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田先生作品选编

鄠邑闲人

目 录

01.纪念老同学王亚田（代序）贾妍

02.向女儿学习

03.城市里的树

04.从《品三国》看易中天的价值观

05.西郊最早的机井

06.丝路群雕 东来西去的驼队

07.收藏“贾平凹”的人

08.年羹尧故居 沧桑变迁中走过三百年岁月

09.个性在群体中淹没 读勒庞《乌合之众》

10.没有脑袋的观众 读波兹曼《娱乐至死》

11.皇后的楷模

12.司马迁，一个让世人眼含泪水的人

13.失败的英雄

14.孔子之热与韩非之冷

15.淡化报刊稿件资料性的对策分析

16.“张公馆”到底是谁的公馆 探访庙后街182号老宅

17.长安百年骨董客

18.著名作家叶永烈“科普”“传记”两手都很硬

19.《宋词一百首词画》首发

20.再现二虎守长安，樟叶《五福》之后新推《晚春》

21.户县一农村老太写出秦腔剧

22.耄耋老人踏访《诗经》中的关中地名

23.紫阁峪，通往名士云集的终南第一山

24.碑不成林死不休，画家夫妇创建“唐都新碑林”

25.《目送》中失落了什么

26.从审美审苦到审丑

27.你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了（影评人申）

28.亚田的那块田（周媛）

29.生命诚可贵（雒福秀）

（中间穿插同学同事们的挽联及缅怀诗词）

纪念老同学王亚田（代序）

作者:贾妍

四天来，一直被这困住。想起，便是惆怅，便是悲痛，便是泪流满面。昨日，他已归于虚无。今日，请允许我悲伤逆流成河。

亚田，安静。一堆人站在一起，他定是边上那位。集体出游，山野之间，自是欢闹，他却安然，只是如影随形。朋友餐聚，聊到高兴，他亦高兴，却不吭气，只是安静地笑。亚田，其实善谈，且直率，说话不虚饰，三两句话，便直奔核心而去，其间乡音浓重，接着地气，说一句话，搁一块砖。说完一席话，铺成一地砖，让人踏实。只是亦有惊诧，那话里搁置着石头，突兀地挡住惯性思维，令人停顿揣摩。

亚田，朴素。戴白边眼镜，梳平常斜分。穿衣 ，样式简单，颜色亦简单。朴素中透着清亮，也隐着清贫。他来自户县乡村，家中四姐弟，他最小，上面三个姐姐，是家中惟一的男孩。早年报社福利分房，五六万块钱，其时报社收入甚好，众人皆无压力，只有亚田借款购买。我其时年少，不甚懂事，因为不解，曾追问其由，总调侃其乱花钱。亚田清贫，却安之若素。那些年，在报社，顶着记者的名号，若想挣钱，还是有可能的。只是那并非亚田本性，他只是安静读书，守着书生本色。且不嗜烟酒，只爱围棋。面由心生，这么多年过去，岁月沧桑，他却容颜依旧。

亚田，善良。面对名利，不争。面对是非，不怒。面对苦痛，独扛。患病五年，手术22次，只是悄然进行，瞒住众人。身后之事，亦留言一切从简。他不想麻烦别人。

但仅以好人来评价亚田，是不够的。他还是睿智的，严谨的，思考的，对西安城是有贡献的。

早年，几米漫画尚未风行，亚田便看出其大好，推荐与我，只是彼时采访繁忙，匆忙翻阅，当故事书看了，未及深读，后来才愈发感知其间的好。

北岛的诗好，是我自己遇到的，北岛的文好，却是亚田告知于我的，《失败之书》《多余的素材》，都是借了他的书读完的。要补充说明的是，亚田，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其最著名的同班同学是姜丰，曾主持央视正大综艺。后生双胞胎，移居国外。

亚田，不善采访，当记者，为完成任务，颇是辛苦。后来，他做编辑，我是记者。那时，受新闻写法的影响，总想将导语写得精彩，颇是用心，便难免花哨，遇亚田当班，总会略做删减，其时，心有不甘，便找其言说，亚田不申辩，只是笑，后来，那些华美之词，果然得以保留。要到十多年以后，当我做文开始平淡叙述时，方才知道其中的好。好文章，是老僧说家常话。

开办《西安地理》，是亚田对这个城市的贡献。开办之前，便听他的叙说构思，开栏整版文章，便是我写得，亚田大约是喜欢的，曾说：这就是他想要的版面模样。后来，地理需要专职记者，亚田亦问询过我。只是彼时我尚未知晓与这座城市的深厚情感，同时文化新闻的采访也更为简捷且具吸引力。不能说亚田先知先觉，只是对许多事情，我的确是后知后觉。

亚田主持西安地理，不仅搜集各种资料，且走街串巷，感知这座城的细微之处。不能说筚路蓝缕，亦是艰苦无比。后来，报纸调整，他也只能随之调整编辑思路，让版面得以生存，但那是更为辛苦的付出，作者队伍参差不齐，所写稿件须反复沟通修改。亚田之所以如此坚持，源于其对这座城市的深爱。

和亚田交往，心无挂碍，坦然随性。在午后的阳光下，登上城墙闲聊。在深夜下班后，顺着朱雀路散步回家。亚田成家晚，甚或还给他介绍过女友，后来他女儿竟然比我女儿还早几月，当年因此猛调侃过他。那是多么阳光灿烂的日子。

亚田原本就瘦，最后更瘦，七八十斤，如单衣挂在衣服架上。亚田拒绝大家探视，至终没有松口。那夜上班，想起亚田生病不好，亦想起科恩的《哈利路亚》，祈祷上天护佑好人一生平安。只是天不遂人愿，亚田，还是走了！

博纳科夫说，若有天堂，一定是书店模样。亚田，那么爱读书，此番归途，应当是心之归宿。

谢谢亚田，一路走过。兵荒马乱中，你依旧干净如初，如树，笔直生长！

向女儿学习

【西安晚报】王亚田2004-10-30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很小的时候，向雷锋学习。后来长大点，向张海迪学习。自从一九九九年女儿诞生后，我开始向女儿学习。

　　我曾经问女儿，要做什么样的孩子？她回答：“第一，要做诚实的孩子，第二，要做快乐的孩子，第三，要做活泼的孩子。”我表扬了女儿的三个理想。不过，看到她成天活蹦乱跳、安生不下来的样子，我说：“你的第三个理想不用再坚持了，再活泼，就活泼到月亮上去了。”为了让她多一些淑女样，今年上学前班时，经过家里反复研究，决定让她上全女生班，而放弃了男女混合班。女儿知道这个消息后，很悲伤，她说：“我的好朋友全是男生。”

　　女儿的想象力也很丰富。家里录音机的电池快完了，放磁带传出来的声音吱呀变了样，女儿问：“它怎么哭着唱歌呢？”路过开元，她看见商厦前面的喷泉，说：“这水，乱七八糟的。”看电视报道春运高峰，人流蜂拥，她用陕西话说：“把火车都能累死咧。”女儿的话，常常让我觉得自叹弗如。女儿看电视，不光是看热闹，她的观察能力还很强。看《还珠格格》，她问：“为什么五阿哥和小燕子亲的时间比萧剑和晴儿亲的时间长？”李咏一从电视上出来，她就说：“这个人挺油的。”其实女儿有时也很油。她看见路上有卖铁板鱿鱼的，做痛苦状，说：“我现在肚子疼，如果吃个铁板鱿鱼，就不疼了。”

　　五岁的女儿，大约能认一千多字了，是我十岁时的水平。一个艳阳天，她让我带她去买书。到了书店，我和她分头去挑书。我给她挑了《小学入学测试》《学算术》，她自己挑了《儿童谜语大全》《我真棒》。买完后，在回来的路上，我突然发现，我挑的书都是学习方面的，而她挑的书都是课外书。她趣味第一，而我却带上了功利色彩。

　　女儿是一个总能给别人带来乐趣的人。一个礼拜天，她对我说：“爸爸，把你的小灵通给我用一下，我要给我的同事打电话。”才多大的人，竟敢称同事，我问：“你的同事几岁？”她说：“五岁。”“你的同事叫什么名字？”“叫康熙。”多么有气魄的名字，跟皇帝同名。我继续问：“你的同事是干什么的？”“是医生。”“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教师。”我发现她终于说漏了嘴，无法自圆其说了：“你们一个医生，一个教师，怎么会是同事呢？”她想了一下，说：“他原来也是教师，后来觉得干教师太累，就改行当医生了。”又给圆上了。她越说显得越真实：“他刚当医生时，给病人做手术，还把他吓的。”说完，她拿起小灵通，也没拨号码，但样子很严肃、口气很认真，开始打电话：“喂，康熙在家吗？你在干什么呢？咱们明天去动物园吧。”就这样说了近二十分钟。最后，“好，再见。”女儿经常这样进入一种梦幻状态，自娱自乐。但是我，觉得自己已经不会做梦了，我活在坚硬的现实中。我喜欢与她聊天，她的话，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东拉西扯。虽然很不真实，但我不能说她说谎，反而觉得乐趣丛生。我无法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手法去概括，大概算是魔幻现实主义。

　　对不愉快的事，女儿总是忘记得飞快。有一天我躺在卧室看书，她和妻子在客厅，我突然听到客厅传来杯子或碗打碎到地板上的刺耳声，我知道，肯定又是女儿不小心搞了破坏活动。接着，传来女儿吱哇乱叫的哭声，她遭遇了一顿“家庭暴力”。但是，过了不到一分钟，哭声没了，女儿又笑嘻嘻从客厅跑到我的床前来骚扰我。我看书正酣，就赶她走，但她像难缠的蚊子一样赶不走。我就讽刺她：“谁刚才被打得吱哇乱叫？”女儿头来回一看：“刚才没人挨打呀，没人吱哇乱叫呀。”她已经忘到爪哇国了。

　　女儿忘记一次啼哭，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而在成人世界，一次小小的矛盾，甚至一句话的冲突，可能造成两人一辈子的隔阂。所以女儿活得轻松自在，而大人们活得沉重而小心翼翼。有位作家说，每天出门后，把你碰见的每个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都看作婴儿，你的心情会豁然开朗。是的，你跟一个婴儿会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女儿三岁时，我开始给她记日记。记忆是靠不住的，我想把女儿的言行音容永恒地留下来，无论是我以后重温，还是她以后回顾，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只需要一支笔，一个本子，再加上一点时间。自从给女儿记日记后，我自己坚持了很多年的日记停止了。与女儿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我的生活郁闷而枯燥，已经没有了记录的价值。给女儿记日记，获得的不光是无穷的乐趣，还有启示。女儿是一面镜子。

　　照着儿童这面镜子，我发现人类向往的很多美好品质，在成人身上已经消失了，这是人类的悲哀。时光的列车将我驮得离童年越来越远。当我寻找不到自己童年的时候，我把目光投向了女儿。

城市里的树

【青年文摘】王亚田2007-6

树是城市的客人，树要在客人家度过一生。

树的故乡在山林和旷野，那里有鸟语花香，有潺潺溪水，有它们相濡以沫的兄弟姐妹。如果它们的数量足够多，就构成了森林。自从有了城市，树的家族中一部分成员就背景离乡，来到城市的大街小巷。树一到城市，面临的是另一种森林——由高楼大厦构成的丛林。这里没有鸟语花香，只有车水马龙;没有潺潺溪水，只有钢筋水泥。从此，树看不见了土地。

人把自己弄得彻底与大地隔绝，而树永远需要脚踏实地。但是水泥、柏油、砖块把土地覆盖，像古代犯人脖子上的枷板，把树干和树根隔开。水，泥，这是多么柔软的两个字眼，但组合成一个词时，就成为最坚硬的一种东西。城市的路面是不吸水的，每到下雨时，我看到雨水滚滚而流，流进下水道，而不是树根，我就想树渴了怎么办,因为有了坚固的路面，城市的树也就不会“落叶归根”，树把叶子生出来，但叶子却找不到根，它们随风而飘，就像丢失的找不到父母的孩子。 人们不会给一棵起一个名字，树总是以类的名义而存在，比如梧桐、白杨、松柏。其实每棵树也像每个人一样是不同的。城市的树不能像山林里的树那样自由生长，经常会被修剪，砍去旁逸斜出的枝条，这种修剪不是为了让树成材，而是嫌那些多余的枝条碍事。但修剪是人的事，而长成什么样子是树的事，树永远不会按照人的意志去生长，去改变。现在的树与一千年前的树没有区别，但现在的人与一千年前的人已大不一样，绝大多数的人都在按照别人的意志生活。 城市的树身上，经常贴满了办证电话、招聘启事、治病广告。树不但受着污染，有时还得承受疼痛。

城市的道路不断在拓宽，而每次拓宽道路对树来说都可能是一次灾难，因为道路拓宽后原来在路边的树就处于了路中间，这些树要么被砍伐，要么被重新移到新道路和边上，反正树永远只能靠边站。但是人挪活，树挪死。树被移动后，等于经历了一场浩劫，它枝头上原先的枝条要被全部砍掉，这就像一个得了重病的人做化疗、放疗后会失去一头的秀发。多年前一次出差路过山西的一个小城，突然看见一条主干道的中央长着一棵粗壮的古树，人流车流都绕着这棵树走。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棵长在路中间的树。我猜想，这座城市当年修这条路时，可能有关部门对这棵树的去留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最终他们决定留下这棵树，因为这棵树的年龄比这座城市里所有的人、建筑都要老。一瞬间我竟然有一种感动，觉得这个城市的人真伟大。

树在城市，一生过得伤痕累累。有一次在西郊的路上，我看见一棵合抱的梧桐树被除数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拦腰撞断。生活中，我常常发现一些善良、正直的人受到伤害，很长时间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看见这棵被撞断的树后，我相通了:善良而正直的人与善良而正直的树会有同样的遭遇。因为善良他们都手无寸铁，虽然他们不会伤害别人，但别人却有可能欺负他们。因为正直，他们都不会弯曲和躲闪，伤害来临时，会受伤更重。

我每天都会看见树，看见树的时候常常眼睛发潮，总是充满伤感。城市里的树就像进城的农民工，无依无靠。它们受尽委屈，却毫无怨言，受尽伤害，却充满宽容。树最终会原谅一切，自己把伤口愈合。如果城市里没有树，只有柏油马路、钢筋水泥、高楼大厦，那么城市将会是多么地坚硬和干枯。正是树摇曳的身姿、葱茏的绿意，给了我们温柔、诗情、生动和美。

树一辈子站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不言不语，一世沉默。你如果与一棵树交上了朋友，他会永远站在那里等你。

从《品三国》看易中天的价值观

【西安晚报】王亚田2006-11-24

　　易中天是目前中国最红的大学教授。他的《品三国》印数已近百万册，就在一年前他的书印数也没有超过一万册的，短短一年多时间，易中天变成了百万富翁。他签名售书的场面可以与“超女”比拼，他的“乙醚”（易中天“粉丝”的称谓）已遍天下。

他乘着电视的翅膀飞了起来，在花甲之年焕发了第二春。电视活活把易中天从一个学者整成了一个明星。

　　我至今对易中天的突然蹿红摸不着北。为什么呢？从内容上说，他的《品三国》并不深刻，只是将《三国志》等正史与《三国演义》做了对比、总结，并没有什么创造性思想和学术价值。包括易中天因《品三国》走红而带火的其他作品《品人录》《谈美学》《读城记》等，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他品人能品过鲁迅吗？谈美能谈过李泽厚吗？读城能读过阮仪三吗？我想不能。易中天不是一流的学者，更不是伟大的思想家。由于他研究的领域过于宽阔，我甚至越来越闹不清他是干什么的。有人说易中天火爆是因为他把历史讲得特别有趣。说实话，我听易教授讲座时，从来没被逗笑过。易中天最常见的搞笑做法是在古人身上用现代流行术语，比如“帅哥”、“开party”之类，这值得发笑吗？易中天制造的笑料并不高级，远不是幽默，无法与钱钟书、林语堂相提并论，甚至连赵本山都不如，然而大众却很容易就被“忽悠”了，大概真像有一句话所说：爱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不过，稍加分析也能找到易中天走红的一些原因：首先，《品三国》有先天优势，三国人物早已家喻户晓，《品三国》沾了《三国演义》的光；其次，易中天毕竟是全能教授，讲解透彻、全面，逻辑性强，并且他深得评书技巧，声情并茂，知道怎样讨好观众；再次，易中天是《百家讲坛》出镜最多的嘉宾，频繁露脸是一个人走红的必要条件，随后网络、平面媒体综合炒作，短期就造成了一个学术“超男”。

　　易中天在收获了无数“乙醚”的同时，也遭到了不断的质疑。有人说他把历史庸俗化，有人说他太娱乐、学术不严肃，有人说他不该使用那些现代流行术语等。我以为这些批评并没有击中要害，反而也许正是易教授的优点呢。我认为易中天的最大问题是，用现代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去解析古代的人和事。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千古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君臣关系，但易中天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关系的：“刘备是诸葛亮再三考虑、精心挑选的老板，既然如此，他就决不会轻易跳槽。”“诸葛亮把刘备看作‘绩优股’。”这样的讲法当然比较有趣，然而，却全然没有了“忠孝节义”，只剩下了商场的“买卖关系”，诸葛亮这个中国人的精神偶像，其光彩在这样的语言描述下消失殆尽。曹操是易中天最倾慕的人物，易中天也处处偏袒曹操。祢衡、孔融、杨修、崔琰这四人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或直接为曹操所杀，或间接因曹操而死，史学界的普遍观点是他们是被冤杀的。易中天虽然也坚持了这种观点，但紧接着又挖掘出这四个人身上的“毛病”：祢衡太狂妄，孔融是书呆子，杨修是小聪明，崔琰太鲁直，这样他们好像也就死得不冤了，曹操做的任何坏事都有了理由。更严重的是，易中天为曹操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宁作真小人，不作伪君子。”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价值观？

　　《三国演义》为我们塑造了很多的英雄豪杰形象，但易中天的《品三国》抹去了这些人物的光辉和魅力；《三国演义》讲修身、治国、平天下，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人格，但《品三国》讲个人利害，从不提供精神坐标；《三国演义》的人物是飞腾的，散发着激情，《品三国》的人物姿态则变成了坐着、躺着，可爱的人物变得讨厌。易中天几乎从来不涉及神圣、崇高、道德、信念这些概念，他似乎是在黑夜里做学问，看不见光明。他肯定的时候少，贬斥的时候多，你不知道他要弘扬什么。

附：

同窗好友解晓锋同学惊闻王亚田去世题挽联缅怀：

东方斯人己逝阡陌纵横常忆万稼

亚田大德犹在星罗棋布宿归仁里

西郊最早的机井

【西安晚报】王亚田2017-3-12

未央区的新店村，是西安最西边的村子，与咸阳接壤。这个村子，在解放初曾诞生过西郊最早的机井。

新店过去是一个片村，由新店子、西高堡、敖家村、张家庄四个自然村组成。新店的得名，以清康熙年间，人们在西去咸阳的大路边开设新客店而来，过去曾归咸阳管辖，上世纪五十年代划归了西安。新店虽不像它东边的后围寨名气那么大，但也是西咸公路边一个交通要道。八年前，新店进行了拆迁改造，在西咸公路南边新建了新店小区，现在，四个村的村民都居住在这里。

当笔者得知，新店在解放初曾打了一眼有名的机井，就前去采访。在新店小区，当笔者问起当年建造机井的情况时，村民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向笔者介绍。初步采访，笔者发现当年建井的情况比较复杂，又因为距今已六十多年，年代久远，所以许多村民的记忆、说法并不统一。笔者又二次去采访了一回，采访到年龄更长的一些亲历者。综合所有的信息，终于基本搞清了当年建井的来龙去脉。

新店的机井，并不是只有一眼，而是有好几眼，而且产生得比较特殊。村民介绍，最早的那眼机井，一开始并不是村里为了灌溉而打的井，而是当年地质勘探而钻探的井。1955年，国家的地质勘探单位在新店地界进行水文、地质勘探，打了五个井眼。五个井眼集中在老新店学校周边，彼此离得不远。曾在新店小学任教的一位张老师说，当时在新店小学里有两眼，其他的三眼在学校附近。地质勘探、测量结束后，有两个井眼留下来了，被改造成了机井。其中新店小学有一眼，敖家村有一眼。新店小学的这眼，井筒是钢管，而敖家村这眼却很简陋，井筒是用竹子编织的。

77岁的张老师回忆，当年勘探队打井是机械化设备，村民没见过，觉得很新鲜，纷纷前去看热闹，他也去看过，人们记忆最深的是学校里的这眼钢管机井。新店小学是在一座寺庙里建起来的，过去寺很大，叫琉璃寺，学校一开始也叫琉璃寺小学。当年井打好后，学生上学，村民浇地，彼此和谐相处。

此前农村灌溉都是用辘轳、水车打水，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现在，一下子有了机械化的机井，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取水方式，只要马达一开，水就持续不断地从井里滚滚而出，抗旱、浇地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了。张老师说，这口机井口径20多厘米，水量很大。除了灌溉，平时妇女们还会去那里洗衣服。

在那个年代，广大的乡村还没有机井，新店小学的这口井，不但是西郊最早的机井，也可能是西安周边最早的机井。这眼井在新店周边一带都很知名，引得附近的村民羡慕至极。对新店村民来说，没花多少钱，没出多少力，就有了这样的机井，自然心里都很高兴。

新店小学在西高堡村地界，所以学校里的这眼机井主要供西高堡村浇地。过了几年，随着敖家村那眼竹筒机井的报废，队上就给敖家村以及新店子、张家庄也打了机井。这样，四个村都有了机井。村里打的这几眼机井在当时农村也算是早的。

新店四个村的这四眼机井，一直使用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包括新店小学在内的三个井都消失了，只有新店子那眼还留有一些遗迹。一位张姓村民很热情，引笔者前去察看。这眼井离新店小区有四五里路，我们叫了一辆蹦蹦车前往。在现场笔者看到，这眼井在原新店子村的一片田地里，当年的井筒已消失，周围垒的一圈砖围墙还在，还有过去修水渠的石条。张姓村民介绍，他当年还用这眼井浇过地。为了保护这眼井，过去还盖了井房，这也是几眼机井里唯一盖井房的，用时开门，不用时就把房子锁起来。

解放初西安市的方仲如市长，他的老家也是在新店。说起方市长，村民都异口同声：“人好得很。”他们回忆，当年方市长每次回老家，小车从来不进村，都是停在很远的村外，自己走回去。回来后，经常到村民家中走访，见了乡党总是亲亲热热地称兄道弟，拉家常，让村民们很感动。

丝路群雕 东来西去的驼队

【终南文苑】王亚田2019-03-09

西安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而莲湖则是这座文化古都的重要展示窗口，在辖区分布着唐承天门遗址、含光门遗址、汉太学遗址、止园、清真寺、广仁寺、都城隍庙、北院门历史文化风情街以及丝绸之路群雕等等历史遗迹。西安晚报走进莲湖，选择莲湖区内一批知名的历史遗迹、老街民居、民俗风情等，从本期开始在《西安地理》版开设“丝路之旅，人文莲湖”系列报道。

两千年前，汉代人开拓了一条通往西域的商道，这条古老的商道被称为“丝绸之路”。两千年后，为了让人们铭记古人开创丝路的这一壮举，当代的西安人在横贯东西的交通要道大庆路上，创建了一组气势雄伟的“丝绸之路群雕”。这组位于唐开远门遗址边的雕塑，从1987年亮相以来，便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它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古城西安的一处新地标。

“丝绸之路”是一条伟大的路。这条被称为地球上最长的路，横跨占世界陆地三分之一的欧亚大陆。有了路，就有了沟通。“丝绸之路”就是连接中西方的桥梁。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在很长时期处于龙头地位，汉唐不但是中国的盛世，也是世界的盛世。而正是“丝绸之路”，让中国的光辉照向世界。在这条7000公里的长路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印刷术等等，源源不断地走向西方。而路总是双向的，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走向中国。通过“丝绸之路”，欧亚的植物种子、玻璃器、乐舞以及宗教等，也传到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

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无疑中国的丝绸最具代表性。即使是在物质极为丰富的现代，丝织品也是一种高档的物品，在古代，丝绸制品更是一种顶级的贵重物，价值超出了一般的商品，且具有政治意义。丝绸是中国的特产，其纺织技术在当时是一种复杂的工艺，最早丝绸织品只有帝王才能使用。丝绸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欧洲人把这种质地轻柔、色泽华丽的丝织物看作是神话中“天堂”里才有的东西。当时丝绸经波斯商人转手销往罗马等地，其价格贵如黄金。很多国家的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中国丝绸为荣耀的象征。

“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对话之路、双赢之路。而“丝绸之路群雕”，就是两千年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浓缩。这组大型群雕，还原了一个即将西行的浩大驼队的场景。它让逝去的历史，活生生重新走到了世人面前。这支驼队满载货物，整装待发。

我们在影像资料中常常会看到远行的驼队：一匹高大的领头骆驼昂首阔步，驼峰上搭挂满载的货物，沙漠中留下一串串脚印，驼铃声渐渐远去。这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当我近距离面对这组“丝绸之路群雕”时，心中却少了浪漫，多了肃穆。

一支驼队，就是一个大家庭，而且是移动的家庭。它的人畜数量，少的有几十，多的上百。完成一次商旅，大约要走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几千里的漫漫长路，他们日夜兼程，披星戴月。

有细心的人统计，这组“丝绸之路群雕”共塑造了3个唐人、3个波斯人、14匹骆驼、2匹马及3条狗，构成了长55.9米的群雕形象。

在这个团队中，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色是这三条狗。很多游人大概根本就没注意到群雕里还有狗。如果注意到了，可能也会觉得这几条狗是雕塑中的多余者。当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几只狗时，也想作为一组高度概括的群雕艺术，每个元素都应该是精心挑选的，这几条狗的用意何在呢？当我产生狗是人类卫士这一念头时，才感受到了雕塑家的匠心独运。虽然相比于主角骆驼，狗只能算是配角，但正是这几条狗的存在，才将“丝绸之路”商旅中艰难万险的一面体现了出来。狗除了为商队的安全放哨，担任“警卫员”的角色，也可以调节长途行程的枯燥。

一支驼队上路，不是游山玩水的旅游，那绝对是任重道远。除过日常的饮食供给、安全保障，他们要随时面临疾病、凶险、困顿以及意外。这种商旅虽然不能说是出生入死，但他们也会遇到玄奘的“九九八十一难”吧。

我们在说“丝绸之路”的重大意义与非凡贡献时，其实要明白，所有这些辉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收藏“贾平凹”的人

《西安晚报》王亚田2002-4-16

收藏门类五花八门，有集邮的、集火花的、集门票的……不一而足。在我市，有这样一位特殊的收藏爱好者，他收藏的是著名作家“贾平凹”。

这位收藏者名叫文彦群，是90中的一名老师。他很年轻，但收藏贾平凹已有十六七年的历史。记者来到他的住处，文彦群首先把他收集的“宝贝”从柜子里一一取出，顿时一张大桌子就被摆得满满的。其中有70余部贾平凹自己的作品集和别人研究贾平凹的专著，有贾平凹主编的杂志，有贾平凹的照片、图片及厚厚的五六本关于贾平凹的剪报本等。好多现在已不多见的贾平凹早期的作品集在这儿都有，如《抱散集》、贾平凹第一本游记选集《平凹游记选》、《贾平凹论》等，这些书虽已泛黄，但保存得完好无损。而剪报本里的贾平凹更丰富，这是文彦群最注意收藏的方面。其中大多是贾平凹在各类报刊上撰写的文章、别人写的贾平凹的逸闻趣事等，这些文章许多未收进贾平凹的作品集，现在已很难见到，有些连贾平凹自己可能都不记得了。文彦群还遗憾地说：“我老家原来还放着许多收集的东西，后来我母亲不知道，把那些东西当作废品烧掉了，很可惜。”

文彦群收集贾平凹是从1985年是上小学四年级开始的，那时他才12岁。他说：“我一次无意间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山的儿子—记青年作家贾平凹》的文章，当时就被贾平凹的经历所感染，从此对贾平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不断看到贾平凹的散文，非常喜欢，很多都能大段地背下来。之后就一直比较关注贾平凹，一看到贾平凹三个字，内心就有种冲动。”文彦群说，他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就是长大能考到贾平凹就读的西北大学，读中文，将来做一个研究贾平凹的专家，但未能如愿，而上了另外一所高校。大学里，文彦群与同宿舍一个同学关系很好，“原因就是这位同学是从商州来的”。文彦群说：“我是个内向的人，平时不太爱说话，但只要一提到贾平凹，似乎就激起了自己的兴奋点，就会滔滔不绝。”说到为什么对贾平凹感兴趣，文彦群说，这和我的家境、我小时候的理想有关。我的老家在旬邑，那地方很偏远，也很贫穷。我自小就爱文学，想在文学上取得成功并改变自己的生活，而贾平凹的成功经历正好暗合了我的心态。我能从偏远的农村走出来，这个爱好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

收藏了十几年“贾平凹”的文彦群，直到今年3月9日，经别人引见，才第一次和贾平凹坐到了一起。他把多年来的藏品拿出来时，贾平凹看了非常感动，当即留言：“ 文彦群先生十数年搜集剪贴我的作品，令我感动，今在群贤庄画展上相见，留此语深表谢意。”

生活中像文彦群这样的贾平凹迷并不多见，他的“贾平凹情结”更多地来自于少年时期。相信贾平凹的感动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祝愿他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以回报文彦群这样的“贾迷”们。

附：

高中同窗好友屈晓明同学惊闻王亚田去世消息后赋诗悼念：《诗怀同窗王亚田》

足迹可循青山中，

身躯从此尘世空，

西安地理有遗章，

文笔径与霞客通。

　　年羹尧故居—沧桑变迁中走过三百年岁月

【西安晚报】王亚田

在西大街的大学习巷，隐藏着一处距今近三百年的老宅院，这就是被民间称为“年羹尧故居”的大学习巷93号。如果不是慕名寻找，人们很难发现这里还有一处清代建筑。如今的前门是原先的后门

你即使无数次走过熙熙攘攘的大学习巷，大约也不会注意到93号院的老宅。93号院门前的景象，完全是普通民居的模样，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加之它的进门口，离大学习巷街道有好几米的距离，这样就更容易被人忽视。笔者是在街上询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这个地方。

93号院的进门口不是正规的大门，其实它就没有门，是在房梁下开了一个矮小的进口，进去穿过一条细长的通道，就到了院子里。进院子的第一感觉，是住家户大杂院的景象，显得凌乱、甚至破败，给人一种历经风雨的沧桑感。院子不太大，呈四合院结构，院中有一棵老椿树，四周围了一圈两层阁楼，这四面的阁楼房，就是老宅。由于年代久远，老宅部分房屋出现倒塌现象，门窗、木柱等也都有破损。在老住户们的介绍下，笔者慢慢领略到了老宅的精致与风骨。

四合院南侧的房屋是这院老宅的重点，它是一个戏楼，戏台在二层，面积大概有十余平米。戏台正对的北侧是主看台，东西两边厢房应该是侧看台，分列了十多米长的包厢，据说可容纳百人看戏。笔者仔细观看四合院的构建，虽然木质斑驳，但依然可以看到它木隔墙、门窗、斗拱、雀替等的造型、浮雕图案精美，雕工精细。

笔者进一步采访了解到，原来这个院子只是原先整个大院的一部分。最初的大院是三进院，正门朝东，在建华西巷78号，即过去的西道院，这座大院是西道院1号。现在大学习巷93号是大院的第三进院，过去是后门。老住户杨先生介绍，早年三个院子是相通的，后来一进院与二进院之间建了隔墙，就不通了。

现在大院的一进院走建华西巷，二、三进院从大学习巷进。年羹尧建宫殿的传说

说起这座大院的来历，老住户们大都将它与清朝的重臣年羹尧联系在一起，说这是年羹尧所建。

一位老住户称，当年年羹尧想称帝，便在此修建了宫殿。老人传下来的说法是，年羹尧在东道院、西道院之间建有二十四宫，按皇宫盖，每个宫殿都有名字。现在大学习巷93号这个大院被称为“重桃宫”，这里过去主要是年羹尧姨太太的居所。一进院是家眷住，几十年前还能看到花园、照壁；二进院主人住，地势高，房子是三个院子中最好的；三进院是戏楼，休闲娱乐的地方。也有老住户说，当年房子建好后，年羹尧并没有来得及在这里居住，就被处死了。他死后，这些房子归了城隍庙。还有住户说，当年整个城隍庙都是年羹尧的。

对于年羹尧建宫殿的说法，有老住户还提出了证据，说屋脊的瓦上，雕有龙的造型，戏楼的斗拱以及阁楼申出的梁头也是雕的龙头，龙在老百姓看来那是皇家的专用品。

老住户们说，这些年经常有人来这里参观。七八年前，来了一位长安大学的老师，他姓年，自称是年羹尧的后人。一进院的一位租住户赵先生提到，前年从新疆来了一位连姓人，说自己也是年羹尧的后人，年羹尧出事后，有一支后人逃往到了西北，他们就改姓了连，与年音近。这位连先生详细询问了这座院子的各种情况，走时还带走了几片瓦。曾被评为“西安十大古宅”

现在，这三进院的老宅，已几乎全部变成了私人住家户。一进院住了八家，二进院五家，三进院有近十户，三进院还有一部分属于房产局的公房。

老住户杨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出生在93号这所院子里，至今在三进院已生活了五十多年。他介绍，杨家解放前就在这里居住，一开始是租住，到1951年他父亲买下了所租住的房子。杨先生介绍，据先辈说，这里过去住的是道士，大约在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房屋逐渐转卖给了私人住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二层的阁楼还是相通的，小孩子可在里面跑着玩，捉迷藏。过去甚至一到三进院的二层阁楼全是通的。到六十年代，他们家的屋子里还有神像，后被红卫兵拉倒了。过去院中也有吃水的井，还有下水的渗井。自来水通后，这些井就被填埋了。

这所院子虽说过去是戏楼，但所有的住户没有一个有机会在这里看戏，那大约是民国之前的事了。

　　目前93号院的住户中，好多家已不住人了，常住的只剩下三四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画家王西京也曾在这个院子居住，他家曾在二进院住了几十年。

老住户介绍，过去这三进院子的房子很气派、很漂亮，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房子还保存得相当好，在七十年代还曾被评为“西安十大古宅”。

后来，在城市的变迁中，这三进院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杨先生记得，1989年，一进院发生火灾，烧了大门。住户就将老宅拆了，改建了楼房。此后，这里以及周边的土木结构老房子逐渐被拆除，住户纷纷建起了楼房。目前，建华西巷78号的一进院只剩下西侧是老宅，其他都是楼房，这个老宅现已破败不堪，房顶长满了草，还盖着塑料纸，一位做木器生意的赵先生在这里租住。二进院也已看不出四合院的模样了，几乎全部改造成了楼房。现在，只剩下93号院的这个第三进院子，还基本保持着初建时的四合院样貌。老宅与年羹尧的关联

近年来，笔者多次到大学校巷93号造访，想弄清它的来龙去脉。

大学习巷93号的这座老宅，也有人认为是明代建筑。关于它的建筑年代、具体功用等，历史资料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对于老住户所说的年羹尧想造反称帝而建宫的说法，正史中也并未提及。当年给年羹尧列的几十条罪里，也没有谋反罪。

笔者根据采访，又查阅有关资料，还是发现了它与年羹尧的关联。查阅城隍庙的历史，有这样的记载：城隍庙分为庙院和道院两大部分，它“明洪武二十年(1387)创建于西安东城门内九曜街，明宣德八年(1432)移建于今址。清雍正元年(1723)毁于大火，川陕总督年羹尧于同年重修。”根据这个记载，结合民国地图、地名变迁以及采访等，综合分析，大学习巷93号老宅很可能就是年羹尧重修城隍庙时所建，如此算来它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这也使得后世有了这么多它与年羹尧有关的故事。三百年老宅走向何方

如今，每一个到这里参观的人，都会想到一个问题，如何保护这处三百年老宅？

目前，这座老宅的一进院、二进院已几乎全部改建成了楼房，已没有了保护的价值。现在说的保护，主要是针对93号院这个三进院。

这些年人们不断提出一些保护措施，住在这里的老住户吝女士也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多次，但到现在也没有具体的结果。老住户们也都能认识到这处老宅的价值，多年来在院中也没有乱盖多余的建筑，四合院的整体结构还保持着。

与周围楼房相比，土木材料的老宅更容易受到损坏。虽然有关文保部门规定：“年羹尧建筑属于国家保护的文物，任何人不得私自拆除。”但如果房子出现垮塌，成为危房，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住户就可以申请拆除改建。之前的改建也基本是这个原因。

经历了数百年岁月的老宅，已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对93号院的保护是与时间赛跑。这个四合院如果有一家改建成楼房，可能就会大大降低它的文化价值，甚至失去完整保护的时机了。就像有的老住户对笔者所说，如果不及时保护，你过几年再来，这里的老宅可能就看不到了。

据笔者采访了解，保护老宅最大的困扰还是资金。近年来，有关文保部门也一直为93号院的保护想办法，他们也呼吁，除了国家的力量，也希望有经济实力的个人、团体等站出来，共同为传统民居的保护出力。

目前西安的老宅院已经很少了，我们不能等它消失了，徒留下惋惜和遗憾。 人物链接年羹尧（1679——1726）清代康熙、雍正年间重臣，进士出身，屡立军功，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权倾一时，雍正初年威望达到顶峰。但不久，风云骤变，他被雍正削官夺爵，列罪九十二条，赐自尽。

附：

屈晓明诗作之《厚土有情》

—-谨以此诗作悼念天堂里的同学并告慰我们无奈而多彩的人生

多情季节美如故，

风雨人生难作古，

苍天处处有英灵，

厚土层层卧忠骨。

个性在群体中淹没

―――读勒庞《乌合之众》

【西安日报】王亚田2006-08-04

　　对中国读者来说，最著名的西方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莫属，而弗洛伊德最佩服的人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弗洛伊德说：“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应该说，弗洛伊德的很多学说都受到了《乌合之众》的启发。

　　但是，对于《乌合之众》这部社会学经典著作，我们却知之甚少。群众，在我们的意识里一直是个好词汇，但勒庞的观点却不是这样的。这部著作有一个副标题“大众心理研究”，这个副标题很中性，不带感情色彩，但是勒庞硬是把“乌合之众”这个贬义词作为主标题，他不怕“得罪”全人类，从中可看出他对群体的态度。勒庞认为，现代生活逐渐以群体的聚合为特征。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淹没了，群体的思想占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勒庞指出，组成群体的个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当人们变成了一个群体后，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会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有明显的差别。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比如一个人在家时与在单位时的心理是不一样的。在家时行为自如，一进入单位马上就会变得点头哈腰。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即使是到了今天这个所谓的个性张扬的时代，实际的情况是有个性的人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群体需要的是千人一面，而不是个性。个人无法与群体抗衡，群体中的个人会显得非常软弱，要么顺从，要么沉默，成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难道不是么？比如在有些单位存在着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制度，然而这些制度竟然能长期存在，就是改不了，从《乌合之众》中，你可以找到答案。

　　勒庞认为，“群体没有能力做长远的打算或思考。”群体在做出决断时，往往冲动、易变、急噪，结果就是短视或经常朝令夕改；群体还具有偏执、专横、保守的共性。如果是两个人争论一个问题，可能会争出一个结果，但群体很难做到，经常是你一句，我一句，吵了半天却吵不出一个所以然，只能匆匆散会。勒庞还直率地说，“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下降。”群体的智慧不是个人的平均值，更不是个人的总和，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人类特别易于在社会的引导下变得十分愚蠢，使他天生的才智因为追随乌合之众而变得平庸。”“在一般性问题上，40名院士的投票不会比40个卖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

　　勒庞把群体称作乌合之众，令人沮丧，但我们却难以愤怒，因为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能逃出“集体心态”。勒庞在这部著作中也没有否认群体“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坏，这全看环境如何。”但他还是更多地强调了群体的负面形象。《乌合之众》充斥着各种观点，有些正确而富有成果，还有一些很偏激甚至不正确，但有助于启发正确的观点，就像社会学家墨顿所说：“一流的头脑即使犯下错误，别人也会从中有所收获。”

附：

同窗好友屈晓明同学惊闻王亚田同学去世，随题挽联以示缅怀：

亚田慢走

苍天有泪落下来片片飞雪疼肝肠

大地无语哽咽出瑟瑟寒风哭同窗

没有脑袋的观众

读波兹曼的《娱乐至死》

【西安日报】王亚田2006-08-25

　　专制会扼杀文化，但是在越来越民主、自由、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和文化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这就是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其专著《娱乐至死》中表达的一种警告和深刻忧虑。

　　这是一个媒体狂欢的时代，其中最具代表、与大众最贴近的是电视。波兹曼说，有人统计，一个40岁的美国人在他的生活中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电视广告，电视给人带来世界各地的信息和各种各样的消遣，电视像一个聚宝盆或糖衣炮弹，让人不知不觉地沉迷在其中，无法自拔。媒体让我们沉浸于一个信息的海洋里，但在这个大海中，我们却似乎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就像柯勒律治所说：“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这些信息大多数在我们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至多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新闻的形式越来越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美国斯特恩研究表明，51％的观众在看完一个电视新闻节目几分钟之后，无法回忆起其中的任何一则新闻。信息后浪推前浪，会有更多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

　　《娱乐至死》的封面，是四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然而，这四个人都没有脑袋。它预示了看电视不用脑袋，还是电视把人变得没有了脑袋？看电视不像看书，人可以停一停、想一想，看电视必须完全跟着电视画面的节奏。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是不允许主持人或嘉宾说“让我想一想”，中间即使停两秒钟都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都在努力锻炼“脱口秀”的本领。事实上，电视节目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娱乐成为媒体的主旋律。所有电视节目的开始、中间和结束，都要插入一段音乐或广告，不管有的新闻看上去有多严重，或电视剧的剧情有多悲伤，它后面紧跟着播放的音乐和欢快的广告会在瞬间消解它的重要性和悲伤度，让你的情绪一下子割裂开。“这足以证明严肃的公众话语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只要有音乐响起，观众就知道没什么了不得，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

　　波兹曼写作《娱乐至死》时，美国的总统是昔日好莱坞演员里根。做电视的人都明白，只有给观众想要的东西，你才可以得到市场占有率。1983年2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里根误述无人关注”的消息。它是说里根总统刚上台时，一出现口误媒体都争相报道，后来这种消息越来越少，并不是总统的误述少了，而是公众的兴趣减退了。波兹曼指出，这件事“告诉了我们新闻是怎样被定义的。”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关注度和笑声，而不是新闻事实。他说：“并不是说电视新闻在故意蒙蔽人，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的作用。”“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

　　波兹曼担心地指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并不是说媒体不能展示娱乐性内容，问题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些最不应该娱乐的现在已统统被娱乐，娱乐至上的态度已经开始威胁其他的所有价值体系。人们经常抱怨媒体的八卦、搞笑、低俗，认为电视应该做一些严肃的、深刻的节目，但波兹曼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电视压根就不能涉足一些严肃的话题，因为一涉足就可能被娱乐化。但现实是媒体娱乐至上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拉不住，波兹曼的担忧近乎绝望，他最终只能留下一句话：“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电视主宰文化、文化变成娱乐的倾向已是世界性问题，这也是《娱乐至死》引起全世界共鸣的原因。

皇后的楷模

【西安晚报】王亚田2007年06月18日

　　俗语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常常会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这句话用在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长孙皇后身上再贴切不过了。如果把唐太宗看做中国历史上最圣明的君主，那么，长孙皇后则可称得上是最贤惠的皇后。

　　然而，我们对长孙皇后却所知甚少。唐朝的名女人很多，像武则天、杨贵妃等，长孙皇后和她们比起来名气要小得多。我第一次知道长孙皇后是从唐太宗和魏征的一次冲突看到的。魏征以直谏名闻天下。有一次他又在朝堂上顶撞了唐太宗，退朝后唐太宗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一见到长孙皇后就说：“我一定要找机会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长孙皇后问明事情原委后，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悄悄回到内室，换了一身正规的礼服，然后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道：“恭贺陛下！”唐太宗见状一头雾水，诧异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有明主才有直臣，今魏征能直言，由此可见陛下英明，所以我来恭贺陛下！”唐太宗听了先是一怔，继而觉得皇后说得甚是在理，于是满腹的怒气随之消散。长孙皇后以自己过人的机智，巧妙地化解了一场矛盾，又令太宗明白“任贤纳谏”的可贵。长孙皇后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就令我刮目相看。

　　长孙皇后，长安人，出身名门，十三岁时嫁给李世民为妻。李世民升储登极以后，她被立为皇后。史书记载说，长孙皇后好读经书，才学渊博。李世民深知妻子的见识才华，就与她谈论政事，她却常常保持沉默。只是说“我是妇道人家，怎能随意议论国家大事？”但在关键时候，她却会挺身而出。

　　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颇具才干，是唐太宗的心腹谋士。唐太宗即位之初，就要封长孙无忌为右仆射（宰相），长孙皇后闻讯后立即反对，说：“我身为皇后，家族已经是尊贵至极，实在不愿意让兄弟子侄们满列朝堂为高官。从前汉朝吕、霍二后家族的先例，可为后人的切骨之诫。希望您不要让我的哥哥担任宰辅之职。”长孙皇后认为外戚不可使之重权，但唐太宗坚持任贤不避亲，还是任命了长孙无忌为宰相。眼看丈夫是不听劝的了，长孙皇后转而劝说哥哥，要他辞去宰相的职位。长孙无忌最终听从了妹妹的意见而辞职，只是担任了一个一品的虚职。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长孙皇后搅黄了哥哥的好事，觉得这事有点像天方夜谭。作为一位女性，长孙皇后有着难得的清醒与自律。而清醒与自律，对处于权利顶峰的人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素质。

　　就在唐太宗将朝廷治理的焕然一新时，长孙皇后也将后宫治理的井井有条。唐太宗的后宫其实是很难治理的，因为其中有数名出身高贵的女人，比如隋炀帝的女儿，但这样复杂的后宫，在长孙皇后的主持下却始终没有发生纷乱，没有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长孙皇后曾编撰了一部《女则》的书，以规范自己和后宫。可惜该书已失传。

　　长孙皇后生性节俭。在她身上是不会发生杨贵妃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事的，她也没在华清宫留恋过。她所使用的一切物品，都以够用为限，从不铺张。她死后，留下的遗嘱是：不起坟，因山而葬，不用厚重棺椁，以木器陶器陪葬即可。她开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先河。

　　唐朝的那些著名女人，名声大都不怎么好，但长孙皇后却是例外，她堪称“完美”：集博学、智慧、贤惠，宽厚、俭朴等于一身，成为后世帝王后妃的楷模。朱元璋的那位著名的大脚马皇后，就时刻以长孙皇后为榜样，也成就了一番美名。我常想，长孙皇后何以能如此完美？有时代、环境的原因，从个人因素来看，我觉得首先是因为爱情。长孙皇后是幸运的，她碰到了李世民，对于这个强大的丈夫，她的爱和敬佩都达到了极处，她愿意为他牺牲一切。她从来不会给他添乱子、找麻烦。身为皇后，她却似乎从没“享受”过生活，总是刻苦自己。长孙皇后只活了36岁，对于她的英年早逝，我总是猜想与她过分的忧患意识、严于律己有关。其次，长孙皇后与唐太宗有许多的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极为重视自己的名声，一个要做千古名君，一个要做千古贤后。贞观盛世的出现，证明最终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做到了名垂青史。

　　但遗憾的是，这么一位伟大的皇后，却没有留下名字，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只知道她姓长孙。到了现在，武则天、杨贵妃等“问题女人”的名气远远胜过了长孙皇后，成为影视剧的热门，“坏人坏事”有时更吸引眼球。但长孙皇后肯定不在乎这些，因为她本身就是低调的人。

附：

同窗好友王建东同学惊闻王亚田同学去世，深夜题挽联以示缅怀：

吃冷馍睡通铺同窗苦读携君手情景难忘成追忆

校稿件当编辑甘为云梯去斯人文章长存广流传

司马迁：一个让世人眼含泪水的人

【西安晚报】王亚田2012-04-05

　　

　　司马迁，是一个让世人眼含泪水的人。

　　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却首先以文学家的身份进入我的视野。在《中国文学史》中，司马迁占据了近二十个页码，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们比肩。司马迁自己可能绝难想象到，他会出现在两千年后的文学史里，并处于崇高的位置。司马迁能进入文学史，不在于语言有多华丽，技巧有多高超，而在于他的《史记》及他本人的遭遇，最好地阐释了关于生死、成败、人性、命运、苦难等最重要的人生命题。　

　　在宫刑来临时，司马迁显得是那么的弱小、无助。司马迁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却决定了无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命运”。《史记》中的人物，司马迁把他们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本纪，第二世家，第三列传。司马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目光如炬、高瞻远瞩，为帝王将相安排座次。他将刘邦的死对头项羽放在了本纪里，与刘邦并列。如果按照当朝的意思，是需要将项羽写成反动人物的，司马迁真要向项羽脸上抹黑，项羽也没办法，那他的形象就不会是英雄了。让我吃惊的还有，司马迁还将陈胜放在了世家里。我们知道，后世的封建史家对农民起义军的称呼是三个字：贼、匪、寇，但司马迁却将陈胜与勾践、萧何等并列。项羽和陈胜都是失败者，但他们是幸运的，碰到了司马迁。司马迁两千年前的这些安排，两千年后依然左右着世人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判断。　　

　　人们常说，项羽是失败者，但他是英雄；刘邦是成功者，但他是流氓。这样的评价是起源于司马迁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仅用了一百多个字，就把刘邦的形象“搞垮”了。他写了两个细节，一个是有一次刘邦作战失败，被楚军追赶，为了跑得快，刘邦竟然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推下了车。车夫看不下去，就把孩子又抱上了车。跑了一阵，刘邦又将孩子推下了车，“如是者三”；另一个细节是，项羽与刘邦作战，粮草快完了，但刘邦坚守不出，要拖垮项羽。项羽急了，把刘邦的父亲带到了阵前，吓唬刘邦说，你再不应战，我就把你爸煮了吃。没想到刘邦说，我曾跟你结拜过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一定要杀，“则幸分我一杯羹”。有了这两个细节，刘邦从此成为道德的矮子。把当朝的开国之君写成这样一副嘴脸，在历史上似乎只有司马迁。　　

　　司马迁对吕后的残暴也不放过。当吕后将戚夫人砍断手足、挖去双眼、熏聋耳朵做成“人彘”时，司马迁借吕后儿子的口说了一句话“此非人所为”。写这五个字，是需要勇气的，它字字千钧，非一般封建正统的史学家所能扛得起来的。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他手中之笔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统治阶级，不属于被写的人，甚至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正义和公理。司马迁站在历史的巅峰上俯视一切，他的思想境界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人。从这个角度说，司马迁是孤独的。他理解项羽、荆柯、孔子、屈原、陈胜、李陵，但在那个时代，没人能理解他。　

　　由于为李陵辩护，最终把司马迁推进了痛苦的深渊，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场巨大的悲剧。很长时间，我想不通，就因为几句辩护的话，就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后来，看过了历史上太多的文字狱以及因言获罪的例子，我试着这样去理解司马迁的遭遇：作为一个思想境界高出同时代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眼光是理性、客观、公允、博大的，但这些汉武帝是不具备的，或者说他不想具备。司马迁从来不会彻底否定或肯定一个人。但是一棍子把人打死、搞一言堂的做法，却从来都是专制统治者的一贯风格。对人性的关注，是司马迁的出发点，也是根本。他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投降只是权宜之计。司马迁表面在为李陵辩护，其实是说出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汉武帝也是重视人才的皇帝，但实际上，他是把人、才分开的，他只重才，不重人，当他看一个人不对头时，对其才也就视而不见，甚至看得一文不值。李陵案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性。正是司马迁一贯的世界观将汉武帝激怒，从而遭受了宫刑。　

　　汉代是一个强大的时代，然而，由于司马迁的遭遇，让我对这个朝代总是缺乏一些好感。灾难降临时，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在一个伟大的帝王面前，显得是那么无力。宫刑改变了司马迁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如果没有宫刑，《史记》会是另外的模样。司马迁由于自身的遭遇，很早就看出了人类的悲壮、不平与伤感。他对现实有太多想不通的地方，在“太史公说”里，他经常使用反问句，且语气强烈：“难道不痛心吗？”“怎么可能呢？”“又有什么用呢？”这些充分表现了司马迁的疑惑和不屈的心情。司马迁的痛苦通过《史记》，流进了中国文化人的血脉。我想，每个阅读《史记》的人，一定与阅读其他历史著作的感觉不一样，他会带着一种无处不在的悲愤情绪。我看《史记》时，总觉得司马迁寂寞、孤独的身影在眼前闪现。我似乎能明显地区分出《史记》中的文章哪些是宫刑前的作品，哪些是宫刑后的作品。它比很多文学作品更让人感慨叹息、撕心裂肺。　

　　司马迁具有鲜明的陕西人的性格：深沉、坚定、固执、倔强，外表文弱而内心强大。受刑后的司马迁，表面上也许服帖了，但内心更加顽强了。他没有被洗脑，至死保持着一个良史的品格。有人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讽刺，但司马迁的历史超越了时代。两千年后，与现代人比，从许多方面来看，司马迁的境界并不落后。汉武帝能决定司马迁的命运，但汉武帝只能决定一个时代的人的命运，而司马迁却影响了无数时代人的心理历程。　

　　这个伟大的人，我们不知道他死于何时。司马迁写清楚了那么多人的历史，他自己的生平却是模糊的。但这并不影响司马迁的巨人形象，他是陕西贡献给世界的文化巨人。风追司马，我们都是风，会在清明之类的节日，缅怀起司马迁。

附：

惊闻王亚田同学去世，同窗好友解晓锋同学彻夜难眠，赋句缅怀：

巍巍秦岭，

泱泱涝水，

文映渼陂，

水滋罗什，

东方鄠邑，

还我亚田！

@城堡  一本外国诗歌文集是你送我的书，山大的穷学子对同窗的“怨”用了两天的伙食费！我不禁打开时光的栅，36年的相识相知和鼓励铸就了铁的同窗，我们总以为明天可期，谁知宇宙并不冉冉，未来为何不饶过你，亲爱的亚田！子夜的灯，刺眼而明亮，我坐在案前久久不能释怀，没有眼泪只有回忆，我和你一样未眠，睡吧，下辈子我们还会再见！

失败的英雄

【西安晚报】2015王亚田

荆柯一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从河北来到陕西，行刺当时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秦王嬴政。这件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人们却一直把荆柯看作一个英雄。

荆柯的事迹是因为司马迁的《史记》而流传千古的。在《史记》的《刺客列传》里，司马迁描写了五个刺客，他们是曹沫、专诸、聂政、豫让和荆柯。比较一下这五个人的业绩，其中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我们发现荆柯竟然是最没有成效的一个，与其他四人相比：曹沫，挟持齐桓公，迫使其归还了被占领的土地；专诸，刺杀吴王僚，成功，自己也被杀；聂政，刺杀韩国宰相侠累，成功，自杀；豫让，刺杀赵襄子，不成，自杀；荆柯，刺杀秦王，不成，被杀。

荆柯刺秦是完全以失败而告终的，不但一无所获，而且损失惨重，除了荆柯被杀外，还搭上秦舞阳、樊於期的性命、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及后来燕国遭到秦国的报复，等等。但是，荆柯却成为这五个人中名气最大的一个刺客，有人甚至称他为“中国千古第一侠客”。这到底因为什么？

表面看来，是因为司马迁对荆柯的偏重。在《刺客列传》中，描写荆柯的文字最长，他一个人的篇幅，超过了其他四个人的总和。并且，司马迁在描写荆柯时，笔墨饱含感情，整个过程慷慨悲壮、惊心动魄，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描写荆柯？

　　这里面有着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刺客的地位，是由对手的地位支撑的。这也是司马迁 的历史观。荆柯之所以比其他四个刺客高出一头，是因为秦王比其他刺客要刺的四个人高出一头；荆柯的分量之所以超过其他四个刺客的总和，是因为秦王的分量超过其他刺客要刺的四个人的总和。更加了不得的是，这个秦王后来横扫六国，统一了中国，变成了秦始皇。连荆柯自己都不会料到的是，他的生命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王联系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荆柯的英雄形象是他的敌人秦始皇塑造起来的。

两千年来，人们为荆柯刺秦失败而扼腕叹息，纷纷分析这次行动没有成功的原因。有人认为运气不好，荆柯刚进咸阳宫，助手秦舞阳就因恐惧被挡在了门外，荆柯失去了帮手；有人认为荆柯剑术不精，武功欠佳，没有追杀到秦王；还有人认为荆柯有贪生心理，没有在“图穷匕现”的第一瞬间向秦王下手，他想抓活的，只有活捉秦王，荆柯自己也才有生还的希望。说荆柯有贪生心理我不敢认同，说他想生擒秦王倒可能是事实。人们对“荆柯刺秦”一直有一个误会，以为荆柯来到咸阳宫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死秦王。其实燕太子丹派荆柯到秦国，第一目的是想效仿曹沫挟持齐桓公的事件，荆柯最好也能挟持住秦王，逼他归还侵略燕国的土地，若不行，再刺杀秦王。但最终两个目的都没达到，不过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件事情本身的难度实在太大。

世人对荆柯的失败耿耿于怀，说来说去，是因为大部分人在潜意识里是希望荆柯刺秦能够成功的。然而，假如荆柯真刺死了秦王，那时候嬴政还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他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而已，还没有变成后来的秦始皇，那么，荆柯的名声也就与《刺客列传》里其他的刺客一样了，而不会脱颖而出。所以，荆柯的英名，正在于他的“失败”。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甚至滑稽，但我以为这是事实。

我这样说，并没有贬低荆柯的意思，而且荆柯也不是我能贬低得了的。我一直认为荆柯是英雄。荆柯的失败是伟大的失败。历史选择了荆柯，把他推到了嬴政面前，其他那些刺客是没有一个见过这个后来成为秦始皇的人的，这已经注定了荆柯的辉煌。

荆柯的英名与成败无关。重要的是荆柯敢于越过寒冷的易水，又渡过黄河，来到强大的秦国，进入了它的心脏地带咸阳宫，去单挑秦王，他遇到的对手比其他所有刺客遇到的对手都要强大。他无法预料结果，但敢于向最强者挑战。谁都知道这次挑战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将会一去不复返，就是去赴死的。荆柯自己早已高歌过“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虽然有人对荆柯有各种各样的分析甚至怀疑，但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他的胆略。当那个号称十三岁就杀过人的秦舞阳，一进咸阳宫就被那种威严气势吓得大惊失色时，荆柯还能谈笑自如。当荆柯面对高高在上、被文武百官簇拥着的秦王时，他是孤独的，然而他并不畏惧。荆柯完成了他应该做的所有动作，他知道，当他最后出手时，自己的生命也将完结。荆柯倒下时，咸阳宫已被他搅了个天翻地覆。荆柯显示了人类个体勇力、胆略的一种极致。

荆柯在咸阳宫只战斗了几分钟，然而这几分钟震撼了中国人几千年。

孔子之热与韩非之冷

【西安晚报】王亚田

　 在先秦诸子中，对人性认识最深刻的思想家，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韩非。但是，后人对这两人的关注度，却有天壤之别，孔子被捧上了天，而韩非却备受冷落。就是在目前的国学热中，最热的依然是孔子，老子、庄子等也有相当数量的粉丝，而韩非最受冷落，无人问津。这两位哲学家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系统挖掘、充分论述人性的人。孔子曾经与“丧家狗”联系在了一起，当时有人说他周游列国像一条丧家狗，孔子竟然没有生气，反而自嘲道：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想，在孔子时代，丧家狗绝不是一句像现在这样骂人的话，他们不会用动物骂人。在那个时代（包括之前），人对“人”的认识是蒙昧的、模糊的，成天和动物打成一片，人和各种各样的动物是一种伙伴关系。孔子后来敏感地注意到，人与动物其实有着极大的区别。学生问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说，不要以为光把父母养活起来就是孝，如果不敬老人，那和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在这里，孔子挖掘了人性中隐藏的“敬”。顺着这个思路，孔子不断发现人性中诸多美好的品质：仁、义、友、忠、信、宽、恕、恭、让等等。孔子称具有这些好品质的人为圣人、仁人、善人、贤人、君子等。这些概念别的思想家可能也提出过，但无疑，孔子是这些概念的集大成者。这些概念丰富并提升了人性，使“人”更加清晰起来，从而成为万物之灵。

　　孔子对人性的看法是阳光灿烂的，而韩非对人性的认识则走向了反面，变得冷若冰霜。韩非对人性毫无信心，他对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做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韩非举最亲密的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来说明：“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父母为什么如此对待子女呢，是因为“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父母是从自己的长远利益打算的缘故啊。而夫妻关系，也是“爱则亲，不爱则疏。”对老百姓，韩非也没有什么好话，他说老百姓蠢、滑、贱、贪。

　　由于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孔子和韩非在政治上的方略也完全不同。孔子强调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他一直期待明主、贤君的出现，只要统治者“为政以德”，老百姓就会“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苦口婆心宣讲的这些学说，在韩非看来却一点用也没有，全在那儿玩虚的 。韩非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其动力都是利，而不是道德。对于孔子所极力赞赏的尧、舜的禅让，韩非说，那也不是因为尧、舜道德高尚，而是因为那时当天子太辛苦，还没有好处。韩非还用孔子本人的经历来说明道德根本不是权势的对手。他挖苦说，孔子确实是个圣人，道德很高尚，但追随他的人也只有七十几个；而鲁哀公，不过是一个糟糕的君主，却统治着无数的老百姓，连孔子本人也得听他的。

　　韩非处处与儒家对着干，认为人是没法教育好的，必须依靠法来管理，“以法为教”。既然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刑、赏”就成为韩非对付老百姓的两手利器。韩非的法，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帝王统治臣民的工具。韩非一直在替帝王说话，是帝王的代言人，这是他受到后来历代知识分子攻击的焦点。他献给帝王的计策是“法（法律）、术（权术）、势（权势）”三结合。秦始皇一看到韩非的书，非常喜欢，引为知己。但是，帝王的心思很难猜，他有两种，一种是想明说的，比如“仁义”，孔子说了，所以历代帝王都以孔子为招牌；一种是不想明说的，比如“权术”，韩非说了，所以帝王对韩非既爱又恨。韩非把那些只能做不能说的东西说得那么透彻。秦始皇不久就发现，这个韩老头太讨厌，成天乱放炮，净在那里曝光他心中的秘密，所以最后也把韩非抛弃。

　　就治国而言，儒家那一套缺乏可操作性，显得力不从心。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政体，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除了少数朝代的少数时期可以称为真正的盛世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很平庸甚至糟糕。封建帝王中，昏君、暴君的人数，也远远多于明君、贤君。

　　孔子一直在“只要……就……”的逻辑中周旋。孔子自己是一个君子，他太相信道德。但道德只对有道德的人起作用。道德是一种自律，自己管自己，往往靠不住。韩非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不信礼治、道德这一套，韩非讲法治，是他律，实际更有效。

　　孔子讲人应该怎么做，韩非讲人实际在做什么、想做什么；孔子喜欢唱高调，韩非喜欢唱反调；孔子是理想主义者，韩非是现实主义者；孔子的学说看上去很美，让人感觉温暖，韩非的理论却像坚硬的石头，砸得人鲜血淋漓，显得刻薄寡恩。郭沫若就说：韩非的文章，“读起来很不愉快”。韩非确实是一个让人不愉快的人。他就像一个愤青，把所有的“丑话”都说了出来。这与中国人的人情世故格格不入。中国人擅长瞒和忍及装糊涂，说话要会绕圈子。直率在很多时候只是观念中的优点，在现实生活中会被视为缺点。口吃的韩非说话却从来不计后果，直来直去。韩非也因此几乎得罪了全天下的人。

　　韩非错了吗？我看到所有批评韩非的人，都在频频使用一个词“深刻”。就是说人们又不得不承认韩非的天资聪颖、观察深刻、思想敏锐。韩非说了人们那么多坏话，但他并没有给人类“栽赃”，作为个案，那些坏话几乎都存在于人性之中。我们不能因为他指出了我们道德上的不足，精神上的缺陷，人格上的污点，就认定他是坏人。人们很多时候指责韩非，是由于自己的心理脆弱。韩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真实，他具有坚强的神经，是先秦最坦率、最真诚、最勇敢的思想家。他竭尽全力地完成了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本分。

　　面对韩非我是矛盾的，觉得他深刻之极，又觉得他过了头，让人看不到美好的未来。孔子总是给人希望，而韩非似乎总是在死胡同里转悠。很明显，韩非对儒家矫枉过正了。在韩非那里，找不到道德、信用、亲情、宽容、崇高之类的美好内容。他认为人性恶，恶其实有时是一种欲，是人的正常需要，不能简单认为欲就是恶。韩非喜欢走极端，一条道走到黑，显得片面、偏激，甚至被认为是邪恶。韩非很有一点“法令崇拜”，而把道德看得一文不值。聪明的韩非，难道真的看不出道德的价值？事实上，如果道德成为一种强大的信念，会产生无比伟大的力量。

　　韩非最终为天下所不容，他被毒死，似乎是一种必然。人们抛弃了韩非，好的、坏的都丢掉了。韩非遭到的冷遇持续了两千多年，直到现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一直处于人治状态，而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法治体系。如果韩非思想中的精华能为后世所重视，也许这种状况会有所改观。

淡化报刊稿件资料性的对策分析

【今传媒】王亚田2017-07

摘 要：长久以来，在一些报刊的文章中，存在资料性强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文章的可读性。本文作者以自己所在的报纸栏目为例，列举了种种资料性强的实例，分析了可读性弱的原因，再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本文贴近媒体实际，有的放矢，针对性强，为同类报刊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地理；资料性；可读性

一、引 言

《西安地理》是西安晚报开办的一个反映地域历史文化的栏目。这个栏目开办十年来，不断改进，越来越受到读者关注与喜爱，现在已成为西安晚报甚至西安报界的品牌栏目。

但《西安地理》在开办之初，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稿件的资料性强。这与《西安地理》要报道的内容有关。这个版面反映的是西安地域的地理、历史、文化，包括遗址、景点、建筑、街道、考古、民俗等等的发展与变迁，必然会涉及到相关的一些知识、资料，有些资料还是文言文。引用历史资料，本身是稿件的需要，但有些作者过度引用，就会影响到文章的可读性，读者阅读起来感到生涩、干枯。针对读者提出的这一问题，笔者作为《西安地理》的编辑，在之后的编采实践中，做了种种改进，从而使得版面越来越贴近读者。

《西安地理》的稿件有两部分：内部的记者稿和外部的作者稿。笔者从这两类稿件分别谈论如何淡化其中的资料性。

二、《西安地理》栏目淡化稿件资料性的措施

（一 ）记者采访三原则

对记者来说，扎实的采访是稿件成功的关键。记者的稿件出现资料性强的问题，与采访不扎实有关。所以首先我们对记者的采访提出了细致的要求，也就是说要坚持三条基本原则。

1.记者亲历

记者拿到要写的选题后，首先要查找相关的历史资料，并且尽量做到材料烂熟于心，然后必须亲临现场。过去有些记者写稿，就是不到现场，完全坐在办公室照搬材料，这样稿件势必缺乏现场感。要写的选题无论是现在还存在的景物，还是已消失的遗址，记者都必须要到现场，以自己的目光，仔细观照现场的周围环境，体会历史的风云变迁，这样记者本人才能获得一种沧桑感，并且把这种感情体验传达给读者，带领读者进入报道的内容。

2.专家观点

要采访相关的专家、学者，这样既能获得权威的知识，又可把许多的死材料，通过专家之口说出来，把文言文转化为现代口语，从而让材料活起来。有些时候记者还需要与专家一起到现场，聆听专家的讲解。这些是淡化稿件资料性的关键手段。这方面一些电视栏目做的不错，尤其像央视十套以及九套、四套的相关节目，值得平面媒体学习。

3.百姓视角

记者到现场，一个方面是自己观察，另一个方面就是采访附近的百姓和知情者。景物的“前世”也许百姓不知道，但“今生”的变迁一定是百姓最有发言权。有了百姓的视角，就可以贯通古今，让历史有了落脚点，从而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地理稿件不能只是静态的建筑、地貌等的描写，而要挖掘出附着于这些建筑、地貌之上的人文、故事，有了故事，就有了人，也就有了曲折、生动，让没有生命的东西变成有生命的东西。而百姓的描述，是呈现人文故事最好的手段之一。

坚持这三个采访原则，就能给写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读性的提高是一个综合工程。记者完成采访后，写稿时也有一些要求。第一，注重叙事技巧。有些稿件的题材可能广为人知，但它背后的人文、历史并不全被大众所熟悉，在介绍这些内容时，要有先后、层次，用探秘的方式层层揭示，这样更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第二，注重传递情感。《西安地理》的稿件，不只是传递知识及文化，向读者传递情感与记忆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情感的传递要渗透在稿件的字里行间，通过描述，让读者产生对古城辉煌过去的自豪感，对消失古迹的可惜感，对历史变迁的沧桑感。人都有怀旧感，通过对老街道、老建筑以及地标等这些老百姓熟悉的景物的描述，让老百姓重拾往日的记忆；第三，注重文字表达。地理稿件不同于平时的新闻稿，记者要把自己当作家，用优美的语言，传达所要描述的内容，要比平时的新闻稿在文笔上能高一个层次。

记者有了采访与写稿这两方面的改进，资料性自然而然就淡化了，文章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二） 变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

《西安地理》版除过记者的稿件外，也有作者的投稿，其中也存在资料性强的问题。

资料性强、可读性弱，其实不只是我們办报者编稿时遇见的问题，很多杂志、史料、专著、地方志等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再比如大家经常在一些著名旅游景点看到的宣传册，虽印刷精美、包装豪华，但游人也并不爱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可能有许多，其中有一个现象是，这类稿件大都是用第三人称来写。有些人写村史，即使是写自己的村子，也用第三人称；有些人写回忆文章，即使自己是亲历者，也要用第三人称，文中不能出现“我”。我们遇到好多作者的来稿，也用的是第三人称。这类文章没有“我”，没有写作年代，没有历史背景，没有资料来源，抄来抄去，缺乏情感，当然也就缺乏感染力和可读性。类似这种情况在报刊中很常见，比如北京晚报的地理类栏目稿件，大多采用第三人称写，题材虽好，但可读性实在差强人意。

传统的这类纪实性文章之所以要用第三人称来写稿，也许是他们认为这样文章会显得更客观、真实。笔者通过总结发现，这却是导致稿件资料性强、可读性弱的重要原因。

既然是“人称”惹的祸，那就从改变人称开始：变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从传统的把作者“我”藏起来，到把“我”显现出来。我们要求稿件所写的内容，要作者亲身经历，或者耳闻目睹，一切要以第一人称来写。不管写哪个时代的事情，视角要在当下，以现在的视角看历史。如果涉及到背景资料，尽量简化或不提。比如写钟楼，就不用再写它的建筑年代、历史变迁等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已经被无数次写过了，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自己与钟楼的见闻、交往。这样文章就有了时代感，淡化了资料性，也避免了重复。

稿件使用第一人称写，有人可能会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第一人称会破坏了客观。“我”与客观并不矛盾，二者完全可以统一，并不是只有第三人称才客观，反而很多读者觉得第一人称更真实、亲切。有一句话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说，越是个人的，越是大众的。个体的追忆，勾起的是大众的共鸣；二是担心写稿会有局限。任何文体都有“局限性”，诗歌有诗歌的局限，散文有散文的局限，小说有小说的局限，但正是这种局限，才使各种文体有自己的风格。事情都是相对的，要求第一人称写稿，确实挡住了许多稿件，但这并不遗憾，因为挡住的都是那些传播效果差的稿件。报纸不是学术文章，不是专业类刊物，它面对的是大众，大众是不喜欢那些硬邦邦的史料的，更喜欢有血有肉的文章。

实践证明，第一人称的稿件比第三人称的稿件更受读者喜爱。分析一下这也好理解。记者采写稿件，实际就是第一人称。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写稿，等于是把不是记者的自己变成了“记者”。这样写稿时视角就会像记者一样广阔，也可以像记者那样做一些采访，加之很多作者的文笔本身就比较出色，这样文章写出来就更有特点、感染力。

通过改变写稿人称这个小小的变化，却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这是提高可读性、降低资料性的一把钥匙，甚至可以称之为是“秘笈”。

三、结 语

好文章与差文章的区别，就好像庸医与名医的区别。庸医和名医开的都是药方，但治疗效果不同。好文章与差文章都是文章，但传播效果不同。优秀的媒体，总是尋求最佳的传播效果。

近一二十年，国内出现了大量的新兴媒体。传统的纸媒在与新兴的纸媒竞争中大多处于劣势。传统的纸媒版面一般分为两类，新闻类和副刊类。而新兴的纸媒拓展了第三种版面，融合了新闻与副刊的风格，这种版面在很多纸媒中被称为专刊。像《西安地理》这种版面，就属于这第三种版面。要把这种版面办好，在采写中就必须把新闻和副刊的特点结合起来。办的好的报纸，比如新京报的《北京地理》、潇湘晨报的《湖湘地理》，就是将新闻和副刊结合的好的媒体。同样是地理类栏目，一些报纸做的却并不好，究其原因，是这些报纸墨守成规，用单纯的传统副刊风格，去写地理类稿件。导致稿件死板，资料性强而可读性差。别人是两条腿走路，它是一条腿走路。而一条腿走路，永远走不过两条腿。

本文中我们提出的记者采访三原则，以及变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其实都是为了将新闻和副刊结合的更好。这些年媒体的内容和风格都变化极快，媒体人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我们将自己的经验写出来，供同行们参考、借鉴。

“张公馆”到底是谁的公馆 探访庙后街 182号老宅

【西安晚报】王亚田2018-06-10

庙后街182号院是这条街上保留最完好的一处老宅院，关于这座宅院一直存在着一些谜团，其中最令人迷惑的就是它最初的主人是谁？

门口有照壁院里有戏楼

182号大院面临繁华的庙后街，坐南面北。临街门房是传统的砖瓦木房，面阔五间。中间开着大门，大门是黑色的，青砖包砌，显得古朴厚重。

182号老宅是纵向多进式结构，整体格局和细部装饰都体现了西安传统民居的特色。进入青砖铺就的大门道，就是前院，为四合院布局。两边是厦房，对面是厅房。老住户说，过去这个院子里还曾有一道门，大概是为了更有安全性，后来拆了。这个院子厦房与厅房的卡子墙位置，过去有两个月亮圆门，通向东西两边的偏院。设置偏院，也是182号大院的一个独特之处。现在只有东偏院了，西偏院地盘已划归到外面去了。

穿过厅房的过道，就进入了第二个院子，这也应该算是内院。内院里迎面是一座气派的门楼，与厦房的北山墙成为一个整体平面，这也是为了增加内院的私密性和安全性而增设的一道门。这座青砖门楼气宇轩昂，有好几层砖雕，繁复精美，是最能体现182号老宅风格的建筑。门楣上有四个阳刻文字，由于被破坏，已经很模糊，记者仔细辨认，是“居易俟命”四个字。这句话出自《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意思是君子安心地处在平易的地位，等候天命的到来，小人却是冒险去妄求非分的利益，由此也可看出主人的一些思想和价值观。门楼旁边的厦房山墙上设有影壁，刻有几何图案和花式纹样。

进入内院，东西两边是厦房，最里面是五间上房。上房的门前有一个亭子，占地面积约有十几平方米，老住户说这其实是戏楼。戏楼有四根木柱支撑，四面敞开，顶部呈人字形悬山样式。戏台木架简洁厚实，屋脊砖雕精美。东西横梁上方各有一组木件，上面雕着一个龙头兽身的怪兽，引人注目。戏楼与上房融为一体，顶部与上房屋檐相连，两根柱子与上房共用，建造得颇为精巧。老住户罗西安说：这个戏台过去还有半人高的围栏，现在围栏没了，几乎看不出是戏台了，更像是进入上房的装饰性过厅。

老住户介绍，老宅最早时的窗户是“满天星”的木雕窗棂，很漂亮。房前的台阶是青石条，院里有石鼓等摆件（现只剩一个石鼓）。大门外原有两樽石狮，非常威武。房前有六根拴马桩，头部雕刻着石猴。大门对面路北过去还有一座大照壁，约十几米长，三米高，近一米厚，非常雄伟，可惜这些东西后来都被拆除了。罗西安介绍，现在东隔壁的老刘家泡馍馆，也是当时182号院的地方，是养马的场所。

2011年时，老宅由于年久失修，一些房子成了危房。老宅曾经进行过一次大翻修，把以前的土坯墙换为实心砖墙，墙面刷白，部分窗框换成了铝合金。翻修后的老宅保持了过去的基本构造，仍能看到过去雕梁画栋的影子。

这所深宅大院现在是陕建集团第八建筑公司的家属院，他们是解放初住进来的，现在有二十多户。

探寻“张公馆”主人之谜

182号宅院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最早的主人是谁？现在的住户们也说不清楚。

罗西安说，他是1956年六岁时住进来的，听长辈说这里过去的主人姓张，大家就称之为“张家公馆”，但说不清主人具体的名字。

“张公馆”到底是谁的公馆，记者接下来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探寻。

说法1：年羹尧所建，转交给张广泗

现在182号院大门里挂着一个牌子，上有“182号院简介”：这所宅院据考证是清雍正年间川陕总督年羹尧所建，离任后转交给下任总督张广泗，后称“张公馆”。

这个牌子是住户们2016年挂的，这个结论其实出自一家媒体的推测，并没有得到证实。

首先，说此宅为年羹尧所建，这是一种猜测。由于年羹尧修建过西安城隍庙，现代人就会将其附近的老宅往年羹尧身上附会，说是他建的，这没有任何资料记载；其次，这家媒体所说182号院被叫“张公馆”，相传是清代一位总督的府邸，媒体查找了清代陕甘总督和川陕总督的名录，发现其中姓张的只有一位，是乾隆时期的张广泗，就分析出“张公馆”为张广泗公馆。将上述两条信息结合，就推测得出了简介里的结论。

陕师大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史红帅并不认同这个结论，他说： 一，年羹尧是被杀的，遭抄家，他不可能留住宅给别人。即使是在他当权时，也要看他与张广泗有没有交集。年羹尧是雍正年1726年死的，张广泗是乾隆年1746年就任川陕总督的，两年后也被杀，两人年代差得很远，可以说不可能有年羹尧把宅院给张广泗这种事。 二，清时像总督、巡抚这样级别的官员，都住在衙门的，南院或北院，而不是住在外面。级别低一些的有可能住在衙门以外，但像年羹尧、张广泗这样的人不可能住在庙后街。

公馆这种称呼，是民国后出现的，古代官员住地一般叫府邸。记者在《西安市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上看到，将庙后街182号断代为民国时期建筑。但也有资料说182号是清代建筑。

说法2：张云山公馆

182号院住户给记者推荐了一位住在附近的刘忠诚先生，说他是庙后街的老户，可以问问他关于张公馆过去的情况。

家住庙后街198号的刘忠诚先生今年84岁。他说，过去人们是把182号院也叫张公馆，听老人传下来说，那是张云山的公馆。刘先生回忆：“182号最引人注目的是门口那个大照壁，砖雕的，非常气派、雄伟，在西安少见，那就像张公馆的一面镜子。解放前我没进过182号院，那时外人很少进去，解放后才进去过。小时候听老人说那是张云山的故居，但张云山去世太久了（1915年），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

张云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青少年时在大学习巷做了有近十年的长工，在回坊留下了不少轶事。说张公馆是他的故居，倒也有可能。顺着这个信息求证下去，记者采访了回坊众多老住户及专家，但都没有得到肯定的结论，对这一带很熟悉的马健雄先生还坚决否认这一说法。他的祖父马正卿是回族知名爱国人士，与张云山年龄相仿，同住大学习巷，两人很小就认识，有很深的交往。71岁的马健雄老人说：“从来没听祖父和其他长辈说过182号院是张云山的公馆，我自己也看过很多张云山的资料，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如果那是张云山的公馆，早在回坊传开了，政府早就保护起来了。”

记者又辗转找到张云山的后人求证，张云山的重孙张瑞聪说，张云山辛亥革命后，是住在盐店街，小时候父亲还领着他去盐店街那老宅看过，当时老宅已成了市民政局。张云山还在南院门、火药局巷等地住过，但没听过在庙后街有过住宅。

说法3：周至会馆

在记者调查182号院主人的过程中，看到一本《周山至水》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民国时期的西安周至会馆》，文章认为182号院过去是周至会馆。

《周至县志》记载：周至会馆又名二曲公寓，在省城西仓门，创建于民国元年（1911）。庙后街在民国年间确实曾叫西仓门，那么，182号院是否就是周至会馆呢？

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从建筑布局看，182号院是典型的传统民居，而会馆一般是旅馆结构。从大小看，资料记载周至会馆的面积是五百多平方米，而182号院的面积有一千二百平方米，还不包括偏院。从门牌号看，有学者研究解放初周至会馆的门牌号是94，而182号的住户说这里解放初门牌是97。

马健雄说，他对周至会馆有所了解，其位置在庙后街派出所东边，即庙后街与西仓南巷丁字路口处。后来变为煤店，现在是住宅。

说法4：张姓商人

马健雄在否认182号院是张云山公馆的同时，说它是一位张姓商人的宅院。

马健雄说，182号这家是做买卖的，主人是山西籍的张姓大商人，是有文化的儒商。听老人说，他们后来回了老家，还被划为地主。

对张公馆主人是张姓商人这种说法，许多老住户给予了认同。庙后街老住户、76岁的贾崇穆说：过去庙后街做生意的山西商人不少，有六七家。根据182号院门前的那个照壁看，这家应是财力很大的商人，肯定不是回坊的老户，与邻里的交往也不多，导致他具体身份大家说不清。

也有人分析，182号院的主人杳无音信，是不是1949年后去了台湾、香港地区或海外？或是家里突然出了什么变故？罗西安说，前多年来过一个香港人，说这是他家的住宅，但后来也没有下文。

在西安，像这种说不清主人的老宅极少。综合调查、分析，182号院为张姓商人宅院的可能性最大。

长安百年骨董客
【西安晚报】王亚田2018-9-16

　　骨董一词，也写作古董、古玩，过去特指为人所珍视的古代器物，现在它的涵义很宽泛，包括收藏行业的方方面面。文化学者、文史专家宗鸣安的新作《长安骨董客》一书，记叙了近现代一百多年来西安从事古玩、艺术品行业的人和事，堪称一部骨董行业的珍贵资料。

　　南院门是骨董店铺的集中地

　　南院门、北院门和书院门，是清末至民国年间西安城行政、商业的中心地带，也是骨董行业、文化行业的繁荣区域。

　　在最兴盛的时期，南院门有二十几家古玩店，有名的有苏兆年开设的永和斋，经营各种古玩；郑鹤芳开设的荣茂斋，以经营旧字画为主；李秀山开设的古秀斋，以骨董文物、杂件文玩为主；樊志欣开设的悦雅山房，经营骨董、杂件；李长庆开设的古吉轩，以旧瓷器见长；阎甘园父子开设的九苑斋、风雅庄，经营字画、文物、古籍碑帖等。另外还有爱云阁、研古斋、良简斋等古玩店。1948年，当时骨董行的几位大家在南院门开设西安艺林文物店，以经营青铜器，玉器、瓷器为主，兼营字画。

　　北院门在慈禧、光绪来西安时期，是中国的行政中心，这一地区商业、文化比较发达，这里也出了几位骨董行有名声的人物，他们也开设了数家古玩店，比如李二的积盛斋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院门的文房、艺术品市场又红火了一段时间。

　　书院门由于靠近碑林，清末民初时是西安经营碑帖的集中地，规模最大的是段仲嘉家族的翰墨堂，有名的还有薛振平开设的友石斋，夏家的经宝堂，李子杰的博古堂，谢秀峰、呼家的碑帖铺等。

　　辛亥革命后，在小东门里和西华门外，形成了摆地摊的鬼市，其中古玩占了很大的部分。经营者是凌晨三四点开始摆摊，天麻麻亮就收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骨董行业处于沉寂阶段。1977年，在钟楼新华书店门前出现了“换书”活动，之后发展成古玩、字画市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虽不长，但却是西安骨董行业重新恢复的开端。八十年代，在文艺路南段形成了一个旧货市场，市民称之为“档子”，每周日为集市，也是古玩交易的场所；从这时起至今，八仙庵也一直是骨董的集散地。

　　骨董界的大玩家

　　清末之后的一百多年，骨董界出现了很多大玩家，他们不仅仅是收藏界的人，还有其他方面的名人。

　　清末著名的骨董商苏兆年、苏亿年兄弟，不但在西安西大街、南院门经营骨董，还在北京开有分号，他们给京津大户提供了不少的古玩、重器，名扬京城，其中包括国之重器毛公鼎。

　　民国年间，阎甘园、阎秉初父子是最著名的骨董商，他们的字画、文物收藏之丰富可谓傲视长安，声名于全国。当年全国许多学者、名人来西安，都会去南院门的阎家拜访。1924年，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期间，数次到阎甘园家中拜访，还购买了一件弩机和明器。

　　大骨董商白辑五，1937年在马神庙巷家中建的小洋楼“瑞庐”，二十多年间都是骨董客、文化名流的聚会之所，他们互相鉴赏骨董，沟通有无。

　　那时的大收藏家还有李博学、李月溪、李问渠、段仲嘉等等。

　　除这些职业骨董商之外，其他行业也有很多收藏名人，像政界的陈树藩、军界的胡景翼、医界的高智怡等等。

　　文人雅士的“轮子会”

　　从清末到民国，西安还产生了许多与艺术品收藏有关的机构、组织。

　　光绪初年，退休官员谭西屏、李勤伯在长安组织了一个诗文酒会，名之“青门萍社”，汇集了当时很多的名家，他们吟诗作画，往往数日不散。这是近代长安城最早的文人诗书画组织，持续了几十年，他们的作品也受到当时收藏界的广泛追捧。

　　在那时，还出现了一种“轮子会”的活动，就是这些骨董商和文人雅士轮换着坐庄，组织安排聚会，每隔十天半月，他们各自拿上几件藏品来，互相品鉴、交流。前文提到的白辑五家“瑞庐”，就是这种性质，另外，大玩家胡让之在南院门第一市场开的茶叶店，也是“轮子会”的场所。长安城的“轮子会”，可以说是中国骨董行业中最早的组织，在全国的同行中影响很大。

　　1933年，长安城的文化人士在南广济街成立“西京金石书画学会”，这是陕西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完整组织形式、章程宗旨的艺术组织，众多书画家、收藏家参与，邵力子、杨虎城担任名誉理事长。学会举办展览等活动，对陕西地区艺术发展、艺术品经营等有很大促进作用。

　　《长安骨董客》一书，以文史笔法记叙了昔日骨董行业五花八门的往事，其中有藏家相聚的雅事，有秘不示人的行内秘事，有错过心爱之物的憾事，也有制假售假的丑事。作者说古玩，说收藏，没有过分地渲染金钱、财富，而是字里行间渗透文化、艺术鉴赏气息，是另一个角度一百年来长安城的地域历史、文化的再现。

附：

同窗好友李炎同学惊闻王亚田同学去世，彻夜难眠，作诗缅怀：

日报编辑王亚田，

一中同窗结金兰。

夜半惊雷一声响，

从此阴阳两相望。

肝肠寸断难入眠，

泪满毡巾忆昔年。

三十余载挚友情，

一点一滴在心头。

可恨病魔欺我友，

邀约我友赴琼楼。

吾等今明如无碍，

太白送友见太白。

著名作家叶永烈“科普”“传记”两手都很硬

【华声报】王亚田2000-1-28

　　据《西安晚报》王亚田报道：一手举着“科普”，一手举着“传记”，著名作家叶永烈两手无比坚硬，一口气创作了 两千万字的作品，这在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例子。在叶永烈来西安签名售书之际，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了这位“著作等身” 的作家。

　　叶永烈11岁就发表了诗作，但真正圆了他“作家梦”的还是科普小品的创作。1959年，还在北大上学时，他写 了一本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寄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并没计较作者的资历，出版了这本书。这也为叶永烈 成为该社《十万个为什么》最早、最年轻的作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文笔活泼，叶永烈深受出版社的青睐。二十岁的叶永烈 的一个个“为什么”，被比他只小几岁的读者广泛阅读、传诵。到新版，也即第五版《十万个为什么》问世，叶永烈共为该书 写了500多篇科普小品。

　　提起叶永烈，除了家喻户晓的《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之类的科普精品，也必须提及他的“传记”类作 品。叶永烈的纪实文学，注重的是重大的政治题材，从1921年共产党诞生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从“红色三部曲”《红色的 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到即将出版的《陈云之路》，从“王、张、江、姚”“四人帮”到《陈伯达 传》，众多的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人物”、大事件不断地出现在他精力极为旺盛的笔下。他的“传记”当然也像“科普 ”一样畅销。50卷的《叶永烈文集》正在与读者见面。

　　说到来西安签名售书，叶永烈很高兴，他说，想不到能为四十年前的作品签名售书。他与《西安晚报》还有一段密切 的渊源。他对记者说：“八十年代，《西安晚报》就连载过我的小说。”

《宋词一百首词画》首发

【收藏网】2004-05-14

（西安晚报6日讯 记者王亚田）由新闻出版署监制、线装书局出版的传世精品，世界首部中英文对照全彩印丝绸古线装本《宋词一百首词画》，于今天在省外文书店举行西安地区的首发式。

《宋词一百首词画》以宋词三百首为底本，按照宋词的发展阶段，以及每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词人，精选了一百幅名人字画综合而成，共选词画一百首。经过科技人员、传统老工艺师等专家多年研究，并结合现代印染中的高新技术，终于产生了世界第一部集古典名著、名画、高科技工艺为一体的丝绸珍藏版书籍。该书在全球绝版限量发行1500套，编号为（0001－1500号），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处现场公正，每套书都有独立编号及收藏证书，收藏证书永不更换。在厂家承制后当众销毁所有的印刷材料，决不重印再版，使该书成为空前绝后的一部藏书。

再现二虎守长安

——樟叶《五福》之后新推《晚春》
【西安晚报】王亚田2009-08-01

　　在西安，知道革命公园的人很多，但说得清它的来历的人却很少。革命公园是西安城1926年遭受军阀刘镇华围困的大难之后的产物。我省作家樟叶继《五福》之后，本月又推出长篇小说《晚春》，再现了八十多年前发生在西安的那场惨烈的战争烟云。就此，记者日前专访了樟叶。

　　“二虎守长安”彪炳史册

　　根据樟叶长篇小说《五福》改编的电视剧《关中枪声》，刚刚在央视8套黄金档播完，取得了上半年收视率亚军的佳绩。《五福》写的是辛亥革命陕西起义前后那一段历史，而《晚春》可以称得上是《五福》的姊妹篇，它描写了1926年的“西安围城”之役。1926年4月，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领了一支十万人的镇嵩军,从河南进入关中，企图攻占西安。刘镇华围困西安8个月之久。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带领近一万军队和全城民众拼死坚守西安。后冯玉祥率领大军入陕，西安得以解围。时称“二虎守长安”。在守城期间，全城军民死难者近5万人，其中大部分后来入葬革命公园。

　　对“二虎守长安”的历史地位，樟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万人的国民军吸引了十万人的北洋军，有力策应了当时的北伐。西安守城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樟叶说：“西安地面上下富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出现过灿烂的文化,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千百年来在这片热土上同时聚积起特有的人文环境和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陕西近现代史上曾发生过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12年的辛亥革命陕西起义，1926年的‘二虎守长安’，1936年的西安事变。25年间就发生了如此多的大事件，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有过这样的经历。”足可彪炳史册。

　　樟叶对这段历史情有独钟，这也是他接连创作两部这段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初衷。

　　表现英雄群体形象

　　历史有时比现实更震撼人心。记者阅读《晚春》，既为西安人民曾经遭受的苦难而痛心，更为他们誓死抵抗而赞叹。樟叶介绍，在围城的后期，由于缺粮，西安城每天都有数百人冻饿致死，最多的一天竟达千人之多。樟叶在小说中多次使用了“惨烈”这个词，这是当时战争场面的真实写照。血洗关里村、激战豁口、南梢门争夺战、黄雁村抢粮战，场场战斗

　　都激烈残酷。著名作家莫言评价道：“《晚春》绘声绘色，扣人心弦，讲说了一个个血肉横飞、英勇悲壮的战争场面，让我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嗅其味。”

　　1926年的西安保卫战把所有人都卷了进去，从将军到士兵，从官员到平民，从书生到小姐，从商人到乞丐。《晚春》塑造了一个群体英雄形象，不光是刘玉山、周其峰、钱白氏等主要人物写得侠肝义胆、荡气回肠，像孝子老四等着笔不多的小人物也表现得大义凛然，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晚春》尽量避开了杨虎城这样的大人物，而采用了一种百姓视角，樟叶表示：“这主要是想告诉人们,历史虽然走过了它艰难的岁月，可历史留给我们每个人的，不仅是有形的物质财富,还有一方水土养育起来的百姓人文性格,独特的精神文明,以及义无反顾的革命精神。先辈创造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会告诉今天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人们:珍惜过去，启迪未来。”

　　《晚春》没有直接去写八十多年前的围城事件，而是用了一个孤儿寻母的结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入手，向前推进。纵向上时间前后穿插，横向上场景散点透视。这种结构可能会增加写作的难度，但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小说既描写了战争场面，也描写了民国年间的风景典故、坊间轶闻、方言俚语等，读起来亲切感人。

　　了解西安历史的窗口

　　《晚春》的话题虽是沉重的，但采访樟叶的过程却很轻松，不用记者多提问，他就滔滔不绝并且高屋建瓴地讲起了有关辛亥革命、西安围城之战的历史及现实意义，体现出了一种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看得出这段历史感动了他，让他肃然起敬。樟叶说：“人们一说起西安首先会想到汉唐盛世，由于诸多原因,我们对西安的近现代历史却很忽视。辛亥革命西安打响了全国的第二枪，当时差点打响全国的第一枪，因为被发现而推迟了一些时间，这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而西安围城之战、西安事变表现了西安人的革命精神。那种前赴后继的壮举,忍辱负重的坚毅,坚忍不拔的气慨,诙谐自然的生活态度,值得后人学习敬仰。”

　　但这些历史，却被现在处于和平、繁荣环境中的许多年轻人遗忘了。就西安围城之战是怎么回事、革命公园的来历等问题，记者询问了不少年轻人，他们大都表示不清楚。樟叶说：“ 《晚春》写出了西安围城的来龙去脉，回答了北洋军阀为什么打西安等问题。”这部作品对了解西安的历史是一个很好的窗口。这段历史陕西作家很少有涉猎，评论者秋实认为，樟叶是陕西近代史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人，《五福》《晚春》也是两部开山之作。

　　《晚春》这部2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樟叶创作了一年四个月，背后更是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呕心沥血，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走访很多的相关人士。这部作品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附：

同窗好友贾江涛同学惊闻王亚田同学突然去世，彻夜难眠，作诗缅怀：

忆亚田

一介书生气，

隐忍藏心间，

与世无争品，

清气留人间。

户县一农村老太写出秦腔剧

希望能将作品搬上戏台

【西安晚报】王亚田2012-10-28

本报讯 （记者 王亚田） 农村妇女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多都是做饭洗衣、操持家务，少有与文字打交道的。但户县甘亭镇摇西村年逾七旬的段群芳老人，近年来却拿起了笔杆子，并在近日创作出秦腔剧《祭祖》等作品，令人称奇。

在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中，段群芳算是有文化的。她早年曾在数所学校做了三年多的老师，后因家庭原因离开了学校，回到农村，一待就是几十年。她的祖父辈、父辈是民国年间从乾县、礼泉逃荒来到户县的，历尽了艰辛，其中先辈对家庭的操劳、对子女的关爱，更是给段群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0年时，喜好秦腔的段群芳产生了写一部秦腔戏的想法，反映先辈的生活，以弘扬中华传统家庭美德。经过几年的创作，她写出了名为《祭祖》的戏剧。戏词共三四百行，分为《荒难年景》《悲痛怀念高堂亲》《奠十杯酒》。段群芳介绍，唱完全戏需要一个多小时。除此之外，段群芳还写了《忆我的两重天》《十唱老人难》等文章、歌词。

段群芳从小身体就不好，到了花甲之年开始写这些文字，更是花了很大的心血。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哪个秦腔剧团或演员，把《祭祖》搬上戏台，或演唱录音。

耄耋老人踏访《诗经》中的关中地名

【西安晚报】王亚田2016-6-26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既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历史作品，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著名地名专家葛慧以《诗经》为由头，踏访《诗经》中提到的众多关中地名，用十年时光，撰写、出版了《西周史500问》一书。

　　《诗经》所描写的西周史，正是西安建都的开端，周人的足迹，也是关中灿烂文明的开端。葛慧将《诗经》里的史实与现实地名相结合进行考察，探索历史、地理的来龙去脉，以提问的方式，回答西周史的500余个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多年来，葛慧常常独自一人离开西安，前往杨凌、武功、旬邑、彬县、岐山等地进行野外考察，踏访了七十多个《诗经》中提到的地名。为了弄清周人祖先兴起于杨凌，他参加过姜嫄村的庙会，考察原始社会时期的先周城垣遗址；为了弄清周中兴于邠，他到旬邑查看与产生“邠”字有关的八河；他艰难地踏上彬县城南的南冈五百级阶道，已是半夜。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葛慧如今已年近九旬，一个耄耋老人，为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所做的各种努力，其艰难可想而知，令人钦佩。

紫阁峪：通往名士云集的终南第一山

【西安晚报】王亚田

在人们惯常印象中的秦岭七十二峪中，紫阁峪的名气不大，但在古代，紫阁峪却是名士云集的地方。紫阁峪里的敬德塔，也被认为是埋藏玄奘遗骸的地方。所有这一切，让紫阁峪名垂千年，紫阁峪所在的紫阁山也被人称为是“终南第一山”。

深藏不露的终南第一山

紫阁峪位于户县境内，距离西安市区约30公里。它的东边是高冠峪，西边是太平峪，夹在这两个名气很大的峪口之间，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紫阁峪。紫阁峪属于那种藏而不露的峪，但你一旦了解了它的历史，马上就会被它的文化气息所吸引。

紫阁山原名紫盖山，这里山势俊秀，景色幽美，瀑潭洞泉密布，光大小瀑布就有十余处。此地距离汉唐国都长安城又近，所以自古就吸引了许多佛道修行人士，寺庙岩窟、山林水涧都可成为他们的修行道场，至今留下了大圆寺、云盘寺、无量洞、睡佛洞、王母宫、塔园、铁瓦殿等等寺庙。

我们回望一下到过紫阁山、紫阁峪的名士、高僧，就能体会到紫阁峪的文化含量。从汉代就有丞相张良在无量洞避暑、隐居；北周时的高僧法藏在紫阁山修行，一隐整整八年；唐代许多高僧如道宣、楚金、飞锡、慧昭均曾在此地修行；孙思邈也来药王洞炼药；在唐代，曾到过紫阁山并以诗赞誉的就有李白、杜甫、韦应物、岑参、贾岛、张籍、白居易等人。由于紫阁山汇集了如此多的名流、高僧，致使许多想从政的士子也来到此地，他们之间相互习业、问学、切磋，提高学问，或以隐居为成名资本，然后下山到长安应试，往往高中，这就是“终南捷径”；宋朝有司马光、程颢、章惇等名人光临紫阁峪；明清两代紫阁峪一样是文人及仕宦的最爱，明代有王九思、康海、王九峰、熊子修，清代有傅龙标、王心敬、长松居士等到此地。在赞美紫阁峪的诗作中，李白的《君子有所思行》最有代表性， 李白将这里的最高峰比作“紫阁”，后人随称之紫阁峰。这就是户县十二景之一的“紫阁青冥”。

一条十几里长的不大的峪，却云集了这么多如雷贯耳的名士，这在秦岭北麓的峪口中独树一帜、绝无仅有，有人也因此将紫阁山称为 “终南第一山”。

井潭没底通高冠

笔者前往紫阁峪前，联系户县林业局，他们给安排了紫阁峪的护林员王喜堂作向导，他也是紫峪村原村支书。

紫阁峪的入口在环山公路边的草堂镇杜家庄，笔者和王喜堂相约在峪口见面。王喜堂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多年，加之护林员的工作，让他几乎每天都要到紫阁峪来，所以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沟沟壑壑已经烂熟于心。

王喜堂介绍，他们紫峪村原先就在紫阁峪里。村里的住户分布在紫阁峪东西两边的山坡上，全村共有七十多户，由于住得比较分散，分了五个村民小组：竹园、东岭、西岭、西坡、紫阁，大的组二十几户，小的不到十户。村民就近在山坡开垦种地，主要种麦子、玉米和土豆。耕地的牲口主要是牛，而不是平原地带的骡、马，牛比骡马更适合在山坡劳作。夏天在场上碾麦子，也用的是牛。他们村里的人大多属于“外来户”，主要是清朝晚期从陕南周边的商县、山阳等地迁来的贫困人家，他们家到他这一代已是第五代。王喜堂说：“十几年前，国家开始退耕还林，2005、2006两年，村民大多数都搬离了大山，搬到了太平河西岸的太平新村。目前还有个别人家没搬，一直住在山上。”

从峪口进山的一段路是水泥路，路在峪的东坡。这段路虽好走，但很陡。环顾四周，远观满目苍翠，近看草木茂盛。西岭上隆起一座山头，叫蟒头山。山势由南至北而下，犹如一条巨蟒。说是夜晚站在蟒头向北眺望，八百里秦川灯光点点，气势壮观，形成紫阁十景之一的“蟒头观灯”。

进峪几百米，路左侧是大圆寺，这是紫阁峪现存最大的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已有两千年的历史，相传原址为张良辟谷处，亦称子房庄。

再走几百米，看到一排三层楼房，这是户县水利局前几年建的紫峪水厂，是村子搬走后才建的，供峪口附近的村子、单位用水。由于建了水厂，流向峪外归入太平河的水已经不是太多。

水厂之前不远的沟里，流水拢成一束急流从三十米的断崖跌落而下，似银珠卷帘，这就是无底潭瀑布，当地人叫没底潭瀑布。瀑布飞下形成两个潭，上有无底潭，也称井潭，据说这个潭与东面的高冠瀑布是相通的，所以有“井潭没底通高冠”之说；下有谷底潭，也称筛子潭，也是天然的游泳池。王喜堂说：“这个地方水汽大，风景秀丽，经常出现彩虹。” 但游客如果不留心，还不容易发现这处景色。

两公里水泥路的尽头，就到了紫阁峪的停车场，这里过去是紫峪小学。王喜堂说，前几年这里修了一个简易大门，村民在这收门票，每人5元，后来县上不让收了。

玄奘与敬德塔的谜团

从停车场往上的路，是沙土路。王喜堂介绍：“这路是2013年才修的，约有四米宽，过去还不到一米宽。”这段路的两边，也是紫阁峪里人文景点最多的一段。

往前走，看到一座桥，桥头立有“便民慈善桥”的石碑。王喜堂介绍，这样的桥有四座，是2011年修的。过去没桥时，村民只能走谷底的列石。 这几座桥一会把路引到西坡，一会引到东坡。在西坡的一处山上，凸起了一块巨大的圆石，石头的中间是裂开的，缝里长着香椿树，这块巨石被称作“望夫石”。这香椿树，成了等待丈夫归来的女子的化身。

走到紫阁峪瓦窑坡下，看到一块上书“神仙泉”的竖石碑，旁边有一汪清澈的泉眼。据介绍，这泉水与谷底的水不同，它是从山体里渗出来的，富含多种矿物质，经检验达到优质矿泉水标准，直接可以饮用。泉水终年流淌不息、不枯不溢。旁边一个农家乐，就是依托“神仙泉”而开的。笔者中午饭也是在这里吃的。

过剑插口不远，路西侧有两处名为“紫阁寺农家院”的土房，这是紫峪村两家村民把自己的老房改造成了农家乐。这里地势开阔，就是当年紫阁寺所在地，这也是古时紫阁峪里最享盛名的地方。

据记载，紫阁寺初建于北周，初名白泉寺，唐时扩建，改名为宝林寺，宋时更名为紫阁寺。紫阁寺唐宋最盛，寺内正中央是五间大殿，各种云阁禅房八十余间，常住僧人达百人。明清时紫阁寺规模已大不如前。到清同治年间，寺院毁于兵火。此后，紫阁寺连同紫阁峪的盛名也逐渐隐没。2003年秋季，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在紫阁寺遗址处冲出了众多的石条、古砖等寺庙建筑遗物，这让紫阁寺的名声再度响起。

从紫阁寺遗址向南，可看到约一里外一座山头上挺立的敬德塔，这也是紫阁峪中现存最知名的古建筑。敬德塔当年与紫阁寺是一个整体，是寺庙的一部分。走到塔下的山脚处，看到一座敬德塔碑及简介。顺着右侧的崎岖山路向上，拐过几个

弯，就到了山顶。敬德塔整体雄伟，细节精致。塔高约17米，共7层，是楼阁式空心砖塔。从塔身磨砖对缝的建筑工艺看，水平不凡。古人选在这里建塔颇具独到之处，不仅山顶地基稳固，而且这座山头由大山中突出，三面为悬崖，视野开阔，是观景的绝佳点。此塔之所以叫敬德塔，是由于《陕西通志》记载：宝林寺由唐太宗敕建，尉迟恭监修，所以老百姓将这座塔俗称敬德塔。此塔唐时为五层，现在看到的七层塔是宋代重修的。

关于敬德塔，近年学界有一个重要话题：有学者认为塔下曾埋葬过玄奘遗骨。历史上关于玄奘遗骨的埋葬路线是：玄奘在玉华宫圆寂后，先葬白鹿原，再葬兴教寺，然后到南京。但有关学者经过考证，认为玄奘遗骨埋葬在兴教寺之后，唐末黄巢起义时，为避战乱曾移葬于紫阁寺敬德塔，在宋代再被携带到金陵（南京）。这个结论的得出有许多证据，比如南京的《建康志》等有这样的记载：玄奘顶骨“得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2003年11月，户县召开了“玄奘大师与紫阁寺”学术论证会，使“玄奘遗骸葬于何地”这一千古之谜又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在紫阁寺遗址周边的峪谷中，有二十多处摩崖石刻，多为宋时官员、名人所刻。经过数百年风雨侵蚀，这些石刻字迹多已模糊，仔细查看，可以发现其中有司马光的题字。

无限风光在险峰

从敬德塔再往上，就是原始的山路了。此前的水泥路、沙土路，可以开车、骑摩托车或单车，而从这里开始往上就只能徒步行走了。

山路蜿蜒而又曲折，山谷变得狭窄，水流声、游客声不绝于耳。前行一两里，就到了苍龙砭，此处也有瀑布。走到这里，大概也到了中午，有游客会就地吃自助烧烤。王喜堂说：“绝大多数游客到此就返回了，只有极少数驴友再前行探险。”

过了苍龙砭，山路愈来愈陡峭，树木也更加繁盛，有时候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前行，一不留神就有踩空掉进峡谷的危险。有时岔路很多，让人无所适从。有媒体报道，去年三月有一位驴友爬紫阁峪，他自恃有经验，但还是迷路被困在了山上十多小时，后来所幸被救援队解救。

这一路往上还有两处大的瀑布：姊妹潭瀑布和瓮城子瀑布。瓮城子瀑布形状若瓮，山体呈凹型，高五十余米，宽四十多米。王喜堂说：“雨季时，瀑布飞流直下，水声如雷，虽然水不及高冠瀑布大，但气势不比高冠瀑布小。”

在紫阁峪所有知名的景点中，张良洞是王喜堂唯一没去过的地方。洞位于紫阁峰的峭壁上，据说里面有天然石炕、石灶、石桌，石桌上有天然中国象棋棋盘，棋子自然也是石质的。相传这里是汉代谋士张良隐居的地方。最后一次有人进去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王喜堂说：“大概由于地质变化，现在去那已经没有路了，峭壁上不去。”

关于紫阁峪的源头，有人说是铁瓦殿。那是峪里最高的寺庙，海拔有1600多米，院子里有佛像、磨子、碾子，晚上有些驴友来不及下山会住在那里。这座寺庙最大的特点是房屋顶部的瓦是铁做的，这是由于山高风烈，铁瓦更结实。王喜堂说，铁瓦殿在峪东的山上，那里沟中的水其实流到了高冠那边。紫阁峰下猪窝子（野猪待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几条沟的交会处，这里算作紫阁峪的源头也许更合适。

紫阁山的最高峰有2100多米，紫阁峰西北面向下是90度的悬崖绝壁，呈三角形崖面，这片巨大的岩面上只有零星的树木。周围的山头都是苍翠的植被，唯有紫阁峰石岩裸露，呈灰白色。这片岩面有断层，远看如楼阁，在太阳光下紫气环绕，如紫色的楼阁，因此被称为紫阁峰。过去也叫紫金岩。李白当年站在峰顶，“凭崖望咸阳”、“渭水银河清”，不知现在还能不能在这里望见咸阳、渭河？

从敬德塔到紫阁峰，有十几里的艰难盘旋路程。由于时间、体力的原因，笔者未上到峰顶。

紫阁峪无闲草

一路上，在游览景点的同时，路边的各种花草树木，也让人很感兴趣。其中少部分常见的笔者能叫上名字，绝大部分都不认识。王喜堂说起这些草木来如数家珍。

山里的野猕猴桃很多，王喜堂手拉一株猕猴桃枝条说，你看这上面长满了小圆果，马上要开花了。有一种树叫通通花，王喜堂折下一段树枝，掰开后中间是白色的像塑料泡沫一样软的东西，长得颇神奇。有一种树叫米儿红，王喜堂说他们当地人常把它的叶子当茶喝。

路过一株树干流着白色乳汁凝固物的树时，王喜堂介绍，这是漆树，叶子很像香椿，你千万不能接触到这白色的漆液。漆液是优良的涂料和防腐剂，但它有毒性，碰到的话，就可能“出漆”，引起脸部、脖子、胳膊等身体部位红肿、痒痛。有些对生漆过敏的人，甚至路过它的旁边都会“出漆”。

峪里的药材也很多，王喜堂说：“过去村人农闲时就上山挖药、采药，药材有党参、天麻、杜仲、茱萸、黄芪、五味子等等。山里的野果子也非常多，像山楂、柿子、板栗、杏等，可惜现在还没成熟。”

王喜堂介绍，紫阁峪里的树木以灌木为主，有成百上千种的树木花草，光介绍这些，一天都说不完。现在满山是绿色，到了秋天，满山红遍，是另一种美的景色。

花草茂盛了，路边也就有了一处一处的蜂箱。

除过植物，山里的动物也不少，有野猪、黑熊、锦鸡、猫头鹰、麻羊等等。王喜堂说：“我每天寻山，完了要填表，碰到啥动物都要记下。”

现在的紫阁峪青山绿水，但在二十多年前却不是这样。由于山民数百年来对山体的开垦、开采，使得许多山坡变得光秃秃。王喜堂回忆，过去山上还有人烧炭，在猪窝子附近有东西两个烧炭的窑，那里有一个地方叫营盘，是烧炭人住的地方。除了烧炭要砍伐树木，还有人进山偷树盖房，山里山外的人都有，树木砍伐严重。由于植被破坏，那时一下雨，沟底的水都是黄的、红的。

中午吃饭时，户县林业局高冠护林检查站站长刘小波等赶到，紫阁峪也是他们的管辖范围。他们介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实施“天保工程”，即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同时让山民搬出大山，实行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开始用飞播造林，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飞播造林成活率低，而且草木乱长，后来主要是人工造林，由人往山上背树苗。造林分几种，一是生态林，主要种侧柏、油松、槐树等；二是经济林，栽核桃和板栗树，希望能给山民带来经济效益。还有公益林等。经过一二十年的改造，这里的漫山遍野已经披上了绿装。

寻访终南隐士

紫阁峪自古就是各路修行者的圣地，从一路的游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目前紫阁峪依然是终南隐士的聚集地。

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出家人的身影。王喜堂介绍，紫峪村的村民搬走后，留下了许多土房子，后来这些散落在山坡的房子大多成了隐居修行人的场所。这些修行人一种是出家人，有的是游僧；一种是城里的隐居者。

在紫阁峪的隐居者中，住的时间最长是一位叫马守仁的居士，人称“城南名士”。他曾在西安某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开始是一边上班，一边隐居，周末进山，后来彻底辞职了。他在紫阁峪里购买了好多处山民留下的房子，除了自己住，其余都送给其他到这里隐居的人。王喜堂说：“马守仁到这里大概有十年了，我到他的屋里还喝过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里写书。他最近不在山里，说是出国了。”王喜堂介绍，东岭还有一位姓杨的隐居者，来山里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是浙江宁波人，据说原先还是一个老板。他的房子快到山顶了，他平时很少下山。

下山时，王喜堂及护林站的人有事先后离去，笔者独自一人去寻访紫阁峪的隐居者。

马守仁的房子在紫峪水厂斜上方的西岭坡上，站在这边路上能看见那房子掩眏在对面的树林中。到对面去需要下到谷底，路口草木都长满了，找了半天才找到。那羊肠小路只有二三十厘米宽，刚够一个人走。此处的谷很深，谷里灌木丛生，四周幽静，似乎会突然窜出来个什么动物。顺着草木丛生的小路下到谷底，看见一处水坝，是紫峪水厂的截流坝，水坝下去就是无底潭。跳过河水，再寻路往上走，远远地看到一个类似于山门的简易门楼，其实就是两根柱子上架一个茅草棚，那就是马守仁的隐居处了。进了门楼，可看到四处都长满了竹子，怪不得马守仁给自己的隐居地起名“千竹庵”。再右拐前行数步，就是马守仁居住的土坯房了。房子四周是繁茂的草木修竹，有院墙、院门，也是竹子搭建的。院门上着锁，当然是象征性的。站在院门往里看，是房子的侧面，侧门的竹帘上有一“禅”字。

从“千竹庵”背后的小路往北，有一个茅棚，外观像戏台，走近一看是个会客屋，里面有一张类似榻榻米的矮桌，桌上摆放着茶具、烧水壶、水果等，靠背墙上悬挂一个横匾“首席楼”。“首席楼”背靠西岭，面向东岭，完全是开放、不设防的。坐在里面，人与山林融为一体。

再往前，是一处“歇心草堂”，一看这门楣上的招牌，就知道这也是修行的场所。刚要走近，突然蹿过来两只狂吠的狗。这时屋里走出一位年轻的法师，她将狗赶到一边去，友善地将笔者引进屋里。“歇心草堂”是山民的老屋改建的，门上有两行小字：“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修而无修，为而无为”。三间房的屋里满满当当的，能感觉到主人在此居住有些年头了。地上是桌子、椅子、两张大床等，墙上挂多副对联，靠山墙有一面不小的书柜。让人颇感新奇的是，屋里还有一面LED大屏幕、电脑等设备。这位二十多岁的法师说，自己刚从宝鸡一个寺庙来这里。这些修行人一方面自己在此修行，同时也弘扬佛法，LED这些先进设备是他们宣扬佛法的工具。

“歇心草堂”的背后山坡上，还有一处民房，主人正好在，他找了几个人正在收拾自己的房子。他说自己已搬到山外居住，他的这处老屋这些年一直向人出租，租住者多为修行人，有的住几个月，有的住几年。

现在紫阁峪属于未纳入旅游开发的峪。户县林业局王平副局长说，前几年有旅游公司想开发紫阁峪，但手续没有正式批。要开发的话，需要组织专家对紫阁峪的历史文化进行调研、评估，在保护的前提下，才能说到开发。

紫阁峪虽名流云集，但笔者感到，它却从来不是大众旅游的名山，自古以来是文人探幽、佛家修行之圣地。要传承这种文化传统，也许不开发更好，清静更有利于这种文化传统的一脉相承。

碑不成林死不休

画家夫妇创建“唐都新碑林”

【西安晚报】记者：王亚田2013.4.12

　　李鸿诚、印建幸夫妇讲解碑刻的内容

西安的碑林举世闻名，目前，在大明宫遗址公园里，诞生了一座“新碑林”，这就是由我市盲人画家李鸿诚和妻子印建幸，用时三十余年，历尽艰辛而创建的“唐都新碑林博物馆”。

与石头结下不解之缘

唐都新碑林博物馆坐落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考古探索中心单体楼，面积近300平方米。馆内陈列着百余通石碑。记者看到，其中既有欧阳询《九成宫》《怀素千字文》等古碑，有些堪称孤碑、绝碑，也有李鸿诚和印建幸夫妇创刻的一系列新碑。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不时有游客前来参观，作为馆长的印建幸会抽空给他们当“导游”，做讲解。

面对这座新落成的博物馆，李鸿诚和印建幸夫妇感慨万千。

李鸿诚出生于1945年，6岁开始学画，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绘画天赋。他少年时的创作，常常被人当成成年人的作品。但李鸿诚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曾是国民党的文职官员，因此解放后坐过五年牢。在这个背景下，由于出言不慎，16岁的李鸿诚被作为“递补右派”送去劳教了两年，此后他长时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上世纪八十年代父子平反）。劳教结束后，李鸿诚被安排在铜川的一个矿上工作。1972年，他的绘画才能得到了一次显露，在当年的广交会上，他创作的工笔画《万绿丛中一点红》为国家创汇1200美元，李鸿诚说：“这笔钱当时可以买600辆自行车。”在这期间，李鸿诚开始跟国画大师康师尧学画。康师尧对他非常器重，李鸿诚说：“当时在进西安非常难的情况下，康老师把儿子回西安的表格让我填了。”这番“让子及弟”的师生情在画界被传为美谈。

从铜川来到西安后，李鸿诚进了一家玉石雕刻厂。此时，李鸿诚结识了康师尧的“女弟子”印建幸。印建幸1954年生于上海，后随父母支援大西北来到西安。她父亲曾就读于上海的法语学校，母亲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这种家庭背景让印建幸从小热爱上了艺术。“以画为媒”，志同道合的两个青年才俊互相爱慕。1979年的一个星期天，他们相约去兵马俑、兴庆宫游览。这次游览激发了他们的艺术灵感，李鸿诚创作了《秦始皇出巡图》，印建幸创作了《贵妃斜倚沉香亭》。这两幅作品当时被刻成石碑，做成拓片后，在旅游市场十分畅销。李鸿诚、印建幸介绍，当时拓片卖了有数百万元，许多外国政要都收藏了这两幅作品。

中国素有用石头记录文明的传统，西安的碑林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许多人建议李鸿诚、印建幸继续创作，搞个当代“新碑林”，这也切合他们两人的心愿。从此，他们就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

贫寒但不移“新碑林”梦

几经酝酿，一个以唐人唐诗咏唐都为主，反映长安建都十三朝历史，融诗、书、画为一体的“新碑林”蓝图在李鸿诚、印建幸心中形成。他们决定把这一蓝图命名为“唐都新碑林”。印建幸说：“中国有独特的碑石文化，用石头记载文化比其他材料往往更牢固、持久，西安的碑林就享誉世界。不过，碑林记录的是古代文化，我们的理想是将古代文化与当代文化相结合，同时把当代知名书画家的作品刻成石碑，为他们树碑立传，把当代的文化长久传承下去。”

李鸿诚、印建幸两人在工作中都属于“拼命三郎”式的人。1982年结婚后，他们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碑林”的创作中。他们先后创作了《赵云八十不服老》《太白醉酒》《智圣孔明德才赞》《魏征夜撰十思疏》《咏岳飞四廉诗》等作品，还请名家撰写《与时俱进》《诚信是金》等反映当代思潮的作品，刻成石碑。

“新碑林”是李鸿诚、印建幸最大的梦想，在追梦的过程中，他们历尽了周折与磨难。1985年，由于积劳成疾，李鸿诚患上了青光眼，到第二年，他就几乎完全失明了。失去视力对一个画家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但病魔没有打垮李鸿诚，他没有消沉、放弃，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创建“新碑林”的梦想。李鸿诚虽然无法作画了，但“新碑林”的发展规划、方案、碑刻的具体内容等他都在做。记者询问他看不见，怎么书写？李鸿诚介绍，他先把纸张折叠成格子，自己用手摸着格子线，然后凭感觉往格子里写字。写完了，由印建幸再整理。他平时用的是圆珠笔，但有时候笔没油了，他也不知道，往往空写几页纸，印建幸只能根据笔头留下的印痕，艰难地辨认写的啥字；他有时候又会把字写重，字上摞字，印建幸常常要猜半天写的什么内容。就这样“盲写”，李鸿诚撰写了百十万字的各种材料。

1989年，失明的李鸿诚承包了厂里的碑拓部门，带着一帮人专事发展“唐都新碑林”。印建幸这时候从国棉四厂辞了职，与李鸿诚一起专门搞“新碑林”事业。印建幸外表文弱，但内心坚强。她身上随时带着速效救心丸，在李鸿诚失明的二十多年里，她像一个男人一样跑里跑外，最忙的时候一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历尽了艰辛。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在市场的冲击下，李鸿诚所在的单位慢慢衰落了，“唐都新碑林”事业也进入了一个艰难的发展时期。制作一块碑，投入少则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收益却遥遥无期。这时，李鸿诚的母亲又卧病在床，女儿甚至面临辍学的可能。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印建幸靠捡菜叶维持生计。后来，市总工会把他们的女儿列为社会助学对象，给他们家每月补助100元，办了低保，才度过了危机。

记者曾到他们的住所采访，深为他们的居住条件而心酸。他们住在西一路一家废弃的幼儿园，这座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楼房，显得老化而破旧。他们住一层，房屋简陋、狭小、昏暗，家中没有任何像样、值钱的家具、电器。他们在这种环境中住了十几年。这里最大的好处是有一个小院，可以存放碑石。记者看到，小小的院落里摆满了一二百通大大小小的碑石。

其实，三十多年来，“唐都新碑林”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省上有关部门就给予拨款扶持；1990年，“唐都新碑林”曾被列为曲江旅游度假区的首选项目，原国家轻工部同意设此项目，并定为“国内首创”；1994年、1996年，我市有关部门还召开了“唐都新碑林”项目论证会和座谈会，并设立了“西安市唐都新碑林旅游设施项目领导小组”。然而，由于资金、场地、设施等等原因，这一项目几起几落，一直没有得到落实。李鸿诚曾写了一首自况诗，概括了几十年他们的历程：“苦创新碑三十秋，四起四落再重头。霜寒炎酷都受尽，石破天惊矗神州。”

多年来，李鸿诚和印建幸节衣缩食，把余钱全部投入到碑刻制作和古碑收集中。“新碑林”是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柱，虽生活简陋、甚至贫寒，但他们始终不移“新碑林”梦。李鸿诚说：“杜甫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是‘碑不成林死不休’。”

从“百碑林”到“千碑林”

几经沉浮，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12年，“唐都新碑林”的场地终于敲定，“落户”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8月，“唐都新碑林”申请成立民营博物馆通过了专家的评审，9月博物馆正式建成，面向游客免费开放参观。

梦想成真，李鸿诚、印建幸的激动、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印建幸向记者说：“这些碑刻终于到了它们该来的地方，可以面向公众了。”“唐都新碑林”博物馆开馆至今，平均日接待游客百人以上，国庆、春节高峰期间，日接待游客达500人。

李鸿诚、印建幸介绍，他们还有更大的规划，现在建成的室内博物馆属于第一展区，紧接着还要建第二展区，创建面积更大的室外“新碑林”。他们将这座室内碑林称作“百碑林”，而将室外露天碑林称作“千碑林”。“千碑林”选址于“百碑林”旁边的大明宫紫宸殿遗址区，面积有四亩多地。他们计划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在紫宸殿建约千通石碑。“千碑林”将分为“唐朝碑”“才女碑”等七大类。李鸿诚介绍，这些年，他们已培养了一批有造诣的石匠，既能刻字，又能刻画。他说，建新碑林的石材，来自富平的宫里石。

对“新碑林”的建设，李鸿诚一直出谋划策，充当着军师的角色。他在与记者交谈的过程中，显示了深厚的国学根底，而且消息灵通，一点不封闭，丝毫感觉不到已是失去视力20多年的人。他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收音机，这些年，他用坏的收音机有一大摞。他用收音机不只是听新闻，还用来学习，有好的文史知识等节目，他就用磁带录下来，过后再听。他说，他录的磁带有上千盒。

未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他们现在的辛苦已与当年不同，心情是爽快的，热情高得像年轻人，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把美院毕业的女儿培养成了接班人，除了“唐都新碑林”，女儿还正在筹划创建“大汉朝新碑林”。新碑林梦在他们两代人之间延续着。（文/图 记者 王亚田）

《目送》中失落了什么

【西安日报】王亚田2012.3.14

　　二十年前，读龙应台的《野火集》，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她在文坛曾刮起了一股“龙卷风”，她的作品表现出的阳刚之气，曾让很多读者误以为龙应台是男性。

　　二十年后，读龙应台最新出版的散文集《目送》，获得了另一种崭新的阅读感受：这是龙应台一部回归女性身份的作品集。

　　这两部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反差极大。《野火集》关注社会、时事，作品的视角是向外的。而《目送》关注内心、情感，视角是向内的。相比于《野火集》的犀利，《目送》则体现了一种柔情。

　　《目送》的扉页题有“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们”，从这句话能看出，亲情会是这部作品的主题。写亲情的文章数不胜数，而龙应台写出的亲情却有着独特的视角和风格。她没有人云亦云地去描写亲情的温暖、感人，她的亲情里蕴含、表现的是一种寂寞与忧伤。这一特点在《目送》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儿子要出国了，她到机场去送。分别的时刻，没有出现那种难分难舍的场面，而是儿子对母亲的无所谓、不耐烦，甚至冷漠。这让龙应台体验到：“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我们可以把《目送》与朱自清的《背影》相比较。一个是长辈对晚辈的目送，一个是晚辈对长辈的目送，都是相送、分别的场面，但两种场面给人的感受却是天壤之别。《背影》感情浓烈，感人至深，而《目送》却充满了无奈、失落。虽然龙应台没有在作品中对儿子进行批评、指责，但每个读者都会读出一种刺痛和凄凉。当然，文中的儿子不是个例，他是一个符号，代表了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任性、自我、不明事理，不知道感恩，不会关心人，似乎心中只有自己。他们的知识也许很丰富，但做人的常识却很少。这也是《目送》给我们的反思。

　　《目送》这部作品的写作技巧也是独特的，与现在的绝大多数散文、随笔不同。传统的文章，要求首尾贯通、结构完整，有起承转合。但《目送》的大多数作品，都不是这样，它截取的是生活中的一个个片段，没有前铺后垫。这会导致一些读者产生阅读障碍，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可能读不进去。不过，别急，等你长大了，你会懂。

从审美审苦到审丑

【西安日报】王亚田2006.9.8

　　朱鸿散文集《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是一部厚重的书，由12篇重量级的长篇散文构成。按照朱鸿自己的说法：“这一组系列散文的写作，是我最为重视，也最为用心的。”通读全书，我觉得朱鸿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对人性的剖析，是朱鸿作品的特长，但并不是他的全部。当然，如果到此为止，文章也已经够得上优秀了。但分析人性只是作品的起点、铺垫，后面总是还要跟进一个重大的命题：即对专制、强权、集权的批判。这也让作品的思想深度更上台阶。以《商鞅有罪》为例，正史对商鞅的定位是正面的改革家，但朱鸿对商鞅的评价却是负面的。他首先认为商鞅属于那样一种有野心、有能力的人，他的性格狠毒而刻薄。作家使用这样的贬义词并不是信口开河。这从后来商鞅变法的法令就得到了证实。为了让人民彼此监督，商鞅鼓励人揭发人，法律明文规定，“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朱鸿指出，商鞅的铁腕政策确实使秦国强大了起来，但也开了钳制思想、压制民意的先河。中国两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的雏形是商鞅建立的，所以说商鞅是有罪的。朱鸿的结论总是标新立异、思想深刻、引人思考。这些观点并不牵强、突兀，他的分析细致缜密、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滴水不漏、水到渠成。作品的叙述从容、沉着，不紧不慢，就像太极高手，内功深厚。没有声嘶力竭，但读来又慷慨激昂。平静中深藏愤慨，内敛里饱含激情。

　　在这部散文集里，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一文。它的意义在于把“性”引进了散文之中。我们知道，散文是不言性的，性在散文中是一个禁区，然而朱鸿闯进了这个禁区。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关系，世人向来众说纷纭。朱鸿透视的结果认为，他们的关系不是爱情，而是性爱。用这样的角度透视他们的关系，不但具有创造性，而且使许多的复杂问题简化了。他们刚遇到时非常热烈，是因为杨贵妃是一个性爱充盈的人，壮年时的唐玄宗在她那里品尝到了男女之间最痛快的乐趣。但到马嵬时，唐玄宗之所以对杨贵妃见死不救，是因为这时已七十高龄的唐玄宗，对杨贵妃的需要已经可有可无了。我以为这样的分析新鲜而到位，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

　　如果把朱鸿的作品放到全国的散文创作格局去考察，我认为最大的价值，在于“审丑”这个视角。即对人性的丑陋和专制体制的丑陋的双重批判。这一思想贯穿全书，从一而终。他写孔子、司马迁这些正面人物，也是为了对比、反衬专制强权的霸道、无理及其对人性、文化的压抑、束缚、扭曲与扼杀。中国的散文作家里面，写此类文章者很多，但他们大多是偶尔为之，没有系统性，或数量不多，或重量不够。而朱鸿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创作了一系列“审丑”作品（还包括没有收进此次作品集的《苏三监狱》、《追究吴三桂》等），火力之强大、之集中前所未有。

　　每个从事文化散文创作的人，都会被拿来与余秋雨比。朱鸿与余秋雨比较，他们的价值一个在于“审丑”，一个在于“审苦”。他们都是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散文的开拓者，朱鸿的《关中踏梦》甚至比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还要早。余秋雨是一直在“审苦”，而朱鸿的作品风格前后有所变化。朱鸿的早期散文，是以“审美”和“审苦”为主的，发展到《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这一批作品，他就放弃了“审美”和“审苦”，放弃了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他的目光更冷峻，思想更深邃。他可能觉得“审美”太轻飘，“审苦”力量还不够，从而转向了“审丑”，让如炬的目光，射向历史中黑暗的角落，看看那里面隐藏着多少丑恶和悲伤。这不但需要智慧与思想，更需要良知与勇气，需要坚硬的骨头。

　　最后，我想再表达一个感想，就是并不认同朱鸿的所有观点，具体说来就是难以接受《怀疑荆柯》一文的解析。千古以来，荆柯一直以一种英雄形象而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但在朱鸿一步一步的怀疑中，荆柯的英雄形象倒塌了。文章认为，荆柯刺秦失败是因为他没有在“图穷匕现”的第一瞬间把秦王刺死，荆柯犹豫了，因为直接刺死秦王自己也得死，如果能抓活的，自己也能保住性命。结论是荆柯是贪生的，“缺乏完全而彻底的献身精神”。对此我不敢苟同，第一，历史的事实是，按照燕太子丹的计划，荆柯到秦国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劫持、制服秦王，逼他归还各诸侯国被侵占的土地。如果不行，再刺杀他。荆柯也正是这样做的。最终没成功，那只能说是现场的情况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不存在贪生的问题，即使荆柯贪生，他也是不怕死的。并且，用“缺乏完全而彻底的献身精神”要求一个人，这样的要求太高了。英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世上可能从来不会有“完全而彻底的献身精神”，也不会有“完全而彻底”的其他什么东西。第二，假设文章的怀疑是对的，但这样的分析价值也不大，除了把一个英雄打倒外，没有更重大的意义。不像分析商鞅、韩信等，是与一些重大而尖锐的问题相联系的。第三，文章把荆柯刺秦与现代的谋杀相关联有些牵强。秦始皇一直是暴政的象征，刺秦其实是刺暴，这也是老百姓喜欢荆柯的原因。荆柯这样的人，可能一千年才出一个，现代的自杀爆炸、恐怖活动完全不可与荆柯同日而语。第四，不同意对荆柯的怀疑，还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人间的英雄本来就不多，再把荆柯怀疑掉了，实在于心不忍。

《河南人惹谁了》书市杀出一匹黑马

《西安晚报》王亚田2002-04-21

记者从我市几大书店获悉，近日一本叫《河南人惹谁了》的书刚一上架，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迅速进入各大书店排行榜的前列。

据说，在今天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河南人，全世界每6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河南人，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河南人的口碑却并不好，尤其是近几年，大江南北广泛流传着“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防火防盗防河南人”之类的口号和“段子”，河南人仿佛成了众矢之的，成了被贬低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河南人惹谁了》面世了。这部书针对今天河南人的尴尬境地，从“荒诞世界－－被丑化了的河南人”“冷漠世界－－生活在歧视中的河南人”“黄河黄土－－真实的河南人”“站在丑化和歧视的背后－－为什么丑化河南人”“河南人怎么办－－自尊自省、自信自强”这五个方面全面解读了河南人的境遇。书中列举了眼下社会上各种丑化河南人的现象并进行了辩解和批驳，例数了河南人至忍至韧、至刚至坚、重义轻利等品性并进行了褒扬，分析了人们丑化河南人的表层和深层原因，提出了恢复河南人声誉的办法。字句中饱含激情又透着理性，话语中既有愤懑也有宽容，同时也带给河南人自省和激励。

这本书的作者署名为马说，据书的责任编辑汤万星介绍，马说是一个笔名，作者实际上是三位在京的河南籍人士。他们有的在新闻单位工作，有的是教师。基于由来已久的河南人形象差的问题，他们决定为河南人“验明正身”。据悉，这本书在河南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引发一场“重塑河南人的形象”的大讨论。

这本书的影响也波及到了作为河南近邻的我省。万邦书城的魏经理告诉记者，近期书市一直比较平淡，没有很火爆的图书，《河南人惹谁了》可以说是书市里杀出的一匹黑马，一上市就卖得很好。他分析说，这首先是因为该书围绕着“河南人形象”这个焦点话题。在全国这类描写某一地域人群的书极少，过去余秋雨写过上海人，但那只是一篇文章，像这种从一个焦点话题展开去写，此书可以说是第一本。其次，西安的河南人也很多，这些大概是这本书也在我市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

你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了——纪念我的兄弟王亚田

网名：影评人申 2019-12-14

我的前同事、西安日报社的著名编辑、记者王亚田先生，因为身患癌症晚期于2019年12月12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离开不是胆小、畏惧，而是一种真正的“伟大”......写下此文，作为纪念。一个人可以被身体囚禁，但思想永远可以自由飞翔，我报社的一位同事、亚田兄，用死亡的方式强行逃离了身体的束缚，将自己放逐，告别了这个浮躁的世界。让我们都唏嘘不已、感到万分遗憾的是，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未免太过于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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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2日是一个并非特殊的日子，这一天的午后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忙碌的人们行色匆匆，大街上车水马龙，南二环路太白立交桥上的汽车依旧堵得喇叭声四起，就在这一天，亚田兄撑起虚弱的身体用惊艳的一跳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将生命定格在了52岁。这个年龄说不上年轻，但也绝非已经到了可以微笑着离开的年龄，我们无不震惊、惋惜这名英年早逝的好兄弟！他远没有像一位明星、巨匠那般像流星一样滑过夜空并发出耀眼的光辉，但他的一生依然芬芳如苔花。亦如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写的那首《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而袁枚的另外一首诗《苔2》，也许更能表现此时此刻我们复杂而忧伤的心情。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是啊，亚田兄你要问我去了那个世界会不会就此再也不会遭受癌症的折磨？你说，我该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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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甚至贫穷和饥饿都已经是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事情了。我们每天享受着阳光，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贪婪。想想即使到了l00岁生理的极限，我们也还想着高唱那首《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歌。但是，亚田兄却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离开了我们。由此可以想象的到，他从家中6楼纵身一跃前，是做了何等无奈又不舍的决定！这是他对癌症最有声的一种抗争，又是对自我身体放弃的最绝望的一声呐喊！他用死亡的形式逃离了躯壳对他灵魂的绑架与恐吓！让自己再煎熬和痛苦，这种逃离也包括他企图帮助亲人早日脱离因他而痛苦的一种困境！他希望通过自己最后一点努力来为家人获得解脱，同时更不愿意自己平凡的生命因此而受到任何人的怜悯，直到生命结束，他都永远是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岂不知，他的亲人、朋友，何曾厌弃过他，我们一直都是那么的爱他，爱他永远见了谁都会腼腆地一笑的那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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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田兄出生在陕西，是中国某知名大学毕业的一名高材生，毕业后就在西安晚报工作，是一个有着极高修养的文化人，以编辑《西安地理》而被人熟知。同时也因为采访过很多如余秋雨、阿来等著名的文化大师，虽在圈子略有名气，但他始终保持一种谦虚和低调。他作为记者、编辑，通过《西安地理》把西安的大街小巷的人文历史都介绍给了三秦大地的千万读者，唯独忘记了自己其实也是三秦大地的文化传播者。他没有文化人的酸臭味，更没有“无冕之王”的身份伪装，有的只是本分、简单和好好做学问！他个子不高，架一副墨镜，似乎也早早就看懂了这世间的一切，把自己摆放在清心寡欲的世界，去除了物质、权欲和争执，像大海一样深沉，又像他笔下的一颗树，坚挺而笔直，有需要的时候替人遮阳、挡雨，不需要的时候也绝不挡人的道。就默默地站在这个城市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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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亚田兄曾经在一个部门工作，虽然共事时间不长，交集不多。但有些人，你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你们在一起了多久，而是他静静的站在那里，你也会觉得他赏心悅目！一如一棵枸树！2015年他曾在自己的微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佛祖成佛之前，亦不能步步莲花，脚踝不适。我的植物学知识也贫乏，但是我认得出这些是枸树。它们立于护城河畔，以永恒的沉默面对着河水和我，没有向往着冠盖如云，任何期盼都有破绽和后患，春寒之中，它们既不回应赞扬，也不愤恚于伤害。他写枸树，何曾想他自己就是一颗枸树，与世无争，也不屑于这个社会的喧哗。只是默默地做好自己。这是何等至高的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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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2014年，他在微信中还写过一段话，“不傲娇也不气馁，不恣意也不退缩，不理会远来是谁？也不询问是谁要走。其实我想做一株植物，有些生机，不犯下错，有益而沉默。”他喜欢树，常常把自己也当做是一棵树。他曾经写过一篇《城市里的树》，文章中有很多经典的独白，亚田兄引用了纪伯伦的一句话作为题记：树是大地写给天空的诗，我们却把它砍倒造纸，记录我们的空虚。......亚田兄的文章写到：树是城市的客人，树要作为客人度过一生。......树在城市，一生过得伤痕累累。.....真是树摇曳的身姿、葱茏的绿意，给了我们温柔、诗意、生动和美。树一辈子站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不言不语，一世沉默。你如果与一棵树交上朋友，它会永远站在那里等你。《城市里的树》写的是树，其实就是在写他自己，他大学毕业就一直在报社工作，并且在文化部一待就是几十年。他不言不语，一世沉默，从不争功，只把稿件写好，把稿件编好，永远只给别人做嫁衣裳。他这棵树长得并不高，位置也不特殊，但是凡是和他共事过的人，都喜欢也愿意和他交朋友。因为你无论什么时候找他帮忙，他都像他文章中写的那棵树一样，会永远站在那里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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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田兄为什么要选择自己上路，寻找天堂里仅有的一线光明。直到他走后我们才知道，他5年前就已经动了手术，5年来他是用何等的毅力和病魔在做着斗争，直到今年夏天，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继续上班了，他才在单位请了假，但是即使如此，他依旧只是轻描淡写的对单位的同事说“我只是腰不太舒服”。......一个不愿意拖累朋友的人，他无论遇到什么麻烦都会说“没什么，好着呢”；一个永远不愿意麻烦单位的人，他无论遭遇什么也依旧不想让同事知道他遭遇了何等身体之痛；一个永远觉得“亏欠家人太多”的人，他最终选择了“死亡”作为一种解决捷径。如此兄弟，你能说他不负责任才走上绝对？你能说他胆小怕事才纵身一跃？而如果非要说他无情无义，那我们只能怪他太在乎麻烦人，让我们没能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他、陪同他一起克服困难。而让我们更加自责的则是，作为我们他身边的同事和朋友，竟然忙于赚钱、忙于求官，忙于游戏人生，竟然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能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个生命已病入膏肓的人，我们没能给予他任何一点抚慰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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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田兄，一路走好，其实你走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世界能够带走的只是你的一副＂臭皮囊＂而已，从此你将不再遭受病魔的摆布和控制，也不再被癌症的痛苦所煎熬，现在，你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了！

亚田的那块田

原创： 文/周媛

这个冬天显得特别寒冷，因为亚田走了。

办公桌前再也不会有那个敬业编辑的身影了！生命真的好脆弱。

真希望日子能倒回到2019年12月12下午2时37分之前，亚田还在。他尽管身上疼痛，极不舒服，但还半靠在床头，勉强看几页书；我打来电话还能接听，微信上再聊几句。

认识亚田小20年了，他是一个好人。

他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94年进入报社。当过记者，实话说，写稿数量不多，但质量不俗，有思想、有见解，有文才，敢说真话。他看过很多书，比如木心的文学启示录，他就很喜欢。他名校出身，才华出众，但从不炫耀。

2008年起，亚田开始主持“西安地理”，他的格局、见识、文风，在这个专版中全方位展示出来，他想办出自己心目中的感觉，因此呕心沥血。

十年时间，他不断地摸索、创新，勤勤恳恳。地理版的投稿者有作家，但更多的是普通市民，来稿量大，质量悬殊。亚田时常遇到难啃的骨头：稿件内容不错，基础还可以，但文字不过关，条理不清，错别字满篇。一篇稿子一改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实在改不出头绪，就放放，过两天再拿出来“返工”。有的作者年纪偏大，七八十岁的，甚至有90岁，不会电脑，投来手写稿，上面不少繁体字、异体字，要一一改过来。对于不清楚的地方，亚田要查资料、打电话沟通核实，我坐在对面办公室时常听到他大声地问这问那，一了解方知作者一把年纪耳背，须高声方能交流。因为眼高手高，因为有十足的耐心和责任心，他编过的稿子清清爽爽，文字流畅，耐读有味。

亚田的名字中有个田，他农家子弟出身，进城多年依然像农夫，他耕耘的田就是“西安地理”，这块不大的阵地倾注着他的全部心血。

亚田2014年就已患病，瞒着大家，自己悄悄治，动手术、化疗。但他没有请一天假，正常编稿子、做版。2016年7月，他跟我商量，想在地理版开设“井的故事”专栏。井是农耕文明时期珍贵的文化遗存，记录着时代的沧桑变迁。我知道，亚田在做自然地理的同时，想突出版面的人文特色。我说“只要稿源充足，咱就开。”至今这个专栏已刊登上百篇稿子，亚田不仅约稿、编稿，自己也上手写，曾写了一篇《西郊最早的机井》，这口井的遗址在未央区的新店村，是西安最西边的村子，与咸阳接壤。亚田自己坐公交，倒几趟车到村子采访，查资料、找村民，一趟不行，又跑一趟，采访很辛苦。同年，他又在地理版开设“西安的老戏园子”系列报道，介绍易俗社老剧场、三意社剧场、尚友社剧场、长安大剧院、木偶剧场等西安老剧场，全部为独家刊发，引发了许多老秦腔迷的追忆和感慨。

2017年5月，地理版开设“走进大秦岭——探访秦岭72峪”专栏，万事开头难。正愁稿子，亚田不动声色地交来一篇写户县紫阁峪的大稿，近六千字。采访之扎实，信息量之大，一下把稳了这个专栏的风格。问他啥时去采访的，怎么去的，他说自己坐公交去的，找了个引路人就上山了。我责怪他不提前说，这么远报社可以派车，亚田憨笑说“没事没事”。哪里是没事，紫阁峪山大沟深，他在山中摔了好几跤，有个山崖手脚并用都爬不上去，几次滑下来，他让带路人硬拽上去，衣服被树枝划破，留下长长的口子。后来看新闻，这紫阁峪里有黑熊，把一位独自进山的游人伤了，不由脊背冒出冷汗，知道了亚田为了写稿冒的险。而此时，他身体还患着病。

编发秦岭峪口稿件已是重活，2017年，敬业的亚田又在地理版上开设了“舌尖上的老西安”、“消失的老行当”两个专栏。

2018年，他仍在患病，间或还进行着采访。他热爱西安这座城，喜欢在古城的老街巷、老村镇转悠、喜欢跟普通人打交道。这一年，他实地探访了庙后街182号老宅、探访了年羹尧旧居，又查阅相关文献，终形成大篇幅的独家文字。他坚持严谨对待每一处历史遗存，常常身临其中去感受、感悟，而不是故纸堆来，纸面上去，他的文章跟西安城、普通市民有勾联，也便有一种温度。

2019年，亚田跟我商量，想在版上开个“看电影的那些事儿”专栏，写写西安人对老影院、老电影的情结，我觉得好。算上“井的故事”，版上已开设了五个专栏。亚田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细心地耕耘着，浇水、施肥，使每株苗苗都长得欢实、喜人。

我多么希望他一直这么干着，播种着、收获着啊！

2019年7月底的一天，亚田打来电话，说要请假看病，不能工作了。我感到很突然，忙问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支吾着，只说“唉，这个病有点麻烦。”停了一下又说：“我身体是实在撑不下去了。”我的眼泪一下涌出来，哽咽着说不出话，电话那头的亚田也不吭气。我决定尽快去看他。

从7月底起，亚田便不来上班了。总编室的同志很吃惊，说上周还见亚田在做版，照常出样子、调图，让值班领导签版。上完最后一个夜班，亚田将当期的稿签签好放在我桌上，一丝不苟地注明作者地址、稿件见报日期，以不误给作者发稿费。

我和高主任不停给亚田打电话联系，要去看他，但他就是不让去。9月份，他腰椎骨折住进第一医院，这真是雪上加霜，等到我们知道要去看他，他不让来医院，说已做过手术，腰部进行了固定，准备出院了。再过几天打电话，他说已回到户县余下老家休养。他回到西安后，我们再联系，还是不让去，说躺在床上，下地开门都困难。11月初，终于答应让去看了，但不让给部门其他同事说。一大早，我、高主任、郭峰赶到交大一附院，亚田比之前更瘦了，但精神还可以，见到我们很高兴。我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让他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亚田点头，这是我见亚田最后一面。

亚田养病期间，地理版让郭峰临时接手做，我原想这是暂时的，亚田还会回来。只要他人在，即使上不了班，我心里也是踏实的，有稿件的事时常问他。他休假前交待了地理版投稿邮箱的密码，让我们到邮箱取稿，来稿依然很多，都是他多年联系的作者，大家对这个版的热情如此之高，亚田应该是欣慰的。

与亚田相识这么多年，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我自认这是一种缘份。他善良、沉稳，务实，不多言，我们交谈，多是我说他听，用“好、对、嗯、行”简短作答。有时来了兴致，他也会聊几句，偶尔开个玩笑，他笑起来很通透、真诚。

2018年年初吧，我和亚田到蓝田县委宣传部商量峪口采访的事，会完往回返，亚田说：“咱们转转吧。”一路上农村的景致延伸开来，虽清冷但有趣。临近中午，司机小马把车开到白鹿仓。我们几个挨个品尝特色小吃，亚田说，“咱每样不要多点，多品尝几道。”那天他是多么开心！

亚田喜欢花草。有天他在小南门市场买了一盆绿植，提到办公室。这种绿植不知叫什么名字，上面绽着红花，我过去看，赞叹这花漂亮，亚田笑嘻嘻地说：“是给女儿买的。”

亚田爱女儿，记得好多年前，他在报纸上刊登过一篇写女儿的文章，真是文采斐然，浓浓的父爱跃然纸上。后来女儿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我们向他祝贺，亚田表面谦虚，心里实在满足。

大约十年前吧。亚田父亲去世，我们冒着大雪到户县余下他老家吊唁，见到亚田的老娘，老人家很精神。在屋里帮忙的乡党亲戚见到我们来了，都夸亚田有出息，是孝子。临出门时，老人拉着我手说：“俺亚田呆（音ai）得很，不会来事，你们要多帮助他呀。”亚田抿嘴光笑。那情景好像在昨天。

“相见亦无事，别后常忆君”，长期以来，对亚田就是这种感觉。他天性散淡，安守清贫，不论工作上或个人遇到什么困难，都自己扛，没提过任何要求。如今眼睛一闭，就是亚田清瘦的身影，平和的面容，以及对工作的执着、坚定。

12月14号一大早6点起床，到西安殡仪馆为亚田送行，这一天，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依然感到周身寒冷，浑身打战。不愿意他离去，不相信他离去。我抱住亚田的女儿，泪如雨下。娃也哭，知道最爱她的爸爸回不来了。

“西安地理”版还在出，投稿邮箱还是[e-mail]。

这是作者跟亚田联系的唯一渠道了。

工作，能体现一个人的人品、能力和责任感。

工作好的人最受尊重。

在我心中，亚田是大编辑，是一个大写的人。

生命诚宝贵

作者：雒福秀2019.12.15

12月13号晚间，女儿打电话告诉我，昨天，就是12号，西安晚报的王亚田走了。我吃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那么年轻，为什么？女儿说，他病了，病到已经无法治疗，最终他选择了自我了断。我顿时泪奔。

其实我和王亚田并没有太多的交集。他主持的“西安地理”栏目是我喜欢的。我的朋友，新城区政协海联文史办的负责人杨建昌是这个栏目最热心的读者之一，他把每一期都细心地剪下来贴报保存。认为新城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里面有好多适合在“西安地理”这个栏目刊登的文章。于是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到西安晚报编辑部拜会了王亚田，送给他几册《新城文史资料》，希望他能够选登其中适合该栏目的文章。后来，王亚田果然选了里面的一些文章，其中有我的几篇，刊登的位置比较醒目，篇幅较大，让我喜不自禁。期间因为稿件的事曾多次和王亚田电话联系，偶尔也有短信互致问候，却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再后来他又陆续刊登了杨建昌的几篇文章，还有文史资料中其他人的。给我们带来不少欣喜和快乐。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很难看到西安晚报，对这个栏目也就知之不多了。

当我把王亚田去世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杨建昌的时候，他痛惜之余说，怪不得前几个月看到西安地理栏目换了编辑，还以为王亚田调到其他部门了呢，原来是病了。说完不胜唏嘘。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逝去，我这个局外人都深感悲痛和惋惜，何况他的亲朋好友！生命如此短暂，如此脆弱，让我们珍惜吧。

附：

同窗好友韩卫东：

念故交毕生心血化锦绣文章情抒东方尔雅

悼同窗倾城才气存浩然宇宙魂归鄠邑罗什

14日上午九点，亚田君纪念仪式结束，如是，儒雅的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李炎、中林、敏会、建元和我代表大家在凤栖原畔送君最后一程。今日天气不好，川原散漫，归程随感，凑齐几句乱语如下——

乃生好书成至愿，

心胸自此阔地天。

淡然幽藏情和爱，

浓墨典塑柔与坚。

清冷阴翳浸古原，

苍松翠柏别亚田。

亲朋绕灵泣血处，

却伴怨曲恨果敢。

附：

同窗好友肖永战同学赋诗缅怀亚田：

乃生好书成至愿，

心胸何曾阔地天？

儿未长成母尚健，

岂能舍身诀人间。

文章千古永流传，

而今读时胆边寒。

品如菡萏泥不染，

品高何堪命来换。

山也高，水也远，

山高水远哭亚田。

悠悠遗恨留长安，

天一边，地一边。

—————恬，且走且慢。

跟着亚田学种田

《腾讯网》高铭昱2019.12.25

连日来，压抑、沉痛的心情一直无法排解，正如周媛所说：这个冬天特别冷，因为亚田走了。这个消息真是来得太突然了，我真的难以相信，无法接受。几天前，几位《西安地理》的作者还在群里议论最近投出去的稿件未见编发，原来那位敬业的王亚田编辑已经撒手尘寰了！上天竟如此不公，生命竟如此脆弱，感叹之余，我知道：再也不会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了，再也听不到他那温文尔雅的声音了。

2012年，《西安地理》的记者赵珍来谭家村采访，回去在晚报连发了两个整版的报道文章。受采访局限，其对谭家村城墙的描述不尽周全，我遂有感而发，写了《有关谭家村城墙的记忆》一文，投入该专栏邮箱。翌日，就接到王亚田编辑的电话，询问有关情况，索要有关照片。几天后，我的这篇文章即以专版刊出，配发了我提供的我舅父等人在村城墙上的合影，说明中有“这是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等文字。为了证明我文章内容的权威性，他在文后加了“作者曾任谭家村委会主任”字样，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些，他应该是从赵珍的报道中得知的。这是我和王亚田编辑交往的首次，平易近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第一次给晚报投稿就刊发，对我鼓励极大。遵循《城墙》一文的思路，我又写了《舌尖上的谭家村》，再投晚报。这次有点问题了。王亚田编辑打来电话，说：“我们是个地理栏目，可你这篇稿件写的全是饮食。”是不对口，我也明白了。他沉思了片刻说：“我们还有个栏目是《文化纵横》，我可以推荐给他们。”他的真诚和热心使我尤为感动，我迅即再以谭家村为主题写了《回望乡村的背影》一文给他。他读了以后说：“这下好了，《舌尖》一文可以配在这篇文章之后发了！”周末，两篇文章一起整版发出。尊重和珍惜业余作者的劳动成果，这是王亚田编辑尤为让人敬重之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写了《阎良黎明前的故事》一文，追述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文中有一段是舅父的与地下党员阚韵清交往的故事。收到稿件后，王亚田编辑注意到我文中阚韵清的名字，有的地方是“清”，有的地方却是“青”，就打电话问我到底是哪个qing字。写作该文时，有一段文字是从舅父的回忆文章中复制剪贴而来，故而造成了一字之差。但我一时想不清到底是哪个字，就回复说是青年的“青”。后来见了舅父，舅父说是有“三点水”的那个“清”。我想给王编打电话更正，又觉得这只不过是个回忆故事，音同字不同，记错个字也没什么要紧。等文章刊出，才看见王编把所有的“青”都改为了“清”，不知道他是怎么核实清楚的。我深为自己马虎大意而自责，也为王亚田编辑的认真负责态度而深深敬佩！

2016年，《西安地理》增设《井的故事》专栏。看到后，我写了一篇《井是乡村的魂》，在该栏刊出。见报次日，赴西安参加《凯风网》的写稿培训，和高陵的马元社住一个房间。我们此前不认识，他知道我也是前一天才读了我写的《井》。他问我在《西安地理》发稿是否因为认识编辑或者熟人。我说王亚田编辑从来只看稿件质量，不讲人情关系。他是业余作者的知音、伯乐或引路人。果然，此后不久，马元社等人的大作就屡屡见于《西安地理》报端。

周媛说，亚田的名字里有个田，他农家子弟出身，进城后依然像农夫，他耕耘的田就是《西安地理》。七年来，我跟着王亚田编辑在他的天地里学种田，受教良多，受益也良多。他的每一次电话，每一句指点，对稿件的每一处修改，都使人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我把他尊为编辑老师，但内心其实是视为好友对待的。交往七年，我们一直未能谋面，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从《西安地理》栏目的风格来看，有历史的沧桑，我就觉得王编应该是位接近退休年龄的老人。直至王亚田编辑去世的消息传出，看到遗像，我才知道，王编是那样的年轻，那样的帅气、英俊。2014年起患病，22次手术，王编一直坚守工作岗位，这是何等的敬业精神啊！《关中山东移民》一书出版时，因书中几篇文章就是首发于《西安地理》栏目的，他也是最早关注并报道山东移民文化的，我本打算送他一本。一本书，当然是可以发快递寄去的，但我又想当面相送，这样更正式、隆重，因为我一直相信我们是会有见面机会的。但可惜的是，我一直以为后会有期，现在却真的后会无期了。

王亚田老师走了，但《西安地理》栏目还在。守护并耕耘好他开垦出的这一方田地，是对他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