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青春岁月

岸芷汀兰

—— 我的知青生活纪实

作者 张安

      1976年2月，我高中毕业。我家有姊妹五人，一个姐姐两个哥哥都已参加工作，我和小妹就自然成了被下乡的对象。我是1976年初下去的，之后的第二年是芷妹。

      记得很清楚，上山下乡的那一天上午，雪后初晴，天气寒冷，临夏市南门广场中央的雪已被铲除干净，广场北面放着一排桌子，桌子上铺着红红的桌布，桌子后面站着各级领导。我在我妈和大哥的陪伴下，背着被褥、衣物，提着装满脸盆、饭盒及洗漱用具的网兜。来到广场，只见人山人海，彩旗招展，各色标语张贴在四周的墙壁上，和“文革”初闹革命时的形势一样，这样的场景，在当时已不足为奇。今天开大会，明天搞批斗，大喇叭响彻云霄。只听到喇叭里传来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仍鸟飞。”的鼓舞人心的话语。我找到属于自己的编队，排好队，前往送行的家长们和自己的孩子站在一起，嘱咐这嘱咐那的。大约10点左右，大喇叭里传来集合的号令，有成百上千同学集合在广场中央，家长们退到了四周等待。先是领导讲话，之后给每位同学赠送了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著作，一把铁锨，胸前佩戴了一朵大红花。热烈的场面和每一位年轻同学激动的表情如同沸腾了一样，“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同学们的唯一信念，但下乡之后的生活只是个未知数。 同学们也不多想， 便分别上车，在热烈的锣鼓声和欢呼声中一路出发，然后各奔东西了。全国所谓的“知青”上山下乡到1976年，已经下了11个年头了，不同批次，每年都有，到我们这一批，已到最后倒数第二批，1977年再下了一批后就结束了。可是，我们在当时哪里知道这一切，只是被当时的气氛所感染，热情大于理智，更多的是现实大于一切。

     我所在编队属临夏汽车运输公司子弟，被送到和政县马家堡公社，然后编小组分别送到各生产队。我们小组一行6人，被送到一个叫团咀的生产队。这个生产队坐落在牛津河左岸的山头上，背靠大山，面朝河川。我们六个姑娘被安排到这个生产队的两户人家里，我同马玉兰、李桂兰住在大队长家三间西房里；王兰英、孙迎春和刘慧民住在大队长的兄弟家。王兰英她们住的那三间房，一头是一个大炕，一头是我们的厨房，有案板、一口大铁锅等炊具。将我们几个安顿好后，家长们就要离开了。我们送他们到村口，看着家长们走下山坡，所有的激动和喧闹一下子沉静下来。和我同来的几个知青一边喊我回去，一边掉头就走了，而只剩我还站在那山头的大树下，回想着出发时的情景，呆呆地看着眼前这陌生的景象。二月的山野，冬雪开始消融，一块一块露出了田地；对面是山，两山之间，是广阔的川地，牛津河便顺着公路在川道里奔流。虽说河水不急，但河道很宽，犹如万马奔腾而过留下的痕迹。这是一条季节河，在雨季来临时，河水时有上涨，冲刷着整个河床，就连公路有时也被冲坏。河水右岸的山坡下，又是另一个村庄，远远望去，隐隐约约，有十几户人家，在还没有发芽的林木之间错落有致的排列着。此时中午时分，有几户炊烟袅袅，淡淡的上升为黛色的烟雾。山川是那样的寂静，那样的开阔雄宏，而山头上的我，却感到是那样的渺小。长这么大，还从没离开过家，更没有到过这陌生的农村。这时的我有些伤心起来，这才意识到，我的日子将怎么过，我的抱负将怎么实现，我还有返城生活的机遇吗？唉！不想这些了，还是回去吧！

      刚进生产队时，主要劳动是春耕前的平整土地、送肥、修水渠，之后便是春耕开始了。我们刚去，被分配修水渠，和村里乡亲们一起拉车，推土，劳动很辛苦，姑娘们很不适应，干着干着浑身酸疼，四肢无力，拿铁锨的手磨起了血泡，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乡亲们对我们很好，说“这些孩子们很不容易，从城里来到我们这里，那里吃过这样的苦，少干点没关系！”每天清晨天不亮，队长的上工哨响过之后，我们就得爬起来，出早工，干到9点钟，休息吃早饭，之后又出工，干到下午1点多才休息。下午接着干，到了晚上，每个人累得晚饭都不想吃，一上土炕，再也爬不起来了。握铁锹的手磨出了血泡，脸也被山风吹黑了。春耕时，我们干不了太重的农活，队长就组织我们往田里送肥、送种子、平整下种的土地。于是，也学会了一些农活，知道了怎么耕种，怎么锄草。在劳动中，有时也在想，二牛抬杠的耕作、人力车拉、肩扛背背的落后，怎样才能有所改变呢？社会的发展虽然进入了人民公社化，但乡亲们还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这种思考，不，仅仅是简单的想法，时常出现在脑海里。但在当时，只是想想而已。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不仅从乡亲们身上学到了一些农耕技术，也学到了一些艰苦生活的本领。

      我们刚到农村的第一年，食粮由政府提供，六个人共用一个粮本。每月要到五六公里外的公社粮站去领取面粉。我和马玉兰跑我们点的外交，主要负责这件事。生产队分配给我们一头小毛驴，一人在前面牵着，一人在后面赶，用毛驴把一月的面粉驮回来。走公路要过几道河，就是那条牛津河，它是沿公路流去，有几处，流过公路，绕几个弯，害得我们来回淌河。有一次，听乡亲们说，沿山角有一条小路，不用过河，可以到公社。我俩便商量着走这条路，牵着毛驴，沿山脚走，有些地方道路崎岖，担心毛驴会不会踏不稳，掉下去；有时候是在田埂上走，虽然难走，但也来来去去跑了好几趟。又一次，在经过一块豆子地的时候，豆子长势很好，嫩嫩的豆夹挂满了豆秧，我和马玉兰商量着，这片豆夹地没人照看，我们便摘了些豆角吃。又看见附近有块土豆地，正在开花，我们俩就挖了几个新结的小土豆。正在挖弄，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这下可吓坏了我们，爬在地边，不敢站起来。过了好一会儿，等听不见喊声了，我俩才站起来，赶紧离开，但心还在砰砰地乱跳。这算不算偷呢？以后我俩就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

      粮驮回来了，我和马玉兰都不太会做饭，除了有时学擀面条外，蒸馍馍的事总是由孙迎春担当。晚上她把一盆面粉用温水调和好，放在锅台上，第二天早起，三下五除二就放好碱，然后上笼屉蒸。我一般给她烧火，待馒头出锅时，个大且白，很好吃。团咀知青点上的生活虽然单调，但有时也有矛盾。几个人为一点小事会争吵不休，但吵过了也就和好了，毕竟是在一口锅中吃饭的。有一次生产队拔豆子，劳动了一天，到傍晚，队里把较绿的豆子分给大家，我们几个也分得了一捆，背回了家。劳动了一天特别累，大家说，不用做饭了，煮豆子吃。几个人便在昏黄的灯光下，把豆夹从豆秧上揪下来，煮熟，吃得十分香甜，吃饱了，还剩一些在锅里。第二天早起，在收拾剩下的豆子时，才发现有些豆子里，有许多的小虫，几个人看着虫子恶心，恨不得把昨晚吃进去的豆子全都吐出来。那样的岁月，昏黄的夜晚，会给我们如此优厚的体验，这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好处。

     说起接受再教育，在我们下乡的几个月里，乡亲们对我们还是很好的。有些大伯、大妈们对我们十分关心，时常给我们送些馍馍、蔬菜等。有一户人家还请我们吃饭。有户人家请我们几个到他家做客，将自产的蜂蜜每人盛半碗，端上黄橙橙、香喷喷的油饼，蘸蜂蜜吃。这是我当时吃过的最好吃的，酥软香甜。我们几个坐在大炕上，围着炕桌，大伯还亲自为我们几个添茶倒水，使我们非常感动。我说：“在家里，我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同学们也有同感。乡亲们把我们这些学生娃看成小知识分子，热情地给予了很多很多关怀。

     要说真正的接受再教育，忘不了在那“知青农场”的生活经历。同年12月份，我们这一届同学被合并去马家堡知青点，全部31人，被集中到公社附近的一处新建农场。说是农场，其实就是靠山根东西走向新建的三栋房子，坐北面南分两排。一排分给女生住，一排是男生住，前面一排是厨房、仓库及大队部兼会议室。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右靠大山，左旁公路，三面有院墙。有一条小水渠从大门外的公路旁流过，公路旁有两排高高的白杨树。临公路是河滩地，约百亩，分配给我们耕种。临河滩边还有一片白杨树林。沿公路不远处有座桥，过了桥有一片川地，建有几个单位，这就是马家堡公社所在地。我们所在农场离村庄较远，一切生产生活主要由我们自己管理。刚开始时，除了我们这一届来的31名同学外，还来了比我们高一届的8个男生，共39人。1977年初又来了比我们低一届的12名同学，总计51人。刚到农场时，运输公司给我们派来了一名姓楚的老干部当场长。我们按班排编制管理，全场称排，有排长一名，副排长两名。排长由周宏担任，副排长由我和张恒文担任，任建忠任生活委员，马玉兰是我们的赤脚医生。下设四个劳动班，有正副班长各一人。一个炊事班，由五人组成，孙迎春负责。总共29名男生，22名女生。县上配送一台手扶拖拉机，一台播种机，一台收割机，两头耕牛，还有压面机及一些灶具。运输公司送来十几个铁炉，几幅床板、床架及一些煤炭。但还是不能完全解决所有同学的住宿问题。公社就组织先到场的8名知青，拉来了一些木料和柳条，用柳条编制了大通铺，柳条还是青绿的。八人一间住房，除了床铺以外，还放两张课桌，摆放一些日用品，床下放我们的衣箱。冬季时，每间屋生一个铁火炉来取暖。

     那一年的冬天，我们还吃着国家的供应粮。食粮虽然不缺，但副食及蔬菜很少，只有少量的土豆和大白菜。同学们集体上灶，炊事班几个人很辛苦，在孙迎春的带领下蒸馒头，压面条，煮饭。其中玉米面窝窝头最难蒸，但是她们能尽力做好。集体上灶，做饭的问题解决了，但如何公平吃饭又成了问题，于是班排干部会上决定，实行饭票制。没有钱制作饭票，我受大伙的委托，请求在州印刷厂工作的韩靖宇同学，免费帮助印制，才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自从集中起来，我们给自己制定了场区规章制度，每周除劳动外，坚持周一、二、五、七晚间1小时政治学习，读报纸，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老三篇”和华主席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分析大好形势，交流心得体会，同学们热情都很高，认为这是我们自己在“干革命”，在创业。每天晨起，组织跑步锻炼，由我和周宏分别带队，同学们都很遵守纪律。每周还评选优秀班组，并给予奖励或表扬。出操之后，便洗漱，吃早点，然后上工。这一年冬天的农活，主要是平整土地和参加积肥。

     我们规定每月集体放假三天，但必须有人轮流值守，每次三到四人。放假时，同学们都赶着回家。回家时，要么走山路翻过大山，要走五公里多，到临兰公路边，再拦过往的卡车，才搭乘到城里；要么沿牛津河走乡村公路到临兰公路边，再搭乘卡车或拖拉机。同学们都没钱乘班车，但在拦卡车时，有时候有些师傅见到我们，就主动停车让我们坐在大车箱内。但有时候就没那么幸运了，男生们便故意站在路中间，司机只要减速慢行，他们就会扒上车，还显得十分的自豪。每次从家中回来时，除带一些衣物外，同学们多用罐头瓶装咸菜和酸菜，回场后就饭吃。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同学，还带来一些炒好的肉臊子或精炼大油，来改善改善伙食。在农场里，同学们献计献策，解决了生活和劳动中的许多困难和问题。

     在建场初的前三个月，我们经历了很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在1977年3月2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一时期难忘的经历：“在全国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实现抓纲治国伟大决策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知青农场满怀胜利的喜悦，迎来了建场后的第四个月。回顾这艰苦难忘的前三个月，怎能不使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三个月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是奔涌的河水中的一朵浪花。可是在我们的建场史上，它却经受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急风暴雨的战斗洗礼。当时农场只有24间刚新建的房子，一百亩可耕地。其中一半是新平整的生土地，简单的农具和39名知青，条件十分艰苦。有人说：‘集中办场是根本错误的’、‘是冒进’，有几个家长来场领回自己的孩子，还有些同学找各种理由请假回家，发牢骚，讲怪话。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新青年，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一穷二白我们不怕，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克服困难，一定要把农场建好。农场怎么办？我们组织全体知青认真讨论，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道路，不‘等靠要’贪图享乐。经过学习讨论，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开展了深揭狠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举办了1期学习班，出了3期黑板报，写批判稿82篇，自觉学习人民日报《社论》、《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资料。同学们纷纷表示，要把自己摆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摔打，向党委表达了我们的豪言壮语是：‘认真学习两论，批判等靠要；实现三自给，白手起家干；继承领袖志，为党做贡献。’订出作息制度、劳动制度、学习制度和纪律公约。同学们用墨水瓶自制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坚持学习，写心得体会到深夜。大家爱场如家，出主意，想办法，涌现出了许多好人好事，迈出了建场来的可喜的一大步。”

     但不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生活用柴十分缺乏，正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怎么办？没有柴火就意味着我们都不能住在农场里。这一带的农民用木柴都是进三叉沟原始森林拉的，但是在每年的初冬就拉回来了。而在这深冬季节进山拉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山里的雪还厚，路途远，但同学们讨论来讨论去，还是决定进山。修好了几辆人力车，借来斧头、绳索，凑足干粮，每车四人，男女生合作。同学们怀着建设新农场的雄心壮志，长途跋涉六十多里，饿了啃口冻硬了的干粮，渴了吃把雪。山上冰雪封路，越往里走路就越窄，快到半山腰时，人力车无法行进了，我们就把人力车安顿好，同学们全部上山，在没膝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行。男生砍倒树，女生将树砍去枝桠，将粗一点的树干捆成捆，俩人搭档往山下搬运。山刺划破了同学们的手、脸及衣服，马玉兰险些被掉进冰窟窿，拉上来时，裤子和鞋都被水浸湿，山风一吹冻成了冰棒。周宏搀扶她下山，安顿在山下一处山民的帐篷里烤火。任建忠的脚伤痛得厉害，但还得必须拉车，一瘸一拐的。山风呼啸着，天气更冷，而且天马上就要黑了。同学们着急地将砍好的柴火收拾到车上，用绳子捆好，跌跌撞撞地拉着车往山下走，车翻了重新架起来，摔倒了又爬起来，大家相互鼓励，“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以顽强的毅力，忍着饥渴，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走到了一处村民的几个帐篷前。周宏将我们的情况告诉了村民，请求乡亲们让我们进帐篷休息。这里的乡亲们很热情，腾出两顶帐篷给我们。同学们挤进帐篷，围着火堆，喝热水，烤吃馍馍。虽然烟熏火燎，但极度疲劳的同学们就地而卧，靠在别人的肩背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我们继续赶路，有个别实在走不动的同学，大家强迫他坐在人力车的柴堆上，下午终于到了家。留守在家中的同学们十分热烈地迎接我们，给我们烧了洗脸水，洗脚水，送来了饭菜，之后让我们好好休息。我们这群人，最小的才17岁，最大的也只有20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次拉柴着实让我们体验了一回。同学们经历了寒冷、饥饿、困苦，但我们挺过来了，我们成功地把柴火拉了回来，我们胜利了。多少年过去，同学们再见面时，只要提起那时的知青生活，总忘不了说起这件事。这件事使我们刻骨铭心，因为巩固了我们新建农场，为我们下一步生活打下了基础。

     1977年春节过后，气候还比较寒冷，我们已开始了春耕备耕工作，主要是积肥和平地。为了积肥，场里养了几头猪，六只鸡，四只兔子，平时派史保全同学喂养。同学们集体打扫猪圈，积肥。男女同学同劳动，开始时，同学们进猪圈，脚踩在稀烂的猪粪上，闻着呛人的臭气，不自觉地捂着鼻子和嘴巴，但很快就习惯了。出粪、拉粪、拉土，样样都干。先把猪粪用铁锹挖出来，装车堆到一起，叫堆肥。过一段时间后，要用榔头铺开了敲打一遍，打细了，送到田里，堆成小堆，耕种时均匀地洒在田地里，做基肥。这项工作又脏又累，但同学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去年年底用拖拉机翻过的土地，因干旱土块如石头坚硬，要把这一百亩河滩地里星罗棋布的土块打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社派了几位贫下中农帮助指导我们。我们提出要学习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英雄主义，加班加点，早起晚归，大干苦干二十天。同学们齐上阵，每个人的胳膊都肿了，抬都抬不起来，手上磨起了一个个血泡，经过了简单包扎后，继续接着干，磨起了一层层的老茧。每个人的脸都被山风吹得黝黑，再爱美的女孩子也没了往日的风度。同学中开始流传“太苦了，太累了，不想再干了”的思想。发现这个问题后，团支部及时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专题讨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革命的标准是什么呢？”等，写评论，办黑板报。认识到我们来到农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的，不是来当少爷小姐的。”“我们就是要大干社会主义，天越旱，我们越要大干。”就这样完成了劳动任务。但天旱下不了种，春耕受到了影响，为了抢农时，抗大旱，场里决定，背河里的冰块铺地。晚上借着月光，几个男生手拿钢钎、铁锤砸冰，其他人背的背，抱的抱，负责往地里运送。在运送的过程中，同学们的体温使冰块表面溶化，浸透了大家的衣裤，刺骨的寒风又冻成了冰块，走起路来嘎嘎地响。男生在砸冰时虎口被震裂了，裂口处流出了血，同学们的手也冻裂了，可大家毫不在乎。抢在冰河溶化前铺地近十亩。之后大家出主意，向邻村大队借来抽水泵和水管，抽河里的水浇灌了其余土地。保证了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周宏提出我们搞一些副业，以增加我们的收入，改善我们的伙食。他带领大伙到河滩里捡石头，卖给石灰窑场，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辆大卡车，同学们把从河滩捡拾来的石头装上车。那时，河滩里的大石头铺满了河床，没有人捡拾。如果在今日，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早都成了宝贝疙瘩，还会让人们开发为石文化，创造经济价值。但在那个时候，只能烧石灰。就这样，我们又辛苦地劳动了一段时间。

    在知青们的辛勤劳动下，我们种下了80多亩小麦和玉米、10亩油菜、3亩蔬菜。前三个月我们流淌了汗水，也流了泪水，但更多的是体会到劳动后的喜悦和幸福，集体的团结和力量。劳动之余，大搞卫生，同学们端着脸盆去路边的小溪里洗衣服，洗头。小溪清澈见底，嬉笑打闹，欢笑声不绝于耳。男同学丁贵林洗完头发后，向女同学要上一点雪花膏，抹在蓬松的头发上，将头发梳理成漂亮的发型，惹得女同学们嬉笑“臭美啊！”同学们之间还能相互帮助，拆洗被褥，缝补衣物，都是常有的事。

     但我们的文化生活还是很单调，没有书籍，只订了几份报纸轮流传看。闲暇时听听广播，有时唱歌娱乐。记得有一天晚饭后，一大群同学走向公路，凄厉的山风吹向我们，使衣襟上下翻飞；杨树林传来树叶的哗哗声，冷的同学们打起了寒颤。大家便凑到一起，手挽手肩并肩，一边走一边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昂扬……”于是，歌声在山谷里回荡着。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家乡的山河，印证着我们的存在，印证着同学们的朝气，印证着这一群人的豪迈！

      还有在1977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天气晴朗。我们锄草归来，看天色还早，有人提议，我们何不去爬近旁的这座山，比赛比赛呢。同学们便争先恐后的向山上爬去，有一条羊肠小道直通山顶，女生们也不甘示弱，紧跟着男生们爬上山顶。山顶上树木茂盛，杏树、梨树、樱桃树等，郁郁葱葱，挂满了果实。树林之间是一个村庄，走过这个村庄，站到山顶的高处，同学们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沉默了一阵后，大家惊呼道：“太美了！”“美丽的湖水，我们来了！”原来，在我们对面又是一座山，在这两山之间，是一座水库，一道大坝横在两山之间，截断了往下游流淌的河水，形成一个美丽的湖泊，夕阳西照，碧绿的湖水在微风中波光粼粼。同学们高兴极了，又是跳跃，又是呼喊。远山是那样的宁静，水鸟在水面上飞翔。同学们玩累了，有的人依依不舍地下山去了。只有我和胡建奋、秦玲玲三人向水边走去。来到大坝上，只见有一只小船系在一个木桩上，附近还有一间小屋。这时，有管理人员走出来，喊我们不要靠近小船。我们却走向他，再三请求借用小船去湖里游玩。他见拗不过我们，只好答应。但不断叮咛：“掉水里没人救，你们要自己小心。”嘱咐了一番话后，才帮我们解开了船缆。

     我们三人中胡建芬是浙江人，小时候曾在家乡的农村生活过，会游泳，会划船。上船后她告诉我们，要平衡船的重量，不要挤到一起，两只浆要均力来划。我们协力划向湖心，玩的是那样的开心。渐渐地，日落西山，天色暗了下来 ，我们急忙划向湖边。上岸后系好缆绳，告别了管理人员，余兴未尽的走下山来。这大自然造化了山川、河流，也造化了人类。但是，人在大自然雄奇博大的胸怀里是那样的渺小，生命是那么的脆弱。在周山环抱的湖中游玩，近旁没有救护设施，一旦有什么闪失，那后果可想而知。一时心血来潮，过后每说起此事，总还是有些后怕的。

这一年夏季，我们农场遇到了青黄不接的无粮时期。国家供应粮已经停止供应，我们种下的粮食还没成熟。场里决定由周宏带几位同学去县里知青办交涉，结果批给我们两千多斤粮食。小麦和玉米各半，同学们很高兴，先吃小麦，不成想小麦吃完后，剩的全是玉米面了。早点是玉米面窝头，午饭和晚饭是玉米面糊糊。同学们吃了几天后，嚷嚷着难以下咽。为了改善改善生活，经场部商量决定，宰杀了一头猪。炊事班的同学们用猪肉做馅，团成玉米面疙瘩吃。就这样，才算渡过了这段时间。诸如此类的困难，我们都经历了，我们也都战胜了！实践历练了我们，锻造了我们，我们始终是无怨无悔的！

   在插队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曾被公社两次推荐为知青代表。第一次是在1976年9月，参加了和政县妇女代表大会；第二次是1977年5月，参加了临夏知青工作大检查会议。我当年5月6日的日记是这样记述的：“在这次会议上州委马书记作了大会报告，他说：近年来，全州的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插队率为60%。为了贯彻落实中央1973年3号文件精神，为了培养新时代的接班人，州委决定，组织这次知青工作大检查。全州抽调了40多人，除州知青办主管领导外，吸收了部分带队干部和部分知青。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等会议，全国形势转变很快，正在走向大治。英明领袖华主席说的就是全国人民想的，华主席办的是全国人民盼的，华主席不愧为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临夏地区形势一片大好。完成了春耕任务，知青工作有了进步。要求大家在这次检查中要多表彰先进，总结经验，多倾听下面各知青点的建议意见，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注意总结，查找原因，拿出解决的办法，及时反映上来。促进知青工作的健康发展，使知识青年更好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学习和劳动中茁壮成长。”我们上午听报告，下午讨论。第二天分组到各县走访考察。我被分到去康乐的那个小组，走访了康乐县的胭脂、草滩、五户等公社的几个知青点。哪里都是6人为一组的小点，在村民家居住，参加生产队劳动。生活艰苦，但主要是文化生活贫乏，没有可读的书籍。这也是我们知青农场存在的问题。回来后小组讨论，写汇告，最后为总结会。通过这次活动，我很受教育。返回知青农场后，我向全体知青作了汇报。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情景十分鼓舞人心。

   三十年后的一个夏天，这群人又走到了一起，回顾那段别样的青春岁月，无不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因此，我们相约，又去了一趟难忘的马家堡，去看看我们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我们曾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坎坷、欢声笑语、生活磨砺。但是，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都能那样纯真无邪，坦然面对，无怨无悔！当我们再次抵达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呼喊着，我们来了，我们来看你了——曾经的，这令人刻骨铭心的马家堡知青农场！

   但愿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1976年和政县马家堡知青农场的各位知青战友：

高举林、李 明、郭安荣、楚长青、唐英瑞、马仲华、曹玉明、任建忠、李彦霞、刘文学、刘卫东、张大勇、史保全、张恒文、张  安、周  宏、王富成、王兰英、王吉平 、宋金平、孙迎春、孙富龙、刘惠民、李桂兰、马玉兰 、胡建芬、胡晓玲、贾志月、杨素琴、秦玲玲、秦兰生 、康建民、梁文仓、胡金林、杨和平、刘福元、钟富荣、仇建民、左  英、白振勇、郭小妹、丁贵林 金桂芳、李临同、潘淑芳、宋兰媛、谢丽琴、宋  华、袁家宝等51人

张安  2013年6月于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