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缘

吴强

       我与合肥八中有着无尽的缘。
       我的父亲就是八中1959年的第一届毕业生。
      小时候，我家住在省文史馆，邻居里就有一位八中最著名的校友，李克强总理。
       后来我家搬到舒城路小学，离八中很近。这种近，不光是地理位置的近，更是一种缘近。
       八中与舒城路小学几乎就是隔着一条桐城路，我与对面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也就经常一起玩。比我稍大的有鲁大河、王红松，他们都在舒小上学，和我同龄的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沈向农。
       大农家就住八中的西门边，平房，面朝西，有些阴暗。他家最吸引我的，就是那台自己组装的九吋黑白电视机，荧光屏后面没有机壳。平时，显像管和其它元器件上面盖着一块绒布。大农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他爸爸组装的，我对他的爸爸顿时肃然起敬。我当时想当然地认为，他的爸爸一定是一个优秀的物理老师，至少也应该是一个理工男。这个想当然，陪伴着我过了四十多年。就在去年，我才知道，沈锦章老师竟然是教授历史的。
       后来，我家搬到大西门，自己也转到了安庆路第三小学，初中又在合肥一中上学，这段时间与八中几乎没有交集。不过，我在一中的班主任王家安老师是从八中调过来的。
       随后的几年，便迎来了我与合肥八中最紧密的一段缘。
       1984年，我在一中参加中考，没有考入本校，我被录取在第二志愿的八中。父亲心有不甘，便让我去五十中回读一年，准备第二年再次冲击一中高中。
       1985年，我信心满满地走进中考考场，然而，由于化学考砸，又是满盘皆输，我被第二次录取到了八中。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却可以两次考进同一所高中，这得是多大的缘分啊！
       按照当时的中考规程，进入八中的学生，很多都是第一志愿没有考上一中、六中，第二志愿被录取在八中的。因此，入校的新生，大都灰头土脸，情绪不高。在入学的新生大会上，费广标校长做了报告。他说：我们合肥八中也是重点！同学们面面相觑，一中、六中是省重点，十中是市重点，八中什么时候成重点了？！他接着说：我们八中是不是重点的重点！是人们心目中的重点！台下顿时一片哗然，嬉笑的同学们脸上仿佛也增添了些许的自信。其实，那时候的八中在合肥充其量也就是二流学校，远没有现在的辉煌。
      进入八中校园，我一点没有陌生感，毕竟这是小时候曾经玩耍过的地方。
      学校的同学，也是熟悉而亲切。我的小学和初中分别上过两个学校，年级跨越84级、85级，因而，有太多熟悉的面孔了。
       我一进校的教室就是操场北边老教学楼二层东面的那间，我父亲的八中学习时光也是在这间教室度过的。教学楼前的那棵老银杏树，依旧枝叶繁茂，迎来送往着一届又一届的学子。
       父亲的老师也成为了我的老师，教他俄语的凌慎老师成了我的英语老师，教他语文的阮永嵩老师成为了我后来的校长，他的侄女婿，也就是我的堂姐夫胡承钊老师也在八中教物理。
       入学以后，正好赶上学校做校服。说是校服，学校只是统一了面料和样式，各自回去自己做。面料，是米黄色的咔叽布；样式，是猎装款式，上衣间或以咖啡色灯芯绒做点缀、修饰。城隍庙后面的霍邱路裁缝一条街，一下子来了大生意，满街的缝纫机前，站着的都是八中家长带着子女在量尺寸。生意多了，难免忙中出错。我的那套校服拿回去，怎么穿都不合适。回到缝纫摊准备去修改时，才发现，是和别的人衣服弄混了，对方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同班同学黄迅。
       第二年的春天，学校组织了春游，我们的目的地是费校长的老家----张洼乡，交通方式是步行。张洼乡政府就在现在的新蚌埠路上，距学校大约有好几公里，十几个班级的学生组成的米黄色队伍，蜿蜒在途中。走着走着，我便跨越了班级和年级，跟初中同学、高二年级的钟文生、何晖他们走到了一起。
       那时候的农村也没什么好玩的，初春的农田里只有些被有的同学误认为是韭菜的麦苗，稀稀拉拉的。尽管这样，走出校园的同学们，还是对眼前的一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时安静的小镇上，喧闹起来，到处是转悠的八中学生。
      吃完自带的午餐，我们便去东方红电影院看《木棉袈裟》。那时候,武打片正流行，受到了大家，特别是我们男孩子们的热烈欢迎，这部电影成了我们那次平淡无奇的春游的高潮。
       高一的下学期，我们班级成立了文学社，大家推举刘阳为社长。为文学社起名是刘社长首要任务，他读过一个文艺册子名叫《采英集》，于是我们便有了社名----采英文学社。我找舅舅题写了刊名，舅舅略草的行书让别的同学找到了取笑我们的由头，于是我们堂堂正正的采英文学社社员，被他们嘲笑成了“采花”大盗。
       出刊难，付印更难。千辛万苦组织的稿件，等我们编排好以后，刊物却没有地方印制。我们一没有钱，二没有设备，只有四处去化缘。去过陈涛父亲的单位印过；去过当时八中的军民共建单位省武警总队印过；还在学校的油印室印过。
       到了高二，进行了文理分班。我们是理科班，文学社的活动算是不务正业，不过还是得到了校领导、教我们语文的庞怀恩老师的支持。我们每出一期刊物，他都认真阅读，还介绍他带过的往届的学生成为我们笔友。我们和已经在合肥联大上学的八中学姐沈晓梅笔谈，学姐她们在大学里也组织了文学社。后来，我们两个文学社的成员还在包河浮庄相约见了面，两帮热爱文学的青年畅聊了一下午。
       我们的文学社渐渐办出了一点小名气。
      学校的语文教研组组长田磊老师也很关心我们，省电视台一位导演准备拍摄一部中学生题材的电视剧，来学校采风，田老师特地找我们去座谈。
       田老师还给我们做过文学赏析的讲座，当时张贤亮写了一部描写高中生的小说《早安朋友》，田老师就着这部小说，对张贤亮的其它作品也进行了评论。我至今还记得，她说道：《绿化树》写的是人对食物的饥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的是人对性的饥渴。虽然当时有些懵懂，但是还是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现在喜欢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感受，可能也正是得益于此。
       转眼就到了高三了，整个年级都进入了紧张的复习迎考阶段。
       每当课间，我们班男同学都喜欢围在教室门口的栏杆边，开“时事分析会”和“商品交易会”，往往还能吸引隔壁班级的同学来旁听。当时的社会，全民“皆倒”，“倒风”盛行。主讲永远是周红兵，他首先对时政发表一通高谈阔论后，便开始发布商品信息。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钢材包括了板材、建材还有其它；我知道了建材包括了螺纹钢、盘圆还有其它；我知道了进口的东芝彩电、组装的沙巴彩电、国产的黄山彩电，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大家询价、报价，尽管热闹异常，但完全是开空头支票，没有一笔成交的，只是给我们紧张的备考气氛，带来了一丝放松。
       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一届届的学生变换更替，不变的是校园和老师。
       八中的老师认真负责。
       王书梅老师，因为我们班上有的同学没有认真听课，急得泪洒课堂，她的敬业精神一直感染着我。龚维煌老师，据说是出身于合肥龚家，他因为专注讲课，身上、袖子上总是“拾弄”得蹭了很多粉笔灰，丝毫没有出生豪门的气息。刘锡鳌老师，操着一口巢县话，用“苟延残喘”，让我们揣摩、体会物体运动到尽头的感觉。吴光生老师，用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十分投入地朗诵《天山景物记》，声情并茂的语调，让人难忘。陈明华老师，从长丰调来八中，担任我们高三阶段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因为工作繁忙，经常是让幼儿园放学的孩子，自己在我们教室门口玩。可能我们班是他在八中带的第一个班级，在二十多年后的一次班级聚会上，已经是合肥九中校长的他，居然能准确地叫出所有同学的名字。
       在合肥，特别容易遇到八中的毕业生。我因为上过的学校多，同班的同学多，在工作中，饭局上，活动里，时常可以叙上师兄弟、学姐妹。我也跨届、跨班参加过校友的聚会，八中的校友相见，分外地亲。
       在今年的一次聚会上，有同学请来了陆尔纯老师。他没有教过我，我也与他没有任何交集。别的校友在跟他寒喧的时候，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在学校比较活跃，无论陆老师是否带过，他都能准确地记得他们在校时的样貌。
       轮到我跟老师说话了，他说他也记得我。我心想自己在校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学生，他可能记混了。
       我问：你记得我是哪一届的？
       他说：好像是89的。
       我说：不对。
       他说：那就是88的。
       没等我再问，他脱口而出：你是李庆元班上的。让我大跌眼镜！
       我又再问：那你记得我第二任班主任吗？
       他没有犹豫，坚定地说：陈明华！
       这时，我的下巴快要跌在地上了……
       陆老师的教学生涯会遇到成千上万的学生，他到底能记得多少？更何况他还没有带过我。他的脑容量到底有多大？
       我想，这还是因为陆老师对八中、对学生的感情使然吧。如果八中的校园、八中的师生没有经常在他脑海浮现，他是不会有这么好的记忆力的。
       不单是陆老师，我们八中的师生有何尝不是对八中有着这样的感情呢？
       三十多年过去了，八中的校园，八中的师生，八中的景物，八中的趣事，一直在我的记忆中萦绕，挥之不去。
       八中的人，八中的事，八中的缘，将伴我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