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福州三中汶洋分校二三事

草原羊驼

　　1971年，我们“升入”福三中高中。学校为贯彻落实“学农”的最高指示，在福州北峰的汶洋大队建立了分校作为学农基地。我们有幸成为开拓者，在两年中，陆陆续续前后一共去了几次分校。

近五十年过去了，虽然在汶洋的时间加起来也就是几个月，但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此，记述了一些片段，和同学们分享。

一、第一次出发

记得那是1971年9月初的一个月夜。晚上七点多，同学们来到三中大操场集合。大部分同学显得很兴奋，三三两两地聚拢在大榕树周边，有的说某某同学生病了，过几天再坐长途车上山；还有的在讲她妈妈给带了些什么；郑明华在几个同学的鼓励下，找个僻静的角落打了一套“六合拳”……

八点整，年级领导林顺风老师吹响了集合哨，简短的动员之后，队伍就出发了。这次去开拓分校的有近二百人。

开始走的是柏油路；过了新店就变成沙子路了。过“七公里”，地势渐高，可望见榕城的万家灯火。大家兴致勃勃地从邮电大楼、华侨大厦等几座高楼来判断自己家所在的位置。

拐过“岭头”山口，榕城的灯火消失在了身后；这时离出发已经近两个小时左右，同学们有点累了，说话声明显减少，只听得见脚走在沙子路上单调的“刷刷”声。

月光朦胧，时而被云彩遮住；山风吹过，林木摇曳。脚下是从山体开凿而成的道路，一侧是百米深崖。此时，班主任黄白虹老师亮着手电筒行走在靠崖的那一边，以防同学发生不测。那时候，黄老师也才二十多岁。

从三中到汶洋大约距离三十几公里，沿途村落稀疏；偶见树林深处或山坳中透出零散的灯光 ，才知道那里住着山民。

经“叶洋”、过“菜岭”，在“下寮”休息了一会儿；此时子夜已过，大家明显地露出了倦意。

下半夜，同学们在机械地移动着脚步，队伍中已无人说话；夜露布满了山野，凉意明显地袭来了；举头仰望，广袤夜空中的星星似乎离我们近了许多。

天边露出了晨曦，汶洋快到了，人们的情绪随即活跃了一些，大家的脸上写满了疲惫。毕竟，对大多数同学来说，彻夜未眠，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

转过一段弯路、下坡，晨光里的汶洋村清晰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民居大部分座落在公路的左手边（西侧），向里延伸进去；公路的右手边（东侧）只有少部分的民居；路边只有供销社、仓库等少数建筑。

三中分校的选址是在供销社对面的一座小山坡上。

二、闹鬼

由于我们第一批去分校，只能暂住在大队的房子里。

第一个住处是远离村子的一个路边仓库。这是一座两层土楼，一楼堆满了农具和粮食，靠后墙正中有一木板楼梯；在一半的地方折返向上，继续上到二楼；二楼铺着木地板，大约一百多平方米；中间用竹蓬隔开，一分为二，男女各住一半。

晚上熄灯前，几个男同学下到一楼关严大门，再用门杠牢牢顶住，反复检查无误后才罢。

我们就睡在地板上。由于头天走了几十里山路，又一夜没睡，大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大慨是下半夜时分，睡在我旁边的龚汶同学使劲地推醒我，压低声音说：“听，听，谁在上楼梯！”迷迷糊糊的我一下子清醒了，只听见分明有人从一楼楼梯往楼上走，到了折返处还变换了一下脚步，接着往二楼上；“咚、咚”的脚步声缓慢而沉重，在寂静的夜里十分惊悚，撞击着狂跳的心脏；几个陆续醒来的同学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出一口。那脚步声上完了楼梯后好像往男生这边又走了几步后停住了，我那时觉得头发都立起来了！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我斗胆向脚步声方向望了一眼，影影绰绰的，好像有个人影站在那里不动。

那一晚剩下的时间不知道怎么度过的，迷迷瞪瞪地捱到了天亮。

起床后问遍了所有的同学，大家大眼瞪小眼，都说自己一夜都没动地方。是阶级斗争（坏分子破坏）？还是谁梦游？或许谁恶作剧（那么累，还有这精神头）？或者是真有“鬼”？

总之，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还是个谜！

三、小山顶宿舍飙歌

也许汶洋当地的干部知道了“闹鬼”的事，第二天就把我们班的住处换到村子另一边一座小山顶上的房子里。山脚下是一条小溪，有座木桥横跨其上，古香古色的，桥上还有屋顶。

这房子好像原来是卫生院，进门两间屋子，女生住的那边有墙，男生这一边临时用竹蓬遮挡一下，照例还是睡在木地板上。

山区天黑得早，吃完晚饭，基本就看不见了，夜里也无法安排别的活动，大家只好早早地躺在地铺上。

有几个同学会点笛子、口琴之类的小乐器，不管水平高低，就自娱自乐起来了，反正天黑也看不清是谁，不怕丢面子！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女同学那边有人跟着乐器的曲调唱起歌来了；其中，温华同学的嗓音最高，听起来真是天籁之音，歌声在夜幕中飘得很远。记得唱的多是那个年代流行的《江姐 》、《英雄儿女》等；

也忘了在这之后怎么开的头，男生们怂恿吴 庄同学和女生摆起了“擂台”飙歌。吴 庄唱的多是革命现代京剧片段，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那时觉得和京剧团的专业水平不相上下。

吴 庄唱完一段，男同学齐声喊：“女生来一个！”温华同学接着也唱一首……反复如此，尽兴而止。

男同学还小声地说：“不告诉女生这边是谁唱的，让她们蒙在鼓里”。

虽然多少年过去了，但那一段艰苦而又快乐的时光怎能忘掉呢？

四、救山火

这是发生在第一次去汶洋分校的事。

一天下午，同学们正在山坡的校址上平整土地，忽然远处山林的上空冒出了白烟，霎时间白烟越来越浓。一山民狂奔而来，向校领导蔡水勇求援。领导一声令下，同学们放下手中的工具，向着火点飞奔而去。

山火过火面积不小。我们到达火场时，已经烧掉了一大片树林，山坡上满是灰烬，还有一些被烧死的小动物；余火不断，同学们手持山民砍下来的树枝奋力扑火；浓烟熏得大家睁不开眼，火苗烤得大家脸火辣辣地疼，身上早就被汗水湿透了，但谁也顾不了这些，一切都遗忘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山火终于被扑灭了。

有一两个同学在现场晕倒了。

晚上我回到住处一看，浑身上下全都是黑灰，只好摸黑到小溪里洗干净了。

此事被福州市树为先进典型，要求根据实际情节编排一台节目，不久后在人民剧场进行了全市汇报演出。

五、上课

后来，宿舍和教室都盖起来了，我们就搬到分校学习、生活、劳动。

办分校的宗旨是：一半劳动，一半学习。

学习的内容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

物理课，重点是拖拉机、柴油机、发动机，还有电灯、线路等；

化学课，重点是化肥、农药等；

语文课，突出鲁迅的文章，还有金训华、刘英俊等等；

还有“战伤救护”课，请当地卫生院的人来讲授。过后，某些北方的同学在学舌，模仿讲课人不标准的普通话：“运送狗（骨）折的伤员，狗（骨）头与狗（骨）头之间要防止摩擦 ”，令人忍俊不禁。

回想起来，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三中优良的师德师风。老师们大多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高度的责任心，即使在随时都可能被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的情况下，他们还尽职尽责，传业授道。

记得：马春煊老师在讲古诗词时的神态：他嘴里念着“平仄平仄平平仄”，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沉浸在了唐诗宋词的幽远意境中；

王锦生老师讲牛顿力学时，提到卫星轨道，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说像“粪桶环”；极其生动，使人记忆深刻；

有一次王老师在分校讲“声波的反射 ”一节时，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忍不住转身朝着门外的山谷大喊一声，数秒钟后果真听到了回音。当时老师和同学都愣了一下。

黄白虹老师竭尽全力，多给同学传授数学知识。她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后来大家即将离开三中时，同学们人心浮动，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即使这样，黄老师见缝插针，努力给大家额外讲了“极限”、“导数”和“微积分初步”，有时下课铃响了还坚持讲完。

这些镜头几十年来一直沉淀在我的内心深处。

池伯鼎老师当时戴着“牛鬼蛇神”的帽子在汶洋分校被监督劳动。在村子边、山坡上，他身边总是围着一大批同学；池老师因地制宜，用风趣的语言、生动的比喻，教大家怎样去测量远处那座山的距离、某一棵树的高度等等；我就是在这种场合下第一次听到了“方位”、“密位”等术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三中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不堪重负选择了自杀，而池老师以他的豁达和智慧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这些片段，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同学们当时那种求知若渴的内心世界。要不是发生了“文革”，同学们中的相当部分会有机会接受到系统的高等教育，后来的命运也会发生逆转。可惜，一般的人难以摆脱历史潮流的裹挟，只能顺流而下。

六、花絮集锦

（一）9.13事件。

1971年10月中旬，一天，龚汶同学从城里回到汶洋分校，他悄悄地把我拉到操场（山顶上挖出来的一块平地）的一角，环顾四周无人后低声地告诉我：“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了”。我当时大吃一惊：“真的？不可能！”他说：“是真的”，我仍然半信半疑。

过了几天，三中政工组的“依铨”来到分校，把师生们集中在分校旁边的大庙里传达中央文件。当他念到“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时停下，放下手中的文件，一人鼓起掌来了（大慨是上面统一要求这么做的）；在场的人愣了片刻，随后也跟着鼓起了掌；虽然参会的人当时都鼓了掌，但后来对这件事仍一直蒙在鼓里，不知东南西北。

（二）公交车坠崖。

由汶洋去日溪（公社所在地）每天有路过的两三班公交车。一天上午，汶洋大队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大队干部）从汶洋坐公交车去日溪办事；车刚开出十分钟不到，就失控掉下山涧。闻讯后，分校的师生都赶了过去救人。大家下到山涧，把死伤人员搬到公路上，受伤的人陆续被救护车拉走抢救，死人先放在了路边。

体育老师王锦寿边现场指挥边救人，他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失事公交车和马路之间，浑身上下都被鲜血染红了，身上全湿透了，分不清是血水还是汗水。

这一幕被深深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

汶洋上车的这两个人都不幸去世了。按照当地的风俗，半路死的人不能进祖屋；他们的尸体就被停放在供销社附近、马路西侧的一座四面无墙的旧房子里，等满三天后再出殡。

恰好过后一两天的某一夜，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忘了是谁）去大队部有事，必需经过这座房子。当路过那里时，我们故意大声说话壮胆，同时眼睛尽量不去看那房子。偏偏那天夜里有残月，大地泛着微光；靠近那房子时，我仍用余光偷偷瞟了一眼，似乎看到了摆放那里的两具尸体若隐若现。

回程时，几乎是跑着回到宿舍。

还好，一夜无事。

　　（三）采药。

在三中本部上学的时候，每每路过龚庆树同学的家门口都会向里面瞄一眼：庭院深深，种植着许多草药，充满了神秘感。

在汶洋分校时，有一天，庆树邀我：“中午一起去采药怎么样？”我当即同意。

吃过午饭，他拿着一个小竹筐、一把弯刀（看来早有准备）和我一起上路了。

我们从小溪那座古桥附近下到溪里，在巨石间、溪岸旁往返穿梭，边采草药边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

福建林木茂盛，草药资源很丰富。庆树边用刀挖草药边给我介绍：这是七叶一枝花，这是黄花倒水莲，这是石橄榄……

过了一会儿，我们向山上爬去，庆树说山上草药会更多；每到险要的地方，他让我在一边等着，自己一人去挖草药，挖完后回来再一块走。

不知不觉，走出了很远。庆树跟我讲，他家是草药世家，自己也很兴趣，将来打算终生从事草药工作。

想到下午还要上课，竹筐里也已装满了草药，我们就往回走了。回到分校，已经迟到了。

庆树同学小小的个子，脸庞黑黑的，眼睛深邃，说话声音低沉浑厚。

离开三中以后再没有见过他。后来，听说他不幸因病去世了。

在汶洋那一天中午和他一起去采药的经过，恍如发生在昨日！

　　（四）几位“老三届”。

分校宿舍前面的公路旁，有另外一条小溪，我们常去那里洗脸洗衣服。

要经过几栋民居，那里住着几位城里来汶洋插队的“老三届”知青。

白天，他们跟随当地的农民一起去劳动，夜里就住在这几间屋子里。

好几次，夜色中我去小溪的时候，看见知青住处木栅栏窗户里透出了微弱的灯光；往屋里看去，一张苍白的脸出现在摇曳的煤油灯旁，斑驳的土墙上映出了巨大的人影。

灯下，一位孤单的“老三届”在弹吉他，什么曲名我不知道，听得出来那是一首哀婉悲伤的曲子。

有几次，我看见他们跟着当地的农民出工，几个知青走在一起，和农民总隔着一些距离。

也有很少的一两次，在夜晚，我看见三四个男女知青在一起说话。

那时，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知青。

不知道这几位知青现在在哪里？算起来，他们也已是古稀之年了！

只是，煤油灯下那张苍白的脸、夜幕下那哀婉而悲伤的吉他曲，令我久久不能忘却。

（五）“阿庆嫂”。

在汶洋分校，物质很匮乏。记得有一个周日，几个同学相约走着去日溪；步行了一小时左右，到日溪街上买了一块饼吃，又走了回来。

平时，汶洋唯一的供销社是同学们经常逗留的地方；有时为了买一个麻花（火把），有时买一支牙膏，也有时什么都不买，就在那里呆着。

供销社里有一位男售货员，长得白白净净的，中等个，小眼睛；经常穿一件退了色的军装，戴一顶军帽。

不知道是不是复员军人？那时能在供销社工作也算是个“肥缺”。

是不是三中学生给他起的“阿庆嫂”外号，还是他原来就有这个外号，不得而知，反正大家就这么叫开了。

他倒是态度十分和蔼，对大家叫他“阿庆嫂”也不生气，甚至大家叫他“阿庆嫂”的时候，他还故意扭扭捏捏几下，摆出一副“阿庆嫂”的样来逗大家笑。

他好像不是汶洋本地人，因为他说话带着口音，也许老家是在邻县吧！

　　（六）教农民唱歌。

那时汶洋农村虽说到不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程度，但离城市文明还是很远。来分校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班多了一项任务，就是业余教农民唱革命歌曲。

夜幕笼罩着山野，我们三四个人去教农民唱歌。一位农民打着火把在前头领路，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黑暗中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只觉得山路弯弯曲曲；听到树林深处传出狗吠声，才知道到目的地了。

教歌的地点是一座祠堂，厅堂里已经坐了二三十个农民；没有电灯，现场燃着几个大火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墙上的人影摇摇晃晃的，空气中弥漫着松香被燃烧后特有的味道。

由温华同学教农民唱歌，她领唱一句，大家就跟一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学唱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当唱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时，由于原谱的曲调过于平淡，有个同学忍不住“朴哧”一声笑了出来；我向四周瞄了几眼，虽然农民们干活累了一天了，但学歌的劲头还很足；坐在近处的一位中年汉子眼睛都睁不开了、脑袋一点一点地直打瞌睡，但嘴唇还一张一合，跟着念念有词；正好这时唱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高八度，那汉子从朦胧中猛然被惊醒，马上没事一样，又跟着大伙唱起来了。

这样的教歌活动前后进行了好几次。

民风淳朴，农民们对我们还是挺好的。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照例由那位农民打着火把在前头引路，把我们送回宿舍。转过山洼，绕过竹林，沿着小溪之畔前行；过了古老的木桥，抬头望去，小山顶上我们的宿舍正笼罩在一片夜色之中。

　　以上断断续续的回忆支离破碎，一是由于年代的久远；二是个人的感受很窄，难免有偏颇的地方。无论如何，出于对自己生命中一段难忘的岁月的回顾和对老师、同学们的眷念，促使自己写下了这些。

不知多少次拿着这张合影，眼光从一张张熟悉又年轻的面孔上一一浏览而过，在心中默默地念着大家的名字。

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的年轻啊！

　　几十年了，乡音无改鬓毛衰；

我们每个人都走过不同的生活道路，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感受；但留在大家心中那种同学之间纯真的情愫、那种毫无势利世俗的交往、那种感恩老师谆谆教诲的心情并没有淡忘。这些，相信都会成为同学们生命历程中重要的一部分。

　　我长期生活在遥远的北国，陆续听说已经有六位同学永远地离开了大家。

他们是郑继林、龚庆树、陈裔强、杨福康、林惠清、郑丽华。

让我们永远地缅怀他们。

吴忠国于2019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