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77年高考

福顺

　　 《寒冬过去是春天》

——回忆1977年高考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转年，即1977年10月，中央决定恢复因“文革”中断了十年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

高考时间是当年的年末，这是建国以来，唯一在冬季举办的高考。资料显示，参加这次高考的考生有五百七十多万人，考生的身份涵盖了工人、农民、军人、教师、知识青年、待业青年……唯独没有应届学生。

那年，我21岁。已经在吉林省洮儿河农场做了三年的知青，回想参加那次寒冬里的高考，感慨万千……。

闻喜讯心忧惶

　　

　　1977年10月21日清晨，农场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准时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开始曲《东方红》结束后，广播员用非常庄重的声音，宣布了中央的一个决定: 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特别当听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可以参加时，不啻一声春雷响在耳边却击打在心头。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心“咚”、”咚”地跳的又快又重，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转变命运的机遇。然而，狂喜只是短短的一瞬，随之而来的便是忧虑。

此时“文革”刚刚结束，极“左”思想仍然禁锢着人们敏感的神经。知青中正在进行着扎根农村的教育运动，我清楚记得，那几天连队的气氛突然一下子变得异样沉闷和压抑，知青们都像变了个人似的静寂少语，就连平常打饭、上工时，男生女生们嬉笑打闹的场景也不见了。平静的神情中，难以掩抑着躁动……而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心情更为复杂。我父亲在建国初自营一个小工厂，文革时划定成分是资本家，当时这个家庭出身的子女，是没有资格参军、选调、上大学的。因此我担心会因此被拒之门外。

后来得知，农场领导们真的为这个问题开了几次会议，争论得很激烈。最终决定：所有知青不论出身如何都可以自愿报名，只是强调不能因报名考试影响生产。直到这时，我的心才搬开了这块沉重的石头。

千里寄书忙

1977年的高考时间是12月10日---13日。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个月多时间。要参加考试就得复习，复习总得有书呀，可是农场的两千多名知青，基本都是初中生。就是搜遍整个农场，恐怕也找不到一套高中课本。初中课本即便没有当废品卖，也极少有人带着下乡的。于是，大家都急忙给家里写信，让家里寄些复习用的书籍，特别是高中课本。

大约十天以后，寄书的邮包才陆陆续续到来。寄来的书更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课本既有当年的，也有五、六十年代的；工具书既有《新华字典》，也有《四角号码字典》；参考书既有旧版的《辞海》，也有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可见当时家中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为了找书费了多少周折，倾注了多大的希望。

艰苦的复习

此时正值秋末，正是我工作的砖厂生产的最好季节。砖场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出窑、装窑全部用独轮车，三人一组，俩女生负责装卸，一个男生负责推车运送。每辆车的日运量高峰时能达到数十吨。男生心疼女生，主动帮着装坯卸砖，女生心疼男生，也帮着搭纤拉车。

我们砖厂建的是转盘窑，三把火循环烧不能熄火，烧好的砖还要抢运出来。砖坯要抢装进去。由于窑温非常高，人进到窑里呼吸的空气是灼烫的；挂胶的手套跟温度很高的红砖接触，弥漫着焦糊的味道。不仅如此，窑里粉尘很大，尽管戴着口罩但是鼻腔、口腔里都是红红的砖粉，头发、眼睫毛也都是红的。我当时是团支部书记，排长。自然重活、脏活都要抢着干，还不敢请假，所以，每天收工后，身子累得散了架，头重脚轻像是踩着棉花。尽管如此，仍然硬挺着熬夜复习功课。那些日子里，我的眼睛一直是红肿的，本来单薄的身体又消瘦了很多。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在用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疲惫的躯体呀！

……

寒冬里的阳光

十二月的吉林省白城地区，已是天寒地冻、扬风搅雪的隆冬。

高考那天，我身裹臃肿的棉大衣，头戴皮帽子，捂着只露两只眼睛的大口罩。脚蹬黑胶皮棉靴，踩着厚厚的积雪，伴着激动忐忑的心跳走向考场。考场设在农场的子弟小学。那时的学校还没恢复正常教学，一进入冬季学校便放假了。教室窗上的玻璃多半是空的，临时用报纸糊上，室内外的温度没有多大差别。考试的过程中，教室里一直都在响着“咚—咚—”杂乱的跺脚声，“嘶哈—嘶哈”哈气的声音。哈气既是为暖和一下冻僵的手，也是给钢笔、圆珠笔增加点温度好让它书写流利。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没有一名考生抱怨。因为，能够公平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圆一个能改变命运的求学梦，这珍贵的机会来的太不容易了！

这次高考很简单，政治、语文、数学，史地（文），理化（理），没有外语。考题也不难，按现在初中的水平，考进名牌大学也很容易。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学到初中都在文革运动中，没有正式上过几年课的考生来说，难度还是不小的。我自信语文，政治、史地考的还好，填报志愿时，我只填报了大学，没有填报中等院校。这届高考我落榜了。

恢复高考后，千百万青年因此改变了命运，也为国家选拔了大批急需人才，其中很多成为了承上启下的民族栋梁。寒冬过去是春天。我们的祖国在经历了十年漫长的“动荡”后，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此文写于2009年。曾获天津市和平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征文”一等奖。2018年入选天津市“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文选。（此次发表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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