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重新来过

铭记老号

　冬天到了，知青伙伴们陆陆续续地又都回到了上海。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公社和县里的领导，对我放弃亳县师范上学的机会，导致了县里名额的作废大为恼火，这本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此外，我也注意到了，公社又有几个上海知青被上海的大学录取了，其中有刘自平（上海机械学院）、曹洪（上海机械学院）、吴红英(上海中医学院)、施建光（上海师范学院体育系）。这是公社知青回上海上大学人数比较多的一次。除此之外，还有陈步新去了亳县师范，陈雪云去了阜阳卫校。

    有一天，我去了刘自平家，他那时着迷于音响设备的DIY，正在家里忙着自制喇叭箱呢。他跟我谈了一些大学里的学习情况，让我甚是羡慕。他是上海机械学院冶金系金相专业的，曹洪也在机械学院，但跟他不在一个系，也不在一个校区。刘自平他们班上有个叫徐力的，是曹洪她们知青小组成员徐勤的哥哥。

    过完年，一晃就到了4月初。我费了不少口舌说服了父母，再一次启程返回顾集。出发前，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准备着接受批评，甚至是接受严厉的训斥。相信通过努力，熬过这一关以后，情况会好起来的，时间应该可以改变一切。

当我回到贾寨时，蚌埠铁路分局的招工正接近尾声。这一次徐铭沪、曹旭东、张健和邵敏芝等不少上海知青都榜上有名。

     几天后，被招工的这些人就要动身离开了，在他们的邀请下，我也一起去了县城，正好送送这些同甘共苦好几年的知青伙伴。

    他们在界首县城停留了两天，我也陪着在县城待了两天。那一天，在界首街上，我们遇到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干部，看样子曹旭东和她很熟，当曹旭东给我们作介绍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位就是在上海知青中很有口碑的、非常乐于助人的县知青办蔡秘书。当得知我是王铭时，她打量了我一下说：“原来不认识，现在认识了，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来找我。”初次相见，她的热情率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分手后，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隐约感觉到，她应该是我去年上学被调包之事的知情者，倘若当初她能出面稍加干涉，或许此事就不会发生了，怪只怪我们相识太晚，而如今再讨论这些已毫无意义了。

    曹旭东走后，知青小组里就剩下了我和王军。我等待的批评训斥终于来临了。大约4月底，公社召开了一次知青大会，李昆峰书记讲了话，他讲到最后，话锋一转，提起了去年我亳县师范没去的事。他提高着嗓门当众让我站起来，我站在那里，就听到他在说：“亳县师范不想去，你想去哪里？很多人想去还去不上，你浪费了县里宝贵的招生名额。既然你放弃了这次上学的机会，那好吧，公社还有一百多个知青，你就在后面慢慢地排吧。”尽管早就做了思想准备，但它真的来临时，还真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散会后，沈逊陪着我一起回到贾寨，见我情绪不好，他讲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虽有些牵强，但我明白他的好意。感谢他能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鼓励我、给我信心。

    在那一段日子里，老陈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默默地不动声色地帮助我度过这人生的低谷。

5月，县里召集各个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开会，主要是听取知青住房等问题的汇报。老陈推说有事走不开，让我代他去开这个会。当我得知是去县知青办开会，还要和知青办的领导打照面时，就很不情愿。老陈说:“你傻呀，这是你重新站立起来的绝好机会，范主任那里我刚打过电话，他已经知道你要去了。”听了这番话，我才体会到了老陈的一番良苦用心。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来到县知青办会议室门外，范主任老远就招呼我，让惶恐中的我心里坦然了许多。会上我按照老陈拟好的提纲，一一作了汇报。最后将书面材料递交给了范主任，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当走出会议室时，我感觉自己象是闯过了一关，心情特别的舒畅。

    那一阵子，上海搞了一个知青函授学习，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等专业，发了不少教材，并在当地聘请了辅导老师。老陈将政治经济学教材交由我来发放，我知道，他这么做一定是想让我在公社知青中多露露面，多做点事，以此挽回一点影响，同时也可以减轻一些他的负担。我将曹旭东留下的一个薄板木箱锯开，做成了一个书架，将这些教材整齐地排放在里面，等待着各大队的知青来领取。

   上海的复旦大学也曾派来了政治经济学的一名讲师和一名助教，在县农干校对全体函授学员进行集中面授，这次老陈又让我来负责带队。面授的场面搞得很大，全体学员都集中食宿在具农干校，每位学员都必须写出学习心得，各公社在面授现场还要出板报，顾集公社的板报最后是在班昭和徐唯真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完成。

    这一年，根据省里的要求，县知青办下发了下乡知青登记表，重新确认了每一位下乡知青的身份。听说以往的几次招工中，有个别当地的回乡青年，冒充下乡知青被招工带走了。这次的重新登记，意在杜绝此类事情。也就是这张下乡知青登记表，在第二年我被招工时，还意外地拯救了险些被淘汰的我。由于我的档案材料之前已被亳县师范带走，后来也没能追回，以致安庆石化来招工时，档案袋里仅有一张知青登记表，最后是靠着这张知青登记表，招工方认可了我是个上海下乡知青，才勉强同意让县知青办为我出函外调，重新建立档案，那是后话。

6月底，在老陈的安排下，我陪着他去了一趟上海。老陈的主要任务是联系杨新排灌站的设备，顺便走访了一些知青家庭。在上海的十来天时间里，我们先后去了张保兴、徐唯真、徐铭沪、胡始建、俞立蓉、张瑾等知青的家。

我和张瑾还有已经在上海上学的刘自平、蒋亚东一起，陪着老陈游玩了黄浦公园和豫园，当时留影的照片我一直保存着。

从上海回来后不久，有一天，蔡秘书出人意料地来到了我们知青小组，自从在曹旭东的引荐下我们认识后，我总共才见过她一两回，彼此并不算太熟，她能亲临我们贾寨的茅草屋，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以前也只有老陈来过，而且每次都是来去匆匆。蔡秘书坐在那里，问我平时都看些什么书，都有些什么爱好，还拨弄了几下我的小提琴，感觉非常亲切，她的到访让我们之间加深了了解，也增进了信任。

这一年的8月初，河南省连日暴雨，泉河水猛涨，最后导致泉河两岸遭遇了几十年未遇的特大洪灾。也许正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洪灾，才使该地区鲜有历史遗迹被保留下来。

8月1 6日早饭后，就听门前大路上有急促的脚步，出门一看，泉河大堤上的民工由西向东潮水般地从寨子里穿过。听人说，公社已下达了放弃大堤、迅速撤退的命令。随后王军也从大堤上回来了。原来，为了确保下游城市和铁路交通线的安全，上级已下令于昨天夜里关闭了杨桥大闸，这样一来，我们这一片就成了蓄洪区，被洪水淹没只是早晚的事了。

我们抓紧收拾起东西，将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放到了屋子西边的寨墙上，那是全寨最高的地方，应该比较安全。我们把所有怕水的东西都堆放在床上，给水缸挑满了水，还抓紧时间烙了几张饼子。为防万一，我将隔屋子用的两个簸篱子（高梁杆编的）拆下卷起来，捆成一个筏子，由于缺少绳子，不得已我还撕掉了两条旧裤子。看着这一米宽的高梁杆筏子，心中似乎踏实了许多。

午饭后，寨河里的水开始不断上涨，逐渐漫上路面，寨南一些低洼的地方已开始积水。傍晚，地面的积水越来越高了，天上又偏偏下起了雨，由于屋里已经进水，土墙随时都可能倒塌，我们不敢冒然进屋躲雨。王军拿出了他那条浅红色的线毯，我们在床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帐篷，两人挤坐在帐篷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和雨声，承受着透过线毯滴在身上的冰凉的雨水，那感觉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轰”的一声巨响，把我们从沉思中惊醒，沉寂了几秒钟后，便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定是谁家的房屋被水浸泡后倒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位越涨越高，倒塌的房屋也越来越多，寨里寨外的哭喊声此起彼伏。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居然睡着了，当重新睁开眼睛时，天已经亮了。向外望去，寨墙成了汪洋中的一块孤岛，洪水在风的推动下，不停地拍打着床边的泥土。我们屋子里的水已有一尺多深，南墙中间的一段已经倒塌，其它三面墙还算完整。由于屋顶的檩条用的是整根的毛竹，所以屋顶并没有散架，只是中间失去支撑后向下耷拉着。后来，它成了全寨唯一保存下来的房屋。

洪水渐渐地停止了上涨，接着太阳也出来了。我们支起了锅准备生火做饭，可抱来的柴禾全是湿漉漉的，好半天才引着火。孤岛上冒起了炊烟，我们又吃上了热腾腾的面条。

第二天问题紧接着又来了，烙饼吃完了，遭雨淋过的面已无法食用，能烧的柴禾也所剩无几。我们呆呆地望着水面，真不知道这样的困境还要维持多久。

远处，一只野兔子站在坟头上，它是被水逼得无处可跑了。王军二话没说，脱去上衣就游了过去，不一会儿，他便拎着野兔回来了。他熟练地剥去了兔子皮，我们俩又淌着齐胸的水，走向寨南的机房。从倒塌的废墟中找出柴油桶，抽出了一壶柴油，我们用煤油炉子炖起了兔肉。虽然除了盐，什么佐料也没有，但在那样的情况下，能填饱肚子才是最要紧的。

在我们遭受水灾的日子里，全国都在关注着我们。驻扎在徐州的解放军某部舟桥大队，在洪水破坝后就接到命令，日夜兼程赶到灾区。那几天还经常有飞机在空中盘旋，并投下一麻包一麻包的饼干。王集以北未遭水淹的一些公社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收容和接纳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灾民。

灾后第三天的上午，老陈乘着解放军的冲锋舟来看望我们，并安排我去给解放军当向导。 以后的三天里，我几乎都是在冲锋舟上度过的。解放军舟桥大队是新近从东北调防到徐州的，战士大多是东北人，可班长却是个上海人。他大我一岁，是在吉林插队时当的兵。从他那里，我还听到了关于这次水灾的一些其他情况。

洪水在泉河两岸肆虐了一周后，才慢慢地退去。水灾后寨里寨外一片狼藉，社员们从废墟中收拾出砖瓦木料，搭起了简易的窝棚。生产队派人帮我们顶起了屋顶，重新砌好了南墙，我们把西边的两间让给生产队做了仓库。虽然住得挤了点，但是与那些住着窝棚，进出都要弯着腰的社员们相比，我们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灾后，公社一面组织灾民们生产自救、重建家园。一面对水灾期间出现的一些犯罪活动，进行了及时的清查和惩治。我和谭广昆、于德思、管建平、秦正康等知青，被武装部陈秉修部长召集到公社，成立了严打队，协助公社的清查惩治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们严打队都集中食宿在公社旁边那个用大油布搭起来的棚子里。水灾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机关学校无人值班的空隙，大肆盗窃国家财产，更有甚者，为了窃取房梁门窗等，他们竟然将尚未倒塌的房屋强行弄倒。顾集中学的一位校长，为了保护这些学校财产，连续几天蹲守在学校的废墟里，记录下了偷盗者、破坏者的姓名（因大多数是顾集街上的社员），为后来追查留下了证据。可悲的是，后来被查实的一些参与偷盗的社员，大多数都是些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有些我还认识。当问到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都追悔莫及，都以为大水期间没人管，拿了也就拿了。还认为，别人拿了，自己不拿，就吃亏了，一点法制观念都没有。

10月份，谭广昆招工去了合肥城建设计院。听说他在南水北调指挥部工作的表哥，帮助公社搞来了杨新排灌站急需的设备，公社没有食言，一有机会便兑现了承诺。

10月底，结束了严打队的工作，我回到生产队。几天后，突然接到了外祖父去世的电报，不敢拖延，收拾完东西我就动身回了上海。

办完外祖父的丧事，我就被查出患上了急性黄疸肝炎。医生说，这是水灾以后的常见病，是饮水遭污染所致。我在淮海医院住了半个月，各项指标都恢复了正常，可是医生们硬是要留院再观察半个月。后来听说公社的不少知青，水灾后都感染过这样和那样的疾病。

那一年，大中专招生一直拖到十一月份才完成。杨亚平去了淮南煤矿学校，徐唯真去了界首师范，班昭去了阜阳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