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新周庄人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都有童年时光，或幸福快乐或艰难苦涩，有的平平淡淡有的道路坎坷。我虽然出生一个普通工人平淡家庭中却命运坎坷多舛，如今回想起来感慨颇多啊，童年生活就像在碗里倒了酸甜苦辣咸调料，五味杂陈回味无穷。

我的童年就在有着过街楼狭窄的弄堂里度过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欢乐又苦涩的岁月。

　　一九五三年四月上海的某天清晨有一个男婴出生，长得五官端正天庭饱满惹人喜爱。正值国泰民安万家灯火，父亲想了想儿子在族谱中为国字辈，就给男孩取名为国平，国家和平嘛。此人就是我。

　　我祖籍在江苏常卅横林的一个乡村，父亲是家中最小儿子，排行老七。在十六岁那年由嫁到上海的姐姐介绍，到一家织布厂打工。母亲在八岁时就没了双亲，唯一的哥哥被国民党抓壮丁去了台湾，至今杳无音讯。

母亲由堂哥抚养，后来堂哥也添儿育女无力抚养，就把母亲送到父亲家做了童养媳。到十六七岁时与父亲圆了房，随后跟着父亲到上海一同进厂当了名纺织女工。

在我出生前就有了一个哥哥，由于父母都是三班倒，无法抚养孩子，还没有断奶便把哥哥送到乡下，找了一个奶妈抚养。那时抚养费不高，也就一个月十元钱。对无现金收入的农户也算是一笔不小的钱了，油盐酱醋绝对有了着落。

同样我也步了哥哥的后尘，出生三个月后就被送到母亲老家一户农家。我奶妈虽然粗茶淡饭，却身强体健奶水充足，喂养两个孩子不成问题。当我刚会爬时就被奶妈抱着下地，和她儿子在田边草堆里玩耍，奶妈则在田里劳作。

当我会走路时，我喜欢满地乱跑，更喜欢爬上桌子往下跳。这举动当然吓坏了奶妈，万一我摔坏了怎么向我父母交待？所以奶妈会抓住我横放在膝盖上，在小屁股蛋上狠狠地揍我一顿，给个教训。

只不过要出事谁也挡不住。一天我突然又吐又发烧，在小诊所里打针吃药都不见好。奶妈害怕了赶紧将我送到奶奶家（爷爷早已过世）。奶奶见我不省人事，慌忙送到横林镇医院，经诊断我得了急性脑膜炎。当时这病可是九死一生啊！

奶奶急了，对着医生又是磕头又是求情，说什么我父母都在上海赚大钱的，无论花多少钱一定要救活我。也许是钱起了作用，也许是老天爷还不想收我，于是我成了九死中的一生。当然这一切都是奶奶后来告诉我的。

在我四岁时，父母怕我再出什么意外，就领我回到了上海。奶奶为了照顾我也一同来到了上海。

　　这幢建筑就是大自鸣钟，当时市民家都很穷没有钟表，上班什么的就听此钟声定时。不过在我出生前就拆除了，名声却不会消失，大自鸣钟已代表这个地段的称呼。

　　父母租住在常德路新会路上312弄，名叫白玉坊的弄堂里。一排排二层小楼原本是日本人开的纱厂后为职工建造的公租房，一间间都很小。我家住在22号底楼，一个客堂间和一间卧室，只有20个平方左右。

住处距离普陀区最有名最繁华的地段大自鸣钟只有七八分钟路程。虽说地段也不错，可这儿的居民心中却象住在城外，如果要到南京路去一次，就会说到上海去白相。

我四岁了也该上幼儿园了。父亲在附近找了一家全托幼儿园，从新会路走到常德路上吴江铜厂，从厂区边上一条小路绕过一个弯不远处就到了。

四岁时我已经有记忆了，幼儿园是用一家破旧的四合院改成的。东边一间为活动室，朝南一间为卧室，西边一间边为办公室，中间院子算作操场。

全托就是一个星期全住在幼儿园里。那段日子是很快乐的，白天在教室里围着小桌子搭搭积木，看看图画书做做手工，学着画画唱唱歌，其中有一首歌我至今都能唱：“微微的春风暖洋洋，树上的鸟儿叫喳喳，小红花儿都开了，柳树的叶儿快长大。小鸟小鸟轻轻唱，蝴蝶蝴蝶慢慢飞，小朋友们坐一起，唱歌跳舞多快乐。”

除了那些绝对没有认字学算术，比现在幼儿园孩子快乐多了。傍晚就在院子里做游戏，如丢手帕抢椅子捉迷藏，我最喜欢的就是老鹰抓小鸡。孩子们紧拉着扮母鸡的老师排成一队，欢叫着左闪右躲避开装扮老鹰孩子的抓捕。

晚间睡觉是没有小床的，用木板铺成一个大通铺，孩子们就个挨着个儿睡。冬天还好，到了夏天屋里又闷又热，连个电风扇也没有。只能在天花板上吊着几排用纸箱板做成的排扇，用绳子串连系上，由老师不停地拽着绳子来回拉动纸板，扇出来习习凉风给孩子们降温。亏老师想的出，也真辛苦老师了！

孩子总是依赖父母的，别说一个星期不见，就是一天也想念啊。每到周末，别的孩子都翘首盼望父母来接，我却与众不同，不但不盼望而且不想回家，因为幼儿园的日子比家里快乐。自打吃奶起就离开了母亲，在乡下奶娘身边成长。回到上海就上了全托幼儿园，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少之又少。在我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带我出去游玩过，甚至不记得抱过我，因此对父母没有一点依赖和亲近感。

父母每逢星期六下午会来接我回家，星期一早上再送我回幼儿园。半年后我就一个人独来独往了，有时候我还背着一床小棉被晃悠悠地行走在马路上，挺滑稽的。父母并不担心我的安全，家中到幼儿园我走也只需十分钟，马路上车辆稀少，一天也没有几辆卡车行驶。

那个年代哪家不生个四五个小孩，多的七八个十来个也有。主要那是刚解放不久，战争死了不少老百姓，因此毛泽东主席号召人民多生养，生养的多还被评个光荣妈妈，当然是没有奖励的。再说，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娱乐，父母到了天黑无事可干，便上床开展造人运动。人口多加贫困，根本不担心小孩会被人拐卖，有想送人也没有人要啊。

　　快乐总是那么短暂，转眼就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一个弄堂里的孩子全部就近入学，统一安排在一个学校。学校离家很近，就在常德路口长寿路上的一个小弄堂里，小学全称“普陀区搬运工人第三小学”简称“搬三小学”。那时由于人口急增，学校跟本不够用，就弄几间民房就成了学校，弄堂就是操场，非常简陋。

　　报道的第一天我就一个人去了学校，背着小书包东跑西看把全部教室都察看一遍，觉得教室很大，一排排桌椅要坐五十多个学生。 那年代上学也是件快乐的事，每天只上半天课，就上五门课，语文算术音乐画画体育，哪像现在整天上课还学什么外语。

课间休息，就在狭小的弄堂里打闹或者在教室里蹦跳，反正老师也不管。哪个孩子摔一跤，跌破了头蹭破了皮，顶多用红药水擦一下，家长也不会来学校找老师讨说法，更不会找学生家长索赔了，因为这事太平常了，孩子们就在磕磕碰碰中长大的嘛，有什么好大惊小怪。

反正我也是皮大王，下课就喜欢上蹿下跳，从一楼跑到二楼，二楼再跳到一楼。手腕膝盖上经常伤痕累累，到家里还得刻意隐瞒，免得让父母知道又得被骂挨揍。

老师每天布置的作业也很少，几个同学拿着大小板凳到墙根下聚在一起做功课，无非就是加减乘除，抄写几遍新字，有个把小时就能完成。

　　功课做完接下来就是玩耍，那年代什么玩具也买不起，但是孩子们的创造能力是惊人的，自己创造游戏找快乐。女孩子可以踢毽子跳皮筋跳绳抓沙包，男孩子更多了，滚铁圈打弹子刮纸片飞糖纸打弹弓抽陀螺，真是五花八门。

并不宽畅的大小弄堂到处是孩子们的身影，这儿跳绳那儿打弹子，滚铁圈者滿世界乱跑，大家都玩自己喜欢的东西，玩的不亦乐乎不知道时间了，直到各家各户大人们扯着嗓子叫自己儿女，这才灰头土脸回家吃晚饭。

到了傍晚孩子们更喜欢的就是捉迷藏，满世界乱躲，这家躲到那家，大橱里床底下都是藏身之处，反正各家各户大人都好说话，看着孩子玩也有趣，任由孩子们上天入地东躲西藏，吵闹声是不绝于耳。

　　

　　我最喜欢玩抽陀螺和滾铁圈，陀螺上海话叫贱骨头，意思是你用鞭子抽它，越使劲抽陀螺转得越快。滾铁圈可以在弄堂里到处跑动，那心情就像骑了一辆自行车。铁圈一般是用从坏木桶掉下的铁箍，有时弄不到，一些熊孩子子会偷偷把放在别人家门口的木桶上敲下一道箍。

那贱骨头虽有卖的，买的人却很少，都由大人做。我父母从不会给孩子买任何玩具，我虽然得了脑膜炎却没有笨，反倒很聪明。买不起那我就自己做。这贱骨头很容易做，截一小段圆木，把一头削尖，尖头处钉一个铁钉，露出一点儿用锉刀锉成圆头即可。再找一段粗一点绳子绑在小木棍上做成鞭子，够你玩个痛快了。

其实正宗的陀螺叫铃角，两头细中间大，底部镶嵌一个圆锥型铁头，都是用织布厂织布梭子上的尖角做的。玩的时候用绳子一圈一圈饶紧，然后用力甩出，会剧烈的旋转。有一个玩法叫斗铃角，有些残忍，一个人把自己的铃角在地上转，另一人举起自已的铃角对准地上的铃角用力甩下，把那铃角砸飞，自己则定在地上旋转不停。有时候尖锥会把铃角砸成两半。

这玩法非常刺激，我可不敢靠前看，因为飞起的铃角会伤人的，只能远远观望过过瘾。

　　

　　居住的弄堂很窄小，也就三米来宽。在弄堂口上空还搭建了过街楼，楼梯又占据弄堂一米宽，只能通过三轮车手推车。要是有个火灾，消防车根本进不去。幸好我住的十来年从没发生过一次火灾，尽管是砖木结构，尽管是煤球炉都放在家里。

弄堂的路面上铺的全是碎石块路，俗称弹格路，夜深人静的时候，穿着木拖鞋走在上面，叭嗒叭嗒声整个弄堂都听的见。大弄堂分叉着很多小弄堂，每个小弄堂有十来户人家，家家都有四五个人口，多的八九个。

此时我家已有八口人了，我回到上海几年里又陆续添了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加上奶奶共九个人，对了还用了一个保姆，这么多人口没有保姆怎么行。(保姆工资很少的，也就8块钱一个月，管吃管住）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这么小的住房怎么睡得下啊。

冬天的日子还好过，一到大热天屋里根本待不住人，那个闷热啊气都喘不过来。别说空调，连个电风扇也没有，只能手持一把芭蕉扇使劲扇风驱热。每家每户都是住房小人口多，因此一到夏天太阳还没有落山，家家户户就忙开了，拎着一桶桶冷水冲向地面，去掉点暑气，然后搬出板凳椅子还有长凳，加上铺板搭成床，条件好一点的有竹床，都紧挨着靠着墙跟放好。等吃完晚饭就全家老小盘坐在铺床上吹牛聊天织毛线打发时间。

那年头民风还是不错的，小媳妇大姑娘也都穿件短袖小褂和短裤。那时还没流行胸罩，弄了个肚兜或者小马夹穿在里面，四仰八叉露天而睡，绝对没有色狼和咸猪手。那时管得严啊，谁敢耍流氓不是三年劳教就是五年牢狱，要敢强奸就是枪毙。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盗窃案，家中无人门也不会上锁，因为家中根本没有东西可偷，除了几张破桌烂凳旧家具，连件新衣服也找不到。

那年代真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民风淳朴啊。

　　天黑了，小孩们就不能玩耍了，老老实实坐在床铺上打打扑克牌、走走斗兽棋五子棋，或听着大人们讲讲故事。

我经常会躺在床铺上望着天空看明亮的星星，好奇的想着星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发亮又不会掉下来。那年代没有小轿车没有拆迁房子空气没受污染，天空是那样的洁净。黝黑的天空闪烁着无数的明亮星星，尤其是那条白色长长的银河非常吸引我，总想找到牛郎和织女。

狭窄的大小弄堂全塞满了床铺，走个人都困难。如果骑个自行车进出弄堂都不可能，幸好谁家都没有自行车，那玩意儿贵啊，一辆28寸凤凰牌要130元，一般小青工每月工资才二三十元，谁买得起啊。  

狭小弄堂根本容不下这么多户居民搭铺，只能跑到弄堂口马路上搭铺，整条马路也一样挤得满满登登的。幸好晚上是没有一辆车通过，要真有车通过，估计按坏喇叭也不会有人让。

直到半夜暑气渐消有点凉快了，父母就把孩子们一个个拉起，拿着板凳扛着铺板回屋家里睡觉。

到了清晨四点多钟倒粪车就会进弄堂了，倒粪工人边推粪车边大声喊叫：“倒马桶啦，快把马桶拎出来。”还在弄堂里睡觉的人纷纷起身，撤掉床铺返回家中继续做梦。这回谁也不会不起身，谁家都要倒马桶的。

听到叫喊声，大姑娘小媳妇揉着睡眼朦胧的眼睛，拎着满满屎尿的马桶走向粪车，倒粪工人接过马桶麻溜地把屎尿倒进粪车，那臭味弥漫在整条弄堂久久不能散去。

　　原本这艰苦的生活还能平淡地过下去，谁知1959年全国发生了自然灾害，而且连读三年，为中国历史上难以磨灭的三年自然灾害。据说是全国有地方大旱有地方大涝，很多省份颗粒无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全面对中国经济封锁，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本来就实行定量供应的粮食，再减去三分之一。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好像成人每月20斤，小孩10斤。吃饭是不可能了，一天三顿粥。我家这时有粮食供应的有六个孩子两个成人，奶奶保姆还没有粮食供应，孩子吃的比大人还多，那点配给哪里够吃啊，无奈之下只能把保姆忍痛回掉，可怜的保姆痛哭一场，滿脸愁容地回了老家，因为老家的日子更不好过。

灾害到了第二个年头日子越发过得艰难，配给的粮食更少了，连厚粥都快吃不上了。一小碗米烧一大锅粥，清汤寡水的连米粒数得清，只能用点面粉加入使清汤粥有点粘稠，或者放些菜皮胡罗卜熬菜粥。兄弟姐妹几个虽然都是孩子，胃口却比大人还好，一顿能喝几大碗，一锅粥一抢而光，喝完粥还要把碗舔得一干二净，都不用洗碗了。

奶奶老态龙钟了，走路要柱着拐杖颤颤巍巍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家务也做不了了。

奶奶每天坐在家门口，睁着两只空洞的眼睛朝天望着，嘴里不知念道些什么，也许在保佑灾年快过去，让这些宝贝的孙子孙女们都能吃上一顿饱饭。奶奶自己只喝一小碗粥，到后来就不吃东西了，就想早点归西省一口饭给孩子们吃。

奶奶是封建陋习的受害者，从小就裹成小脚，就跟江南一带包的小脚粽子一个模样，走路一扭一扭的绝对不利索。除了在家哪儿也没去过。奶奶洗脚时我看见过那双变了形的小脚，我那时小还不懂，还以为长的就是那模样。

终于有一天奶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奶奶是活活饿死的，我也尝到了饿的滋味，真的比死还难受。

　　保姆走后，我和哥哥就开始做起来家务，除了买菜洗碗还得生炉子，炉子重我一孩子根本拎不动，只能和哥哥携手把炉子拎到户外。一个扇火一个加柴加煤球，好不容易生着再合力拎回家里。接着就淘米烧粥，等米开花了弄点面粉下锅，变成粥糊糊。烧菜就更简单了，因为没菜可烧啊。

有一次我挎着一只竹篮去菜场买菜，菜也不是随便可以买得到的，凭票供应每户2斤。有一天供应的是卷心菜，准确的说是卷心菜外面的老叶子，以前都是用来喂猪或沤肥的。食物短缺不得不拿喂猪的菜叶用来供应人吃。那还得排队，我那么一丁点的娃娃稍被大人一碰一推就出了队伍，急的我哇哇大哭。心地善良的卖菜阿姨拿过我的竹篮子装了一点，叹了口气说这么大孩子就来买菜，作孽啊！

一天住在药水弄的一个同学悄悄告訴我，说是药水弄里面的一条小路每天下午2点钟有一辆运送豆腐渣的推车路过，那豆腐渣能吃，很多人都去抢。有吃的当然是好事，别人能抢我为什么不去，不去白不去。于是我也拿了一只小锅，屁颠屁颠去了。

那段路并不近，在长寿路的北面得走上20分钟路程。找到那条小路一看，已经有不少孩子拿着锅盆等待。果然到了时间一个工人拉着一辆板车，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椭圆形木桶，里面装满了洁白的豆腐渣，拉向苏州河边装船。

孩子们看见车就一拥而上，把手中的家什往桶里舀。工人也不驱赶，不是饿急了谁会拿喂猪的饲料来充饥。他慢慢地拉着装着没看见，给孩子们机会。

我一看也赶紧上前，可惜我个子太小根本够不着。使劲往上跳也没用，急得我求大一点的孩子帮个忙。可他们自顾自还来不及，一把将我推翻在地。好心的工人看见了，忙停下来扶起了我，并呵斥他们。最后帮我装了滿滿的一小锅给我，叮嘱我不要再来了。真是个好人啊！

这年终市政府竟然弄来点鱼和猪肉，每户发鱼票肉票，还分什么大户小户，四人以下为小户，每户二斤。五人以上为大户，每户四斤。给大家过个开心的年。早已忘了鱼肉味的市民欣喜若狂，彻夜排队。我和哥哥也早早到菜场排队熬夜，等候买肉是不用担心买不到的，凭票总能买到，排在前面的就想能买到三指厚的肉膘肉，买回家把肉膘切下来熬成猪油，炒菜就有油了。当我拎着冰冻带鱼和冰冻猪肉心中是说不出的高兴，终于能在过年时尝到鱼肉味了。

工厂机器运转是靠电力，电力要靠煤炭和石油。石油紧缺势必造成工业落后，那就影响生产日用品了，同时也影响车辆行驶。再困难交通不能断啊，有高人就想出一个办法烧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气，反正车上顶了一个大气包，有点滑稽。

　　自然灾害到了第三年，连米也快供应不上了，尽烧些菜汤粥面糊糊，粥里面都能数清米粒。弄堂里整天来讨饭的外地灾民一批接一批，唉，自己都吃不上饭了，谁还有能力接济他们。我看着这些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灾民有点惊慌，害怕他们冲进家来抢吃的。其实也多担心，家中哪有什么吃的。

看着乞讨无果灾民一脸愁容的转身离去，心想他们以后怎么办，会象奶奶一样饿死吗？他们比自己更可怜啊！

后来政府也不能眼看市民忍饥挨饿，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大批山芋供应，1斤粮票能买7斤，的确能少饿肚子。可是这山芋是白心的，无论蒸煮都烂糟糟的非常难吃。难吃那也得塞进肚子，总比喝白开水强吧。如果放点糖还好一点，可糖也凭票。幸好有人发明了糖精片，那玩意随便买，放上几粒也蛮甜的，就这样勉强对付几个月。

这困难时期，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就连火柴草纸也要凭票。草纸也就是擦屁股的卫生纸，很粗糙厚厚的，擦时稍用点力就觉得屁股蛋有点痛，一张草纸还得一撕两半节约着用。

　　三年自然灾害终于结束了，日子稍微好过了点，但是买东西仍需要凭票。食品不用说了，就连买个磄瓷洗脸盆痰盂罐都得凭结婚证才能购买。自行车缝纫机老贵了，一百三十以上一台，小青工一个月才二三十元哪儿买得起，别说没钱买就是有钱也得买不到。这些日用品票证都由单位发放，如果有门路还能弄到。

米面供应又恢复到从前的定量，只是供应的全是秈米，有胀性没糯性，而且全是存放三年以上的陈米，每斤一毛四分三厘。大米每人每月也就几斤也是陈米，每斤一元六角四厘。几十年没变。这些陈米只要到夏天买回来不出半个月全生出小黑米虫，俗称洋子，只得放在阳光下晾晒，那小黑虫钻出来到处乱爬乱飞，弄也弄不光，淘米时仍漂浮黑黑的一片。

有时会供应一点好一点的米，也不是新米，只是成色鲜亮一点吃口好一点。只要一个人知道了会奔跑回来广而告之，这消息会令所有人兴奋，以最快的速度奔向米店排队。父母马上会叫我赶快去排队，我很听话立马拔腿奔跑，总比那些大爷大妈大嫂们跑得快。然后父亲拿好购粮证，钱和米袋笃悠悠来到粮店等候买米扛回家。有时候父亲在上班，我只好叫上弟妹一起来排队，分装两袋，先扛一袋二三十斤回家，然后再返回来扛。

　　有回在排队等候时，看见卡车装米来后，那些搬运工人把一袋袋米扛上二楼。我很好奇，难道卖米时再把米袋扛下来？我悄悄的跟着上了楼，只见一个店员打开一袋米往地板上倒。哦原来地板上是开了一个四方大漏斗，下口一直通到下面一个小粮斗里。卖米时打开闸门，楼上漏斗里的米就流到下面小粮斗里，称好重量居民就把米袋凑上泄口装米。这店员卖米倒也省力多了。

　　在我10岁读三年级时，弟妹们也越长越大，狭小的家里已经无法再挤了。那怎么办，挤也不是长久之事，于是父亲多次到房管部门软磨硬泡，终于争取到稍大的一点房子，由原来22号搬迁到相隔两条弄堂的8号，是楼上通间。前楼房间约十二个平方，后楼房间也就三个平方，其实就是在楼梯上空间那么一点地方，只能放块板做一张床，两个妹妹睡。床铺边上就放着一只马桶权当睡房卫生间。朝北一间约六个平方，俗称亭子间，兄弟四人挤在一张用铺板搭的床，白天得拆掉，再打开折叠桌子用作写作业吃饭。

头一回能住在楼上，又是地板又通风透亮，还能居高临下看别人行走做事，那感觉就像腾云驾雾。最开心的是这条弄堂里八户人家竟然有30来个孩子，大小相差四五岁的有20多人，别提有多热闹了，整个弄堂就是孩子的的世界。

有开心也有烦恼事，让我很是烦恼的那就是母亲定了一条规定：男孩子一律到外面大小便，不准使用马桶，否则家中会奇臭无比。

在弄堂一个墙山头建有一个小便池，非常简单，两边用砖砌成一米多高的遮羞墙，其他毫无遮挡，站在那里小便就等于对着墙跟撒尿，一览无遗根本不谈文明不文明的。

　　这外出小便还算便利，大便就可麻烦了。在新会路常德路口有一座公厕极其简陋，也就是盖了一个大的草棚，放着两排共有10只大粪桶，高50公分，直径也有50公分，口子上钉了小块木板方便坐着。粪桶也没有盖子臭气熏天，大热天是绿头苍蝇的美食天地，当你坐上时围着你乱飞，还会在你屁股上乱爬。

别看这么简陋又臭气哄哄的厕所人气绝对旺，从早到晚拉屎的人是络绎不绝。尤其在清晨早上厕位更是一桶难求，而且还排起了长队。原因很简单：男人都没法在家里拉屎。

有一次还闹了个笑话，一位路过的妇女见这么多人排队，不问个明白就排上了队。一个老爷子问她是不是为老公排队。因为有时会有小女孩或妇女先来为父亲老公排队。后来妇女明白了这排队的原因，羞得她一溜烟跑了。

我就害怕两件事，一是排队等候，那快憋不住的感觉太恐怖了！二是我个头小，好不容易坐上粪桶两只脚不着地直晃荡，双手得紧紧撑住捅沿，要不然会掉进粪桶弄得满屁股都是屎。

有时候排着队实在憋不住了，只好跑到没人处的墙根下解决。有时候乘家里无人便偷偷在马桶上拉个痛快，如果被母亲察觉了就会挨顿臭骂。后来我尽量改掉早上大便的习惯，中午时分人最少。

这时我担当起了大半的家务，买菜生炉子烧饭做菜，拖地板买油盐酱醋和泡开水。在公厕斜对面处有一个老虎灶，是专门烧开水的地方。在家烧瓶开水费时费煤，还不如花一分钱能泡两瓶开水来得划算的，所以居民们都会到老虎灶去泡开水。

泡水的人多因此也得排队。我最讨厌排队了，有时等得不耐烦了，便要求店主水不开也帮我灌上，反正父母又不知道开不开的，能喝口热水就行。

　　自然灾害之后，生活渐渐好转了，虽说食品供应比前几年好多了，仍是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和排队，只有蔬菜供应不要凭票了。鱼肉仍然是除了逢年过节才能供应一点。我买菜要到长寿路西康路上的一个叫西康菜场去买，那是一幢单独的两层建筑，非常大，附近的居民都会上这个菜场买菜，因此大清早菜场里是人声鼎沸拥挤不堪。而且买菜的大部分是老人孩子，像我这样的小屁孩也不在少数。那时候小孩多嘛，大人要上班哪有功夫去排队买菜啊。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弄堂里比我大点的孩子都会帮着家里买菜，最有意思每家都有女孩，理所当然是这些女孩去买菜了。我家虽然也有女孩，只是妹妹也就四五岁能干什么，那只有我去买啰。

大清早天还是黑黑的，弄堂里就传出来招呼声，各家姐妹闻声起床。我听到叫喊声赶紧穿上衣服，睡眼朦胧提着竹篮与她们结伴而走。

菜场里已经有不少人，我们赶紧排队等待运菜卡车驶来。车一到卖菜职工把一筐筐蔬菜卸下拖入柜台里。此时原本排得好好的队伍一下骚动起来，人挤人前胸贴后背排紧以防有人插队，但是有认识的人一样会插队。有些人刚从家里赶来，指着踢到一边的破篮砖块说晚上就排队了，硬要挤进队伍，排着队的人哪肯让她进，于是争吵开始，甚至动起手来，往往凶的人赢了。

我个头小往往被人挤出队伍，幸好是结伴买菜还能重归队伍。直到6点整铃声大作卖菜开始，这才安静了下来。

夏天买菜还好一点，冬天就受罪了。北风呼啸滴水成冰，身上的破衣烂衫根本抵御不住寒冷。在无暖气的菜场里排队，那得不住地蹦哒取暖。冬天菜少紧张，要想买到有时得半夜就要排队。很多人早就在地上用破椅烂凳竹篮砖块替人排队，早晨再来。我人小可不敢，只能半夜里老老实实排着，还得防人插队。其实根本没多大用处。

有时晚了就买不到菜，只能跟着别人到苏州河沿岸找卖菜的农船。菜贩子从外省运来一船船青菜靠岸贩卖，用稻草捆扎好了，一捆约二三斤，要一毛钱一斤，比菜场贵不少。没办法要吃就得买。

有时还会走上半个多小时到真如镇，那时过了武宁路桥到中山北路外侧就是农村了，此时上海市区以中山路为界。菜农把自己家种的菜挑到路边来卖，价格比菜场稍贵一点，可菜新鲜。

　　我跟哥哥分工，一个去买菜一个就在家生炉子烧早饭很是公平。 这时我可以独自一人生炉子了，当然一只手还是拎不动炉子的，只能两只手拎着，像鸭子似的叉开双腿一摇一摆地拎到到大弄堂里，小弄堂里是不能生的，否则狭小的空间全被浓浓的烟尘笼罩。不过在大弄堂也一样烟尘弥漫，因为不是一家生，起码有四五只炉子一起生，那浓浓的烟尘连个人影都看不见，自己也被呛得直咳嗽泪流满面。

　　能顺利地生着炉子也是不容易的，缺少引火纸张和木柴，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废报纸旧书本，都拿去卖钱了。一只垃圾箱一天能光顾十来个捡垃圾的人，地上连个纸片都看不见。只有到商店买食品才有纸袋装着。无奈下只能看见哪家在做木工活，赶紧去讨要一点刨花。还有剥下的毛豆壳将它晒干了好引火。

木柴更为稀缺，每户人家凭煤球供应证才能买到五斤碎木块，买回家得用菜刀劈成小块好燃烧。用的时候还得省着放，有时放的太少了烧不着煤球而熄火得重新生。那个气呀，我真想一脚把炉子踢翻。这也算偷鸡不成蚀把米吧。

为了能多弄点木头我会满世界乱跑，找些被人丢弃的烂木头。经常会跑到澳门路上的一家木材加工厂，拣些树皮碎木屑以解燃火之急。

后来有了一种游戏，彻底解决了烧柴之困，那就是斗木头，斗，就是让一个物件从高处放下，击中地上的物件，上海话就叫做斗，如斗糖果斗橄榄核斗汽水瓶盖。

找一处平整的阴井盖，把木头放在中间，主斗人把木块高举自由落体，击中并把木块击出阴井盖，就赢得这个木块。也算赌博的一种吧，我斗得有技巧，而且赢多输少，这样每天生炉子的木材也就有了。

虽然我很顽皮，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在读三年级下半学期时老师竟然封了我一个小队长的职务，虽说官不大却也是个不小的荣誉。这可把我高兴坏了，乐的我放学后就一路狂奔，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谁知道极乐生悲，回到家后就觉得心脏狂跳不止呼吸困难，一头栽倒地上。那天正好父亲休息在家，见我脸色苍白倒地不省人事，可把他吓坏了，赶紧送我到儿童医院就诊。

经诊断我得了急性心肌炎，马上进行抢救，又住进了病房。

　　在这住院期间可谓是痛并快乐着，每天要吃药吊水打针。我是最害怕打针了，那一针下去是钻心的疼啊，只能闭着眼睛咬紧牙关。直到现在我仍是见针发抖。快乐嘛就是每天能吃上美味的病号餐，尤其是蛋花粥，那美味至今难忘。还有每天下午会有牛奶点心，都是第一次在病房里吃到华夫饼干大牛奶饼干。有时父母来探望时还会带来水果，在家里那可是吃不到的。住院是我有生以来最快活的三个星期，我真想在医院多住些日子。

出院的第二天就是三年级升学考。由于三个星期没上课也没有复习，父母担心我考不好准备让我留一级。幸好我这得了脑膜炎的脑子还不算笨，得了心肌炎的小心脏还能经受住考试的压力。最终考得还不错，语文得了四分，算术得了五分，太出乎父母的预料了。一高兴母亲给了我一个最高的奖赏，买了一根八分钱的雪糕，馋的弟妹们直流口水，平时大热天母亲只会买几根四分钱的冰棒，而且一咬两段每人半根。

其实，那时候我家并不是特别困难，父母在织布厂当一线工人工资，每人每月收入有七十元左右。当时最低生活费为八元。母亲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一分钱都恨不得掰开用，从不乱花钱。也难怪本来就是童养媳，手中从来没有钱，又生了一大堆儿女哪都得花钱，还得留一手吧，谁能保证今后不发生点事，就如我生病住院。

老家还有七大姑八大姨一帮子亲戚，他们时常会到上海来看望父母，带点萝卜干咸菜等自种自腌的农产品。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总会买些糖果饼干回礼，有时还会塞上五元十元的。

放暑假并不是我的幸福生活，相反把家务事几乎全包了，买菜做饭买米买煤球洗自己的衣服，就是一个小小的马大嫂（买汰烧）

最大的考验就是买煤球， 煤球店在长寿路常德路口，离家有1公里远，我用一根小扁担挑着两只铁皮水桶，一次只能挑三十斤。刚开始担子一上肩，两腿直晃荡，走一步晃三晃，摇摇晃晃走走停停，足足花半小时才能到家。时间久了也就慢慢锻炼出来，挑上满满的五十斤，能一口气挑回家。，

　　其实买东西还算好，我最怕的就是洗东西。自来水都是安装在户外的，一条弄堂里只有一只水龙头，所以一到冬天洗东西可真是受罪了，冰冷的水刺骨头，绝对是透心凉！弄堂里洗菜洗衣服的人全围在自来水龙头边，水花四溅弄湿了鞋袜衣袖裤脚管，冷上加冷。

那时又不懂科学，洗完东西双手冻得针刺般痛，马上到炉子边烤火暖手，这毛细血管还有细胞忽冷忽热，哪里还受得了，血管爆了细胞死了皮肤溃烂了，也就叫生了冻疮。小小的手背红肿着裂了口，鲜血淋淋的又痒又痛，抓挠又不敢抓挠，只能拍打着减轻痛痒，真是痛苦不堪啊！

弄堂里只要是做家务的大姑娘小媳妇和我这种小屁孩，无一例外都生冻疮，抹上冻疮膏也没用，因为还得不断的做事啊。好了烂，烂了好，要一直烂到来年开春，每年都这样。

奇怪的是，后来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插队，冻疮却不治而愈再没生过。

　　这时候的我不但要洗自己的衣服，还要洗自己盖的被褥。洗这个被褥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用搓板搓洗，根本就搓不动，只能把被单铺平在一块大木板上。这块大木板是我父亲专门为儿女们洗被褥做的，那时没有木板可买，就用小木板一块一块拼接成长一米二，宽六十的洗被板。我不知道是父亲是心痛儿女洗被褥辛苦，还是为了能让儿女毫无怨言的洗而做。

我在铺平的被单上抹上肥皂用板刷使劲刷。一面刷好了再费劲的翻过来刷，全部刷干净行倒腾好几次。之后清洗更不容易了，湿了的被单床褥死沉死沉的，哪里搓洗得动啊。在大木盆里放满清水，大冷天也得光着脚丫去踩踏，再拉出被单倒掉水。踩上几遍后水清了就得拧开谅晒，挤干被单就更难了，别说我一个孩子，就是成人拧干被单也费力。

　　我得 叫上哥哥两个人一起抓住被单的一头使劲地拧，那得使上吃奶的力，小脸涨得通红，把被单拧成麻花状才能拧干水分。有时哥哥不在，只能求别人帮忙。

更让我害怕的是补衣服，由于我太顽皮了，经常在外面东奔西跑，一不留神摔一跤，衣服就破了，或者在什么地方钩破。被母亲发现了，轻的大骂几句，重则甩你两个巴掌。后来母亲见打骂也无用干脆就不帮我补了，让我自己补，如果我不补那就穿着破衣烂衫去上学吧。

没办法，我只能自己学着缝补，总不能穿着破衣烂衫进课堂吧。刚开始用针免不了扎在手指上，痛得我倒吸几口凉气对着手指直吹。后来补多了慢慢地就掌握技巧，不但不扎手，而且补的平整。衣服上有补丁那太正常了，哪家的孩子衣服上没有补丁，五六个算少的，多的十来个，更有䃼了又䃼，都看不出原来的布料了。

当然不只是孩子，就是成年人衣服也是补丁随处可见。一来是没有钱，二来还得有布票，每人每年只有几尺布票，做一套衣服都紧巴巴的。

曾经有几户家庭很困难的姑娘，会跑到新闻路泥城桥处一家废旧布商店买拖把布，是服装厂裁剪下来的边角料，有的很宽，约四五公分。就挑这些宽布条买回家。到一户较富裕拥有一台缝纫机家中借用一下，把布条拼接成一块被单或床单。睡在上面肯定毛毛糙糙的。

孩子们的新衣服只能在过年时拥有，也不是每年都有。我常常穿哥哥穿小了的衣服。不是有那么一句俗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补衣服还算简单，䃼袜子就不容易了，即不平整还带弧度，而且其容易破的地方是脚趾头和后跟处，针都没办法扎进去。费了好大的心血缝的皱皱巴巴高低不平，穿上极不舒服。有时情愿光脚。

那年代根本买不起球鞋皮鞋什么的，家里全家人的鞋都是母亲做的，这一点母亲是很辛苦的。首先把破衣服旧被单剪成一块块泡在浆糊里，然后将布片层层叠叠贴在一块木板上晾干，剪成鞋底样片，再将多片合在一起一针针缝紧，这也叫纳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整齐排列，纳成厚厚的鞋底非常费力费时。还要做鞋面，最后缝在鞋底上成为一双布鞋。

　　费了这么大的心血做好的新鞋，却被我上蹿下跳到处蹦达，哪里经得起折腾，不出一个星期脚趾头就露了出来。被母亲看见了大光其火，一顿臭骂又赏了我几个巴掌，并责令我自己补好破鞋。母亲的命令就是圣旨，我哪敢不听，又只好自己学着䃼鞋。这补鞋更不容易了，脚趾尖处连个针都没法穿过去拔出来。我就去了修鞋摊修偷学了技艺，买了一把带钩的锥子，这才勉强把洞补上，到学校还被同学们笑话。

那时真是一个节俭的年代，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一切都可以卖钱。弄堂里一个星期就会来辆收废品的小三轮车。收废品的人员拿着一支铁皮卷成的喇叭，用苏北方言大声吆喝着：“同志们，收废旧流动站来了，大扫除扫出来的废旧请你们拿出来卖，破布头烂棉花、旧衣服旧报纸、废铜烂铁玻璃瓶，牙膏売子鸡珍皮、鹅毛鸭毛肉骨头，同志们有的快拿出来卖。”那吆喝声有板有眼跟说唱似的，把要收的内容全告知了。那年代塑料还没有发明出来，所以没有废塑料卖。

不一会儿各家各户把一个星期积攒的废旧拿来卖掉，多则几毛钱，少则几分钱，那也是一笔收入啊，至少能买几斤菜吧。

我也会偷偷积攒一些废旧拿出去卖，得到一二毛钱去买点零食吃吃，比如盐津枣2分钱一小包，支萝卜条只分钱一小包，或者3分钱一根断棒冰解解馋。有时候也会把买菜钱揩油几分，回家路上买上一个早就想吃的香喷喷大饼充饥解谗，不过油条始终没有买过，那要4分钱呢。这事幸好从来没有被父母发现，否则会让我吃上毛竹板拷肉的。

家里还有什么破了坏了的东西也舍不得扔掉，全可以修复。那修各种东西的师傅整天走弄窜巷吆喝声不断。什么“坏格棕帮修伐坏格藤帮修伐”、“修木桶修脚桶伐”、“坏格铜吊钢宗锅子修伐”、”磨剪子来戗菜刀”、“搪瓷脸盆茶缸补洞伐”、“修阳伞修套鞋伐”、“坏格砂锅坏格碗盏修伐”。等等。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板刷牙刷也能修，甚至买菜竹篮坏了也能修。那真是个节俭修理的年代。

　　我是一个好奇的人，对新鲜事我就要看个明白。所有修补匠的活我都要仔细地观看，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牢记在心。比如补碗，修补匠把一摔两爿的瓷碗，分别在两边点上记号，然后手拉摇钻在记号上钻出一个个小洞，再用专用金属扒钉固定，最后抹上一点粘合剂，就成了破碗重圆。后来我才明白那一句话：没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大慨就从补碗匠处得来的。

还有修补牙刷，牙刷把一般都用竹子或猪骨头做成的，再用猪脖子上坚硬鬃毛穿制成。牙刷用久了毛秃噜了，又舍不得花钱买，就修补一下。修补匠先把秃毛清除干净，然后在一排排孔洞中穿细绳，把一小撮鬃毛拉入孔洞中扎紧，最后剪平刷毛，牙刷又枯木逢春啦。

由于什么东西都可以卖钱和都可以修复，因此弄堂里的垃圾箱里始终都是空荡荡的。除了一点儿煤球灰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就是这点煤球灰也很快被郊区的农民拉走当作肥料了。这些农民很辛苦的，有的人竟然挑着担子来，那得走多少路啊。

什么都能利用，就连自来水龙头边上都放有一只大缸，居民把头遍淘米水和烂菜叶扔在里面，被农村人拉走做猪饲料用。

最可怕的是，家家户户都养起了鸡鸭，白天都放养在弄堂里，晚上才抓回家。弄堂里那是个脏乱差啊，鸡鸭屎遍地臭气熏天！每走一步都要看看别踩了鸡屎。

我家也不甘落后，先后也养了不少。基本上由我来饲养。父亲很聪明，做了一个鸡笼挂在墙壁上，就不占地面了。反正喂两只鸡也不困难，那些菜皮呀，还有一点残羹剩饭啊都可以喂鸡。有时候我还会到郊区柳树上抓皮虫，那最有营养了，鸡又最爱吃。长得好多下蛋，下了蛋小心地放好，等积攒多了就可以炒上一碗。

有一次抓住一只老鼠，我想老鼠肉也能吃啊，浪费多可惜。于是我就把老鼠扒皮开膛破肚剪成小块，放在一只破碗里烧熟后喂鸡。邻居看到了惊讶不已，说我好大胆啊！之后只要谁家逮到老鼠就会给我。

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过年了，当然我也不例外，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服，还有一点压岁钱，更有糖果什么好吃的。大年三十的菜肴也丰富，父亲会买一只大猪头，白切猪头肉可以吃几天，还会烧一大砂锅笋干烧肉，不限吃。平常日子里如果烧上一碗肉，母亲只给每个孩子夹上一块不得多吃。我就会端着饭碗到弄堂里显摆。那时流行航饭碗，就是端着做碗走街窜户吃饭聊天。这是一道再也不会有的风景线。

在年三十白天，哥弟几个就去西康路上的大众浴室洗澡，这也就一年一次的享受了。平时都在家里洗，放上个大脚盆，双腿盘着小心翼翼洗着，否则水会四溅湿了地板。又没有暖气，洗澡就是受罪，冷得臭要死。一个星期洗一次都嫌多。夏天就舒服多了，穿着裤头直接在自来水龙头底下冲洗，多方便啊。

浴室里更是一种享受，在大水池子热水里泡着，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只是舒服不了多久，水池子里人太多了，都不能随意挪动，挥动手臂都能碰到人。浓浓的水蒸汽连个人脸都看不清，空气越来越浑浊都透不过气来，只好离开浴池，到外面一间冲洗室冲洗干净回家。其实钱也不多，每次也就一毛钱，但也舍不得啊。

夜里母亲会在每个孩子的枕头底下放上压岁钱，钱不多只有2毛钱，后来增加到5毛钱。衣服也能换上新的了，更开心的给每个孩子一把什锦糖，有硬糖和奶糖。在春节前已经抄好了瓜子和爆了米花，这些都是平时吃不到的。

　　我还舍不得一下吃了这些糖，每次咬上半粒，然后把半粒糖包好慢慢解馋。孩子们的创意真丰富，有人竟然会想到用糖果输赢，那叫斗糖。一个人把糖块放在一只小板凳上，另一个人也用糖块瞄准投下，如果能把凳上的糖块砸到地上就能赢了那块糖。这可是件好事我哪能不参与，结果是输的少赢的多，有时候还能赢到奶糖，真的钻在被窝里偷着乐。

奶糖非常好吃，浓浓的牛奶味也有嚼头。那外包装纸很漂亮，有纸质的和玻璃纸的。孩子们都喜欢积攒起来，就像积邮票香烟牌子。通常把刚剝下来的糖纸撸平，夹在书本里压上个把星期，直到平整无痕平放在手掌上会向上卷曲为上品，可以与人交换自己所需的。糖果纸也有成套的，一种图样几种颜色，能集齐看着也漂亮。我吃不到奶糖，但喜欢集糖果纸，就会四处去检拾。检到心仪的那比吃糖还高兴。

　　有几年的春节父母会带我们全家到乡下去过年，不过买车票也像如今春运一样难买。客车是很容易买到，难买的是临时客车票，这个临时客车并不是普通客车，而是用装运货物畜类的车厢替代。车票也相对便宜，比普通客车便宜一半，我们到老家横林的车票一般是二元四角，它只要一元二角，所以买的人非常多，那就得排队。

我全家八口人，就可以省一大笔钱了，所以我和父亲就清晨三四点出发，这时没有公交，只能走上40来分钟到静安寺一个弄堂里火车售票处排队。排队的人是人山人海，一条队伍一直可以蜿蜒几百米，所以一定要早去。一排就是半天时间，等买到车票已是中午了。

能到乡下老家过年我太高兴了，往往兴奋得一夜睡不着。早上全家人拎着一点礼品，浩浩荡荡赶往火车站。进站台也得挤在前面，早点上棚车车厢可以找合适位置，最好抢在靠厕所的一边，其实也没有厕所，在车厢一头角落有一个下水洞，就用木板围着当厕所，在这周围坐着太薰人了，要靠门口处最好。如果在没有厕所的那一边，半路上上个厕所可费劲了。第一次乘坐的时候不懂，找没厕所的一边坐着。当要小便时，人挤得满满的根本过不去，而我们小孩屎尿多憋不住啊，使劲喊叫着用力挤向厕所，差点没尿在裤子上。

　　人就像牲口一样挤坐在车厢里，又没有窗户，两米高处有两个小洞通气。开车后门都拉得死死的，昏暗的灯光连脸都看不清，空气混浊不堪。这临时棚车开得又慢，到横林竟然要开六个小时。到站时人都昏昏沉沉，两腿麻木站都站不起来了。为了省线只能受罪啦。

横林是一个乡村小站，就一间小小的平房，连卖票带候车室。旅客下车后就沿着铁路走，任凭火车在身旁驶过。那也绝对安全，因为列车开得比汽车还慢，而且道轨又比较高。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看着绿油油的麦苗，呼吸着混有杂草泥土味的新鲜空气，疲惫的身心很快就恢复过来。闹哄哄的灰色水泥城市，哪有安静广阔的田野风光令人赏心悦目。如能生活在农村多好啊！看着眼前的一切我胡思乱想着。也许是冥冥之中有此一劫，多年后我真的到农村生活了十年。

老家地理位置非常好，沪宁铁路和京杭大运河并行从村前穿过，坐在家门口就能看长长的货运车冒着浓烟隆隆驶过。又属于江南鱼米之乡，河道纵横旱涝保收，这儿的农民的生活很是富庶。

村上过年很热闹，各家各户早早拿糯米磨成粉，做糖年糕和萝卜丝团子。杀它一头养了一年的猪，卖掉半头留一半，除新年吃掉一些，剩下的腌咸肉来年农忙时拿出来吃。

我最喜欢看队上捞鱼，会在一个鱼塘里抽干水，然后十来个男村民跳进泥塘里抓鱼。鱼儿垂死挣扎着乱蹦乱跳，把抓鱼者弄得浑身是泥浆。天那么冷，抓鱼者衣着单薄，却抓得不亦乐乎完全忘却了寒冷。天哪，我在一边看着都打哆嗦。

一个鱼塘能抓三四大筐鱼，足够每户分上七八条。

年夜饭是丰盛的，大鱼大肉随便吃。我更喜欢吃大米饭，在城里绝对吃不到。那是收下的新大米，米粒晶莹剔透，油光发亮糯性十足香气扑鼻，就算不吃菜也能吃下两大碗。还有那糯米萝卜丝团子也好吃极了，是用熬出油的猪油渣拌萝卜丝，又糯又香。

等我们返回上海时，亲戚各家都会送来新米鱼肉糕团，还有他们自己腌制的咸菜萝卜干。大包小包满载而归喜气洋洋啊。母亲平时热情接待他们是有道理的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玩心也越来越大。常常一边烧饭一边外出玩，刮香烟牌啊、斗橄榄核啊、打弹子啊等等，等我想起来炉子上还烧着东西，赶紧跑回家，完啦，一股焦糊味直扑鼻腔，被母亲发觉免不了又是一顿打骂。我会动起小聪明，先把好米饭盛出来，然后把焦糊的铲除，再把米饭放回锅里。头一两次母亲没有察觉，只觉得奇怪，后来知道了我玩的小把戏，后果就不用说了。

有句话这么说的，做的越多犯错就多。比如拖地板没拖干净，衣服没洗干净，摔了一只碗都会打我。我买来毛豆，分给弟妹一起剝豆粒，有的剝得慢，气愤之下我会在弟妹脑袋上敲几下。弟妹就会向母亲告状，结果母亲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喜欢玩弹弓，找根粗铁丝费劲地弯曲成弹弓状，再穿扣上橡皮筋，用纸片折成子弹和玩伴们打仗互射。弹弓的威力不是很大，射在脑门上不会很痛的。只是弄堂狭小免不了会误射到小孩或老人身上，就会挨一顿责骂或来家向父母告状，那又得挨一顿打骂了。

有一次我太顽皮了，走在路上拣起一颗小石子往天上扔，结果落下来砸在一个行人的脑袋上，皮破出血了。那人揪着我的耳朵拉到我母亲面前。这下可把母亲气得脱下鞋子使劲揍我，痛得我哇哇大叫钻进桌子底下，在保证下次决不再犯，母亲这才住手。

晚上在被窝里抚摸着伤痛，竟会想到离家出走，省得在家里干活还要挨打。可又一想，顶多拿上买菜的几块钱，吃几个馒头就化光了，以后怎么办又睡在哪里？算啦还是老实的待在家里，打就打吧，不打的孩子长不大，以后机灵一点就是了。

一个孩子哪能老老实实在家，我只是少顽皮一点，不闯祸就可以。人生在世祸福难料，不经意间就会发生。一次跟小伙伴们玩“斗鸡”，先一对一单斗，后群体乱斗好不热闹。

　　“斗鸡”是孩子们的最爱，我也算是一员老将了，盘起一只脚，单脚蹦跳着左冲右突横扫千军，斗得正悍，突然杀出一位猛将在我身后偷袭，猛烈的冲击让我猝不及防一下扑摔出好几尺远，只觉得左手臂一阵刺痛。我想爬起来时，左手掌软软的使不上劲，一屁股坐在地上。抬手一看手臂骨不直了，完啦，骨头断了！我一下反应过来。脑子里嗡嗡嗡乱响，这时首先想到的是父母将如何责打我，害怕极了不知所措。只由得伙伴们将我护送到家。

出乎我的意料，父母一句话都没有责怪我，只是马上将我送到医院救治。看病过程很简单，在X光透视下左臂骨骨折，医生将骨头矫正，没有上石膏，只用四块夹板固定住，嘱咐我两个月之内不能动它分毫，之后我就回家了。后来我明白为何没有责打我，父母认为我手臂断了，就不能外出玩皮闯祸了，好事啊。

果然我老实多了，吊着个绷带只能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当然家务也免了。有个同学告诉我，在长寿路上的梅芳里有一个图书馆，只要化一毛钱办个借书证，就可以借一个月的书看。那也不错，我问父母要了一毛钱去办了借书证，开始在书海里寻觅知识。

书真是一个好东西，让我一个井底之蛙见识了大千世界。我最喜爱看童话故事神话故事，内容千奇百怪匪夷所思。更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丰富的内容使我懂得了很多科学知识。有时候路过新华书店，看着橱窗里放着的一整套“十万个为什么”，心中就想哪天我能拥有这么一套该多好。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那是买给我儿子看的。

随着认字的增多，就喜欢看小说了。最喜欢看战争题材，如“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这对我今后写小说起了很大的作用。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了也会吟。

在弄堂口有一个小人书书摊，一分钱能看两本，那也是我的最爱。

　　书摊前放在几张长凳，常常坐满了看书的孩子。小人书也就是连环画，画工精美内容丰富，既有文字也有图像，通俗易懂非常吸引人。只要我弄到一点钱就会前去看几本。

对门张大妈家有子女十来人，人多住房也大，上下楼全是她家的。我最喜欢到她家和她孩子玩耍打闹捉迷藏，上窜下跳东躲西藏玩得不亦乐乎。张大妈夫妇非常善良脾气温和，只要不过份不会呵斥。有时会在她家门口用铺板搭一个简易的乒乓球桌，吸引全弄堂男女孩子。人多就得排队，输六个球就得离开让下一个人上来打。我打得不算好，输多赢少老是排队。

　　当我手臂康复后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再那么贪玩了。另一方面，到了五年级已经上全天课了，功课也比以前多得多，很少时间能出去玩。除了看书打乒乓还喜欢游泳，在余姚路安远路口有一个三角游泳池，小的可怜，每边长十米，半米来深。其实这泳池原本是一家咸菜加工厂，用来腌制咸菜的大池子，废弃后改成泳池专供儿童学游泳。

价钱非常便宜，只需三分钱游一小时，因此我伙同其他小伙伴三日两头来游泳，说是游泳不如说嬉水，都像澡堂一样站满了人。也曾到其它正规游泳池游过，要一毛钱游一场，没有那么多线只能偶尔。

最奢侈是去过市中心的新城游泳池，是温室要二毛钱游一场，那是父亲带我去的。这也是在我一生中，父亲唯一的一次带我出去，不是突然喜欢我或者什么，那是我帮父亲做事奖赏来的。

事情是这样，家中地方小子女们都大了，实在太挤了。父亲就开动脑筋准备利用三角顶搭出一个搁楼，那就需要木料，那木料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得到的，一来根本没有新木料卖，二来凭煤球卡一季度购买十斤的旧木料。普陀区的旧木料行在曹阳路白玉路处，里面都是拆房旧料和木材加工厂的边角料。每回父亲带我去挑选合适的，当然也问左右邻居借卡，否则根本凑不齐。

主要是翻寻木板，得铺地板啊，不管长短宽窄能用就行。买好捆扎紧就由我和父亲抬着走上半个多小时回家。买回多少就锯锯刨刨拼成地板，就这样足足干了一年半才把小搁楼完成。真是小搁楼啊，最高处一米二，小孩都直不起腰，只能铺地铺。那也不错，兄弟四人全能睡在搁楼上了。又在屋顶上开了一个老虎窗，能看到延安路上中苏友好大厦尖顶闪亮的五角星，那时没有高楼大厦视线开阔。

我父亲人很高大，母亲却矮小，除了大哥，我和几个弟妹都随了母亲矮个子。但我又继承了父亲的聪明遗传基因。父亲很聪明又有动手能力，在厂里是个能工巧匠，家中的修修补补不太会求外人。有一次不知从哪儿弄到一点不锈钢板，竟然自己做了一把菜刀和锅铲，一直用了几十年。

父亲也曾买了一只铁皮桶改做了炉球炉，下口通风处装有移门，晚上可以将炉火封住一夜不灭，这就将省去每天生炉子的麻烦。还做了能折叠的躺椅，这可是我和父亲一起做的，先把淘来的旧铁管弯成架子，向邻居借来手摇钻钻洞上锣丝。我又到大修房屋处脚手架上的踏脚竹板上偷拿竹条，然后锯成一样尺寸刮干净，磨光钻眼铆在铁皮条上，最后拼装而成。后来邻居们纷纷学做了，成了晚上乘凉的必备神器。

　　学会游泳后我一直有个愿望，那我是到苏州河里去游泳，那儿不用化钱能随便游。那时的苏州河水还算干净，河里还有鱼和螃蟹，常有人捕捞。吃好晚饭洗完碗筷，我时常会走到长寿路桥看别人跳水游泳，有孩子也有大人。

一些胆大的孩子，穿着短裤甚至光屁股爬上桥拦杆，一个鱼跃跳下有十来米深的河水中，人群中就会爆发出阵阵喝彩声。那些孩子游到岸边，上岸后再次爬上桥示展身手。有的孩子干脆游到路过的船边，去偷拿运载的蔬菜瓜果，船民根本赶不走这些顽劣的孩子，只能任由他们拿，反正也拿不掉多少，只是加紧摇橹离开。

我好几次也想尝试跳进河里游泳，望着宽阔的河面实在没那个胆量，听说每年会淹死人，变成落水鬼在河里找替身，我可不想成为替死鬼。一直到天快黑了才回家睡大头觉。

小学快毕业，我那清贫辛劳又快乐的童年即将过去。正准备迎考上中学，一个对我讲即高兴又悲哀时事发生了。毛泽东主席发动了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扫除一切旧事物，打倒一切走资派。

学校的学生全去闹革命了，老师被批斗，读书完全中断，还考什么试啊。最怕考试的我那多高兴啊！之后无所事事过了三年，到70年只有小学文化的我成了一名“知识”青年，肩负祖国重任去了黑龙江，十年的战天斗地耗尽了我的青年时代。此是后话不谈了。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