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闲人非贤

　　自1977年邓公英明决断，恢复高考后，国内的众多院校几十年来为改革开放、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众多人才，在“厉害了我的国”的各个角落都有大学生的身影。每年的高考季，尽管成为众多孩子与家长不可逾越的坎，但也成就了众多孩子成名、成家，使众多平民后代改变了命运。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在这喜庆时刻，将自己的高考经历回顾一下，把那些埋在心底里几十年的情绪抖落出来，分享给同龄人或有过同样经历的人。

　　1979年7月，我与当年众多的青年一样凭着这样一张“准考证"，参加了“文革”结束后举办的第三次高考，与前两次高考不同的是，这次高考应届毕业考生占了多数，本人就是这众多应届考生之一。

四十年过去了，或许人们都习惯了每年的高考季过后，按照考试成绩分数的高低，报考重点、一本、二本、三本或专科院校和专业，如今的升学率已达到90%以上，可是在四十年前的1979年高考却不是这样，因为试题不一样，报考时首先得选择报考大学（专）还是中专（报考时志愿也同时选报上），但试卷的难度不相上下，大学考五科(数学、语文、政治、物理(历史)、化学(地理)，中专是（数学、语文、政治、物理化学一张卷），这给一些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乡村或对自己成绩不过于自信的考生产生了心里压力，这个压力有来自老师的，有来自家庭的，也有来自个人的。我的母校是公主岭一中，为祖国的发展建设培养了很多人材，当年为了迎考，学校将我们这届的八个班，合并成六个班，再进一步细化分成三文三理，文理科按考试成绩又分出了快慢班（同学自潮尖子班、傻子班、苶子班），本人有幸成为理科尖子班的一员，报考前班主任范玉民老师对我的父亲说我是“中专指定走，大学不把握”，就这一句话把我送到了中专行列，在日后的谈话中他说，当时对班里的81名学生低估了，他心里仅对几名同学考大学有把握，可他心里认为没问题的，有的考了几年也没考上大学，有的同学在我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了，还在复读备考，大多数他说考大学不把握的之后也都陆续考上了大学；或许是命运使然，我当年是输在了对自己不自信上了，正是这个不自信，几十年来始终影响着我，甚至是影响着我的一生，可能某些人不理解为什么现在还会影响我，就因为当年考的是“中专”（尽管当年的升学率不足10%），几十年来在职务晋升、职称评聘方面都受到了影响，尽管我的职称一路走来也是从初级、中级、高级，可我的正高与大学学历的同行比，工作不比他们差，但每一步都较他们晚了10年。当年如果有位“郎中”对我进行心理辅导，或者父母当年往前推我一把，我决不会输在高考的起跑线上。

记得高考时，下午的理化考试，因为家离考场远，我到考场时已经开考十几分钟了，考场已经不让进了，我是冲破层层障碍闯进去的，当我进到考场内后还有监考、主考等往外拉我，或许是我当时的狼狈相，满头、满脸、满身因为一路跑来都在淌汗，说的也是实情，主考们简单商议后，允许我参加考试了，如此一折腾，30分钟过去了，对同一考场的其他考生一定会有影响，借此机会我对同考场的同学们说一声“对不起”，或许他们有的人永远也看不到或不接受我的道欠。因为晚考了30分钟，当时的物理卷我是答不下去了，看着试卷眼前一片空白，左、右手定则我也分不清那个是那个了，这就是应激反应吧，距考试结束不足30分钟了，旁边过道的同学范德志也替我着急了，看我还爬在桌子，踢了我一脚，我这才利用剩余时间把化学部分答完，记得化学最后一道大题，是关于氧氧化钠的氧化还原反应的，我计算的结果得1，出了考场我和大家说了一下来晚的详细过程后，忙着和他们对答案，结果是他们大多数都一个数，就我得1（后来证明我的答案是对的），在回家的半路上，在学校大门附近遇到了当时一中主管后勤的副校长怀国喜，他见到我问我咋先交卷了（当时考大学的考试还没考完），我说我是在二中考的中专，他老人家当时嘴一撇，转身就走了，那个表情几十年了来历历在目，中专是真不受待见。

尽管中专不受待见，1979年10月6日我还是来到了四平市的“四平地区卫生学校”，与其他39名来自省内各地的同学，经过两年的学习，完成了学业，在毕业就业后，通过两次成人高考先后取得了大专和大学本科学历，但初始学历低不受待见的“疼”一直还“疼”在心里。

　　通过1979年这次高考，使我与其他39位兄弟姐妹共同组成了“四平地区卫生学校"的首届药剂班，从此我们这四十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七九药”。四十年过去了，夕日风华正茂的“七九药”人，如今，少华不在，均已年近花甲，有些已经退休。回想当年我们也曾“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果不是当时的懵懂无知，如果不是当年的高考政策，或许我们这四十人谁也不会成为“四平地区卫生学校”首届药剂班的学生。四平卫校自1956年建校，以往都是以培养护理人材为主、兼顾培养“放射线”、“医士”、“妇幼医士”专业的中等卫生学校，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主校招收了两个医士班，1978年主校招收了三个护士班、二个医疗专业大专班，因为条件限制，1979年主校仅招了我们“七九药”这一个班。前面提到了是1979年的高考政策，使我们40人使我们有缘成为了“七九药”，如果不是当年的“坑人”规定，或许我们这40人会在其他领域、其他行业会发挥更大作用。

　　图片中的小楼应该说是四平卫校几代人的回忆，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或更早些）的三层小楼，我们入学时他真称得上是一座多功能综合楼，一楼是教研室（校领导也在这里办公）、门卫室，二楼是寝室（阳面住女生、阴面住男生），三楼是教室和寝室，我入学时就住在302，一个紧靠西山墙的房间里，因为人多放不开10张床，室内搭了一个上下两层的大板铺，每层四人，余下两位在寝室进门的两边各放了一张床，我有幸分在了一进门的单人床，或许是在家住惯了火炕，每四位在板铺上住的同学也都住的和协，只是辛苦了我这一进门的床，上铺的同学回寝室没爬上去之前都在我这床上坐一坐、逶一逶。“一座小楼承载着我们最美好的一段生命年华！昨天我结束了五天的高考体检。回家看见群里大家的回忆和感慨，真是感觉到了人生的美好和珍贵！当年的我们也和我昨天体检的考生一样含苞待放！但当时我只认为在完成某项任务，并没有意识到青春正富有！这座小楼引起我们的共鸣和青春的承载，使我们在近花甲之年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事业起点的追忆，小楼功不可没！”，这是班上一位女生近日看到小楼的照片如是说。

1979年10月6日，就是图片中的40人组成了“四平地区卫生学校”首届药剂班，从此这40人共同拥有了同一张名片“七九药”，开启了40年的友谊。

这张图片是张鹏举同学，凭记忆还原当年20对男女同桌的情况。

当年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在入学一周年之际大家照了这张“七九药”的全家福，或许是欢送恩师（照片中间位置）史秉才先生去哈尔滨医科大学进修吧，毕业前因为同学们分三个不同城市实习，人很难聚齐，也就没有了毕业合影。

恩师史秉才先生是我们“七九药”入学后的第一任班主任，是我们"中医基础"课的老师，他讲授的“中医基础”课不刻板，传授祖国医学知识的同时，他会结合临床经验，引经据典、穿插一些从业见闻，医疗事故分析，让你记住那些在外行看来枯燥无味、所谓不科学的中医基础理论，如今恩师已做古多年，但他的音容时刻会出现在脑海里，四十年了，做为你的学生我们虽然在中医事业方面没能发扬光大，但也没辜负你的教诲，在药学领域扩大了“四平卫校”的影响，你的40位“七九药”弟子用“中专学历”，大多数都跨入了药学领域的高级职称行列，6位主任药师、20几位副主任药师、一位副主任医师，改职从政的在各自的岗位也都谋有一席之地。

四平地区卫生学校发的中专毕业证，尽管是中专学历，当年的含金量也是满高的，拥有了他也代表你拥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

这是有“七九药”部分同学参加的毕业照，因为是在实习地照的，参加的同学仅是在当地实习的一部分。

这是我后来取得的“长春中医学院”发的专科毕业证书、“延边大学"发的本科毕业证书。

通过四年的函授学习（1991～1995），取得了中医大专毕业文凭，尽管自己没从事中医这一治病救人的职业，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是受用无穷的，对自己后来在药学领域有很大帮助。这是长春中医学院毕业时与函授部老师的合影留念。

　　这是对我专业成就认可的两个证，红色的是“副主任药师”资格证，棕色的是“主任药师”资格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