巜历史的天空》黑茶山空难

凡夫俗子

<h3>我们上饶人对叶挺将军有点特殊的情结,因为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在上饶集中营,七峰岩被国民党囚禁了一段时间!</h3><h3>至于叶挺释放后,我们只知飞机失事而遇难。这段历史我一直很模糊。今日查阅下,一解心中之谜!</h3><h3><br></h3><h3>黑茶山空难,史称“四·八”空难,1946年4月8日,和毛泽东同志一起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王若飞同志自重庆经西安返回延安。机上乘坐的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李秀文、邓发、黄齐生、李少华、黄晓庄、赵登俊、魏万吉、叶扬眉等13名民族英雄与4名美国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酿成了震惊中外的空难事件。[1]</h3><h3>1946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一手包办的国民参政会,公然彻底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4月8日,中国共产党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因形势严峻,不得不冒恶劣天气,由重庆飞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由于天空阴雨,飞机迷失方向,超越延安,于当日下午2时在兴县黑茶山山峰遇雾撞毁。,“黑茶山”旷世空难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h3><h3><br></h3><h3>时间</h3><h3>1946年4月8日</h3><h3>地点</h3><h3>山西省吕梁市兴县黑茶山</h3><h3>客机型号</h3><h3>C-47运输机</h3><h3>空难经过</h3><h3>空难发生</h3><h3>1946年3月4日,自从皖南事变后就被扣押长达5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终于获释。</h3><h3>1946年4月8日,和毛泽东同志一起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王若飞同志自重庆经西安返回延安。当日上午,飞机自重庆飞抵西安后,预告准时到达延安。下午1时许,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同志等,都陆续到达东关机场迎候。</h3><h3>秦邦宪(博古)同志的爱人张越霞,带着侄儿也来到了机场。延安百姓更是成群结队赶往飞机场,欢迎几位英雄,更希望一睹叶挺将军的风采。</h3><h3>当时,山雾沉沉,乌云低暗,下着蒙蒙细雨。人们急切地等待着。约2时许,隐约传来飞机的引擎声。欢迎人群的脸上立刻泛起了欣慰的笑容。然而,那高空的飞机声响不多久,又自近而远,渐渐地连声音也听不到了。疑惑、焦虑与不安,笼罩着机场上每个人的心。但人们还是怀着希望,等候在细雨中。直到下午4点多钟,才慢慢散去。</h3><h3>毛主席回到王家坪,在桃园路口踱来踱去,不时地凝视着雾岭云空。朱总司令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毛主席身边,和主席一起分析、估计着种种可能。</h3><h3>1946年4月8日5时许,西安方面回复延安:该飞机未曾返航。</h3><h3><br></h3><h3>空难现场</h3><h3>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身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样十分焦急,他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默默地等待着。办事处的同志们每走进来,他便急切地望去,想得到一点消息。然而,又那里能得到?</h3><h3>“可能天气不好,没能到了延安,在别传的地方迫降了。”身旁的工作人员小声地解释。</h3><h3>同志们都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这也是唯一的希望了。</h3><h3>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如果还在飞行,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但是谁都不说,大家又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h3><h3>等呀,等呀,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h3><h3>4月11日,不幸的消息传到了延安:飞机在飞经山西兴县南海拔2000米的黑茶山时撞山失事。</h3><h3>周恩来痛哭</h3><h3>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嗦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身旁的人们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h3><h3>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大家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就这样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人忍不住哭出声来,大家也都失声痛哭起来。</h3><h3>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h3><h3>遗体运送</h3><h3>根据晋绥分局的安排,兴县行署立即派人将遇难者遗体,运至岚县东村镇前庄大庙里。晋绥军区卫生部还派出了国际第六和平医院外科医生董炳坤等,认真地对全部遇难人员的遗体进行了矫形手术,经过五个昼夜的努力,完成了包扎矫形任务。</h3><h3>沿途的群众纷纷祭奠并争相抬运烈士灵柩,以报答这些帮助穷人翻身的救命恩人。他们感慨地说:“和平停战,就是这些恩人给老百姓办的好事。”然而,他们却不幸遇难,灵柩过处,千百群众跪伏道上,拦路吊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h3><h3>4月13日,灵柩经过贺家湾时,已是深夜11时了,运灵的人们却遇到一位老婆婆,只见她偕同两个小女孩提着酒捧着供品,在寒风中伫立街头等待祭奠,为了等待烈士亡灵,她们一家已经在此等候一个时辰。150多里且崎岖难走的山路,运送十七位殉难者的灵柩,仅用二十个小时,沿村参加抬棺的群众达千余人。</h3><h3>后事安排</h3><h3>那是一架由由4名美军机组人员驾驶的美式运输机。当时,飞机上不仅乘坐着中共高层领导王若飞、秦邦宪,还乘坐着刚刚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夫人李秀文、11岁的女儿叶扬眉和2岁的幼子阿九。同机的还有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邓发及著名爱国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等13人。飞机失事,机上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h3><h3>“四八”空难,使各根据地军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h3><h3>1946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组成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习仲勋、李鼎铭等26人参加的治丧委员会。</h3><h3>1946年4月19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与延安各界3万余人在东关飞机场隆重祭悼“四八”烈士,毛泽东题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全国各地都对“四八”烈士也进行了沉痛的悼念。延安各界3万余人隆重追悼并公葬诸烈士。</h3><h3>中共中央挽联:“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h3><h3>毛泽东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h3><h3>周恩来题词:“黑茶山顶,延安河边。人民英雄,永垂不朽。”</h3><h3>林伯渠挽词:“革命事业未竟全功,岂得安心含笑去;协议实施正需努力,那堪奇祸白天来。”</h3><h3>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在唁电里写道,他们的遇难损失巨大,使国家失柱石英才,人民失民主斗士。</h3><h3>烈士们被安葬于延安东关机场西北角。朱德、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执绋,送灵下葬,并为烈士建起了陵园。</h3><h3>运灵柩的队伍十分悲壮,除了派来的战士、干部,大量的是周围十里之内村庄挑选出来的青壮年民兵。路宽的地方用马车拉运,上坡下坡路窄的地方全部人抬。回回山是必经之路,山道又窄又陡,无法并排抬着行走。前面只容一人背负棺木,跪着爬着前行,后面一人顶着,推着艰难通过。灵柩每到一村,村民们都要拦住烧纸祭奠。这样一村又一村,翻山越岭,15日凌晨,灵柩到达岚县飞机场附近。运送灵柩仅用了20多个小时,走完了75公里的路程,参加运送的队伍达到1500多人。</h3><h3>沿途的群众纷纷祭奠并争相抬运烈士灵柩,以报答这些帮助穷人翻身的救命恩人。灵柩过处,千百群众跪伏道上,拦路吊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h3><h3>“四八”烈士</h3><h3>这次空难机上17人全部罹难,其中有5位可谓中共党内外著名人物。</h3><h3>遇难烈士</h3><h3>王若飞:时年50岁,1922年入党,是我党早期活动家之一。抗战胜利后,致力于国内团结,四次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与周总理一起代表我党在《双十协定》上签字。</h3><h3>秦邦宪(博古):时年39岁,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党。1946年2月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为政协宪章审议小组成员。</h3><h3>叶挺:广东人,时年50岁,1924年入党。抗战时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囚禁5年,1946年3月获释。</h3><h3>邓发:广东人,时年40岁,1925年入党。抗战胜利后任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h3><h3>黄齐生:贵州人,时年69岁,知名老教育家,王若飞之舅父。</h3><h3>李秀文:叶挺夫人;</h3><h3>李少华:第十八集团军参谋;</h3><h3>魏万吉</h3><h3>赵登俊</h3><h3>高琼(女)</h3><h3>叶阿九(尚未起名):叶挺幼子;</h3><h3>叶扬眉:叶挺五女儿,时年11岁;</h3><h3>黄晓庄:黄齐生之孙。</h3><h3>遇难飞行员</h3><h3>美国飞行员兰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Dallas Wise、迈欧M·S·Maier、马尔TE·R·Martin三位上士。</h3><h3>烈士陵园</h3><h3>主词条:“四·八”烈士陵园</h3><h3>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后,陵园遭到了破坏,次年边区政府修复。</h3><h3>1957年,中央决定重建“四八”烈士陵园,陵址迁往王家坪。</h3><h3>1971年烈士遗骨被迁往城北的李家洼现址。</h3><h3>1992年5月12日,李铁映同志前往陵园吊唁,目睹陵园荒芜僻陋情景,当即指示拨款维修。</h3><h3>1996年,经过扩建整修,陵园宏伟壮观,面貌焕然一新。</h3><h3>2006年,陵园展室进行整修布展,并对外开放。</h3><h3>空难疑点</h3><h3>湮没在时空里的真相:“飞机到延安上空时,因气候恶劣不能着陆,乃改变航向,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同机的13人和美军航空员4人同时遇难。”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记载都是按照这一口径来叙述的。然而,“四八空难”的幕后真相究竟如何?</h3><h3>周恩来的分析</h3><h3>对于“四八空难”周恩来总理一直心有疑虑。因为这件事情中有着许多的疑点。周总理说: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己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飞机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了 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h3><h3>1951年6月,他在接见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时就曾对叶说:“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说是飞机遇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叶将军被国民党关了五年,可他一出狱就给党中央写信要重新入党。蒋介石是很生气的,老蒋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时间很长,了解他的个性。他为排除异己,利用特务做手脚很容易的。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在机场迎接的人们己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飞机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了,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h3><h3><br></h3> <h3><br></h3><h3>当然,周恩来的分析是有根据的。当时,兴县公安局参加清理失事飞机现场、直到把烈士遗体护送到延安全过程的干部顾逸之,他当时给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后来也曾写过一篇《对 “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里面谈及了关于在飞机失事现场以现的一些问题:</h3><h3>官方报告分析</h3><h3>1998 年4 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作者是顾逸之。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工作,1946 年“四八”空难期间,他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四八空难”发生后,他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他给中央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h3><h3>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h3><h3>第二,从4月8 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h3><h3>第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h3><h3>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h3><h3>当时在飞机残骸中还发现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不可能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各方表明,必定是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h3><h3>但是当时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共中央为促成国共合作,表现了极大的真诚以争取和平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不给国民党留下借口,在新华社当时发布的消息中说“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空难的真相也就长期的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谜。</h3><h3>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带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h3><h3>将军分析</h3><h3>根据这一切事实的分析,明显感到事情发生的有所突然。现已在广州军区离休的叶正大将军,凭他多年对导航系统的研究与周恩来的分析,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第一,飞机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加油后北飞延安,这中间有人登机检查,直到距延安30公里甘泉地区,一切飞行和地面无线电联系都正常。隆隆的飞机声延安机场都可以听见了。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起作用了,使飞机不飞向延安,而‘竟飞到东北方向,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第二,当时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却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说,黑茶山的天气比延安的天气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高,而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才爆炸起火的……如果再飞的高一点,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飞机可以飞6000多公尺高,却在2000多公尺高度撞山,显然是国民党特务利用检查飞机时,在高度仪与罗盘上做了手脚,飞机的高度表和罗盘失灵了。第三,在遗物中有一份关于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当时飞机已意识到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迷航。根据这三点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将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了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使飞机迷失了航向的高度。”</h3><h3>气象分析</h3><h3>对于这场灾祸,有后人曾质疑,是天灾?还是人祸?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的破坏?根据大量调查最终确认为不属于后者。但又有人提出,这场灾祸是不是可以避免呢?这就得从气象角度分析,我们认为无法避免。</h3><h3>一是由于当时国内的战乱,全国的气象观测站点很少,机组人员无法掌握和了解当时的天气状况;</h3><h3>二是由于当时解放区的经济条件所限,延安虽然有了气象观测站,但是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局部的观测,远远不能满足飞行的需要,更由于当时的通讯条件所限,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地面无法指挥空中机组人员向气象条件较好的方向飞行。</h3><h3>另外,从山西吕梁山区50多年来的气象记录总结得出,在4月份由于受地形和大气环流的影响,此时正是少雨、多雾、多风沙的特殊气候变化时期,此时的气象条件对飞行极为不利,当时附近又没有备用机场和备用航道,在大雾弥漫中与地面失去联系,仅靠外国飞行人员盲目飞行,后果可想而知。</h3><h3>真相一说</h3><h3>“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道明了真相,让此事大白于天下。</h3><h3>在1945年国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1946年4月,共产党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飞机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领导人物,为了破坏中共的工作,打破国共两党谈判的和谐氛围,制造事端以麻痹中共的谈判,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行动。</h3><h3>军统的头目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于是这帮罪恶的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务懂得机修业务的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h3><h3>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尽管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但并没有多加在意,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已有些偏低。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的影响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地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严重偏离了航向。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为一个资深的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在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就这样,搭载中共众多高级领导的C-47在一个特意的阴谋安排下发生了事故,其真相多年来也一度鲜为人知。</h3><h3>烈士纪念</h3><h3>由于黑茶山酿成的千古大祸,这座高大而荒凉的无名山从此扬名。国家出版的地图不仅特别地标出了它的名字,而且标出了它的高度,以示纪念。</h3><h3>解放后,黑茶山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建起了“四八”烈士纪念馆,这座特殊的山成为了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h3><h3>为悼念烈士英灵,1978年建“四八”烈士纪念馆,1999年黑茶山顶建遇难处纪念厅。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h3><h3>“四八”烈士纪念馆补称王若飞纪念馆、“四八”烈士祠,位于兴县东南45公里的黑茶山脚下东会乡庄上村。距县城45公里,交通方便。纪念馆建于1960年,建筑面积378.7平方米,占地面积1730平方米,整个建筑座北向南,有大厅五个,大厅里陈列着王若飞、叶挺、邓发等烈士灵位、遗像、悼词、简历、记事碑等,陈列着烈士生前革命活动史料和图片。王若飞等5位烈士及随员的13块石刻灵位(另有两通石碑)分载着烈士简历和遇难经过。</h3> <h3>当年叶挺将军囚禁处(上饶七峰岩)</h3> <h3>博古(秦邦宪)</h3> <h3>邓发</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