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一中百名教师和校友风采录之74：徐树森老师篇

白士祥

庆祝教师节再续母校情 白士祥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一场疫情致使全国学校停课、学生离开校园8个多月。 这绝对是一个奇迹：在全世界60多亿人口还处在疫情的水深火热之中时，拥有14亿人口的我国却率先走出了疫情的阴霾。 在秋高气爽的金秋9月，我们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之日，同学们兴高采烈地重返校园；今天我们也迎来了第35个教师节，中华民族尊师重教之风遍吹华夏。 《呼兰一中百名教师和校友风采录》，是我“再现百年母校风采”报道计划的重要内容，突发的疫情使它中断了7个半月。在庆祝教师节这个喜庆的日子，我要继续为各位同学、校友和朋友呈现呼兰一中教师和校友风采，再续母校情。 让我终生受益的 四个字：多看、多练 ——怀念徐树森老师 白士祥 1962年的开学季，我从建国小学走进了呼兰一中校园。初一第一堂语文课，从教室门口走进一位中等身材的老师。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徐树森，双立人徐，树木的树，森林的森。从今以后，由我来担任你们的语文课。”简短的几句话，自然而又亲切，拉近了他与同学们的距离。 可能是我生性内向、沉默寡言的性格，更可能是徐老师给我留下了和蔼可亲的第一印象，在所有各科目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语文课。 急于想学好语文课的心情，让我要去寻找“窍门”和“捷径”。一次语文课下课，我急忙追出教室，壮着胆子喊了一声：“徐老师……”老师回头看到是我在叫他：“找我有事吗？”我凑上前去：“老师，我想问问，学好语文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老师反问：“你是想问有没有‘捷径’可走吗？”我点了点头。老师说：“学好语文不是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依我这些年的体会，必须在‘多看、多练’上下笨功夫。”老师缓了缓又说：“‘多看’，就是要多读书，多观察；‘多练’，就要多写，多练笔。经年累月，必有成效。”看到同学们开始回教室，课间休息快到了，我不好再占用老师的时间，赶忙给老师敬个礼：“谢谢徐老师！” 放学回家，我反复琢磨徐老师“多看、多练”这四个字。我想：徐老师是过来人，他说的话一定有道理，我就按徐老师说的去做。 　　说起读书，可真不好意思。我父母都大字不识，我家除了黄历，再没有一本带字的书。可是我却有一间卷帙浩繁的藏书室——县图书馆。 早年我家住在“新扒道”，小学高年级时我就常去图书馆看书。这次听徐老师说要想学好语文首先要多读书，我更是放学后有时间就往图书馆跑。那里有各类报纸，可提供最新鲜的资讯；更有国家和各省市的文学期刊，提供高水平的文学作品。我最喜欢以赵树理、马烽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作品，他们塑造的农民形象惟妙惟肖，刻画人物入木三分。这些作家的作品我几乎期期都读。 每次到同学和邻居家，看到有我喜欢的书，都要想办法借来读。那时虽然我家无书，却仍然可以读到很多书。 观察是我的“短板”，过去我“两耳不闻窗外事”，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现在我按照徐老师说的，放开双眼，去观察身边接触到的一切：课间休息操场上活跃的同学，上学路上匆匆的行人，市场上叫卖的小贩，呼兰河边早晚的美景，西岗公园的四季轮回……观察让我视野开阔，观察让我耳目一新，观察让我有了一股要练笔的冲动。 为了做到徐老师说的“多练”，我专门准备了一个练笔的小本子。 读完一本好书，我写了读后感；看完一篇文学作品，我记下了心得收获；去市场买菜，我描绘出高声叫卖的小贩；跟父亲走着去哈市卖鸡蛋，回来我补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春天打榆树钱，夏天去游泳、钓鱼、划船，秋天溜土豆、偷苞米，冬天打爬犁、堆雪人，还有我的老师、同学、家人和邻居，这些都在我的小本子里留下了记载。初中三年下来，我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三大本。 多读书，多观察，多练笔，让我丰富了词汇，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学到了一些写作技巧，增加了学习语文课的兴趣。 过去我最犯愁写作文，打开作文本，茫然无措，脑袋空空，搜肠刮肚勉强写出几句，也是干干巴巴，空洞无物。现在觉得有东西可写了，语言也顺畅多了，内容也充实了。 　　初中二年级时，学校搞了一次郊游，回来我把这次活动写成了一篇散记。从图书馆我看到了哈报的报社地址，我想投稿，可是又怕退稿被同学笑话。我找到徐老师，把想法跟他说了。老师鼓励我说：“你不但要多练笔，还要敢于投稿。不要怕退稿，很多大作家都有过退稿的经历。”听到了老师的鼓励，我还是有些忐忑地把稿子通过邮局寄走了。 没想到几天以后班主任丁老师找我，说刚才报社把电话打到了学校收发室，找我介绍一下你在学校的表现。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报社又打来电话，通知我稿子发了，稿费过几天就会汇到。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不敢相信，直到我在图书馆的报纸上看到了印有我名字的那篇散记，我才如梦初醒。当我把从邮局领出的4元钱稿费交到爸爸妈妈的手里，我看到妈妈激动得流出了热泪。 1964年学校搞建校50周年庆典活动，在通向学校大门过道的板报专栏，还展出了我那篇散记的报纸剪裁。 初二时，学校举办了一次不分初、高中的征文比赛，我想参赛，但不知写什么好。 在我多次去同学家玩时，特别羡慕很多同学都有可爱的小弟弟。我也想有一个这样的小弟弟。时间一长，真的有一个小弟弟在我的心中活跃了起来，他其实是很多同学小弟弟的综合体，我管他叫小兵。这个虚构的小弟弟已经在我的头脑里活动了很长时间，好几次我在糊火柴盒的时候，一个脑袋很大、聪明伶俐又顽皮好动的小家伙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是我的“跟屁虫”，有时又惹得我哭笑不得。 这时我又想到了徐老师。在语文教研室，我对他讲了我的这个“小弟弟”。徐老师仔细听完，马上说：“你就写这个小弟弟参加比赛。”我说：“可是这是我编出来的呀！”徐老师耐心地跟我说：“文学中有一种体裁叫小说，它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的人物可以虚构，但必须来源于生活，通过整理和提炼，又高于生活。”停顿了一下，徐老师又说：“你心目中的小弟弟，符合这一体裁的要求，你就把他写活了。” 按照老师说的，我写得很顺利，取名就叫《我的弟弟小兵》，送去参赛。 出乎我的意料，这篇征文与高三一位同学的征文并列获得了一等奖。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获奖名单，并奖给我两部长篇小说。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还奖励我期末语文考试免试，给最高分。 1964年，我升入了初三。学校又举办了一次征文比赛，我对参赛跃跃欲试，还是拿不定主意写啥好。 1955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长达20年的越南战争。他们用现代化的武器对越南人民大肆杀戮，犯下了惨绝人寰的滔天罪行，造成了300多万越南人民伤亡，整个北方也被夷为一片焦土。 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南方来信》一书。该书是越南南方人民写给北方亲人的信，也是一本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控诉书。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越南南方人民采用种种恐怖手段，无恶不作。南方人民面对敌人的刺刀，没有屈服，而是挺起胸膛，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尊严，采取各种形式，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我在县图书馆看到了这本书，一下就被震撼到了，被吸引住了。我再一次去找徐老师，跟他说想围绕《南方来信》写点啥，不知可不可以。徐老师说：“把你震撼到的，一定会是触动心灵的，这样会写出真情实感，我建议你写一篇读后感。” 我马上写了一篇《〈南方来信〉读后感》，去参加征文比赛，结果获得了二等奖。 徐老师“多看、多练”的四字真言，坚持做下来使我的语文课成绩有了长足的进步，徐老师曾多次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读给班里的同学。语文学习成绩的提高，也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学习成绩，初三升高中时，我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呼兰一中高中。 　　中国有句古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的是传授给人以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徐老师传授给我的，既有知识，更有学习方法。 徐老师“多看、多练”的四字真言，不仅在校学习时使我大受裨益，而且在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也奠定了我整个人生，让我终生受益。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哈尔滨市和松花江地区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要，解决地方工业缺钢少铁的局面，抽调了5400多名干部和民工，在阿城县小岭境内开展了钢铁大会战。1970年9月，我从青年点被抽调而来，不久分配到炼铁车间作佈料工，负责推独轮车给炼铁高炉上料。 在校学习时养成的练笔习惯，到了工作岗位也延续了下来。尽管每天都累得腰酸腿疼，下班后还是把车间的好人好事写了下来，投给厂广播站和厂报播发。佈料工没干上几个月，车间要配一名宣传员，全车间400多人选中了我，不久又担任了车间团总支书记。 　　我们车间有一座“三·八”号高炉，120名炼铁工人最小的才17岁，平均年龄不到22岁，在全省数十座高炉中是唯一的女子炼铁集体。 1972年2月中旬的一天，当时我入厂还不到一年半，车间领导通知我：市里准备报道“三·八”号高炉，写稿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在近一个月的时间，我经过召开座谈会、个别采访，初稿完成后又多次修改才定稿。 3月4日，4900字的通讯《新人炉边炼红心——记松哈小岭钢铁厂“三八”炉的青年女炼铁工》在《黑龙江日报》三版头条发表，占据了大半个版面，报社还为这篇通讯配发了英姿飒爽炼铁女工的插图。同日，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报了这篇通讯，工厂还组织了职工收听。 1972年3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我厂建立了第一届党委，同月我也成为了新党委接收的第一批党员。党委组建党委办公室，需要一名党委秘书。在5400多名职工中（当时全厂有上百名年轻的大学生，政工组有2名秘书，还有1名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政工干事），我有幸被选中成为了党委秘书。两年之后，我陆续被提拔为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办和厂办两办主任。1983年5月，经省冶金工业厅党组批准，我又被提拔为副处级的党委副书记，当年只有35岁。 1991年，全国首次进行企业政工人员专业职务评聘工作。高级政工师的评聘有一个刚性条件：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我只有大专学历，不够条件。凭着多年来我在报纸、杂志发表的作品，特别是在省和全国获奖的十几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哈市评审委员会破格批准了我为高级政工师。就是这一破格，退休后让我每年可以多拿一万多元的退休金。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即使走上了工作岗位，我这种内向、腼腆、寡言的性格也没有改变。按说有这种性格的人，又没有任何背景，从不托关系、送礼，是不会被重用和提拔的。我所以会走得如此顺风顺水，我感觉冥冥之中是徐老师在助我，是他“多看、多练”的四字真言，让我始终坚持而没有放弃，这在当时很纯正的风气之下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8年5月，年满60岁的我，在改制后的金山实业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任上退休。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何况初中三年，一千多个日月。徐老师“多看、多练”的四字真言，早已融入到我的血液中，变成了我这一生的自觉行动。 退休后的这12年，我这辆有些老旧的车，并没有停歇，还是按照惯性在行走。 发达的互联网，为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我放下钢笔，每天在电脑和手机上敲击键盘，在很多网站撰写和发表我喜欢写的文字。前一段时间，我整理了一下这些文字，分成了《求索集》、《耕耘集》、《往事集》、《推介集》、《母校集》、《战役集》等10个集子，我统计了一下字数，竟有120万字之多。我还编辑、制作了一些视频，“美篇”制作了1200余篇，“彩视”制作了500多篇，拥有粉丝11.55万人，播放量突破326万次。 　　自1968年毕业离校，我先是下乡，后又到他乡工作了40年，一直没有再见过徐老师一面，也得不到他的信息。这次我编辑《呼兰一中百名教师和校友风采录》，开始就把徐老师列入其中。尽管我多次跑县图书馆，查阅呼兰县教育志和呼兰一中校志，找我的同学和校友们了解情况，得到的信息仍然极为有限。我当然知道，对一个人的信息知道得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永远都没有离开你的心中。 我们国家的56个民族，有一支原居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她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叫锡伯族。我敬爱的徐老师，就是这个民族的一员。 他是呼兰本地人，早年在呼兰一中担任语文老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调入呼兰师专中文系任教，为副教授。他一生都在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可谓桃李满天下。77岁那年，他驾鹤西去。 他身后留给这个世界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把自己的儿子培养得非常优秀，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儿子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依然那么出类拔萃，学成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带领一个团队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 幸运的是，我总算从《萧红研究》第三辑上，找到了徐老师生前的一篇作品。文如其人，以文识人，让我们透过徐老师这篇作品的字里行间，来了解徐老师其人，来怀念我们的恩师。 2020年教师节前夕 写于哈市家中 <h1>　　</h1><h1> 舒展自如独具风骚</h1><h1> ——《两个青蛙》新论</h1><h1> 徐树森</h1><h1> </h1><h1> 研究萧红的作品,很少有人论及她早期创作的小说《两个青蛙》。可以说,这篇小说长期被人们冷落了。实际上,它是萧红作品中别具风格又很有特色的一篇小说。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习作的若干稚气,但萧红不事雕琢,不重渲染,甚至用散文一样舒展自如的笔触,叙写一个就像生活本身一样真实而又寓意深刻的故事,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透过《两个青蛙》这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窥见女作家早期创作思想、笔德修养和艺术技巧日臻成熟的过程。</h1> <h1> 一</h1><h1> 《两个青蛙》创作于1933年8月6日,时逢本世纪30年代初期,当时日伪统治下的东北,黑暗笼罩着大地。萧红面对旧世界纷繁复杂的人间世相,毅然选取《两个青蛙》这样的题材进行现实主义描写,这在当时,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h1><h1> 《两个青蛙》塑造了秦铮、平野两个进步青年形象,从作家交代的“南楼宿舍”和“北楼宿舍”以及两次提到的“校园”来看,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像是青年学生。小说用较多篇幅写了他们久别重逢后的热恋;但不可忽视地还写到了他们的工作和事业,这正是这篇小说进步思想的闪光点所在。秦铮到乡下去考察工作,亲眼一睹了那一里“猩红热,虎利拉…各样的传染病都有。只有传染病,没有医生,患病者只有死”的悲惨状况,这是30年代初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对此,秦铮的爱憎是分明的,她痛恨“这样的世界”同情广大农民的不幸遭遇。</h1><h1> 平野比起秦铮,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似乎更高一筹。他主动问起秦铮在乡下工作的情况,教育秦铮“想要死的人,那是自私,或者是个人主义的变态”。当他和秦铮交换了乡下工作情况之后,觉得自己充实了,“又像恢复了自己似的热情又涌上他的心来,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在喊口号了”。后来就是因为那天晚间,平野同秦铮“在校园里谈了一些关于乡间和工作的事他们被捕入狱了。这双青年人,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业绩,但他们毕竟接触了一些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有一些实际行动,这说明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强烈的。</h1> 作家还通过侧面描写的方法,写了“不是行抢,只为了几张碎纸在身上”就被逮捕入狱的两个人。作品提到的“碎纸”,显然是政治宣传品一类东西,那么推断起来,携带这类东西的人,很可能是地下革命工作者或思想进步人士。作品描写了他俩和别的犯人不同的表情,“两张面孔,并不苍白;手足安然的,并不颇索”。女作家对这两个“犯人”的态度虽然没有作正面赞扬的描写,但在字里行间却流露出肯定和敬佩的真情实感。　　《两个青蛙》从思想容量到思想深度,同萧红其他早期小说比较起来,应当承认是有些逊色的。它既没有《王阿嫂的死》中对地主阶级惨绝人寰行径的血泪控诉;也没有《看风筝》中革命者从事群众发动工作的高涨热情;更没有《夜风》中农民阶级对敌人明火执仗的殊死搏斗。但不能因此就冷落或否定了这篇小说。《两个育蛙》从整体角度来看,思想倾向还是进步的。 <h1>　　二</h1><h1> 从作品的具体描写来看,平野和秦铮不是已婚夫妇,而是一对未婚恋人,但他们初次发生性关系了。萧红对这对恋人的情爱描写又占据了整个小说篇幅二分之一的容量。这一点,或许是《两个青蛙》被冷落的又一个原因。</h1><h1> 对待这个问题,要结合小说进行具体分析后再作答案。这里,作品描写有两个层次。第个层次是一般热恋;第二个层次是越轨的性行为。</h1><h1> 先看第一层次,秦铮因事去乡下好长一段时间,归来后见到平野,两颗炽热的心紧紧相连,萧红对两人的表情动态分别做了真实自然的描绘。</h1><h1> 秦铮愉快地坐在水池边,“她的眼睛向平野羞涩地笑,别离使她羞涩了”,这“差涩地笑是激动幸福的笑。接着作品又写了她的泪,“秦铮的眼泪落了,落到平野的衣襟上手上、唇上”,这热恋着的情人的泪,无疑也是激动幸福的泪,一笑一泪描写,准确地把秦铮这个女性与平野久别重逢的喜悦感情如实勾勒出来了。</h1><h1> 平野呢?他“和她的肩头相依,但只是坐着,他躲避着热情似的坐着”,他情人的热泪“水银似的在平野的灵魂里滚转”。萧红笔下的这些描写,显然更注重男子汉的心理感受,但与秦铮达到的幸福感却是相同的。</h1><h1> 再看第二个层次。“南楼宿舍里睡在夜里了,北楼也睡在夜里”,夜色使他们“久别的情绪苍白着,不可顿挫地强硬起来,纠缠起来”,他们“穿着林丛踱荡,踏着月光踱荡。”这时秦铮是愉快轻松的,丝毫没有异样感觉,可平野却“徘徊着,他作窘”,终于为了秦铮的“青春所激动”,产生了占有她的欲望,于是把秦铮引到“树丛的深处”。尽管如此,平野的内心却是不平静的,他“颤栗地走着,激动地走着”。等秦铮“从树丛颤巍着那里走出来”时,“头发毛散了,衣裙不整齐了,怕羞地背影走上楼梯去”,“她为新的体验淹没了”。</h1><h1> 对平野因久别重逢后的一时冲动所做出的越轨行动,从中国传统道德看,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毕竟是在一对恋人中发生的,而且从第一个层次描写来看,他们的热恋感情又达到了相当程度;再从作品留给我们的思索、想象、回味和补充的空问看,以后平野不但不会抛弃秦铮,相反会对她爱得更深。此事,我们觉得只是过分了些,和纯粹的不道德不能同日而语。</h1><h1>　　我们说女作家萧红的笔德是健康的。《两个青蛙》中,她没有细腻的描写平野的性兀、理性,只是写他“徘徊”“作窘”和为恋人的育春所“激动”;也没有赤裸裸地描写性行为和具体过程,只是写“秦铮的头发毛散了,衣裙不整齐了”,更没有用污秽的语言展示人体某些部位来刺激人们的感官。总之,萧红写此事是含蓄而有分寸的。人们不应当因为作品写了青年男女的情爱与性关系,就简单地否定这篇小说的总体成就,进而冷落了它。</h1> <h1> 三</h1><h1> 《两个青蛙》作为萧红早期作品,就艺术性来看,显然比不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后期作品那样成熟,还存在着种种欠缺,比如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小说结构布局不尽理,甚至有个别语句显得别扭。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或冷落这篇小说。我们说它还有很多可取之处,特别是通过探讨它的某些艺术特点,对研究萧红作品艺术技巧日臻完善的发展过程是不无裨益的。</h1><h1> 首先,小说把《两个青蛙》作为文题,并作为细节描写贯穿作品的始终。“两个青蛙”是有象征寓意的,可否把它看作是象征平野和秦铮这对恋人?进而象征着他们爱情的真挚、和谐与富有生机?肯定的回答并非牵强。在有限的篇幅里,女作家多次对“两个育蛙”进行描写。首先交待出这两个青蛙是秦铮“从乡间回来特地带回”的,接着写秦铮携带装有青蛙的提篮去与平野约会重逢,当青蛙跳到地面时,“平野在阳光里笑着……把青蛙装进篮里”,后来又写把蛙放到水池里。当这对情人发生了越轨的性行为,只有青蛙是最好见证物,最后作品写到“青蛙叫了,要吵破这个秘密似地叫了”。待三年后,“放在水池里的两个青蛙变做一群小青蛙,在校园里仍是叫着”,这又象征着狱中的这对情人对未来的朦胧希望。</h1><h1> 萧红把“两个青蛙”作为小说题目,点出象征意义,又在作品气精心设置这一细节,叫它反复出现,这对突出作品的主题和连接推进情节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可以说是萧红早期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作家在《看风筝》中,不就是用风筝的高双起,象征着革命者必定胜利的光明前途吗!《洲夜风》这篇小说题目,不就是象征着黎明前的革命风暴吗？萧红对美好事物憧憬追求的主观情怀,往往也得助于象征手法来表现。这一点是不能被忽视的。</h1><h1> 其次,是很有特色的景物描写。鲁迅说萧红“叙述和写景,胜人物描写”是颇有见地的。两个青蛙》中的景物描写,带有萧红明独特的个性。比如小说开头的景物描写:“秋雨过后,天色变作蓝,静悄悄的那边就是校园的林丛。校园像幅画似的,绘着小堆小堆的黄花,地平线以上,是些散散乱乱的枝柯,在晚风里取暖,拥着的树叶,跳着金光”,“水珠在树叶上闪起金光滚动着,风来了珠落了。”作品主人公平野和秦铮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中谈说爱的。这幅精湛的景物图画,紧密地联系着作品人物的活动和绪,并融进了作家真挚的主观情愫,使其蕴含着离情于景的情采和景内含情的色彩美。你看,秋雨过后,天高气爽,深蓝的“天空小堆小堆的“黄花”跳跃金光的“树叶”,闪起金光滚动的“水珠”,一切充满生机的景物,有力地衬托了主人公热恋心情的愉悦。</h1><h1>　　再看,“南楼的影子倒在水池里,太空镶着无数的星座,秋夜得和水晶似的透明”,这段描写过后,紧接就写“头发毛散了,衣裙不整齐了”的秦铮从树丛中走出来了。看似作家在这里突出的是秋夜的寂静,实则是突出秦铮“为新的体验淹没了”的不平静,真是景为人设,明为写景,实则仍是写人的感情。小说的二部分,对监狱的一段描写也是很有特色的:“铁窗外石壁的顶端,模糊着苍白的星座。深壑的院宇,水恒是刮着阴惨的风”,星座是苍白的,风是阴渗的,突出监狱的阴森凄惨正是为了衬托人物心理的沉痛感受。</h1> <h1>　　萧红笔下的景物描写,就是这样把人物内心的情感蕴含于自然景物状貌的描绘之中,使人的情态和景物的状貌和谐地统一起来,让读者从景物和情调中感到人物的情怀。</h1><h1> 最后,这篇小说还运用了一些新颖贴切的比喻。比如把秦铮激动的泪水比作“水银似的在平野的灵魂里滚转”,把平野和秦铮“低下来,暗下来”的谈话声,比作“和苍茫的暮色一样,苍茫下来”,把秋夜的寂静比作“静得和水晶似的透明”。这些真挚朴素的比喻,也透视了萧红运用语言的功夫。</h1><h1>　　总之,萧红在她创作道路上的起步初期,能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一篇不到三千字的小说里,较深刻地揭露了30年代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并对进步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加以赞扬,这些是应当给以肯定的。在艺术技巧上,虽然还不够娴熟但不同程度上也体现了萧红开始创作时的才华,其中有不少可取之处。抓住思想深度不够和艺术技巧上的某些稚气与某些缺欠,就因此冷落进而否定这篇小说,应当说是没有道理的。</h1> <h1> 本文选自《萧红研究》第三辑</h1> 本篇配乐歌曲：《谢谢老师》演唱：刘一祯制作：白士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