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

相见欢

历史上的今天：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告和平解决。

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西北剿匪总司令，时年49岁。

张学良---国军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时年35岁。拥兵6个军13万人，驻防陕甘地区。

杨虎城---国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时年43岁。其部2个军3个旅计6万人，驻防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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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剑拔弩张

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图。

“ 攘外必先安内，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蒋介石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张学良。

张学良回忆说：

“ 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杨虎城。

杨虎城对蒋介石的主张极为不满，他说：

“ 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也只能是同归与尽，还谈什么'攘外'吗？”

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年43岁。

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的预见：

“ 九一八事变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阵营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全中国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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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逼蒋抗日

1.西北军通共

“陕西刀客”---杨虎城将军。

左翼将领

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杨虎城，本系陕西刀客、绿林好汉，白手起家拉起一支队伍，在十数年的军阀混战自成一军。说起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比张学良还要早。1927年冬杨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立志成为第二个贺龙。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他在日本东京期间，共产党中央决定批准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

联共反蒋

在多年与蒋介石的斗争中，杨虎城主张：

“ 和蒋斗争，首先必须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做法。蒋在政治上弱点很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点，方可站住脚。如果需要外力合作，只有中国共产党。”

杨虎城虽未能加入中共，但在他的身边还是聚集了一群共产党人，而杨虎城既然认准了要与中共合作，那么怎样才能与中共接上关系呢？

这时，一个人出现在杨虎城的视野中，同时还给他带来了一份中共文件。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文件又阐述了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呢？

南汉宸---曾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南汉宸其人

出现在杨虎城视野里的这个人叫南汉宸，他是杨虎城的老部下、中共党员。南汉宸是山西洪洞人，毕业于北平政法学校。1926年加入中共。1930年杨虎城主政陕西时期，南汉宸曾任陕西省府秘书长，后因南京政府通缉离职。杨虎城知道南京方面对他重用共产党不肯善罢甘休，建议南汉宸夫妇东渡日本避难。

联系中共

1933年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南汉宸在日本收到吉鸿昌的电报，邀他回国共商抗日大计。但他回来时，抗日同盟军已经失败。于是，南汉宸暂留天津在西北军中从事上层统战工作。1935年11月，南汉宸到南京看望正在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为杨带来了中共文件《八一宣言》，建议双方合作，并提出六条双方停战、互不侵犯等具体办法。杨虎城很赞成《八一宣言》，并同意与陕北方面沟通。

中共《八一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八一宣言》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这个《宣言》是中共领导人王明根据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新形势，提出应建立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军队在内的广泛统一阵线，组建“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呼吁各党各派摒弃前嫌，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信使

杨虎城在南京参加完国民党五全大会返回西安没几天，长征初到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杨虎城不知真假，复派省府科长、秘密中共党员崔孟博到天津找南汉宸询问。

这个汪峰是何许人也，中共中央为什么派他给杨虎城送信呢？

汪锋---毛泽东派往杨虎城处特使。

汪锋其人

中共中央信使汪锋是陕西蓝田人，他17岁加入中共。在渭北、陕南领导农民暴动，后参与领导陕甘边、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4年7月，汪锋调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转年春，奉中央局指派回陕南与杨虎城警备第3旅旅长张汉民（注：张系秘密党员）及红25军联系。张汉民被误杀后，汪锋被红25军带到陕北。

毛泽东亲笔信

1935年12月，毛泽东亲自派汪锋以红军代表的名义，持毛泽东、彭德怀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只身前往西安，同杨虎城将军会谈。毛泽东在致杨的亲笔信中说：

“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两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持之联合阵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初步沟通

当崔孟博找到南汉宸时，正巧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王世英也要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白区工作，遂同崔孟博一起到了西安。王世英见到杨虎城，证明了汪锋是自己的同志。王世英、汪锋同杨虎城经过商谈，在南汉宸早先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商订了四项合作原则。这些原则由王世英带给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同。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序幕正式开启。

就在杨虎城与中共秘密接触的同时，中共也加大了对张学良的工作，他们看中了张学良的部下高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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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北军联共

高福源---东北军将领、中共信使。

高福源其人

这个高福源是辽宁营口人，先后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和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曾担任过张学良卫队营营长、第67军107师619团团长，是张的心腹部将。1935年10月22日，高福源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在瓦窑堡受到共产党、红军的优待，经过教育和帮助，高福源自愿作为中共的信使，沟涌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他首先见到了驻防在洛川的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

王以哲---时任东北军第67军军长。

王以哲军长

王以哲是吉林宾县（注：现属黑龙江）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8期步兵科，是张学良的亲信部属，也是唯一一位参与延安会谈被委以秘密联共大计重任的将领。高福源团长返回东北军即向王以哲晓以抗日大计。王密送高去见张学良，陈述共产党抗日的主张，使张有所接受，张对王以哲与共产党的交往有所默允，从而开始了东北军与红军的秘密交往。

中共代表李克农与王以哲秘密会谈的洛川东北军第67军军部所在地。双方达成了两军停战，互不侵犯的协议。并促成了进一步高层会谈的意项。

其实，早在高福源送信之前，在张学良的身边还有一位中共人士，他是谁呢？

刘鼎---时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

中共刘鼎

张学良身边的中共代表就是刘鼎，四川人，先后留学德国和苏联，后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共。刘鼎曾任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1936年初春，当张学良寻找共产党合作时，中共地下组织特科董健吾将刘鼎介绍给了张学良。3月11日，张学良与刘鼎第一次谈话，相见甚欢。此后十多天，张、刘多次长谈，刘对张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原则性回答，得到张学良的称赞。

3月20日，李克农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之后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下旬，张学良回到西安，并如前邀请周恩来前往延安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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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延安会谈

1936年延安会谈地址---城内的天主教堂。

肤施会谈

4月9日晚20时，在王以哲的安排下，张学良驾飞机亲赴延安，在天主教堂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了秘密会谈，共商团结抗日的大计。经过彻夜的长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成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红军东征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在会谈中，张学良首次提出“联蒋抗日”的主张，这对中共领导人触动很大。

孙铭九---时任张学良卫队团第2营营长（右一）。

孙铭九跟随张学良参加了延安会谈，当时他担任会场的警卫任务，据他在以后与张学良历次谈话中了解了一些大概情况是：

心中苦闷

“ 会谈开始，先是张学良诚实坦率地谈了他对国家前途的看法。他说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共产党的路；一条是法西斯独裁的路。最近认识到以前拥护蒋介石搞独裁、走法西斯的路不通，抗日无期，内心很是苦闷，请周先生指教该怎么办。

实行民主

周先生看到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和坦率的，因此谈话中就诚恳而明确地指出：要真正想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真正强大的抗日力量的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法西斯个人独裁，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德国与意大利都是法西斯国家，与日本帝国主义同一鼻孔出气。真正要抗日，就不能搞法西斯，搞独裁，效法德、意。

反蒋抗日

张学良听了周先生的恳切诚挚而耐心的说明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说，今后当不再谈法西斯主义。接着张便问：’我们如联合抗日，该如何对待蒋介石呢？’周先生说：共产党的方针是反蒋抗日，这是因为蒋介石还在顽固地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

周恩来阐述了中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张学良又是什么态度呢？

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

风流倜傥的张学良。

逼蒋抗日

孙铭九回忆张学良对联蒋抗日的看法：

“ 我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之心的，其错误在于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安内攘外’政策。因此，我们应该把他的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不然，既要抗日，又要反蒋，困难势必增多。因为，目前蒋掌握全国军政财大权，如果我们在前面抗日，他在后面打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正愁抗日力量还不够多，怎么可以抛开他呢？因此，我认为应该联蒋抗日，不得已时，也要作到逼迫他抗日，而不叫他扯我们的后腿。我认为应该釆取各种办法，迫使蒋介石走向抗日的道路，你们在外面用军事攻，我在内里尽力逼劝，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延安会谈中，张学良（图左）与周恩来聚餐。

参加延安会谈的刘鼎的回忆，也验证了孙铭九的说法，他说：

“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大越好，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张说，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量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的观察，蒋可能抗日。……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错误政策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到这些不容易，要作艰苦工作。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张学良还表示，除非蒋投降日本，否则他不能反蒋。”

海伦-斯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妻。著有《续西行漫记》。

与红军联盟

东北军与红军来往密切，一位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看得真切。10月25日，她在《纽约太阳报》上发表了张学良的访问记，其中披露了张学良东北军在陕北的情况：

“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釆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的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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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弦更张

毛泽东、彭德怀签名给张学良的信件。

亲笔信件

这是一封毛泽东和彭德怀签名盖印的三页书信，收信人为张学良，信中赞扬了张学良对抗日救国的始终不懈，继而提议“双方合作，执干戈以卫社稷，组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据研究，这封信可能是双方首次互通往来的文件。这封信件的保存者是张学良私人飞机驾驶员、机械师美国人海岚-里昂。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改弦更张

张学良与周恩来肤施会谈后，共产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接受了张所提出的逼蒋抗日的意见，故在5月5日发表的红军先锋军东征回师通电中，既不在有“反蒋”的提法，而是向“南京政府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传达主张

9月1日，中共在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日问题的指示》指出:

“ 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中共关于: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中共这一主张传达蒋介石。

中共中央于逼蒋抗日的指示。

1936年8月25日，中共发表《致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主张，很快就碰撞在一起，进而导致了东西军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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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云压城

1.查抄省党部

宋黎---东北籍抗日运动积极分子。

宋黎被捕

8月29日深夜，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抗日运动积极分子宋黎、马绍周等，在西北饭店被中统特务逮捕。孙铭九闻讯即派参谋秘书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去探询情况，也被中统扣押。张学良问明情况后，确知关时润已被特务抓进省党部，而且很快要解送南京审问。

张学良听后大怒，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找来，厉声问他：“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监委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的人为什么竟敢这样藐视我，擅自抓走我的部下呢？即使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事先知道呢？抓我机关里的人，不向我报告，是何用心？”（此据孙铭九回忆）

邵力子---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

自有办法

邵力子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查明后马上报告。邵走后，张学良即指示孙铭九准备带领卫队营，搜查省党部，抢出被绑的关时润等人。接着，邵力子来报告说：“省党部系奉委员长命令，逮捕刘澜波、宋黎、马绍册、孙达生等四名共产党员，事先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张学良对邵说：“什么共产党员，什么委员长命令，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此据孙铭九回忆）

查抄省党部

张学良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找到了关时涧和被捕多时的刘澜波，逮捕了中统特务李姓队长，缴回许多中统的秘密文件。张学良随即给蒋介石报告并自请处分。蒋介石回电说：张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这一场严重冲突事件，就这样敷敷衍衍地结束了。

电影《西安事变》剧照。

电影《西安事变》剧照。

电影《西安事变》剧照。

不了了之

直接指挥查抄省党部的孙铭九回忆说：

“ 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联共抗日问题上发展到严重对立的表现。蒋系中统特务敢于不通过张学良而逮捕东北军干部，这是张不能容忍的事。但搜查省党部，等于无视国民党，反对蒋介石，又是蒋所不能容忍的事。然而双方都隐忍着，张自请处分，蒋说应毋庸议，都有内在的心事。张仍然积极准备进行联共抗日工作，蒋则由于两广事件尚待处理，不能马上来西北镇压抗日运动，一时还不能用全副力量来解决东北军的问题。就这样，对此严重事件不了了之。”

整顿内部

张学良、杨虎诚与中共合作以后，决心整顿内部。根据中共“改造部队，准备抗日”的建议，张学良于同年4、5月间同王以哲等在洛川商议，决定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在成立前，张向蒋介石报准请批准，说是要模仿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培养“剿共”骨干。实际上，则是为了在西北“剿总”所属各部队，特别是在东北军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用。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建立，标志着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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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曲训话

1936年10月20日，张学良、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在陕西视察。

王曲训练团

训练团的团址在陕西省长安县南的王曲镇，6月末开学。训练团由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团长。教育长1、2期以王以哲，3、4期为黄显声。总队长为缪徵流。训练团学员为东北军、17路军连以上军官。每期500余人，训练两个月，共办四期。每期开学典礼会上都由张、杨讲话，张在讲话中，以“披甲还乡”、“打回老家去”和“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相号召。学员中要求抗日与反对内战的气氛极为浓厚。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评“攘外必先安内 ”和“抗日需要的准备”等谬论。

蒋介石由西安至临潼华清池“行辕”。

首次来陕

10月，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了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发动的“两广事变”之后，两次入陕，调兵遣将，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扬言要用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血洗陕甘宁苏区，彻底消灭红军和中共。10月22日上午12时，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秘书毛庆祥等十余人，由南京飞陕，当日下午3时到西安，驻华清池“行辕”，是为蒋介石第一次来陕。

蒋介石（右前）、杨虎诚（左前）、张学良（杨后）在王曲。

据理相劝

10月27日，蒋介石召见“西北剿总”高级职员，宣布“剿共”计划。并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张学良对蒋据理相劝，认为：为了拯救国家民族，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说：“这是东北军大多将士的希望，全国人民的要求。”蒋闻言大怒，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

召见杨虎城时，杨表示：“部队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值得忧虑。”蒋说：“风吹草动，兵随将走，统帅不动摇，士兵就不会动摇。”“剿共势在必行。”“士气问题我来解决。”因此，蒋决定向军官们“训话”。

1936年10月27日下午，正在王曲“训话”的蒋介石。

王曲训话

当天下午，蒋介石由蒋鼎文、顾祝同陪同特意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以示“统帅的不动摇”。蒋在训话中说：

“ 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为不孝，在国为不忠 。对不忠不孝的军人要制裁 ；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这是东北军必须要打的敌人。日本离我们很远 ；如果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就是远近不分，内外不分，缓急不分，本末倒置，便不是革命 ”。

蒋介石的“训话”，既是一次内战动员，又是对反对内战的军官们一种威胁与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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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云压城

抗日救亡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女）和沙千里。

大兵压境

同年11月间，在威胁、警告张杨的同时，蒋介石大兵压境。为彻底消灭盘踞在陕北的中共，他把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和精锐部队30个师的兵力北调，摆在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伺机而动。同时，下令扩大西安、兰州两地的飞机场，把用麦、棉借款在美国买的一百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部署在两地机场。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待抗日民主力量，则大肆镇压。11月23日，他下令逮捕全国救国会七领袖，封闭了10余种著名的刊物。

北调兵车上的中央军装甲部队。

北调兵车上的中央军骑兵部队。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督促张杨“剿共 ”。图为蒋介石（左一）与杨虎城（左三）、邵力子（左四）、张学良（左六）在西安机场的留影。

再次赴陕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东赴洛阳策划西北“剿共”军事部署，并着手准备解决一再要求抗日不愿再打内战的所谓张、杨问题。12月4日蒋介石来陕西，是为第二次来陕。他一到华清池驻地，即分别单独召见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师以上军官，要他服从命令，进攻红军。蒋认为消灭红军与陕甘宁苏区“已到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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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潼扣蒋

1.临潼请愿

西安学生游行请愿队伍行进在西安东大街。

学生请愿

12月9日，为纪念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举行了空前规模的请愿与游行示威活动。学生们一路上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先向后“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请愿，所答均不得要领。此时己是下午3点了，学生们情绪激奋异常，一致要求到临潼去，向蒋介石请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两河布防

蒋介石闻讯，立即用电话命令张学良加以制止，并说如学生不听制止要 “格杀勿论”。与此同时，蒋的侍从室组长蒋孝先、国民党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在浐、灞河之间布防，准备屠杀临潼请愿的西安学生。西安学生请愿游行队伍，已经行进到浐河西岸的东十里铺。忽见后边急速地赶来一部小汽车，从车上下来两个穿便服的人，大家以为又是国民党的什么大人物压制学生来了。原来是张学良与王以哲。

少帅赶到

张学良找学生代表谈话。要求大家立即停止前进，否则会有大危险。学生们坚决不同意，学生代表讲了许多理由，有的学生失声痛哭，一定要到“行辕”去请愿。面对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张学良激动得不能自已。大家要求张讲话，请愿队伍才平静下来。

这儿是1936年12月9日张学良向赴临潼请愿学生队伍讲话的地方（注：原为十里铺公路旁之地畔，解放后，公路改线，1986年为昆仑机械厂北面农田）。

十里铺讲话

张学良沉痛地对游行的民众说道：

“ 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要迫切。”“我们大家的期望会实现的，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张学良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人的走狗！”“你们所提的要求，我一定转呈蒋委员长，我代大家请愿。”“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

谢晋生---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营长。

据在场杨虑城部宪兵营长谢晋生回忆：

放声大哭

“ 张学良恐怕发生事故，亲自驱车赶来，劝阻群众。一个学生站出来，大声向张学良质问：’张先生，你的家乡东北沦亡已五六年了，你祖宗的坟墓还在那里，难道你忘记了么？你的军队现在还拿着枪打自己人是何居心？我们要同蒋介石算账去！’说罢，放声大哭。周围的群众也跟着哭了起来，张学良当时也激动得无法抑制随着放声哭起来。

事实答复

这时，张举起拳头用极愤怒的语调保证：’我没有忘记家乡，我没有忘记祖宗坟。我的枪，决不打自己的人，你们抗日救国的要求，我保证一定实现，一星期后，我用事实答复你们。’最后劝说大家：“你们相信我吧！现在天已黑了，大家先回去吧！”

激烈争论

张学良离开东十里铺，当晚赴临潼向蒋介石报告西安学生请愿的情况和要求，并陈述了关于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蒋不接受，反申斥张不是站在他的立场上讲话。蒋说：“你不是代表政府，而是代表学生”，“失掉了国家大员的身份”，“一个人绝不能同时代表两个方面”。“使得西北社会浮动，人心不安”。等等。张说：“我在陕甘干不成了，让我到绥远去抗战” 。蒋说：“你的任务就是剿共”。“要不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去”。

中原大战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这一年蒋介石43岁，张学良29岁。

蒋张之间

蒋介石两次巡视西北，到达西安，部署剿共，安抚张学良。在蒋介石看来，红军只是残部，不难剿灭，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功即将告成，可以专心对付日本侵略，而不必两面作战了。但这时候的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战略思想上产生了分歧。张认为只有攘外才能安内，也就是只有抗日，才能让全国团结起来，避免分裂。

言语冲突

10月间在西安，11月在洛阳，12月上旬在临潼，张学良向蒋介石多次陈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忠言逆耳，概遭蒋氏无理拒绝。双方不欢而散。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几次发生言语冲突后，12月10日，蒋介石决定找张学良谈话，性格暴烈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谈话不可太重。”

当天下午与张学良谈话的时候，蒋介石的主张遭到张学良强烈的反驳。从来没有人敢当面顶撞蒋介石，只有少帅没有顾忌。两人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身边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蒋介石忘了自己对自己的告诫。这次他摆出了统帅的权威，张学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又怎能咽下这口气？盛怒之下，回到西安城后就决定抓蒋介石。

少帅发怒

1991年已恢复自由之身的张学良回忆：

“ 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真怒了，所以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

张学良继续说道：

“ 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做那件事情（注：指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

没有上司

张学良晚年做口述历史，曾对唐德刚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唐先生问：“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张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唐先生又问：“蒋不是你的上司吗？”张哈哈笑着说：“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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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兵谏前夜

蒋介石、杨虎城、张学良在华清池。

1936年12月6日，蒋介石向张、杨摊牌：

甲: 服从命令，将所部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

赴陕北，向红军进攻。

乙: 将东北军调到福建，17路军调到安徽，把

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剿共”。

1936年12月11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临潼。

分头行动

12月11日这一天，蒋介石在临潼“行辕”剑拔弩张的阵势，逼得张学良、杨虎诚再也无等待的余地了。不得不立即行动。晚上，新城大楼宴毕，己是午夜时分。张学良乘车由临潼直奔西安杨虎诚私邸---止园。一见面就说：“情况紧急，连夜行动。”两人就“兵谏”军事行动略谈数句，便分头于午夜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宣布行动计划。

张学良在新城大楼会议厅。

与会人员

张学良召集东北军高级军官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宣布“兵谏”行动计划。到会的有：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67军军长王以哲、第57军军长缪澂流、第105师师长刘多荃、高级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 秘书长吴家象、“西北剿总” 办公厅主任洪钫、“西北剿总” 政训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支书记应德田、卫队第2营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临时未找到，未到会。

行动讲话

张学良发表行动讲话，他说：

“ 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不抵达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

先抓起来再说

张学良就此次行动对部将说：“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于学忠质疑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张学良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杨虎城在西安的住所止园。

止园会议

杨虎城内召集第17路军有关人员举行紧急军事会议。第17师师长孙蔚如、第51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绥署参谋长李兴中等都应召到来。杨虎诚宣布了“兵谏”的行动计划。

动员讲话

杨虎城做了动员讲话，他说：

“ 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并且挑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上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已和张学良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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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黎明枪声

西安事变临时军事指挥部设在西安新城内的杨虎诚公馆。

行动指挥部

此次行动，以张学良为总指挥，杨虎诚为副总指挥。12月11日午夜紧急会议毕，张学良即带领几十名高级将领和僚属到新城杨虎诚公馆，和杨虎诚共同指挥临潼骊山战斗和西安城内的战斗。

临潼扣蒋示意图。（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地图集》地图出版社 ，1995年版）

刘多荃---东北军第57军105师师长。

行动计划

西安事变中的骊山战斗，由东北军担任。刘多荃为总指挥。整个战斗分内外两线:

1）以129师师长周福成为外线指挥，指挥105师

第1旅2个团在华清池周围较远的地方警戒，

防止蒋介石侍卫队突围；

2）以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为内线指挥，指挥

王玉瓒的卫队第1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一个

连（注：二道门以内由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守

卫和孙铭九的卫队第2营2个连，担任拘捕蒋

介石的任务。

此外，还调派枪法准确的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注：从甘肃固源调回）、骑兵第6师第18团团长刘桂五（注：正在王曲军官训团练受训）两人参加扣蒋行动。此时，蒋介石 “行辕” 的侍卫亲兵约30余人，守卫华清池二道门内及五间厅。另有宪兵约50人，驻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

临潼扣蒋

12日凌晨3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105师的两个团在周福成的指挥下，分别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华清池。四时许，在内线部队唐君尧的指挥下，卫队1营首先行动，迅速解除了驻华清池外禹王庙的宪兵武装。此时，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和卫队2营两个连赶到，一同冲入华清池二道门，遭到蒋的侍卫亲兵的抵抗，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冲入五间厅

张学良卫队第1营营长王玉瓒和第1连连长王世民等翻过荷花池，绕过贵妃池，首先冲上五间厅平台，进入蒋的卧室，发现蒋介石的衣帽、斗篷、假牙尚在，被褥犹温，人却不在。

蒋介石，到哪里去了呢？

临潼五间厅前蒋介石之警卫亭。

华清池壁上，累累弹痕。

骊山战斗中，射击在蒋介石寝室---五间厅窗户玻璃上的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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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氏下山

越墙而逃

12月12日凌晨4时，蒋介石被骤然间枪声惊醒，从床上爬起，由侍卫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扶持越墙而逃。逃向哪里呢？卫队一营手枪排士兵石志中发现在后墙里面有一只鞋子，断定是越过此墙，逃到后山去了。刘多荃、唐君尧立即指挥部队搜山。骊山上尽是搜山的士兵，枪声四起，蒋介石的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中弹死亡。

蒋氏被擒

这时天色微明，卫队一营手枪班长刘允政、翟德俊等三人，忽然发现骊山半山腰的一块大石后面有人探头探脑，当即大喊：“什么人，还不出来，要开枪啦？”蒋介石终于从叫做虎斑石的夹缝中走出，被士兵们架下山来。蒋惊魂未定，但他意外地发现，搜山的竟不是红军，而是东北军，连问：“张副司令在哪里？在哪里？”

蒋介石从此窗户处逃走。

蒋介石日记对此记述：

枪声连发

“ 12日上午5时半，余床上运动已毕，正在起床披衣时，忽闻大门前枪声一发，余紧命侍卫速即往查。少顷，闻第二发枪声即起，此后枪声连发不上。余乃知为东北军叛变，即带竺培基与蒋孝镇上后山，后经飞虹桥到东侧后门。

越墙而出

以门锁紧闭，未得开钥，不得出，乃越墙而出。是墙内低约丈许，而不知外墙脚下有一深沟，其高约二丈余。此时又黑暗，不辨高低，故跳下外墙时，身体即不能行动者约3分钟，时乃勉强起行。及至骊山娘庙时，己有余卫兵守候。

此已出险

见余，乃即负余登山，但山甚陡，东面又无山路，而西面山上也恐遇叛兵也。行不百余步，以无路之山而又倾斜，甚急，卫兵力乏，余乃自行。行约半小时，将登山巅，卫兵告余曰，至此已出险，当无虑。乃少息。一面令卫兵向巅上侦察有无叛兵。”

蒋介石翻越此墙，逃向骊山。

虎斑石的夹缝---蒋介石的藏身处。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记述：

岩穴藏身

“ 少顷，手枪与轻机枪自巅上向余身上连发，卫兵己多中弹射死。余乃单身下山，及至山腹，适有一岩穴，荆棘丛生，但恰可容身。此时天已黎明，由穴中向外探望，见叛兵行动皆甚了然。不一时，机枪与迫击炮声大作，余乃知行辕卫兵尚在抵抗中。所以叛兵乃用炮进攻也。

孝镇被执

此时当在9时许。自此不闻枪炮声。叛兵乃登山搜索，行经余穴之前后者约二次，并未发现。忽闻离余穴二十步之处有人被执，与叛兵问答，余闻其音，乃知为（蒋）孝镇尚在余之附近不忍离也。余乃知孝镇被执，则余穴必发觉，以叛变皆知孝镇为平日侍余最忠实之侍从也。叛兵乃在其附近尽力搜查。

叛兵所执

在余洞穴之上闻一叛兵曰'这里有一个着便衣的'。又一叛兵说'此必委员长'。前一叛兵曰’先击他一枪再说'。另一叛兵曰'不要胡来'。余闻此言，乃知叛兵中有能明大义者。少顷，叛兵即问曰'你是谁'？余曰 '余即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的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叛兵曰'你为我中国救星，又为我国领袖，我们无敢加以侮辱，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

查知情况

此时叛兵向天空连放三枪，声言委员长在此地。未几，有一营长前来向余跪泣。余不知其所以然。余问其姓名，彼答曰'余乃孙鸣九'。乃知围攻行辕部队，为张（学良）之卫队第二营x共产党也。此余被执时经过之大略也。”

台湾档案

蒋介石侍从人员于事变后集体回忆经过时，就华清池遭袭至蒋介石被俘之经过说明如下：

驰往侦察

“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六时许，华清池行辕外有汽车开动声，继闻枪声两响。值班侍卫官竺培基遂命内厅西侧门之便衣警卫蒋尧祥驰往侦察。下行抵贵妃池后侧，突遇张（学良）部卫队七八名全副武装，以’预备放’姿势喝令’站住’’枪放下’。

未敢遽进

是时第二步哨之值班卫士张华已中弹身殉，蒋知有变，即出枪射击，正拟归报，被叛兵还击弹中左胸倒卧池旁，疾呼’兵变’。至是内厅东侧门之便衣卫士翁自勉潜趋栏外，察悉敌情，驰报竺侍卫官。是时特务人员施文彪及翁自勉等即凭栏射击。叛兵知我有备，未敢遽进。

攀近山岭

竺乃率特务副官蒋孝镇等乘间扶掖委座出东侧门，经飞虹桥至围墙后门，越高墙深沟，行未数步，遇宪兵连长邹璧率宪兵数人协同护卫于昏黑中登山东涉。山岭陡绝，荆棘丛生，攀近山岭，天色微明。伏兵四起，以机关枪猛烈扫射，竺培基弹贯右肘，施文彪炸穿右胸，翁自勉护驾下山，枪伤右踝，皆中弹倒地伤亡。

拥护入城

至是委座始知为东北军有计划之叛变，亦不再作避免之计。乃只身下驰，冀返行辕。不意失足堕深谷（后经人改为岩穴-引者注）中。斯时叛兵会合，往还搜寻，迄不得委座行止。至九时许，委座由深谷抗声传谕，叛众闻声趋集，旋由逆部（旅长唐君尧）营长孙鸣（铭）九跽前泣请下山登车。当即拥护入城。竺蒋施翁诸人亦先后被俘，受叛部之监视。”（此据《侍卫人员临潼抗逆记》，1936年12月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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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簇拥进城

专程到临潼接蒋的张学良副官长谭海。

临潼接蒋

12月12日晨，蒋介石下了骊山，骊山战斗结束。张学良闻讯，急派谭海去临潼接蒋。9时许，四辆汽车从骊山下的公路出发，迅速开往西安。第一辆、第四辆为载重汽车，上面坐满了东北军官兵。第二辆、第三辆是小汽车，前者为白凤翔、刘桂五乘坐; 后者为蒋介石和护送蒋的唐君尧、谭海、孙铭九乘坐。

护送蒋介石到西安时蒋所乘座的小汽车。

护送蒋介石由临潼到西安的车队。

临潼公路上的“北平号”教练机。

蔡和被扣

12月12日上午，国民党洛阳航空分校校长王勋获得蒋在临潼被扣“惊讯”，急派飞行组长蔡锡驾小型教练机飞陕，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的公路上，妄图救蒋。蔡和所驾飞机，当即被第17路军装甲团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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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亲历者说

王玉瓒---时任张学良卫队团第1营营长。

王玉瓒其人

在西安事变中施行扣押蒋介石行动的是张学良卫队团第1营营长王玉瓒，王玉瓒是辽宁黑山人。东北陆军讲武堂第9期学员。1936年春，任“西北剿总”卫队第1营上校营长。当年6月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干部连受训。同年蒋介石两次来陕，该营均负责警卫“行辕”之责，保卫蒋介石的安全。

12月11日晚，王玉瓒随张学良由临潼回到西安张公馆，接受“兵谏”任务。是骊山战斗打响第一枪者，受嘉奖提为第15旅43团团长。

扣蒋情景

晚年的王玉瓒回忆当年临潼扣蒋情景：

捉蒋先行官

“ 12月12日凌晨4时许，临潼原野，风寒天冷，一片寂静。穿过庭院，三园门已近在眼前。黑夜里，只见蒋介石卫队一位步哨来回走动。

我掏出手枪，对着哨兵连击三发，然后命令一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城内赶来的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官兵迅速前进！于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幕就此拉开。我也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负责者，变成了一名 '捉蒋' 的先行官。

拼死抵抗

我率部下王世民、马体玉等人冲进三园门时，蒋介石的侍卫长跑出房门，连声喊问：'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部下击毙了这位侍卫长。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介石的侍卫们凭借门窗拼死抵抗。这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响彻骊山，我和王世民连长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上。

上山搜查

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我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空。不一会儿，手枪排战士石志中跑来报告说，后墙里发现一只鞋子。我们立即意识到，蒋可能翻墙逃上后面骊山了。即令我营战士从左侧上山搜查，孙营（注：孙铭九）从右侧上山搜查。

发现委员长

这时天色微明，骊山上下尽是搜山战士。躲藏在距五间厅五百多米半山腰大石头后面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由于又怕又冷，不时伸出头来，窥测周围动静，准备翻山逃走。恰被我部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翟德俊发现，连声大喊：'蒋委员长在这呢！在这呢！'

委员长下山

我闻声跑去，而孙铭九己先跑到蒋躲藏的大石头处。官兵们遂把蒋介石连推带搡架下山来。他一屁股坐在公路上，大家都瞧着他，只见他身穿古铜色绸袍，下着白色睡裤，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连问：'张副司令哪里？在哪里？'这时，不知是谁，让号兵吹起号来，欢迎委员长进城，使大家感到十分惊奇。”

骊山战斗示意图---根据王玉瓒手稿整理、绘制。

孙铭九---时任张学良卫队团第2营营长。

卫队营长

孙铭九是张学良的亲信部将，辽宁人。他原为张学良随从中校参谋，1936年任“西北剿总”卫队第2营营长，负责张及总部直属机构的警卫。当年6月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接受联共抗日思想。9月初，孙铭九参加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

回忆扣蒋

12月11日晚，孙铭九奉命执行临潼捉蒋的任务，他率第2营配合王玉瓒营的行动。亲历执行扣蒋任务的孙铭九回忆道:

找不到蒋

“ 当我们进去时，蒋己经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微明……这时我焦急万分，找不到蒋可糟了，怎么回去见副司令呢？

发现一只鞋

我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胧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翻墙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我们赶快上山搜查！' ……

委员长在这里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注：卫队营一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在左右。

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着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搜索到大石头旁，见洞里蜷缩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蒋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与蒋对话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刻，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蒋问。

'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 我知道，有人报告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时翻越后墙时摔的。

弄上小汽车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您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

萧赞育---时任蒋介石侍从室处长。

侍从室处长

萧赞育是湖南邵阳（注：今莲源市）人，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先后留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日本大学。从日本回来后，萧赞育被分配到蒋介石侍从室任秘书，两年后升为侍从室中将二处处长。

回忆当年

萧赞育其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比较小心谨慎，从不放肆乱来，很受蒋介石的赏识。西安事变发生之时，萧育赞正随待在蒋介石身旁，他回忆了当年的一幕：

枪声四起

“ 12日凌晨5点左右，忽然枪声四起，勤务兵梁介然和书记梁培深都跑进来，报告情况，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意门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名伤兵爬进了门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明白。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张部东北军，但是后面骊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黄军服与穿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

枪声渐止

慢慢地，天已大亮，枪声渐止，我再度开门，走向墙外广场，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张部士兵问明我的身份时，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是要抗日的。'我被送到卫兵门房，那时门房里已聚集了侍从人员二三十人，有不少是从床上拉下来的，只披上大衣便出来了。门房中，张学良的军官一再进来询问：'委员长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谁也说不出来。我这时还在为蒋介石庆幸：'蒋介石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

找到委员长

约八九点钟，忽闻后山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随即发出集合号音，没几分钟，蒋介石下山了，并在门房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蒋介石高声道：'我要在这里休息！'又听有人说：'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

刘桂五---时任东北军骑6师18团团长。

骑兵团长

刘桂五是辽宁朝阳人，土匪出身，枪法很好。庐山军训团二期学员。1936年12月10日上午，张学良带白凤着、刘桂五到临潼“行辕”谒蒋“请训”，目的在于认路，察看华清池地形和蒋的住宅，以便行动。

扣蒋经过

曾任骑6师18团副团长的汪瑢，回忆刘桂五跟他谈起的临潼扣蒋行动的经过:

空无一人

“ 卫队营的士兵经过猛烈攻击后直冲蒋的卧室。进入后，只见的卧室空无一人，被褥仍然铺在床上，用手一摸，被窝尚温暖，大氅、皮靴均在室内，桌上尚有蒋的假牙一付，此时是四时三十分。

报告情况

白（注：白凤翔）断定蒋未远走，白令我指挥卫队迅速消灭顽抗之敌。六时许，105师师长刘多荃，亦到达现场，当即用电话与副司令取得联系，报告情况。七时许，顽抗之敌被肃清。这时，在外围指挥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也到达。唐说，外围封锁严密，绝无跑掉的可能。

送蒋回城

经刘、白、唐三人研究后，决定排队搜山。到八时三十分，山下士兵大声喊叫：'委员长在这里！'唐君尧闻声急速跑上山去，士兵已找到蒋介石。随后白、刘亦到达。此时见蒋介石的形状狼狈不堪。刘、白、唐劝其进城，蒋不动，白向副官们使一个眼色，副官们即将他强架入汽车中，由刘桂五、唐君尧等驱车将蒋介石送至城内新城大楼。”

白凤翔---时任东北军骑兵第6师师长。

白三阎王

白凤翔是河北沧州人，生于热河围场。他出身土匪，善于骑射，枪法精湛，绰号 ：“白三阎王！”后被张作霖收编。白凤翔的副官常国宾，回忆当年跟随白凤翔师长参加扣蒋的经过：

对蒋得有礼貌

“ 不久，孙（注：孙铭九）慌张地向白报告说，房里没有人，但衣服还在。白命令仔细搜查，孙又走了。…… 正当队伍要集合，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己经发现了蒋。这时院子里和山上的官兵，都兴奋地喊口号：'大功告成，打回老家去！'白叫孙铭九集合队伍，白对孙说：'咱们是为抗战，对蒋介石还得有礼貌。'

请蒋进城

停了一会儿，两个人架着蒋来了，白给他蒋敬礼后说：' 副司令派我来保护你的安全，请进城去。'蒋说：' 我是国家领袖，叫副司令到这里来。'后来硬把他拖上汽车驶向城里，直接把蒋送到新城大楼。”

张杨见蒋

12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到西安，下榻在新城大楼东厢房。10时，张学良见蒋，将《八项主张》的宣言给他，两人随之发生争辩，张说：'你不听我的劝告，可将这件事交人民公断。'同日中午，蒋写便条：'请邵（注：指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主席来谈'。邵、蒋谈过。

12月13日，蒋要见杨虎城。杨戎装相见。蒋连问：“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这样干是听了什么人的话？”杨答：“知道 ”。并说：“这是全国人民的公意，希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王志屏---时任杨虎城的卫士。

卫士王志屏

王志屏是陕西蓝田人，1935年7月，他参加了杨虎城领导的第17路军教导营，1936年初被调到杨虎城的卫士队，负责杨虎城公馆周边的保卫警戒工作。

王志屏2005年回忆了西安事变时他所见到的蒋介石，他说：

我守偏门

“ 12日早晨，我和卫兵朱子明、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将来新城大楼，我们被命令守卫在新城大楼门口，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门口，我站在偏门口。

重要客人

原以为客人要从正门进，谁知来客却走了偏门，当时一见到那个重要客人，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客人正是蒋介石，当时他穿着长袍，脚上没穿祙子，光着头，也没戴帽子。

他的身边还有几名卫兵紧紧跟随，看到他来，我下意识地敬了一个军礼，只听他嘀咕了一句，那句话因为说得小声，自己没听清楚，可能是'不要紧'，也可能是'不要敬礼'。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的。”

随后王志屏看见了张学良，少帅对他说：

枪装进枪套

“ 事变当天上午，张学良走进了新城大楼，当时我就在门口站岗。我戴的有枪套，可没有把枪放在枪套里，而是插在腰间皮带的前面。走到我面前时，张学良还拍拍我的肩膀，告诫我说：'把枪装进枪套里，不要别在胸前，你们给委员长送东西时，委员长把你们的枪拔去自杀了怎么办？'我赶紧按张学良的命令，把枪装进枪套中。

传来争执声

紧接着房间里就传来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争执声。先是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的声音说（好像赶紧递上了一张纸），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蒋拍起了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

王志屏又谈到了软禁中蒋介石的一件事：

蒋氏买糖

“ 一次，蒋介石叫卫兵朱子明说，想以私人关系借两毛钱，买点糖吃。朱子明就让我去拿，我找到王华亭副官说明情况，从大厨房里拿来了一包糖，这包糖足有20多斤。

不占便宜

送到蒋介石面前时，他却坚决不用，说借两毛钱是私人感情，决不想沾张学良和杨虎城军营里面的公用物品。我们退出来将情况反映话王华亭。王华亭说，你们也真笨，找点纸，包一点糖，就说是用两毛钱买的不就行啦。我们依言照办，蒋介石果然没再推辞，将糖放入水杯中喝下。”

迁至高宅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日下午，张学良、杨虎城认为蒋不适宜在新城大楼居住，另选择玄风桥的高桂兹公馆作为新的住处。同日夜11时，张、杨指派刘多荃、孙铭九、王菊人、宋文梅到新城大楼接蒋，蒋误会了，拒绝搬迁，经再三解释，仍然无效。14日，经张、杨及端纳再次劝说，蒋始同意搬至高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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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城内行动

西安事变城内行动示意图。（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

城内行动

西安事变中的西安城内行动，由第17路军担任，以第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为总指挥。

1）以西安城防司令、警备第2旅长孔从州指挥所

部解除宪兵一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

常驻省政府宪兵和飞机驻军武装，并占领飞机

场，扣留作战飞机；

2）以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所部担任扣留城内南京

政府大员。炮兵团负责陇海铁路西安车站方

面的警戒。警备第3旅袭占咸阳，解除国民

党军万耀煌两个团的武装。

战斗顺利

西安战斗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部署完毕，4时发动，8时战斗基本结束。所有西安蒋系党、政、军、警、宪、特单位武装，全部解除，同时占领西安机场，扣留了50多架飞机和住西京招待所的一批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等，并扣留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等人。

赵寿山---时任第17路军第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是陕北户县人，陕西陆军测量学校毕业。西安事变中，担任西安战斗的总指挥，事变后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长。

孔从洲---时任第17路军警备第2旅旅长。

城防司令

孔从洲是西安东郊人，当时他是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参与西安事变行动计划的商定，分工负责解除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大小武装，占领西安机场，扣留中央军作战飞机任务。

西安战斗中，在西安西关机场被扣留的中央军新式马丁式作战飞机。

1936年12月，蒋介石准备在陕西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陆续云集西安西京招待所。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日，这批人员全部被扣。

军政大员

在西安被扣的南京军政大员有：

蒋作宾---南京政府内政部部长；

陈诚---南京政府军政部次长；

陈调元---军事参议院院长；

陈继承---豫陕边区绥靖主任；

朱绍良---兰州绥靖公署主任；

蒋鼎文---福州绥靖公署主任；

卫立煌---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

万耀煌---第二十五军军长。

在西安事变中死亡的国民党中常委邵元冲、蒋孝先和负伤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

西京招待所---南京军政大员在西安的住地（摄于1936年）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当时也住在西京招待所，她对12月12日早晨西北军扣押国府要员的回忆如下：

“ 那天夜晚我也未能成眠，穿着整齐地在房间里来回跺步。当我站在窗前，观看最初出现的天边的几束曙光，就听到了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声。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叫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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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方反应

1.西安主张

西安事变当局发布的第一号《号外》（图左）和当日所发布的第二号《号外》（图右），即张、杨《八项救国主张》。

八项主张

1936年12月12日上午骊山、西安两处军事行动结束后，张学良、杨虎诚立即向全国及南京政府发出通电，略谓：“介公对外妥协，对内专制，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对为最后之诤谏，保全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八项救国主张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它集中地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要求和救亡呼声。

西安沸腾

12日上午10时，“兵谏 ”消息传遍古城，西安各报的《号外》遍撒街头。各界群众纷涌上街，或激昂慷慨，街谈巷议；或结成队伍，示威游行，高喊抗日救亡口号。有的为宣传抗日的学生送茶送水，到处是充满爱国激情与团结救亡的景象。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西安古城的整个政治、社会情况为之一变。

支持张杨

事变的当日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国总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4团体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由上海来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江隆基代表。会议发表通电。随后。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又联合发表《致全国各将领及武装同志电》。支持张杨“兵谏”和所提《八项救国主张》。

西安《解放日报》所登张、杨对时局的八项主张。

1936年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图左），杨虎城在讲话（图右）。

张学良在演讲中坦露心声，他说：

政治主张

“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信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愿意作的工作，作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激烈争执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飞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事变缘由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 '一二-一二'的事件。

我们的主张

我们现在把我们主张清清楚楚的拿出来，清清楚楚的报告全国民众的前面，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出力量，有钱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

杨虎城在讲话中表白行动的初衷：

“ 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绝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 …… '双十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罪人。”

西安革命公园群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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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态度

1936年12月13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南京方面

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当日下午消息传到南京，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极大震动，南京立刻陷入震惊与混乱之中。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立刻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派以何应钦等为代表，他们不顾蒋介石的安危，唯“讨伐”是务，主张以武力解决。赞成这一主张者，为中央军一般高级将领和黄埔系、复兴社分子中不少的人。复兴社头子贺衷寒代表黄埔系与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拥护何为领袖，服从何之命令。何应钦估计：蒋在西安凶多吉少，被杀掉的可能性极大。

对西安态度颇为强硬的何应钦。

主战派

12月12日上午，南京政府中掌握军事实权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自己的寓所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开座谈会。当日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联席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两次会议中，何应钦等人力主“讨伐”。因此，紧急会议决定：军队的指挥调动由何应钦负责，并电召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

《大公报》刊登南京武力讨伐西安的新闻报道。

颇受西安方面欢迎的孔祥熙。

和平解决

另一派，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亲属集团，反对何应钦以武力解决，尤其是宋美龄，力主同张、杨谈判，和平解决以营救蒋介石。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时，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都在上海，13日赶回南京。当宋美龄得知何应钦等要对西安“讨伐”和12日晚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所作的决议后，极为不满。在南京积极奔走，陈说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的重要。她特别提醒：主张“讨伐”的是“别有用心”。

争斗激烈

南京国民党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明争暗斗，各行其事。此外，一些人模棱两可，或随大流，或言不由衷。南京总的局势中一个危险的特点是：国民党右派迎合日本政府的引诱与日本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共同防共”。造成国内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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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关注

日本《朝日新闻》关于西安事变的号外。

英美反应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国因对华利害的不同而反映各异。苏联、日本两个强邻互相指责对方鼓动西安事变。英、法、美，特别是美国、英国，希望保持蒋的统治地位，以免引起内战给日本扩大侵华以可乘之机。认为：“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12月15日，美驻华大使詹森飞赴南京，立即和英驻华大使洽商。美、英政府准备通过其驻华大使进行调解，法国、意大利大使也参加了。

苏联态度

西安事变后，苏联《消息报》、《真理报》连日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反对西安事变。12月14日苏报声明：“苏联恪遵不干涉他国政府的政策”，并说，“张学良的部队是真要抗日的 ”。但又妄称：西安事变是“日本操纵策划的 ”。张学良本人 “则是日本代理人汪精卫的影响之下行动的”。张杨八项主张是“烟幕”，其目的是“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等等。证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偏见和对中国国内情况的无知。

日本方面

日本政府，对西安事变表面持“静观”态度，以免刺激中国民众之抗日情绪，实则极力破坏中国民众的抗日团结，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引诱南京政府“共同防共”。

共同防共

日本陆军省在《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提出：“要适当地利用该兵变，以求对华政策之推进。“南京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通知南京政府：“日本己经考虑了对中国的军事征服的政策，因为那么做，只能把中国驱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本正拟定一个新的对华友好与经济合作的政策”，亦即鼓励南京政府对日妥协与反共内战的政策。

支持内战

12月16日，当何应钦宣布对西安采取“讨伐”行动后，日本政府极力表示支持，企图利用“讨伐”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12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称：只要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以援助”。与此同时，日本不断威胁南京政府：如果南京政府与西安妥协，达成“联共反日”协议，日本政府将不能继续保持其“仁慈的静观”。

日本媒体对西安事变的报道。

日本报纸报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扩大中国抗日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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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方表态

1938年春，李宗仁、白崇禧摄于台儿庄战场。

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对西安事变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他们一面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自应遵命，维持大局”，一面向全国发出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领衔的十六位高级将领联名通电，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通电指出“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应该“确立举国一致政府，反对独裁政治，要求“迅速将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开至绥远前线”，并表示“广西军一部援绥”。李宗仁、白崇禧等在通电中表示以“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的精神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

对西安事变态度暧昧的华北军将领宋哲元、山东将领韩复榘和川军将领刘湘。

《大公报》12月13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

社会反应

事变发生后，朱自清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据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

清华大学的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等诸学者共同起草宣言，发表在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中说：

“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上康乐，以为苛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己有改变，外侮防御，己著成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闻一多惊闻事变后，在课堂上厉声喝问：

“ 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吗？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吗？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决不允许你们破坏，领袖决不允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据张春风《闻一多先生二三事》

北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

“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据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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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反应

1936年12月13日、1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电告中共

12月11日午夜，张学良在新城大楼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即请刘鼎立即将兵谏行动电告中共。此电经刘鼎发出，内容略谓：

“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注：指胡宗南）北进。”

1937年11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合影。图片前排从左至右次为项英、凯丰、王明、陈云和刘少奇；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康生、彭德怀、洛甫、张国焘、林伯渠、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中共反应

张国焘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中共要员们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他说：

通告情况

“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坐等指示

这个突如其来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总司令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己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作主，主要是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莫斯科的电报。”

张杨扣住蒋介石及南京国府要员后。除了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和商请中共前来之后，他们面临着更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怎样与南京中央政府打开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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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和平解决

1.端纳探路

张学良阅读端纳带来宋美龄的信。

投石问路

12月12日，惊悉蒋介石在西安被留，南京的宋美龄五内如焚。她急派端纳飞抵西安，了解西安事变真象和张、杨意图。端纳此行带来两信：一信给张学良; 一信给蒋介石。宋美龄为什么要派端纳前往西安投石问路呢？

端纳其人

端纳是英国籍澳大利亚人，出身记者，长期留居美国。“九一八事变”后，他出任张学良顾问。1933年张学良被迫出国后，端纳担任蒋介石顾问。端纳这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经历，堪称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还有比这更能发挥个人作用的历史场合吗？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了历史的青睐。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宋美龄成为《时代》杂志1938年的年度人物。

蒋介石落泪

12月13日下午，尽管未能收到西安回电，端纳仍决定立即乘飞机前往洛阳，与他同行的是颇受宋美龄器重的黄仁霖上校，他是特务组织励志社的总干事。当晚，宋美龄收到张学良发来的致端纳的电报，欢迎他前往西安。端纳先与张学良见面，再与杨虎城见面。然后，在两人的陪同下来见蒋介石。经历一番惊魂之后，见到端纳的蒋介石落下眼泪，端纳递上宋美龄的亲笔信。

宋美龄写给蒋介石亲笔信。

一封家信

在给蒋介石的这封信中，宋美龄表达了对蒋介石安全的急切关心，她写道：

“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

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力）着想。即此一点寸衷，是以安慰。

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

妹日夕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

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

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

敬祝

康健！

妻 美龄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信中玄机

另外，该信署名的后边，附有 “戏中有戏” 一句，暗示南京 “讨伐” 派的别有用心。这句话后来被人剪掉了，剪掉的痕迹是显然的。当晚，宋美龄接到端纳的电报，她在日记中写道：“ 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

端纳---张学良的前私人顾问。

斯诺评述

12月15日，端纳飞返洛阳，用电话向南京的宋美龄报告之后，16日又来西安。记者埃德加-斯诺对端纳西安之行评述：

“ 12月14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蒋介石）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 '保证他（蒋介石）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国人'，就可信了！”

端纳此行还向蒋介石转述了宋美龄要他制止何应钦进攻西安的口信。张学良在旁插话说：“何应钦欺人太甚，要打我们就打！”遂商定派蒋鼎文携蒋介石写给何应钦的手令从西安回南京。

蒋介石1936年12月17日致何应钦手令。

蒋介石的手令原文：

“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可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来，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中正手题。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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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方会谈

1936年10月20日，宋子文抵达西安机场。

这时，宋子文业己经张学良、杨虎诚同意由南京飞抵西安，当他了解到张、杨的真实意图和周恩来转去的口信后，知道蒋介石很安全。12月21日，便同端纳返回南京。当天下午，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一行飞抵西安。

1936年12月22日，刚刚抵达西安机场的宋美龄。 

夫妻相见

当天，宋美龄见到蒋介石，对他说：

“ 东北军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很好的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来。”

随后，商量谈判程序。宋子文同意西安方面的意见，以八项政治主张为谈判基础。

中共中央代表团主要成员在西安。右起团长周恩来及成员叶剑英、秦邦宪。

商讨结果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记述商讨的结果：

“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

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惟

马首是瞻；

二、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

安飞赴西安；

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

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

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

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

议；

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

体表示。

于是，周恩来等即赶赴延安去了。”

莫斯科电报

张国焘最后谈到了莫斯科的指示电报，他说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三段：

日本阴谋

“ 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座享其成。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

统一战线

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

和平解决

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张国焘声称：据后来王明回来说，这封电报正是斯大林本人草拟的。

西安谈判地址---西楼二楼会议室。

四方会谈

12月23日，西安谈判开始，会址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楼会议室。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诚代表17路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

在谈判中，周恩来首先提出张、杨、周三方己经谈妥的六项主张，并申述了理由。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

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

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民主国会召开前

，苏区名称不变，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

五、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宋子文表示同意和承认这六条，但要转告蒋介石。谈判期间，周恩来和宋美龄作了两次长谈。

1936年12月17日，匆匆赶到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

握手言和

12月24日，“三位一体”与宋氏兄妹谈判之后，当日晚，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见，宋氏兄妹陪同。蒋勉力坐起与周寒暄。叹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周说：“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抗日。”

周问蒋，为什么不停止内战？宋美龄回答说：“以后不剿共了。”又说：“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周恩来向蒋特别说明这次事变性质及中共救国主张，指出：“当前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 ”。蒋连连点头。最后，蒋介石表示：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并说，他回南京以后，周恩来可以继续和他谈判。

蒋介石说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这次与周恩来的来面，是这样记述的，他说：

见周恩来

“ 10时许，周恩来见余妻，其事先为（宋）子文言曰 '共党对蒋先生并无要求，但希望蒋先生对余面之说一语'以后不剿共'是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余妻与子文求余强允之，否则甚难也。妻与子文在邻室先见。

国家统一

余及见周，余谓周曰'尔当知余平生之性情如何'？周答曰'余自然知蒋先生之革命人格，故并不有所勉强'。余又曰'尔既知余为人如此，则尔今日要求余说'以后不剿共'一语，则此时余决不能说也。须知余平生所求者，为国家统一与全国军队之指挥，尔等不为余革命之障碍而已，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

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言及此，余乃曰'此时不便多言，余事望当汉卿详谈可也'。周乃作别而去。”

西安谈判期间，中共与代表团往来的电报。

六条纪要

谈判完毕，经蒋介石同意概括为六条:

一、明令中央军入关各部队二十五日起，调出潼

关；

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

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

解放国家；

五、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即下令办理；

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学良、杨虎城负其全

责。

           

同日，蒋介石告诉张学良：“我同意你们的六条 ”，在改组政府方面要孔、宋商定名单，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令何应钦出洋。

12月25日，周恩来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的结果》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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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蒋公返京

1.离开西安

12月25日下午4时，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前，在西安机场。右起: 杨虎诚、蒋介石、宋美龄、傅学文、邵力子。

蒋氏承诺

两天内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一方同蒋介石一方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多次谈判。谈判中蒋氏接受张、杨、周和西北抗日民众要求，允诺《六项条件》，并表示“言必行，行必果”，“以领袖人格担保”其实现。因而取得了西安方面的谅解。

上图蒋介石乘坐的飞机起飞之前，下图飞机起飞之后。

记者史沫特莱目睹了释放蒋介石的场面：

散布谣言

“ 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同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

送行委员长

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主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上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

张学良离陕手谕。

离陕交待

12月24日晚，张学良向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说明他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王以哲等劝他不必相送。张学良仍然决意要送，也没同周恩来商量，即陪蒋介石走了。但他也预感到此去有发生意外的可能，为使东北军在情况万一变化时，能够临危不乱和团结处变，张学良一再向他们交代：“关于东北军之事要听命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一事，要听命杨虎城。有问题多和周恩来商量。”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在西安机场，又亲自交给杨虎城一份手谕。对杨说：“从今日起，你代理我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你和于学忠指挥。”手谕上的何、王、缪、董系指：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四位军长，虎臣是指杨虎城，孝候是于学忠。

捉放蒋

就这样张学良以信义为重，相信蒋氏的口头保证，决定送蒋回南京。当日下午4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和送行者到西安机场。蒋介石在机场又一次对张学良、杨虎诚将《六项条件》复述了一遍，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介石还说：“今天以前发生的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的内战，我负责。…… 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当日下午5时45分，蒋、张、宋等由西安飞扺洛阳，当晚宿洛阳航空学校。

12月25日下午5时45分，蒋介石由西安飞抵洛阳，即令陈布雷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一篇文章---《对张杨的训词》。文章表明对张杨训话的地点是在西安。并于12月27日于南京公诸报端。训词的内容，完全是陈布雷奉命编造的。这篇文章，实为蒋氏回到南京之后对时局的声明。

12月26日，上海《大美晚报》关于蒋介石到达洛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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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公返京

蒋介石回到南京的一组照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宋美龄对此评说：“端纳先生奠定了基础，宋子文砌上了墙，而苫上房顶的则是我。”

蒋介石回到南京的一组照片。

蒋介石回到南京的一组照片。

蒋介石回到南京的一组照片。

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

12月20日，绝望中的蒋介石做好了最坏打算，写了三封遗书，分别致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以及告全国同胞。

给宋美龄：

“ 贤妻吾鉴：

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份，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爰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中正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

给蒋经国、蒋纬国：

“ 又嘱经、纬两儿：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

父十二月二十日 ”

蒋介石《告全国国民书》：

“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报我人民，欺无愧于为革命党员而己。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仍不得死，则中华民族终有即起复兴之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生死而有顾虑也。

蒋中正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民众抬着蒋介石的画像游行庆祝。

关于蒋介石从西安返京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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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杨结局

1937年1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对张学良判刑十年，图为南京《中央日报》的报道。

逮捕张学良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即失去自由。1936年12月29日，南京政府为审判张学良，以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组成高等军事法庭。12月31日，南京政府军委会，通知张学良“开会”。张进入会场，始知不是开会，而是审判，并被宣布逮捕。

法庭对话

张学良在法庭上质问李烈钧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有何不对？”李烈钧问：“你协迫统帅，受何人指使？”张答：“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岂是任何人可以指使的么？”

严加管束

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被判除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5年。当日下午2时，蒋介石提出“ 特赦”，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法庭会审后，张学良即被软禁在南京陵园孔祥熙别墅。嗣后被辗转囚禁在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及贵州修文、桐梓、贵阳等地。1946年被军统特务押解台湾，继续囚禁。

1990年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起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

张学良于1937年1月6日夜在南京所写的遗嘱。（这份遗嘱由张学良私人飞机驾驶员、机械师美国人海岚-里昂保存）

少帅遗嘱

张学良在信中表示“宁可自尽也不愿受辱”，并叮嘱家人“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信尾向宋子文等人交代了张家遗产的分配。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杨虎城去职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表示宽容，要杨出国。1937年3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授意，要杨主动去见他，以便“恢复感情”。3月28日，杨飞杭州见蒋，在坐的有宋子文、宋美龄、邓宝珊、胡宗南、李志刚。

离陕赴沪

蒋介石一面表示“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一面大骂张学良，让杨虎城听。第二天，蒋单独约杨再谈，要杨“出国考察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17路军总指挥职务。30日，蒋复电照准。5月27日，杨虎城离陕飞沪。

岀洋考察

杨虎城在沪期间，“奉谕”去庐山见蒋，辞别。6月16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杨虎城为欧美军事考察团专员。6月29日，杨虎城离沪出国。杨虎城出国后，先后在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捷克、奥地利、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参观，访问。

被迫出洋前的杨虎城。

归心似箭

“七七事变”爆发时，杨虎城正舟行在太平洋上，闻讯当即致电宋子文请求回国参加抗日。7月23日，蒋介石复电“继续考察”。10月21日，杨虎城由西班牙到巴黎，即“自行归国”。朋友们、随员们，都劝他在海外多留些时间，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就是为了抗日，现在抗战已起，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颜对待国人。至于回国之后，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不后悔。只要对得起国人，死不足惜。”

被囚岁月

11月26日，杨虎城一行抵香港，上岸后，即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旋被骗至南昌囚禁。先后辗转被囚在长沙、益阳、贵州息峰、四川重庆等地，达12年之久。1947年2月，杨夫人谢葆真在狱中被折磨而死。

重庆遇难

1949年9月6日，重庆解放前夕，杨虎城被特务用匕首杀害于中美合作所松林坡戴公祠。次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副官阎继明、张醒民，秘书宋绮云、夫人徐林侠及两个幼子，同时被害。杨虎城等人被害后其遗体被军统特务用硝镪水毁尸灭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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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共赴国难

1937年5-6月，中共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蒋介石在庐山谈判。前边是蒋介石，后第四人为周恩来。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讲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合作实行合作。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西安事变所提出的“联共抗日”主张终于实现。

1937年版的《红星照耀的中间》发表作为统一战线的标志，国共两党的旗帜挂在了一起。海伦-斯诺拍下了这一历史镜头。

历史镜头

在这个历史镜头下方，站立着两个士兵，一位是红军士兵，一位是国军士兵。他以此标志国共两党冰释前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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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历史的回声

蒋介石与张学良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蒋介石点评张学良：

“ 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心志不够坚定，这是他最可悲的地方。”

张学良点评蒋介石：

“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仇。”

晚年的张学良。

张学良1995年口述：

“ 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西安事变的旁观者史沫特莱评说：

“ 西安事变可能己经以一种地方性的失败告终了，却仍然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虽然缓慢而且伴有剧痛，终于在渐渐诞生。”

1936年的毛泽东。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对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到了西安事变，他说：

“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民党的一部分亲日派分子极力挑拔内战，如果不是共产党和各方面致力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兵连祸结，必然会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

日本近代史学者菊池秀明所著《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

菊池秀明对张学良的点评：

“ 然而即使付出牺牲，也不愿成为历史罪人的张学良，把孙中心叹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的心聚集在抗日民族主义之下，这虽说是21世纪中国必须跨越的课题，也不容否认它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看到梦寐以求的成果。”

台湾学者李敖。

李敖对张学良的点评：

“ 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中国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中正从36岁关到83岁。”

一点感想

西安事变使得国内各方势力在抗日的旗帜下统一起来，此前多次反叛的各路军阀在大势面前俱加蛰伏，包括红军也承认蒋介石的领导，至少在形式上蒋的全国领袖地位已无可撼动。这一点，恐怕蒋介石此前也未曾料到。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用自己的牺牲和流血促使蒋介石最终停止内战，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团结起来、统一对外，应付强敌，同时也把蒋推向了抗战领袖的地位，奠定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州战场胜利的基础。西安事变后的中国，从此走出了军阀混战时代，成为全民族抗战救国的新起点。

1936年西安事变，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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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料收集整理，部分图片采自网络。

2019年12月11日四稿于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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