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侠义精神

苦茶

　　人类文明史上，产生过许多关于信守承诺，舍己为人的精神信仰，这些精神信仰的共同性在于都是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或对象而牺牲自我，因此抽象出来的某种理想化的价值观念。

比较被人熟知的是西方的骑士精神、东方的武士道精神和侠义精神。

骑士精神源自中世纪，构成了西欧民族中的“绅士风度”，主要表现在对于个人身份和荣誉的注重，对于风度、礼节和外表举止的讲究、崇尚精神理想和尊重妇女等。俄国哲学家别林斯基指出骑士精神是指“对个人的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牺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把女子作为爱和美在尘世上的代表及作为和谐，和平与安慰的光辉之神而加以理想化的崇拜等等”。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基于：名，忠，勇，义，礼，诚，克，仁等美德，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一个武士才能够保持其荣誉，丧失了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自杀。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主要源于“情义”，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在世界上各种价值观中，日本人的‘情义’是最奇特的——它是像利息一样不断增长的欠债、是不愿意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是人们背负的沉重心理负担、是深刻笼罩心头的阴影。 ”这种情义对于日本人是一种被动的精神动力。

　　中国的侠义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一样，同属东方儒家文化体系影响之下形成的表面相似的精神信仰。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盛唐时期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后对日本传统社会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其中“忠孝仁义”等是中日两国的共同道德规范，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中日两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共同精神根基。

但中国的侠义精神与武士道精神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它是源于内心的一种主动自觉的精神力量，是自我意愿之下承担一切责任后果的情感内驱力，与矛盾的武士道精神有着绝然的不同之处。另外，中国侠客与西方骑士的对于“风度、举止”的庄重感及日本武士道对于“名”的荣誉感的执念有着极大的差别，中国的侠客可以为了回报恩义而不惜自身受辱。

“侠义”一词出自清朝石玉坤《三侠五义》第四十三回：“是老贼的素日行为过于不堪，故惹得这侠义之人单单的与他过不去，生生儿将他两个爱妾的性命断送”。侠义一词出自清朝，侠义精神和侠义行为却并不是产生于清朝，而是清朝文人将这种精神力量通过演义的文学形式加以概括了出来。

　　侠义精神最早应是衍生于“忠义”的爱国情感，儒家思想系统总结和阐述了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内核，而最早的侠义行为却应该是儒家思想诞生之前的商朝末年甚至更早，“不食周粟”的故事大概是最早的忠义典范。《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后两人饿死在首阳山，展现了为国尽忠的精神，算得上最早的忠义之士了。

谈到忠义，不得不提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忠义形象代言人——关羽。东汉末年，关羽、张飞与刘备三人桃园结义，从群雄逐鹿到魏蜀吴三足鼎立，至其身死他手，关羽对刘备和蜀国的忠义至死不渝，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关羽不仅被佛教封为“珈蓝菩萨”，也被道教封为护法神，清代褒封其为关帝，崇其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民间感念其忠义也将其拜为行业神、财神。中国道教中有文财神和武财神之分，武财神正是关羽。至今许多地方仍建有关帝庙，许多南方商人家中至今供奉着关羽的神像。这种文化信仰，不仅牢牢扎根于华夏大地，还被华人传播至世界各地，全球华人世界大概都供奉有关羽神像，由此可见忠义文化影响之广。

　　忠义衍生出侠义，“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中国侠义精神的发展和巩固基于“恩义”、“正义”和“道义”，是一种自觉行为，一种充满浪漫主义荣光的意志，无论于理是合是悖，无论于法是正是违，必定仗义执言，拔刀相助，甚至肝脑涂地，是一种自我牺牲成就别人的精神追求。

“士为知己者死”，《水浒传》中，宋江常常仗义疏财，在好汉落难时刻搭救性命或资助金钱，使得好汉们感念其恩而与其结拜兄弟，在日后为其舍生忘死，以及鲁智深路见不平拳打镇关西等故事，正是源于“恩义”和“正义” 。而一百零八好汉汇聚梁山泊的奋斗目标，也是为了反抗压迫和为世间不平替天行道，体现了“道义”。

侠义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忠义表现的是人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同样为忠义所衍生出来的孝义，表现的是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孝义与侠义一样，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元素，也是东方纲常伦理的基本脉络。国是最大家，家是最小国。“百行孝为先”，孝义，狭义说就是善事父母；广义说，就是孔子说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由孝延伸出来的悌，也就是敬兄爱弟，合称为孝悌，共同维系着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孝义与侠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人最初必始于家庭，再走向社会，必是先有孝义而后有侠义，若不孝者，谈何为侠？

　　侠义精神不仅对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产生了价值导向的影响，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最高层次的侠义应是忠义，金庸在其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借郭靖之口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大侠们在江湖中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的故事，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个人命运与国家风云变幻的关系。金庸作品的时代背景大多是元明清时期，国家、宗教、社会组织与个人等相互交织在一起，演绎了各种家国情怀和爱恨情仇的故事。

说到明清的时代背景，有个因忠义和侠义而生的组织值得一提——洪门。洪门产生于明末清初，又叫天地会，最初是反清复明的民间秘密组织，后来发展成为了中国忠义和侠义精神在全球的文化符号，甚至后来发展成国家政治党派，这种植根于“义”的家国情怀，令世界为之钦佩。以至于当代港澳台的戏剧电影音乐等艺术也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展现的故事轴线大多是关于善与恶，爱与恨，勇与怯，忠诚与背叛等等，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长河，至今不曾断流，一定是有某些精神力量，把华夏各族的文化精髓牢牢凝聚在一起，在去除其传统糟粕后，我们能发现今天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里边，仍然包含着许多与儒家核心思想一致的内容。如果我们把这些精神力量用历史人物和故事具体展开，一定是一幅关于人、家、国三者全面交融，相互辉映的壮美画卷，而侠义精神，与忠义和孝义一道，必是其中一朵耀眼的奇葩！

2019年12月20日 于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