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走出野人山的远征军女兵合肥采访记

秦时月

      这是阴翳密布的楼宇间小路，这是斑驳树影掩映着的老楼。合肥一座机关大院的50栋301室，是走出缅甸野人山的中国远征军唯一女兵刘桂英的寓所。沧桑的小路和老楼仿佛给定居于此的刘桂英老人平添了更多的人生传奇。

       作为远征军抗日的“活档案”和“活化石”，刘桂英老人如今已是95岁高龄，和女儿生活在一起。我们敲门进入后，刘桂英热情张罗着给大家切西瓜解暑。她年事虽高，耳朵有点背，但身体还算硬朗，尤其是声音洪亮，腿脚也比较利索。说到高寿，她笑答“我从小就是一个孤儿，好像一株野草，经历过风霜，有一点韧性。野地里长的草，有风有雨不也能顽强生长吗？这世上总是公平的，我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却换得了长寿！”

        与我们一同拜访的还有时任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的同乡——旅美作家廖兆暄。他希望通过和刘桂英的交谈，了解到更多当年远征军翻越野人山的历史，将那段可歌可泣、千秋万代都不能忘记的历史真实地展现出来。

       老人的思维很清晰，回想起来丝毫没有阻碍。往事如烟，她记忆的闸门缓缓打开——

       刘桂英192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她从小在贫女院长大。1937年，在贫女院里面学习了7年的刘桂英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长沙市湘雅医院护士助理班学习护理知识。这么一个弱小的女子如何踏上远征的步伐？刘桂英打开记忆的闸门，她侃侃而谈——1939年长沙会战打响，日本侵略军快临近的那天，刘桂英说遭遇了她人生中第一次与死神擦肩的经历。“那个晚上炮弹声、枪声不绝于耳。当时我才十几岁，哪懂得什么事情，我看别人跑我也就跟着跑。大家都往火车站、江边跑。”刘桂英说她当时住在长沙北门外，但是火车站在南门，她跟着人群一路在枪林弹雨中幸运地逃到了火车站。“很多人不是被炮弹炸死，而是被踩踏死的”。车厢里拥挤不堪，刘桂英随着跑反的人流来到了衡阳。“那时候当难民也不行，我一想不当亡国奴就当兵吧。”刘桂英和几名热血青年一起报名参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新二十二师野战医院，成为一名女护士兵。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了缅甸的首都仰光，切断了战时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路——滇缅公路，威逼印度和中国的大西南。为了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政府抽调了10万名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刘桂英就是这10万名战士当中的一员。

        刘桂英至今仍然会哼唱那首《中国远征军战歌》：“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到缅甸去吧，走上国际战场!”她和战友们就是唱着这首歌抵达中缅边境的。

       到达缅甸以后，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中国远征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5月上旬，中英军队开始撤退。日军切断了远征军的归国通道，少数战士跟随美国统帅去了印度，大部分战士都在杜聿明将军的带领下走进了野人山，他们准备从那儿绕道回国。野人山位于中印缅交界地带，是一条长达400公里的狭长河谷，这里山岭纵横，河流密布，传说有“野人”出没，当地人给这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胡康河谷。所谓胡康在缅语当中就是“魔鬼出没的地方”。

       为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抗战，中国远征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写下世界军事史上最悲壮的一幕：以10万之众出国，活着离开战场的不到一半人，而最终穿越原始莽荒“野人山”生还的只有3000多人，刘桂英是唯一活着走出的女兵。

        “那片原始森林浩瀚得如同大海似的，成千上万棵生长了千百年的大树耸立着，层层叠叠的树叶遮住了天空，阳光照不进来。偶尔看到筛子眼儿那么点儿大的天空，我们就会觉得精神一振。”刘桂英说。“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当年能够走出野人山。当时我就有一个信念：就是死也要爬到祖国的土地上去死。当家破人亡时，每个人都要尽一份责任，远征军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但应该被后人记住……”老人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的话语让在场的人都不禁动容。

       当年因为照顾受伤的姐妹，刘桂英早已脱离了大部队，被落在了后面。姐妹们一个一个相继去世后，她只能沿着累累白骨指示的方向不停地走，“那个时候你根本不怕走错路，因为没走三两步就有尸体”。一天，刘桂英和已掉队的几个远征军士兵艰难地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峰，“忽然，我们看见一堆红的、绿的、黄的篷子，一片广阔、蓝蓝的天也特别的亮，老远看，真的像做梦一样，这好像是海市蜃楼吧。”但是这样的场景却令人生疑，刘桂英根本不敢相信，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场景，在野人山上也不可能出现那样好看的东西。

       “我仔细看过去，真的有人在那边，还有人在向我们招手。那种激动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当时就回头向后面叫，你们快来啊，这里是为了的人，有粮食了！”几天后，李桂英和最后一批走出野人山的战士被送抵位于印度朗姆茄的基地。一个女兵活着走出野人山的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军营。新22师师长廖耀湘和他的夫人黄伯容热情地请她到家里做客。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专程从重庆赶过来为她画像，并且送给她一张作为纪念。刘桂英一直珍藏着那幅画像。

       远征军缅北大反攻胜利后，新婚的刘桂英和丈夫随部队返回了祖国。活着走出了野人山，有了自己的家，刘桂英对未来有了种种美好的想象。然而，她根本没想到，还有一座比野人山更凶险的山峰在前方的路上等待着自己。

        1945年，内战爆发后，不愿再看到战争的刘桂英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了丈夫的老家安徽怀宁。刘桂英怎么也没想到，回乡后不久，那个曾与她在野人山一带生死与共、并由廖耀湘主持婚礼的男人抛弃了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并把她们赶出了家门。她伤心极了，“这大概就是我的命，处处都是坎坷。我当时住在一个小镇上，小镇上的人都很同情我，有时候送来一两升米，就这样勉强地度日。”刘桂英说。最难的时候她想带着两个孩子去跳河，去死。但是想到孩子还那么小，刘桂英最后还是放弃了死的念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谋得了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这样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下来。

       然而，解放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再一次把她推向了绝境。1962年，刘桂英被清除出教师的队伍，送往农村改造，这一改造就是30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 为了自己的骨肉，她选择了坚强面对，靠打零工、教书和好心人的接济勉强度日。后来，因有参加远征军出国征战的所谓“历史问题”，刘桂英成了“女特务”，被揪出来批斗。直至1990年在叶浅予先生的帮助和推动下，她才被落实政策，按恢复教师身份退休。这一年，她已经是位古稀老人了。

       不久，刘桂英随女儿定居合肥。2005年，刘桂英和其他中国远征军幸存者一样，获得了党和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是她最感到荣耀和兴奋的事。“这么多年来，身上肩负的担子终于可以放下了。我们为国抗战，为国捐躯，而今终于得到了肯定了！等到有一天我走了，去另外一个世界见到了那些在野人山牺牲的兄弟姐妹们，我也可以给他们有个交代了！”

      刘桂英身体还算健康，能够自己买菜做饭。在她房间写字台的玻璃台板下面压着一首她自己写的《不老歌》：“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没烦恼；天天忙，永不老。”她每天都坚持练习健身拳，写写回忆录，学学英语，练练书法。前几年，在一位台湾朋友的帮助下，她和远在美国的廖耀湘夫人联系上了，她们俩经常通信，谈谈远征军的往事。她还把自己当年在印度用过的毛毯和手电筒无偿地捐献给重庆抗日历史博物馆。

         刘桂英这一生可谓历尽坎坷。虽然吃了那么多苦，但她仍坚强乐观。她说，“当家破人亡时，每个人都要尽一份责任，我们只是尽了一份责任。”和那些早已离开人世的战友比，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也很知足，能够活着就已经很快乐了。刘桂英还用一句特别简单的话总结了她的人生，她说“吃苦也是一种学问”。从这个满目沧桑的老人身上，我们依然能找到当年那个九死一生的弱小女兵的身影，找到贯穿她传奇一生的生命的力量。

         记忆只有不断地重温，才能不被遗忘；历史只有不断地反思，才真正有意义。从眼前刘桂英老人似乎并不伟岸的身躯，我们分明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