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指导员（下）

润安泽泰

       一、无辜的呢绒丝袜

       二、宿舍里住进了大领导

三、春天般的温暖

       四、告别火热军营

春天般的温暖

        指导员对同志以诚相待，捧心见情。春风化雨般的真挚情感，体贴入微的关心关怀，滋润温暖着每位战友的心，这点我体会尤甚。

        1970年12月我从温暖湿润、气候宜人的山东，来到空气干燥、飞石扬沙，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兰州，参军入伍。部队生活的神秘感新鲜感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嗓子嘶哑，脸上脱皮，双目刺痒红肿、见风流泪等诸多的不适应。一年之后，年龄增长了，脸皮变厚了，渡过了变声期。嘶哑和脱皮的问题解决了，唯有眼睛红痒的顽疾无休无止地纠缠折腾着我，令人焦虑烦心、痛不堪言。为此，我跑医院多次，什么结膜炎、麦粒肿、严重砂眼等等这些眼疾毛病，眼科大夫都曾给过我。红霉素、可的松、氯霉素等等眼膏眼液，数年交替使用，不计其数，均未彻底根治。指导员看我天天如同中国白兔那样红肿的双眼，便十分关切地对我说，眼睛红痒这是上火所致，可去他家让其家属为我做顿辣椒炒肉，以毒攻毒准能给我败火根治。我将信将疑，没放在心上。

       没过多久，指导员真的邀我去了他家。我印象中，指导员的家是在市区的军区陆军第一医院附近。这儿即是通信总站家属宿舍，也是总站的通信器材设备仓库。在这大杂院最里侧的西南角，指导员住了两间加到一起也不过十多平米的狭窄西屋。后来王众战友对我说，指导员住的是南屋。不管怎样，指导员的家十分狭小，室内的家什也极为平常。外屋一地的锅碗瓢盆，里屋仅安置了一张普通双人床，上面铺一条粉红色床罩。整个房间陈设简朴不失温馨，简单不失情调。彰显家庭生活的幸福和谐美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部队那些年，自己体弱多病，每年都少不了跑医院看病或住院接受治疗。不住院的时候，也是药不离口。因此战友们常戏称我为药罐子。

        1975年下半年，我因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引发低烧，伴随而来的就是头昏脑涨、心慌乏力。住院检查治疗月余，仍无明显效果。大夫建议我吃点中药进行调理下。

         在战友闫庆明的热情帮助和陪伴下，我们去兰州医学院，专程拜访了一位甘肃著名老中医。求得药方，并在药铺抓了几幅中药。怎么熬制，成了一个难题。对此，连里除卫生员张永萍给予指导外，指导员也时常来宿舍进行帮助。他从加水洗药泡药，到中药的熬制时间。从头遍药出锅，到第二遍煎药的流程等等，一一向我细说一遍。我在连队吃中药的那段日子，他基本成为我宿舍常客。只要他嗅到宿舍楼里有了药香，便寻觅而来，关切地询问中药的疗效和我身体恢复的状况。那时连里因病吃中药的还两三位战友，不论谁在熬制中药，他都会前去帮助。

        有次我发高烧，一天水米未进。卫生员张永萍战友用药打针后，仍未退烧。这天晚饭后，指导员匆匆赶来宿舍，边询问病情，叮嘱战友通知炊事班为我准备病号饭，边亲手为我泡冲了满满一大缸子白糖水。看我全部喝下，才放心离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第二天病情好去一大半。

指导员还是位爱才惜才之人，谁在某个方面有所专长和优势，他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并能择机或创造条件，把你放在适当的位置和岗位进行培养锻炼。使每个战士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展现。

        我自幼耳闻目染，从多年从事图书管理工作的母亲那里，接触并学到了一些有关图书分类、存列以及图书借阅流程等方面的图书管理的皮毛知识。连里为顺应战士读书求知热情和需求，建立起连队自己的图书阅览室。在挑选业余图书管理员时，我当仁不让成为最佳人选。不仅使我掌握的这点雕虫小技有了用武之地，还为我饱览群书提供了便利条件。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处在政治空气极为浓郁，人们思想极其浮躁的文革阶段。在上级的统一部署要求下，连里以大批判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教育活动也是如火如荼，层出不穷。在这种氛围的熏陶影响下，我也是常常挥拳上阵、口诛笔伐，向反党乱党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野心家阴谋家，向妄图篡党夺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向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展开猛烈批判和坚决斗争。当然，这都是连里的要求和形势的使然。由于自己发言材料准备认真充分，连里和分队的大会小会发言也积极主动。时间长了，次数多了，渐渐引起指导员的注意。嗨，这小子还像那么回事！就进了连队政治理论辅导小组。

        理论小组是在指导员的具体领导支持下，开展读书活动的。相比过去不仅有更充分的学习时间，而且还能通过参加参与军区直政部、通信总站举办的各种形式的政治理论学习班和各类形式的政治理论学习经验研讨会，率先掌握新形势下政治理论的基本知识，熟知和了解当前国内外最新的理论动态和有关的时事政治。在此基础上，承担起为战友学习文件、吃透精神，进行专题辅导的任务，与战友们共同分享我们的学习成果。

        

        自从进了连队理论辅导小组，可谓为自己插上了放飞自我、追寻梦想的翅膀。不过我有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最清楚。在那“小报抄大报，全国抄‘梁效’”的年代，全连任何一位战士都能够拼凑出像我这样内容单一、思想空洞的所谓理论文章。只不过是我比战友们多了那么一点爱好＋一点勤奋罢了。

指导员不仅对我，对连里每位战友都一视同仁，别无二致。单在同年的山东战友中，几乎每个人的成长足迹，都留有连长指导员精心呵护和细心打磨的印记，渗透着他们付出的心血与汗水。刘西柏、闫庆明为我们同年兵中较早入党提干的佼佼者，领导的阳光雨露率先降临的是在他们的头上。战友王众、于军宁去军校学习深造，侯寿安、马平去军校培训充电，推荐张启智去上级总站机关发挥更大作用等，无不例外的汇集着领导的厚爱与关照。即使我与张雪山两位喜好读书之人，指导员也本着发挥优势用其所长的原则，将我们俩先后安排进了连队的理论辅导小组，说明组织对我俩那点小才分的认可与信任。对坚决要求退伍的周杰战友，指导员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他几经挽留。周杰战友退伍之后，还多次向我打听他在地方工作生活状况。每当提及此事，都对周杰战友一根筋的倔强态度，表示惋惜和遗憾。

      

       那些年集中台在我们山东籍同年兵战友中，除刘西柏战友每年大部分时间在总站参与文艺演出活动外，其他战友均有去农场、下灶房或去河西走廊运糖渣等摔打锻炼的机会，唯独我一人常年按部就班地行走在宿舍报房食堂三点一线之间，从未从事过任何一项与报务无关的艰苦工作。从未像其他战友有过吃苦、受罪的经历和感受。虽说这事儿不能简单用好孬优劣去衡量评价。但我一直就这么认为，这里面有领导对自己份外关心照顾成分。除此还真找不出任何更恰当的理由予以说明解释。

虽说指导员对自己关心照顾的实例颇为多多、不胜枚举。但也有一次对自己的严肃批评，让我至今难忘。

        在1972年那次“两忆三查”教育活动中，我因难以吞咽那口用来体验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疾苦的忆苦饭，便放下碗筷，悄悄来到后厨，趁机对付着找口吃的。

        我凭借身为士兵伙食委员的身份，和以往经常来炊事班帮厨干活攒下的面子，从饲养员云玉华战友那里，淘来了两只用于“思甜”使用的菜包子。包子一到手我就迫不及待地上去狠狠咬了一大口。包子喷香的汤汁菜馅瞬间溢满嘴的两角。那个爽啊，我真真切切体会到新旧社会天壤之别，深感当前幸福生活来之的不易。

        一个包子没下肚，就被前来后厨的指导员抓了现行。若是其他问题，指导员还可视而不见，放我一码。而在他亲自发动领导的“两忆三查”活动深入开展的当个儿，战友们都在餐厅内“忆苦”，我却擅自跑到后厨来“思甜”，他能置之不理、无动于衷？这行为已严重碰触到指导员可承受的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举一反三，上纲上线，什么生活腐化，贫下中农感情淡薄，劈头盖脸对我一顿好训。我心里自觉理亏，嘴上自然也就词穷了。

        “打是亲，骂是爱”。这是指导员唯一一次对我的严厉批评。以后的日子，他发现我是个根红苗正、可堪造就好同志、本分人。只要在我身上肯花气力、善于打磨，便是一块成器的材料。只要掌握火候，适当爆锅配料，便可烹制出一道色香味美巨佳的可口好菜。

          打那之后，他不仅再没批评过我，而且对我的成长进步倾注了大量汗水心血，对我学习工作生活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关爱。在指导员多方引导帮助下，我的步伐从此也真正步入了前进的快车道。

　　

告别火热的军营

             ——关乎我人生走向的两次谈话

        指导员在集中台的五年中，单独与我交流思想无数，唯有我入党之后的年吧内，他作为主持连队全面工作的领导，先后两次约我谈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他代表组织谈及我在部队提干的问题，然而我却找理由婉言谢绝了他。第二次是确定这年退伍战士名单时，考虑自身健康因素，最终被列为连队众多复员战友中的一员。

        虽说每次谈话均以征求我意见的方式轻松进行。但最终的决定，却是自己内心处在极度复杂矛盾下，经过痛苦抉择做出的。取舍之间，既决定了我今后命运的格局，也成就了我幸福的人生。

王众、于军宁军校深造，以及吴平去世后

71年报训队五名山东籍战友（拍摄于1975年春）

前排：周   杰    张雪山

后排：张启智    闫庆明   李晓民

（一）

1975年7月，北方已进入烈日炎炎的夏季。西北高原的兰州八里窑营区，中午时分，太阳地里，稍呆一会儿，就能感受到太阳烘烤的灼热。而室内，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冷不热，可体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多年以来，我对兰州的夏季还是情有独钟。

        三楼指导员宿舍兼办公室，这曾是我两年前来八里窑执行任务最先入住的房间。我坐在他的床边。他坐在我的对面，紧贴床铺桌前的一张椅子上。今天的他仍与往常一样面带笑容，温文尔雅。不同的是，还多着一些严肃坦诚与几分语重心长。

        原本指导员刻意营造的宽松和谐的谈话氛围，竟被今天将要涉及的严肃话题，搅和的我心神不宁、局促不安。

         指导员开门见山，直切主题:

        根据工作需要，近日打算从党员战士中选拔几名同志，充实进干部队伍中。经综合考察和慎重考量，已将你列入这次的提干名单。除你之外，同年兵中还有张雪山。你本人若没什么意见，连里近期开会研究确定后，就将提干名单，下发各分队进行讨论，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

        短短的几句话，我先是感到突然，猝不及防。接踵而来的便是纠结，犹豫不决。

        我沉默了。

        我们连队因其特殊的工作性质和常年繁重的工作任务，每年都会从战士报务员中挑选提拔一批干部，充实战备执勤第一线，确保全区通信联络工作的上情下达、畅通无阻。其提干几率之高，名额之多，基本没有干部职数的严格限制，是总站其他连队所不可比拟的。那时各分队除有一名队长主持全面工作外，还配备了若干名干部报务员。干报与战报在机房工作中紧密配合，团结一致，共同承担起军区无线电通信的战备执勤任务。

        作为一名战士报务员，经过部队精心培养、百般锤炼，经过领导的严格考察、精挑细选，最终提拔为干部，既是连队保留业务骨干的唯一选择，更是展示自我，实现人生梦想重要途径。然而，这对旁人来说是值得庆幸的好事、美事，对我来说却并非如此。

新兵训练时我（左）和李卫战友

半年前，自己的老乡，业务骨干周杰战友主动要求退伍，与他一道的还有许多朝夕相处的战友，都将踏上返乡的归途。

     战友每次的挥手远去，每次的依依惜别，带给我的都是情感上的难以割舍和情绪上的波澜起伏。尤其这次周杰离队，更对我入伍之日暗自表下的，一生献身部队建设的梦想志向，带来有力冲击和撼动。在去与留的天平上，走的砝码这一刻就开始移向早日退伍还乡，建设美好家园的一边。

     握手告别那天，我们相互约定:期盼尽快在家乡的泰山脚下把盏相聚。这情景几个月来一直在我眼前浮现，这许诺不时不刻在我内心萦绕。如今他已回到父母身边，重操旧业，过上平静安定的幸福生活。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个诱惑 。

     指导员的关心厚爱，我真心感激。而离开部队的打算我又不想加以改变。望着指导员深邃明澈，充满期待的眼神，一时间我既没有勇气面对指导员的一片苦心，更拿不出一个周全妥帖的理由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内心复杂的矛盾，艰难痛苦的抉择，不能自己地在我迷茫无助的脸盘上瞬间催生出一层淡淡的汗滴。

      我不想长期留在部队工作。

     我低头沉思许久，还是鼓足勇气，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自感不近人情的真心话。说话声音之轻，只有我们两人方可听得到。说话语速之快，在我以往对话交流中绝无仅有。只想尽快摆脱内心的纠结带来的窘境，缩短心理上备受煎熬的痛苦过程。这时的我如同一时出错的学生不敢直面可敬的老师，一个学业有成的弟子愧对培育自己多年的师傅。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指导员收起刚才的笑容，面带疑惑，百思不得其解:

      你总得给我一个不想留在部队的理由吧？

1971年报训队结业合影（72年补照）

后排：方速成 王 中 李晓民 王 众 张启智

槐树田 张书明 张雪山

中排：赵建荣 张桂莲 吴 平 武义民 周 杰

王军灵 赵 滨

前排：杨兰林 赵满华 郝 艳 王金兰 王新辉

我不想在部队提干的真实想法，不外有二:

     客观上，单薄瘦弱、体能偏差的自身条件，面对繁重紧张的战备执勤任务，尤其频繁值守夜班工作，深感心力憔悴、力不从心。四天两个夜班的工作制，整日往返于白班与夜班的交替之间，天天处在如同倒时差般的昏昏沉沉状态之下。没有充足睡眠，长期不规律生活，打乱的是正常的生活节奏，透支的是人的体力精力。久而久之，对适应能力不强、身体素质较差的个体来说，极易诱发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的病症。不出所料，这次谈话后的一个月，病魔不请自来，忽悠悠降临到我的头上。在我之前，分队还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战友，患上了这种病症。头晕、心悸、发低烧等诸多不适接踵而至，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主观上，几年的工作经历，对报务工作已有当初的羡慕、倾心和热捧，逐步变得冷静、客观和理性。平心而论，报务这行当没有未来，看不到前景。就像来队探亲的战友家长所说，是“养小不养老”的职业。虽说部队有当上将军的士兵，那毕竟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他们为时代娇子，人中龙凤，与自己相去甚远。

     我是一个不安于现状，善于挑战自我的人。我喜欢读书，喜欢干自己想干的事情。然而部队的条件、资源以及部队繁重的战备执勤任务，不可能也不允许为你提供一个自由自在放飞梦想的空间和施展身手的平台。

      回到地方，在众多好心人的支持帮助下，通过努力，自己营造和把握住了一个个践行理想梦想的机会。虽说受自身能力的局限和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我没能做的更好，走的更远。但丰富的阅历，充实的体验，成为我一生最大乐趣和最宝贵、最值得回味的精神财富。这在我复杂人生经历中略见一斑。

     这是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感触。若作为退伍的理由向组织提出，很难取得指导员的理解和认同，以致改变他的初衷和决定。我换了角度，带着难以在部队长期服役的遗憾与无奈，恳切地说：父亲去世，母亲身体不好，哥哥在外地工作，家里需要我的照顾。

      短暂的沉默后，我看到的是指导员略带惋惜的眼神……

下分队时的无线三分队男兵报务员（72年补照）

后排：董正明  张家良 宋勤奇 熬定国  郝桂民  

狄开祥

中排：宋大江 魏民新 郭鲁晋 刘亚中 张启智

前排：李小库 方速成 李晓民

起身离开时，指导员仍真诚地叮嘱道：若改变想法，可随时找他。

       然而我打算离开部队的决定，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谈话之后一月余，我因长期低烧不退，开始天天以药品为伍，以床板为伴了。病魔缠身之际，我还不时向指导员表白，这绝不是在闹“船到码头，车到站”思想情绪。至于指导员咋想，我不清楚。但愿这一切不会给他造成不安心部队工作的错觉。

       还好，这年秋天和来年春天，我两次因低烧住院治疗。不争的事实真真切切摆在这儿，应该是对指导员最合情合理的解释了。

1973年集中台除去值班人员外全体战友合影

（由下而上，第四排左二为笔者）

（二）

第二次谈话是在1976年春节过后，较之上次谈话，时间已过去了半年之久。

       西北高原的兰州，虽说夏季不热，温度适宜，然而冬天的季节却出奇的寒冷。指导员宿舍内小小的取暖火炉，或明或暗泛着跳动着的火苗，给他不大的房间，带来丝丝的暖意。我与指导员分别坐在半年前曾坐过的位置。谈话的内容涉及的是，确定这年战士复原退伍的事情。

集中台搬迁八里窑后，在西北民族大学校园合影

（最后排右二为笔者）

自75年下半年自己患病以来，除去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其他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连里通过服用中药进行调理中度过的。期间的军事训练我时常缺勤，机房工作不再按部就班，每天早操和偶尔的紧急集合也基本没有了我的身影。每当这时，我仿佛看到分队长在向值班领导报告出勤人数的情景:

       五分队应到多少人，战备执勤多少人，因病卧床休息一人，实到多少人……

       我这个常年病号，不单五分队，全连上下，人尽皆知。时间一久，若遇类似出操列队，分队都懒得天天挂在嘴边，向值班领导报告我的情况。我成为连里有我不多，缺我不少的自由散漫之人，从而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野。

       多年来，部队耗神费力，将自己培养成一名合格报务员。然而，在战备执勤如此繁重的当下，整天药罐不离手的我，看着整日忙忙碌碌、进进出出的战友，而不能与他们一起，恪尽职守，为连队工作出力分忧，做出贡献，真是情何以堪，心如刀绞。

       逃避成为自己唯一选择。

1974年11月军区训练大队单边带培训结业合影

（前二排左一为笔者）

除此，部队战士吃中药，全部自掏腰包。那时我每月20元的津贴，每付中药，少则几毛，多则上块，每月三十天，我月月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我中药之中，还不乏龟板鳖甲、野生天麻这样的稀缺药材。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价格贵贱不说，市面上有时根本看不到。为配齐处方所列的那一二十味中草药，我只有依靠家里邮寄，才得以维持延续每个服药疗程不少于十天的治疗过程。

       个人的经济负担、家人的牵肠挂肚、日复一日毫去大量精力进行治疗，却不见任何康复迹象等，纠缠交织在一起，像座座沉重的大山，压的我气喘吁吁、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这种状态之下，我能心安理得，堂而皇之在部队继续呆下去？复员退伍，便成为自己最明智的选择。这与连里也是一拍即合，最终达成共识。

1975年春集中台欢送退伍老兵合影

（最后排左六：笔者  左七：侯寿安

前二排左三：周杰）

确定自己退伍后，我并没有与连队这年退伍的战士一道卷铺盖打道回府，而是在这年的五月上旬再次住进陆军第一医院接受检查治疗，时间长达一个月。

       六月上旬出院回到连队，指导员为我办理了退伍军人所有相关手续:

       安排连队文书，73年邢曙献战友，填写“退伍军人证”；

       亲自为我撰写部队工作的个人鉴定。我认可之后，放入我随身携带的个人档案袋中；

       按我的要求，将档案第一张“入伍登记表”，虚报填写的入伍年龄，由15岁改回到14岁。其他所有体现年龄的表格，全部按我真实的出生年月一一改正；

       发放退伍军人医疗费70元。为打消我回地方怕影响工作安置的顾虑，指导员从我档案中，抽出“退伍军人健康医疗费登记表”，并当面予以销毁。

       ……

       临行之前，指导员得知我中途要在西安逗留，将去看望先前由连里调去军政干校工作的侯寿安战友。便立刻联系正在西安探亲休假的郑晓明战友，请他在我抵达西安时前去接站，并做好我在西安活动的安排。在此，向郑晓明战友深表感谢！

1976年春欢送退伍老兵合影

（前二排左一：笔者，前一排右二：李政指 

前一排 左一：苏副连）

离别之日，指导员专门为我要车，并安排战友为我送站。

        复员退伍与家人团聚，是每个士兵梦寐以求的共同愿望。然而当愿望梦想成真，现实摆在面前，我却没有半点的高兴与兴奋。

       宿舍楼前，吉普车旁，我望着前来送行的战友，欲行又止。留恋、不舍等等复杂感触，刹那涌上心头，充满全身。我双腿变得越加沉重和不听使唤，回家的脚步迟迟难以跨出。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

       这，毕竟是我成长进步走向成熟并为之战斗过的地方；

       这，毕竟是我确立人生目标，奋发努力、克服困难，流过汗水甚至泪水，也是自己取得骄人成绩后，流露出欢歌笑语的地方；

       这，毕竟是我跨出校门，走向社会的第一课堂。有众多令我敬佩、亲密无间，与我一道砥砺前行的良师益友和兄弟姐妹。

       脚下篮球场，有我与战友飞奔狂跑时的足迹和身影，有进球后相互击掌庆贺的欢乐和喜悦；

       眼前老乡梨园，有潺潺的流水和挂满枝头的金黄色果梨，有我与战友在此促膝谈心，交流思想，畅想未来人生的美好遐想与甜美追忆；

       营房四周山坡上下，有我与战友劈山造地，连片开垦整理出的层层梯田，在上面有我们亲手种植的果树幼苗，如今已是根繁叶茂、郁郁葱葱……

       我与送行的战友一一握手道别，我向指导员行了从军史上最后一个军礼。带着对战友的眷恋，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告别了近六年的部队生活，踏上我人生新的征途。

        再见，关心我成长进步的陈营长

        再见，可亲可敬的李政指、苏副连

       再见，与我朝夕相伴、情投手足的亲爱战友

        再见，神圣威严的军区八里窑军营，还有我的第二故乡——兰州！

退伍两月后，笔者（后排右二）与军校暑期休假

回乡探亲的王众、于军宁战友相聚泰安

前排：周 杰 石国华 李 卫

后排：王 众 汤庆泉 李晓民  于军宁

2016年10月集中台战友重聚金城

图为71年报务员与教员武队长（前排右四）合影

前排：张菊花 杨兰林 王军灵 王新辉 赵满华

武义民 王金兰 杜承梅 赵 滨

后排：张书明 刘西柏 李晓民 槐树田 方速成

张雪山 周 杰 王 中

与集中台老主任陈营长，老三连苏连长

以及魏队长、曾队长在一起

由左至右：魏民新 周 杰 刘西柏 陈来友  

苏天来 张雪山 李晓民 曾楚北

2016年10月，集中台部分战友重聚兰州市

我眼中的指导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