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特展 前言<div>鼎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程中的重要物质载体。“民以食为天”，八千多年前，作为炊煮食物用的陶鼎的出现，使中国人的饮食又一次有了很大飞跃。传说黄帝作三鼎象征“天、地、人”，禹铸九鼎象征“九州”。约四千年前，随着国家在中原的诞生，历史又赋予了鼎新的文化内涵——政权的象征。集唯一性、代表性、历史性、艺术性于一身的鼎，扮演着和谐有序、德之表征、韧性包容和革新进取等角色，彰显了时代的多重内涵。经世代薪火相传的鼎文化，已深深植根于我们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div> 第一篇：鼎之初现<div>鼎最早作为炊具出现，是农耕文明的代表性器物。与中原农耕文明的悠久历史相一致，鼎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在华夏文明形成之前，各族属文化面貌千差万别，因而陶鼎形制也各具特色。随着各族属交流的增多，文化也相互交融，鼎的形制也呈现出一定相似性。各区域不同形制的鼎代表各族属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特征。</div><div>左；甲骨文、金文、小篆“鼎”字；右：河北武安出土带支脚陶盂。</div><div>中国早期发现的灶多是平地起灶、不加垒砌，鼎的产生或跟这种起灶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人们最早是在罐、钵、釜等炊具下垫些石块、中间留有空隙容火，后来发展成用专门的陶支脚，最后陶支脚与器身结合，形成了鼎。</div> 具有礼器功能的陶鼎。 宽扁足鼎，屈家岭文化，河南淅川下王岗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黑陶细刻纹镂孔足鼎，良渚文化，上海青浦福泉山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第一部分：华夏定鼎<div>中原地区由于处于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四方文化福辏（cou-4)于此，最先诞生了国家。夏代中晚期都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鼎实物。在郑州商城及安阳殷墟等商代都邑中开始出现大型成套铜鼎并且装饰兽面纹等图案，集王权与神权于一体，表明铜鼎已成为国之重器。</div><div><br></div><div>1、黄陂盘龙城商代前期遗址：铜器风格与郑州商城铜器风格近似。盘龙城遗址发现许多炼埚及孔雀石、木炭、红烧土等，城址周围也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开采于同一时期的大冶铜绿山与盘龙城仅一江之隔，因此，这批铜器的铸造地以及原料产地应该都在当地。有学者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在南方的一个军事据点，与商王朝控制当地铜矿有关。</div> 2、江西新干大洋洲墓地铜器出土现场——江西瑞昌铜岭矿冶遗址：江西地区发现有与中原商王朝文化性质相同的商代遗存，如吴城遗址、瑞昌铜岭矿冶遗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的铜鼎在保持商王朝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具有一些自身风格，如鼎耳多有立虎形象、鼎的扁足作鱼形等。 3、殷墟青铜出土地点分布图：殷墟附近虽然有安阳铜矿、汤阴高村桥等铜矿产地，但是根据殷墟出土铜质中所含铅同位素的比值模式与现代矿中铅同位素比值模式的对照，得出殷墟青铜器的原矿产地分别出自湖北大冶铜绿山和云南永善金沙。由此可见商王朝在鼎盛时期对于偏远地区的控制能力。 商周时期青铜人面造型。 兽面纹扁足鼎，商后期，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徙”鼎，河南温县城关小南张村，商后期，河南博物院。 “亚址”分档鼎、“亚址”方鼎、“亚址”方鼎，商后期，河南郭家庄南地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封国族氏：鼎彝铭文中的国名与族氏名反映了早期国家的宗族组织及社会结构。而铸有族氏名号和国名的铜鼎的流布情况，则反映了中原王朝对于鼎的铸造使用，影响不止于王畿、封国，更远及周边方国。这种影响，一方面是华夏族裔不断分支、迁徙所造成，另一方面也是周边诸邦主动吸收的结果，体现了中原王朝极强的文化输出能力。<div>商王畿铜器族氏铭文与各地出土商周铜器族氏铭文对照简表。</div> 1、戈氏族分支情况图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单氏族名所组成的族氏名号，学者多称为复合氏名。一部分复合氏名反映了氏族的分支情况，以戈氏为例，单名“戈”的氏族铜器多出于安阳殷墟，可见戈氏是世代服役于商王，拱卫王畿、对王室承担诸种义务的一个氏族。以戈为偏旁的很多族氏名号都是戈氏的分支氏族。戈氏跟它分支氏族的这种关系有点类似于西周大小宗的关系。 2、“举”与“亞醜（ya-1,ya-4,chou-3）”：举族为殷商时期的大族，商代后期发现的举族铜器多在安阳殷墟与山东一带。其本族是密迩王畿，拱卫王都的重要政治力量。至于山东的举族，或是商末“纣克东夷”，对东方诸族进行武力征讨的一支主力军。西周时期，举族臣服于周人，其族墓葬在安阳殷墟、山东长清、费县及北京琉璃河等地发现，应该是作为分赐给封国的殷遗民。<div>“亞醜”：山东在商时为薄姑、奄旧地，薄姑、奄等国与商人渊源深厚，为商人在东方的重要盟国。从山东出土的商代铜鼎铭文来看，长清一带为“举”族，苏埠(bu-4）屯一带为“亞醜”，反映了商代聚族而居的社会组织制度。有学者认为“亞醜”就是薄姑氏。</div> 第二部分：钟鸣鼎食<div>鼎成为国之重器后，便成了国家政权的代称，如立国称为定鼎，亡国称作鼎迁。建夏之初，有禹铸九鼎的传说，周亡之际，又有鼎沉泗水的传闻。鼎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贯穿了整个夏商周时期。至西周，规范化的用鼎制度形成，且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秩序的有效手段，鼎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更为紧密，由此进入一个礼乐大成的时期。周人所创鼎礼制度与规范，在中原文化体系内得到广泛推行，进而影响到周边地区。</div> 礼乐典章：西周时期，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和受到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用铭文详细记载铸鼎的缘由及经过，从而称扬家族的荣誉，以使“子子孙孙永宝用”。这些铭文的内容涵盖当时的典章制度和对外征伐等历史事件，体现出西周时期“郁郁乎文哉”的社会气象。<div>“曾侯”方鼎，西周早期，随州叶家山28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div> “十五年趞（que-4）”草鼎，西周中期，上海博物馆藏。 “厚逴（chuo-1）”方鼎，西周早期，李荫轩、邱辉先生捐赠，上海博物馆藏。 十五年趞（que-4)草鼎铭文拓片及释文、厚逴方鼎铭文拓片及释文。 周代文献记载不同等级贵族用鼎数量：列鼎本意是指“列鼎而食”，摆列成套的鼎食以祭祀和用享，现一般用“列鼎”指代形制、纹饰基本一样，大小相次的一组鼎。西周的列鼎制度是贵族确立严明等级的体现，各级贵族不同的用鼎数，实际上也是规定了不同等级贵族所能享用的肉食珍馐种类。从礼书中可知，周代礼制用鼎又有镬鼎、牢鼎、馐鼎的区分，而我们通常所谓列鼎制度都是指牢鼎的用鼎数。 两周墓葬用鼎数及墓主身份等级一览表：商周时期礼器组合最大差别是：商代以爵、觚等酒器为核心，而周代则确立了以食器鼎为核心的列鼎列簋制度。商人重酒器与周人重食器的不同传统，其实反映了商周两代不同的统治思想。酒是通神的重要媒介，重酒体现“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神权思想。重食则是重民生，体现“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的敬天保民思想。 第三部分：问鼎中原<div>东周以来，王室衰微，诸侯国势力崛起，从西周时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为自诸侯出，自卿大夫出，进而陪臣执国命。反映在用鼎制度上便是贵族阶层对鼎制的逐级僭越，此种僭礼行为最终导致整个用鼎制度的崩溃。然而各诸侯国争相铸造形制厚重的鼎，以此来展示实力，显示其问鼎中原的勃勃雄心，从而形成以秦、晋、齐、楚等少数大国为中心并各自影响周边区域的多样性鼎文化。</div><div>王子午升鼎——脀（zheng-1）鼎载俎礼乐彰，春秋中晚期，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河南博物院藏。这件鼎的持用者王子午字子庚，为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之弟，共王时任司马，康王二年任楚国令尹。《周礼》记载，鼎、俎、匕是成套配合使用的器具。楚式升鼎束腰平底的造型是对传统商周鼎形的一次变革，浑厚却不乏灵动。反映了楚人尚灵动、巧逸的审美观，此种审美催生了“楚王好细腰”的典故。</div> 春秋战国时期各区域铜鼎的主要特征及图示：<div>1、中原及三晋系鼎：中原以成周洛阳地区和郑、卫诸国辖域所出土铜鼎为主。三晋系统鼎大体上与中原地区鼎的发展序列一致，鼎发展到战国时期，出现裆部低平的特征。</div><div>2、齐鲁（东方）系统鼎：齐鼎的特征多为扁圆腹，三蹄足较高，带平盖，二附耳呈竖折状并高于盖面，有的作长方立耳状。而东方系统鼎多数鼎足细高的特征与吴越鼎近似。</div><div>3、燕系鼎：燕国铜鼎中有一类鼎高蹄足，附耳较高，耳上部外折，自具特色。</div> 4、秦式鼎：秦式鼎鼎腹浅，蹄足根上接于下腹部，三蹄足粗壮，鼎足上部外鼓，下部也向外伸张。<div>5、楚式鼎：楚鼎形制较多，按自身铭文有鑐、升鼎、飤（si-4）鬶、飤盓、鐈（qiao-2）鼎、盪鼎等。楚鼎也受到南方土著文化的熏染，如楚式鼎中有自铭为”鐈“细高撇足鼎就深受越式鼎的影响。而楚国制鼎风格的影响又远播吴越及曾、蔡等周边诸侯国。</div><div>6、越式鼎：早期越式鼎的纹饰多类似于南方印纹陶器的纹饰，后期开始采用中原铜器纹饰，但较简单，春秋时期越式鼎的主要特征是鼎足细高而外撇。</div> 曾国：不见于传世文献，是完全由考古发掘实证的两周时期诸侯国。通过对西周早期的随州叶家山曾侯墓地、两周之际的京山苏家垄曾国墓地、春秋早期的襄阳郭家庙曾侯墓地、春秋时期的随州文峰塔曾国墓地，以及战国时期的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等重要遗址的发掘研究，基本串联起曾国700余年的发展脉络。通过对出土铜器铭文的研究，现已证实曾国就是周初分封的“汉阳诸姬”之一随国。<div>曾国青铜器出土位置示意图。</div> 曾侯乙铜升鼎，战国早期，随州擂鼓墩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楚王酓（yan-3）朏（fei-3）釶（yi-2）鼎——煮为羹湆（qi-4）供岁尝。 克黄升鼎，春秋中期，河南淅川和尚岭楚墓出土，河南博物院藏。器主人克黄为斗氏，是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的令尹子文之孙，楚庄王时任箴尹之职。楚庄王时，斗氏族人斗越椒叛乱，为楚王所败，斗氏族人遭致族灭。当时克黄正从齐国出使返回经宋国，同行的人劝他不要回楚国，赶快逃命。克黄认为不可弃君命，于是返回楚国向楚王复命，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楚庄王为之感动，赦免了克黄，恢复他的官职，并改名为”生“。该鼎铸造于克黄改名为生的公元前605年之前，为较早形制的楚式升鼎。 周代鼎制中的镬鼎、牢鼎、馐鼎<div>镬鼎：是专门用来炊煮三牲（牛、羊、豕）的鼎，所以也有牛镬、羊镬、豕镬等专名。因祭祀时需用整体或半体牲肉，所以煮牲的镬鼎形体都较大，以便能容下整牲。包山2号楚墓所出牛鑐、豕鑐就是煮牲的镬鼎。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大鼎通常都是在高等级墓葬中才会出现，并且只随葬一两件。</div><div>牢鼎：主要用于盛放各种肉食，也叫正鼎或升鼎。由于牢鼎能够体现各级贵族的用鼎规范，因此古代礼书上称它为”正鼎“。又因为祭祀时把牲肉从镬鼎中取至牢鼎的过程称作”脀“或者”升“，所以又叫升鼎。周代用鼎制度的核心就表现在这类鼎的用数上。牢鼎多以成列的方式与簋组合使用，这是西周规范礼制的一项创举。</div><div>馐鼎：也叫陪鼎，一般为小鼎，用来盛羹汤、肉酱等。因为升鼎所盛为大羹，所谓”大羹不和“，就是不调滋味的白肉，所以用馐鼎盛美味佳肴来区别升鼎的食物。因此，从所盛食物角度来说称为馐鼎，从它作为升鼎之外的加馔（zhuan-4）之鼎的作用来说，又称为”陪鼎“。</div> 四联鼎：单鼎为典型的战国晚期楚鼎形制。四鼎腹部相连，共六附耳，四蹄足。四联鼎设计巧妙，单鼎重组后的某些部位相互借用，如内侧附耳及鼎足，使造型上不至于繁琐。蹄足中部可活动内折。 四联鼎，战国晚期，安徽太湖长河水利工地出土，安徽博物院藏。 第四部分 革故鼎新<div>秦灭周之际，传说中的九鼎神秘地沦没在泗水中，鼎象征国家政权的意义丧失。西汉以后，鼎的炊煮功能又被釜、鍪（mou-2）代替。因此，鼎一方面在宗教、祭祀等场合继续存在，另一方面主要转化成盛食器、容器以及鼎形香炉之类。历代统治者依据先秦鼎彝进行制作与创新，正是在这种仿制与追摩中，鼎逐级完成了文化符号的转化。</div><div><br></div><div>青玉召夫鼎，清代，故宫博物院藏。鼎的外底中心隶书阴刻”大清乾隆仿古“六字款。内底刻隶书乾隆御题诗一首。鼎内壁宽端阴刻铭文”召夫室父癸（gui-3）午刊。册命“。这件器物仿《西清古鉴》周代金银错青铜”召夫“鼎而成，原器在《博古图》（即《宣和博古图》）中著录为”商册命鼎“，《西清古鉴》改为周”召夫“鼎。可见这件器物自宋代以来就已藏于皇宫内苑。</div> 泗水捞鼎 西安张家堡出土新莽时期九鼎。 大明崇祯玖年潞国制铜鼎，明代，故宫博物院藏。器外底有阴铸篆体铭文，字口填漆。方款为”敬一主人“，边款环以”大明崇祯玖年潞国制肆拾器“。该鼎为明末就封于卫辉府的潞王朱常淓所制，融三代礼器的造型、纹饰于一体，却打破了传统的圆鼎三足而立的常规模式，完成造型上对方鼎和圆鼎的双重模仿。 牛鼎铭文拓片 牛鼎，北宋，河北博物院藏。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而由一种物质形态诠释如此之全面而深刻的，唯有鼎。当我们沿着几千年的鼎的长廊一路走来，似乎看到了中华文明的演进与嬗变。鼎，缘起于民之炊食，是小民的生活必需。当国家产生以后，以鼎作为奉祀的首器，体现了“以食为天”的农业国家的传统观念。在奉祀的同时，人们在鼎内铭刻族氏标记、家族荣誉、历史事件、道德告诫，以求后人“永宝用之”，表达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商周以降，鼎随时代而演变，人文气息逾加浓厚，叠加了更为丰富的内涵。鼎不仅盛放实物，而且盛放历史、道德、精神、文化与民族——“虽小，重也”。 看见宝贝（假的）如此喜笑颜开。哈哈哈，真家伙就想象一下吧。 和周五上午组的小伙伴们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