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博物馆（二）

流年

第二单元：建中立极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是中国历代王朝所追求的地理正统观。二里头遗址所处的洛阳盆地，处“天下之中”的“国中”之地。
“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二里头遗址所呈现的都城整体布局，成就了前无古人的国家形态。恢弘而完备的都邑规划、排列有序且中轴对称的大型礼制建筑群、夯土围垣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从贵族到平民不同等级的墓葬、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等等，标志着具有广域王权的东方第一王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自此发轫。
先民为何选择了这片土地，又是如何集万众之志而成其大，多少秘密在考古工作者手中得以揭开。

一、土中大邑——二里头的自然地理环境

二里头遗址位于豫西洛阳盆地，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前临古伊洛河，后据黄河。洛阳盆地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伊、洛二水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其中。

据古环境研究可知，二里头遗址位于当时伊洛河北岸的半岛形高地上，既避免了水患，又可以充分利用河流资源。其地势平坦，宜于农作，生态环境优越，生存资源丰富。

二、王都气象——二里头宫城平面布局和功能区划

二里头遗址西北低而东南渐高，在遗址的中部和东南部形成一块略显隆起的高地。遗址的中心区即坐落在这片高地上，两条南北向、两条东西向道路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中心区主干道路网络系统，构成了二里头都城功能分区的重要界限，形成“九宫格”的宏大格局。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宫殿区外围、道路内侧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的城墙。宫殿区的周边，分布有贵族的居址及墓葬。祭祀区、贵族聚居和墓葬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都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再外围，则是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都城规模宏大、形制规整、排列有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成为国家政治、文化和精神统治的中心，充分体现出当时国家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独具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朝礼制已经形成。

1、二里头聚落的变迁过程：二里头遗址的核心遗存是二里头文化。根据出土遗物特征，考古工作者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前后相继的四期，历时两百余年。其中二里头聚落规模和性质都曾经发生过明显变化。 （1）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约公元前1750-前1680年）：二里头先民开始在这里聚居，其遗存散布范围逾100万平方米。

这一时期的遗存已显现出不同于同时期一般聚落的规模和分布密度。后来的宫殿区东部一带开始有挖深坑取土的活动，或与建筑活动有关；骨器加工活动或始于此期。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中心聚落，它的出现为日后都邑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

（2）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约公元前1680-前1610年）：二里头都邑进入全盛期，其遗存基本上遍布已发掘区域，文化堆积丰厚。遗址总面积应该已经达到数百万平方米（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成为宫殿区。

宫殿区的东、中部兴建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3号、5号基址），院内出现贵族墓。基址群废弃于二、三期之交。基址群外形成纵横交错的大路。宫殿区东北部的1号巨型坑已经形成，并开始存在居住等活动，且一直持续到第四期。此外，宫殿区以南兴建了铸铜作坊遗址和绿松石器作坊遗址，及大致圈围起这一区域的5号墙，形成围垣作坊区。在宫殿区周围存在此期的夯土建筑遗存和贵族墓葬。

（3）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约公元前1610-前1560年）：此期持续着二期以来的繁荣。宫殿区、围垣作坊区与道路网络系统等重要遗存的总体布局基本如前。但也出现了若干显著变化。

其一，此期在宫殿区周围增筑了宫城城墙，新建了一批夯土基址。

其二，始建于此期的2号、4号基址是在3号基址的废墟上做了平毁、夯填处理的基础上重新兴建的。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不同，即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复数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同时，二、三期建筑又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

其三，位于宫城西南的1号和7号、宫城东部的2号和4号基址，分别依同一条建筑轴线而建，显示出明确的中轴对称的建筑理念。

（4）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约公元前1560-前1520年）：此期早段无大规模建筑活动，但遗址规模并未缩小。这表明，二里头遗址在这一时期仍处在持续繁荣的时期。

至此期晚段（可能与二里头文化早期早段共时），宫殿区仍延续使用，宫殿区周围仍分布着贵族墓葬，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仍持续使用。始建于三期的一些夯土建筑基址、宫城城墙及周围大路局部受损，但依托宫城东墙和围垣作坊区北墙又新建了一些重要建筑（如6号、10号基址，围垣作坊区3号墙等）。一号巨型坑基本填满。及至该期的最后阶段，方最终废毁。

2、绿松石器：绿松石又称“松石”，因其“形似松球，色近松绿”而得名，以蓝绿色为主，因色彩绚丽，古今中外多被视作“玉石”用以制作装饰品。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众多的绿松石器物，如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绿松石圆形器、绿松石饰品等，这些绿松石制品与玉器一样，在二里头时代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

我国绿松石矿床主要分布在陕西、湖北、河南、青海、新疆和安徽等省区，其中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处是我国主要的绿松石成矿区。根据成份分析和对古矿坑的实地调查，研究者认为，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原料主要来自鄂豫陕绿松石矿床分布区北矿带的云盖寺一带。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一处绿松石制作作坊，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另有几处绿松石加工地点。

三、回望大都

拨开3000年的历史烟云，二里头遗址在经历了六十年考古发掘后，显现出第一王朝的大都气象。

这一宏大的王都中心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宫城外围有“井”字形的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分割不同的功能区。长垣围合的官营作坊位于宫殿区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拱卫周边。方正规矩、功能完备的布局无不显示出王都特有的气质。

第三单元：厥土生民

夏代先民在伊洛河土质肥沃的二级台地上建立居住地。这是一个以农业为生存基础的社会，人们利用不同的农具种植收获多种农作物，饲养多品种的家畜保证肉食来源，可能还存在从外地输入家养动物及对绵羊进行次级开发的行为，手工业专业化分工明确，懂得选择合适的石材制作石器，陶器制作有了规模化生产。人们的聚集带来了宫城建筑所需的大量劳动力，社会分工带来了人群阶层的分化，国家形态开始出现。

一、五谷丰登——民以食为天，二里头遗址浮选出的谷物以黍、稻、粟、豆、麦为主。

民以食为天，充足的粮食供应是维系王权统治的根本保障。至少近一万年以来，中原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以粟、黍为主要作物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传统。

文献记载，中国古代以稻、黍、稷（粟）、麦、菽（shu-1）（豆）为农作物，而二里头遗址浮选出的谷物正好以黍、稻、粟、豆、麦为主。粟依然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而稻谷以异常高的出土数量显示其是当时重要的谷物品种之一，在二里头遗址粮食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里头遗址出土有少量的小麦、大豆等农作物遗存。一般认为，小麦是从西亚传入中原的，在黄河流域龙山时期的多个遗址曾有发现。20世纪90年代，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层出土了炭化小麦，表明二里头时期在中原腹心地区开始种植小麦。

多品种农作物种植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农业的总体产量，而且还能够减少单系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是古代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刻符与表述——数字、器物、植物、动物、自然现象。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迄今已发现数十例之多，这些符号分别表述着数字、器物、植物、动物、自然现象等，与后代成熟的甲骨文有着多种联系，为诠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史前文字的演化：刻画符号是刻划或描绘于各种质地器物上表示一定意义的符号。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分布广泛，延绵日久，形态丰富，具有一定的表意文字性质。黄河流域及周边区域不同考古学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体系的刻画符号，蕴涵着丰富的远古文化信息。

图片：黄河流域远古符号的重要发现、江淮地区远古符号的重要发现、其他地区远古符号的重要发现。

三、纺织与渔猎——骨、角、牙、蚌、陶质类工具。

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用于纺织的陶纺轮、骨针，用于狩猎的骨镞，用于捕鱼用的骨质铜质鱼钩、陶网坠等，表明这里的先民农业劳作外从事的绩麻、纺织、缝纫，以及频繁在郊外从事的渔猎活动。

四、烹饪与盛食——陶器的分类及使用。

二里头人主要饮食习惯为粒食，即将脱粒和精碾的粟黍和稻等作物，呈粒状或煮或蒸做成米饭或粥食用。二里头出土大量的陶器，有作为炊器用于蒸煮的罐、鼎和鬲；用于蒸食的甑和甗；作为盛食和存贮器的盆、盘、豆、簋、杯和尊、瓮、缸等，以及作为食物加工的擂钵、刻槽盘等。

五、聚落层级——多层级聚落社会面貌阐释了王朝国家形成期的国家气象。

二里头文化时期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多层级聚落社会面貌，阐释了王朝国家形成期的国家气象。

二里头文化的600余处聚落中，以300万平方米以上的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和核心，周边有数十万至百余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数万至20万平方米左右的次级中心聚落，以及众多几千至数万平方米的更小型聚落。在中原腹地形成了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布局网络清晰、等级结构分明、由河流水系有效连接的包括整个中原范围的庞大聚落群，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这很可能已经构成了二里头早期国家政治实体所能够有效控制的地域范围，充分显示了二里头王国具有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

1、大师姑遗址：位于荥阳市广武镇大师姑村和杨寨村南地的索河二级台地上，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城址总面积达51万平方米，由城垣和壕沟两部分组成。城址内部二里头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发掘清理有夯土房址、灰坑、窖穴、灰沟等多处遗迹，出土有青铜工具、玉钺、玉杯及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城内中北部可能为宫殿区。该遗址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四至和城垣分布清楚的二里头文化城址，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对探讨夏代晚期夏商文化关系、夏商交替年代等重大学术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左上：陶水管；右上：龙纹陶片；下丛葬坑。

2、望京楼遗址：位于新郑市新村镇杜村和孟家沟村以西及周边区域，遗址总面积约168万平方米。目前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两座早期城址。二里头文化城址位于二里岗文化城址外侧，其城墙毁弃于二里岗文化城址始建之时。二里头文化城址目前已发现东城墙、东南角、东北角及其护城河；二里岗文化城址城内面积约37万平方米，发掘出城门、道路、大型夯土建筑、房基和墓葬等遗迹。

这两座城址面积之大，在同期聚落中极为罕见，且二城位于同一地点，为国内首见。这对于探讨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两种文化交替、分界及早期中国城池建制、布局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上：南城墙夯层；下：随葬坑。

3、南寨遗址位于洛阳伊川县城东北部、彭婆乡南寨村西的坡地上，西至伊河约500米，东部为低山丘陵地带。遗址平面呈圆形，东高西低，略呈斜坡状；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480米，总面积24万平方米。

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过调查和试掘。1990至199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焦枝铁路复线工程的建设，对南寨遗址东北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450平方米，发现了龙山文化灰坑、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房基、陶窑、灰坑、墓葬等。其中墓葬中随葬有大量精美的陶器、玉器，对研究二里头时期墓葬形制具有重要意义。

南寨遗址一二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头二期早晚两段，南寨三期同二里头三期年代一致，南寨四期同二里头四期相同，为进一步研究二里头文化增添了新资料。

上：南寨遗址墓葬坑、南寨遗址二里头文化墓葬分布情况、南寨遗址远景。中：卜骨、陶纺轮、南寨遗址出土器物组合、壶行盉。下：海贝。

4、皂角树遗址：位于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皂角树村北，遗址坐落在伊河、洛河之间的二级阶地上，是一处毗（pi-2）邻二里头遗址的同时期古村落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现了二里头类型文化的窖穴、房基、水井，以及古河道等遗迹，特别是4000年前的小麦、谷子、水稻、豆类和薏米等一批炭化农作物及其它动植物标本。这对于研究二里头时期伊洛河流域环境和生产生活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上：大口尊、深腹罐、甑；中：皂角树遗址孢粉、农作物种子、硅酸体、果实；下：皂角树遗址全景。

5、东赵遗址：位于郑州市高新区沟赵乡东赵村，发现了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两座城址。新砦期城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第二座该时期城址，同时也是嵩山以北地区发现的第一座新砦期城址。

丰富的新砦期遗存，使新砦期文化面貌变得清晰，为探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翔实的新材料，有助于推动早期夏文化的深入研究。

上左：鼎（二里头文化时期）、鬲（商代）、三足盘（新砦期）；上右：字母口瓮（新砦期）、盉（二里头文化时期）、斝（龙山文化晚期）；

左上：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平面示意图；左中：基址剖面；左下：二里头时期城址城墙剖面、新砦期水池、新砦期祭祀坑；

右：东赵遗址探方分布图。

第四单元：巍巍华夏

至今4000年的前后，东亚地区不同族群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文明交互作用圈，中原族群在这种互动整合中逐渐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到了距今3800年前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元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强力向四方扩张，辐射其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

二里头遗址标志着中华文明由“多元化”的古国文明最终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时代，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发展繁荣的基础。

一、夏小正——中国最早的天文历法。

相传夏禹曾“颁夏时于邦国”，《夏小正》是后人追记和加工过的夏人历法书，它的出现说明了农耕与季节、天象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生活中积累对时令物候的认识，并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

《夏小正》内容是按年12个月，分别记载每月的物候、气象、星象和有关重大政事，其文句简奥、历法质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历法文献。

二、吸纳辐射——二里头文化兼收并蓄，汇集精粹，引领四方，达致辉煌。

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及更远的区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交流。二里头文化的强势吸纳和辐射，不仅使得更为广大区域内均可见二里头文化的踪迹，以宫室、墓葬、礼器制度为核心的文化扩张，表现出最初王朝与国家层面理念和行为的认同。而且位居中原的二里头遗址，也凝聚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在汇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精粹的同时，以其先进的文化引领四方，最终达致王朝文明的辉煌。

三、世界视野下的二里头文化——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持续性使华夏民族具有强烈而持久的认同感。

世界上古老的文明实体，主要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其兴起的时间均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间。这期间，人类的农耕、城市、文字、青铜开始在各大文明中呈现。

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持续性使华夏民族具有强烈而持久的认同感。在东亚地区，中华文明经过上万年的独立发展，在约公元前25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形成多元的邦国，开始走向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多元一体的中原王朝文明，这意味着中华文明与其他古国文明一样，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渊源。

二里头文化时期与世界各大文明对照简表。 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简表。

中华牙璋文物特展——彰显中国。

前言

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物质象征。通过二里头遗址出土牙璋与南方金沙遗址牙璋的对比，折射出中原夏商王朝与其他邦国之间关系的建立，二里头牙璋在中国南方地区的传播，正是夏代国家政权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反映。政治制度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牙璋可被视作东亚地区国家制度形成的一种物质标志。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牙璋出现于距今约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早期的山东半岛东部地区。东濒黄海，南至交州及闽、粤海隅，都有牙璋传播的足迹。

一、牙璋之解：

璋，是古代礼玉“六瑞”之一，有祭天、拜日、祈年、祀山川、兵符、馈赠等多种用途，也是社会等级与权力的象征。牙璋是由“农业工具演变而来的制作精致、装饰华丽的大型礼器”。牙璋源自农耕工具耒耜，是仿耒耜的形状而作的瑞玉，也是古人重农思想的反映。

牙璋之名最早见于《周礼》，两汉以来，不少学者曾为牙璋做过注释和图解。首次参照《周礼》而辨识牙璋实物者为晚清学者吴大瀓（cheng-2），他在《古玉图考》中将其所藏的一种玉器定名为牙璋，并谓其形状“首似刀两旁无刃，……独有旁出之牙，故曰牙璋”。

《说文解字》云：“璋，剡（yan-3）上为圭，半圭为璋”，清末吴大瀓在《古玉图考》中把实物与文献对照研究，把半首、柄部穿孔并带牙饰的长条形玉器，定为牙璋。牙璋，肇始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演化，成为一种承载着权力、礼制、文明的核心器物。璋的文化内涵也逐渐渗透至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图：牙璋的各部位名称。

历史文献中关于“牙璋”记载一览表一。

历史文献中关于“牙璋”记载一览表二。

清，吴大瀓《古玉图考》中的牙璋。

二、牙璋之源：二里头夏都以早期王朝的形态出现，改变了东亚大陆国家政治文化的格局，二里头都邑的大型宫殿建筑具有着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从而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牙璋也超越了宫廷礼仪的概念，成为王朝政治制度秩序的象征，可以发挥着凝聚人心，促使民众或其他部族认同二里头王权的权威。

图：多地出土的二里头类型牙璋。

1、二里头牙璋：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第一王都”，具有成熟的宫廷礼仪，是东亚早期国家的典范。青铜器和玉石礼器是二里头文化宫廷礼仪最重要的象征，而牙璋作为宫廷礼仪的核心，其所包含的意义很可能已经超越了宫廷礼仪的概念，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物质象征，也是国家政治制度起源研究的重要对象。

牙璋是王权体现的一个重要载体，见证了二里头文化从中原向外拓展的历史时期，是最早中国形成的重要物证。

牙璋（复制品），夏代，洛阳偃师二里头出土，洛阳博物馆藏。

1）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牙璋。 牙璋（复制品），夏代，新郑望京楼商代遗址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2）新郑、桐柏等地出土的牙璋。 牙璋（复制品），夏代，郑州南郊杨庄村遗址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3）二里头遗址VM3：该遗址保存情况较好，上部仅被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夯土叠压，未被破坏。墓口南北长2.15米、东西宽1.3米、深1.25-1.3米。原应有二层台，二层台内侧或有外饰红漆的木棺。出土牙璋和绿松石管各2件，玉钺、玉尖状饰、陶爵、陶盉、圆陶片（或为漆觚底部）、单耳圆腹罐、高领罐、陶盆各1件。两件牙璋南北异向、柄部居中放置于墓葬中间地带，形体稍大的M3：4刃部朝北，刃部压在玉钺上。 4）新砦期牙璋：新砦期牙璋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期，新砦期文化有着承上启下的特质。

新砦期代表性遗址花地嘴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站街镇北瑶湾村村南的较为平坦的台地上。出土玉器有牙璋、圭、璧戚、戈、琮、方形凹面器、圆角形璧、玉锛等。

新砦期玉器组合图照片。

花地嘴遗址T17H1祭祀坑：祭祀坑开口于新砦期层下，打破生土。平面呈近椭圆形，口长径2.35、短径2.1、深0.7米。袋状，口小底大，南部坑壁微弧外撇，北壁近直，壁面不规整，不规整底近平。底长径2.55、短径2.1、深1.9米。坑底北部有人骨架一具，保存较好，为仰身直肢，头向西北，面向东北，性别为男性。南部置放1件玉牙璋.里面堆积仅有一层，浅褐色土，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

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牙璋，大小、材质不一。 2、、龙山文化牙璋：山东是牙璋的起源地，牙璋首先出现于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年代横跨距今5000-4300年。山东龙山式牙璋从年代和各种技术特征的组合，均反映出迄今为止所知的东亚地区最古老牙璋的特征。牙璋早晚期在长宽、扉牙、刀刃和材质上也出现明显变化。山东龙山文化的牙璋主要出土于四处遗址，分别为沂南罗圈峪村、临沂大范庄、五莲上万家沟北岭和海阳司马台。

山东龙山牙璋分期图。

牙璋，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临沂大范庄出土，临沂市博物馆。 牙璋，龙山文化，五莲县石场乡出土，五莲县博物馆藏。 3、石峁文化牙璋：石峁（mao-3）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文化阶段规模最大的城址。该城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初步判断其文化命名为石峁类型，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

牙璋是石峁玉器中最主要的器形。石峁牙璋年代较龙山文化牙璋稍晚，数量较多，款式繁杂，多为墨玉质地，一般尺寸较大，其发育状况远胜于龙山文化牙璋。石峁遗址是我国出土牙璋最多的遗址，也是牙璋琢治最为发达的古文化区。

牙璋，龙山晚期，夏，神木石峁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牙璋，龙山晚期，夏，神木石峁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三、二里头文化牙璋的传播：自二里头文化期以后牙璋由中原核心地区向南方发展、辐射。以中原地区牙璋特征如龙形扉牙、牙璋本体侧缘刻划竖纹等作为“指纹痕迹”，展示中原地区牙璋向西南四川盆地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影响。

1、三星堆文化牙璋：古蜀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牙璋无论从形制还是纹饰上说，都有浓郁的地域性，有浓厚的蜀风，是古蜀人思想的体现，生活的再现。

牙璋，商代，一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一号祭祀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长4.5-4.64，宽3.3-3.48米；坑底较平，长4.1，宽2.8，深1.46-1.64米。 牙璋，商代，一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 2、金沙遗址牙璋：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迄今中国所知数量最多、体积最硕大的牙璋玉石器，估计总数量超数百件以上。据报道，其中金沙早期的牙璋，均为石质，晚期玉牙璋比较普遍。金沙遗址共出土66件大型石质的牙璋，以第三号祭祀遗迹内的发现最为集中。

牙璋，晚商至西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牙璋，晚商至西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三号祭祀坑遗存：发现有石璧、石璋的半成品与石饼形器等成片堆积的情况。堆积面东西长19米、南北宽14米，面积近300平方米。

石璋大多只有器身部分，而少有柄部，放置在石璧旁边或下部，摆放并无规律。

石璋主要集中出土于祭祀活动场所，一部分为机械施工时发现的采集品（15件），另以三号祭祀遗址内最为集中（45件）。

牙璋，夏代，桐柏县月河镇左庄村出土，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牙璋，石家河文化，荆州汪家屋场，荆州博物馆藏。 牙璋，新石器时代，旅顺博物馆藏。 牙璋（复制品），晚商至西周，香港南丫半岛大湾出土，香港中文大学藏。 3、各区域文化牙璋：商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各区域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此时期的出土牙璋遍布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以及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频繁交流、互相影响的实物见证。陕西、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地的遗址或墓葬都出土或采集有牙璋。

另外香港第三大岛丫岛西岸的大湾遗址的六号墓（M6）也发现牙璋1件。越南青铜时代早期冯原文化的冯原遗址和仁村遗址中发现了8件牙璋，是四川盆地与红河平原早期文化相互交流的见证。

牙璋演变示意图。二里头VM3:4牙璋长54厘米之多，对比龙山文化、新砦文化阶段一般长20-30厘米的牙璋，则二里头阶段VM3:4牙璋巨大变化明显，显示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规模硕大的共同特征。最后三星堆和金沙玉牙璋最大的到1米或以上，空前巨大。

东亚牙璋分布图。 牙璋（复制品），越南富寿省仁村遗址出土，越南富寿省博物馆藏。 四、牙璋与国家政治：夏商牙璋分布的共同区域，可能有着近似的国家政治思想的理念，使政治文化初期东亚及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初现。而二里头王都建中立极——宫廷礼制的形成，更为国家秩序构建了雏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波及东亚数千公里的范围，反映了二里头政权已成为广域政治文明表率的象征。 结束语

牙璋，是中国古代玉器在整个东亚分布最为广泛的器类之一。而就礼器而言，牙璋分布最广，同时也最具神奇魅力。

在二里头文化出现前夜的龙山时代，起源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数种大型有刃玉器如璋、斧、刀等向西传播。在地处黄土高原的陕北地区大量出现，又从那扩散至黄河上游。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玉璋又从中原地区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南传的玉璋，都是以二里头文化兴盛期文化因素的扩散为契机的。

牙璋作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使者，见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