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两年前，老张送我一本他写的散文集《穿军装的日子》。我写这篇《退伍》，既是怀念史方明连长，也算对老张赠书“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回应，要不也对不起在一个通铺睡过几年的战友。1978年底，中越边境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报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的言辞和语调都充满了火药味。我所在的部队驻守在宁夏吴忠，预设的战场是在贺兰山一线，阻击可能由外蒙大举入侵的苏军。我那时当兵已满四年，但在电台并不算资深老兵，因为培养一名合格的报务员少说也要两年，所以在电台当四、五年兵司空见惯。对受约束的军旅生活，喜欢随意的我已有些疲倦，心里萌生了退伍的念头。为难的是眼看战事临近，若此时要求退伍，难免有“临阵退缩”的嫌疑，这对一个军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想走却又说不出口，留下又不安心。有一天夜里，我在指挥连院里站岗（不是固定哨位）。熄灯后的营区笼罩在夜幕中，院里一片寂静，冷风嗖嗖的往羊皮大衣袖口里钻，大头皮鞋一会就冻透了，只能来回走动和不停的跺脚。我背着五六式冲锋枪裹紧大衣，缩在一个避风的角落胡思乱想。这时院里传来翻毛皮鞋踏在石子路上发出的沉闷的脚步声，一道雪亮的手电光在院中四下扫射，一看就知道是连里干部在查岗。我跺着脚从暗处闪出来，朝着手电光走去。走近一看是连长。连长姓史，69年南京兵，老三届高中生，身材并不算高大，但眉宇间颇有英武之气。他是从炮兵指挥系统的核心业务测地排排长提拔起来的。我刚入伍时，他已是副连长，裴连长调走之后，他接任连长。史连长文武双全刚柔相济，是带兵的一把好手，在指挥连他的威信和为人有口皆碑。但愿这番四十年后的赞扬，英年早逝已在天堂的史连长能听见或看到……夜晚，会让一些难以启齿的话脱口而出，也让白天有所顾忌的事得以发生。在那个寒冷漆黑的冬夜，我鼓起勇气向连长吐露了想要复员的心愿。连长听了之后没有马上表态，他沉思片刻后反问一句：不想在部队干了？我嗯了一声。他随即加重了语气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要打仗了，你是党员，这会要求退伍你觉得合适吗？他的声音并不高，可字字千钧，让我感到无比羞愧无言以对。他缓和了一下口气说：等仗打完再说吧。我赶紧顺坡下台阶：好的，等仗打完再说。那一年，为了应付有可能出现的南北两线同时开战的局面，部队新兵照常入伍后，老兵没按惯例复员。1978年底，炮团指挥连一分为二，史方明连长奉命带一半人马，由吴忠去中宁组建师指挥连，我和许多战友（此时老张担任电台台长）随他而去。新年一过，就是1979年，二月十七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仗打了一个月，部队每天都有“战况通报”传达，三月十六日中国宣布从越南撤军班师回营。这期间，南疆战事炮火连天，曾经的“同志加兄弟”大打出手，猫耳洞到处是血染的风采；北疆看似平静，但过去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亲密无间的两国，此时剑拔弩张枕戈待旦。国与国，哪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利益永恒不变。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五月初，宁夏黄河两岸，显露出塞外江南早春的景象，部队也到了换装脱棉衣的季节。有一天，我独自在电台值班，史连长推门进屋并回身把门闭上，脸上挂着笑意问我：你真要复员吗？我点点头说：真想走。他接着告诉我：刚接到通知，今年仅对少量伤病人员作复员处理。在告诉了我这个“意外”的好消息后，连长说：那我就让文书把你名字报上去了？我点头说：好，谢谢连长！复员申请报上去很快就批了，全连就我一人。我在司务长室领到150块钱复员费（十个月津贴）。平生头一回拿到一笔够买一块“上海牌”手表或一辆“飞鸽”自行车的“巨款”，内心还是有些欣喜，但史连长却似乎觉得“亏待”了我。他摇摇头说：唉，辛辛苦苦当五年兵，才发150块钱，太少啦！我说：没事，大家不都是一样吗？他想了一下又问：你身体有什么毛病吗？我说：没有啊，我身体挺好的。他忍不住笑了：我就不相信你没有一点病，胃病你没有啊？关节炎你没有吗？你太老实了，脑子有点“瓜”！在史连长的“启发”和鼓励下，我填了张申请表，又领到了120块钱医疗费。战士复员时，部队发的一床棉被，一身夏装、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绒衣、绒裤，帆布挎包、铝质军用水壶和牙缸归个人可带走，其余用品：羊皮大衣、皮帽、皮鞋、棉衣、棉裤、褥子、羊毛毡和雨衣等均要上交。我的私人物品有点与众不同，入伍几年来，陆续用每月发的津贴买了几十本书。入伍第一年的津贴每月6块，之后逐年提高。第二年7块，第三年8块，第四年10块，第五年15块。按现在来说这点钱少的“可怜”，但当时够花了。吃穿不花钱，战士不允许抽烟、戴手表，节假日才能喝点酒。每一天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灯，都像上了发条，星期天才有空去团部军人服务社买牙膏、香皂、洗衣粉。我的津贴开支主要是买书，每当新华书店来连队摆摊售书，买到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都令人兴奋不已。那会书便宜，每本定价基本在一元左右。粉碎“四人帮”后，文革期间被划为“毒草”的图书得以解禁，我买书的积极性也水涨船高，书积少成多，最终成了我退伍时的“负担”。我在屋里收拾行李，看着这一大堆包了书皮的书，我一筹莫展，正发愁，连长来了。全连仅我一人复员，他作为一连之长，要操心的事很多，但他还是把我退伍的事挂念在心。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没好吭声。他看了一眼那堆书问我：哇，这么多书！都你自己的吗？我点头说：都是我自己买的。他问：这么多书又重，你咋格带法子？我说：我也正发愁呢。连长转身出去把孙启成（76年兵，陕西或甘肃人，姓名不确定）喊来了。孙启成是炊事班的。他入伍前，曾在家乡做过泥瓦匠和木工活，因有点专业技能，所以连队修修补补的“小活”一般由他承担。这位战友人很本份，只会闷头做事，从不花言巧语。连长当场给他布置了任务：你去找几块木板钉个箱子，让他把这些书托运回家。大概就过了一天，孙启成用小平车把一个一米见方、厚实的木箱推来了。木箱体积之大质量之好，远超我预想我暗自窃喜，也令连长吃惊不小。连长看见后先“啊”了一声，然后他望着孙启成明知故问：钉了这么大个箱子？孙启成“哦”了一声，他觉出连长的惊诧了，连忙解释说：让我钉个木箱，又莫说要多大，我怕钉小了东西搁不下。连长一听乐了说：好吧，大就大一点，莫得关系。然后扭脸看着我说：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搁进去，给你派个车拉到火车站托运，省得你肩背手提了……这些四十年前发生的“鸡毛蒜皮”小事，当时情景和话语以及连长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言犹在耳。记录下来，也算是了了一个心愿。在炮团指挥连微信群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史连长的夫人跟大家打招呼问候或聊天，战友们都亲热的尊称她“嫂子”。让我感觉似乎史连长并没离开我们，他仍和大家朝夕相处在一起……<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