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场往事】那时，我们很快乐

汉君

我是新疆兵团第二代，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孩子问，你们的童年时代，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更没有网络，那该多枯燥呀！你们的童年快乐吗？ 是的，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生活条件艰苦。但我们的童年时代是快乐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在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蓝天、白云、田野、小河、沙漠、小鸟、绿草的陪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熏陶着淳朴的民风，亲近着美丽的大自然，愉快地学习，尽兴地玩耍，没有浮躁，很少烦恼，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成长，快乐地走过了那段美好难忘的苦乐年华。这是现代的孩子无法感受到的。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团场一个较偏远的连队度过的。这里过去是亘古荒漠，经过父辈们进疆后的开垦劳作，已逐渐变成了绿洲。 静静的玛纳斯河绕着连队打了个湾，悄无声息地流向沙漠。河面并不宽阔，水也不很深，岸边杂草灌木丛生，河面波光粼粼、碧波荡漾，河里生长着油油的水草和翠绿的芦苇，成群的野鸭在芦苇丛里栖息，在河里戏水觅食，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荡，也偶尔跳出水面，河面便泛起阵阵涟漪。 每到暑假，玛纳斯河便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在河里游泳、嬉耍、捉鱼，在灌木丛里掏鸟窝，在芦苇荡里捡拾野鸭蛋。有时一整天都不回家，渴了到岸边瓜田里偷个西瓜，饿了掰几棒玉米、捉几条鱼，在河边架火烤着吃。那时河里鱼很多，主要有鲤鱼、草鱼、白鲢鱼、泥鳅。捉鱼的方式也很简单，可以徒手摸，也可以用钓钩钓，最有效的是下鱼盆，也就是将盆口用布罩上，在布上开个洞，缝个袜要子，盆里放点鱼饵，然后把鱼盆扔进河里，等几个钟头再将鱼盆捞上来，鱼盆里便有了鱼，经常是大半盆。寒假里我们还可以在封冻的河面上滑冰、打“老牛”、拉爬犁、打雪仗，凿冰洞捞鱼。 连队背后便是连绵不断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我们也常常到沙漠里去割红柳条、拾梭梭柴、挖锁阳、采野沙葱、追逐跳鼠、逮捉刺猬和娃娃蛇。进沙漠是很恐怖的，不仅沙漠里的白骨令人毛骨悚然，最怕的还是迷路，如果迷路，是很难走出沙漠的，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大人们教我们在进沙漠时一定要做好路标，回来沿路标返回，还可以根据跳鼠的洞穴和蚂蚁搬家的路线来辨识方向，刮风天是绝对不能进沙漠的。 　　连队居住区是一个由林带围起来的四方块，正对着大路的是连部办公室，其后便是大礼堂，是大人们开会、学习和宣传队来慰问演出的地方。二十多幢土块砌成的平房，整齐地分布在办公室和礼堂两旁及后侧，每幢平房住有八户人家，邻居之间门挨门，没有院子，每家门前有个灶台，有条件的还在灶台上搭个棚子，天气暖和了大家都在外面做饭、吃饭。 每到吃饭时节，男人们常常捧着盛满自家饭菜的碗聚成一堆，或蹲、或坐、或站，一边吃，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连队的新鲜事和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国家大事，有时吃完饭还不散，爸爸就经常喊我过去把碗拿回家。孩子们基本上是由妈妈招呼着，在自家灶台吃饭，也偶尔去尝尝别人家的饭菜，如果哪家改善伙食，孩子们就会闻着香味，聚拢到哪家灶台，主人也会盛出来些给孩子们吃。 那时每家每户是不用锁门的，如果出远门了，给邻居打个招呼，顶多在门鼻上插根木棍就行了，在我印象中我们家就没有买过锁。那年代邻里之间彼此信任，和和睦睦，其乐融融，很少见谁红过脸。 　　连队南面便是我们的学校。学校很简陋，一幢窑洞，五间教室，一间办公室。门前有一大片空地算是操场。教室正面墙上用水泥涂抹出一个不太规则的长方块，刷了些墨汁便是黑板。教室里几排用红砖垒砌的墩子上搭了块水泥板，便是我们的课桌。 学校两旁种着几行笔直的白杨树，房山头有几棵老柳树，树杈上还有几个鸟窝，房后便是成片的沙枣树林，每到春暖花开的时节，整个校园弥漫着沙枣花的芳香，沁人心脾。 学校成立之初只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周老师，教我们算术、美术和体育，另一个是周老师的爱人杨老师，教我们语文和音乐。当时全校有五十多个低年级学生，也就是在连队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四年级以后就得到几公里外的营部小学去读，中学就必须到十几公里外的团部中学去读。再后来，学校又分来四名年轻老师，周老师便成了周校长，连队学校也正式叫小学。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整个小学学业。 周校长桌子上那只金鸡牌闹钟，便是掌控整个学校作息时间的基准，约莫上下课时间到了，周校长便会严谨地去看看闹钟，然后拿着一根铁棍，朝着悬挂在老柳树下的铁梨片敲打几下，铁梨片发出“铛、铛、铛”的响声，周校长并朝着教室方向喊几声“上课了”或“下课了”，于是同学们就会纷纷拥进或冲出教室。有一回，一个经常迟到的学生乘老师不备，偷偷地将闹钟调慢了半小时，结果害的我们一连几天都晚放学半小时。 　　和现在的学生一样，我们最喜欢的是体育课。因为那时连队学校老师少，又没有体育器材，通常是老师在体育课前提几点要求后，便回教室给其他班级上课去了，体育课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玩。大家可以把在课间没有尽兴的游戏，继续在体育课上完成，什么“老鹰捉小鸡”、“斗鸡”、“骑马拉架子”、“扔沙包”、“打手背”、“跳马”等游戏，惊险刺激，着实让我们男孩子兴奋快乐，而女孩子则在一旁，唱着歌谣，玩起“丢手绢”、“跳皮筋”、“跳格子”之类的游戏，动作优美，歌声清脆。整个操场便成了我们的游乐场。这样的体育课一直持续到三年级。        我们上四年级的时候，周校长从连队大车班要了几根拴马的缰绳，做成了跳绳和拔河用绳，又动员三个孩子将自家的皮球拿出来与大家共享，至此，我们的体育课便有了教学器材。再后来，学校分来一名专门教体育的老师，我们便学会了站队列、做广播体操、接力赛、仰卧起坐。 　　音乐课我们也很喜欢。最早的音乐课是杨老师教的，因为没有教材，她只教我们唱当时流行的几个样板戏选段，也就那么两三首，基本上是她唱一句，我们伸长脖子、扯着嗓子跟着吼，至于音调对不对，她从来不去理会，也从不教简谱，估计她确实太忙顾不上。一段时间里，上课前各班级教室里传出的“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空。真可谓全校共唱同一首歌。 再后来，音乐老师换成了新来的李老师，听说是城里下来的知青，她不仅年轻、人长得漂亮，而且说话声音也很甜美，她教会了我们很多首革命歌曲和民歌，给我们讲了一些歌曲的来历，从她的课上我们知道了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音乐家。她还教我们唱歌时如何把握音准，控制音域，注意音节，掌握节拍，还要求我们理解歌曲的意境，带着感情去唱歌，从此我们便把吼歌变成了唱歌。课下我们也偶尔跟着她哼唱《红莓花儿开》、《洪湖水浪打浪》等歌曲，虽然当时我们并不完全理解歌词的含义，但总觉得和其他的歌不一样，曲调优美，能打动人心，也渐渐地使我们领悟到了音乐的魅力。 　　那个年代的老师是可以打学生的。因为每家的孩子都很多，入学前都是散养的，淘气顽皮，野性十足。由于连队工作忙，家长根本就顾不过来管孩子。家长领着孩子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就握着老师的手，如释重负般地交待道：“孩子就交给您了，如果他不听话、犯错了，您就给我使劲打”。 老师得到授权后，还真的打学生。当然，老师打学生也是有分寸的，不像父亲那样打敌人般的狠揍，也就是学生犯错了，老师用木头尺子在学生手掌心象征性地敲两下，并叮嘱不许再犯。我就挨过老师一次打，其实一点也不疼。 不过，老师生气了打起人来也不含糊。一天早上，快上课了，有位常迟到姓李的学生还没来，于是班里两个男同学想治一治他，就将一盆脏水放在教室半掩的门框上，没想到姓李的学生没来，周校长却进来了……。结果那两名搞恶作剧的学生，每人被狠狠地打了21下，手都被打肿了。当时周校长落汤鸡似的瘫坐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喊道：“都——有——谁？”，那腔调绝不亚于电影《功夫》里的冯小刚，可见周校长是真的生气了。当时我也觉得周校长怪可怜的，他平时为我们操碎了心，那两个同学的确做的也太过分了。 　　我第一次见到电灯是六岁那年，因为爸爸被评为先进，去团部参加庆功会，带我吃大米饭才看到电灯的。那时连队还没有电，晚上照明都是煤油灯，油烟很大，早晨起床，每个人鼻孔都是黑乎乎的，后来爸爸才买了盏马灯，至于电灯只是听大人们说过。 那时团场粮食根本就不够吃，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庭。尽管那些年兵团粮食生产也有过大丰收，但粮食大多数都交售给了国家，被调到内地去了。当时还流传着“团场三大怪”的顺口溜，说是“粗粮吃、细粮卖；刮风下雨当礼拜；大姑娘对内不对外”，因此“吃饱穿暖、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当时便成了人们朴素的追求和向往。 团场的庆功会，也就是将年底各单位评出的先进、模范，集中到团部进行表彰奖励，会议期间，要改善伙食，团场用蒸扣肉、大米饭来犒劳先进模范。因此，那个年代“吃大米饭”便成了参加庆功会的代名词，也是团场广大职工辛勤工作的动力和努力的方向。 <h3>　　记得那年冬天，爸爸带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马车，才赶到团部，天已经黑了。当时来自偏远连队的先进模范，被安排在团部招待所住宿。招待所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院子中央有一根五米多高的木头杆子，杆子上挂着一盏灯，比我家的马灯至少亮一百倍，照得整个院子如同白昼。爸爸说这就是电灯，是不用烧油的，风刮不灭，雨淋不灭。哇！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吗？尽管天气很冷，我足足地在路灯下呆了两个多小时。</h3><h3> 庆功会结束后，爸爸从团部买回了我们家的第一个家用电器——手电筒。手电筒到家后，我喊了几批小伙伴来家里，堵上窗户，给大家炫耀演示了一天。</h3> 　　那时我对城市没有什么概念，也并不向往。然而，一次在沙漠里的神奇偶遇，却燃起了我一定要去城里看看的念想。 记得那年初夏，一场小雨之后，我约了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沙漠里采沙葱，因为这个季节，尤其是雨后的沙葱很鲜嫩。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已近晌午，天气也渐渐热起来了，雨后的地面也开始蒸腾了，出现了一层薄薄的水雾。 正当我们忙着采沙葱的时候，突然一个同学喊了一声“快看！那是什么？”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只见远处的雾气里出现了一片高楼大厦，还有整齐的街道、奔驰的汽车、耸立的铁塔……。于是我们朝着高楼的方向跑呀跑，结果没多大一会儿，高楼大厦就不见了，眼前依然是望不到边、寂静空旷的沙漠。 回来后，我们把这一神奇的现象给老师讲了，老师说这就是“海市蜃楼”，高楼大厦、奔驰的汽车现实中是有的，只是它们的影像通过密度分布不均匀的空气被折射到了沙漠里，形成了缥缈的幻象。也就在那时，我们几个小伙伴有了去趟石河子、去看看真正的高楼大厦的念头。 　　在连队看电影是我们最快乐的事，那心情比我们过“六一”节还要兴奋。那个年代团部电影队会定期到连队放电影，当电影排到我们连队时，连队便安排马车去团部，拉发电机、放映机，接放映员。 放电影这天，学校也会提前放学，我们会早早地在连部办公室门前摆好凳子占位子，而后便跑到路口去迎候电影队，当爬在树上的同学喊了声“电影队来了”，于是大家便像暮归的羊群般涌向连部办公室，各自坐在之前摆好的凳子上，等着电影开始，妈妈喊回家吃饭，谁都不会离开，生怕影响了看电影。 通常在放电影前，连领导要在放映机旁讲几句话，估计是致答谢词，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听过，期待的是电影早点开始。电影终于放映了，先是放映一部《新闻简报》，主要讲国家大事，有时也会加映一段幻灯片，宣传团场的形势政策和好人好事，接下来便放映一部故事片。 每次看完电影，我们总要兴奋一夜，第二天上课，心都收不回来，甚至一连几天谈论的话题，都是电影里的故事情节。也正是通过看电影，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了外面的天地。也坚定了我们走出连队、去外面世界看看的勇气和决心。 　　终于等到了暑假，我们几个小伙伴约定去趟石河子市。我把想法告诉父母后，一开始妈妈就坚决反对，爸爸闷闷地抽了一袋烟后，站起来说了句“去吧！让孩子长长见识”，妈妈这才松了口，勉强同意了。那天晚上，妈妈叮嘱了我一夜，还破例用白面给我烙了4张大饼，煮了6个鸡蛋。临出门时，妈妈从枕头里拿出个布袋，搓出两元钱缝在我的裤腰里，并嘱咐我千万不要乱花钱，当我们快离开连队时，妈妈又撵上了，又给了我9毛钱。 本来我们去城里约好是8个人，结果当天只有4人。当时去石河子，必须先步行赶到团部，然后在团部乘坐班车才能到达石河子。团部发往石河子的班车每天只有一趟，早晨9点在团招待所发车，下午4点由石河子返回。我们天不亮就从连队出发，走了3个多小时赶到了团部，结果还是晚了，团部的班车已经走了。 后来，在一个老大爷的指领下，我们搭乘了一辆去石河子的过路班车。班车原本只有二十几个座位，那天车上哟莫载了40多人，我们是被硬推进车里的，司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车门关上。 　　班车在去往石河子的路上缓慢地行使着。我们被嵌在车里，人挨着人，水泄不通，外面的景色一点也看不到，只能望见头上方的车顶，好在班车窗户没几块完整的玻璃，通风性能还好，要不然我们早就闷死了。 那时去往石河子的道路是铺了些石子的土路，路面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只觉得班车是在跳着前行，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内脏在肚子里跳。 当班车行使约两个小时的时候，被人拦停了，说是安全检查，叫车上的人全部下了，他们要清点人数。结果，除了打开车门时掉下来的两个人外，大家都不下车，因为下去就很难挤上来了。最终在司机的劝导下，大家下了车，并按安全干部的安排，先把老人和小孩拉走，超载的大人下一趟再来接。我们有幸再次坐进车里，又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大城市——石河子市。 石河子市是一座由军垦拓荒者自己建设的新城。那年，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高耸林立的大楼、车水马龙的街道、整齐明亮的街灯、琳琅满目的商场、熙熙攘攘的人流……。在这里，使我第一次感到外面世界的广阔、精彩、色彩斑斓。也促使我走出封闭、走出狭隘，重新梳理出自己真正的理想，并为之而奋斗努力。 　　几十年过去了，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团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兵团发展的需要，个别连队已撤并消失了，即便大多数连队还在，但也很难从中找回儿时的记忆了。虽然我们团场现在的生活条件和城市相比，没有多大区别，童年时的梦想和憧憬也一一变成了现实，但我依然怀念童年时代在连队生活的美好时光，也许这就是乡愁…… 欢迎点评、转发感谢您的支持，喜欢就赞赏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