话必须想好，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话，想不起来的时候可以“嗯、啊”的拖一下。这么机灵的女孩，怎么去跟知青耍朋友！？王伟告诉我，他们两个耍朋友遭工作组的同志抓了个现场，把李队长气惨了，立马叫工作组的人把他弄到公社来了，对外说喊他这几天到公社厨房帮忙挑水，实际上是要教训一下他。还叫工作组的同志对外保密。中午吃饭的时候，王伟多打了两份饭，拿了一份给那个知青，叫他给古时洪送过去。我和王伟刚端起碗，李队长就和杨组长走进了食堂。食堂没有凳子，大家围着桌子站着吃饭。饭菜很简单，李队长吃的馒头，一碗没有油水的青菜汤。我们是白米饭，一碗青菜汤沾辣椒面。没有其他人在场，李队长从王伟不能在这里耍朋友说起，谈到了那个知青。李队长恨恨地说：“妈的！人家那个团支书是个高中毕业生，农村要培养出个高中毕业生多不容易啊！而且还是个女孩子，这样的年轻人不好找，我们还想好好培养她呢！遇到这小子去祸害人家！真是坏呀！”杨组长笑着说：“年轻人，两个对了眼，感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哪里是啥子坏嘛！”李队长脖子一拧：“我要是那个男知青的爸爸的话，绝对不准他找个农村姑娘！看我不打断他的腿！不过我的儿子没这么傻，不会干这些事的。”他说：“这个男知青的爸爸还是造船厂的工程师，妈妈是医生，会允许他这样胡来吗？！这样搞别个，名声弄臭了，以后招工，人家会推荐他吗？！我这是在帮他爸爸妈妈管教他！”我认真的看了他一眼：没想到这么个粗老头心地还是这么善良的人，解决这个事情还是挺有人情味的。王伟嬉皮笑脸的问他：“李叔叔（他们都是山东人），你只晓得说我不准耍朋友，你啷个不说她呢？她也是山东人啥，年龄比我还大些，你也可以管一管她呢！”她用筷子指着我说。杨组长不等李队长说话就先笑起来了：“她？！放心，她脑壳想的跟你们这些知青不一样。”李队长把嘴一撇：“她吗？还用我来管吗？！她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这方圆几十百把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她能看得上的人！就是有人看上了她，她现在也不得考虑这个事的！”我白了王伟一眼：人家教育你，你还扯到我头上来了！看嘛，扯不上关系哈！说完我就收拾碗筷去了厨房。

　　出来的时候，遇见了围着一条脏兮兮的白围裙的供销社叶主任在过道上张望。看见了我，马上解释说：公社说今天下午要开工作组长会，李队长关心大家，问今天杀猪没有？如果还剩得有，就给组长们打个牙祭。正好还剩得有，我就送过来了。我点点头，准备离开，他喊住了我：刘同志，我娃儿生产队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我说：不存在麻烦，既然发生了，只有面对啥。他说，今天杀的猪儿有点肥，还剩了点肥肉，想请你给知青玉兰雪芳带回去，重庆知青，到这么偏远山区来，造孽。我知道他是想来拉我的关系，探听点什么，他肯定知道我是在怀疑他儿子偷的。我说：我还要开会，下午回去不了，让我带回去，可能不太方便吧？他尴尬的笑一下：哎呀，刘同志，我那娃儿从小读书就不得行，要不然会打算盘会写字的，到供销社来工作多好的嘛！我点点头。他看着我说：“他们过得不容易呀！”我也看着他，慢慢的平静的说：“大家都不容易。”他愣了一下，好，你忙你的，我找人带给她们就是了，这是我的一片心意。然后转身离去。

晚上回家后，我把唐支书叫到门前，把下午会议精神告诉了他，叫他马上召集各生产队队长开会传达，两天之内统计好。他很高兴，说看来李队长是要找上面要储备粮了，他真是菩萨心肠，我们一定做好工作，保证完成任务。他要离开之前，我告诉他：古时洪跟着我回来了，明天上午工作组的同志带着他去铜梁那边调查一下。他点点头，说道：刘同志，他们两家有矛盾，我不好说得。我也点点头，示意我知道。

玉兰雪芳两个脸上油光光的，眼睛也放着光，满屋都是猪油香。她们端出了白糖沾着的猪油渣叫我吃，说叶主任给她们猪油是沾了我的光了。我摇摇头，说在公社打了牙祭的，叫她们自己慢慢吃。她们告诉了我古时洪与叶家矛盾的来龙去脉。原来，叶家院子本来只有叶姓人家住，土改的时候，贫农古时洪的父辈兄弟也分了两间房，他们家劳动力好，勤快，两代人都生的儿子，借分家的时候又盖了好几间房。特别是古时洪，老婆生的几个儿子，叶大明的孩子从小体弱多病。农村人，有点什么不满意的事就爱把裤裆里的东西扯出来说，惹毛了，什么话都骂得出来。论力气，叶大明远远不是古时洪的对手，论吵架，叶大明老婆整不过古嫂，一来二去的仇恨结深了，前几天为生产队分点菜还差点干仗。生产队里谁都打不赢力气大的古时洪，叶大明不敢逞强，他老婆被当众羞辱，回家哭了一夜。躺在床上，我望着漆黑的窗户，听着两个女知青说的话，想起了那些离开了农村在上大学的同学和知青们，心里有点难受：也许他们现在也睡在床上像我们一样正兴奋地摆龙门阵，但是她们说的肯定是城里学校里的新鲜事，或者是在讨论一道题。而我却在这远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山咔咔为这里的贫穷落后和人们的愚昧狭隘操碎了心。嗨，真是人与人不同啊！农民们已经这样苟且的生活了千百年了，怎么才能改变这个现实状况呢？生活在底层的贫困农民可怜但是有时也可恨。农村基层干部真是难当啊！

（三）

　　第二天早上，我带古时洪到公社后，杨组长叫我跟他一起去各个生产队转一转，看看队长们是否召集大家开会在认真统计相关数据。他说就怕队长们“拍脑袋”，自作主张，没有把真正困难户的情况收集起来。他说，这段时间各个公社几乎每天都在捆绑一些偷儿贼到公社关起来。其实这些人都是穷得没得办法了，造孽呀！我们边走边看边问边聊，不知不觉走到了二队的烈士墓跟前。杨组长顺手把一路上采摘的野草野花放在了烈士墓前。他摘下军帽夹在胳膊弯下，掏出了烟用火柴点燃，喃喃的说：我也不晓得你们生前抽不抽烟，哪些人抽烟，我就点燃一支敬你们大家哈！一阵寒风吹过，卷起了坟前的枯草。墓碑上有的有名有姓有籍贯，有从河南河北来的，有叫二狗、狗剩的，还有的没有姓名。杨组长说，这些人这么远来到这里，应该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没想到最后埋在了这里。这么多人没有姓名，看来是从不同的部队抽过来的，互相之间都还不熟悉就共同的埋在了这里。他捡起了墓前的烟，自己抽了起来，坐在了一块石头上，眯着眼睛指着远处的高山：那里就是三个县交界的地方，三不管，加上这里穷，一直匪患严重，国民党时期三个县政府都不愿意出钱剿匪，而且这里离县城远，有匪患也对县城无害，一直到解放。解放后主要矛盾在县城，政权的建立，老百姓的粮食问题等等需要大量的人力去解决，以为农村相对安全，所以派来保护征粮队的解放军也是临时抽调的，子弹不多。结果土匪在镇上茶馆侦查晓得了这些情况，那天晚上下山来抢粮食，这些同志都牺牲得很惨烈。第二天解放军增援部队只来了一个班，就把土匪赶跑了。据说两个解放军战士为了报仇，端着机枪去山上追，两千多土匪像“鸭儿扑水一样”四处逃窜，鬼哭狼嚎的。但是，一切都晚了。我默默地看着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叹口气：唉，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他们在九泉之下晓得老百姓还是缺吃少穿的，不晓得心里面怎么想？从他献花点烟起，我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听了这些话眼泪水差点流出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扬着灰尘从前面的公路驶过。杨组长拍拍屁股站起来：走，报纸来了，回去看报纸去了！

仔细的老刘带着工作组的年轻人走访了好几个地方，调查结果与古时洪说的话一样。叶家表示不服，认为是古家连夜派人去串通了口径。一天，杨组长在街上“偶遇”供销社叶主任，互相递烟时“漫不经心”地说到了这件事，然后说到：没得证据，不可能再做什么了。过几天战略储备粮发下来了，其实当时全国都一样，储备粮非常有限。大家都认为是李县长面子大，才要得下来。对李队长和工作队都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也不再带古时洪去公社。

要过年了，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1978 年底，我从工作队回到了大安区公所（原石庙区公所）。一个同样寒冷的冬夜，我们在会议室集中收听重大新闻：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他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一次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时期的伟大转折。

那个夜晚，我一直在颤抖。党的基本路线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认识一切事物，处理一切事情都不再用阶级斗争眼光，一切工作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知道，改变国家、农村农民和自己命运的时候终于到了。

   写于2019年12月20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开）

之所以对这件事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三十多年前在党校学习的时候，有同学曾经问过我：工作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我觉得当时押着古时洪到公社去接受审查的事情真是有些无奈。从那以后，我在工作中都注意观察，决策之前尽可能掌握更多的信息。因为你看到的、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的。手中有权，决策造成的错误可能很难弥补。因为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

文章中的事情都是真人真名真事情。只是杨组长的名字不准确。他当时是区公所组织委员，我是团委书记，虽然共事几年，但是大家都习惯称呼这个从来没有当过兵却总穿着旧军装的组织干事为杨委员。四十多年过去了，自从我离开了那里，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只记得这个熟悉农村基层工作的杨委员开会几乎从不发言，只是抽烟。我问过他：为什么总抽烟？他说：没事干，手没地方放，拿支烟玩。就像现在的人，没事看手机一样。

我调到县委工作后，与李秉春副县长经常见面。他夫人白白净净的很斯文，夫妻俩是以柔克刚的典范。

两个重庆女知青刘玉兰李雪芳，一个白净秀气善解人意，一个浓眉大眼憨厚实在。我离开之后也与她们失去了联系。

王伟后来在重庆大学旁边的重庆市药剂学校读书，还专门去我家看了我母亲。后来也没有了联系。

不知道现在他们还好吗？

大约十多年前，我去永川，专门下高速公路绕道去了九龙公社，现在叫金龙乡。在场口望了一下：当年平房四合院的公社已变成砖混结构的办公楼。我没有进场镇，准备去烈士陵园扫墓，却发现烈士墓已搬到县城的烈士陵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