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dongmin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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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母

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总想起我的祖母，祖母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虽然她去世已有40多年了，可她的形象仍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其实，一向重男轻女的祖母并不喜欢我，一是因为我是女孩，二是因为我倔强不会来事。三是因为我经常和妈妈学舌，告祖母和叔叔的状，可我对祖母的感情却情深似海，久久不能忘怀。特别是到了如今的年龄，我才深深体会和理解了祖母当初为什么偏坦叔叔，也为当初的幼稚感到可笑和悔恨。

祖母这辈子很不容易，大半辈子是在旧社会度过的。祖母的原籍我不知道，她娘家的事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她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夫家的姓和娘家的姓便是她的名字——贾单氏。

祖母嫁给爷爷后，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爷爷在家排行老二，祖爷爷死后，他们哥三就分了家。为了生存，没有文化的爷爷跟随闯关东的人流来到了黑龙江省做劳役，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打工。后来他又做一些小买卖，隔三差五还能给家寄点钱。祖母带着年幼的父亲在河北老家，靠给人做些针线活作为生活补贴，日子还过得去。

祖母要强，她深知没文化的苦衷，她紧衣缩食供父亲读书，但是由于生活所迫，父亲断断续续只读到初小。在老家，祖母很受人欺负，就连亲戚都瞧不起他们，嫌他们穷。有一次，父亲放学回家路过叔叔家门口，叔叔依着门框，端着碗，筷子上夹个饺子，叫着父亲的乳名说“信礼头，这饺子可香了，你们家有吗？”年幼倔强的父亲看都没看他一眼，跑到屋里便哭了。当祖母问清原由后，就卖掉家里唯一值钱的一个座钟，给父亲包了一顿饺子。这件事深深刻在父亲的心上，父亲立志将来一定过上好日子，天天吃饺子。

后来，爷爷在黑龙江省青冈县落了脚，他就将祖母和父亲接到了东北，一家人总算团圆了。1942年，祖母在青冈县生下叔叔不久，爷爷就从跳板上摔了下来，伤没养好，后背又长了个痈，百姓叫“搭背”，从此，爷爷便卧床不起。叔叔一岁，父亲十四岁时，爷爷便撒手人寰。从此，三十二岁的祖母没有再嫁，一个人拉扯两个儿子，为他们娶妻生子，帮两个儿子带大了八个孩子，直到1974年去世。 

她守寡半辈子，在旧社会，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度日谈何容易，不说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就是孤儿寡母也受尽了人们的白眼，受尽了人们的欺凌。

别看祖母没文化，但是她很有主见。说来也神，祖母不仅把父亲带到这个世界上，而且给了他两次生命。第一次是1947年，东北已经解放，民主联军在青冈县征兵，一个连长一眼就相中了当时就是民兵的父亲，可祖母死活不让父亲去当兵，悄悄将父亲送到哈尔滨去修铁路。当时青冈县参军的青年都参加了辽沈战役，几乎都牺牲在战场上，父亲逃过这一劫。第二次是1949年，父亲在哈尔滨随招工的来到鹤岗煤矿当上了一名矿工。1950年初，父亲将祖母和叔叔从青冈县接到鹤岗市。1950年末，祖母张罗让父亲和母亲成亲。父亲和母亲是爷爷在世时定的娃娃亲，在祖母的催促下，父亲请假去牡丹江附近的姜家站接母亲。就在父亲走的当天，井下便发生了瓦斯爆炸，死伤很多人，父亲又逃过一劫。

祖母对两个儿子是有巨大贡献的。她劳苦功高，她帮两个儿子带大了八个子女。1951年，当我“呱呱”落地时，祖母就把我视为掌上明珠，捧着抱着。我六个月，母亲就参加了工作，加上年轻好玩，除了喂奶，其他时间都是由祖母照顾我。我两岁半时，母亲生了大弟，祖母便把爱全部给了弟弟。我四岁半时，母亲生了大妹，祖母要做饭，料理家务，还要照看我们姐弟三人，累得心烦。有一次因和母亲生气，说什么也不照看我们了。父亲和母亲无奈，只好把我送到千里之外的外婆家，直到我9岁时才回到父母身边。接着，小妹小弟陆续光临这个世界。祖母承担了照料我们五个的全部责任。后来，叔叔娶妻生子，有了三个儿女，祖母不顾体弱多病，又帮叔婶照顾孩子，直到我们八个长大。

祖母虽然是女流之辈，但她大度，心胸宽广。她不计前嫌地容纳了曾伤害过她的人，仍把他们当亲人一样对待。1954年，父亲出差时将堂弟贾松智带到鹤岗，为他安排工作。1958年，正值煤矿大发展。父亲的三叔三婶带着两个儿子来到鹤岗。开始，他们都住在家里，在那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祖母一日三餐要做十余口人的饭菜，谈何容易。只有两个房间的家里要容纳十余口人，祖母要经常到外面的邻居家找宿。后来，父亲的堂弟又将媳妇娶到家里，祖母将小澡堂腾出来，作为他们做新房。以后，老家的人陆陆续续来到鹤岗，包括祖母的娘家人，祖母大伯子的女儿，祖母小姑子一家三口等等。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家就像大车店，人来人往，客人总是不断。

祖母是传统式的贤妻良母。一女不嫁二夫，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爷爷去世后，她仍坚守自己在夫家的位置，保持着和夫家的联系，她对夫家人有求必应。她把对丈夫的爱全部转移到两个儿子身上。五，六十年代，粮油限量供应。虽说我家生活条件还说得过去，可吃大米白面的时候并不多，有限的细粮要留给父亲和叔叔吃，只有大弟能享受到父亲的待遇。祖母，母亲和我们吃的是粗茶淡饭。有时，祖母炒一大锅土豆丝，给我们盛出来后，锅里再放点油，把留给叔叔的土豆丝再重炒一遍。在我的记忆里，叔叔很少和我们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为此事，母亲不止一次和祖母吵架，可祖母仍然我行我素。记得有一次，我向祖母借钱，并答应她，母亲回来后一定还给她，可她推三阻四硬是没给我。这时，大弟回来向她要5角钱看电影，祖母想都没想便从兜里掏出一元钱递给大弟，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祖母心里只有儿子和孙子，装不下别人，包括她自己。

祖母爱子心切，她的生活是围绕儿子转，是以儿子利益为中心。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要有当权派游街，祖母总是踮着小脚挤到前面看是否有父亲。她说话办事十分小心，唯恐给父亲带来麻烦。70年代初，国家要求干部带头摒弃土葬，提倡火葬，祖母就叮嘱父亲:“你是党员，是干部，我不能给你添麻烦，等我死了就火葬吧，你给我准备的那副棺材料干别的用吧。”一个旧社会过来的没有文化的老人，为了儿子思想这么开通，真是很难得。1974年，祖母去世时，父亲就按着祖母的遗嘱进行了火葬，这在那时是廖廖无几的。

祖母性格刚强，生活简朴，干净利落。在我记忆里，祖母总是穿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身着黑色带大襟上衣，钮扣是自己盘的，下身是缅裤腰，扎腿绑那种裤子，穿一双白色袜子，黑色带尖的布鞋，只有逢年过节才把父亲买的那双带尖的，擦得亮亮的小脚黑皮鞋穿上。洗过的衣服总是放在枕头下或褥子下面压得板板整整的。祖母住的房间整洁干净，一尘不染，哪怕病重，只要能动，她也要拿个抹布把桌子，窗台擦得干干净净，她的铺盖总是叠得整整齐齐，即使病重她也很少大铺大盖的躺在床上。祖母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她好像从没买过衣服，一件衣服一双鞋要穿好多年。其实，1968年我就参加工作了，虽然挣的不多，可给祖母买件衣服买双鞋的钱还是有的，可那时就没想到，现在想起来我后悔至极。由于操劳过度，祖母六十几岁就得了肺气肿。喘不过气来，一到冬天就更严重了。她很少躺着睡觉，都是趴在被跺上，早上起来，手肿得像个大馒头。白天晚上总是哼哼，大口喘气，用她的话说: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每天晚上我都提心吊胆，总怕她死去，她一不哼哼，我就吓得抓住她的胳膊又是摇又是喊，直到她又哼哼了，我才放心睡觉。我经常按着祖母的指点，用一枚乾隆年间的大钱沾点水或酒，在祖母的前胸后背刮痧，刮得紫红紫红的，可祖母却说舒服，火出来了。父亲为她办个家庭病房，每周医生都要到家里为祖母看病送药。记得祖母吃的最多的药是安茶碱。医生走后拔输液管或滚针了都由我处理，从此我学会了静脉注射，但是技术不佳，有时扎不上，找不到血管，针在肉里乱戳，可祖母却说不疼。也就从那时起我就立志将来一定当个医生，等父母老了病了我好为他们看病。

祖母很要强，她病得很厉害，可她的外衣让我洗，内衣却从不让我摸一下。她有病不能做饭，但她仍掂记全家的饭菜。于是她就教我如何发面，如何蒸馒头，每当我用完面碱后，祖母就用老家的方言说“我听听还有没有酸味”，我知道“听”就是“闻”的意思，可仍调皮地把面放到她耳朵旁，她就说“这丫头没正行。”我就这样在祖母的教导下学会了做饭。母亲常说“会过日子，能干，干净，这些非常像你的奶奶。”我也是这样想，祖母的基因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祖母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如今我老了，我体会和理解了当年祖母对子女的那种无私无悔的爱，那牵肠挂肚的牵挂。

1974年夏天，一向刚强的祖母不愿在卧室的便盆里小便，她强支撑着身体去卫生间，不小心摔了一跤，头上碰个包，当时只有小弟在家，小弟急忙给 父亲母亲打电话，远在疗养院工作的父亲带着全市较有名气的医生马不停蹄地赶到家里，经医生诊断为脑出血，心衰，他告诉父亲准备后事吧。父亲经不起这打击，一下坐在椅子上，医生走了，一向讲究礼节的父亲都没起来送送，甚至连声“谢谢”都没说。祖母静静地躺在床上，这是久违了的姿势。傍晚，我热 了一杯牛奶，用小勺一口一口的喂祖母，祖母竟喝了一杯，年轻的我以为祖母没事了，只是累了要歇歇。可是，第二天祖母却安然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按规矩应该由女儿洗脸梳头，穿衣穿鞋，可祖母没有女儿，只有我代劳了。我含着眼泪为祖母梳洗穿戴整齐。说来也怪，邻居韩姨帮我给祖母穿衣服时，鞋说什么也穿不上，只好用剪子绞个豁口，我忙放下手中的衣服，拿起另一只鞋没费劲就穿上了，韩姨说这是祖母只习惯我的伺候。祖母走了，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是，那时我年轻，承受能力强，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痛苦渐渐淡忘了，可祖母却永远在我心里。

祖母离开我40多年了，很多往事都忘记了，就连祖母去世的具体时间我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是1974年的夏天。可是逢年过节，清明我都会给祖母上注香，烧点纸币，给天堂上的祖母送去我的问候，送去我的祝福。愿我的祖母在那个世界生活的幸福快乐！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