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烛光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他的突然辞世——从心梗发病到去世就几个小时，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生命的消逝，我却无能为力！！这让我们悲痛不已，我似乎一直都没有从这个状态中真正走出来，感觉自己消沉了许多，不愿多讲话，以至于想写点有关父亲的东西都没有那股子精气神。
其实要写他还真不知道从何下笔，提笔、放下，又提笔又放下，反复了多次。这几天秋风正紧，看着飘落的树叶恍惚间又唤起了我的思念之情！我父母结婚时父亲已经三十多岁，三十二岁生下我姐，然后每隔两年陆续生了我三兄弟，我是儿子里的老大，大家都说我相貌是最像我父亲的。

我祖父是教书的，在解放前名下有二十几亩薄地，解放后被打成地主。我父亲在解放那年进入县粮食局工作，1957年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到弋阳县城以北约四十公里偏僻的磨盘山垦殖场工作。我母亲本是浙江人，五八年，才十八岁的她携全家老小六口人逃荒到了弋阳结识了父亲，我们姐弟四人都出生在磨盘山。
从母亲的口中得知我父亲虽然是在县城长大的，却没有一点公子哥儿的娇气，干什么都认真细致，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那时垦殖场主要是垦荒造林工作，场领导让他负责林业队的工作，那些林业工人力气都是杠杠的，但没有一个扛木头、驮毛竹能干过我父亲的。我父亲解放前读过县初中，当时读书人不多，父亲算是个“文化人”，除了文才不错外还天生喜欢珠算，全场没有人打算盘速度能快过他的。因此我父亲在垦殖场前后担任过会计、队长、厂长还有老师。
从我记事开始，在我的印象中他很严厉，他平时和我们交流不是很多，但是他特别注重我们品德教育。他经常叮嘱我们做人首先要诚实守信，说出的话就必须兑现，如果谁说谎那他是一定不会客气的。他对我的要求更不一样，每次我和弟弟们发生争吵他首先都是先责罚我，有次我终于按耐不住嚷道“为什么总是骂我！难道弟弟没有错吗？”他先是一愣，然后才语重心长地说“因为你是哥哥，哥哥就像是火车头，你要带好头一切就好办了，如果车头不正后面的就歪了！”。虽然当时并不很理解这话的意思，但我以后再也没有提过此类话。

父亲为人友善，见义勇为之事屡见不鲜。有一年场医院有病人需要大量输血，父亲二话不说卷起袖子献出500CC的血，事后父亲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怪不得从我记事起我父亲就已经是个头发少的老头子了。他游泳时救过人，钓鱼时也救过人，其他接济他人的事更不胜枚举。
我到了八、九岁的时候，父亲就会经常带我上山砍柴、采蘑菇、挖冬笋。记得有一年冬天，大雪之后，父亲又带我上磨盘山最高的山“大王尖”采蘑菇。这年雪大得很，山上的积雪都没过了膝盖，走着走着，我突然看见了雪地上有一串脚印，很像小孩的留下的，我大声地喊道“爸爸小孩的脚印”父亲说“是野熊留下的”，我一下兴奋起来了！磨盘山还有熊啊！父亲笑着说，“除了熊，原来还有人看见还有老虎呢！”“啊！？”我心里咯噔一下。也不知道爬了多少时间，树林越来越密，高大的树木枝头压满了白白的积雪，山谷一片寂静，只有脚下踩着雪嘎吱嘎吱的声音。突然我听见山谷中传来低沉声音，我吃惊地喊道“爸爸什么响？”父亲一脸的警惕，听了一会原来是飞机，我们才放下心来。父亲走到一棵枯树边，低头寻找着什么，他回过头向我招手，“看，香菇！”，我跑过去只见那树底下长着一串香菇，大的绽放得像一朵小花伞似的，小的黑黑像小圆粿，用鼻子闻闻香味氤氲！父亲高兴起来说“香菇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地方，比如小溪边，山谷背阴面，温度不能太高”。磨盘山山高林密，山珍野果很多，在父亲的引导下我走遍了大小峰岭、沟壑山谷，到现在还时时会梦见磨盘山，我一直对大山有着特殊的感情。

因为是个文化人，却也带给他的不幸。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总场要起草一份报告，秘书写了几次都不能通过，于是领导就将任务派给了父亲。父亲没有听取妈妈的告诫，接受了写报告的任务，虽然报告很精彩，但是被当时的“造反派”抓住了一个漏洞，于是乎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全家被发配到垦殖场下的胡家山分场改造。那时我大概有四、五岁了，依稀记得我家住在一幢矮小的土坯房内，一到刮风下雨，到处漏雨透风。那年我家南瓜丰收，大的南瓜都有脚盆一样大，南瓜太多就单独放置在一个房间内，可是一到半夜就经常听见老鼠在啃南瓜，咯咯作响，可老鼠很狡猾总是抓不住，很是让人心烦。父亲观察半天，见很多南瓜都被老鼠咬出一个大洞，南瓜子壳到处都是，老鼠就是冲南瓜子来的！父亲心生一计，拿来一麻布袋，半夜悄悄地过去迅速用布袋口罩住南瓜洞口，老鼠一慌就跑进了设好布袋中，哈哈！真是好办法，抓了不少老鼠，大的都有半斤多重，父亲就将它们一个个都宰了，用辣椒大蒜一吵，吃起来真香啊！改善了我们的伙食。
说起伙食又勾起了我对那段峥嵘岁月中的往事。那时粮食很紧张，垦殖场吃的都是定销粮，大人每月才二十四斤大米，油水又不足，粮食就有很大缺口，总是吃不饱。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碎米，说是碎米其实就是米糠，父亲说给猪吃多么浪费，把它做成饼一定不错。于是大家吃了一顿糠饼，吃起来有点梗喉咙，可是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它拉出来，一连几天都拉不出屎，我们急得都哭了，没有办法，父母亲就愣是用小木棍把问题解决了，以后再也没有敢尝试了！还有一年，总场按照上级要求，粮食要自给自足，于是满山遍野种玉米，当年每家每户分得有好几百斤玉米，开始吃起来还不错，可是一段时间后胃口就倒了，母亲想着法子变换做法，玉米粥、玉米疙瘩汤、玉米饼等等，足足吃了半年的玉米，我们小孩哭着喊着要吃米饭，到现在我对玉米都敬而远之。碰上年份不好的时候，场里还没有食油供应，我们就会吃“红锅”，就是炒菜不放油的那种，长时间没有油水，一个个饭量大的惊人，粮食就更不够吃了，想想都后怕。

父亲是个孝子，祖母去世得早，祖父就一直跟着父亲生活，身体不好患肺结核很多年，都是父亲精心照料的。父亲是国家干部，经常在全县其他乡镇场从事中心工作，所以也常常没有时间照顾祖父。有一年父亲在南港口公社搞“社教”，得知祖父病重，那时交通不便，我父亲就是凭着双腿顶着雷雨大风走了上百公里当天赶回磨盘山。外公外婆后来回了浙江，父亲每年都会从不宽裕的工资收入中省出一部分钱寄给他们。
父亲一辈子都是勤俭节约的，从不乱花一分钱，记得有次母亲买了一块手表，为此两个人意见不一，吵了好几回。长哥当父，对两个弟弟确实情深义重，自从祖父去世后，父亲就挑两个弟弟的娶妻生子的担子，为了张罗弟弟的婚事他将家中仅有的一头猪宰了也毫不足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调回城里上班，先后去过林业局、外贸公司、最后进入了新组建的县审计局工作。父亲的秉性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在县里是公认的。那时审计局可是个权力部门，有些被审单位就会千方百计地讨好父亲，甚至上门送些礼物什么的，那时请客送礼都已成风气，但父亲丝毫没有松动过自己的操守，上门送礼的都被父亲一一回绝，搞得那些人灰头土脸地回去。所以我父亲被称为“来官不迎，去官不送”的清官，有的人甚至说我父亲固执。1985年我也参加工作了，每逢对我单位审计时，我父亲都会主动回避，从不以自己手中的权利为家人谋半分私利，父亲的品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然而，父亲对周围的农村“老实巴交的”亲友却十分地恭谦友善。解放前我父亲在上畈叶家村“水古祖祖”家曾躲过日本鬼子，父亲对他们一家就十分的尊敬。自从回城后，每年春节都带上我去他家拜年，红白喜事每每必到，亲得就像一家人。乡下的亲友来看望他他是最开心的，陪他们喝酒聊天，推杯送盏不亦说乎！常常就是一下午，不喝趴下一个都不算尽兴。
父亲个性顽强，毅力惊人，一般的小病小灾的从不放在心上，也不肯就医吃药。大概是他八十岁左右的那年，因为教孙子骑自行车示范时摔了一跤，倒在地上腿抬不起了，母亲急了，就打电话喊我过去，我一看就猜到八九分是断了股骨头了，他还倔强说“不可能，我就这么轻轻地崴了一下”。我没有理会他，送去医院检查果然是断了股骨头。他还用怀疑的口吻说“人就这么不中用了？！”。动手术上了钢板后，医生再三叮嘱一个星期内绝不可以下床活动。他哪里肯听，特别是在床上拉屎拉尿的事他不愿意麻烦他人，第二天一早医生早上查房时就没有发现他人，看见他在厕所里，医生就急了“你怎么这么蛮啊，出了问题我们可不负责的！”因为要过中秋节了，大概住了一个月的院我们就先把他接回家中疗养。医生再次叮嘱要用双拐，可是他觉得不方便，几天后就改成单拐。然后九九重阳节单位要召集退休老同志聚会，他二话不说就赶过去，还兴致勃勃地喝了酒，真是拿他没办法！别说他的腿还好的特别快，别人少则一年半载的，他几个月就扔了拐杖。父亲的生性倔强不服输，他爱喝酒，酒桌上任何人都不能挑战他，千万不要说“你还行吗？”类似这样的话，有时候喝多了腿脚走路就有点不稳，我们就会想去搀扶，他总是非常坚决地拒绝。

父亲还喜欢唱歌，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当年场部经常让父亲带领干部职工教唱歌曲，我识的简谱就是他亲自教的。他在闲暇时间总会高兴地唱上几段革命现代京剧或者歌曲。后来年纪大了，虽然不怎么经常唱了，但是每每遇上家人高兴去歌厅K歌，他老人家的兴致可不比年轻人差！

他患有高血压，原来也吃过几年的药，后来见血压好了一些就死活不肯再吃降压药了。我多次提醒他这样很危险，他听烦了就回了我说“我都八十五了，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似乎看淡了生死。以后的时光，他似乎有某种预感，有次他在聊天中突然说“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死了，你们都在哭，我就说不要哭，我都八十五了！”。2016年10月1日国庆长假，浙江的大舅父要过七十大寿，父亲对我们说“这次大家能去的都尽量一起去吧，我年纪大了，以后不一定都能去得了了”。这次去浙江之行，父亲兴致一直很高，在桌面上讲了很多话。在去方岩景区游玩的山路上，父亲浑身出汗，说腿软，一直落在后面却不肯别人搀扶，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所以大家都没有更多注意什么。到了半山腰天突然狂风大作，下起了大雨，大家纷纷穿起了雨衣，他戴着雨伞，上到山顶行走强度不大了，就有了阵阵凉意，姐夫提出拿雨衣给他穿会暖和些，他就是不答应。我了解他的秉性，就同他说“爸爸，我要拿照相机照相，穿雨衣不方便”，这才同意换上我的雨衣。一路上他不同寻常地总是瞻前顾后地招呼家人，反复地问谁谁在哪里，生怕谁会丢了似的。

我觉得父亲不是个善于表达情感的人，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没有起码是当面没有称赞过我，也许我的确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也就是1986年6月，我要去省城南昌培训学习，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出远门，那天要赶早上火车，父亲很早就起床了，当我提着行李走出家门的一刻，父亲在后面送别道“红光，好走哈”当时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再后来就是父亲去世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女儿从父母家下楼出来，突然听见父亲喊了一声“好走哈”，我们回过头看见父亲正趴在三楼的窗口探着头向我们挥手，未曾想过这竟然就是父亲最后的告别话语！

2016年10月15日凌晨5点左右，也就是浙江回来一个星期之后，是我刻骨铭心的日子，老人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也许是他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也许是觉得还像以往一样可以战胜病魔！他的逝去，让我感受到了家缺一方的寒冷，再也没有了父亲的慈爱温度，再也没有了父亲温暖的目光。我愿相信人是有灵魂的，相信父亲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还在殷殷关注着我们，愿父亲在天堂里过得安康幸福！

我父亲一辈子从没有入过什么党加过什么组织，没有享受过高官厚禄，但是他有的是高风亮节；家庭虽然清贫，但内心充实富有。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赤条条地来，坦荡荡地走！何尝不是一个圆满的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