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国帝师翁同龢

清流

     创设北洋水师，兴办洋务运动。可以说，李鸿章在里面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和这两样东西为伴。先是奏议朝廷，希望当局能够打造一支远洋水师，以巩固国防，使得列强不敢入侵。

     在他的努力下，北洋水师于1888年正式成立，是清政府建立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北洋水师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官兵有4000余人。

     他还又一手创办天津水师学堂，专为水师培养专业的人才。这支花了大价钱培养起来的水军舰队，在当时，也引起了西方各国的普遍关注。舰队实力按吨位算曾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九（采用当年《美国海军年鉴》排名）。而北洋水师的建立，尤其让当时的日本社会很是担忧，并促使了日本作出快速发展自己的海军舰队的计划。

    而其兴办的洋务运动，其中有轮船招商局，天津机械制造局，开平矿务局等一大批具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现代企业。

      李鸿章早年受命组建淮军，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可谓是戎马半生。而后半生，兴办洋务，创办北洋水师，最后在甲午海战后，他苦心经营的多年成果，一朝散去，从此沦为清廷的代言人，周旋西方列强之中，借以为清廷续命。怎么看，他的一身都是在为晚清政府效命。

     然而，官场的内斗、甲午海战的惨败都使他的名誉遭到了巨大的伤害。甲午的惨败和一个坏事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人就是翁同龢。

    1830年5月19日（道光十年），翁同龢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苏常熟。父亲翁心存是道光朝的进士，是咸丰、同治两朝的大学士，是咸丰帝的老师，同时还是道光六子恭亲王，嘉庆五子惠郡王的老师，地位非常显赫。

    4岁时，翁同龢回到故乡常熟。他自幼好学，通读《四书》《五经》，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15岁，考中秀才。22岁，考中举人。1856年（26岁），他参加殿试，获一甲第一名，高中状元！

      翁同龢被咸丰帝破格提拔为乡试考官，先后在陕西、山西主持科举考试。他长期担任考官，门生故旧遍布朝野。1865年（35岁），他奉旨担任同治帝的老师。

    1873年（43岁），在翁同龢的坚持下，慈禧太后重查“扬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历时3年，冤案终于水落石出。案件背后其实是派系之争，几十名官员因此掉了乌纱帽，曾国藩、左宗棠建立的湘军派系，遭到巨创。

   1875年（45岁），同治皇帝驾崩，光绪皇帝继位。慈禧太后提拔翁同龢为刑部右侍郎，并给光绪皇帝当老师，成为两代帝师。

    1882年（52岁），翁同龢出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等重职。翁同龢的哥哥曾被李鸿章检举，因此两人怀有深深的私怨，事事故意刁难。当时有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因李鸿章是合肥人，翁同龢是常熟人）

   1890年（60岁），翁同龢上奏，以“海军规模已具、国家度支艰难”为由，暂停海军购买军火。从此，北洋海军的发展就此停滞。

     1894年（64岁），翁同龢再次担任军机大臣。在甲午战争中，翁同龢明知道缺乏军费，和日军实力悬殊，为了让李鸿章受挫，坚决主战。最终，停滞发展数年的北洋水师大败。李鸿章从此跌落“神坛”，灰头土脸去日本签约，还遭到刺客枪击，九死一生。

    翁同龢和李鸿章的恩怨，是导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但翁同龢并未因此受罚，依然是朝廷的重臣。

     1898年（68岁），翁同龢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6月15日，光绪帝却突然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原因不明，朝野上下一片震动。

    一般认为，是慈禧太后反对维新，以光绪皇帝之名加以罢黜。另一种说法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同探望病重的恭亲王奕?，三人一致认为翁同龢是甲午战争的“祸根”，因此将他罢职，永不叙用。

    翁同龢黯然回到故乡常熟，1904年死在了家里，享年74岁。死后，康有为却称他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将翁同龢开缺回籍谕旨虽系光绪手书，但能否就此断定是出自光绪的本意？考虑到光绪当时的权力，若无慈禧的首肯，光绪还不能将翁同龢开缺。所以说，翁同龢的开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禧的态度。 

     那么为什么翁同龢和李鸿章有这么大的仇呢？这还要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一桩恩怨说起，这场恩怨让他们结下了梁子。

    当年围剿长毛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于定远之役临阵脱逃，弃城溜走。后来，李鸿章责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1860年），寿州（今安徽寿县）遭到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攻击，由于当地团练竭力抵御，寿州城才未被攻破。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彪悍，真要反叛了，危害比太平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摆平这件事。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并把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书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都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他并无投降的心思，得到孙、蒙二人的首级后，叛逆如初。

     曾国藩本来就对翁同书在定远之役时弃城逃走极为愤慨，现在翁同书又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酿成大变，这让曾国藩忍无可忍，终于决定上书弹劾翁同书。曾国藩文采一般，想写却难于措辞。何况，翁同书又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师，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严惩，实在很费踌躇。

     曾国藩便让李鸿章帮着写，结果拿来一看，连呼精彩。李鸿章代写的奏章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

    无奈，咸丰帝只好判了翁同书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翁父听到后，一口气没缓过来，蹬腿西去。咸丰帝借着翁父翘了辫子的机会，顺水推舟以眷念师傅的名义，将翁同书的斩刑改判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手笔而弄得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

    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果然，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构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麦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刚开始，李鸿章还有太后的保护伞，而此时，翁同龢却带领一伙人不断进攻。此时的李鸿章官无翁大，面对翁同龢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由此可见翁同龢的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鸿章因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而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试图说服他撂挑子不干，从而空下大学士的位子给自己，袁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并且李还表示只要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当上真正的宰相。这算是李给翁的一个小小的报复吧？由此可见翁与李之间的仇隙之深。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书法外，还有两件事与他有关，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这两件事可算近代史上头等大事件了，而他在这两件事上的表现却是非常戏剧化的。

     甲午战争在没打之前，光绪皇帝就想跟日本打一场仗，证明自己。因为他不想总当“儿皇帝”他很想通过打赢这场战争树立自己的威信，好挺起腰板做皇帝。而慈禧则一向小瞧日本，再者平时受够了洋人的气，也想通过打败日本警告列强。

      李鸿章的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中日实力相差悬殊，因此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量避免战争。翁同龢却以主战派面孔出现了，极力要求打。他表态:朝廷既然花这么多的银子搞军事现代化，总得观观效果吧。于是就力主添兵，速赴朝鲜。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打了两个星期，李鸿章开始琢磨变通了，他建议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此建议却遭到翁同龢的反对，翁同龢以军机处的名义答复李鸿章:“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帮忙，单打没问题。

    9月16日，平壤失守了。第二天一大早，翁同龢知道了消息，当场就怒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并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21日，他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力主继续战斗。这种想法并没有错，战略判断也是对的，但是翁同龢并非行伍出身，对中日两国的战斗力差距缺乏清醒认识，所作部署无异于纸上谈兵。

     10月24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日军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31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11月3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可见战争是对翁同龢有利的，事情危机，他倒凭着一腔热血升官了。

     翁同龢是拿这场战争来赌光绪和自己的前途的，因此他狂热地渴望胜利，但是这种要钱不要命的赌法注定将以惨败告终。他太没有章法了，焉能不败？当翁同龢知道金州也失守了，旅顺快保不住了，就慌忙派唐仁廉去增援。11月22日旅顺也失陷了，翁同龢“愤虑难当”。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日军也是拿国运来赌这场战争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上下一心，准备充分。这一次，他们抓住了也抓对了机会。1895年1月10日盖平失陷。14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

    这帮文人毕竟都是科举中磨炼出来的，玩文字功夫一流，说自己向来不敢“阿附议和”，巧妙地将问题转移到“该不该议和”这个永远也扯不清的道德争论上，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主张战争，为一己之私克扣军饷的责任都被撇清，顺带还强调一下自己一贯的爱国立场，多么精彩的表白啊。

      可惜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只认刺刀，而这恰恰是我们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最不擅长的。面对接连的惨败，翁同龢就像一个明天就要考试而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做的小学生一样，临时抱抱佛脚，提出了“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当然没有任何用处。

     

      当他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的谈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后，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2月13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22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坚决反对，而且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好一副爱国主义的面孔，可惜记性太坏，忘了是谁造成“必欲以割地为了局”这种万劫不复的局面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翁同龢只好发挥自己的特长，高调宣扬爱国主义以掩盖自己的责任。当他得知光绪帝希望议和速成时，再次“力陈台不可失”，而且指出，如割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我们的翁师傅真是为国为民，可惜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结果条约还不是签了吗？翁同龢又“极言批准之不可速”，竟然想学李鸿章玩“痞子手段”，可见其方寸已大乱。

     翁同龢收到台湾士绅丘逢甲等自台湾来电后发出“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可惜只是感慨，没有付诸行动。如果翁同龢要是真的以身殉国的话，之前的失误不仅可以一笔勾销，而且他还有可能作为伟大先烈被永久载入史册，可我们翁师傅显然没有做先烈的打算，所以他还是有面目活在世上，看来曾国藩老先生的“挺”经真是深入人心，不分清流浊流，大家都运用自如。

       由此可见，整个中日甲午战争，慈禧和光绪要负领导责任；李鸿章要负执行不力的责任；而翁同龢呢，只需要高喊口号，发发感慨，提些没什么作用的建议，最后竟然似乎什么责任都不用负，还博得个爱国的好名声，真正算得上个“聪明人”了。只可惜，老百姓虽然看不出来他的如意算盘，慈禧太后却通过此事将这一对师生（翁同与光绪）看透了，这也为几年后一拍子将他们打下去埋下了伏笔。

     通过王伯恭（曾任袁世凯的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我们来看看翁师傅心中的小九九吧——

       “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

       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爱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是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翁同龢，是豪门子弟，应该是见过挥金洒银的场面，但他有时对手里的公款却很抠门。而他抠门的原因只是整治政敌，破坏国防大事，后果是甲午战败。

     1894年1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与此同时，对侵略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达朝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龢有密切关系。

       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李的苦心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赶上了中国。十年前，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晃悠，甚至停在日本海岸秀一秀。

         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东看西看，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而十年后呢？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当时正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因资金问题而被迫中辍，结果此船被日本人购去，这就是日本战舰“吉野”号。战备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败？

      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500万军费哪里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施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那是没用的浪费。可笑的是，后来翁同龢竟然还是主战派。

        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说到底就是为了整李鸿章。而到了甲午战争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整个时代都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清朝末年的政坛，有一点像明末，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党争严重，即帝党与后党之争。翁同龢代表的是帝党，李鸿章代表的是后党，这两者为了争夺权力，经常爆发一些明争暗斗。而且，因为曾国藩和李鸿章检举他兄长翁同爵，所以翁同龢与李鸿章还有化不开的家族矛盾。

        总之，翁同龢与李鸿章是一死对头，属于无法化解恩怨的关系：利于李鸿章的，翁同龢要反对；不利于李鸿章的，翁同龢要推动，犹如明末党争，不为国家，就为自己一派私利。

      比如甲午战争中，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对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之外，都弹劾了一遍，包括脱离实际的各种催战。前线在打仗，后方在弹劾，将领们还怎么打？

        正因如此，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期间，处处刁难北洋水师，最典型的是挪用北洋水师的购舰经费。虽然购舰利于国家，但也利于李鸿章，所以就被翁同龢拒绝。关于慈禧挪用海军修园一事，翁同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真让人大跌眼镜。

     1891年，户部尚书翁同龢上书：海军规模已具，国家度支艰难，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别说军舰了，就连炮、军火都不让购买，这一下让北洋水师陷入了绝境，甚至连优质煤炭都用不起，零部件也更换不了，而日本海军却在快速发展。

         朝廷果真没钱了？其实不然，因为有2000多万两海军经费，被慈禧挪用修颐和园，以庆祝60大寿之用。对于慈禧挪用，翁同龢喜闻乐见，李鸿章不好劝说，其他大臣也几乎闭口不言。唯有前户部上书阎敬铭强烈反对，得罪了慈禧，遭到革职，翁同龢再度成为户部尚书。

        阎敬铭被慈禧以“不能仰体朝廷”的罪名撤职，但翁同龢上台之后，却唯慈禧之命是从。需要注意的是，翁同龢是帝党，为何赞同慈禧的做法呢？其实很简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笔钱拨给李鸿章，会大幅度增强李鸿章的实力，所以不如修颐和园。

      翁同龢的门生王伯恭，在《蜷庐随记》中记录了这一件事：翁同龢即划拨海军储款2000万修颐和园，500万修三海，不但一分不留......（向朝廷奏定）五年北洋舰队不得添一船一炮。

       面对北洋水师的落伍，英国人给了一个建议：“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这一建议有推销产品之嫌，但也有真知灼见。让人遗憾的是，因为翁同龢的阻扰，最终两艘快船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就是吉野号，是甲午战争中击沉大清舰队最多的船舰。

       总而言之，当北洋水师舰队锅炉都快报废时，翁同龢却还是不给一分一厘，别说购买最新舰船了，就说维持北洋舰队都很难。相反，日本却一直购买最新舰队，最终让北洋舰队饮恨大海。客观的说，北洋舰队的覆灭固然原因很多，但翁同龢却是难辞其咎的罪魁祸首。

        党同伐异的翁同龢，却在个人私德上并不差，是一个清廉的清流政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俊美指出，不论翁同龢行事如何，但“对于他为官清廉这一点都是承认的”。

        其实，翻开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朝历史不难看到，表面上看是清流且清廉，当时是天下何人不识君，但行为举止却往往又自私自利，反而更能打着正义的旗号祸国殃民。

      翁同龢和手下文廷武、张謇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翁同龢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他后来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

       1898年6月16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应得的下场。

         《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翁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这已不是是否主战的问题了。

        将翁同龢开缺回籍谕旨虽系光绪手书，但能否就此断定是出自光绪的本意？考虑到光绪当时的权力，若无慈禧的首肯，光绪还不能将翁同龢开缺。所以说，翁同龢的开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禧的态度。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在同治元年（1862年）入直上书房时，曾授读过大阿哥（咸丰帝）。因为这一点，慈禧一直眷顾着翁家。祺祥政变（即辛酉政变）后，慈禧首批起用被肃顺等迫害打击的人中就有翁心存，称其“品学纯粹，守正不阿”。

       同治帝进学后，慈禧又任命其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翁心存去世后，朝廷对翁氏子孙更是大加封赏，对于翁同龢也是如此。先后任命他为同治、光绪的师傅，委以重任。据翁同龢日记，从1865年到1894年近30年的时间里，慈禧曾16次单独召见翁同龢。这在当时朝臣中极为罕见。

       但是这种情况到1894年，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是年10月，翁同龢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部筹款项为难为由，奏请停止太后万寿庆典工程，一些御史言官也趁机纷纷上奏，呼吁停止庆典活动，移祝寿费为战费。在舆论的压力下，慈禧被迫颁谕，宣布“停办景点和宫中受贺”。

    然而从此她在心中却对翁同龢恨之入骨，她恶狠狠地表示:“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加上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当中自私自利的表现，使得慈禧看穿了翁同龢，对其十分厌恶。 

     从1898年开缺回籍到1904年去世，翁同龢的心情可谓十分沉闷，但他的书法在这个时期却突飞猛进，“日临汉碑帖数十字”，“以习八分及六法自娱”。上门求墨宝的人很多，他都尽可能给予满足，时不时还乘兴画上几笔。 这个搞政治的书法家活到最后还是没能得到朝廷的平反，于1904年郁郁而终，留给世人的只有他那些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